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探尋中國哲學的源頭活水

作者：郭齊勇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二月廿六日戊辰

          耶穌2019年4月1日

資料圖片

蕭萐父（右）與(yu) 本文作者交談。資料圖片

蕭萐父書(shu) 法資料圖片

【大家】

學人小傳(chuan)

蕭萐父（1924-2008），祖籍四川井研，出生於(yu) 成都，哲學家與(yu) 哲學史家，中國哲學史學科的重要建設者之一。1947年畢業(ye) 於(yu) 武漢大學哲學係，1951年至1955年任華西大學、四川醫學院馬列主義(yi) 教研室主任，1956年到中央黨(dang) 校高級理論班深造，1957年到北京大學哲學係進修，同年秋調入武漢大學哲學係，此後一直在該係任教，曾任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家重點學科——武漢大學中國哲學學科的創建者與(yu) 學術帶頭人，教育部人文社會(hui) 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武漢大學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hui) 首任主任，兼任中國哲學史學會(hui) 副會(hui) 長，中華孔子學會(hui) 副會(hui) 長，國際儒聯顧問，國際道聯學術委員，中國《周易》學會(hui) 顧問，國際中國哲學會(hui) 國際學術顧問團成員、中國文化書(shu) 院導師。長期從(cong) 事中國哲學和文化的教學與(yu) 研究工作，是著名的船山學和“明清早期啟蒙”學的專(zhuan) 家，曾多次參加或主持國內(nei) 外舉(ju) 行的學術會(hui) 議，在國內(nei) 外發表學術論文百餘(yu) 篇。主要著作有《吹沙集》、《吹沙二集》、《吹沙三集》、《船山哲學引論》、《中國哲學史史料源流舉(ju) 要》、《明清啟蒙學術流變》（合著）、《王夫之評傳(chuan) 》（合著）等，主編《哲學史方法論研究》等。

坎坷經曆

1924年1月24日，蕭萐父生於(yu) 四川成都的一個(ge) 知識分子家庭，家學淵源深厚，父親(qin) 蕭參是近代蜀學的代表人物之一，母親(qin) 楊勵昭善詩詞、工書(shu) 畫。

自幼涵詠詩詞的蕭萐父，從(cong) 父親(qin) 友朋的論學談藝之中感受到了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時，他又時時關(guan) 注民族命運，很小便接觸到了清末印作革命宣傳(chuan) 品的小冊(ce) 子，其中有《明夷待訪錄》《黃書(shu) 》等。讀中學時，受到羅孟楨等老師的影響，激發他寫(xie) 了一篇《論史慧》的長文，這是他的第一篇論史習(xi) 作。

在民族憂患意識和時代思潮的影響下，蕭萐父泛讀各類古今中西書(shu) 籍。1943年，他考入武漢大學哲學係。當時的武大已遷到四川樂(le) 山，哲學係僅(jin) 十幾位同學，幾位教授自甘枯淡、嚴(yan) 謹治學的精神讓他們(men) 深受感動。

大學期間，蕭萐父閱讀過郭沫若的《十批判書(shu) 》《甲申三百年祭》、侯外廬的《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等著作。1947年，在萬(wan) 卓恒先生的指導下，他完成了題為(wei) 《康德之道德形上學》的學士學位論文。

關(guan) 切國事民瘼，思考世運國脈。彼時的蕭萐父已經參加了學生進步組織，發起、編輯《珞珈學報》。1947年，武大發生了震驚全國的“六一”慘案，時任武大學生自治組織宣傳(chuan) 部長的他，積極投身愛國學生運動。由於(yu) 反美蔣的活動引人注目，他被特務監視，甚至大學畢業(ye) 論文都是委托同學代為(wei) 謄抄的。

為(wei) 逃避追捕，蕭萐父潛離武漢，返回成都。1947年畢業(ye) 後，他到成都華陽中學任教，同時一並受聘到尊經國學專(zhuan) 科學校講授“歐洲哲學史”，主編《西方日報》“稷下”副刊，積極參加成都的地下黨(dang) 活動。1949年5月，他加入了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受黨(dang) 組織委派，作為(wei) 軍(jun) 管會(hui) 成員參與(yu) 接管華西大學，後留任該校馬列主義(yi) 教研室主任。

1956年，蕭萐父進中央黨(dang) 校高級理論班深造。同年，應哲學家李達校長之邀回武漢大學重建哲學係，1957年正式調入武漢大學哲學係，從(cong) 此長期擔任哲學係哲學史黨(dang) 支部書(shu) 記、中國哲學史教研室主任一職。

在這個(ge) 崗位上，蕭萐父兢兢業(ye) 業(ye) 工作了40年，以此為(wei) 基地逐步建立和形成了具有武漢地區特色的中國哲學史學術梯隊，在全國學術界具有舉(ju) 足輕重的地位。

1976年10月以後，蕭萐父與(yu) 中國廣大知識分子一樣，迎來了學術的春天，先後發表了一係列重要的學術論文，並於(yu) 1978年接受教育部組織九所高等院校聯合編寫(xie) 哲學係本科生《中國哲學史》教材的任務，與(yu) 李錦全教授一起擔任主編。

《中國哲學史》以邏輯與(yu) 曆史統一的方法論原則建構中國哲學，揭示了中國哲學史的發展規律。這部教材得到了廣泛認同，累計印行10餘(yu) 萬(wan) 冊(ce) ，獲國家教委優(you) 秀教材一等獎，10多所學校采用，培養(yang) 了兩(liang) 代學人，被譯成韓文與(yu) 英文，產(chan) 生了廣泛影響。

20世紀80年代，蕭萐父在《中國社會(hui) 科學》上先後發表了《中國哲學啟蒙的坎坷道路》《對外開放的曆史反思》等重要文章。通過對明清之際早期啟蒙思潮、王夫之哲學的研究，他積極探尋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自身的源頭活水，認定中國有自己的現代化內(nei) 在的曆史根芽。在中國新一輪的文化大討論中，他獨樹一幟地提出了自己的“明清啟蒙史觀”，深受海內(nei) 外學者的關(guan) 注。

蕭萐父學風嚴(yan) 謹、被褐懷玉、一身正氣；他教書(shu) 育人，重在身教，杜絕曲學阿世之風。自1978年招收碩士生、1987年招收博士生以來，他先後開設了“哲學史方法論”“中國哲學史料學”“中國辯證法史”“明清哲學”“佛教哲學”“道家哲學”“馬克思的古史研究”“馬克思晚年的人類學筆記”等課程或係列專(zhuan) 題講座，為(wei) 中國哲學史界培養(yang) 了一批優(you) 秀的研究與(yu) 教學人才。

在長期的教書(shu) 育人過程中，蕭萐父提煉出了二十字方針：“德業(ye) 雙修，學思並重，史論結合，中西對比，古今貫通。”如今，這二十字已成為(wei) 珞珈中國哲學學派的精神綱領，先生以他的人格魅力深受珞珈學子的愛戴。

蕭先生因病於(yu) 2008年9月17日在武漢辭世，享年84歲。當時武漢的報紙評論為(wei) ：“他代表了這個(ge) 城市的高度。”

生命智慧

蕭萐父是保存了古代遺風的剛正不阿的現代知識分子。他有強烈的現代意識和深厚的傳(chuan) 統底蘊，是集知識分子、思想家、學者、教師、學科帶頭人、文人於(yu) 一身的傑出學人。研讀其著述，我們(men) 可以感受到他在用思想家的眼光來考察思想史、哲學史。

他是有思想的學問家，也是有學問的思想家。

蕭萐父治學，首貴博淹，同時重視獨立思考，獨得之見。先生對中國哲學的學科建設，對從(cong) 先秦到現代之完整的中國哲學史的重建，作出了可貴的探索與(yu) 卓越的貢獻。他會(hui) 通中西印哲學，以批評的精神和創造性智慧，轉化、發展了儒釋道的思想資源。

為(wei) 總結曆史教訓，蕭萐父從(cong) 哲學史方法論的問題意識切入，盡力突破教條主義(yi) 的束縛，引入螺旋結構代替對子結構，重視邏輯與(yu) 曆史的一致，強調普遍、特殊、個(ge) 別的辯證聯結，認真探究了中國哲學範疇史的邏輯發展與(yu) 哲學發展的曆史圓圈。先生以不斷更化的精神，提出了哲學史的純化與(yu) 泛化的有張力的統一觀，努力改變五四以降中國哲學依傍、移植、臨(lin) 摹西方哲學或以西方哲學的某家某派的理論與(yu) 方法對中國哲學的史料任意簡單比附、削足適履的狀況。

蕭萐父治學，宏觀立論與(yu) 微觀考史相結合，通觀全史與(yu) 個(ge) 案剖析相結合，提出了兩(liang) 個(ge) 之際（周秦之際與(yu) 明清之際）社會(hui) 轉型與(yu) 文化轉軌的概觀，提出並論證了“明清早期啟蒙思潮”的係統學說，形成了係統的理論體(ti) 係。先生的原創性智慧表現在其學術專(zhuan) 長——明清哲學之上，特別是王船山哲學。他以對世界文明史與(yu) 中華文明史的多重透視為(wei) 背景，提出了以明清之際早期啟蒙思潮作為(wei) 我國現代化的內(nei) 在曆史根芽與(yu) 源頭活水的觀點，受到海內(nei) 外學術界的廣泛關(guan) 注，影響甚巨。

對待古今中外的文化傳(chuan) 統與(yu) 哲學思想資源，蕭萐父以寬廣的胸襟，悉心體(ti) 證，海納百川，兼容並蓄，堅持殊途百慮、並育並行的學術史觀。他肯定曆史、文化的豐(feng) 富性、複雜性、多樣性、連續性、偶然性及內(nei) 在的張力，肯定異質文化傳(chuan) 統的可通約性，肯定古、今、中、外對立的相對性，肯定跨文化交流與(yu) 比較的可能性。

蕭萐父還是當代中國哲學史界少有的詩人哲學家。他晚年一再強調中國哲學的詩性特質，從(cong) 容地探索Logic（邏輯）與(yu) Lyric（情感）的統一，並認定這一特質使得中國哲學既避免了宗教的迷狂，也避免了科學實證的狹隘，體(ti) 現出理性與(yu) 感性雙峰並峙的精神風貌。

蕭萐父一生坎坷，卻始終關(guan) 心國家與(yu) 人類的命運。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後，他痛定思痛，反省自己，愈到晚年愈加堅定。他既繼承了儒家以德抗位的傳(chuan) 統，又吸納了現代文化價(jia) 值；既正麵積極地從(cong) 文化與(yu) 教育方麵推動現代化，又時刻警醒現代化與(yu) 時髦文化的負麵，具有理性批判的自覺與(yu) 能力。

晚年的蕭萐父一再呼喚獨立不苟之人格操守的重建，倡導士人風骨，絕不媚俗，並且身體(ti) 力行。他堅持正道，絕不為(wei) 了眼前名利地位而喪(sang) 失做人原則。

作為(wei) 思想家的蕭萐父，雖然主要從(cong) 事中國哲學史研究，但他做的是有思想的學術。他致力於(yu) 發現與(yu) 發掘中國文化思想內(nei) 部的現代性根芽，因而與(yu) 持西方中心主義(yi) 的啟蒙論者、食洋不化者劃清了界限；他發潛德之幽光，重在表彰那些不被曆代官方或所謂正統文化重視的哲學家、思想家，重在詮釋、弘揚在曆史上提供了新因素、新思想、新價(jia) 值的人物的思想，因而與(yu) 泥古或食古不化者劃清了界限，這就是“平等智觀儒佛道，偏賞蕾芽新秀”。

蕭萐父重視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的多樣性，努力發揮儒、釋、道及諸子百家中豐(feng) 富的現代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特別是本土文化中蘊含的普遍性價(jia) 值，並盡其可能地貢獻給世界。

作為(wei) 學者的蕭萐父，堂廡很寬，學風嚴(yan) 謹，所謂“坐集古今中外之智”。他希望自己與(yu) 同道、學生都盡可能做到：“多維互動，漫汗通觀儒釋道；積雜成純，從(cong) 容涵化印中西”。他深受梁啟超、侯外廬、湯用彤等先生的影響，能心領神會(hui) 、出乎其外、超越創新。

蕭萐父晚年更重視經學，曾與(yu) 筆者多次詳談三禮，詳談近代以來的經學家，如數家珍。他也重視儒學的草根性，多次闡述了中華人文價(jia) 值、做人之道、仁義(yi) 忠信等是通過“三老五更”，通過說書(shu) 的、唱戲的等，浸潤、植根於(yu) 民間並代代相傳(chuan) 的。

作為(wei) 教師的蕭萐父，一生教書(shu) 育人，認真敬業(ye) ，傾(qing) 注心力；提攜後進，不遺餘(yu) 力。他對學生的教育，把身教與(yu) 言教結合了起來，重在身教。他強調把道德教育、健全人格的教育放在首位。他認為(wei) ，年輕人要經得起磨礪、坎坷，對他們(men) 不要溺愛，而應適當批評、敲打。做人比做學問更重要，現代仍要講義(yi) 利之辨，無論是做人還是做學問，都要把根紮正。

在哲學史方法論、史料學等課程上，蕭萐父真是與(yu) 時偕行，講課時時有新的材料和新的思想，例如關(guan) 於(yu) 文化反思，源頭活水，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現代化之間關(guan) 係的思考，馬克思晚年人類學筆記關(guan) 於(yu) 跨越“卡夫丁峽穀”的問題，古史研究與(yu) 馬恩對人類學研究的方法論啟示，朱光潛先生對維柯的《新科學》的翻譯及其方法論的意義(yi) ，金克木先生關(guan) 於(yu) 中印西比較文化的精彩論述，狄百瑞、陳榮捷、溝口雄三、傅偉(wei) 勳等國際漢學家的新成果，古史祛疑，哲學史研究中的純化與(yu) 泛化問題等，都是他吸收的新信息、反思的新成果，亦成為(wei) 他的課堂教學不斷增加的內(nei) 容。

作為(wei) 學科帶頭人的蕭萐父，有著開放宏闊的學術視野以及傑出的組織能力，敏銳地把握海內(nei) 外學術界的動態，讓本學科點的老師與(yu) 同學拓寬並改善知識結構，通過走出去與(yu) 請進來的方式，實現並擴大對外交流，虛懷若穀地向海內(nei) 外專(zhuan) 家請益。他有凝聚力，善於(yu) 團結、整合學科點老、中、青學者，以德服人，尊重差異，照顧多樣，和而不同。他有全局觀念與(yu) 團隊精神，事事考慮周圍的人。他很有學術眼光，深具前瞻性，開拓了若幹特色領域。

作為(wei) 文人的蕭萐父，兼修四部，文采風流，善寫(xie) 古體(ti) 詩詞，精於(yu) 書(shu) 法篆刻，有全麵的人文修養(yang) 與(yu) 文人氣質。他對分科過細的教育狀況多有批評。

博大精深

明清之際學術思潮隻是蕭萐父的一個(ge) 研究領域，絕不是他的全部。他有博大的氣象，這當然是指他的心胸和意境，也指他在理論建構與(yu) 學術上的多麵相。

蕭萐父有馬克思主義(yi) 哲學、西方哲學與(yu) 中國哲學的理論功底，能融會(hui) 貫通。他的理論貢獻集中在啟蒙論說、傳(chuan) 統反思、哲學史方法論與(yu) 中國哲學史及辯證法史的架構等方麵；他的學術貢獻集中在他深度地、極有智慧地探討了中國哲學史的多個(ge) 麵相，在經學（主要是《周易》）研究，在儒、佛、道的研究，在漢唐、明清、現代等斷代哲學史的研究上，有創新見解，又開辟領域，培養(yang) 人才，使之薪火相傳(chuan) 。

關(guan) 於(yu) 《周易》，蕭萐父考察了易學分派，提出了“科學易”與(yu) “人文易”兩(liang) 個(ge) 概念，並傾(qing) 心於(yu) “人文易”，指明“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乃“人文易”的核心。

蕭萐父揭示了“人文易”內(nei) 蘊的民族精神，其中包括時代憂患意識、社會(hui) 改革意識、德業(ye) 日新意識、文化包容意識等。他重視反映人文意識新覺醒的近代易學。

關(guan) 於(yu) 儒家，蕭萐父肯定了《禮運》大同之學，孟子的“盡性知天”之學以及分別來自齊、魯、韓《詩》的轅固生的“革命改製”之學，申培公的“明堂議政”之學，韓嬰的“人性可革”理論，認為(wei) 它們(men) 皆屬儒學傳(chuan) 統中的精華。而子弓、子思善於(yu) 攝取道家及陰陽家的慧解而分別涵化為(wei) 《易》《庸》統貫天人的博通思想，尤為(wei) 可貴。

蕭萐父肯定了《易》《庸》之學的天道觀與(yu) 人道觀，認為(wei) 所謂“至德”，並非“索隱行怪”，而隻是要求在日常的社會(hui) 倫(lun) 理實踐中堅持“中和”“中庸”的原則，無過不及，從(cong) 容中道；隻有這樣，在實踐中，“成己”“成人”，“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就可以達到“參讚天地之化育”的最高境界。重主體(ti) ，尊德行，合內(nei) 外，儒家的人道觀體(ti) 係也大體(ti) 形成。他闡釋了儒家的儒經、儒行、儒學、儒治的傳(chuan) 統及其多樣發展，並且特別重視對儒學的批判與(yu) 創造性轉化。

關(guan) 於(yu) 佛教，蕭萐父力求透悟佛教哲學的一般思辨結構（緣起說、中道觀、二義(yi) 諦、證悟論），重視解析其哲學意義(yi) ，他對佛學中國化過程中極有影響的《大乘起信論》，對慧能，對《古尊宿語錄》，對禪宗的證悟論都作過深入研究且有獨到見解。

關(guan) 於(yu) 道家與(yu) 道教，蕭萐父對老莊哲學、道家人格境界與(yu) 風骨、隋唐道教、黃老帛書(shu) 均有精到的研究。從(cong) 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學術界湧動著一個(ge) “當代新道家”的思潮，蕭萐父是其中的推動者之一。他是熱烈的理想主義(yi) 者，有強烈的使命感、責任感和積極的入世關(guan) 懷。他倡導“新道家”，當然與(yu) 他的際遇和生命體(ti) 驗不無關(guan) 係，他是一個(ge) 行動上的儒家和情趣上的道家。

蕭萐父的生命，儒的有為(wei) 入世和道的無為(wei) 隱逸常常構成內(nei) 在的緊張，儒的剛健自強與(yu) 道的灑脫飄逸交織，互補為(wei) 其人格心理結構。總而言之，他肯定的是道家的風骨和超越世俗的人格追求與(yu) 理想意境……相形之下，他對儒、道的取向又確有差異。

當然，這並不妨礙蕭萐父對儒學的真精神采取寬容態度，更不妨礙他自己的真精神中亦不乏濃烈的儒者情懷。他所批評的隻是儒學的負麵與(yu) 儒學的軀殼。

至於(yu) 明清之際哲學思潮，則是蕭萐父的專(zhuan) 長。他全麵深入地研究了這一思潮，把這一段哲學史作為(wei) 一個(ge) 斷代，作為(wei) 哲學史教材的一編，予以凸顯並細化，又特別深入地研究了王夫之、黃宗羲、傅山等個(ge) 案。他是當之無愧的王夫之專(zhuan) 家和明清之際哲學的專(zhuan) 家。

關(guan) 於(yu) 現代哲學思潮，蕭萐父研究了馬克思主義(yi) 、自由主義(yi) 與(yu) 文化保守主義(yi) 諸流派及其他學者。在馬克思主義(yi) 哲學思潮方麵，他對李達、郭沫若、侯外廬、呂振羽、馮(feng) 契等人作了深入研究；在文化保守主義(yi) 思潮方麵，他對熊十力、梁漱溟、馮(feng) 友蘭(lan) 、唐君毅、徐複觀等人作了深入研究，還研究了梁啟超、劉鑒泉、蒙文通等學者的思想與(yu) 學術。

蕭萐父還積極開拓了中日思想的比較研究領域，支持了楚地簡帛的研究等。他培養(yang) 了很多學生，這些學生在中國哲學史、文化史等領域繼續跟進他的開拓，予以補充或深化。他也鼓勵自己的學生按個(ge) 人興(xing) 趣向科技哲學、政治學、社會(hui) 學、管理學、傳(chuan) 播學等方向發展。

蕭萐父堅持啟蒙論說，反對取消、解構啟蒙的看法。實際上，他強調的“啟蒙”，內(nei) 涵十分豐(feng) 富，不是近代西方的“啟蒙”所能包括的。

蕭萐父“啟蒙觀”的要旨，是從(cong) 中國文化傳(chuan) 統中尋找自己的現代性根芽，強調本土文化中孕育了現代性。他主張的是中國式的啟蒙，是中華文化主體(ti) 的彰顯，而不是全盤西化與(yu) 全盤式的反傳(chuan) 統。他駁斥過中國自身不能產(chan) 生現代性因素的西方偏見，這就疏離、超越了西方中心主義(yi) ，也就蘊含了“啟蒙反思”。

蕭萐父說，中國的現代化，絕不是，也不可能是什麽(me) 全方位的西方化，而隻能是對於(yu) 多樣的傳(chuan) 統文化和外來文化，作一番符合時代要求的文化選擇、文化組合和文化重構。因此，就必須正確認識到自己民族傳(chuan) 統文化的發展中必要而且可能現代化的內(nei) 在曆史根據或“源頭活水”，也就是要找到傳(chuan) 統與(yu) 現代化之間的文化接合點。蕭萐父不希望繼續陷入中西對立、體(ti) 用兩(liang) 橛的思維模式之中。

蕭萐父認為(wei) ，所謂啟蒙，是中國式的人文主義(yi) 的啟蒙，是走自己的路，而不是失去主體(ti) 性的，走別人的路。他強調，中國有自己的文藝複興(xing) 或哲學啟蒙，就是指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在特定條件下展開過這種自我批判。他的關(guan) 鍵性思路是從(cong) 我國17世紀以來曲折發展的啟蒙思潮中去探尋接合點，與(yu) 西方思想家視西方啟蒙為(wei) 絕對、普遍的立場，決(jue) 然不同。他特別重視“自我更新”，即依靠涵化西學而強化自身固有的活力，推陳出新，繼往開來，消化西學，重建“中華文化主體(ti) ”。

蕭萐父的思想和精神中有顯隱之兩(liang) 層，顯性的是“走出中國中世紀”，隱性的是“走出西方現代性”，這兩(liang) 層交織一體(ti) ，適成互補。他批判了理性過度膨脹所帶來的生態災難與(yu) 人之生命的迷惘，批判了曆史的虛無主義(yi) 與(yu) 道德價(jia) 值的相對主義(yi) 。他強調民族文化的自我認同與(yu) 當代中國倫(lun) 理共識的重建，並多次參與(yu) 國際性的“文化中國”的討論。

蕭萐父多次參與(yu) 國際性的“文明對話”，他一貫充滿了文化包容意識與(yu) 多元開放心態。他說，對世界文化的考察，要擺脫東(dong) 方中心或西方中心的封閉思考模式，要走向多元化，承認異質文化的相互交融；東(dong) 方與(yu) 西方有共有殊，東(dong) 方各民族之間、西方各民族之間也各有同有異。他主張尚雜、兼兩(liang) 、主和的文化觀，在差異、矛盾、對立中互動。

綜上所述，蕭萐父通過文化反思，針對國家、民族文化建設的現實、緊迫問題，著力於(yu) 理性與(yu) 啟蒙價(jia) 值的引入，特別是發揚中國傳(chuan) 統中與(yu) 之相契合、相接植的因素（例如他下過功夫的明清之際思想家們(men) 的新思想萌芽等）。

蕭萐父是一位東(dong) 方、中國的有底蘊的學人，他論說啟蒙的時代又是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的開端，在現代性的弊病暴露無遺之際。在這種背景之下，由這樣一位中國傑出的詩人哲學家，這樣一位生命體(ti) 驗特別敏銳的思想家來論說啟蒙，其意涵已不是西方近代啟蒙主義(yi) 的內(nei) 容，而恰恰是超越了啟蒙時代的啟蒙精神，包涵了諸多反思啟蒙或啟蒙反思的內(nei) 容。他實際上有著雙向的揚棄，意在重建中華民族文化的主體(ti) 意識。看不到這一點，那就恰好低估了蕭萐父學術思想的意義(yi) 。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