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大學》詮釋的轉向

作者：王琦（長沙理工大學副教授）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臘月廿一日癸亥

          耶穌2019年1月26日

《大學》原為(wei) 《禮記》中的一篇，“自唐以前無別行之本”（《欽定四庫全書(shu) 總目》卷三十五），湮沒無聞。為(wei) 什麽(me) 到了宋代，《大學》能夠一躍而為(wei) “四書(shu) ”之首，成為(wei) 上至帝王下至普通百姓修身立德、治國平天下的綱領性經典？這與(yu) 宋代《大學》詮釋理路的轉向，以及朱熹對《大學》的創造性闡釋密切相關(guan) 。

現存最早的《大學》注疏當為(wei) 鄭玄注與(yu) 孔穎達疏。《禮記正義(yi) 》曰：“案鄭《目錄》雲(yun) ：‘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wei) 政也。此於(yu) 《別錄》屬《通論》。’此《大學》之篇，論學成之事，能治其國，章明其德於(yu) 天下。”所謂的大學之道，就是“章明己之光明之德”，“親(qin) 愛於(yu) 民”，而“止處於(yu) 至善之行”。這是在“禮學”的詮釋視角下，從(cong) 國家治理的高度，從(cong) 外王的角度，教育包括帝王在內(nei) 的為(wei) 政者彰明德行，親(qin) 愛百姓而臻於(yu) 和諧有序的禮治社會(hui) 。而孔穎達注疏《大學》“皆自明也”時，認為(wei) “此經所雲(yun) 《康誥》《大甲》《帝典》等之文”，皆是指“人君自明其德也”。可見，《大學》經旨本身就蘊含了帝王修身治國平天下之要旨，但是卻沒有闡明明德之來源與(yu) 依據，這就為(wei) 後世詮釋《大學》提供了可拓展的空間。

在唐代以前，《大學》一直依附《禮記》而行，沒有受到世人的足夠重視。直至中唐時，韓愈開始運用《大學》對抗釋老之學，提倡道統；李翱以《大學》為(wei) 其心性理論建構的重要內(nei) 容，《大學》的價(jia) 值與(yu) 意義(yi) 才逐漸被世人重新認識與(yu) 挖掘。至宋代時，基於(yu) 政治社會(hui) 秩序重建以及應對釋老之學衝(chong) 擊的需要，《大學》的地位逐漸提升。從(cong) 宋仁宗天聖八年（1030）開始，皇帝便常將《大學》賜予新及第進士，士大夫們(men) 也開始關(guan) 注與(yu) 提倡《大學》。如哲宗元祐五年（1090），右正言劉唐老上書(shu) 雲(yun) ：“伏睹《大學》一篇，論入德之序，願詔經筵之臣以訓釋此書(shu) 上進，庶於(yu) 清燕之閑以備觀覽。從(cong) 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百四十六）建議以《大學》作為(wei) 帝王之學的教材，在經筵進講。司馬光、梁燾、彭汝礪、胡安國、張九成等都曾闡發過《大學》。其中尤以程顥、程頤與(yu) 範祖禹為(wei) 代表，分別從(cong) 理學與(yu) 帝學的不同理路，對《大學》進行了重新闡釋，體(ti) 現了宋代《大學》詮釋的轉向。

程顥、程頤分別著有《明道先生改正大學》《伊川先生改正大學》，他們(men) 在“理學”的詮釋視角下，對《大學》原文秩序、段落重新進行了調整，將教育的對象由“為(wei) 政者”這個(ge) 士族階層轉向了平民士人。尤其是程頤以“親(qin) 當作新”的訓釋，雖隻是一個(ge) 字的差別，卻體(ti) 現了教育重心從(cong) 漢唐時期的外在禮義(yi) 規範到內(nei) 在德性養(yang) 成的轉移，使得《大學》之教從(cong) “學以為(wei) 政”的高等教育轉化為(wei) 引導普通士人“學為(wei) 聖人”的“成德”教育，體(ti) 現了《大學》詮釋理路的一次轉向，並深深地影響了朱熹。

朱熹高度讚揚了二程對《大學》的“表章”與(yu) “簡編”之功，認為(wei) 他們(men) 將“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chuan) 之指，粲然複明於(yu) 世”。同時，又從(cong) 建構自己理學思想體(ti) 係出發，沿著程顥、程頤所提供的致思方式與(yu) 詮釋方法，“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漏”（《大學章句序》），將《大學》重分經傳(chuan) ，補“格物致知”章，撰寫(xie) 了《大學章句》，使之成為(wei) “四書(shu) ”之首，以此引導天下平民士人學為(wei) 聖人。他吸收了程頤以“新”訓“親(qin) ”的注解，並通過“理”“氣”“性”“命”等哲學命題與(yu) 範疇的運用，認為(wei) “明德”就是“人之所得乎天”，至明而不昧的人人皆有的本質屬性，但又因人有氣稟、物欲之蔽而導致了“明德”不明，所以當“學”以“明”之而“複其初”，揭示了“明德”的來源以及“明明德”的可能性與(yu) 必要性，將修身立德的依據從(cong) 遵守禮儀(yi) 程式、典章製度等外在規範，變成了主體(ti) 內(nei) 在自覺的要求與(yu) 行動，從(cong) 而為(wei) 人人學為(wei) 堯舜提供了形而上的理論依據。

朱熹早在紹興(xing) 三十二年（1162），就在《壬午應詔封事》中提出了“帝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認為(wei) 當以《大學》為(wei) “聖帝明王之學”，指導當今帝王窮理明善、經邦治國，“躋之堯舜之盛”。當紹熙五年（1194），朱熹有機會(hui) 入侍經筵之際，他並沒有采用早已寫(xie) 成的《大學章句》，而是沿著範祖禹從(cong) “帝學”的視閾詮釋《大學》的理路，以《經筵講義(yi) 》進呈，力圖通過經筵講學與(yu) 《大學》經旨義(yi) 理的發揮，感格君心，引導宋寧宗成君德立聖治。為(wei) 此，他從(cong) “正君心”的“天下之大本”出發，將“聖人之學”與(yu) “帝王之學”相結合，以理學思想為(wei) 內(nei) 涵，以“天理”為(wei) 最高本原與(yu) 價(jia) 值依據，突出了“明德”作為(wei) 人之所以為(wei) 人的內(nei) 在屬性，將帝王也納入了“天理”所規範的範圍，解答了帝王為(wei) 什麽(me) 學、如何學等問題，初步建構了宋代帝王之學的理論體(ti) 係，要求帝王依據理學的普世標準“修德業(ye) 、正朝廷、立紀綱”（《癸未垂拱奏劄三》），從(cong) 而實現“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wan) 民，正萬(wan) 民以正四方”（《庚子應詔封事》）的王道理想。為(wei) 此，朱熹不僅(jin) 將帝王“外王”事功的開拓建立在“內(nei) 聖”修養(yang) 的基礎之上，而且以格物致知作為(wei) 平天下理想實現的出發點，為(wei) 重構南宋政治社會(hui) 秩序奠定了紮實的理論基礎，使得《大學》成為(wei) 真正的“聖王”之學。其以《大學》“正心誠意”之學，正君心立綱紀，成就堯舜之治理想的實質，就是要以道統規範治統，限君權而出治道。之後，真德秀沿著朱熹“以《大學》作間架，卻以他書(shu) 填補去”（《朱子語類》卷一十四）的思路，再次標舉(ju) 帝王之學，創作《大學衍義(yi) 》，將《大學》視為(wei) “君天下之律令格例”，以“帝王為(wei) 治之序、為(wei) 學之本”（《大學衍義(yi) 序》）為(wei) 綱，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要為(wei) 目，博采經史，詮釋經義(yi) ，共同推動了以《大學》建構帝學的思想建設。

正是在士大夫持續不斷地闡釋與(yu) 建構下，《大學》在宋代發生了詮釋的轉向，由漢唐時的“為(wei) 政之學”轉變為(wei) 具有普遍價(jia) 值與(yu) 意義(yi) 的“成德”之學。無論是教化普通平民士人學為(wei) 聖人，還是引導帝王學為(wei) 聖王，其實質就是以人格教育為(wei) 核心，促進人的全麵、協調發展，成為(wei) 德業(ye) 事功相匹配的頂天立地的“大人”。這種教育理念對我們(men) 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以及人才培養(yang) 仍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y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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