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樟法】東海隨筆小集（之十六）

反俗倡雅有良方----獻計文化部長蔡武先生

“反三俗”已成為近段時間媒體的熱門話題。所謂“三俗”，就是庸俗、低俗和媚俗。總書記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體學習時發表的重要講話掀起了“反三俗”的高潮。8月6日，文化部長蔡武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為“反三俗”開出的方子是：

“積極發揮引導作用，善於發現、提倡反映主流價值、弘揚主旋律的作品，扶持、推廣，典型引路。”“多用引導的辦法，少用行政的辦法，團結、帶領藝術創作人員，逐步形成強大的良好的創作風氣。”雲雲。

比起以前“清除精神汙染”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運動來，這次反俗運動在方式方法上大有進步。隻是蔡武所言過於浮泛，近乎“正確的廢話”。

“反俗”為了“倡雅”，“倡雅”才能“反俗”。反俗倡雅，相輔相成。一種高雅、高尚、積極向上、具有普適意義的思想文化和價值觀的弘揚，不僅是“反俗”的最終目的，也是“反俗”的最佳利器，是“強大的良好的創作風氣”最大保障。

同時，“三俗”要反，“貓論”“摸論”和“雞的屁主義”、利益主義、利己主義等等論調和思想更要反。政治性、導向性的庸俗、低俗和媚俗，才是最惡的俗，比“三俗”危害更大，這也是“三俗”的源頭，是“三俗”強大的思想背景和“政治後台”。

要“發現提倡反映主流價值弘揚主旋律的作品”，首先應該把“主流價值”明確出來、樹立起來，把儒家仁義禮智信等道德精神和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名正言順理直氣壯地“樹”為主流價值，把汲納了西方精華、涵攝了人本主義的儒家仁本主義提作當今中國的主旋律（關於仁本主義的具體內容，請參閱東海《大良知學》中《仁本主義綱要》諸文）。這才是反俗的良方，也是反俗的意義所在。

這一良方是現成的，不需要再去“發現”，但要提倡它們，卻需要相當的道德勇氣，需要一份真正愛民愛國的仁者情懷。要把汲納了西方精華、涵攝了人本主義的仁本主義思想提升為當今中國的主流價值和主旋律，更是一個巨大而艱難的工程，有賴於體製內外仁人誌士的共同努力。2010-8-8東海儒者餘樟法

歎時世艱難，與同道共勉

一個世紀以來，中華文化尤其是儒家遭到了五四和文革的極度摧殘和醜化妖魔化，導致國人思想、文化、道德、精神、心靈等等普遍性貧困，導致了上上下下的特權崇拜、金錢崇拜、利益至上，到處是官不官民不民、父不父子不子、師不師生不生的末世現象。正如某網友所說：

“當前之中國，嚴格教師之標準，則無師；嚴格公仆之標準，則無官；嚴格政黨之標準，則無黨；嚴格政府之標準，則無國；嚴格民族之標準，則無漢；嚴格做人之標準，則多為鬼魅……”（跟帖於《民主啟蒙與文化啟蒙-----兼提醒劉亞洲將軍》）

這是一個社會、政治環境和文化、道德環境都空前惡劣的時代。整個社會普遍充斥著對傳統的無知、對良知的無畏和對儒家“非理性”的厭惡。一些優秀的知識分子及自由人士也“無知無畏”地批儒反儒，視儒家為中國落後的原因，把儒家與民主對立起來。

孔子時代禮崩樂壞，而今則是徹底的學絕道喪----早已無禮可崩無樂可壞。要重樹良知信仰、弘揚儒家文化，其艱難程度將是空前的。這正是考驗當代儒者的時候。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朱子說：“肯為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是真儒者就必須挺身而出，切切實實地為別人著想，為民眾著、為社會、為中華民族著想。

這也正說明了振興儒家、弘揚儒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中國是儒家的根，儒家是中華的魂，沒有儒家就沒有真正的中華。隻有儒家才能救治良知、建設良製、興我中華，隻有儒家才能提供這種文化實力和道德內力----當然，儒家某些思想觀點也需要與時俱進地進行升級和更新，近幾年來東海致力的正是這一承前啟後、返本開新的工作。2010-8-9東海儒者餘樟法

真正的強者，真正的成功

有人在“貓眼看人”、“天涯雜談”發了個題為《整天盯著不公，隻能讓自己不成功》的帖子，公然主張“強者製造不公，智者利用不公，弱者抱怨不公”雲雲。

確實，當今中國很多人都在自覺或不自覺的奉行“強者製造不公，智者利用不公”。這是非正常的，是教育失敗、政治腐敗造成的社會潰敗人心敗壞，導致了這種小人哲學、強盜哲學和豺狼邏輯的流行。

製造不公不是“強者”是強人（強盜）；利用不公的不是“智者”是奸人。這種所謂的“強者”和“智者”，乃社會之敵、正義力量之敵，真正的強者智者之敵。正確的說法、正常的社會應該是：強者維護公正，智者呼籲公正，弱者享受公正。

靠不擇手段，靠製造不公和利用不公而取得的外在的一時的“輝煌”，不是真正的成功，相反，那真是失敗啊----良知敗壞是人生最大的失敗。自強不息、當仁不讓者才是真強者，內有德乎道、外有功於民才是真成功。

有得乎道為內聖境界，有功於民為外王事業。中華文化對“事業”有特別的定義。“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將（《易》的作用）施加於天下民眾、為天下人民謀福利，那才叫做事業。2010-8-7東海儒者餘樟法

盜賊不死，聖賢不止----製度與道德關係淺說

製度與道德是相輔相成的關係，可以互相促進，也可以互相促“退”。

良好的製度有助於道德（包括官德和民德或者政治道德和社會道德）的普遍提升和良知的廣泛覺醒，即一個好的製度會讓人變好，而普遍提升的道德和廣泛覺醒的良知又反過來有助於製度的不斷改良和進步。

同樣，製度的惡劣則會導致道德的普遍敗壞（一個壞的製度會使人變壞），道德特別是官德和士德的普遍敗壞又反過來作用於製度，讓製度越來越難以改良，甚至惡劣程度越來越深。因此，道德優化與製度優化、文化啟蒙與民主啟蒙應該雙管齊下，同步進行。張載曰：

“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己，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張載《正蒙》）

好人好事（善）受到鼓勵，壞人壞事（惡）受到阻擊，是非得到明辨，善惡得以公正，這是“天下之利”。而要達到這種“國治”的效果，有賴於一種好的製度和好的文化（意識形態），而好的製度和好的文化又有賴於以“天下之利”為己利的“君子”們的努力----如果體製內外“利於不治”的“私己”小人多多，好製度的建設和好文化的弘揚就會變得非常艱難。

一個好的製度會讓壞人變好,一個壞的製度會讓好人變壞。這話似乎是鄧小平說的（大意），不錯，但也不盡然。製度最好，不能讓所有壞人變好。儒家即重視製度建設又重視道德教化，反對脫離文化和道德根基的製度至上。

同時，製度最壞，也不能讓所有好人變壞。總有那麽有些人，在任何條件、任何情況、任何製度下都不會變壞，而且主動挑起製度改良文化、道德重建的曆史性重任。

盜賊不死，聖賢不止，小人橫行盜賊蜂起之時，也必有英雄豪傑乃至聖賢人物出現，砥柱中流力挽狂瀾，為社會作中堅，發良知之光芒。無論怎樣落後，先進的製度終將建設起來，無論怎樣艱難，優秀的文化終將弘揚起來！

2010-8-25東海餘樟法

當務之急，治本之策---開展道德重建運動

當今中國，不僅多數強勢人物豺狼化，很多蒙冤遭屈受欺受壓的弱勢群體也畜生化蛇蠍化了，從世俗的角度看似乎不值得救助，但在儒者眼裏，無論什麽人，即便是小人奸人惡人，其基本人權也應該得到一定的保障和維護。

隻不過，當今中國蒙冤遭屈受欺受壓者太多，任何個人的力量都是有限、渺小的，有誌之士應以“道援”為主。民主追求、製度優化、文化重建、良知啟蒙等等都屬於“道援”的範疇，然亦有區別：製度救援的是他們受欺受壓的身，文化和道德救援的則是多災多難的心。

手援難“道援”更難，但“道援”才是至關重要的。不援之以道，民眾的正當權益就得不到全麵的維護；不救度其心，縱然民眾權益得到一定維護，他們仍然成不了真正意義上的“人”。

弱勢的時候受欺受辱，得意的時候欺辱他人，這已是不少國人的通病。僅僅局限於一個一個的手援，別說力所不及，即使僥幸費盡心力援救起少數人來了，也很可能是衣冠禽獸，是不得誌便猖狂、得誌更猖狂的中山狼，一有機會就成為社會不公的製造者、社會進步的阻礙物----這堪稱一種特殊形式的“仇報”。

麵對天下滔滔，麵對國不國、人不人、官不官、民不民的現狀，當務之急是開展一場全方位多層次的道德重建運動，包括政治道德、學術道德和民眾道德的重建。這才是治本之策，是對民眾苦難最好的救援。

當然，道德不是空洞的，道德重建運動必須落實到法律、製度和文化的層麵，必須包括健全司法係統、根治司法腐敗等工作，必須圍繞著製度的改良、文化的振興來開展---這裏的文化，是指中華文化，又特指內聖外王圓全、道德製度並重的儒家文化。

對於儒家，東海主張複古更新。複古是返本，是返歸孔孟之道，傳承道統，更新是汲攝西方精華，升級文化。複古與更新是相輔相成不可或缺的一體兩麵：在更新的前提上複古，在複古的基礎上更新。離開了更新，複古就會抱殘守缺；離開了複古，更新就會喪根失本。2010-8-27東海儒者餘樟法

恩將仇報亦尋常

心為身役身為物役、利己主義利益主義，乃人的習性之常，無情無義忘恩負義、唯利是圖利（色）令智昏，也算不了什麽，以怨報德、恩將仇報才是人性之惡的極至。這樣的故事，古今中外都有，《李汧公窮邸遇俠客》是其中著名的一個，梗概如下：

李勉做開封尹時，抓了個江洋大盜，犯人被審問時哀求李勉，李勉見他氣度不俗就放了他。數年後李勉卸任去河北旅遊，到某縣發現當年這個囚犯成了當地的縣令，於是拜訪。縣令激動萬分，一連十天陪吃陪住，十天後回家對對妻子講：“恩公曾救我性命，我該如何報答？”妻子說：“給他一千匹絹行嗎？”縣令說：“怕是不夠。”妻子又說：“那二千匹夠麽？”縣令說：“還是不夠。”妻子說：“既是如此，那幹脆殺了。”縣令於是心動，決定動手，他家裏的一名仆人心中不忍，跑去告訴李勉。李勉立即乘馬逃走。馳到半夜，已行了百餘裏，來到渡口的宿店。店主人道：“ 此間多猛獸，客官何敢夜行？”李勉便將情由告知，還沒說完，梁上忽然有人俯視，大聲道：“我幾誤殺長者。”隨即消失不見。天還沒亮，那梁上人就帶著縣令夫妻的首級來送給李勉。

該故事情節曲折生動，人心的惡毒被刻畫得入木三分，讀來驚心動魄。原以為不過小說家言，後來發現《國史補》已有其故事的雛形。又後來，社會閱曆和經惗漸漸豐富了，發現類似以惡報善、以怨報德、以仇報恩的事，不僅古已有之，而且於今為烈。

好心載人反被釣魚、善意待人反被陷害、樂於助人反被敲詐、奮身救人反被溺死（即水底釣魚：故意落水呼救，將救人者弄死，合作撈屍謀財。）等等現象層出不窮，就是恩將仇報的“現代化”和普遍化。

自古忘恩負義不奇怪，而今恩將仇報亦尋常啊。比起處心積慮地算計、坑害熱心人或利用他人的同情心來謀取不義之利的“情況”來，傳統恩將仇報的故事，因技術含量不高，還顯得比較“純樸”呢。

古人雲：深恩幾於仇。俗話說：一碗米養親人，一鬥米養仇人；滴水之恩湧泉相報，湧泉之恩將你幹掉。這些話都是前人人生經驗的結晶，我也是吃過不少虧之後才逐步明白這個道理的。

明白這個道理，儒者是否就應該自掃門前雪、遁世而去或者去“適應社會”呢？當然不。相反，儒者更應增悲憫之深情、發救濟之大願。世人包括小人奸人惡人本質上都是病人，他們的心普遍的病了，“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恩將仇報者更是患了心靈惡疾。

通過各種方式和手段維人之權、救民之難乃儒者本份---有沒有維權救難的力量是一回事，有沒有這種誌向和居心是另一回事。隻不過，江湖險惡，人心叵測，救人之心不可無，防人之心亦不可無。

儒者在助人時應盡量提高自我保護的能力，要注意方法，點到為止，提高警惕，加強戒備，不要給別人提供“仇報”的機會，也就是說，不要讓自己“被農夫”（農夫與蛇）或者“被東郭”（東郭先生與狼）。仁者愛人須有智，救人須防遭反噬，此之謂也。

另外，“手援”時還要注意量力而為適可而止，不要跳入井裏，不要讓“手援”這一輔助手段影響到“道援”事業。一般情況下，“手援”時所付出時間精力和金錢亦應以不嚴重影響自己家人的生活為限。

說來容易做來難。事到臨頭，東海自己就很難做到這麽理智和冷靜。一位老前輩曾教導少年東海曰：不怕你變壞，就怕你太好。對人當然要好，但要量力而行，否則於事無補於己有害。（大意）

東海很明白那位老前輩的苦心和智慧，但從當初翩翩少年直到現在二毛生矣，麵對世間苦難，還是常常心腸太熱頭腦發熱，仁有餘而智不足，吃多少塹也長不了一智，遂一而再再而三地自誤誤事並飽受誤會和誤傷。特此自警一下吧。2010-8-27東海儒者餘樟法

政治何嚐今勝昔？道德淪喪實空前！

身在福中不知福是一種誤判，身在罪惡中不知罪惡、身在黑暗中不知黑暗，或者對所處環境的罪惡黑暗程度認識不足，也是一種誤判。由於自心的麻木和外部的洗腦等各種主客觀原因，人對現狀、對自己生存於其中的政治、道德環境和時代環境，很容易產生誤判。

例如，很多人盡管不滿現實，但想當然地總認為“解放”後的人民生活比“解放”前的“舊社會”好，認為現在的社會環境比五胡亂華，唐末藩鎮及元朝清朝等異族統治時代好。

很多人有一種錯覺，認為一切都是新比舊好、今比古好、現在比過去好。其實未必。科學技術的發展固然是日新月異，進進不已，但人類在政治、道德、智慧等方麵則不一定與時俱進。相反，在相當長的曆史階段裏，它們往往會“逆時而動”。對此具有清醒的曆史頭腦者甚為罕見，法國的路易斯-博洛爾是罕見的智者之一。他曾尖銳指出：

“人類文明在各個領域都獲得了巨大的進步，不斷的日趨完善，然而政治領域卻是個例外。在政治領域中，仍然是欺詐與陰謀詭計在大行其道，人們的權利與自由仍然遭受到蔑視與否定。現代社會陶醉在它的工業進步和科學發現之中，但如果現代社會仔細考量一下它的政治曆史和社會現狀，他就會完全沒有理由如此驕傲。現代社會能夠在工業展覽會上展出使人驚奇的機器，但是，現代社會最大的政治機器——政府——卻仍然處在極度的不完善之中，掌握這部機器的人一直都是些缺乏智慧的人，或者說都是些不明智的人，正如Littre所說：我們生活中每一件事都獲得了成功，但隻有我們的政治組織除外。我們的政治生活中還充滿著殘殺、敗壞和愚昧，這些政治罪惡的存在使我們獲得的所有進步都喪失了意義。”（路易斯-博洛爾《政治的罪惡》）

西方如此（主要是現代民主製度出現之前），中國尤其如此。從三代一直到現在幾千年，我們的政治文明度和道德水平線整體上就是不斷下降的。秦始皇、五胡亂華、唐末藩鎮、元朝清朝異族王朝等都是曆史上幾次政治大倒退、文明大跳水。雖有漢、唐、宋、明等幾次較大的回升，但回升的高度都沒有抵達三代的水平，而且一次不如一次。

至於現代中國的幾個政權，從北洋軍閥到國民黨到共產黨，論政治道德，更是一蟹不如一蟹。文革至今，中華文化和社會道德所遭到的破壞，遠遠超過秦始皇、五胡亂華、唐末藩鎮、元朝清朝等古代，不論是官德還是士德民德，都處於曆史最低水平，敗壞程度都是空前的，很多政治罪惡和社會罪惡都是空前的。

試問，古代哪個王朝會象現在這樣任人唯“親”（親近的人）、任人唯錢、任人唯“不賢”？哪個王朝的官場學界會這麽全方位地下流和腐爛？哪個王朝會發生那麽多屠童案、弑父殺母案、“小利滅親”案？哪個王朝的行政執法機關會“釣”老百姓的“魚”、而老百姓之間則相互“釣魚”？哪個王朝的商賈和民眾會這麽普遍地造假製毒坑蒙拐騙毫無廉恥無惡不作？哪個王朝對社會對民間的控製會象當局這樣嚴密全麵和無孔不入？

有友人對孔子滿懷同情，認為置身於那樣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被人譏為喪家狗，太“委曲”聖人了。我告訴他，更值得同情的是我們自己。孔子之道雖不受重用，

但他畢竟擁有傳道授業解惑說真話的自由，也得到各國君臣和士人相當的尊重----喪家狗之譏，隻是民間個別人戲言而已。我們所處的時代，敢於說真話、敢於堅持真理正道的的文化人，是欲為“喪家狗”而不得呢。

2010-8-31東海儒者餘樟法

儒家道德的特征

很多人習慣性的把道德與法律、製度割裂開來，認為講道德，就是不講法律不講製度，就是反對普世價值，就是要用道德去愚弄、奴化民眾，去束縛民眾抗爭的手腳。這是對儒家的道德這一概念的嚴重誤解，完全“解”反了。

首先，儒家最重視政治道德，強調為政以德，任人唯賢。儒家道德首先是拿來要求領導人、各級官員及知識分子的。“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君子一詞，或以德言，或以位言。這裏的君子，指具有一定的政治、社會地位及文化地位者。

“春秋責備賢者”，地位越高，道德標準就越高；所謂“正君心”，就是先要“正”領導人的“心”。自由派喜歡將道德視為大棒，就算是，領導人、各級官員和知識分子也是這條大棒所指向的第一對象。

其次，儒家致力於道德政治。在政治上，道德必須落實到製度、法律的層麵，也就是說，良知必須體現為良製良法。而在現代社會，符合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的製度法律，才是良性的，這樣的政治才符合道德原則。

佛道兩家可以不問政治，其道德可以不涉入法律、製度層麵，儒家不行。儒家把社會、政治等實踐活動都視為道德實踐。內聖不離外王，而外王學就是關於政治文明和製度建設的學說。

因此，東海提出的道德重建運動（又稱良知複興運動）與所謂的“以德治國”內涵和性質完全不同。所謂“以德治國”，其實是“以德治民”，道德被當做了整治老百姓的工具----這是違反儒家“為政以德”的德治精神的。東海的道德重建運動，首先就要求“以德用人”、“以德治官”、“以德立法”（建立良法）、“以德改製”（改良製度），通過這些舉措提升政治道德，建設道德政治。

2010-8-31東海儒者餘樟法

道德與法律哪個大？

或問：“道德大還是法律大？在沒有良好的法律的社會，一味講道德有用嗎？”

答曰：要問道德與法律誰大，先要看對道德怎樣定義或理解。

如果“道德”指的是一般性的道德規範，當然是法律大（重要）。道德規範是軟性的，法律規定則是剛性的。違反了社會道德規範，受到的是外在輿論及自我內心的譴責，違反了法律，則要受到法律的製裁。

注意，道德規範與法律並不矛盾。不僅不矛盾，而且相輔相成。兩者都可以對人的不良習性、言論和行為產生程度不同的約束。各種良性的法律條款，正是道德規範的“硬化”。

如果“道德”指的是天理良知（天理良知，異名同指：指的都是仁體。超越而言為天理，內在而言為良知。）那麽，自然是法律小而道德大。天理良知是普適價值、“普遍規律”，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最高真理。法律則有其適用性、針對性和局限性，並有良性惡性之分----符合道德原則為良法，違背道德原則為惡法。

主張法律小而道德大，不是不要法律，而是以道德為法律之本，反對法律至上、法律主義。儒家強調在講道德的基礎上講法律講製度。良法良製的建設，乃是道德良知在政治領域最重要的體現。也就是說，法律和製度是否良好，乃是衡量一個政黨、政府及其領導層政治道德高低的最為重要的標準。

2010-8-5東海儒者餘樟法

美名固可愛，惡名亦何辭

要做一個真正的好人，大好人，有時候難免做“惡人”擔惡名。那種在好人壞人眼裏都是好人的人，那種隻肯做好人不肯做“惡人”的人，那種一味“把惡名讓給別人，把美名留給自己”的人，往往是鄉願，即使是好人，也是小好。

首先，做好事獲得不一定都是好名。由於信息、知識、智慧、認識能力等等各種限製，有些時候有些好事有可能會被錯看成壞事。例如，東海致力於儒家的複興、弘揚和大良知學的宣傳，旨在救人救世道援社會，卻遭受廣泛的誤會和攻擊，或以為動機不良，幫閑幫忙，或以為效果負麵，誤國誤民。

其次，有些事，對有些人是好事，對有些人則是壞事。例如，樹良知、建良法、立良製的“三良”追求和努力，對於民眾、民族當然是好事，但對腐敗分子特權勢力來說，卻是壞得不能再壞的大壞事，不受到各種汙蔑、詆毀和攻擊才怪。

張載曰：“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張載《正蒙》）“惡不仁”，就難免為“不仁”者所惡（厭惡、憎恨）甚至會受到正人君子的誤會。做好人難，做“惡人”更難。

但一個真正的大好人，必須勇於做“惡人”，勇於承擔惡名。忍辱負重，包括負起惡名的難以承受之重，這是一個“盡仁義之道”儒者必須付出的代價。東海以前遭到誤會或者各種汙泥濁水的襲擊時，總是絮絮地為自己辨誣和洗刷，正直清高有餘，忍辱負重不足，思之愧甚。

在國學論壇，獻芹網友將《考槃》一詩轉贈於我。其詩第三章曰：“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並解釋：這一章說的是賢者遭人非難，但“無論何時何地我都不會辯解，誌向不同不理解亦是當然。”謝謝獻芹同仁的鼓勵，謹以此詩自勉吧。

古人雲：“德莫盛於讓，道莫高於誨。不與世爭勢利之事易，不以身居美善之名難。”（徐禎稷《恥言》）不論居家處世，讓利難，讓名更難，為了成全他人、成就好事而自攬醜惡之名，更是難上加難。對於某些人來說，輕則利益可以犧牲，重則性命可以犧牲，唯獨名聲不可以犧牲。但是，作為一個儒者，就應該迎難而上。

麵對利益固然需要發揚風格必要時，麵對名聲同樣也需要發揚風格：把美名留給別人，把惡名留給自己。利益並非不重要，名聲更是很重要，但它們都必須接受道義的“管轄”，道義才是至關重要、至高無上的。美名固可愛，惡名亦不辭，儒者最重要的是問心無愧，唯良知命令是從，其餘一切，順其自然。

順及，有一個普遍的誤會，認為儒者是不講利益特別是不講個人利益及家庭利益的。所以儒者往往要承受世人高得離譜的道德要求。似乎儒者就必須舍己無我

大公無私，否則就是偽君子，“假冒偽劣產品”。（他們不知道，中庸才是最高道德，大公無私是有違中庸原則的。）

其實，儒者固然重視社會利益民族利益，但也不是完全不顧家庭和個人利益的。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君子在追求個人利益的時候，要公平、公正，合乎道義原則。同時，各種利益之間錯綜複雜，怎樣抉擇和平衡，是對儒者道德和智慧的大考驗。東海就常處置失衡，忽略了家庭，仰不愧於天俯不愧於地，唯不免有愧於妻，嗬嗬。

2010-8-30東海儒者餘樟法

人人可以擁有內在自由----答“鬧巿修行”網友

良知沒有階級性，內在自由當然也沒有階級性。人人都有良知，人人良知平等，故人人可以擁有內在自由。但這是原則上說的。世人的身心，內為各種不良欲望和習性所驅使，外為萬事萬物所牽引和奴役，哪有什麽自由可言？

簡單地說，內在自由，就是擺脫了各種惡習的控製、良知能夠“當家作主”的狀態或境界。以德而言，君子與小人的區別，就在於是否獲得了內在自由。就像同為民主社會，政治的文明度和自由度也會有差異一樣，同為善人君子，同有內在自由，“度數”也會因人而異。

一般君子良知雖然“當家作主”，但一些不良的習性仍潛在著，仍具有相當的勢力，如果“從心所欲”，很可能就會“逾矩”。聖人則是君子之大者，內在自由達到最高境界，故可以“從心所欲不逾矩”。

我自信“能做到內在的自由”，君子人也，但習心習性仍然盤根錯節，如果不小心，仍有可能說偏話、做錯事、走差路。因此，仍需要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嚴以自律以防“逾矩”，需要不斷加強修養提高自己。以前在這方麵過於自負，時有“逾矩”之處，值得自我警惕。

“大德不逾閑，小徳出入可也” 這是子夏所說，不錯，但有偏，容易自我縱容。儒者當寬於對人，嚴以律己，應該學足赤純金，法古今完人，在小節上也高標準嚴要求。拿破侖說：不想做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東海曰：不想做聖人的儒者不是好儒者。2010-9-6東海儒者餘樟法

附：鬧巿修行問：請問內在自由有沒有階級性（笑）？窮人內在自由度高還是富人高？你當然會有高調的答案，這恐怕都不是草根所能理介接受的。世上有多少人能做到內在的自由？我想你也不一定。（所跟帖: 東海《外在自由不可少，內在自由更重要》）

李敖、韓寒一進入文化的境界就都出局了

李敖在談及韓寒時說：“要是隻寫小說、隻賽車完全沒有問題，但一進入知識的境界就出局了。”東海亦忍不住想對李敖說：“要是隻寫小說、隻搞文學或許沒有問題，但一進入文化的境界就出局了。”

李敖有知識、“有”文學，但沒文化。不用多舉例子，他對中華文化的三大統儒佛道充滿歧視，對所謂的毛澤東思想的特別推崇，就是沒文化的典型表現。

韓寒與李敖相比略強些，但他對中華文化的認知依然十分膚淺，強也強不到那裏去。李敖韓寒，一老一少，各有特長和優勢，但同樣停留於、局限於知識和文學的境界。說“李敖韓寒一進入文化的境界就都出局了”是借用李敖的話，其實他們離文化境界尚遠，哪裏談得上“進入”和“出局”。

至於“明自本心，識自本性”的、“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大道德境界，更是他們做夢也想不到的-----他們不乏良知，但缺乏良知信仰，不乏一定的道德修養，但毫不知“道”，更無所得。（形而上之謂道，得乎道之謂徳）

2010-9-6東海儒者餘樟法

海瑞孝乎不孝？

眾所周知，海瑞是明朝著名的大清官，也是著名的大孝子。然而，有人提出異議，認為海瑞很不孝。理由如下：

海瑞自己要做清官做苦行僧做道德楷模，可以。但是，讓母親也跟著吃苦受罪，於心何忍？豈非不孝？一次母親做壽，海瑞買了二斤肉，居然全城嘩然，連省城的總督也知道了。可見海瑞母親平時是連肉也吃不上的。（大意）

東海答曰：在很多問題上，道德主義和物質主義的標準大不一樣。純從物質和利益的角度看問題，就會得出似是而非的結論。

海瑞幼年喪父，與母親相依為命。其母把全部心血傾注在兒子身上，學問上高標準，道德上嚴要求，海瑞則始終對母親極其尊重高度服從。海瑞的剛毅正直，正出於其母親的教誨，正符合其母親的願望。孝有小大之別，有“物養”、“色養”和“德養”之別，海瑞道德精神層麵之大孝，非物質主義者所能理解也。

孝子慈母，互相成就。海瑞為官廉潔，難得，母親以兒子廉潔為榮，更難得。母親很幸運，兒子更幸運。這是一對超越物質利益、富有道德理想的母子，多麽值得敬佩和羨慕。

當今官德敗壞腐敗成風，首先當然是製度的問題，但也與廣大官員所接受的家教以及他們父母的道德素養不無關係，甚至某些貪官汙吏就是家庭及長輩積極主動地教出來、“逼”出來的。假設兒女為官清廉，不僅得不到家庭和父母的支持鼓勵，反而象本文的“有人”那樣斥以無情不孝，兒女能不為難嗎？

2010-9-8東海儒者餘樟法

要利益，不要利益主義----利益論之一

利益主義，就是利益至上，利益壓倒一切，一切圍繞著利益轉，表現於政府，就是利益掛帥經濟掛帥jdp掛帥，把發展經濟提高jdp當做頭等大事。

當前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這是一種殺雞取卵式的發展，極不健康，極不正常，極不科學，嚴重缺乏可持續性。這種發展是通過對各種重要資源極度浪費、通過對自然生態環境的巨大透支來實現。這是利益主義、jdp主義導向的必然結果。如果不盡快地對這些透支和破壞加以有效遏製克服, 經濟和社會都難以實現科學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利益主義不僅無法創造良好的文化環境和道德環境，而且會對這些環境造成重大破壞。因為利益主義會對人性之惡產生縱容、鼓勵和促進的作用，從而敗壞官德、士氣和民風，特別是在一個法律不良、製度落後的社會，其破壞性將變本加厲。經濟的增長和人心的墮落同步進行、同樣高速。另外，利益主義的政府必以聚斂為能事（美化之曰：加強財政汲取能力），導致國富民貧和貧富懸殊。

利益主義的導向很容易將社會導向弱肉強食的叢林。在這樣的社會，各種正常的是非善惡道德標準和普適性價值觀都會被扭曲乃至顛倒，一切公平正義親情友情等等“好東西”都會被“鎮壓”直到消滅。在這樣的社會，人民的物質經濟利益以及各項民主自由權利都不可能得到基本保障，而所謂的人民利益或者國家利益，都會被暗中置換成特權階級和利益集團的利益。

利益主義的導向很容易將國民導向利己主義哲學。民眾普遍地人格低下品質低劣，唯利是圖見利忘義，毫不利人專門利己。荀子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 役於物（為物所役）者，一切行為為利益所驅使，一切以物質利益為標準、為目的、為最高價值。這就是小人。利己主義的小人不一定是惡人，但很容易淪為惡人，某些人為了一己私利，什麽壞事都可以幹出來什麽人間惡跡都可以創造出來。

其實利己主義並不真正利己。對於人類來說，還有什麽比心靈的飽滿、精神的富足、道德的完善、人格的成就更大的利益呢？而利己主義者永遠“成”不了“人”，成不了文化、道德意義上的人。利益主義的社會無法實現和諧，利己主義者的身與心也無法達至和諧，無法獲得真正的幸福。不論利益層麵（金錢物質權力等等）是否成功，在本質上，他們都是人生的失敗者。

利益都很重要。利用厚生的強調，足兵足食的追求，都體現了儒家對利益的重視。但是，“正德”和“民信之”更重要。（尚書大禹謨：正德利用厚生。《論語》：足兵足食，民信之矣。）利益主義卻要不得。政治掛帥會出大問題，經濟掛帥、利益掛帥同樣會出大問題。

不論個人還是政府，都應該道德掛帥，一切利益包括經濟的發展都必須接受道德約束，遵循道德原則。政府及其領導人隻有正己之德，才能更好地發展科技以利物之用、發展經濟以厚民之生，也才能更好地正民之德，不斷提高民眾整體道德水平。

2010-9-9東海儒者餘樟法

魯迅，幻化成龍形的老毒蛇！

想起一句話：“當一種扼殺和催殘是用貌似正確的甚至是神聖的方式出現的時候,那其實是比血淋淋的扼殺與摧殘更可怕的。”這句格言不知是哪位高人所說，倒頗有魯迅的風味，用來描述魯迅對孔子、對儒家、對中華文化的扼殺與催殘也特別合適。

文革紅衛兵血淋淋的反儒暴行和暴行並不可怕，所謂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一旦脫離了那個特定的曆史環境，其錯謬就會充分暴露。魯迅就不一樣，其內在的實質性根本性的錯謬陰藏得很深，一般人很難透視。

魯迅對孔子、對儒家、對中華文化的扼殺和摧殘“是用貌似正確的甚至是神聖的方式出現”，故魯迅可以賣人反見德，讓被賣者歡呼雀躍幫著數錢；可以殺人不見血，反而會讓被殺者感激涕零叩謝龍恩。這就是幻化成蛟龍的蛇妖的可怕之處，讓人心甘情願快樂幸福地受毒受害。南通大學靳新來先生在《魯迅與蛇》一文中論證了魯迅的“戀蛇情結”並尖銳指出：

“對中國古老文明來說，魯迅不啻是一個妖孽，是一個百年不遇千年成精的蛇妖，他使龍的曆史遭到前所未有的覆頂之災。魯迅筆鋒所至，無不似毒蛇吐信，帶有製敵於死命的殺傷力。按鬱達夫的話說，就是‘寸鐵殺人一刀見血’，具有‘一種喝了毒酒也不怕死似的淒厲的風味’”。

魯迅乃是文革紅衛兵重要的思想祖師。如果不把魯迅這個“民族魂”從神壇上拉下來，“朝聖”的憤青和紅衛兵們將會不斷地改頭換麵而來，對孔子對儒家對中華文化開展形形色色的圍剿、扼殺與摧殘。

2010-9-12東海儒者餘樟法

中國文化重群體，西方文化重個體，對嗎？

或問：中國文化重群體，西方文化重個體，對嗎？

東海答：這種說法廣為流傳，實是一種似是而非的皮相之見。

西方文化重個體，中國文化更重個體，隻不過兩者所重的著力點不一樣。西方文化重的是個體的政治權利、社會自由，中國文化重的是個體的心性修養、道德自由。西方文化是個人主義、人本主義哲學，中國文化則是人格主義、“心本主義”哲學。

儒佛道乃中國文化的一主二輔“三大統”，都是中國文化的代表。三家對心性的證悟不盡相同，但對心性的重視則是一致的，儒家重仁心，佛家重佛心，道家重道心，都屬於一種特殊的“唯心主義”或以心為本的“心本主義”。

其中儒家又是中國文化的主要代表。“古之學者為己”，儒學是一門“為己”之學，為了豐富自己的學問見識、開闊自己的眼界胸襟、提高自己的智慧和品格，一句話：為了不斷提升自己的道德。

西方人本主義以人為本，強調個人價值，把人看作萬物的尺度，以人性（在西方，說到人性，多指人的習性）、人的有限性和人的利益為主題。它重視人的現象生命（包括肉體和意識），著眼於人的外部政治社會之自由。

儒家仁本主義以人為本，複以仁為人之本，強調仁的價值，把仁看作萬物的尺度，以人的本性、仁的無限性和人間道義為主題。它在重視人的現象生命基礎上進一步重視人的本質生命，在注重外部政治、社會之自由的同時更加致力於人的內在精神、道德之自由。

儒家內聖外王一體，聖德，是最高的人格理想；王道，則是最高的社會理想。內聖是外王的道德基礎，外王是內聖的政治表現，內聖外王同歸於仁。因此，仁本涵蓋人本而又高於人本。以人為本，強調個人價值，維護的自由、權利和尊嚴，本是王道政治題中應有之義。

儒家重個體，但不是個人主義，重群體，又不是集體主義。個體與群體、利己與利他在西方文化中是割裂、衝突、矛盾的，在儒家文化中則圓滿一致、圓融一體。

2010-9-20東海儒者餘樟法

仁義道德會被吃掉嗎？

東海《魯迅，吃仁義道德的人》一文原名《魯迅，吃掉仁義道德的人》。有網友讀後反問：“能被魯迅一口吃掉的東西，也敢稱仁義道德？”

答曰：良知仁性，人之本性，仁義道德，性之所存，當然是吃不掉的。除非人類文明進程被某種意外徹底中斷，除非人類滅絕地球毀滅，否則，不論誰來吃，魯迅還是毛澤東；不論文吃武吃，筆杆子還是槍杆子，都吃不掉。

每個人都有良知，每個人良知都平等，本質而言每個人都是天生的儒家。（魯迅、毛澤東們的良知本性與孔孟無異，隻是的魯毛們的本性受到了嚴重的遮蔽，被習性牽了鼻子。）故儒家也是吃不掉的。儒家是關於良知仁性的學說，是對這一本性最全麵、深刻、透徹的闡解，是真理。真理是吃不掉的。

秦始皇焚書坑儒，毛澤東變本加厲----馬克思加秦始皇，對儒家文吃武吃，“批判的武器”與“武器的批判”雙管齊下，吃得不亦樂乎，結果怎麽樣？真理依舊在，儒家依舊在，仁義道德依舊在，野火吃不盡、春風吹又生。

然而，在現象層麵，也可以說，仁義道德能夠被吃掉，儒家的真理能夠被吃掉。秦始皇、毛澤東發起焚書坑儒運動，儒家學說與儒家群體不是被一起吃掉了嗎？秦毛時代政治極端無道，官民普遍無德，仁義道德不也被吃掉了嗎？這豈僅是儒家的悲哀，我們的民眾和民族已經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並仍在繼續付出。

僅靠筆杆子吃不掉真理。真理不怕批判，不怕辯論，更不怕各種誣蔑、毀謗和攻擊。筆杆子最壞，沒有槍杆子的合作或利用，危害有限，甚至反而有助益，因為真理是越辯越明的。隻要擁有宣講和傳播的自由平台，真理的聲音會越來越洪亮，不斷體現出它直指人心的巨大力量。

僅靠槍杆子也吃不掉真理。槍杆子最壞，沒有筆杆子的幫忙或配合，危害也有限。最怕的是不仁不義的筆杆子與無道無德的槍杆子結合，最怕的是魯迅與毛澤東的結合。那麽，真理就會被迫失聲和缺席，人心就會深度混亂和顛倒，社會就會被各種假冒偽劣的“道理”去占領、政治就會被各種假惡醜的勢力去開墾。

當然，真理、儒家、仁義道德仍在，仿佛被吃掉了，其實都“潛在”著呢。它們就像被鐵扇公主吃進肚子裏的孫悟空，毫發無傷。時間與它們在一起，未來與它們在一起，人之本心與它們在一起。封鎖越嚴，打壓越久，攻擊越狠，摧殘越重，它們反彈、複興和上升的勢頭將會越猛！2010-9-21東海儒者餘樟法

糾正老子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老子·三十八章》）

作為一個曆史性的事實判斷，老子此言有一定道理。道在（有道之世，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不用強調德，德在不用強調仁，仁在不用強調義，義在不用強調禮。在需要特別強調“禮”的時候，說明這個社會已經無道無德無仁無義，忠信已薄，亂世不遠矣。

但是老子此言太片麵，很容易引起誤解，導致對德仁義禮的輕視乃至將它們與“道”割裂開來、對立起來，似乎德仁義禮都是要不得的東西。老子強調“道”是好的，反對德仁義禮則不對。沒有德仁義禮的支撐，道就架空了；不能呈現和落實為德仁義禮，道也就不成其為道了。

其實，道與德、德與仁、仁與義、義與禮是相輔相成的，道必然體現為德、德必然體現為仁、仁必然體現為義、義必然體現為禮。在毗鄰亂世的時候，“禮”是防亂的最後防線，也是“得道”的基本保障。要重新“得道”（回歸有道之世），必須一步一步來，從製訂良法良製開始，一步一步向失去的大道回歸。

特為老子上麵的話作些補充或糾正。東海說：衛道須立德，立德須求仁，求仁須重義，重義須製禮。夫禮者，忠信之表而亂之防也。東海又說：無禮則不義，無義則不仁，無仁則不德，無德則失道。夫道者，忠信之本而德之大者也。

（注：仁在儒家，乃最高道德，眾德之本，在形而上層麵，與老子的“道”同一級別。這裏將它置於德之後，姑從老子耳。）

2010-9-22東海儒者餘樟法

孔魯優劣，兩點鐵判

最近，寫了近十篇批魯尊孔雄文，足以將魯迅打入思想垃圾堆裏、釘在曆史恥辱柱上了。忽然想起，隻要簡單指出兩點，判定孔魯優劣已綽乎有餘。

一、在魯迅成為“中國文化的聖人”和“民族魂”之後，馬列主義長驅直入，成為最高意識形態和指導思想。這在尊孔的國家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孔孟精神在，豈容馬列猖獗？僅此一點，足以徹底暴露魯迅偽聖偽魂的麵目了（可惜世人不識耳）。

豈有真正的“中國文化的聖人”“民族魂”缺乏分辨是非正邪的基本智慧而分辨不出馬列主義不良本質的？麵對異端外道乃至邪門歪道邪說歪理的泛濫，又豈有真正的“中國文化的聖人”“民族魂”不僅不奮起反擊和破斥，反而同流合汙為之作倀的？

二、在六億神州盡魯粉的時代，文化大革命的運動轟轟烈烈開展起來。這在儒化的社會也是根本不可想象的。儒家道義在，誰敢大革文化命？一個梁漱溟就夠毛澤東頭痛了，如果“朝廷”上多幾個梁漱溟這樣的大儒，社會各界有一批仁人義士，縱然有喪心病狂的“大力士”敢於發起那種空前荒唐的“革命運動”，何至於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孔孟信徒怎麽可能象魯粉一樣普遍紅衛兵化？

就憑這兩點，孔子與魯迅，誰高誰低誰優誰劣，誰是真聖誰是偽聖，一目了然矣。魯迅思想魯迅精神的實質是什麽玩意，難道還不值得人們深思嗎。

2010-9-25東海儒者餘樟法

當代儒門哪十傑？推心我拜蔣和陳

一些反儒者連對象都沒搞清楚就大批特批了，有反儒者在某半封閉論壇發《儒教十醜圖》曰：“大醜張國堂二醜餘樟法三醜餘英時四醜孔慶東五醜康曉光六醜劉軍寧七醜杜維明八醜於丹九醜餘秋雨十醜蔣慶。”

這麽張冠李戴，暴露了一些反儒派的極端無知。張國堂基督徒，劉軍寧自由派，餘秋雨普通文人耳，孔慶東不太了解，似乎甚左，應非儒者。十人中唯蔣慶餘英時康曉光杜維明等堪稱為儒（於丹勉強算半個吧）。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與他們並列，人以為醜，我以為美，人以為恥，我以為榮。

這倒讓我想起，曾有人問過我：如果推當代儒家十傑，你心目中有哪幾個人選？我說，當代儒門之傑，應學行俱佳，不僅應是儒家學者，更應為儒家行者，所以有必要從學術與德行、理論與實踐、修養與事功等多方麵進行考察和品鑒。

東海僻居南疆，孤陋寡聞，在我心目中，當代儒家十傑（其實何必一定要湊足十個呢），到目前為止可以確定的隻有兩位：南蔣慶北陳明。兩位論學各有不足，論行遠未圓滿，在當代儒門中各有千秋，堪稱一流矣。陳明辦《原道》，蔣慶辦“陽明精舍”，十幾年來篳路藍縷曆盡艱難，大有功於聖門。

其餘八個不敢妄定。

東海一些儒友，品學皆佳或活動廣泛，終究各有不足，或資曆尚淺，或功行尚欠，或著述尚缺。還有些人儒佛或儒道雙修，但立足或傾向於佛道，憾非儒門之傑。陳來、郭齊勇、孫齊魯三位值得優先考慮，奈我對前兩位了解不夠，孫齊魯學養悟性甚高，其年尚少，事功不足。

湯恩佳湯一介劉述先成中英餘英時王財貴傅佩榮康曉光徐澤榮雲塵子皮介行王達三張祥龍張立文任重吹劍胡治洪陳昭瑛米灣吳光林毓生蒙培元黃玉順杜維明秋風周北辰冼岩炎平等人，皆各有所長，我久耳大名，然對他們的學術、德行、事跡和功業皆了解有限。歡迎知情人士多多介紹為荷。

東海並非要給當代儒者“論資排輩”，而是想找到幾個最值得自己也值得世人尊重和結交的儒者出來，為我儒門之榜樣。至於東海自己，論學不愧第一流，不下於任何人，然於儒門一事未成寸功未建，不敢與陳明蔣慶兩位並論也-----當然，如果是評“儒家十醜圖”之類，不妨把我放在裏麵和前麵，嗬嗬。

2010-9-23東海儒者餘樟法

批評董仲舒，尊重董仲舒----複啟明人網友

啟明人網友所言頗有見識，略複如下。

董仲舒是外王學大師，對外王學的興旺、發展大有貢獻，以其“天人三策”為指導思想建設起來的西漢的各種製度法律，在當時極為高明先進，其基本框架一直為曆代王朝所延用，到了明朝，在全球範圍內仍不乏一定的優越性。

遺憾的是，董仲舒的儒學思想與孔孟之道有所偏離，正如啟明人網友所言，有不少“與原始儒學相違”地方，特別是其“屈民以伸君”的思想，已違背儒家的民本理念。

儒家的天道以民意為基礎，所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有學者將此言理解為：天視等於民視，天聽等於民聽，是錯誤的。天視天聽包涵而又高於民視民聽）董仲舒天民相隔，使天道的合法性缺少了民意合法性這最重要的一環。

也不能說董仲舒的“獨尊儒術”是“獨尊皇權”，在他的儒學體係中，皇權之上還有“天”，“屈君以伸天”，這是符合儒學一貫思想的。但董仲舒對皇權尊之過度，確是一大病。我在《聖賢論---儒家進德次第初闡》一文中時董仲舒如是評價：

“影響深遠的漢朝典章製度建設，董子有奠基之功。董學大體亦不違仁學，然終嫌不徹。如天人感應，原是天人不二、心物一元論題中應有之義，董子的理解過於僵硬和表層。其“屈民以伸君”的做法，已違背儒家“民重君輕”的基本理念。董子言“天”，宗教意味太濃，且天民相隔，此亦未能見性之征。其君權神授、三綱五常等思想常為人垢病，其咎有以自取焉。故置亞聖之位。”

對於曆史人物，我們應該具有一種“曆史的同情”，設身處地地想一想。在當時的曆史條件和政治情勢之下，董仲舒已經做的很好了。處在那種情況中，誰又能做到“伸天以尊民”、“屈君以伸民”呢。除非不做，要做，任何人都難以做得比董仲舒更好。所以，我給他的定位仍然相當高，認為他比荀子高，可與二程、陸九淵、王船山、黃宗羲等並肩。2010-9-26東海儒者餘樟法匆匆

附啟明人網友跟帖：

“獨尊儒術”是否“獨尊皇權”，對這個問題我想值得與東海先生商榷的。

漢武帝是第一個意識到皇權製度的鞏固需要思想理論支持的封建君王。秦始皇沒有，所以焚書坑儒。漢初皇帝沒有，戰亂後養民生息，清靜無為，黃老之術，也不需要思想理論。無為政治走到盡頭，經濟恢複，自給自足局麵打破，出現貧富懸殊，豪強兼並，地方富而中央窮，匈奴入侵，國家財空兵弱，諸多社會矛盾激化，推動漢武有為。有為，就是“獨尊皇權”，強化中央集權，“獨尊儒術”的國策就是履行這個目標的。

董仲舒的儒術一方麵順應了漢武“獨尊皇權”的需要，另一方麵畏懼漢武淫威，所設想的儒術，與原始儒學相違處，歸結起來，起碼有五點：

一、從定位來說，民本定位是民貴君輕，董仲舒的儒術是民輕君重天尤重：“屈民以伸君，屈君以伸天。”董仲舒視天尤重，借天的征兆去警戒君王，用心良苦。天的本意多少有點民生成份，卻沒有半點民心、民意的成份。

二、原始人文文化視天民一體，“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董仲舒視天民相隔，背離了原始的人文精神。

三、孔孟儒學超越了原始人文時代，即神道設教的天人感應模式，真正進入到思想性的理論階段。董仲舒退而更化的天人感應理論，雖然有其苦衷，避離禍害，卻從社會效果和理論本質方麵，遠遠落後於孔孟儒學，是退化了的儒學體係。

上述三點，有涉董仲舒天人感應理論，在曆史長河逐漸消失。在東漢時代出現白虎通的三綱五常，力挺皇權的。在宋明道學時代，強執天理，也是專崇皇權。注意：明清儒學對天理範疇的理解與宋明道學截然不同，也如儒家與道家對天的範疇理解截然不同一樣。儒家專製思想也隨著專製製度的興亡，從天人感應的理論模式轉向思想性的理論模式方麵，最後走向終結。

四、重義輕利。董仲舒說：“正其誼不謀其利。”已經背離原始儒學。孔子說：“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何有輕利思想。應該是：“正其誼而謀其利”吧！重義輕利的思想走向極點就是宋明道學的“存天理，去人欲，”明清儒學王船山是這樣破解的；“天理人欲，同行異情。”“無理則欲濫，無欲則理亦廢”。

五、輕視事功。董仲舒說：“謀其事而不計其功。”錯了，即事、謀事、成事必計其功。無事功何有“富有為大業，日新為盛德。”孟子說：“達則兼濟天下”。兼濟天下必計事功。輕視事功的思想走到極點就是“天命之謂理，”人人各守本份盡其職，幹其事，不計其功，所以有朱熹與陳亮的爭論。《中庸》雲：“天命之謂性”。宋明道學更改為：“天命之謂理”，性即理。王船山回複為：“天命之性其原，氣質之性其都”。請東海先生對三個命題作認真分析吧！

宋代背景作品《說嶽全傳》、《楊家將演義》、《水滸傳》都共同反映宋代時代的兩個意念：一是忠孝兩全，忠烈誌士，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二是學好文武藝，貸予帝王家。在製度和意識形態方麵，皇權專崇到極點。這種現象與意識形態主導位置的宋明道學沒有關聯？

宋之前，王朝興替理念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惟有德者就其位。”此理念接近三代，正義與非正義的問題。宋以後是忠君報國，皇帝即使是民賊獨夫，也是正統。造反則是逆賊，不能入正統。所以，興替方式是：漢族——異族——漢族——異族的兩度循環。正統與非正統，此意念影響後世，業已成為封建枷鎖。自批判反動權威，開展階級鬥爭以來，禍害日甚，直到現在，隨處可見。這種興替現象，正統意念與宋明道學沒有關聯？

中西文化論戰以來，主儒派和反儒派爭論不休，直至現在。何故？盤根究底，因為：

必須正視二千餘年封建專製的曆史事實：民本與專製並存的曆史事實。

必須正視二千餘年專製製度下儒家思想演變的邏輯事實：民本思想與專製思想並存的邏輯事實。

漠視這個曆史事實和邏輯事實，對儒家學說作一概肯定和一概否定的評說和爭拗，隻能延誤儒學的複興大業。

建議：不要單純研究四書，更要鑽研《荀子》和《易傳》，對全麵理會原始儒家的思想本貌、孔孟的思想本貌是有幫助的。

多研究明清儒學思想。批判封建製度的，多看看唐甄、黃宗羲的書；關注儒家義理的，多研究王船山的學術思想。弄清楚明清儒學與宋明道學之間的分歧點，即儒學民本與儒學專製；傳統儒學與異化儒學之間的差別，方可真正理會儒學的真正義理，會通儒學的古今通義。

在文革前後，出現馬克思主義程朱化現象，改革開放後出現人欲橫流，禮崩樂壞現象，曆史上兩種偏極的社會形態和現象我們經曆和目睹了，難道還不因此而醒悟嗎？

其實，我和東海先生一樣，立誌弘揚儒家文化，對中華優秀文化的斷裂十分心痛，不少看法接近。惟是對儒家文化的歧見，甚至是根本性的分歧，影響到對儒學現代化思路的殊異。相信：在以後切磋交流中，取其是，去其非，挽手共向。特錄王船山一段話作共勉：

學愈博而思愈遠，思愈困而學必勤。

這是理論研究（學博）與實踐真知（思遠）的關係，“有一人之正義，有一時之大義，有古今之通義。”一切以應用為準，經世治用、會通古今通義而成就。因為：事常變，易無體，神無方，文無法。前三句是《易傳》的，第四句是王船山補充的，這是係統的哲學思維，是學思互補，互動共進的理性邏輯。

（跟帖於東海《民主啟蒙與文化啟蒙-----兼提醒劉亞洲將軍》）

感謝國務院新聞辦

昨天有媒體揭露出安元鼎保安公司與各地方政府互相勾結、堵截上訪、濫押訪民的罪惡，而今天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就發布的《2009年中國人權事業的進展》白皮書宣稱：“2009年，全國信訪總量同比下降2．7％，連續5年保持了下降的態勢。”雲雲。

兩者之間的“神秘”關係，弱智都能看得出來。“全國信訪總量連續5年保持了下降的態勢” 這一成就的取得，與安元鼎保安公司的努力肯定是分不開的。截訪都被做成生意了，這已經不是一般性的官商勾結，而是公權力商業化、政府黑社會化的典型表現。

“白皮書”一仍舊貫地高調宣稱中國人民享有種種“紙上”人權。僅僅看“白皮書”，中國無疑已成為世界上法治最佳、自由最高的國度，中國人權真可謂“比美國好五倍”矣。

看看“白皮書”，照照現實社會，不由得驚歎這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臉皮之厚，不由得想起“巧言令色鮮矣仁”和“無恥之恥無恥矣”的聖言。有儒者比我爽快，直接蹦出來三個字：“不要臉”！

又有高人齒冷：想不到東海眼光也如此淺薄！你難道看不出來，它完全不顧事實、脫離現實的“白皮書”，就是故意反話正說惡心人的，以便讓中國人民及國際社會更好地看看這個政府是多麽不要臉。而且選在安元鼎公司的惡行敗露之際拋出來，形成鮮明對照，用心不可謂不深哪。

東海撫掌大笑，原來歌功頌德臉上貼金塗脂抹粉托膂捧屁的xl工作，居然具有這麽巧妙深刻偉大光榮陽春白雪的意義。姑遵所囑，就對國務院新聞辦表示一下感謝吧。

2010-9-26東海儒者餘樟法

子能覆儒，我必複之！

阿克頓說：“對人權的無知、忽視或蔑視，是公眾不幸和政府腐敗的唯一原因。”說得好，東海補充一下：“對心性的無知、忽視或蔑視，更是公眾不幸和政府腐敗的原因。對人權的無知、忽視或蔑視，也是右此而起。

不僅此也，對心性的無知、忽視或蔑視，乃是人世間一切不幸、危機、罪惡的最根本原因。易言之，人世間一切問題歸根結底都是心性問題。人心普遍壞了，政治、道德、法律、製度等一切都好不了，而壞的政治、道德、法律、製度等反過來又讓人心更加敗壞。

儒佛道為中華文化三大統都是以心性為核心的心性文化，對於人心都有很好的療效。儒家對心性的證悟尤其深刻，內聖（道德）外王（製度）雙管齊下，對於療治心疾改良人心，對於喚醒、弘揚、實踐、光大良知，效果特別顯著。

儒家，良知文化也，儒者，良知人士也。儒者的責任就是通過自己言行一致的努力，對良知，讓越來越多的人解悟心性的奧秘、接受良知的其統帥。

借用春秋時人申包胥對伍子胥說的一句話“子能覆楚，我必複之。”被毛澤東魯迅們徹底否定的中華文化特別是儒家，必須在、也一定會在東海們的手上得到全麵的恢複。這是東海也是我們這一代中華文化人的文化責任、社會責任和曆史使命。

好善必惡惡，皈仁必惡不仁；立新必破舊，大破才能大立。要全麵恢複儒家文化，就必須把魯迅式的反儒派從思想、理論、精神文化等方麵反掉。東海強力批魯，並非與魯迅這個舊上海灘上的小文人過不去，而是與魯迅所代表的、至今仍盤踞在眾多魯粉心頭的邪知邪見過不去，與他們的反儒家、反中華的言行過不去。這是真正的替天行道。

子能覆儒，我必複之！覆儒，憑的是強權，是暴力加欺騙；複儒，憑的是良知，是道德加智慧。覆儒，憑的是邪知邪見巧言偽理，訴諸於民眾一時的習性習心；複儒，憑的是正知正見真理真言，訴諸於人類永遠的本心本性。複儒，複的就是仁義道德，就是本心本性。

強權暴力邪知邪見是有相當力量的，但良知真理的力量是更加本質、深刻、永久的的力量。儒者及廣大中華文化人就是要憑著這一力量，好善惡惡、大破大立，為為中華文化作中堅，這個時代作先鋒，為這個社會作砥柱。七絕一束自勉並與儒門同道共勉。詩曰：

一揮鐵筆氣如虹，謬論歪言誓掃空。

欲就弘儒大事業，姑為反魯急先鋒。

休嘲東海太天真，左抗強胡右抗神。

天下滔滔皆是也，區區豈敢惜一身！

自注：強胡指馬列，神代表各種外道信仰。

呼牛呼馬又何嫌，文賊文豪任汝鈐。

自有良知天爵在，狼窩虎穴倍尊嚴。

重任千秋我自肩，孤來獨往一年年。

人雖千萬亦何有，世不能知自有天。

半世風霜不見春，畏於匡地苦於秦。

蒼天著意窮吾遇，為煉金剛不壞身。

2010-9-26東海儒者餘樟法

沒有民主是不行的，僅有民主是不夠的---兼論認理服輸

君主時代是“為民作主”，強調傳統的合法性（既儒家文化的合法性，道統的合法性）；民主時代是“由民作主”，強調民意的合法性。就製度而言，毫無疑問，民主高於君主，但是，民主仍大有不足和弊病。

“由民作主”，好。然而民由啥作主？在相當漫長的曆史階段裏，由於知識、學問、智慧、道德等各方麵的限製，心為形役、身為物役乃民之常態，“民心”往往由不良的習性欲望以及各種歪理邪說作了主。這樣體現出來的民意就不一定正確，甚至往往不正確。

在君主時代，“君意”（君主的旨意）出偏差犯錯誤，會造成嚴重的後果；在民主時代，民意同樣會出偏差犯錯誤，同樣會造成嚴重的後果。因此，在君主時代，儒家強調“正君心”，在民主時代，則有必要“正民心”，對國民進行文化啟蒙、智慧開發和道德教化，不斷提高國民各方麵的素質，從而在根本上對民意進行調偏糾正。

以仁本主義為意識形態和指導思想的現代國家，各種異端外道歪理邪說的影響必然有限，民眾的思想文化智慧道德等整體水準必然較高，民意出偏的可能性就會減少。那麽，民主決策的時候，出偏差、犯錯誤的概率就會低得多；民主選舉的時候，選出正人君子的可能性就會大得多。

沒有民主是不行的，僅有民主是不夠的。政治文明、製度文明的核心是道德原則，這是民主原則之上更高的原則。如果偏離或違背了這一原則，民主政治就會劣化甚至異化。

民主是個好東西，儒家的民主是個更好的東西，它在“由民作主”的基礎上，讓人民普遍自覺自願地由仁義作主、由良知作主。儒家民主兼具民意和傳統雙重合法性，在以人為本的基礎上追求以仁為本。在儒家仁本主義的指導下，我們建設民主、實踐民主的時候，可以在吸取西方民主的精華的同時避免各種瑕疵和弊端。

有必要說明一下：我前麵說，在現代儒家之國，各種異端外道歪理邪說的影響必然有限，並非要限製或剝奪它們的言論權，那是儒家絕對不允許的。相反，任何學派宗派任何人的言論自由都應該得到維護。儒家與各種異端外道歪理邪說的競賽和鬥爭，隻能通過說理的方式進行，所謂理論問題理論解決。隻是必須強調的。

之所以斷定它們影響必然有限，是因為邪不勝正---邪說偽理終非儒家正見真知之敵。要講道理，古今中外哪一個學派宗派講得過儒家呢。隨便孔孟程朱陽明東海哪一位上場，天下有誰配作辯論對手、又有誰能占得了絲毫上風呢？

果真有人講得過東海，那將是東海求之不得、喜出望外的，那說明他的良知心更圓，他的學說真理度更高，更加符合仁義、中庸之原則。認真學習恭敬請教都來不及，哪還有工夫與之爭辯？儒家是要對天下後世負責的。唯良知是遵，唯真理是從，這本是儒家家風，更是東海海風！

2010-9-27東海儒者餘樟法

請教和求助----答強浩網友

謝謝強浩先生。所提到的問題很有意義，值得每一個儒者思考。既是公開帖，容我公開答複。

離開一無萬法可言，離開萬法也無一可言。一就在萬法之中。作為儒者，“萬法歸一是不夠的，還要一歸萬法，這個一隻有在萬法中才是真正有生命力，活潑潑的，然後又能收的回來，回歸寂然不動的本體。”此言非真儒者不知道、不能道也。

“最怕的是我們競爭不過西方的智者”。這也是我之所怕。大半輩子裏，我對儒佛道三家作了相當深入的體究，對西方文化特別是哲學政治學亦有所了解，皈本儒家以後，它們都成了我豐富的營養。東海之儒，融攝佛道兼汲西方（在大本確立的前提下），非虛言也。但“西方最新的格致之學”方麵確是我的不足。

對一些前沿科學也不無關注，拜讀過斯蒂芬霍金、保爾戴維斯等人的有關著作，初步了解一些量子力學天文學宇宙科學方麵的知識----然畢竟是業餘涉獵，泛泛而已，或有所啟發，尚不足以拿來“豐富我們的儒家文化”，此為遺憾。

儒者首先應爭做最好的政治家或教育家。政治家，東海此生無望，且誌向和興趣亦不在從政。至於寫寫新舊詩，消遣而已，或者有點“載道”的想法，可不是想當什麽詩人。東海個人最大的願望是當一個教育家，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哪怕是在一所普通的大學當一個普通的教師也好----那對我來說，是得其所哉，“南麵王吾不易也”。現在看來，這個願望很難實現。哎！

其次儒者不妨在科研、經濟、軍事、體育等等方麵發展自己，自成一家。“不斷用非常識的東西來豐富常識的東西”，理所當然。非常願意“再做回小學生”“研究下西方最新的格致之學”，何待“懇請”？隻是各方麵條件特別是西方“格致”方麵基礎有限，不知從何處入手為宜，拜何人為師最好？希望得到先生的指點----也借此機會向各界各行高手請教和求助。

東海儒者餘樟法頓首2010-9-28於南寧

附強浩先生帖：

儒家的東西一而二，二而一，很好。但需要與時俱進，爭取能變成一而十，十而一，否則別人終究會以儒家經典過於常識化，過於直觀化來攻擊儒家。西方科學最早的發展是一而二，一而三，一而四，就是沒有二而一的回歸，但西方的智者早就開始對此進行批判，現在西方已經有係統論，整體論來統領科學的發展，盡管道路很長，但西方在這方麵確實也在進步。

東海兄的國學造詣和文字功底在國內數一數二，我非常喜歡讀你的文章和詩歌，我的意見是儒家的東西需要發展，要不斷用非常識的東西來豐富常識的東西，我的擔心是東海兄的局限在於對於非常識關注不夠，走了明清以來大儒的老路，減少了你本來可以為天下做出的更多的貢獻。

格物致知正心誠意是從外到內，修齊治平是從內到外，儒家合內外的理念是很好的，但從孔孟開始一直內的多，外的少，孔孟當時是因為生產力不發達，想多點外也不行，但宋朝以後儒家偏內的問題日益嚴重，一直到東海兄你。

不關注外，到最後必然限製了內的發展，現在西方在外部世界的探索已經到了我們中國人難以想象的地步，懇請東海兄能夠再做回小學生，研究下西方最新的格致之學，然後可真正的豐富我們的儒家文化。否則別人已經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了，我們還在一而二，二而一的玩。

一而二，二而一當然不會出偏，當然又中有正，但這是不夠的，老祖宗做到這一點已經很不容易了，但我們一定要把它發展成一而萬，萬而一，這才是真的儒者，萬法歸一是不夠的，還要一歸萬法，這個一隻有在萬法中才是真正有生命力，活潑潑的，然後又能收的回來，回歸寂然不動的本體。

我最怕的是我們競爭不過西方的智者，他們對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研究到很深的層次了，盡管現在哈佛耶魯一些教授還沒到達中國文化的最精深的核心，但這隻是個時間問題。而我們中國能搞清楚儒家的東西是怎麽回事的很少，像你這樣搞的很清楚的又滿足於儒家完美體係對外關注不夠，走明朝儒者的老路，我真的很著急。（貼於東海儒者餘樟法的BLOG：）

大家都來想想辦法-----二回強浩網友

佛道兩家皆博大精深，佛家經典則比儒家多多（未遭秦火之前，儒家典籍亦頗夥，太史公曰“儒者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然即使六藝經傳都在，我相信仍少於佛。）

佛學因其博大，加上“三藏”浩淼，古今多少人是終其一生“不能究其理通其學”；又因其精深，一旦究其理通其學，深入其中後難免就“深陷其中”。自古以來從佛歸儒者寡，一旦歸儒，多為大儒。

從強浩兄言談（如對“一與萬法”的解悟）所表現的智慧可知，對佛學是深入了的。居然能夠棄之而歸儒，憑這一點己令人肅然起敬。這其中居然“有東海兄文字的一份功勞”，何幸如之，要感謝的是我呀---這說明了儒家所具有的無比魅力，說明儒家道理之廣大精微比起佛家來有過之而無比及也。

“我們在河這邊，民眾在那邊”，如何“解決橋的問題或船的問題”，或者說如何解救向那些“地上餓的要死的人”“，確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

東海持之以恒地寫作和上網，持之以恒地“宣傳我們的食品有多好多好”，也“投放飛機上的食品”的一種方式，隻可惜收效甚微。越是餓的要死的人越是排斥（思想精神道德等方麵越是貧困的人越是反感優秀的文化）想到大學教書，是為了能夠找到些合適的對象，想當大報的專欄作家，也是為了更有效地投放。奈何想之不得也。

“如今的中國正是魚躍鳥飛的好地方”，根本上說是如此，但具體到儒家而言，未免過於樂觀，忽略了赫然擋在東海、擋在儒家也擋在每一個中國人前麵的那個龐然大物的作用。

“孔孟如果在當代，從政不得之後，多半會做企業，世界500強是肯定的。”此言或低估了孔孟而高估了當局。在當代中國做企業，小打小鬧沒問題，要做大，做進世界500強，不可能----當然不是孔孟能力不足的緣故。在春秋戰國時，孔孟如果有時間有興趣，倒有可能做出天下一流企業。現在嘛，肯定不可能。

弘儒的方法問題，路徑問題，手段問題，怎樣才能“造出最好的船，橋，直升機，把那邊餓肚子的人趕快搞過來”的問題，值得深入討論。希望有識之士獻計獻策，大家都來想想辦法。

東海儒者餘樟法2010-9-29

附強浩先生帖：

能夠得到東海兄的回複，很高興，我棄佛歸儒的過程中，有東海兄文字的一份功勞，有機會飛到南寧請你喝頓大酒感謝下，或者你來nc我來招待。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社會信仰缺失，儒家文化無家可歸；在地上的人餓的要死，飛機上的食品投不下來。東海兄你就是那個飛機上有食品的，你的當務之急在於想想如何投放的問題，而不是宣傳我們的食品有多好多好，跟那些說你食品不好的人打口水戰，孟子批墨批楊，兩個原因，一是自己沒更好的事幹，二是墨楊是值得批的對手，而這兩個原因對今天的你都不成立，第一，你東海兄有好多事情可幹，第二，你沒有值得批的對手，那些說儒家不好的連門都沒入，攻不到儒家的軟肋。

我們在河這邊，民眾在那邊，不解決橋的問題或船的問題，再好的東西都送不過去，東西好有什麽用呢？

這個問題中國幾千年都沒有解決，能夠遊過河的隻是極少數人，而他們過河之後關注點隻在於怎麽遊，怎麽是最正宗的遊泳姿勢，而從未想過造船或者造橋，更沒想過直升機。

船，橋，直升機，它們都是科學的產物。（科學不好，是因為脫離了常識的統領，用常識統領科學，科學就會光芒四射）

老祖宗沒想過船和橋，這是他們曆史局限性造成的，我們當代自稱為儒者的人，如果不想著造出最好的船，橋，直升機，把那邊餓肚子的人趕快搞過來，那就不是真儒者，儒者就是社會最需要的人，能讓天下人過好日子幸福快樂的人，不要搞的玄乎乎的。

而方法問題，路徑問題，手段問題，這恰恰是中國傳統儒學的最大短板。

孔孟做不了官，隻好教書去，因為他們當時選擇有限。東海兄學孔孟我支持，但要活學，在當時，教書是為社會做貢獻最大化的第二條路，如果從政是第一條的話；但現在選擇多了，如果海兄還拘泥於兩千年的選擇，動不動就說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很快樂，我覺得這不是儒家積極入世的態度，反而有點消極了。

唐人說：白頭歸佛一生心。我要說白頭我也不歸佛，白頭我也要做入世的真儒者。佛家太注重終極關懷，以至於忽略了現實關懷，這是佛家不如儒家的地方，也是所有宗教不如儒家的地方，政治隻有現實關懷，無終極關懷，這是所有政治不如儒家的地方。我們白了頭再去大學裏教教書，但不是現在，我們生在如今的中國，正是魚躍鳥飛的好地方，我們要倍加努力啊。

有時候我想想孔孟如果在當代，從政不得之後，多半會做企業，孔子多半做董事長，讓子貢當CEO; 而孟老爺子多半董事長總經理一肩挑，出去談業務都之擄起袖子自己上，但這兩位出馬，世界500強是肯定的，先斥巨資辦幾個私立大學，請東海兄任校長，負責精英教育；再投資拍幾個大片：論語，孟子，全國廣告熱炒，務必保證觀影人次達2個億，普及教育就實現了。

（貼於東海儒者餘樟法的BLOG：）

唱紅誰敢歌“國際”？----薄熙來先生何以釋疑？

馬列主義“人性論”對人性的認識錯誤，昧於本性（馬列主義沒有具體的人性論，他它反對人性有普遍性的一麵，將人性歸結為階級性）；其唯物論對宇宙起源認識錯誤，昧於本體。馬列主義的錯誤是根本性的，不僅異端，而且邪說。

當然，馬列體係中並非沒有合理的、正義的因素，例如對公平的追求（盡管是無根的）、共產主義理想（盡管是空想）等。關於馬列的各種問題，東海已有近十篇文章予以深度闡述，茲不詳論。

這裏僅指出，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等學說及其民粹主義傾向，盡管不合理非正義，大違仁義、中庸原則，但對弱勢群體極富煽動性，對特權階級極富殺傷力。難怪有人說，現在最害怕馬列主義的是執政黨啊。

試想，如果中國再出現一批真正的馬列主義者，重新鬧起革命來，執政黨危乎殆哉，而絕大多數領導幹部無疑都是“革命人民”革命的對象，定然會被“打個落花流水”、殺個血流成河。然後“革命人民”打江山坐江山分享勝利果實，曆史重新輪回。（這也是某些短視的民主人士推崇馬列主義的原因，飲鴆止渴，愚不可及也。還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的邏輯在作怪啊。）

執政當局雖然名義上仍奉“馬家”為尊，實則早已避之唯恐不及。“馬家”所有實質性的內容和精神，包括其“聖經”《共產黨宣言》，全都被悄悄架空、塵封了。薄熙來先生算是個例外（體製內的異數）。對他的唱紅打黑之舉，體製內恐懼、反對者眾，良有以也。

不過，薄熙來先生舉馬挺毛唱紅也隻能有選擇地、局部地“動真格”，說難聽點，隻能葉公好龍半吊子----不論主觀意願如何。或許，薄先生不過是打鬼借鍾馗、打黑借馬毛，並非真的要舉馬挺毛吧。

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偶爾有個別膽子大的口頭上高舉一下，也得把聲調壓得低些、再低些。至於唱紅，唱唱比較溫柔淺淡的紅或無妨，對於鮮紅血紅、紅得發紫的那支馬列主義聖歌、無產階級戰歌、世界性的紅歌《國際歌》，那肯定是、絕對是不許唱也沒人敢唱的。薄熙來先生想必也不敢，至於其他官僚，別說親自唱了，隻怕聽了別人唱都要尿褲子也。

有人問：唱紅歌為什麽不唱《國際歌》？這個問題，當局自然是無法自圓其說的，不知膽色口才俱佳的薄熙來先生有何高見可以釋我世人之疑？

2010-9-30東海儒者餘樟法

某些反動的“自由派”

毛澤東和他的時代一起遠去了，毛澤東思想也漸漸式微了，但毛式的即紅衛兵式的思維和邏輯卻仍然常見，如“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的做法，在民主自由派當中就頗為盛行。

某些人不論什麽都與當局唱反調，以此標榜自己的正確。當局提倡愛國主義，他們就鼓吹利己主義（愛國主義固然不對，利己主義更有問題）；當局奉持唯物主義，他們就信仰神本主義（馬克思唯物主義固然錯誤，基督教神本主義更是荒唐）。

當局強調和諧論，他們恨不得把“鬥爭論”重新舉起來；當局假惺惺地局部尊一下儒，他們恨不得再來一次大革文化命運動把儒家徹底消滅，表現得比紅衛兵還要瘋狂。前不久中學課本撤掉了幾篇魯迅文章（其實執政黨並未反對魯迅，隻是淡化處理耳。）不僅左憤如喪考妣，連自由派也義憤填膺，爭當起擁魯急先鋒來……

這種種怪象的產生，就是紅衛兵式的思維和邏輯在作怪。紅衛兵遺孽為左憤，可以理解，紅衛兵遺孽為民主自由派，卻頗令人詫異。這些人自以為在反專製，其實在混淆是非攪渾水，雖然號稱民主自由人士，在思想上比當局更混亂甚至更反動。

不能因為當局反感、躲避、架空、虛置真正的馬列主義，我們就去親近、擁護、落實、高舉馬列主義旗幟；不能因為當局反台獨藏獨疆獨，我們就去支持台獨及其它各種獨立勢力；不能因為當局警惕、疏遠、冷落魯迅，我們就去熱捧魯迅。

很簡單的道理，某些人怎麽就不明白呢？

2010-9-30東海儒者餘樟法

自由主義與馬教耶教同異略辨

三家的人性認識有相通處，都隻識習性不識本性，更不承認人性有超越性，都反對儒家的性善論。都屬於或接近於性惡論。

在“第一性”問題上，馬教是唯物主義，耶教是唯神主義，自由主義無所論，自由主義者中有唯物者，有唯神者，也有唯心者，因人而異。

在政治上，自由主義以人為本，耶教以為神（政教分離之前，耶教有其強烈的政治追求和豐富的政治實踐），馬教名義上強調人民，實踐中、實質上乃是以黨為本。論思想背景，自由主義背靠個人主義，馬列主義崇尚集體主義；論實踐結果，自由主義結出民主社會，頗為自由，馬列主義結出“黨主”社會，極為專製。

在政治上，自由主義與馬列主義是格格不入的對頭，對耶教則既有一定的認可、利用又有某種製約。在曆史上，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背景人文主義是在與神本主義的鬥爭中成長起來的；在現實中，所有自由主義國度對耶教普遍有其製度法律的約束，故耶教經典依舊頗邪，表現不失為善。因為在硬性約束下，西方耶教在整體上已喪失“邪”的能力。

於儒家而言，三家都是異端，但性質有所不同，可以說三者有相通相同處，但不能說它們“同出一轍為一母兄弟”。自由主義在政治上離儒家較近，其政治實踐及其理論，都不乏一定的的先進性科學性和真理性，有不少精華之處值得我們參考和吸取。馬教各方麵就離得遠了，耶教更遠了，“無所取材”矣。

被自由主義“洗腦”，雖層次有限，不失為一種啟蒙，至少不失為正常人；被馬教洗腦，就有失常的危險；被耶教洗腦，基本上就殘了---那些原教旨的中國基督徒，正常者幾希。

同時較長遠地看，要回歸中華文化成為儒者或佛道兩家信仰者，自由主義者比較容易些，馬列主義者就不容易，基督徒就更難了。（當然，自由主義者也好、馬列主義者和基督徒也好，都是指真正的。任何一家假冒偽劣者往往喜歡追風，隨時可以變來變去，不算數的。）2010-10-2東海儒者餘樟法

附某網友：東海，“馬教思想”和“自由主義”以及“耶教教義”，三者其實同出一轍，為一母兄弟。在中國，“馬教”充當了後兩者的開路先鋒，有"馬"就會有"自"，"馬"走"耶"就必來...

尋找兩種人

明儒呂坤說：“平生無一人稱譽，其人可知矣。平生無一人詆毀，其人亦可知矣。大如天聖如孔子，未嚐盡可人意。是人也，無分君子小人皆感激之，是在天與聖人上，賢耶？不肖耶？我不可知矣。”

“平生無一人詆毀”和“平生無一人稱譽”這兩種人，都是人世間稀罕之物，古今中外可不容易找到。找了好幾天，“平生無一人詆毀”的人，如果去掉“平生”二字，隻算後半生，毛澤東可以勉強算一個，也是絕無僅有的一個。

“解放後”特別是文革以後，在公開場合，在中國，確實是“無一人詆毀”“無分君子小人皆感激之”----在毛澤東生前，敢不感激、敢於詆毀毛澤東的人，豈容活在世上？

此君造禍之大、流毒之廣、遺惡之深，讓有史以來任何暴君惡主大盜厲賊都望塵莫及啊。不過，與其說是毛澤東把人民推向火坑把神州變成鬼域，不如說是人民自作自受。那是怎樣的邪知邪見、怎樣瘋狂的的愚民愚昧的暴民、怎樣深不可測的罪惡共業，造就了這麽一個“在天與聖人之上”的偉人啊。

又到古今中外找了好幾天，“平生無一人稱譽”的人一個也影子也沒有。無論怎樣窮凶極惡的殺人惡魔飛天大盜，甚至連秦始皇洪秀全這種東西，都會有人稱譽不已。他們生前就不用講了，死了千百年，仍受到某些人的高度讚美。或許並非絕對沒有，而是躲在現實與曆史哪個黑洞裏僥幸逃脫了東海法眼？姑且發個尋人啟事試試吧，望知情者賜告為荷。

2010-10-1東海儒者餘樟法

身為蠢人不知蠢的朋霍費爾

我多次指出：德智不同而相通，大德者必有大智，大智者必有大德；兩者到了高處則相同，合而為一，良知就是高道德高智慧的圓滿合一；愚蠢是一種智慧缺陷也是一種道德缺陷；缺德者卑劣，缺智者愚蠢，卑劣者可怕，愚蠢者也可怕有時候甚至更可怕……

東海這些論斷，與德國牧師、神學家朋霍費爾在《獄中書簡》中的一段話不謀而合。朋霍費爾斷言：“愚蠢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他說：

“對於善來說，愚蠢是比惡意更加危險的敵人。你可以抵抗惡意，你可以揭下它的麵具，或者憑借力量來防止它。惡意總是包含著它自身毀滅的種子，因為它總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話。然而麵對愚蠢，根本無法防衛。要反對愚蠢，抵抗和力量都無濟於事，愚蠢根本不服從理性。假如事實與一己的偏見相左，那就不必相信事實，假如那些事實無法否認，那就可以把它們幹脆作為例外推開不理。所以同惡棍相比，蠢人總是自鳴得意。而且他很容易變成危險，因為要使他揮拳出擊，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比起惡意來，愚蠢需要加倍小心地對付。我們不要再三努力同蠢人論理，因為那既無用又危險。要恰當地對待愚蠢，認識它的本來麵目是必不可少的。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種理智上的缺陷。”

這段話“整體上”說得不錯（仍有其偏。例如，愚蠢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以高標準衡量，對。但不能說它“不是一種理智上的缺陷”，愚蠢當然是一種理智、智慧上的缺陷。又如，不能否定論理、教育的作用，不能否定“再三努力同蠢人論理”的長遠和整體的作用。即使對方永遠聽不進去，還有旁聽者，更有天下後世。對於儒家來說，教化離不開論理，放棄論理，是不負責任的表現。）

然而朋霍費爾得出的結論和開出的方子完全錯誤。他說什麽：“我們意識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來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贖，此外別無他法。迄今為止，企圖用理性論證去說服他，絲毫沒有用處。……正如聖經所言：對上帝的畏懼，就是智慧的開端。換言之，治療愚蠢的唯一辦法，是靈性上的救贖，因為唯有這樣，才能使一個人像上帝眼中負責任的人那樣生活。”

完全否定教育的作用，視上帝信仰為“治療愚蠢的唯一辦法”，實屬南轅北轍。從中華文化的角度看，朋霍費爾可謂“身在蠢中不知蠢”也。

一般情況下，道德與智慧既相通又有別，不能混為一談。朋霍費爾曾參與德國抵抗納粹的反對運動，因此被捕，德國投降前夕被絞死在納粹集中營，足見其在道德上頗為可觀，想不到缺智如此，亦可悲矣。

想想也不奇怪，西方哲學一向貧困，不是唯物就是唯心，不是人本就是神本，無法想象也無法理解心物不二、天人合一的東方智慧，更無法理解儒家仁本主義的奧妙。優秀如康德，也不得不假設一個上帝，才能把“話”勉強說圓，何況其它角色何況普通人哉？

2010-10-2東海儒者餘樟法

關於異端外道與邪說邪教----略釋網友之疑

在東海隨筆《自由主義與馬教耶教同異略辨》後，verreg網友跟帖：

“原生態的儒教，在其初始階段雖說也與眾多學家辨詰，卻不失謙虛的優點，所謂“三人行必有我師”也。後代統治者因政治的需要，獨尊儒術，儒教成了一門獨尊的顯學。即便如此，中國社會也未因此步入歐洲中世紀宗教裁判所那樣的黑暗狀態。數千年來，中國社會基本儒釋道諸家並存，和諧發展。時至今日，儒家也與時俱進了，發展到‘東海儒者’的階段，成了人類文明的最終裁判者。其他任何學說都成了異端邪說……任何學說一旦發展到唯我獨尊的地步，難免失了心智，言行舉止癲狂如癡。這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不乏鐵證，中國的儒教、西方的耶教、以及當代的馬教和伊斯蘭教都是列證。”

東海略複如下：

對於儒家來說，異乎仁義之端即為異端，外乎孔孟之道即為外道。

按照這一標準，西方文化，基督教也好自由主義也好，當然都是異端外道。中國文化，法家不用說，理所當然是異端，諸子百家（孔孟不屬於諸子）也是外道，佛道兩家雖然貴為中華文化的偏統輔統，對於儒家這一正統主統來說，仍屬外道。（當然，佛道兩家中人，無論對儒家是否支持，同樣也是視儒家為外道的，不可能例外。）

論道論到高處，連外王學大師荀子都是異端，何況其餘？----隻不過荀子屬於儒門中的異端，我們稱之為儒門別宗或儒家外道。

所有的邪說邪教無疑都屬於異端外道，但異端外道並不等於邪說邪教。相反，異端外道中不少屬於正知正見正道正教，隻不過“正”的程度有高低之別，而且無論高低，與儒家的“大中至正”相比終究有所遜色。

儒家在道德上義理上極為嚴肅，堅持孔孟之道仁義原則絕不動搖，對於異端外道邪說邪教以及似是而非的東西毫不妥協毫不客氣。孟子說：“我豈好辯也哉？我不得已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同時儒家又極為寬容，認為即使是邪說邪教，其思想行為也不乏某些好的、正確的地方。比如法家對法律的重視、馬列對公平的追求、耶教的與時俱進及耶穌的獻身救贖精神，都值得肯定和參考。

在政治上，儒家尤為寬容，對於各種異端外道邪說邪教，主張思想問題思想處理，理論問題理論解決。它們的錯誤必須受到批判和澄清，但在法律（良性的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它們的言論權應該受到尊重。對於思想理論層麵的問題，暴力解決固然野蠻，法律解決也非文明----那往往是惡法，是一種政治暴力。例如文字獄，就是政治暴力的典型。

2010-10-3東海儒者餘樟法

儒家圓無媲，東海難不倒----儒學不存在任何偏差和疑難

在一生中任何人都有可能犯大錯，聖人例外；在根源處任何學說都有錯誤至少有偏差，儒家例外，這是東海的定論。認識儒家越全麵深刻，就越會領悟儒家經典的深刻和儒家聖賢的偉大。明儒呂坤說：

“氣節信不過人，有出一時之感慨，則小人能為君子之事；有出於一念之剽竊，則小人能盜君子之名。亦有初念甚力，久而屈其雅操，當危能奮，安而喪其平生者，此皆不自涵養中來。若聖賢學問，至死更無破綻。”

呂坤說 “至死更無破綻”，著眼於道德層麵。須知在義理層麵，聖賢學問在根源處同樣是大圓大滿毫無破綻的。某些賢人之言或不免小有偏差，聖人之言即經典之言則本末俱正、枝葉皆確。

佛道兩家博大精深，但與儒家相比，仍有所遜色。道家高明但有失中庸，且雖高明而未至極；佛家精微但有失廣大（疏離政治和社會），且雖精微實未盡（隻證不滅未識生生）。“極高明而道中庸，至廣大而盡精微”這一句話，唯有儒家才當得起。

自古以來很多人挑過儒家各種各樣大大小小的毛病。某些毛病，是曆史的問題、政權的問題、某些儒者的問題，不是儒家學說本身的問題；某些毛病表麵上看仿佛是儒家學說的問題，卻是後世枝節性而不是原典根本性的問題。大多數挑出儒家毛病的人，其實是其眼光有毛病，缺乏必要的法眼和慧眼，不識儒家的大道大理大人。

修齊治平的偉大實踐，儒化中國化成天下的遠大追求，都有賴於理論的圓滿。在理論層麵都論不過異端外道，還奢談什麽實踐？而衛道弘儒的文化社會責任，則有賴於相當的理論儲備和智慧境界，有賴於對“仁法”的徹解、對自心的圓證。否則有什麽資格、有什麽力量站出來？

因此，關於儒家的任何疑難問題，在東海這裏都不存在，也就是說，它們都可以得到周到圓滿的解答。這是實在話。儒家難不倒，東海難不倒。東海與孔孟程朱陽明同心，與儒家曆代聖賢豪傑同誌，且與佛道兩家曆代祖師大德心誌相通，亦與中西方眾多大師血脈暗牽。他們都是東海智慧的源泉。

有必要說明一下，對網上“發”向儒家和東海的某些質難不予回答，非不能也。太膚淺容易的問題，一般學者或對儒學略有所知者都可以回答的，不必勞東海之駕也。

2010-10-3東海儒者餘樟法

馬列極權兩相依

或問：“特權主義與馬列有無關係？”

東海答：當然大大的有。馬列主義必然導致專製而且是惡性的專製----極權主義，一種特別惡劣的特權主義。斯大林、毛澤東們那種現代極權之惡，不僅非古代儒式的君主專製可比，而且法家的君主專製也望塵莫及。

如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為鎮壓工具等等，都是馬列核心或重要理論，滑向極權是這些理論的必然邏輯，並已為大半個世紀、大半個地球的政治社會實踐所證明。

唯物主義和馬列特殊的人性觀（馬列將人性歸結為階級性，不承認人性有超越階級性的普遍之善，接近性惡論），也是其特殊的專製體製的推手之一。單純的性惡論不一定但很容易導向專製，而且一旦導向專製，必然是最壞的專製。

法家反對禮治、德治的理論依據就是性惡論。法家認為在“好利惡害”的人性論麵前，仁義德教無濟於事，隻有嚴刑酷法才能奏效。秦朝的暴政就是法家造的孽。基督教的原罪說接近性惡論，開出西方中世紀漫長的黑暗，良有以也。

當局從革命黨進步為執政黨，從極為嚴酷的極權進步為相對開明的威權，是對馬列主義相當程度的“背叛”的結果。（當局美其名曰“發展”。根本處拋棄了違背了，貓論摸論不爭論都出籠了，馬列理論大廈就坍塌了，還談何發展？）但是，隻要馬列仍被堅持為“指導思想”----即使是名義上，中國的政治就無法完成從特權向民權、從黨主向民主的根本轉型。

在中國，隻有以儒家仁本主義為指導思想，才能順利、良性地完成這個偉大的曆史性轉型。

2010-10-32010-10-3東海儒者餘樟法

徐友漁們真討厭

據報道，在孔子誕辰的前一天，徐友漁即在媒體上對第二天的公祭活動表示了質疑和不安，認為舉國同慶、全民公祭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嫌，於憲政和法理不符。

中國剛剛有點政治寬容和文化進步，九死餘生的儒家剛剛略有起色，徐友漁“表示了質疑和不安”，真是“敏感”得過頭了。

祭孔是對孔子表示尊敬、仰慕和追思的紀念活動。儒家是中華文化的正統和主統（道統），孔子作為儒家的最高代表大宗師，等於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公祖，祭孔就是祭祖；孔子學說的核心是仁，尊孔實為尊仁，與憲政和法理有何不符？難道憲政和法理是“不仁”、違仁的？

全民公祭孔子（其實，祭孔活動規模、範圍、影響、參與人數都很少，遠遠談不上“舉國同慶全民公祭”。例如廣西就一點動靜都沒有。），是全民表示對孔子的尊敬、仰慕和追思，尊儒而非“獨尊”，更談不上什麽“罷黜百家”了。

真正“罷黜百家”、罷黜儒家和自由主義的東西高高地蹲在憲法裏呢。徐友漁這類自由主義卻把矛頭對準孔子，認洋為祖，認祖為敵，無限上綱，令人討厭。在這個方麵，這類自由主義比當局更討厭。

2010-10-4東海儒者餘樟法

為祭孔喝彩，憾級別不高

或曰：“如果把儒家思想僅僅當作一種思維方式，那麽人民是有選擇自己思維方式的權利的，有些人選擇了儒家的方式，認為有必要進行公祭，這無可厚非。但如果是政府行為的話，那就有必要檢討了，因為政府行為中行使的是公權力，如果公祭是公權力在運作，那麽是否意味著政府立場的轉變？政府的“尊儒”是一種對儒家文化資源的利用還是一種新的專製手段？這些都是值得探討的。有些人覺得徐友漁提出了這種擔憂就是“討厭”，那隻能說明這種人自己還深陷“路線鬥爭”“非黑即白”的文革思維中，更荒唐的是，他們居然還以“儒者”自居，實在是自取其辱。”

東海謹答：目前的專製，是一種既成的政治事實，是馬列主義中共的曆史延續。不僅不是儒家的責任，而且是儒家被打倒、摧毀所造成的最大惡果。祭孔，當然“意味著政府立場的轉變”。這是一種好的轉變，是邪惡野蠻向道德文明的方向的轉變。不論動機如何，政府公祭孔子，合乎民心，順應民意，值得肯定和讚賞。

“深陷路線鬥爭、非黑即白的文革思維中”的是那些反儒派啊。

不能否認當局是在利用儒家，但是，儒家本身是有力量的，那是真理、良知的力量，文化、輿論的力量，能夠對當局產生相當的反作用力。儒家“湯武伐紂”的革命精神和“以道製勢”的道德精神，儒家民本、德治、王道等思想，不僅對專製政權具有相當的道德製約、良性導向作用，而且對它的和平轉型可以產生巨大的促進作用。

隻可惜，目前祭孔級別甚低、規模極小，與文化大國的身份不相稱、與中華民族的文化需求、道德要求不相稱。當局對孔子、對儒家的尊重極為有限和局部，僅屬於選擇性、工具性、低層次的利用，遠遠沒有上升到意識形態層麵。因此，儒家的精華受到極大的限製和歪曲，難以在政治、社會生活各方麵發揮較大、更大的作用。

2010-10-4東海儒者餘樟法

再創文明新一輪

或曰：“儒家是世俗學說，現在中國又沒有傳統的士大夫階層，知識分子不足以對當權者形成製約，所以儒家的解釋權實際掌握在官方手裏。官方很容易借公祭孔子的機會，把天地君親師那一套鬼把戲扯出來當遮羞布，這比中國傳統的專製社會還糟糕。我認同徐先生的看法。”

答以兩點。

一、中國目前確實“沒有傳統的士大夫階層”，但如果儒家受到真正的尊重（意識形態層麵、憲法層麵的尊重）這個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馬家”當道”，馬克思主義學者成群結隊，儒家在“位”，儒家學者自然也會大量出現。

二、基督教和馬列主義由於經典本身的問題，不用歪曲，其中大量的偏差、錯誤乃至邪惡思想就足夠專製主義（神權專製或黨主專製）利用了，再一歪曲更不得了。而儒家不一樣，極具經典的道德性和原則規定性。儒家經典的文明先進寬容程度，不僅基督教和馬列經典望塵莫及，就是佛經道藏亦有所遜色。

仁義原則（等同於中庸原則、良知原則）為儒家的基本原則，其下還有很多子原則，如民本原則、和諧原則、以直報怨原則等等。因此，即使官方實際掌握了儒家的解釋權，必然要受到儒家經典和原則相當程度的製約；即使官方試圖歪曲儒家，也不是那麽容易的。

別小瞧“天地君親師那一套”，它已經創造了數千年優先於世界的文明輝煌。盡管需要某種與時俱進的升級，但比起馬列主義和基督教那些“鬼把戲”來，已是正確高明得不可以道裏計。時代不同了，“君主”理所當然要換成“民主”了，這正是儒家“時”和“義”兩大原則的要求。在仁本主義的導向下，隻要有實踐機會，儒家這一套必將創造中華民族新一輪的文明奇跡。

另外，“儒家是世俗學說”，更是道德學說、政治學說，同時具有相當的宗教性----良知信仰不是宗教勝似宗教。且不說儒家如何高明精微怎樣優異，在不違科學常識而富有科學精神方麵，基督教那種“神聖學說”就應該害點羞了吧，嗬嗬。

2010-10-4東海儒者餘樟法

天爵與人爵

《孟子-告子篇》裏有這麽一段話：

“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大意是：道德為“天爵”，權位為“人爵”。“古之人”修養好仁義忠信等品德，孜孜不倦地樂於為善，自然能夠享有功名利祿；“今之人”修養道德是裝裝樣子的，是為了追求名利地位，一旦達到目的，就把仁義忠信、樂善不倦等好品德好行為通通拋棄了。這真是糊塗透頂，最終連名利地位也會一齊丟掉的。

“修其天爵”就能夠“人爵從之”的社會，聖人為王的社會（最高天爵為聖，最高人爵為王。大人是最高天爵與最高人爵的合一），當然是最好的。退而求其次，能夠“修其天爵以要人爵”的社會，換句話說，可以把仁義道德當做敲門磚的社會，也算相當不壞了。被當做敲門磚，畢竟還具有利用價值和工具價值。

仁義道德被視為“吃人”之物的時代，“棄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的時代，“修其天爵”者遭受普遍的嘲笑侮辱和攻擊的時代，惡人有好報、好人遭惡報的時代，才是最壞最壞最為可悲的。

當然，對於儒者來說，“修其天爵”並非為了“以要人爵”。“修其天爵”本身就是目的，人爵從不從之，順其自然，所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擁有天爵，自尊自貴，可喜可樂，樂在其中。正如東海小詩所寫：呼牛呼馬又何嫌，文賊文豪任汝鈐。自有良知天爵在，狼窩虎穴倍尊嚴。

2010-8-5東海儒者餘樟法

政府發展經濟，純屬不務正業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二十多年來，發展經濟已經成了政府的主要追求和中心工作，所謂“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這一思想指導下，政府唯利是圖與民爭利（豈止是爭？不少地方已經發展為搶！）、特權掠奪成性一切通吃、官民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社會貪欲膨脹罪惡泛濫等等怪象隨之而來。

人民利益被國家代表，國家利益被黨代表，黨的利益被特權階級代表，最後結果必然是“極其少量百分比的以權力後代為主的家庭掌握了全國絕大多數的財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之後，國家在統治階級手中除了鎮壓機器，又增添了一項新的功能：斂財工具。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文化包括文化範疇中的文學藝術乃至道德良知信仰等等一切難免邊緣化工具化。十多年來，各地政府有句名口號叫：文化搭台，經濟唱戲（曾經文化連搭台的資格都沒有呢）就是這種文化工具化的表現。文化和經濟的關係完全顛倒了。

本來，經濟發展必須符合道德原則，接受文化指導，卻反過來了，文化似奴仆，要看經濟的臉色了。這樣的經濟發展就必然以其它方麵的滯後和破壞為代價。經濟越發展，國民越貪婪、風氣越敗壞、道德越淪喪、文化越荒蕪、社會越混亂、政治越黑暗、資源越耗竭、生存環境越惡劣。這樣的發展就會讓極少數人受益而與讓絕大多數人受損受害。於是維穩與維權的衝突成為最大的衝突，權力與權利的矛盾成為最深的矛盾。

這是一種嚴重缺乏科學性正義性和可持續性的發展觀。就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指導思想，中國的政治就無文明可言，就必然落於西方之後，甚至落於曆代儒化的王朝之後。

《大學》雲：“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我們的政府走的卻是小人之, 道：在縱貪欲，在聚斂，在唯利是圖。《大學》又雲：“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顯然是嚴重的本末倒置，純屬不務正業。

追求政治文明、維護社會正常秩序和基本公平等才是政府的主要職能，例如：建設良法良規並維護良法良規的實施，維護公民的法定權利以及生命財產安全，扶助公民、團體和工商組織均衡發展，扶助弱者生存，管製社會行為主體與國家公共權力主體的社會行為，通過興辦各類公共事業服務公民……等等等等。政府扮演的是‘裁判員’角色而不是親自下場去踢球搶球。

政府職能當然包括促進經濟發展，那是敲敲邊鼓促一促，不能把它“唯此獨尊”起來，用它來“壓”其它職能。而且“促進經濟發展”這一職能必須與促進政治文明和社會進步“同步”進行。溫家寶考察深圳特區時有關政治體製改革的講話中提出了“四要”，這才是政府之正業、之當務、之頭等大事。“四要”是：

“要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和合法權益；要最廣泛地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和經濟、社會、文化事務；要從製度上解決權力過分集中又得不到製約的問題，創造條件讓人民批評和監督政府，堅決懲治貪汙腐敗；要建設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特別是要保障司法公正，重視保護和幫助弱勢群體，使人們在生活中有安全感，對國家的發展有信心”。

2010-10-10東海儒者餘樟法

公有製還是私有製？

或問：儒家主張公有製還是私有製？

東海謹答：我主張以私有製為基礎（國有、集體等公有經濟作為補充）。這方麵我與熊師十力意見相反。熊師是主張公有製的，認為私有製是造成社會上種種不平的重要原因，說孔子亦主張廢除私有製。我不讚同這種觀點。井田製，更接近於私有製，孟子強調讓民眾有“恒產”，“恒產”，必屬私有。

我認為，實行公有製有一個曆史性條件，即科技高度發展，物質極大繁榮，一切按需分配，勞動成了人們的第一需要。或者，儒家教化大行，社會成員普遍良知大開品德高尚，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兩個條件隻要具備其中之一，是可以進入以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的。

康有為的大同社會就是一個那樣的社會。“今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產而後可；凡農工商之業，必歸之公”。“大同之世，天下為公，無有階級，一切平等”。勞動是大同社會人們的第一需要，是最受人尊敬的職業，“不出力之人，公所惡”。

在此之前，即在太平世之前，公有製弊病多多。不是自己的孩子不知道心痛，公有（包括集體、全民、國家等等）經濟往往搞不好；在官本位、權力本位的特權社會，公有經濟更容易成為腐敗源頭，甚至異化為實質上的私有。

不論專製還是民主社會，以私有製為基礎都是弊少利多，例如，有利於培養人們勞動創造的熱情，促進經濟、科技、文化、教育各方麵的正常發展，有利於強化人們對各種資源物質的愛護意識和對自然生態環境的保護責任……。

東海儒者餘樟法2010-10-10

歡迎向我靠攏，謝絕亂扯強攀

紅朝末世，原意識形態破滅，各種異端外道以及邪說歪理紛紛出籠，而且往往喜歡往儒家身上靠。前段時間有學者把馬列毛與孔孟摻合在一起，今又有人把商鞅與孔子相提並論，稱之為“儒學史上兩大至聖大師”雲雲。

異端外道向儒家靠攏，是好現象，值得歡迎，但前提是充分認識到自身“異乎仁義之端、外於孔孟之道”的錯誤。在此基礎上，我們會實事求是地肯定外道某些長處優點。比如法家一定程度上對法律的尊重和執法的認真有值得稱讚處；馬克思主義對強權的抗爭、對公平的追求（實質如何是另一回事）、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並非毫無道理。

而某些學者忽略實質性原則性的區別，抓住雙方某些“貌似”之處強攀苟合混淆黑白的做法，則是可笑的。把孔子拉進馬列之門，稱商鞅與孔子為“儒學史上兩大至聖大師”，堪稱天下奇談。孟子對利己不損他的楊朱和利他主義墨子都絲毫不假辭色，如果知道有人將馬家法家這兩大“惡性異端”送入儒門，不氣活過來才怪。

對於馬列，東海已有《異端論》等十餘篇文章予以透批，茲不論。儒法兩家的原則區別亦是很明顯的。儒家王道，法家霸道；儒家仁政，法家暴政；儒家民本，法家君本；儒家性善論，法家性惡論；儒家仁智勇（仁義禮智信），法家法術勢；儒家天人合一、體用不二，法家不知天道不識本體不明本性……。兩家學說的宗旨、核心、政治目標、社會理想都完全不同。

法家有的，儒家都有，不過都是“貌似”而已，性質不同。例如，法家儒家都有“法”，但法家不講教化，一味嚴刑峻法；儒家則以教化為重，反對“不教而誅”，儒家的法是禮法，以禮為本，禮又本乎仁義。又如，法家講權術，儒家有權道。但法家權術違仁背義，很“無道”，儒家權道則不許違背仁義原則，“貌似”反經其實合道。對於人性之惡，儒家也有深刻的認知，隻是儒家更深刻地認識到，人除了習性還有本性，習性多惡而本性至善，善是更加根本性的。

或說：“管仲之事功遠不如商鞅，但是管仲卻被孔子頌揚。”似乎商鞅更應該受到孔子頌揚。這更是混扯了。請注意三點：一管仲雖被名為法家，儒化程度頗高。二、在根本上，管仲之霸權有利於華夏，管仲之事功有利於文明；商鞅之霸道和事功則完全違悖王道精神、嚴重破壞華夏文明。三、孔子對管仲的頌揚有一定的保留，所謂“實與而名不與”。

管仲之霸權雖與法家所行霸道都有個“霸”字，名同實異。春秋時代，周室衰微，北有北狄南有楚夷，擄掠諸夏大肆擴張。東周內憂外患，岌岌不可終日。齊桓公和齊相管仲，外抗楚狄內聯諸侯，會盟葵丘建立霸權，旨在尊王攘夷，同時禁抑篡弑，裁製兼並，同盟諸國，互不侵犯，如有爭端，會盟公斷。如有外寇，互助互救。故這種霸權可以得到儒家相當程度的認可，《春秋》治升平，有大法四，其一就是“獎諸夏能持霸權以製夷狄”（熊十力語）。

2010-10-12東海儒者餘樟法

儒家五常委

在東海草堂，有新浪網友斥我毫不溫良恭儉讓，自稱是儒者，是欺世盜名。又有新浪網友為我辯護曰：

“儒者，學的是溫良恭儉讓，這是根本。但表現出來可就不一樣了，可以怨、可以怒、可以罵、可以殺——隻要對社會有用。儒者無可無不可，看時代決定自己的行為。”

這位網友說的不錯，但不準確。儒家的根本是仁義禮智信，“道德世界”的五大常委。其中仁義更是核心，相當於第一第二把手。仁又是核心的核心，最高領袖也。

溫良恭儉讓屬“禮”的範疇，為“禮”的下屬。《論語》中用它們來形容孔子待人接物方麵之表現的。“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論語》）

溫良恭儉讓的“道德級別”，相當於五個外交官，要接受“禮”和仁義禮智信的共同約束。否則，溫良恭儉讓五種美德就會成為表麵文章，就會淪為偽君子、真鄉願的裝飾品。那才是欺世盜名呢。

2010-10-14東海儒者餘樟法

東海定律：跟儒家作對就是惡

媒體報道，重慶市江津區委書記王銀峰以“影響政府辦公樓的風水”為由，要求當地一個合法樓盤“水映康城”項目停建。根據第一財經掌握的錄音，錄音中這位書記稱：“你知道重慶為什麽打擊黑惡勢力不？你知道什麽叫惡不？跟政府作對就是惡！”

如果這位書記所言屬實，重慶打擊黑惡勢力居然是因為他們“跟政府作對”，他們是否黑惡勢力，與政府相比誰更黑惡，可就難說的很了。因為，跟政府作對未必就是惡。（這位書記想必也不敢說，當年延安與國民政府作對也是惡吧？）倒是敢於做出“跟政府作對就是惡”這樣論定的官員及政府，無疑是頗為“不善”的。

這些姑不論。東海在這裏是要化用一下王銀峰書記的話，作出一個重要論斷：跟儒家作對就是惡！

首先，自古以來跟儒家作對的勢力，一定是反文明、反道德、反人道的勢力。秦始皇、洪秀全和mzd是跟儒家作對最厲害的，他們的政權就成了有史以來三大惡勢力。這是響當當的曆史性的事實證據。

其次，“跟儒家作對就是惡”乃是鐵一樣的邏輯之必然。良知的人類的本性，道德是文明的核心，仁義禮智信是人世間的“五常道”，它們正是儒家學說的宗旨。跟儒家作對，反仁義道德而動，想不成為惡，不可得也。

任何跟儒家作對的勢力都沒有好下場。秦始皇洪秀全毛澤東三政權夠強大了吧？秦王朝二世而亡，太平天國曇花一現，毛澤東人未走茶就涼，人一走天即變---鄧小平名義上延續了毛政權，實質上是反了所謂的mzd思想之動。

如果政府是文明的儒家的政府，具有民意和道德的合法性，如果“作對”的方式是暴力的違法的，那麽，確實可以說：跟政府作對就是惡。“跟儒家作對就是惡”這個論斷則不必有什麽前提。

任何跟儒家作對的思想必屬不良思想，重則為邪見邪教；任何跟儒家作對的行為必是不良行為，重則為惡行罪行。思想問題思想解決，邪教邪見理當受到批評；法律問題法律解決，惡行罪行必須受到懲罰。

順及：居然有儒者認同王銀峰書記“跟政府作對就是惡”之言，要我“看看憲法、刑法，是不是這麽規定的，看看顛覆政府罪、妨礙公務罪等都是怎麽規定的。”令人哭笑不得。在這位儒者眼裏，似乎憲法刑法以及顛覆政府罪、妨礙公務罪等規定就是絕對的正確、絕對的“善”，任何人觸犯了它們就是罪有應得。

“跟政府作對就是惡”這樣的邏輯如果成立，任何不被政府認同的行為都可以劃入惡的範疇，儒家的聖王湯武以暴力與政府作對，無疑成了“大惡”。這樣一來，政府以及某些以政府代表自居的官員就儼然成了善的化身，可以無條件地為所欲為矣。

2010-10-15東海儒者餘樟法

再論跟儒家作對就是惡

跟政府作對不一定是惡。政府不一定具有民意合法性，具有民意合法性的政府，其某些具體行為也可能違反法律或損害民利；跟群眾作對也不一定是惡。在道德不高、教化不行的社會，群眾的意見很容易出偏出錯。

所以，有時候跟政府作對是善，是為了人民的利益；有時候跟群眾作對也是善，是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禮記．儒行》中，孔子向魯哀公介紹了十五種儒行即十五種儒者。其中有一種是這樣寫的：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誌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誌，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有如此者。”

這是我最喜歡的一種儒者，注意“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這句話。熊十力先生說：

“儒者當昏亂之世，其誌氣上同於天，其前識，遠燭未來，而知當世之所趨，孰為迷失道以亡，孰為開物成務而吉。其定力，則獨挽頹流，而特立不懼。其大願，則孤秉正學以爍群昏。百獸躑躅，而獨為獅子吼。雖所之與世左，上弗援，下弗推，儒者身窮而道不窮也。”“民德民智之未進，而相比黨以圖政柄，則黠桀者為之魁，而無知之氓附之，相與顛倒是非，變亂黑白。諂行，而正士危，古今所同慨。”（《讀經示要》）

當昏亂之世，“上”（代表權力和政府）固然不會給“不忘百姓之病”的儒者施援，“下”（代表民意）也未必支持，更令人悲哀的是還有造謠諂諛之民相互勾結來加害之。那樣的政府、人民及民意值得尊重嗎？真正的儒者會與他（它）們同流合汙嗎？

可見儒家尊重政府、尊重民意都是有條件的。政府必須接受群眾的監督，政府和群眾都必須接受儒家教化，遵守仁義原則（即道德原則和文明原則）。

道統高於政統，偏離和違背了道統的政權就不是正統，儒家以道製勢的必要性和湯武革命的正義性都根源於此；道德是文明的核心，偏離和違背了仁義原則的民意是不道德甚至反文明的。儒家文化教育、道德啟蒙的重要性就體現於此。這也是儒家民本與民粹主義的根本區別所在。

法律和民意是重要原則，但它們都要接受更高的仁義原則的轄製和導引。跟別的一切東西作對，是善是惡，具體情況具體分析，跟儒家作對，是跟人世間的最高原則作對，就一定是惡。當然，這裏的儒家，必須是真正的儒家，即正統、正宗、經典的（一切以儒家經典為標準）儒家。2010-10-16東海儒者餘樟法

三論跟儒家作對就是惡

作對，對立、對抗、對著幹也，雙方有原則性的衝突和矛盾也。一般的意見看法思想觀點不同，本來不算作對，比如佛道兩家、諸子百家裏麵的多數以及自由主義，雖與儒家有異，隻是偏離，並不矛盾，縱有矛盾，並無根本性。

這裏把凡是“異於仁義之端、外乎孔孟之道”的異端外道都算為“跟儒家作對”，隻從“作對”的程度上作出區分。“作對”的程度可分為輕度、中度、重度，即“惡”可分為微惡、中惡、大惡。

儒家認為，本性是“無善無惡”、超越世間善惡概念的至善。本性發而中節為善，發而不中節為惡。《中庸》謂：“喜恕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和”就是善，不中則偏，不和則戾，嚴重偏戾就是惡。邪惡之邪，即“不正”之意。

“跟儒家作對”的表現有意念、思想和行為等不同。

意念方麵，儒者苛責自己，不論他人。思想之惡，輕者可稱偏知偏見，如佛教道家自由主義等，重則屬於邪知邪見偽理惡論，如法家和法西斯主義、馬列主義等。對此儒家應該予以實事求是的批評或批判，但要遵守言論自由的原則，理論問題理論解決。

行為之惡，如果是一般民眾一般性的過錯，沒有造成現實傷害和嚴重後果又沒有觸犯法律的，儒家主張恕道；嚴重的惡行，則法律問題法律解決，更嚴重的法律無能為力的巨惡大罪，那就屬於“複仇”的範疇了----儒家的“大複仇”和革命精神可以派上用場了。

另外，對於思想和行為，隻要沒有逾越道德層麵而進入法律範疇，儒家都是對自己要求從嚴，對他人標準從寬，對“上麵”要求從嚴，對“下麵”標準從寬。所謂“禮不下庶人”，道德主要或首先用來規範領導幹部，老百姓自由度大得多，隻要不犯法就行。對儒家，老百姓不管怎麽攻擊咒罵胡說八道都無妨，政府和領導卻不允許。

在儒家社會，對於偏離了（更別說違背了）儒家義理的任何政府行為和領導言論，儒家群體都會嚴厲批評或奮起抗議，督促當權者糾正----如果當權者是儒者，不待批評抗議就應該及時予以糾正。

儒家誠意正心以樹立正念，格物致知以追求正見，修齊治平以開展正行（正義行為）。對於人世間的邪知邪見惡理惡行進行批判乃至討伐，都是“正行”的表現，都是為了內致良知，外“致良製”、上製權勢、下啟民智。

2010-10-16東海儒者餘樟法

從魯迅周迅雷鋒霆鋒說到孔子

某前輩駕臨陋室閑聊，聊及現狀，感慨萬千，頗為懷舊，曰：“當年學雷鋒精神，現在學霆鋒跳神；當年看魯迅作文，現在看周迅作秀。”

妙語解頤，其實則經不起推敲。雷鋒不妨學學，魯迅不妨看看，霆鋒周迅不妨賞賞，但是，應該“讓他們呆在自己應在的位子上”。偶像化霆鋒周迅，固然很低俗，神聖化雷鋒魯迅，並非真高尚。兩種社會都很不正常。

雷鋒魯迅霆鋒周迅四位中，雷鋒是大公無私的象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榜樣，

最值得尊重。但必須注意，利他主義不近人情，可以個人學習，不宜強力“推銷”付之於政治、社會實踐，否則流弊無窮，即使動機大善，也可能結果大惡。孟子兩千多年前就對楊墨一起批判，實在是有先見之明。

性體（即仁體）是自他不二的，利己利他兩種精神同時並具、不可分割。利他主義雖然與利己主義相反，但同樣得“性體”之一偏，就像唯物唯心兩種主義都僅得“道體”之一偏一樣（道體是心物一元的。關於利己利他主義和唯物唯心主義的差錯及仁本主義何以正確的問題，我在多篇舊作中已予詳闡，茲不贅。）

隻有儒家對“性與天道”的認知最為全麵。不論在個體道德還是人類社會政治經濟各個領域，仁，隻有全體大用的仁，才是最好的主義，才有掛帥的資格。而儒家最高代表和象征的孔子，乃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導師，值得世人永遠尊敬、永遠學習、永遠崇拜。

在孔子麵前，魯迅周迅霆鋒都不過曇花一現微不足道的小人物，魯迅不僅小，且負麵，雷鋒略大些，也有限。天真者學雷鋒，愚昧者拜魯迅，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的庸俗群體則做周迅霆鋒的粉絲。

孔子就像一個測量儀，可以測量出個人和社會智慧道德的高低。反孔的人智慧欠缺，反孔的社會道德淪喪，隻有正人君子英雄豪傑和大儒聖賢才懂得崇拜孔子。隨著人類文化德智水平的不斷提高，儒家的真理將會被越來越多的人認知，孔子將會受到越來越普遍和高度的尊重。

2010-10-16東海儒者餘樟法

“為儒家而活”與“依賴儒家而活”

已故德國社會學家韋伯曾在其著名演講《政治作為一種誌業》中提到，世上有兩類人，一種是“為政治而活”，另一種是“依賴政治而活”。東海學舌曰：世上有兩類儒者，一種是“為儒家而活”，另一種是“依賴儒家而活”。

“為儒家而活”，就是唯仁義是從，與良知同在，守死善道，身與道俱，以身殉道。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朱熹雲：“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 “為儒家而活”者，是真正的儒者，儒家的行者，是儒家的中堅力量，儒家複興、中華振興的希望所在。“為儒家而活”者，必要時也可以可以“為儒家而死”，殺身成仁、舍生取義。

“依賴儒家而活”，指某些儒家學者以儒學為生存的手段和工具，屬於“以道從人”的角色。這類角色會因儒家的衰敗而消失影蹤或改弦易轍背叛儒家，也會因儒家的複興、興旺投奔儒門熙熙而來。當然，這是好現象，是社會進步的征兆。比起那些“依賴馬列而活”者，“依賴儒家而活”終究要顯得正常、善良、高尚些。

在儒家，學者與行者有區別又有聯係。有其學不一定有其行，“依賴儒家而活”者有學無行；有其行則必有其學，“為儒家而活”者知行合一，對於儒家學說和良知仁性必有相當的理解、感悟和領會。兩者還有一個重要的表現不同：“為儒家而活”者一切從良知出發，以真理為準，為儒家考慮，故歡迎批評，從善如流；“依賴儒家而活”往往經不起批評，怕影響了自己的名聲、威望和飯碗。

當然，人是會轉變的，學者是可以轉變為行者的，特別是儒家學者，比其它學派的學者轉變起來要容易些，因為儒學特別強調言行一致，知行合一。“依賴儒家而活”者對儒學的研究深入到一定程度，可能轉變為“為儒家而活”的知行合一者。易言之，儒學被學者當做生存手段和工具的同時，會不知不覺地影響熏陶其人的心靈，時間久了，可能就轉化為他的人生態度和生活方式了。

2010-10-19東海儒者餘樟法

附庸風雅也難得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儒者自風雅。風雅是一種精神，一種積極真誠健康向上的人生態度，一種良好的審美習慣和美好的道德情操。

附庸風雅一直被人嘲笑。其實附庸風雅固然比不上真風雅。但是，比起反風雅來，終究不失為一種向上的表現和努力，比上（真風雅）不足比下（反風雅）有餘呀。向風雅靠攏，就是向文明、向經典、向孔孟靠攏。

而且，風雅是有反作用力，會對附庸者產生一定的影響和熏陶。一個人附庸得久了，有可能弄假成真，變成真風雅。正如俗話所說：一個人一輩子裝好人，他就是一個好人。

很遺憾，當今中國，風雅早已在政治和經濟的雙重欺壓下破產崩潰，風雨飄零。別說風雅，附庸風雅者亦難得一見。一個文化大國、風雅大國淪落至此，真是斯文掃地，雞犬升天。

在官場，風雅更是早已絕跡（真風雅者即使進入這種官場也呆不久），象車延高這樣能夠附庸一下的人物已是鳳毛麟角。司空見慣的是強勢人物惡狠狠地賣弄權勢財勢玩弄弱勢，弱勢群體和知識分子們赤裸裸地附庸權勢財勢---這樣的社會才是最可悲的。絕大多數國人連附庸一下都辦不到，又有什麽資格嘲笑車延高呢？

2010-10-21東海儒者餘樟法

給我一個講台，我將改變中國

阿基米德說：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撬起地球；東海曰：給我一個講台，我可以儒化中國、改變中國。

這是一種文化信任。儒家文化具有至高無上的真理性，隻要有一個自由的平台，它就有機會迸發巨大的感染力影響力，就有機會發揮重大的教化功能和導良作用。在信息時代，真理怕的不是被批判被攻擊被歪曲，怕隻怕被捏住了喉嚨封住了口發不出“正宗”的聲音來。所以，必要的言論自由和傳播渠道是對真理最大的支持、對儒家最好的幫助。

這是一種良知信任。人人皆有良知，人人皆可以為堯舜。不論“外麵”怎麽敗壞，每個人本質上都是儒家。而儒家是關於良知的學說（同時也是關於良製的學說），直接訴諸於人類的良知本心。在儒家的教導下，附庸和回歸儒家的人將大大增加，人們向上向善的可能性將大大增加，也就是說，正人君子的比例將大大增加。個人也好社會也好，在善與惡、本心與習心的鬥爭中，善占上風、良知占上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當然，這也是一種自信。相信自己對儒家文化的把握是準確的、解悟是深入的、踐履是真誠的，相信自己有才華有能力把儒家的精華全麵深刻地展示出來，還相信自己在品德上經得起實踐的考驗。

儒家是我的命運、我永生永世永遠的家，儒家的榮辱就是我的榮辱，儒家的輝煌也是我的輝煌，那將是千秋萬代的輝煌。東海沒有政治野心，卻有文化夢想。儒化中國：讓儒家道理深入人心，讓儒家道德普及社會，讓仁本主義成為中國的指導思想。這是我此生最大的夢想。

個人的夢想則是在北大或中央台開講儒家，代表儒家與古今中外各種學派宗派開展自由爭鳴。有公開“傳道授業解惑”（韓愈語）和“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孟子語）的機會，乃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榮光。當東海有機會在北大或中央台開講的時候，也將是儒家真正受尊重、言論真正有自由的時候，是儒家在新的起點上大放光明的時候。

2010-10-22東海儒者餘樟法

東海三不答

凡是針對儒學以及東海論道文章的一切質難疑問，自信都能予以最為圓滿的解答。落網十年來，所答問題數以千計，至今還沒有遇到答不了、不能答的問題。東海難不倒，豈虛言哉。但是，由於時間精力越來越貧困，為了盡量減少無效勞動和重複勞動，在熙熙攘攘紛至遝來的問題中，不能不有所選擇。茲特規定“三不答”如下：

一、過於粗淺、屬於常識、一般儒家學者都能回答的問題；二、已經回答過或者舊作中已有答案的問題；三、一些別人已經解決了的知識性專業性的問題。（真有興趣，完全可以自己上網或到圖書館尋找相關資料去。）

另外，對過於無禮之人所提的問題一般亦不答。連基本禮貌都欠奉的人，無論何門何派擁儒反儒，不可能提出什麽值得一答的問題來。

釋尊有置答之時，孔子有“無言”之歎，孟子或不屑教誨，或有所不答，東海亦不可能有問必答也，還望舊雨新朋海涵為荷。當然，如果是電視、講座等場所，對於粗淺常識的問題、已答過的問題以及無禮之人的問題，我都會予以簡單解答，啟蒙效果較好範圍較廣故，口答比筆答方便故。

2010-10-24東海儒者餘樟法

離他們遠些再遠些

唯正人才會真正尊重大人，唯君子才會真正尊重聖賢。從對孔孟的態度，可以看出一個人的內在修養；從孔孟受到尊重的程度，可以看出一個社會的道德水準。

喜歡嘲笑仁義、攻擊道德、詆毀聖賢、侮辱孔孟者，大多是蠻夷宵小之徒；嘲攻詆侮現象普遍、蠻夷宵小成群的社會，必是野蠻社會乃至禽獸世界。

嘲笑仁義攻擊道德詆毀聖賢侮辱孔孟，其實是一種自暴自棄。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這些嘲攻汙侮者，比“言非禮義”、“不能居仁由義”更惡劣百倍，是深度的自暴自棄，更加不可與有言，不可與有為。

正人君子有必要象防火防盜一樣防著他們，盡量離他們遠些再遠些。即使孔孟重來，在有德無位、勢力不足、還沒有把握以教化和轉化他們的情況下，也不會隨便去與他們接觸的。

嘲笑仁義攻擊道德詆毀聖賢侮辱孔孟也是一種內在的自殘。不認仁義原則、不識道德奧秘、不知尊重孔孟和儒家，本來就是德智不足，再來嘲攻詆侮，等於進一步自殘德智。德與智有聯係又有區別。嘲攻汙侮者不一定缺德，有些是屬於知識、學問、智力、智慧的問題，是缺知缺智。

如某些自由人士和“洋插隊員”，未必喜歡栽贓造謠，但一說到儒家和聖賢，就非嘲攻詆侮栽贓造謠不可----他們自以為是在說真話。因為在他們眼裏，大人聖賢確確實實非愚即偽，仁義道德確確實實是騙人吃人的東西，儒家確確實實是中國愚昧落後的罪魁禍首。不僅東海文章，煌煌儒家經典都會被他們作出離題萬裏甚至南轅北轍的解讀。

這些人物“所知障”又特別嚴重，幾乎完全“不可與有言”更“不可與有為”。任何善言，都可能會被他們解讀成惡語；任何芬芳事物乃至偉大事業，落在這些人物手裏，都會變成一團糟粕----至於那些偽造儒家和東海言論的無恥之徒，就更不足道了。

嘲笑仁義攻擊道德詆毀聖賢侮辱孔孟，還是一種自我抹黑自我醜化。在閉關鎖國民眾愚昧瘋狂的社會反儒，或可得逞於一時；在相對開放理性逐步回歸的時代再來恣意嘲攻汙侮，隻能弄臭自己。過去，朝野群起而反儒，反掉了中華文明和人性的光明。隨著人性的回歸和儒家的複興，嘲攻詆侮的反儒，反掉的是自己成德的希望和“成人”的形象。2010-10-24東海儒者餘樟法

道德歧視症，健康文明的象征---兼論德與才關係

一個高度文明的社會，不應該有種族歧視、地域歧視、戶籍歧視、就業歧視以及性別、身份、職務、能力、社會地位等等方麵的歧視，但是，有一種“歧視”恰恰是文明社會的標誌：道德歧視。

道德是文明的核心。以德為本，正麵表現為“選賢”、尊賢、重用賢者，“天下有德者居之”、“得民心者的天下”，有德者擁有從政從教的優先權。天下為家，不好；天下為黨，更不好；“天下為民”的民主社會，好，但還不是最好，因為民主選舉產生的不一定的“賢能”。隻有以德為本的“德天下”，才能真正保證選賢舉能天下為公。（當然，“德主”必須建立在民主基礎上。“民天下”是“德天下”和“公天下”的初級階段。）

以德為本的反麵表現就是道德歧視：瞧不起無道悖德者。這正是儒家的“歧視的標準”。毫無疑問法律麵前應該人人平等，但在法律夠不到的地方，人們不妨理直氣壯地對無道悖德者加以鄙視和“歧視”。一個道德歧視症越嚴重而普遍的社會，不道德、反道德的人物、行為和現象就越少，社會就越正常越健康越文明。

無論出身多好能力多強才華多富權力多大地位多高，如果品質惡劣，就活該被人瞧不起---讓這樣的人得到不應得的權力和享有不相配的地位，乃是國民的恥辱、社會的悲哀。小人得誌、無道悖德者普遍受到重用和尊崇的社會，必然是不正常的。正如屈原所歎：“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楚辭·卜居》）比起屈原時代，這種逆淘汰現象早已變本加厲。人類的其它文明不斷進步，唯獨政治文明卻總是不斷退步啊。

能力才華很重要，道德更重要。德為本，才為末，德為體，才為用。有才無德是小人，不值得尊重。有才無德，才必不大，有才也是歪才、奸才、欺詐之才。儒家追求德才兼備，有德有才是最好。無德無才是廢人，最差，不足道。有德無才則是笨人。有德無才，德必不高，有德也是小德、瑣德、鄉野之德。如果說小人會歪心辦壞事，笨人則容易好心辦壞事，出發點或不一樣，結果則一樣。至於無德又無才者，就更不值得交往了。關於德與才的關係，明儒呂坤說得好：

“才猶兵也，用之罰之吊民，則為仁義之師；用之暴寡陵弱，則為劫奪之盜。是故君子非無才之患，患不善用才耳。故唯有德者能用才。”（《呻吟語》）

德之本在心。人心分為本心與習心。在本與習的較量中，習戰勝本、習心占主導地位者無德；本戰勝習、本止占主導地位者有德。德又有高低之分，聖人最高，其次賢人，其次君子。另外，德到高處必有才，“得道”聖人，必有大才。

2010-6-19東海儒者餘樟法

盲了心的魯迅，瞎了眼的鬱達夫

鬱達夫在紀念魯迅時說：“一個沒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隸之邦，一個有英雄而不知尊重英雄的民族則是不可救藥的生物之群。”

說得好。同樣，一個沒有聖賢的民族是可悲的，一個有聖賢而不知尊重聖賢的民族則是不可救藥的。而一個把罪人視為英雄、把小人當做聖賢來尊重的民族就更加不可救藥了。

需要說明的是，中華文明源遠流長，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中華民族有自己眾多的英雄和聖賢，而且相當尊重。

是什麽時候開始，文明漸漸枯涸、文化漸漸荒蕪？是什麽時候開始，曆代英雄聖賢不再受到尊重，以至被吐口水潑汙水扔石頭？又是什麽時候開始，一群對聖賢挖墳鞭屍挫骨揚灰的文壇小人、文化罪人、盲心瞎眼人，居然被當做新的英雄聖賢來讚美來崇拜？

當時那些與魯迅一起鞭屍聖賢的學者以及錯把魯迅當做英雄的名流，哪一個不是盲心瞎眼漢？心不盲不可能這麽做，眼不瞎不可能認人如此錯。象鬱達夫這樣的舊式文人，居然也迷了眼。

於是，黑白就這樣完全顛倒了，是非就這樣徹底混淆了，人心就這樣空前敗壞了，一切不仁不義無道缺德的東西趁機紛紛複活過來、集中到中國來了。民族想不淪為“可悲的奴隸之邦”和“不可救藥的生物之群”，不可得也。

別說君子，連偽君子亦成了鳳毛麟角，人們紛紛向豺狼學習、以吃人為榮。仁義道德被打倒，儒家和聖賢被抹黑，不仁不義無道缺德的東西吃起人來當然方便之至毫無顧忌了，中國成了真小人真惡棍真盜賊的天下。

盜賊們首先要感謝魯迅們。如果儒家的道德標準價值觀不倒，不仁不義無道缺德的東西縱然猖獗一時，也是名不正言不順，諸多掣肘。不說別的，別說聖賢，多一些正人君子，多幾個梁漱溟這樣的儒者，就夠它們受的了。

其次要感謝鬱達夫們。沒有鬱達夫們的看朱成碧瞎眼亂捧，魯迅之流要登上神壇就沒那麽容易，他的流毒也不至於那麽深廣那麽不可收拾！君不見，到現在還有眾多奄奄一息的奴隸為魯迅這個狠“吃”仁義道德、剿滅中華文化的幫凶唱讚歌呢。

2010-10-26東海儒者餘樟法

誰有資格掌帥旗？

政治、經濟、科學、軍事、製度、法律很重要，穩定、和諧很重要，但是它們都不允許占據“中心”的、壓倒一切的地位。否則，它們都有可能失去道德製約、違背道德原則。如此一來，政治就會無道、經濟就會無序、科學和事就會“主義”、製度法律就會不良，而穩定就會動物凶猛地“壓倒一切”，和諧就會異化成橫行的河蟹。

中國當年曾政治掛帥，後來是經濟掛帥，所結之果如何，眾所周知；法家則是法律掛帥的典型，所結之果如何，也是眾所周知。（法家“以君國為本”，其法是為君主專製服務的，故法家實質上是一種特殊的政治掛帥，茲不詳論。）可見，任何東西一旦與道德割裂開來或者對立起來，必然偏離正道走上邪路。

因此，隻有道德才可以擁有掛帥的資格。儒家強調“正德利用厚生”，要發展科學利物之用、發展經濟厚民之生，前提是“正德”，端正和提升政治、社會道德。以道德為導向，政治、經濟、科技、軍事以及製度法律等等才能沿著正常的道路和良性的方向“前進”，那樣取得的穩定和諧才是真正的穩定和諧。

或問：“道德評價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是不是隻有一種評價標準？”答曰：道德不是萬能的（在“性與天道”的層麵，道德潛能無限，也可以說是萬能的），沒有道德則是萬萬不能的。對於人類世界，道德不是唯一的標準，卻是最高標準，也是根本性、基礎性的標準。

在政治上，法家和馬列主義違道悖德，自由主義的道德資源比較而言亦有所不足，唯我儒家最為崇尚道德、是以道德為原則和核心的思想文化體係。儒家的人生、社會、政治等各種實踐都充滿道德性。儒家的道德深入於、體現於政治經濟科學軍事製度法律等等一切領域，追求道德的製度化、法律化和科技、經濟、軍事行為的道德化。

以仁本主義為指導思想，等於道德掛帥。仁本主義可以分為內聖外王、即心性儒學與政治儒學兩個係統，前者致良知，為個體提供安身立命的棲居；後者“致良製”，為社會建築長治久安的道路。

或曰：“隻有憲政民主製度才能救中國，隻有憲政民主製度才能發展中國，隻有憲政民主製度才能使中國人幸福,隻有憲政民主製度才能使中國人高尚!”說的不錯，但不究竟。究竟的說法是：隻有仁本主義才能救中國、發展中國，才能使中國人幸福、使中國人高尚。

憲政民主是現代政治儒學題中應有之義，故中國的憲政民主製度可以也應該在仁本主義指導下進行建設----這樣的民主具有更好的價值根基，也才是真正中國特色的民主。也隻有在仁本主義指導下，中國的民主憲政追求才具有本土文化的基礎和道德精神的力量。

2010-11-9東海儒者餘樟法

紅衛之兵多獸行，馬列主義是禍根

10月21日南方周末發表王友琴《“帶了個好頭”：紅衛兵道歉》，引發強烈反響和一片讚揚。據說老師非常感動，對“文革”中說了錯話、做了錯事的學生表示理解，因為他們也是“受害者”，“是當時形勢所致”。

確實，當年的紅衛兵應該為他們的獸行道歉。但是，更值得思考的問題是，是“什麽東西”使這些“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人性泯滅獸性大發，把一個個普普通通的青少年“害”成納粹式暴徒，讓他們做出那種人神共憤、天地不容的“錯事”的？“當時形勢”又是怎樣形成的？

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被風吹倒的草有責任，“風”的責任更大，更應該為當年空前的罪惡負責。這個“風”，就是製造紅衛兵納粹的體製、教育和意識形態。

歸根結底，是馬列主義造就了當代中國的體製、教育，造就了“當時的形勢”；是馬列教義全方位的洗腦，讓紅衛兵們徹底喪失了基本的人格、起碼的人性和必要的獨立思考能力，大規模地暴力化禽獸化。

馬列主義才是當年慘劇浩劫發生的根本原因和思想上的罪魁禍首，是最大的“施害者”，血債累累，流弊無窮。要說道歉，是馬列主義需要向當年的老師和紅衛兵道歉，向廣大文革受害者道歉，向我們的整個社會、國家和民族道歉！

紅衛兵的惡、文革的惡容易認知，體製的惡也不難認知，馬列主義的惡則不易認知。一些知識分子仍以馬克思主義為信仰，甚至某些自由人士和有誌之士還以“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自居，認賊作父，不以為恥反以為榮，令人遺憾。

2010-11-12東海儒者餘樟法

我們的社會往哪裏跑？---老話重提範跑跑

當今中國政治良知淪喪，社會道德的敗壞，廣大民眾和知識分子的思想和價值觀普遍陷入了深度混亂之中。

四川出了個範跑跑，天下知名。出一個範跑跑本無所謂，可怕的是，那樣一種完全違背教師職業道德、極度冷漠怯懦不負責任的行為，居然贏得了廣泛認同，至今喝彩之聲不絕。範跑跑“思想”還在振振有詞、洋洋得意地跑過不停。

在某中學講儒結束後與部分教師進行座談，有老師提及範跑跑老師，對範跑跑表示肯定和讚同。為此，我從孟子對楊朱的利己主義與墨學的利他主義的嚴厲批判開始，剖析了利己主義與個人主義的本質區別，指出了範跑跑的行為的性質及其思想的危害。

楊朱派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範跑跑是“喊一聲而救學生不為也”，都屬於利己主義者。不同於楊朱的是，範跑跑拚命給自己貼上真誠崇高和自由主義的標簽。很多人也嚴重誤判，以自由主義、個人主義詮釋範跑跑的行為，簡直就是對自由主義的汙辱和抹黑。

我早就指出，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背景是個人主義，利己主義與個人主義形同實異，性質完全不同。概而言之，個人主義的“個人”指所有的“個人”，強調的是每個人的權益、自由和尊嚴；利己主義追求的則是一己的利益和私欲的滿足。

利己主義者不可能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一個毫不利人專門利己的人，一個不講基本的職業道德的人，一個在緊要關頭完全不管學生安危死活的人，怎麽可能為公益事業、為他人為每個人的權益自由和尊嚴而作出必要的奉獻犧牲呢？

（注意：利已利他都屬於生命的本能、本性的作用，一體同仁不可分割，不可“主義”。所以儒家反對利己主義，也不認同利他主義。儒家認為，利已主義不道德，利己行為則不一定不道德；利他行為是道德的，利他主義則不一定道德。論證從略，可參考東海《大良知學》一書及其它相關舊作。）

範跑跑“怎麽做就怎麽說”，說了一點真話。但是，僅僅說真話是不夠的。說真話的小人依然是小人（何況以利己主義冒充自由主義，屬於思想上的弄虛作假。）“真”是道德的元素，但不是唯一的元素。真人很道德，真小人則不道德。我們應該敬佩和讚美說真話的真人，但不應該敬佩和讚美說真話的真小人。

一個利己主義者自以為崇高、自視為英雄無所謂，一個社會把真小人視為崇高的典範和真話英雄則太可悲了。在思想、道德和價值觀方麵，範跑跑個人往哪裏跑不重要，但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民族往哪個方向跑，卻是至關重要的問題。

2010-11-13東海儒者餘樟法

良知嚴重不明者---剝去馬克思主義者的外衣

思想問題往往不是思想問題，而是品德問題和智慧問題。

如果明明知道某種思想學說的錯誤邪惡，卻依然信奉堅持，知行不一，屬於品德問題；如果是真誠的信奉堅持，則是見識低下，缺乏分辨是非善惡的能力，錯把謬誤當做真理，錯認邪惡以善良，屬於智慧問題。

兩個問題其實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都是良知出了問題所致。良知知是知非，智慧不足，也是良知不明，所以是非不辨善惡不分。

不明良知，就不明宇宙生命之真實相，就不明人生、政治、社會的正道和常道，就不能建立正確的人性觀、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道德觀。不明良知，學問就沒有頭腦，眼光就沒有智慧，心靈就沒有歸宿，人生就沒有根基。不明良知者無論權力多大地位多高名頭多麽響亮，都不過是小人乃至賤人惡人。

各種邪教教徒以及異端外道人士都屬於不明良知者，馬克思主義者（不論真假）的“不明”程度尤為嚴重。法國的自由主義思想家雷蒙·阿隆曾經指出：

“任何一個嚴肅的人，一個學者都不會對已經變成馬列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感興趣。用我的朋友喬恩·埃爾斯特的話說，在什麽樣的條件下，一個人才能既是馬列主義者，又擁有才智和為人正直呢？一個人也許既是馬列主義者，又擁有才智，但是他不會在思想上是正直的。真誠的馬列主義者為數不少，但是他們都缺乏才智。”（《雷蒙·阿隆回憶錄》三聯書店，北京，1992年）

馬列主義所造罪孽之大，所欠血債之多，所遺流弊之久，是古今中外任何邪教都望塵莫及的，其思想之野蠻邪惡，已為無數血淋淋的事實所充分證明，東海也依據仁本主義真理予以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到了現在，如果仍有“真誠的馬列主義者”，那就不僅一般性的“缺乏才智”，完全堪稱是絕頂的愚昧。如果不是真誠的，如果明知謬誤而信奉、明知邪惡而堅持，那就更不堪，更可怕，豈僅“不正直”而已？

2010-11-15東海儒者餘樟法

對各種“主義”保持警惕

很多“東西”本來是非常好的，但是一旦單方麵地強調它，將它絕對化、極端化即、“主義”化，它就會異化甚至惡化，根本上差以毫厘，實踐中謬以千裏。故儒家對各種各樣形形色色的“主義”都保持相當的警惕。

例如，儒家親親仁民愛物，卻反對物質至上、民意至上，也反對“親情”至上。它們在儒家都不允許、不可能取得“主義”的地位。

又如，儒家忠君，並非“君本主義”，愛國，並非國家主義。孟子曰：“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民為重，在政治上以民為本，可以方便說儒家政治是民本主義。但是，儒家民本要接受“仁本”的節製，“仁”才是儒家的“本”，是儒家真正的、最高的“主義”。另外，儒家民本與民主主義有異，與民粹主義更是截然不同。

又如，儒家不反對利己行為，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支持和鼓勵利己，但儒家反對利己主義；儒家倡導利他行為，讚頌利他精神，但儒家反對利他主義。

利己主義是毫不利人專門利己，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任何情況下都把自己放在第一位；利他主義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任何情況下都把他人放在第一位。兩者都有違中庸和仁義原則。故孟子對楊朱和墨子都持批評態度。

在儒家，利己利他是一體圓融的：利己既是利他，利他既是利己。在利益層麵，隻要不損人不妨利己，利他盡量不損己但也不妨損己，必要時還可以犧牲自己---某些時候利益上損己乃至犧牲自己，正是良知仁性上成就自己。

又如，儒家對集體與個體都很重視，頗有集體主義精神和個人主義精神，但對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卻都不認同。因為，集體主義是單方麵強調集體的利益而忽略了個體，個人主義是單方麵強調個體的利益（包括權利、自由和尊嚴）而忽略了集體。儒家則是兩者兼顧的。

同樣，儒家愛民族、愛社會、愛自由，但對民族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都不認同。各種主義或出偏、或有錯各有局限，既使是好主義，正確度亦有所不足。唯有儒家仁本主義，具有至高無上的真理性和普適性。

仁本主義，也可以表述為良知主義、中庸主義等。“中庸”在儒家，不僅是方法論、而且是價值觀，還可以是本性本體、即乾元仁體（即良知仁性）的形容。儒家對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都持批評態度。物質也好意識也好，都不是第一性的，都屬於現象。乾元才是本質和第一性的，它兼具一切物質意識的信息而又超越一切物質和意識。（於此亦可見，“中庸”不是折中主義，與平庸、庸俗更是毫不相幹。）

也可以說儒家是道德主義，隻是道德一詞不能作膚淺庸俗的理解，而要與仁和良知一樣提高到本性本體的層麵。

2010-11-19東海儒者餘樟法

唯物“唯神”皆戲論，唯我仁本理最真

恩格斯有一句名言：“生命不過是蛋白質的存在方式”。這句話可以說代表了唯物主義對生命最形象和經典的認識。這樣的思想，必然缺乏對生命、對人的尊重，必然會從人的政治性、社會性、經濟性甚至動物性等等角度去理解、認識和“定位”人。這樣的學說，無論言論多麽動人、目標多麽崇高、理想多麽美好，都難免淪為自欺欺人的“東西”。

注意，唯物主義錯誤不能反證唯心主義正確。肉體及宇宙萬物是現象，意識同樣是一種現象。它們都屬於乾元本體、良知本性的作用和顯化。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都不識宇宙本體、生命本質和人之本性，都把現象錯認作本質、錯認作第一性了。

唯物主義錯誤更不能反證“唯神主義”（一種特殊的唯心主義）正確。“唯神主義”虛構一個創世造人的上帝並以之為本，亦不可能真正尊重人格和人的尊嚴。我們殷商時代對鬼神的信仰也曾經非常狂熱，夏與周則“敬鬼神而遠之”，這也是孔子的一貫立場。孔子開出的仁本主義哲學，從根本上削弱了鬼神信仰，逐步終結了神本生命觀。

上帝信仰與唯物主義一樣都不足以提供安身立命的內在棲居，都不足以作為生命信仰。作為個人信仰問題或不大，如果它們“有幸”摻乎到政治中去成為國家的意識形態和指導思想，那就遺禍巨大且流弊無窮。在政治上，神本主義的邪惡，中世紀的西方已經充分“表現”過了；唯物主義的邪惡，現當代的東方也已經充分領略過了。

唯有儒家對生命宇宙之本源的認知最為實事求是。仁本主義的生命觀及本體論具有至高無上的正確性和真理性。（關於仁本主義的具體內容，詳見《大良知學》一書。本書揭示了宇宙生命的最高奧秘。順告：陸續有人索取本書，奈東海手中所剩無幾。本書在當當網、卓越網、淘寶網、中國圖書網及多家網上書店均有銷售，有興趣惠閱者可以網購。）

2010-11-24東海儒者餘樟法

關於設立孔子和平獎之我見

xx兄：

承詢，關於設立孔子和平獎和向世界推廣中國價值觀之問題，我與齊義虎、米灣諸先生的意見一致，即：目前時機尚不成熟。齊義虎先生說得好：

“中國之內政尚未儒家化，所謂權貴資本主義橫行無忌，民怨沸騰，積怨甚深，如此之中國自顧尚且不暇，又有何資格去號召世界？《大學》有言：‘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這也就是中國提出的和諧世界主張在國際上應者寥寥的原因吧。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我們的當務之急還是要先搞好內政，隻有內行王道才能天下歸往，這才是近者悅遠者服，否則不過是以力假仁的霸道罷了，與美國無異。”

這段話一針見血。設立孔子和平獎，目前民間沒有力量，政府沒有資格。和諧的根本是仁義。對於仁本主義這一根本性的中國價值觀，中國自己既不尊重更不遵守，卻要向世界推廣，除了“勞民傷財”，毫無意義甚至有負麵意義，適足以成天下笑柄。

齊義虎先生提到“以力假仁的霸道”，以之稱美國，勉強。至於中國，還遠遠沒有達到“以力假仁”的境界，或者說，還是“霸道”的初級階段。

霸道比“以德行仁”的王道遜色，但不是王道的對立麵。暴政才是王道的對立麵。“以力假仁”的假，是假借、借助的意思。在《東周列國誌》第三十四回“宋襄公假仁失眾，齊薑氏乘醉遣夫”前，清蔡元放有一段評論，其中談到霸道時說：“霸與王異，為其以力而不以仁也。而霸與暴異，為其仍以仁義為名也。”

“以力假仁”雖“其仁非出自本心”，但也不完全是假仁假義，既要“以仁義為名”，也要“一般也行些仁義之事，使人既畏我之力，又貪我之仁。”再來看看春秋五霸之一重耳公子（晉文公）的風範。重耳在外奔走多年，終於在眾人的幫助下複國。成為晉文公後，如是獎賞那些多年追隨他的有功之臣：

“夫導我以仁義，使我肺腑開通者，此受上賞。輔我以謀議，使我不辱諸侯者，此受次賞。冒矢石，犯鋒鏑，以身衛寡人者，此複受次賞。故上賞賞德，次賞賞才，又其次賞功，若夫奔走之勞，匹夫之力，又在其次…”（《東周列國誌》第三十七回）

而在當代中國，導政治、社會以仁義的仁人誌士，得到的下場卻是被邊緣化、被逆淘汰、被當做“國家的敵人”防範、封鎖乃至迫害。中國政府還遠遠談不上“假仁”啊。

中國名義上仍然是馬克思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仍然占據意識形態地位，儒家學說屈居其下，雖受到一定利用，卻是局部性、表麵性的利用，更多是被歪曲、綁架和壓製。美國和西方設立各種人權獎和平獎、推廣其自由主義價值觀，因為言行一致，所以理直氣壯，也能夠得到大多數國家一定的尊重。目前中國設立孔子和平獎和向世界推廣中國價值觀，則純屬自欺欺人。

目前要求中國之內政真正儒家化王道化，太奢望了，但至少應該先自我“正名”，去馬列化，實行“以仁義為名”的霸道，那時再談設立孔子和平獎和向世界推廣中國價值觀的問題，多少也靠譜些。

另外，高述群先生說什麽“中國應設立孔子和平獎以對抗諾貝爾和平獎的影響。”雲雲，可謂別有用心。儒家與自由主義價值觀當然有異，孔子和平獎與諾貝爾和平獎可以有別，但兩者完全可以“道並行而不悖”，絕不是“對抗”性、“敵我”性的…茲不詳論。

2010-11-26東海儒者餘樟法頓首

首發儒學聯合論壇學術廳

作者惠賜儒家中國網站發表

【餘樟法】東海隨筆小集（之十六）

餘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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