近四十年“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研究的三個(ge) 階段

作者：丁四新

來源：《衡水學院學報》2019年第3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四月十二日癸醜(chou)

          耶穌2019年5月16日

摘要：以20世紀90年代初和21世紀10年代初為(wei) 界，近四十年關(guan) 於(yu)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的研究可分為(wei) 三個(ge) 階段。第一階段屬於(yu) 初步反省期，學者論證了《天人三策》作於(yu) 元光元年五月的觀點，否定了漢武帝采納董仲舒建議而實行這一政策的說法；不過，對於(yu) 這兩(liang) 句話究竟是由誰提出來的問題，學者普遍缺乏探索的興(xing) 趣。第二階段屬於(yu) 深入辯論期，這兩(liang) 句話產(chan) 生了兩(liang) 種用法，貶義(yi) 用法認為(wei) 它們(men) 在思想上屬於(yu) 專(zhuan) 製性質，褒義(yi) 用法則認為(wei) 它們(men) 是對漢代學術思想政策的恰當描述。對於(yu) 武帝或漢代是否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的問題，學者提出了多種意見；同時一般不否認班固“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概括。第三階段屬於(yu) 學術總結期，有多篇綜述發表，有多位學者認為(wei) 易白沙是這兩(liang) 句話的真正提出者。目前，對於(yu)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的研究仍有待深入，有待於(yu) 形成新的學術共識。

關(guan) 鍵詞：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天人三策》；專(zhuan) 製；漢武帝；易白沙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兩(liang) 句眾(zhong) 所周知的口號。近四十年來，就“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及其相關(guan) 問題，學者發表了大量論文，展開了持久的學術反思和爭(zheng) 論。這場爭(zheng) 論和反思不屬於(yu) 政見之爭(zheng) ，而屬於(yu) 時過境遷的學術“較真”，既解決(jue) 了一些老問題，又提出了一些新問題。筆者在閱讀了其中六七十篇論文後，仍感到有一些關(guan) 鍵材料和關(guan) 鍵問題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和恰當的敘述，這直接影響了人們(men) 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的解決(jue) ，及我們(men) 對於(yu) 漢代學術思想政策的評判。

一、引言

在近四十年裏，學者發表了大量探討和研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論文和文章，估計在100~200篇之間[1]。另外，有大量書(shu) 刊文章或論文在不知不覺中采用了這兩(liang) 句經典口號，“讀秀學術搜索”（www.duxiu.com）顯示，有近五萬(wan) 條之多。近十年來，有三篇文章專(zhuan) 門綜述了研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的學術成果，它們(men) 分別是劉偉(wei) 傑的《漢武帝獨尊儒術問題的研究現狀與(yu) 反思》[1]、郝建平的《近30年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研究綜述》[2]和郭炳潔的《近三十年“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研究綜述》[3]。這三篇文章都采用分類法，綜述了1993－2005、1983－2012、1979－2014年間的研究成果，其中郝、郭二文的綜述較為(wei) 清晰和細致，在質量上明顯勝過了劉文。郝氏的綜述包括如下五個(ge) 方麵：漢武帝是否實行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這一政策何時實行，誰是這一政策的首倡者，以及獨尊儒術的原因和曆史作用是什麽(me) 這五個(ge) 問題[2]。郭氏的綜述也包括五個(ge) 方麵：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可信性的質疑和反駁，對這一政策的原因分析，曆史過程考察，與(yu) 董仲舒的關(guan) 係，及其內(nei) 涵和性質的重新詮釋[3]。很容易看出，這兩(liang) 篇綜述在子題上頗為(wei) 相近，對討論的問題都做了很好的概括。依此，郝、郭二氏對於(yu)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的研究做了較為(wei) 細致的綜述。

分類綜述有一大好處，即能夠很清晰地顯示各子問題及學者對於(yu) 這些子問題的回答。郝、郭二氏的分類綜述正是如此。不過，他們(men) 的綜述難以避免分類綜述本身所固有的缺點或不足，即它容易忽視某一研究的階段性特征及其主要問題，容易犯主次不分的毛病，容易不辨是非而雜陳各家意見。在筆者看來，學術綜述的目的應當：一在於(yu) 告訴人們(men) 研究的曆程和不同層麵；二在於(yu) 告訴人們(men) 已取得的積極成果和正確結論；三在於(yu) 告訴人們(men) 既往研究之不足，並進而指明問題之所在。在這三點上，郝、郭二氏的綜述又是頗為(wei) 不足的，甚至存在嚴(yan) 重的缺欠。就當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的研究，郝、郭二氏忽視了學者研究這一問題的曆史性和階段性特征，忽視了對人們(men) 研究此問題之動力的揭示，以及忽視了對主導意見的強調和對於(yu) 不同意見之是非的評判。因此郝、郭二氏的綜述實際上僅(jin) 羅列了一堆看似“不偏不倚”的意見，但其是非然否則仍有待讀者的甄別和評判。

筆者認為(wei) ，當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及其相關(guan) 問題的研究可以劃分為(wei) 三個(ge) 階段：20世紀70年代末至20世紀90年代初為(wei) 第一階段；1993年至21世紀10年代初為(wei) 第二階段；21世紀10年代初至今為(wei) 第三階段。第一階段為(wei) 初步反省期，第二階段為(wei) 深入辯論期，第三階段為(wei) 總結期。每一階段各有其問題、內(nei) 容和特點。

二、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的研究為(wei) 初步反省期，主要圍繞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作於(yu) 何時和漢武帝是否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這兩(liang) 個(ge) 問題展開。

就第一個(ge) 問題，大部分學者讚成由範文瀾、侯外廬和翦伯讚主導的意見，認為(wei)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作於(yu) 建元元年（前140年）[4-6]。不過，於(yu) 傳(chuan) 波、施丁、嶽慶平三位開始了批評，認為(wei) 由司馬光提出的這一說法是不對的[2]；他們(men) 認為(wei) 《天人三策》作於(yu) 元光元年（前134年）五月。於(yu) 氏說：“上述大量事實確鑿地證明了董仲舒對策是在元光元年。”[7]施丁的主張更為(wei) 具體(ti) ，認為(wei) 《天人對策》作於(yu) 元光元年五月，並大力批駁了建元元年說、建元五年說和元光元年二月說，且詳細地列數了古今提出或支持這四種說法的學者。他認為(wei) ，董仲舒不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創始人[8]。應該說，“董仲舒《天人三策》作於(yu) 何時”的問題在施丁那裏已經得到了很好的解決(jue) 。嶽慶平[9]繼續了於(yu) 、施二氏的觀點，不過他的批評針對的主要是蘇誠鑒[10]所謂元朔五年的新說[3]，有較強的針對性；同時嶽文在資料上有所擴充。

需要指出，盡管於(yu) 、施、嶽三氏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20世紀80年代提出了正確的觀點，並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論證，但是令人遺憾的是，我們(men) 看到，此後仍有許多人在“《天人三策》作於(yu) 何時”的問題上糾纏不清：或者頑固地堅持司馬光舊說[4]，或者別出心裁、提出新說，例如劉國民提出了元光五年說[11]，孫景壇提出了班固偽(wei) 作說[5]；而王葆玹為(wei) 了論證“漢成帝建始二年開始形成獨尊儒術的局麵”的觀點，竟然輕率地同意了蘇誠鑒的元朔五年說[12]。

就第二個(ge) 問題，即就“漢武帝是否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的問題，學者一般不否定這一政策的存在[6]，但在“何時實行”及“由誰實行”的問題上，王賓如、蘇誠鑒、王葆玹和黃開國等人的意見不同。王賓如、王心恒認為(wei) “罷黜”和“獨尊”都發生在“王莽當權之時”，而“不是武帝在位之際”[13]；王葆玹認為(wei) 發生在漢成帝建始二年[14]；蘇誠鑒、黃開國則重新肯定所謂漢武帝實行“獨尊儒術”政策的流行意見[15-16]。王葆玹還認為(wei) ：“漢武帝不但沒有‘罷黜百家’，反倒使官方學術的內(nei) 容更加豐(feng) 富，範圍更為(wei) 寬廣了。”[12]

與(yu) 以上諸氏不同，趙克堯主要從(cong) 內(nei) 容和思想實質上直接批評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說法本身，認為(wei) 它是難以成立的。他說，“罷黜百家”的提法“不夠科學”“不符合實際情況”，從(cong) 樞臣的構成來看漢武帝是兼收並用的，從(cong) 人才觀來看漢武帝是寬容“百端之學”的。又說，漢武帝實行的是“崇儒”，而不是“獨尊儒術”的政策，而且其“崇儒”有始無終、有名無實，其本身即是漢代国际1946伟德統一之過程的一個(ge) 結果[17]。1991年，柳絲(si) 在一則補白短文中說道：“人們(men) 長期以來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孔子’或‘獨尊儒術’，是誤記了班固的《漢書(shu) ·武帝紀讚》的‘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而臆說的。……所謂‘表章《六經》’，也隻是設置‘《五經》博士’，把幾個(ge) 傳(chuan) 授《五經》的迂儒養(yang) 起來，還替他們(men) 招了五十幾名官費學生，叫作‘博士弟子員’，把《五經》傳(chuan) 頌下去，並無禁止百家流傳(chuan) 的措施。”[18]柳氏的特別之處在於(yu) 他認為(wei)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流行說法其實是對班固《武帝紀讚》“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臆說和歪曲。趙、柳二氏的觀點頗具價(jia) 值，後來在第二階段的研究和學術爭(zheng) 論中一再得到重複。

總之，在此一研究階段，雖然絕大多數研究者依循慣性仍然將“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看作對漢代學術思想政策的恰當定性，但是部分學者表示了懷疑，提出了頗具價(jia) 值的新觀點：其一，肯定《天人三策》作於(yu) 元光元年五月，而不是作於(yu) 建元元年，從(cong) 而否定了“漢武帝采納董仲舒建議”雲(yun) 雲(yun) 的流行意見；其二，質疑甚至否定武帝實行了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後者又表現為(wei) 兩(liang) 個(ge) 方麵：王葆玹、王賓如二氏認為(wei) 這一政策分別是由漢成帝和王莽實行的，而趙克堯則針對這一政策本身，認為(wei) 漢武帝實行的是“崇儒”而非“獨尊儒術”、是包容“百端之學”而非“罷黜百家”的政策。柳絲(si) 沿著趙克堯的意見，進一步認為(wei)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乃是對班固“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說的歪曲和臆說。可以看到，在此一階段，學者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積極見解。不過，距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真相的揭明尚遠。絕大多數學者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所謂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說法，乃是由清末民初的啟蒙思想家易白沙正式提出來的。不僅(jin) 如此，對於(yu)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究竟是由誰提出來的問題，學者在那時一般缺乏探索的興(xing) 趣，而付之闕如。

三、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1993年至21世紀10年代初）的研究為(wei) 爭(zheng) 論深入期，以孫景壇與(yu) 其他學者的爭(zheng) 論為(wei) 主線，人們(men) 繼續討論了董仲舒《天人三策》作於(yu) 何時和漢武帝是否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這兩(liang) 個(ge) 老問題，同時開始思考這一政策的思想性質及探索它最先是由誰正式提出來的問題。此一階段具有明顯的爭(zheng) 論特征，孫景壇是這場爭(zheng) 論的發起者和主角。孫氏自為(wei) 一方，管懷倫(lun) 、吳九成、楊生民、張進、劉偉(wei) 傑、江新、鄧紅等為(wei) 另一方。從(cong) 1993年至2010年，孫景壇至少發表了12篇相關(guan) 論文[19-30]，其觀點基本上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子虛烏(wu) 有——中國近現代儒學反思的一個(ge) 基點性錯誤》和《董仲舒非儒家論》二文中表達了出來。概括起來，孫氏的觀點大體(ti) 如下：（1）孫氏認為(wei) ，《天人三策》是班固的偽(wei) 作，第三策乃是對董仲舒晚年詔對的拚湊，武帝的尊儒與(yu) 董仲舒的建議無關(guan) 。（2）孫氏認為(wei)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子虛烏(wu) 有”，他不反對漢代存在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但它不是由漢武帝或由武帝采納董仲舒的建議而實行的，而是由漢章帝開始作俑的。（3）孫氏將漢武帝的政策與(yu) 董仲舒的建議在性質上二分，認為(wei) 後者可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概括之，且屬於(yu) 所謂“思想專(zhuan) 製”性質。（4）孫氏認為(wei) ，董仲舒不屬於(yu) “儒家”，而屬於(yu) “術家”。所謂“術家”，指申子、韓非、李斯等人物。（5）孫氏注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反思的科學基點”或“近現代儒學反思的基點”問題，他認為(wei) ，既然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屬於(yu) 子虛烏(wu) 有，那麽(me) 它就不可能是中國近現代儒學反思的真正基點。（6）孫氏反駁了管懷倫(lun) 、劉桂生、張進和劉偉(wei) 傑等人對於(yu) 他的批評。

現在看來，孫氏好辯。他撰寫(xie) 了大量論文，是此一階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之討論和爭(zheng) 論的動力源頭。孫氏有些意見是正確的或恰當的，如他認為(wei) 漢武帝沒有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屬於(yu) 思想專(zhuan) 製性質，應當從(cong) “近現代儒學反思的基點”來看待“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等，都是富有積極意義(yi) 的見解。但是，他有更多的觀點是錯誤的，甚至荒唐的。例如，他主張漢章帝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作俑者，認為(wei) 《天人三策》是班固的偽(wei) 作，董仲舒非儒家，宋明理學非儒家，及主張漢武帝采納主父偃的“推恩令”是中國傳(chuan) 統文化反思的科學基點等，這些觀點或論調要麽(me) 過於(yu) 大膽，要麽(me) 根據嚴(yan) 重不足，它們(men) 很難說是正確的。

管懷倫(lun) 、吳九成、張進、劉偉(wei) 傑、江新、鄧紅等人批評了孫景壇的觀點。管氏認為(wei)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確有其事；又認為(wei)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一個(ge) 過程，“不僅(jin) 是由八個(ge) 形態各異的重大事件構成，而且充滿驚心動魄的權力鬥爭(zheng) 和波譎雲(yun) 詭的政治權謀”[31-32]。吳九成專(zhuan) 文批評了孫氏所謂董仲舒不屬於(yu) 儒家而屬於(yu) 術家的觀點[33]。張進認為(wei) 孫氏所謂“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子虛烏(wu) 有”的主張缺乏令人信服的證據，所謂《天人三策》乃班固作偽(wei) 等說法根本不能成立，因此在張氏看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絕非謊言[34]。劉偉(wei) 傑認為(wei) ：“一個(ge) 不爭(zheng) 的事實是，儒術恰恰是從(cong) 漢武帝時代起取得絕對的優(you) 勢地位的，並且董仲舒在其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因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說法其實並沒有錯。”[35]江新再次肯定和論證了董仲舒對策之年為(wei) 元光元年五月，批評了孫氏所謂《對策》為(wei) 班固偽(wei) 作的說法[36]。鄧紅將孫氏的論調概括為(wei) “董仲舒否定論”，即從(cong) 懷疑《天人三策》的個(ge) 別文本到懷疑其與(yu) 董仲舒的關(guan) 係，推斷其為(wei) 班固的偽(wei) 作，進而否定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曆史事件。鄧氏指出，在日本，平井正士、福井重雅二氏此前已持“董仲舒否定論”。鄧教授不同意他們(men) 的觀點，並從(cong) 方法論上對“董仲舒否定論”做了深入的批評[37]。此外，劉桂生從(cong) 近代學者之曲解的角度對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作了有力的辯護，其要點如下：（1）“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隻是統一入學、入仕的學術思想標準，不是統一社會(hui) 的政策。（2）“罷黜”是罷之令歸、斥之令退，而不是禁絕之意，所謂“獨尊儒術”乃是以儒家思想為(wei) 統治地位之意，與(yu) 歐洲的宗教專(zhuan) 製不同；同時，孔子也不等於(yu) 羅馬教皇。（3）將“罷黜百家”等同於(yu) “禁絕諸子”，“獨尊儒術”等同於(yu) “儒學專(zhuan) 製”，支持這種思想的理論淵源於(yu) 歐洲，直接來自日本，且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由梁啟超、章太炎等人共同評定的。梁、章等人認為(wei) ，漢武帝的“罷黜”與(yu) “獨尊”就是學術文化上的獨裁，它們(men) 是扼殺學術與(yu) 思想自由，造成中華民族在近代瀕於(yu) 危亡的重要緣由[38-39]。通過如此這般的辨析和考證，劉桂生剝離了“專(zhuan) 製”“獨裁”的價(jia) 值含意，而繼續維護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流行說法。換言之，劉氏在一本正經地矯枉這兩(liang) 句話的原意，而使之向積極意義(yi) 的一端滑轉。可惜，他的學術考察漏過了易白沙，同時在方法論上沒有反省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所產(chan) 生的時代背景及在此時代背景下此二語所具有的特定的思想性質。

在此階段，楊生民與(yu) 周桂鈿，陳新業(ye) 與(yu) 李玲崧還展開了兩(liang) 場小爭(zheng) 論。楊生民認為(wei)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董仲舒的建議，但漢武帝沒有采納，武帝實際上實行的是“尊儒術”“悉延百端之學”和兼用諸子百家的政策[40-41]。後來，他回應周桂鈿的批評時還說道：“漢武帝隻是在學術上‘獨尊’了儒術，並未把這一方針貫徹到用人和政治各方麵去。”[42]周桂鈿不同意楊生民所謂武帝“並非獨尊儒術”的說法，他說：“從(cong) 漢代產(chan) 生經學這一事實來看，漢代是獨尊儒術的，以漢武帝立五經博士為(wei) 標誌。”又說：“經學是如何產(chan) 生的？那就是獨尊儒術的結果……不能因為(wei) 漢武帝任用了一些其他學派的思想人物，就否定他獨尊儒術；也不能因為(wei) 他獨尊儒術，就否定他任用儒家以外的人物。”又說：“如果沒有漢武帝獨尊儒術，怎麽(me) 會(hui) 有經學產(chan) 生？”[43]周氏肯定和維護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傳(chuan) 統說法。不過，很顯然，他對於(yu) “獨尊儒術”之思想性質的理解與(yu) 梁啟超、易白沙的定義(yi) 不同。陳業(ye) 新認為(wei)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最早是由衛綰提出的[44]，而李玲崧認為(wei) 它最早是由董仲舒提出的[45][7]。此外，莊春波[46]、朱翔非[47]等認為(wei)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首先是由司馬光提出來的。

總之，在此一階段，《天人三策》作於(yu) 元光元年五月的說法進一步得到明確，而關(guan) 於(yu)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討論在不斷深化和兩(liang) 極化，並產(chan) 生了兩(liang) 種用法：一種用法認為(wei)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在思想性質上屬於(yu) 專(zhuan) 製，為(wei) 貶義(yi) 用法；另一種用法則認為(wei) ，這兩(liang) 句不過是對漢代之學術思想文化政策的客觀描述，它們(men) 隻不過表明了漢武帝對儒術的尊崇和重視，為(wei) 褒義(yi) 用法。前一種用法為(wei) 流行意見，後一種用法見於(yu) 周桂鈿、劉桂生、劉偉(wei) 傑等人的論文，其中劉桂生為(wei) 這兩(liang) 句話專(zhuan) 門作了辯誣。進一步，漢武帝本人是否實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這有兩(liang) 種意見：一種肯定之，但有貶義(yi) 和褒義(yi) 之別；一種否定之，且在此否定意見中，又有隻否定漢武帝卻不否認漢代曾實行過這一政策（如成帝或章帝說），及完全否定漢代實行過這一政策的分別。不過，二說一般不否認班固所謂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漢書(shu) ·武帝紀讚》）的說法。

此一階段的研究以學術爭(zheng) 論為(wei) 其基本特征，各方觀點蜂出，糾纏不清，未能達成一致意見，某些錯誤的看法反而大獲流行。不過，可以肯定，對於(yu) 誰首先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政策及其思想性質是什麽(me) 這兩(liang) 個(ge) 問題，學者產(chan) 生了濃厚的興(xing) 趣。因為(wei) 這兩(liang) 個(ge) 問題直接關(guan) 係到人們(men) 對於(yu)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的研究和理解。同時，學者開始意識到，“誰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和“誰實行”這一政策，其實是兩(liang) 個(ge) 問題。

四、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的研究自21世紀10年代初至今。這一階段為(wei) 總結期：其一，學者開始了對相關(guan) 學術研究成果的整理和綜述，其中郝建平[2]、郭炳潔[3]的綜述較好；其二，在掌握諸說的基礎上，少數學者開始跳出曆史的限宥，把握關(guan) 鍵問題和環節，展開了深度的學術辨析和研究。在此方麵，宋定國、鄧紅、鄭濟洲、秦進才和筆者的觀點值得注意。

在當代學者中，朱維錚是最先言及易白沙與(yu)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有關(guan) 的學者，但是從(cong) 其論述來看，朱先生的反省意識不強，他似乎沒有意識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正是由易白沙首先提出來的這一學術要點[8]。另外，朱先生的這篇文章發表於(yu) 三十多年前，至今幾乎沒有得到其他學者的引用，影響極小。

近十年來，情況有了較大的改觀，宋定國、鄭濟洲、秦進才和筆者相繼指出，易白沙是解決(jue)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的關(guan) 鍵。宋定國指出，易氏《孔子平議》有一段話是“最早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字”[48]，換一句話說，易白沙為(wei)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提出者由宋氏重新揭明了出來。不過，從(cong) 其引述來看，他似乎沒有親(qin) 自查對原文，所引易白沙文很可能轉引自他人。鄭濟洲不但肯定易白沙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提出者，而且認為(wei) 易氏的思想“帶有強烈的新文化運動的情結”[49-50]。最近，筆者和秦進才教授都再次肯定易白沙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二語的最先提出者。秦氏的特別之處在於(yu) 通過詞源學的係統考察肯定了此說[9]，筆者則試圖做係統的學術梳理和總結性的研究，全麵辨析“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及重新判斷漢代是否實行了儒學學術思想專(zhuan) 製的政策[10]。

總之，雖然學界對於(yu)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的總結開始了一段時間，但仍有待深入研究，得出更為(wei) 紮實的結論和形成廣泛的學術共識。

五、結語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流行於(yu) 現代中國的兩(liang) 句口號和咒語。近四十年來，發表了大量相關(guan) 論文。大體(ti) 說來，目前對於(yu) 此一問題的研究取得了如下成績：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寫(xie) 於(yu) 漢武帝元光元年五月，這是大家比較一致的意見；漢武帝或漢代是否實行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引起了學界的廣泛懷疑和討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性質是什麽(me) ，引起了學者的廣泛思考和反省；“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說的曆史形成問題，受到學者的重視；而否定漢武帝實行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的意見，在學界似乎占據了上風。此外，部分學者還區別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與(yu) 董仲舒《天人三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班固《武帝紀讚》“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的不同。

從(cong) 總體(ti) 上來看，在現有關(guan) 於(yu) 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的研究成果中，正確的意見和錯誤看法糾雜在一起，長期處於(yu) 爭(zheng) 論不休的狀態，難以達成共識。在筆者看來，以往的研究缺陷或不足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ge) 方麵：（1）絕大多數研究者不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真正來源，不知道這兩(liang) 句話最先是由誰及在什麽(me) 曆史背景下提出來的。（2）研究者一般缺乏追問“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思想性質的興(xing) 趣，要麽(me) 順從(cong) 流行說法，肯定其為(wei) 專(zhuan) 製，要麽(me) 想當然地認為(wei) 它是一個(ge) 恰當的客觀描述，認為(wei) 它很好地肯定和描述了儒學在漢帝國中曾經享有的無與(yu) 倫(lun) 比的崇高地位。（3）絕大多數研究者似乎不明“獨尊”一語的詞源及其思想內(nei) 涵，不知董子《天人三策》“邪辟之說滅息”的語源出處。由此，他們(men) 也就難以準確地理解“獨尊”和“罷黜”兩(liang) 詞的含義(yi) 。（4）多數學者不能恰當地處理和辨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與(yu) “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獨尊儒術”與(yu) “悉延百端之學”“漢家本以霸王道雜之”的關(guan) 係。（5）絕大多數學者沒有分辨“《六經》”與(yu) “儒術”的關(guan) 係，對《史記·儒林列傳(chuan) 》《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漢書(shu) ·藝文誌》及漢代的知識體(ti) 係缺乏必要的理解。

有鑒於(yu) 此，筆者認為(wei) ，如下問題是仍然值得研究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兩(liang) 句話最先是由誰提出來的？其本意或思想性質是什麽(me) ？進一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是否是由董仲舒首先提出，而漢武帝是否實行了這一政策，且二者孰先孰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否是對漢武帝或漢代所實行的學術思想文化政策的準確概括，它是否與(yu) 那時的曆史實際相符合？或者說，“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否可以應用於(yu) 對漢武帝、董仲舒，或對漢代之學術思想文化政策的概括？與(yu) 此相關(guan) ，漢代是否實行了所謂儒家學術思想專(zhuan) 製的政策？進一步，從(cong) 語義(yi) 和思想上來看，董仲舒所謂“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班固所雲(yun) 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與(yu)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什麽(me) 關(guan) 係？這些問題，都是研究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所要關(guan) 注和討論的學術重點[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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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2013年，郝建平統計發表的相關(guan) 論文約為(wei) 180篇。在2015年，郭炳潔說:“迄今為(wei) 止，公開發表的相關(guan) 論文有上百篇之多。”參見郝建平《近30年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問題研究綜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3年第4期，第103頁）；郭炳潔《近三十年“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研究綜述》（《史學月刊》2015年第8期，第105頁）。

[2]司馬光將董仲舒對策一事係於(yu) 漢武帝“建元元年”條下，並在《通鑒考異》中說明了其理由。參見（宋）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鑒》第2冊(ce) 第549-556頁《漢紀九》（中華書(shu) 局1956年版）；（宋）司馬光《資治通鑒考異》卷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311冊(ce) 第8頁（台灣商務印書(shu) 館1986年版）。

[3]蘇誠鑒的元朔五年說，還遭到了周桂鈿、於(yu) 傳(chuan) 波的批駁。參見周桂鈿《董學探微》第10-19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於(yu) 傳(chuan) 波《從(cong) 董仲舒在膠西的年代看元朔五年對策說》（《學術研究》1990年第3期，第102-103頁）。此外，周桂鈿較早地維護了元光元年五月說。

[4]例如張大可維護建元元年說，見氏著《董仲舒天人三策應作於(yu) 建元元年》（《蘭(lan) 州大學學報（社會(hui) 科學版）》1987年第4期，第39-45頁）。

[5]孫景壇說：“《天人三策》無疑是班固作的偽(wei) 。班固為(wei) 什麽(me) 要作偽(wei) 呢？……前兩(liang) 策非董仲舒所作是肯定的。……由於(yu) 第三策是董仲舒與(yu) 漢武帝晚年的書(shu) 信，所以司馬遷當時不可能見到，後來班固雖見到了，但卻將它誤成了董仲舒的儒學考試對策。這也許就是班固偽(wei) 造《天人三策》及‘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原始動機和唯一根據。”見氏著《董仲舒非儒家論》（《江海學刊》1995年第4期，第113-114頁）。

[6]例如張岱年先生即是如此。參見張岱年《漢代獨尊儒術的得失》（《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hui) 科學版）》1988年第2期，第1-4頁）。

[7]李玲崧將作者“陳業(ye) 新”錯寫(xie) 成了“陳新業(ye) ”，又將該文的發表期數誤成《中國史研究》1998年第3期。

[8]朱維錚《儒術獨尊的轉折過程》，見氏著《中國經學史十講》第66頁（複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該文原題《經學史：儒術獨尊的轉折過程》，載《上海圖書(shu) 館建館三十周年紀念論文集》（1982年上海圖書(shu) 館刊行，寫(xie) 於(yu) 1982年4月）。

[9]秦進才《“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詞語探源》第46頁（《2018中國·衡水董仲舒與(yu) 儒家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論文集》下冊(ce) ）。

[10]丁四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辨與(yu) 漢代儒家學術思想專(zhuan) 製說駁論（提綱）》（《2018中國·衡水董仲舒與(yu) 儒家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論文集》上冊(ce) ，第165-170頁）。

[11]本節文字及筆者對於(yu) 相關(guan) 問題的新研究，參見拙作《“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辨與(yu) 漢代儒家學術思想專(zhuan) 製說駁論》（待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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