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力與(yu) 融合——朱子道統說的形成與(yu) 發展

作者：丁四新（清華大學哲學係）

來源：《中州學刊》2019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二月十七日己未

          耶穌2019年3月23日

摘要：朱子道統說的提出和建構，發生和發展，有其曆史前提和來自道學運動上的思想張力。它是在不斷融合理學思想特別是北宋五子思想及儒家經學觀念的基礎上產(chan) 生出來，並不斷發展的。朱子繼承了二程的道統說，肯定二程得道統之傳(chuan) ，並以此為(wei) 基礎開展了自己之道統論的建構：他首先肯定並強化了周程授受一致的說法，闡明了周子的本體(ti) 宇宙論即二程的理氣論，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新道統說；進而，在《近思錄》等書(shu) 中正式編織了由二程、周、張四子所構成的理學道統；最後，在重視《周易》經學、貫通《四書(shu) 》《六經》、重返孔子之思想世界的過程中，朱子建立了融貫古今、彼此關(guan) 涉的新經學體(ti) 係，建立了一個(ge) 更為(wei) 完備、博大的新道統體(ti) 係,將邵雍和伏羲、神農(nong) 、黃帝同時納入道統譜係之中。朱子道統說的形成和發展，歸根結蒂是由理學、經學在宋代道學運動中所造成的思想張力和朱子個(ge) 人集大成的思想性格所決(jue) 定的。

關(guan) 鍵詞：朱熹；道統說；四書(shu) ；六經；周易

建構“道統”，是近世儒學的一個(ge) 重要議題，它貫穿於(yu) 整個(ge) 宋代儒學的發展過程之中。何謂“道”（道體(ti) ）？孰能傳(chuan) 道（譜係）？以及如何傳(chuan) 道（方式）？這是道統建構中的三個(ge) 基本問題，其中第一個(ge) 問題最為(wei) 關(guan) 鍵。在提出之初，儒家道統說即肩負著批判外道、維護儒學正統和聖賢自任以傳(chuan) 道的重大任務。大抵說來，從(cong) 韓愈到二程，儒家道統說以孟子其人其書(shu) 為(wei) 建構中心。但與(yu) 此同時，北宋五子在道統內(nei) 涵的認識上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和分裂，這特別表現在《孟子》與(yu) 《周易》兩(liang) 經、二程與(yu) 周、邵的分別上。這些差異和分別，是形成了重構道統說的必要張力和前提，朱子（1130—1200）道統說的建構即是如此。朱子是如何麵對和建構其道統說的？這是本文要追問和回答的根本問題。

一、道統說的提出及其在宋代的張力

（一）道統說的提出：韓愈《原道》與(yu) “道統”概念的基本含義(yi)

一般認為(wei) ，儒家道統說濫觴於(yu) 孟子（見《孟子·盡心下》末章），而由韓愈（768—824）正式提出來的。韓愈之後，唐人皮日休、陸龜蒙、林慎思等多有相關(guan) 論說。[①]據《原道》篇，[②]韓愈所謂“道”指“道德仁義(yi) ”；落實下來，具體(ti) 指那些表現在政教和人倫(lun) 日用上的其文、其法、其位、其服和其食。韓愈所說“道”，在性質上與(yu) 佛老外道對立。

“道統”的“統”，即“統係”“脈絡”之義(yi) 。而此“統係”，實指傳(chuan) 道的聖賢。從(cong) 本質上來說，“道統”是一個(ge) 連續的整體(ti) ；從(cong) 曆史的傳(chuan) 承來說，它又可能是斷裂的，不連續的。“道統”的這種斷裂性和不連續性，決(jue) 定了傳(chuan) 承或建構“道統”的必要性。在《原道》篇中，韓愈建立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的傳(chuan) 道統係，而所謂“道統”即落實在這個(ge) 傳(chuan) 承統係上。“道”得其人則傳(chuan) ，不得其人則止。道統起點是“堯舜”，終點是“孟子”。“孟子”被列入道統，意義(yi) 重大。

韓愈構建道統說，有其經典依據。據《原道》篇，它們(men) 包括《孟子》《禮記》《論語》《詩經》《春秋》《尚書(shu) 》《周易》。對於(yu) 韓愈來說，《孟子》是構造道統說的主幹。孟子他以繼承堯舜之道自居自命的精神（《孟子·滕文公上》《滕文公下》），與(yu) 韓愈辟佛老、倡道統之說正同。此其一。其二，韓愈道統說中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都已出現在《孟子》一書(shu) 中，他們(men) 都是孟子所推崇的聖人。孟子在《盡心下》末章具體(ti) 展現的道統譜係，[③]正是韓愈道統說的直接來源。

韓愈在道統論上的貢獻，得到了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兄弟的肯定。程子曰：“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yu) 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它見得，豈千餘(yu) 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二先生語一》）[④]伊川曰：“退之晚年為(wei) 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chuan) 。’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chuan) 者何事？《原性》等文皆少時作。”（《伊川先生語四》）[⑤]韓愈的道統說，不僅(jin) 得到了二程兄弟的肯定，而且是程朱道統說的直接來源。

（二）北宋道統說的張力：二程的道統說及其與(yu) 周邵的差異

宋儒的道統說既是在曆史中形成的，也是在宋代學者的努力建構中形成的。其中，從(cong) 二程到朱子，是宋代道統說發展的主線，《宋史·道統論》即以朱子的道統說為(wei) 基礎。朱子集宋代道統說之大成，而此前或同時代的學說差異和分歧，即構成了朱子本人構造道統說的前提和必要張力。具體(ti) 說來，朱子重構道統說，首先必須麵對道學特別是北宋五子的思想張力。

在北宋五子中，二程的道統說或道統意識最為(wei) 強烈，最為(wei) 重要。他們(men) 的道統說包括四個(ge) 要點：其一，二程提出了“聖人與(yu) 道無異”“聖人無優(you) 劣”和“經所以載道”的觀點，完成了對道統說之邏輯前提的論證。這是韓愈沒有做到的。對於(yu) “道”“聖人”“經”這三個(ge) 要素的關(guan) 係，二程作出了合乎邏輯的闡明。其二，二程都肯定韓愈提出的道統觀，肯定其所謂“軻之死，不得其傳(chuan) 焉”之說。韓愈的道統說是宋人道統說的正宗來源，而二程的道統說又是宋人道統說的主幹。其三，二程雖然肯定和繼承了韓愈的道統說，但又不承認韓愈本人在道統中的地位。程顥過世，“公卿大夫議以明道先生號之”，伊川在《明道先生墓表》中說：“周公死，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chuan) 。……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chuan) 之學於(yu) 遺經，誌將以斯道覺斯民。……聖人之道得先生而後明，為(wei) 功大矣。於(yu) 是帝師采眾(zhong) 議而為(wei) 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於(yu) 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為(wei) 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穀可湮，明道之名亙(gen) 萬(wan) 世而長存。”[⑥]程頤肯定程顥（號明道）得聖道和聖學之傳(chuan) ，是孟子之後的傳(chuan) 道者。伊川亦以此自任。[⑦]綜合多種資料，二程的道統譜係是這樣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程子。其四，二程以《四書(shu) 》為(wei) 經，且在《四書(shu) 》中又以《中庸》和《孟子為(wei) 核心來構造自己的道統觀。[⑧]這一點，與(yu) 周子、邵子的差別較大。

進一步，二程的道統意識明顯高於(yu) 周敦頤（1017—1073）、張載（1020—1077）、邵雍（1011—1077）三人。二程兄弟都非常重視韓愈的道統說，而周、張、邵三氏則不夠重視，甚至忽視了韓愈之說。這反映出周、張、邵三人在道統意識上的自覺性遠不及二程。在經典依據上，二程更重視《中庸》《孟子》，以思孟一係為(wei) 道統建構的基礎；而周、張、邵三氏更重視《周易》一經，以遠紹羲皇始祖。具體(ti) 說來，周子重視所謂本體(ti) 宇宙論，重視太極圖所包含的本體(ti) 宇宙論思想，重視《易》《庸》之學的融合和再詮；張子重視以《周易》來闡述自己的氣論思想；而邵子則重視象數、自然世界和曆史世界之理的推展，伏羲先天圖義(yi) 和元會(hui) 運世、皇帝王伯的曆史哲學是其最為(wei) 著名的兩(liang) 個(ge) 思想成果。對於(yu) 《周易》一經，二程雖然沒有輕視，程頤甚至撰述了《程氏易傳(chuan) 》一書(shu) ，但其解釋原則是“體(ti) 用一源，顯微無間”，解釋的重點落實在卦爻辭（“予所傳(chuan) 者辭也”[⑨]）和人倫(lun) 物理的安頓上。二程的核心概念是“理”或“天理”。

朱子建構其道統說所依據的張力和前提，也體(ti) 現在二程對於(yu) 周、張、邵三子的批評上。對於(yu) 周子，程顥是這樣說的：“吾學雖有所受”，但其根本（即“天理”“吾與(yu) 點之意”或“道學”）是“自家體(ti) 貼”出來的。[⑩]小程子的看法也大體(ti) 相同。可見二程所謂道，與(yu) 周子所謂道在含義(yi) 上有較大差別。對於(yu) 張載，二程是這樣說的：一方麵，他們(men) 高度評價(jia) 了《西銘》，認為(wei) 它是“《原道》之宗祖”，“孟子之後，蓋未見此書(shu) ”，並說“子厚之識，孟子之後，一人而已耳”；但是另一方麵，他們(men) 認為(wei) 張子的思想跟邵雍一樣未免於(yu) 流弊，而這個(ge) 流弊是“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11]對於(yu) 邵雍，二程的批評尤甚，這包括三點：一，邵雍之學重在推究物理和觀化，“玩心高明”，但其道“偏駁”，“大抵似揚雄”；二，邵雍“卻於(yu) 儒術未見所得”，“根本不帖帖地”；三，邵雍之學獨出自李挺之，而“推數及理”，且相當自負，“堯夫自是悠悠，自言須如我與(yu) 李之才方得道”。[12]確實，二程在道學上與(yu) 周、張、邵三子的差距很大。不過，這些差距卻變成了朱子建構其道統說的必要前提和張力。

總之，從(cong) 孟子到韓愈，從(cong) 韓愈到二程，這是朱子構造道統說的基礎。二程與(yu) 周子、張子、邵子存在多方麵的差異；其中，後三者更重視《周易》一經，他們(men) 的思想受到《周易》更為(wei) 深刻的影響。朱子道統說的新建構，在一定意義(yi) 上來說，正是以吸納《周易》經學及其思想為(wei) 基礎的。

二、朱子道統說的建構：以《四書(shu) 》為(wei) 中心

（一）對於(yu) 疑孟思潮的批評與(yu) 回應

據朱彝尊《經義(yi) 考》所錄，北宋時期注解和闡釋《孟子》的著作甚眾(zhong) 。[13]大約在宋神宗年間（1067—1085），尊孟崇孟成為(wei) 了思潮，並得到了官方的正式承認。《孟子》立經和孟子配享，是孟子不斷升格的兩(liang) 個(ge) 標誌性事件。[14]隨著崇孟尊孟思潮的展開，北宋時期也興(xing) 起了疑孟思潮，李覯（1009—1059）的《常語》和司馬光（1019—1086）的《疑孟》即為(wei) 疑孟思潮的代表作。[15]邵伯溫（1055—1134）在《邵氏聞見錄》卷十一至十三列舉(ju) 了十家疑孟言論，[16]可見當時疑孟思潮之盛。當然，疑孟思潮可以看作尊孟崇孟思潮的一種映射。不但如此，疑孟思潮同樣是朱子構造道統說的前提：從(cong) 一方麵看，朱子必須對疑孟思潮作出回應；從(cong) 另一方麵看，朱子必須回答孟子其人其書(shu) 是否能夠成為(wei) 道統說之主幹的問題。換一句話說，回應和批駁疑孟觀點，既是朱子重構道統說的一個(ge) 必要內(nei) 容，又是對二程道統說的肯定和繼承。二者其實為(wei) 同一個(ge) 問題的兩(liang) 個(ge) 方麵。

與(yu) 朱子同時，胡宏、張九成和餘(yu) 允文等批評和回應了司馬光、李覯、鄭淑厚、蘇軾乃至王充等人的疑孟觀點，[17]其中餘(yu) 氏的《尊孟辨》最為(wei) 重要。朱子即在餘(yu) 氏的基礎上撰成了《讀餘(yu) 隱之尊孟辨》一文，進一步點評、回應和批評了司馬光、李覯等人的觀點，闡明了孟子在道統譜係中的重要地位。朱子說：“孔子傳(chuan) 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chuan) 。此非深知所傳(chuan) 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chuan) 何哉？曰仁義(yi) 而已矣。”又說：“有孟子而後《六經》之用明，有王道而後天子之位定。有《六經》而無《孟子》，則楊墨之仁義(yi) 所以流也；有天子而無王道，則桀紂之殘賊所以禍也。故嚐譬之，《六經》如千斛之舟，而孟子如運舟之人；天子猶長民之吏，而王道猶吏師之法。今曰《六經》可以無《孟子》，天子可以無王道，則是舟無人、吏無法，將焉用之矣？”[18]孟子是建構儒家道統說的關(guan) 鍵，他能否在道統中安如磐石，在程朱看來，這關(guan) 係到道統說本身能否成立的問題。二程繼承韓愈的觀點，首先肯定孟子的重要性，並建構了以《四書(shu) 》為(wei) 重心的經典依據和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和孟子為(wei) 核心的道統譜係。同樣，為(wei) 了繼承二程的道統說，朱子就必須回應和批評當時的疑孟思潮，並弘揚孟子在道統中的重要性。不僅(jin) 如此，朱子由此拓展，進一步重構了自己的道統說。

（二）以《四書(shu) 》為(wei) 基礎建構的新道統說

乾道癸巳年（1173），朱子在《中庸集解序》中說：“《中庸》之書(shu) ，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於(yu) 孔子，而得其傳(chuan) 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於(yu) 曾子，而得其所傳(chuan) 於(yu) 孔子者焉。既而懼夫傳(chuan) 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yu) 是推本所傳(chuan) 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複，作為(wei) 此書(shu) 。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chuan) 焉。漢之諸儒雖或擎誦，然既雜乎傳(chuan) 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chuan) 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書(shu) ，為(wei) 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複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yu) 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chuan) 矣。至於(yu) 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chuan) 之要，以著於(yu) 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yu) 天下。”[19]《中庸集解》，是朱子同時代的儒者石敦山的著作。此篇序文以《中庸》為(wei) 中心，《中庸》乃傳(chuan) 道之書(shu) 。序文除重複闡述了從(cong) 孔子、曾子、子思到孟子之間的傳(chuan) 道問題及“孟子沒，而不得其傳(chuan) 焉”之外，朱子在此將周濂溪和二程構成了一個(ge) 前後相繼的道統次序，所謂“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chuan) 之要，以著於(yu) 篇”，而“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於(yu) 天下”。濂溪與(yu) 二程之一貫，這在較大程度上實出於(yu) 朱子的䌷繹和安排。

淳熙己酉年（1189），朱子的道統意識和道統說有了新的進展。在《中庸章句序》中，他說：

（1）《中庸》何為(wei) 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chuan) 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chuan) 有自來矣。其見於(yu) 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複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

（2）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chuan) ，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yu) 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wei) 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wei) 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chuan) ，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yu) 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chuan) 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chuan) ，而複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yu) 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chuan) 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wei) 此書(shu) ，以詔後之學者。

（3）然而尚幸此書(shu) 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chuan) 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yu) 是為(wei) 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

（4）熹自蚤歲即嚐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複，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hui) 眾(zhong) 說而折其中，既為(wei) 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誌複取石氏書(shu) ，刪其繁亂(luan) ，名以輯略，且記所嚐論辯取舍之意，別為(wei) 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shu) 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ju) ，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yu) 道統之傳(chuan) ，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雲(yun) 爾。[20]

比較此序與(yu) 上一序，可知朱子在此展現了更為(wei) 強烈的道統意識，其道統說有了大幅的拓展。這又包括三點：第一，朱子具體(ti) 指明了儒家或聖賢所傳(chuan) 之“道”為(wei) 《論語·堯曰篇》所謂“允執厥中”，或《尚書(shu) ·大禹謨》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將《四書(shu) 》之《中庸》與(yu) 《六經》之《書(shu) 經》上下貫通起來。在朱子看來，“允執厥中”即孔門心法，即堯舜之道，即道統之所傳(chuan) ，即子思作《中庸》之意。子思作《中庸》的目的，就是為(wei) 了“推本堯舜以來相傳(chuan) 之意”。第二，朱子不但建立了頗為(wei) 複雜的道統譜係，而且為(wei) 建立道統譜係確立了新的原則。這個(ge) 複雜的道統譜係是：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皋陶、伊、傅、周、召之臣→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禹以上，為(wei) 聖王相傳(chuan) ；禹以下，為(wei) 聖君、聖臣共傳(chuan) ；孔子以下，為(wei) 素位的聖賢傳(chuan) 之。自孔子以下，道統之傳(chuan) 純為(wei) 儒門聖賢。這個(ge) 新的原則是“聖聖相承”，道統之傳(chuan) ，與(yu) 其人在位與(yu) 不在位沒有必然的聯係。換一句話說，在道統之傳(chuan) 的過程中，“道”高於(yu) “勢”，“德”高於(yu) “位”，這是基本原則。由此，朱子強化了孔子在道統中的重要性，《中庸章句序》曰：“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yu) 堯舜者。”第三，肯定程子得道統之傳(chuan) ，同時表明自己亦有意傳(chuan) 承此道。程子雖然自言傳(chuan) 道，但他們(men) 得道統之傳(chuan) 畢竟需要得到後人的承認。朱子肯定程子優(you) 先於(yu) 其他宋儒，在宋代道統之傳(chuan) 中居於(yu) 核心地位，這對於(yu) 近世儒學來說是一個(ge) 很重要的判斷。至於(yu) 朱子本人的傳(chuan) 道意識，既可以從(cong) 他對於(yu) 此前道統之傳(chuan) 的敘述得到肯定，同時也可以從(cong) 他在本《序》中的旨意直接反映出來。其實傳(chuan) 道，是朱子作為(wei) 一個(ge) 理學家的意義(yi) 所在；而他以傳(chuan) 道自任，乃是其作為(wei) 一個(ge) 理學家的題中之議。

（三）《大學章句序》道統譜係之新變化

宋儒的道統說，無疑與(yu) 《四書(shu) 》經典地位的確立具有密切關(guan) 係。《語》《孟》《大學》《中庸》，已作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而得到了二程的重視，二程即在一定程度上認為(wei) 它們(men) 優(you) 先於(yu) 《六經》。這預示著道統之傳(chuan) 的曆史境遇及其所生展的文化價(jia) 值發生了變化。相比於(yu) 二程，朱子更加重視《四書(shu) 》的整體(ti) 性，不但明確提出了“四書(shu) ”的概念，而且在其道統譜係中，曾子、子思的位置更為(wei) 顯赫，儒門傳(chuan) 道之意更為(wei) 明確。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與(yu) 《中庸章句序》相比，作於(yu) 同年（1189）的《大學章句序》即在道統譜係上有明顯的差異。此序曰：

此伏羲、神農(nong) 、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le) 之官所由設也。……於(yu) 是河南程氏兩(liang) 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chuan) 。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由於(yu) 此序與(yu) 《大學章句序》作於(yu) 同年，因此這兩(liang) 篇序文所述道統說在內(nei) 容上應當是互補，而不是非此即彼的關(guan) 係。不過，這兩(liang) 篇序文在道統說上有差異，應當抉發出來。從(cong) 道統譜係來看，本篇序文在堯、舜之上增加了伏羲、神農(nong) 和黃帝三位。如果我們(men) 孤立地看這兩(liang) 篇序文，《中庸章句序》即以堯舜為(wei) 繼天立極，為(wei) 傳(chuan) 道之端，而本序則以伏羲、神農(nong) 、黃帝三氏為(wei) 道統之始。伏羲、神農(nong) 、黃帝這三位上古聖王不見於(yu) 《論語》《大學》《中庸》三書(shu) ；對於(yu) 神農(nong) ，《孟子》雖然有所提及，但孟子本人不但不以為(wei) 聖人，反而對神農(nong) 之術厚加批評（《滕文公上》）。不但如此，《六經》本亦不言伏羲、神農(nong) 、黃帝，唯深受齊文化影響的《係辭篇》以之為(wei) 聖王。不過，在宋代，學者一般認為(wei) 《易十翼》為(wei) 孔子之作，《六經》為(wei) 孔子所述作，朱子亦以為(wei) 然。根據經典自身的統一性和完美性，朱子遂不得不在道統譜係中增加伏羲、神農(nong) 和黃帝三位。

總之，朱子的道統觀似乎發生了一定的“位移”：從(cong) 孟子轉向了孔子，從(cong) 《四書(shu) 》轉向了《六經》。或者更準確地說，朱子試圖在道統的敘述中將孟子與(yu) 孔子，《四書(shu) 》與(yu) 《六經》協同起來，欲使之達到完美無缺的地步。而朱子的道統說為(wei) 何會(hui) 發生此一變化？其實，這是其所依賴的思想資源和經典資源都發生了變化。而思想資源和經典資源的變化，其實又反映了朱子本身思想的深化和拓展，即在傳(chuan) 統儒學和新儒學的不斷影響下，他的思想形成了從(cong) 二程擴展到五子（包括周敦頤、張載、邵雍在內(nei) ）的新理學統係。而這個(ge) 新理學係統的形成，遂不得不要求其重構當時的道統說。

三、朱子道統說的重構：以《周易》為(wei) 中心

（一）道統說的新思想資源與(yu) 朱子道統說的建構

理學的發展與(yu) 經學的發展是同步的。朱子一方麵在不斷完善和強化程子建立的《四書(shu) 》體(ti) 係，但另一方麵又試圖突破此一體(ti) 係，建立《四書(shu) 》與(yu) 《六經》相統一的新經學體(ti) 係。在道統說上，朱子的建構亦是如此。朱子在超越二程的道統說、建立自己之新道統說的同時主要借鑒了理學和《六經》兩(liang) 大資源。在學術上具有集大成性格的朱子，麵對全部的儒學精華，既需要將周、張、邵三子的思想涵攝在內(nei) ，又需要足夠重視孔子所述作的《六經》。在《中庸章句序》中，朱子已在較大程度上意識到此一問題，通過“十六字心傳(chuan) ”（《尚書(shu) ·大禹謨》），他將《六經》之一的《尚書(shu) 》明確地作為(wei) 其理學和道統說的經典依據。在《大學章句序》中，朱子又以《周易》為(wei) 經典依據。《周易》一經作為(wei) 理學與(yu) 道統說之依據的意義(yi) 重大，其一，在漢唐經學中，它一直居於(yu) 群經之首，為(wei) 道之原；其二，《係辭下》所述伏羲、神農(nong) 、黃帝三位聖王自秦漢以來已列入“三皇五帝”的大一統民族意識的敘事結構之中。朱子的態度是，與(yu) 其回避之，莫如重視之。這是朱子不同於(yu) 程子的地方，二程則幾乎沒有提及這三位聖王。

實際上，在韓愈、二程之外，唐宋以來有一派儒者堅持從(cong) 《六經》、從(cong) 《周易》、從(cong) 孔子的角度來觀察和看待儒家的道統問題。《六經》，乃孔子所述作，然則建構道統，舍《六經》，舍《周易》，其可乎？首先，將伏羲、神農(nong) 、黃帝三位聖王最先加入道統譜係的人大概是唐末的名儒林慎思（844—880），可參見林著《伸蒙子·合天篇》。[21]林氏晚於(yu) 韓愈，他的道統譜係顯然強調了《周易》一經的重要性。

其次，作為(wei) 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1005—1045），就非常強調《周易》對於(yu) 道統說的重要性。石介推崇韓愈，他認為(wei) 韓愈作《原道》，其功可以與(yu) 箕子作《洪範》、周公作《周禮》、孔子作《春秋》和孟子作《孟子》相提並論，而他本人則願意追隨韓愈之後，他說：“餘(yu) 不敢廁吏部於(yu) 二大聖人之間，若箕子、孟軻，則餘(yu) 不敢後吏部。”[22]石介為(wei) 何說他“不敢後吏部（韓愈）”？這來自於(yu) 他的道統意識和他個(ge) 人的膽識。在孔孟之間，他更推崇孔子，將自己置身於(yu) 與(yu) 孟子平等的地位，而欲提出新的道統觀和道統譜係。根《辨易》《尊韓》《上劉工部書(shu) 》三篇，[23]石介的道統觀和道統譜係，顯然以儒家典籍《六經》為(wei) 背景。石介所說的聖人有略有繁，略者為(wei) 伏羲、神農(nong) 、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繁者為(wei) 伏羲氏、神農(nong) 氏、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唐堯氏、虞舜氏、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這十四位俱為(wei) 聖人。與(yu) 聖人相對，孟軻、荀況、揚雄、王通、韓愈五位為(wei) 賢人。聖與(yu) 賢雖然均可傳(chuan) 道，但有高下之別。在石介看來，道統之傳(chuan) ，總共十九人。此其一。其二，石介的道統說區分了聖人和賢人，重視孔子，並以伏羲、神農(nong) 、黃帝為(wei) 道統之祖。聖賢的區分，特別是以孔子為(wei) 聖人、以孟子為(wei) 賢人，這種做法具有較大意義(yi) 。而這種劃分和判斷與(yu) 程朱不同。其意義(yi) 在於(yu) 宣告道統說應當突破以孟子和韓愈所雲(yun) 為(wei) 據的界限，而回歸到孔子那兒(er) ，以孔子之述作為(wei) 判斷根據。進一步，在上述十四聖之中，石介最重視孔子，認為(wei) “孔子為(wei) 聖人之至”，又說“道始於(yu) 伏羲氏，而成終於(yu) 孔子”。而“道”何以成終於(yu) 孔子？以《六經》故也。其三，在《六經》中，石介突出了《周易》在構造道統說中的作用。從(cong) 《係辭傳(chuan) 》到《漢書(shu) ·藝文誌》，易學形成了“人更三聖，世曆三古”（《漢書(shu) ·藝文誌》）的說法，而這一經典說法的形成，使得《周易》可以將伏羲、文王、孔子三聖貫通起來。不但如此，而且在《辨易》一文中，石介認為(wei) 三聖作《易》的目的是為(wei) 了救亂(luan) 傳(chuan) 道，而不是為(wei) 了播亂(luan) 於(yu) 世。綜合看來，以上三點是彼此貫通的：從(cong) 孟子回到孔子，從(cong) 《論》《孟》返之《六經》，從(cong) 堯、舜上溯至高辛、顓頊、少昊、黃帝、神農(nong) 和伏羲，這是石介道統說的邏輯體(ti) 係。而這個(ge) 邏輯體(ti) 係以《周易》為(wei) 中心，在整體(ti) 上與(yu) 韓愈、二程的道統說存在著巨大的罅隙。

再次，比朱子稍前，胡宏（1102—1161）所說的道統譜係與(yu) 石介很相近。《知言·大學篇》曰：

此伏羲、神農(nong) 、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氏之學，立天地之經，成萬(wan) 物之性者也。[24]

胡五峰肯定伏羲、神農(nong) 、黃帝為(wei) 聖人和道統之祖，這種說法源出於(yu) 《周易·係辭傳(chuan) 》，石介曾肯定在前。

另外，胡宏認為(wei) 程子直接繼承了周子之學（《周子通書(shu) 序》），[25]這與(yu) 二程本人的說法是不同的。二程雖然從(cong) 學於(yu) 周子，但僅(jin) 認為(wei) 自己從(cong) 周子那兒(er) 習(xi) 得了一些風氣和話頭，真正的道理其實由“自家體(ti) 貼得來”的。不僅(jin) 如此，二程其實對周子略有微辭。胡宏則為(wei) 了表彰周子之學，在《周子通書(shu) 序》中借程子以推尊之，其情可諒。當時有一種意見認為(wei) ，廉溪之學出自穆修、種放、陳摶，非道學之正宗。胡五峰起而辯護之，試圖將廉溪之學當作道學，即二程理學之正源。反思之，可知廉溪之學其實界於(yu) 兩(liang) 大思路之間，即氣化宇宙論的老傳(chuan) 統和理氣說的新傳(chuan) 統之間。如何彌縫和融合這兩(liang) 大思路，是南宋諸儒需要完成的思想任務。在此，胡五峰以主輔來處理此二者的關(guan) 係。對於(yu) 胡宏來說，在堯、舜之上增加伏羲、神農(nong) 、黃帝三位聖王，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的道統觀基本上沒有受到《四書(shu) 》係統的限定，而《四書(shu) 》是由程朱確定的新經典體(ti) 係。

最後，在宋代，道統的建構與(yu) 理學具有非常密切的關(guan) 係，而如何梳理和認定道學統係？這是令人頗費思量的重大問題。朱子就宋代道學統係的建立做了兩(liang) 項工作，一項是編錄了《伊洛淵源錄》（初稿於(yu) 1173年），一項是和呂祖謙（1137—1181）一起編纂了《近思錄》。前一書(shu) 以梳理二程學術思想之淵源為(wei) 中心，但其權威性沒有得到呂祖謙等人的承認；而且，這部書(shu) 的出版，朱子生前也沒有正式授權。淳熙二年（1175），朱子與(yu) 呂祖謙共同編纂了《近思錄》一書(shu) 。《近思錄》的編纂，標誌著道學及北宋道統體(ti) 係的完成。是書(shu) 不但勾勒出道學的思想體(ti) 係，而且確立了二程、周、張四子的道學框架，其意義(yi) 非同一般。不但如此，隨著受到蔡元定（1135—1198）的影響，朱子對於(yu) 《周易》和邵雍易學的興(xing) 趣與(yu) 日俱增，而這最終使得其道統說進一步發展：一者，朱子強化了《周易》的重要性，提出了“四易說”；二者，在道統譜係上，他增添了邵子和伏羲、神農(nong) 、黃帝四位。

總之，朱子以集大成（綜合）的方式處理了道統重構中諸要素的關(guan) 係及其所造成的難題：一方麵，他以“孟子—韓愈—程子”一係為(wei) 基礎建立了堯、舜以下的道統譜係和由《四書(shu) 》所構成的經典體(ti) 係；另一方麵，他進一步將北宋道學體(ti) 係和《六經》包容進來，建立了以孔子為(wei) 經學視點、從(cong) 伏羲伊始的新道統譜係。需要指出，理學的生展，與(yu) 道統的建構在宋代是相應的。

（二）朱子思想的深化、拓展與(yu) 朱子道統說的建構

在《中庸章句序》中，朱子的道統說上接《尚書(shu) ·大禹謨》的十六字心訣，從(cong) 理上說，這是頗為(wei) 自然的。但是，在《大學章句序》中，朱子又加上伏羲、神農(nong) 、黃帝三聖，作為(wei) 道統之祖，這是很不自然的，因為(wei) 《四書(shu) 》無涉此三聖。很顯然，如果在道統中要加上此三聖，那麽(me) 單靠《四書(shu) 》作為(wei) 經典資源是無法勝任此一架構任務的。陳榮捷曾說：“其（朱子）道統之哲學性，不止基於(yu) 《書(shu) 》之十六字訣，而亦基於(yu) 《易》之太極。……以為(wei) 非有太極陰陽之說，不足以成全其理氣學說。故添入周子，上溯伏羲。其道統之貢獻，皆由其理學之貢獻而來，事非偶然也。”又說：“朱熹於(yu) 周子著作中特別表揚《圖說》，並予以重要地位，使之成為(wei) 新儒家哲學之基石。自朱子以來，《太極圖說》已為(wei) 新儒家形上學討論之起點。”[26]陳說是對的，這是朱子道學的理論基礎及其道統建構的目標。朱子乃宋代道學之集大成者，其性格如是，其目標亦複如是。從(cong) “允執厥中”派生出性情中和之說，從(cong) “太極陰陽說”派生出理氣天人之說，這是朱子道學貫通經學與(yu) 理學的內(nei) 在邏輯。故朱子在此不得不上接濂溪之學和《周易》經學，從(cong) 《太極圖說》和《易傳(chuan) 》的太極陰陽說中獲得理學的支持。而陳榮捷在此將周敦頤僅(jin) 看作朱子通往易學和上溯伏羲的橋梁，這顯然是不夠周全的。實際上，一者，《周易》陰陽哲學對於(yu) 中國哲學有著至深至廣的影響，對於(yu) 道學的影響自然不例外；二者，自唐代以來道統說即分為(wei) 兩(liang) 大係統，一個(ge) 以《論》《孟》為(wei) 中心的聖人說，一個(ge) 從(cong) 《論》《孟》到《六經》、特別是以《周易》中心的聖人說；三者，與(yu) 二程關(guan) 係緊密的周、張、邵三子都非常重視易學，且其發明各有義(yi) 理。朱子對於(yu) 周、張、邵三子的認同有先後，先周、張而後邵子。《伊洛淵源錄》是朱子建構理學道統之始，而他和呂祖謙合編《近思錄》，則標誌理學道統論的成熟。這兩(liang) 部書(shu) 是朱子中壯年之作，都列入了周敦頤和張載，但都沒有列入邵雍。[27]朱子沒有列入邵雍的原因，很可能是基於(yu) 理學自身的思想邏輯和程子的有關(guan) 評論。不過，一旦專(zhuan) 心於(yu) 易學，朱子即開始重視起邵雍來，並對道統說再次作了建構。朱子在《易學啟蒙》和《周易本義(yi) 》二書(shu) 中正式承認了邵雍在理學體(ti) 係中的位置，並依此重構了道統說。

從(cong) 易學看，朱子的道統說先後主要吸納了周敦頤和邵雍的思想。朱子所吸收的周子思想，主要見於(yu) 《太極圖說》。在乾道九年（1173），朱子撰定了《太極圖說解》一書(shu) 。首先，在此《解》中，朱子竭力推崇周子的《太極圖說》，甚至說二程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嚐不因其說”。在《周子太極通書(shu) 後序》一文中，朱子說：“蓋先生之學，其妙具於(yu) 《太極》一圖，《通書(shu) 》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嚐不因其說。”[28]《太極圖說解》則曰：“《易》之為(wei) 書(shu) ，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嚐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yu) 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yu) 天道多出於(yu) 此，然卒未嚐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29]實際上，程子兄弟生前未嚐有一言及於(yu) 此《圖》，且曾多次明言其思想主旨非從(cong) 外鑠，故時人或有“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的說法。然而既然《太極圖說》展現了理學之大綱大要，且當時已形成周子為(wei) “理學之宗”的說法，那麽(me) 朱子和張栻就不得不說“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wei) 程子為(wei) 能當之”，又說“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雲(yun) 雲(yun) 。[30]其實，這一說法最早出自胡宏，然後衍及朱子、呂祖謙和張南軒等人。其次，在此《解》中，朱子以“太極”為(wei) 核心概念疏解了《太極圖說》的大意，突出了此概念的本體(ti) 含意，並以“無極而太極”的命題對“理”本體(ti) 作了大力闡發。相比之下，周子的《太極圖說》則保留了相當濃厚的宇宙論意味。淳熙十三年官修《四朝國史》所錄《太極圖說》首句即作“自無極而為(wei) 太極”，而朱子則斷定周子原文當作“無極而太極”。其實，“無極而太極”可以看作朱子本人對於(yu) “太極”概念的一種新理解，對於(yu) 他來說，“無極”和“太極”皆就“理”而言：太極是理，無極即就此理而言之，“非太極之外，複有無極也”。朱子提出“無極而太極”之說，暗中即以理氣說為(wei) 前提。在是“自無極而為(wei) 太極”還是“無極而太極”的問題上，朱子和陸九淵兄弟曾大起辯論。[31]辯論的要害，指向周子的《太極圖說》能否作為(wei) 理學之大綱大要，且周子本人能否作為(wei) 理學之宗源上。而朱子理學與(yu) 陸九淵心學之分際，即由此可見。最後，朱子闡發了“各一其性”之說，認為(wei) 性即理即太極，“自萬(wan) 物而觀之，則萬(wan) 物各一其性，而萬(wan) 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wan) 物通體(ti) 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由此，道德修養(yang) 的基本路線是人與(yu) 太極與(yu) 理與(yu) 性的合一，所謂聖人即是其“太極之全體(ti) ，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yi) 之極，蓋不假修為(wei) 而自然也”。總之，周敦頤將《太極圖》歸之為(wei) 易學，《太極圖說》則闡發了大《易》的本體(ti) 宇宙論思想，朱子進一步強化了其本體(ti) 涵義(yi) ，並將本體(ti) 宇宙論看作理學的基本框架。由此，朱子不得不重視易學傳(chuan) 統，重視《周易》一經在道統建構中的重要作用。

邵雍的易數學與(yu) 先天學，深刻地影響了朱子道學思想的發展。朱子理學從(cong) 程學向周學的擴展，使得朱子本人不得不深入《周易》的“虎穴”，一探究竟。北宋是傳(chuan) 統易學的新創期和新發展期，象數和義(yi) 理兩(liang) 派都很發達。劉牧、邵雍屬於(yu) 象數派，而胡瑗、周敦頤、張載、程頤、王安石等屬於(yu) 義(yi) 理派。不僅(jin) 如此，北宋易學的推展十分複雜。從(cong) 師承來看，北宋易學的主體(ti) 出自陳摶、種放二氏。朱震以“圖”為(wei) 推衍線索，將北宋易學的主體(ti) 分為(wei) 三係，即以邵雍為(wei) 代表的先天圖係，以劉牧為(wei) 代表的圖書(shu) 學係，和以周敦頤、二程為(wei) 代表的《太極圖》係。[32]當然，二程是否屬於(yu) 《太極圖》係，是存在疑問的。朱子在此相信朱震之說，並由此接上話頭，從(cong) 程學入濂溪學，從(cong) 《太極圖》入易學，進而薈萃整個(ge) 北宋易學的思想成果，將劉牧的圖書(shu) 學和邵雍的先天圖學都納入自己的易學體(ti) 係的建構中。《易》為(wei) 《五經》之原和《五經》之首，新經典體(ti) 係的建立，使得道統說從(cong) 《四書(shu) 》的背景進入《六經》的背景之中。這樣，朱子就不得不重構了自己的道統說。

《易學啟蒙》一書(shu) 由朱子和蔡元定（1135—1198）合撰。《啟蒙》成書(shu) 於(yu) 淳熙十三年（1186），朱子對於(yu) 此書(shu) 甚為(wei) 滿意，“（一次他）說《大學》《啟蒙》畢，因言：某一生隻看得這兩(liang) 件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33]《啟蒙》卷一《本圖書(shu) 》論《河圖》《洛書(shu) 》，卷二《原卦畫》論“易有太極，是生兩(liang) 儀(yi) ，兩(liang) 儀(yi) 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直到六十四卦的生成，又論《伏羲八卦圖》《伏羲六十四卦圖》和《文王八卦圖》。先天八卦圖、先天六十四卦圖和後天八卦圖，其說本於(yu) 邵雍，其推演之法亦本於(yu) 邵雍。朱子和蔡季通還在《周易》經傳(chuan) 中為(wei) 其找到了相應的理論依據。[34]

《周易本義(yi) 》晚於(yu) 《易學啟蒙》成書(shu) ，最終完成於(yu) 慶元年間（1195—1201）。[35]《本義(yi) 》後成為(wei) 科舉(ju) 考試的教材，影響極大。是書(shu) 十二卷，首載《易圖》一節，包括《河圖》《洛書(shu) 》《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卦變圖》九圖。其中《卦變圖》為(wei) 朱子所作，其他八圖都與(yu) 邵子有關(guan) 。《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六圖，都出自邵子之手或之意。朱子為(wei) 這九圖之作在《易傳(chuan) 》中找到了經典依據，同時指出其製作者。最後朱子總結道：“右《易》之圖九。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無文字，隻有圖畫，最宜深玩，可見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然讀者亦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為(wei) 文王之說也。”[36]在具體(ti) 注釋中，朱子又說：“（《易》）其卦本伏羲所畫……《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至於(yu) 伏羲如何畫卦，朱子在《周易本義(yi) ·易五讚·原象》等中作了說明。其依據即《係辭傳(chuan) 》“太極生兩(liang) 儀(yi) ”的畫卦說和重卦說，以及邵子發明的“加一倍法”。[37]

總之，朱子不斷繼承了以邵雍為(wei) 主的象數學，而且由此深入到對《周易》經傳(chuan) 本身的理解之中，認為(wei) 陰陽爻象、八卦和六十四卦均為(wei) 伏羲所畫。這即是說，若沒有伏羲，就不會(hui) 有《周易》。在朱子看來，《周易》對於(yu) 理學的本體(ti) 宇宙論和太極陰陽哲學（理氣論）的建構具有重大意義(yi) 。由此，朱子從(cong) 理學和經學兩(liang) 個(ge) 領域擴展和深化其思想。張克賓說：“在朱熹看來，‘十六字心傳(chuan) ’之意蘊尚未直指天道性命之根本，而此根本就是《易》亦即《太極圖》中的太極陰陽之道，可以說以伏羲為(wei) 道統之始、易道為(wei) 道統之本乃是朱熹理學建構的邏輯必然，而《易》的中道、時中的內(nei) 涵自然也是題中應有之義(yi) 。由此可以說，朱熹理學作為(wei) 心性學其所依據的經典文本是《四書(shu) 》，而作為(wei) 天人之學其理論的根柢則在易學之中。”[38]張氏的說法是對的。不過，還需指出，朱子道統論的最終完成是從(cong) 周子轉向邵子，從(cong) 本體(ti) 宇宙論轉向以《周易》“太極生兩(liang) 儀(yi) ，兩(liang) 儀(yi) 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太極陰陽理氣說的結果。而通過納入《尚書(shu) 》《周易》，特別是《周易》一經，朱子再次重構了理學的道統論，並根據《係辭下》一段話很自然地在道統中加上了伏羲、神農(nong) 和黃帝三氏；同時，加上了包括邵子在內(nei) 的北宋五子。

四、綜合、融通與(yu) 道統說的重構

（一）朱子道統說的三個(ge) 階段

大體(ti) 上說來，朱子的道統說經過了三個(ge) 階段：第一階段是繼承二程的思想，以《四書(shu) 》特別是以《孟子》為(wei) 中心，朱子提出了自己的道統說。其中比較突出的是，他將二程納入道統譜係之中。另外，在一定程度上，朱子和程子一樣，亦有以《四書(shu) 》貫通或涵蓋《六經》之意，以“允執厥中”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為(wei) 貫通二者的津梁。[39]第二階段是以《太極圖說》及其包含的本體(ti) 宇宙論思想為(wei) 基礎，朱子重構了自己的道統說，從(cong) 《伊洛淵源錄》到《近思錄》，理學的道統論（譜係及其理論基礎）被構造出來，同時二程和周子、張子四子受到特別的重視。在此時，朱子已在較大程度上認識到《周易》一經的重要性。第三階段是在伏羲作《易》說或先天易學的基礎上，朱子進一步認識到《周易》，特別是《易傳(chuan) 》“太極生兩(liang) 儀(yi) ”雲(yun) 雲(yun) 對於(yu) 理學、經學及儒家道統說構造的重要性。道統說從(cong) 而實現了從(cong) 北宋四子到五子，從(cong) 孟子到孔子，從(cong) 堯舜到伏羲、神農(nong) 、黃帝，從(cong) 《四書(shu) 》到《六經》的巨大轉變。朱子集其大成，完全突破了二程所劃定的藩籬。這樣，道統理論演變為(wei) 本體(ti) 宇宙論（太極陰陽理氣論）和以中和問題為(wei) 核心的心性論；道統的譜係，發展為(wei) 伏羲、神農(nong) 、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再到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和朱熹本人；道統的經典，擴展為(wei) 《近思錄》《四書(shu) 》和《六經》，其中《近思錄》為(wei) 《四書(shu) 》的階梯，《四書(shu) 》為(wei) 《六經》的階梯。《六經》乃王教之典籍，孔子所述作。

朱子道統論之三個(ge) 階段的演進和開展，與(yu) 宋代理學思想及朱子本人思想的發展密切相關(guan) ；同時，與(yu) 朱子本人集大成的學術性格密切相關(guan) 。其中，理學在北宋發展的過程中所造成的思想張力和經術張力，是朱子發展理學和重構道統說的必要前提。而這個(ge) 思想上的張力，具體(ti) 表現為(wei) 二程的心性論理學與(yu) 周子、邵子的本體(ti) 宇宙論理學的張力；相應地，在經術上表現為(wei) 《四書(shu) 》與(yu) 《六經》之間的張力。朱子從(cong) 《四書(shu) 》出發，以《四書(shu) 》為(wei) 基礎，最終回歸《六經》，而現實了自身的突破和超越：理學的集大成和道統說的發展，貢獻十分巨大。

（二）基本經典和道統譜係的構造與(yu) 擴展

朱子道統說的建構和再建構，除了體(ti) 現在基本思想（“道”）的改造上之外，還體(ti) 現在基本經典及其次第的構造與(yu) 厘定，以及道統譜係的構造和擴展上。如下三個(ge) 方麵的問題，是值得明確和重視的。

首先，在為(wei) 學次第和道統邏輯的構造上，朱子對於(yu) 《近思錄》《四書(shu) 》和《六經》先後次序的安排是有差別的。從(cong) 《近思錄》到《四書(shu) 》，從(cong) 《四書(shu) 》到《六經》，這首先是朱子的為(wei) 學讀書(shu) 次序。朱子雲(yun) ：

（1）《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淳。）[40]

（2）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shu) ,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luan) 也。故今刻四古經（《書(shu) 》《詩》《易》《春秋》）,而遂及乎此四書(shu) 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為(wei) 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yu) 此者,附於(yu) 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抑嚐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yu) 《孟子》而遽及之,則亦非所以為(wei) 入道之漸也。[41]

（3）人自有合看底書(shu) ,如《大學》《語》《孟》《中庸》等書(shu) ,豈可不讀？讀此《四書(shu) 》，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學底道理,與(yu) 其為(wei) 學之次序。然後更看《詩》《書(shu) 》《禮》《樂(le) 》。某才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未嚐識那為(wei) 學之序。《易》自別是一個(ge) 道理,不是教人底書(shu) 。[42]

所謂《四子》，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四書(shu) 。上述三條引文，都是講為(wei) 學讀書(shu) 之次第的。概括起來說，這個(ge) 次第就是：《近思錄》是《四子》的階梯，而《四子》是《六經》的階梯。《近思錄》為(wei) 朱子、呂祖謙所編，《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wei) 程子所定，《六經》為(wei) 孔子所述作。《四子》與(yu) 《六經》的關(guan) 係，由程子初作說明。《二程粹言·論書(shu) 篇》曰：“或問：窮經旨，當何所先？子曰：於(yu) 《語》《孟》二書(shu) ，知其要約所在，則可以觀《五經》矣。讀《語》《孟》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wei) ？”[43]程子之意在於(yu) 強調《語》《孟》的重要，朱子繼承此說，在為(wei) 學讀書(shu) 的次第上繼續堅持《四書(shu) 》的優(you) 先性。

不過，在道統的構建上，朱子起初繼承程子之說，以《四書(shu) 》特別是《孟子》為(wei) 經典依據；同時，其道統說反映在《伊洛淵源錄》的編纂上，程子被列為(wei) 聖賢，加入道統譜係之中。與(yu) 呂祖謙合編的《近思錄》反映出朱子的道統觀，隨其理學思想框架及其內(nei) 涵的變化發生了較大的改變。朱子由重視《太極圖說》所蘊含的本體(ti) 宇宙論的理路，進而認識到《周易》一經的重要性；同時，他將周子和張載列入聖賢之列。後來，朱子又通過先天《易》而將邵子加入聖賢之列。由此，《周易》在經學中的地位變得最為(wei) 重要。總之，朱子的經學伴隨著道統的深化和擴展，從(cong) 《四書(shu) 》走向了《六經》。

其次，朱子在其後半生經曆了對《周易》不斷加深認識，並意識到其與(yu) 道統說的建構具有莫大的關(guan) 係。一者，朱子曰：“某嚐謂上古之書(shu) 莫尊於(yu) 《易》，中古後書(shu) 莫大於(yu) 《春秋》。”[44]又曰：“伏羲、神農(nong) 見《易大傳(chuan) 》，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yu) 《六經》，為(wei) 萬(wan) 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shu) 如人有身而無首。”（《答呂子約書(shu) 》）[45]在此，朱子不僅(jin) 認識到《易經》《易傳(chuan) 》的重要性，而且認識到“伏羲、神農(nong) 見《易大傳(chuan) 》，乃孔聖之言”，肯定了伏羲、神農(nong) 為(wei) 道統之祖。二者，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嚐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讚《易》，自太極以下，未嚐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yu) 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ti) ，則知不言者不為(wei) 少，而言之者不為(wei) 多矣。”（《答陸子靜書(shu) 》）[46]這是講伏羲、文王、孔子、周子這四位先聖後聖“同條共貫”，詮釋易道，而今者即在見此易道，“實見太極之真體(ti) ”。在朱子看來，儒家的道統即建立在此“實見太極之真體(ti) ”和先聖後聖“同條共貫”兩(liang) 條法則上。

再次，朱子的道統譜係經曆了一個(ge) 上加和下接的擴展過程。第一步，朱子肯定二程兄弟得道統之傳(chuan) 。程顥過世時，程頤肯定其兄得道統之傳(chuan) ，而他們(men) 的弟子如朱光庭、範祖禹、劉立之等亦肯定二程兄弟得道統之傳(chuan) 。[47]在《中庸章句序》中，朱子不僅(jin) 肯定了程子所擬定的道統譜係，而且將程子加入其中。第二步，朱子先擴展了理學道統，從(cong) 二程兄弟擴展為(wei) 二程、周敦頤、張載四人，這見於(yu) 《伊洛淵源錄》和《近思錄》二書(shu) 。其中，周程道統關(guan) 係的確立，是朱子道統說新建構的核心元素。後來，朱子又添加了邵子，這見於(yu) 《易學啟蒙》《周易本義(yi) 》二書(shu) 。與(yu) 此同時，朱子在堯、舜之上更添加了伏羲、神農(nong) 、黃帝三聖，作為(wei) 道統之祖。《大學章句序》曰：“此伏羲、神農(nong) 、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le) 之官所由設也。”[48]《答黃商伯書(shu) 》曰:“《啟蒙》改本未成，後便寄去。近塑得伏羲象，欲奉之武夷精舍，恨賢者不能一來觀之耳。”[49]陳淳將朱子此意作了進一步的推展，曰：“粵自羲皇作《易》，首辟渾淪，神農(nong) 、黃帝相與(yu) 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chuan) 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為(wei) 三綱五常之主。皋陶、伊、傅、周、召又相與(yu) 輔相，躋天下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位，乃集群聖之法作《六經》，為(wei) 萬(wan) 世師，而回、參、伋、軻實得之。上下數千年，無二說也。”（《師友淵源》）[50]第三步，朱子在晚年形成了更為(wei) 綜合、完整的道統次序，將司馬光也納入其中。紹熙五年（1194），朱子辭官歸鄉(xiang) ，建滄州精舍，作《滄州精舍告先聖文》之祝文，其中一段話是這樣說的：“恭維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wan) 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顏曾氏，傳(chuan) 得其宗。逮思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yu) 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wan) 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複旦。”[51]朱子在此將道統譜係赫然分為(wei) 三節：從(cong) 伏羲到周公為(wei) 第一節，從(cong) 孔子到孟子為(wei) 第二節，北宋六子（周、程、邵、張、司馬）為(wei) 第三節。第一節除了伏羲以外，餘(yu) 皆在祝文中略去，可能朱子晚年特重孔子以下儒門聖賢傳(chuan) 道之義(yi) 。需要指出，朱子對於(yu) 司馬光的態度有寬嚴(yan) 之分，從(cong) 寬大言，司馬光可以計入道統，從(cong) 嚴(yan) 格言，則司馬光不應當列入。[52]

最後，朱子本人亦有意於(yu) 道統之傳(chuan) ，他的學生黃榦將其正式添入道統之中。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說：“雖於(yu) 道統之傳(chuan) ，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雲(yun) 耳。”此即朱子表露有意於(yu) 傳(chuan) 承道統之一證。嘉定十四年（1221），即朱子逝世後21年後，黃榦在《朝奉大夫文華閣待製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諡文朱先生行狀》中說：“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chuan) 。自周以來，任道統之責，得道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先生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chuan) 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53]這不但肯定朱子得道統之傳(chuan) ，而且肯定道統之傳(chuan) 在當時有賴於(yu) 朱子了。

五、結語

朱子道統說的提出和建構，發生和發展，有其曆史前提和來自道學運動上的思想張力。它是在不斷融合理學思想特別是北宋五子思想及儒家經學觀念的基礎上產(chan) 生出來，並不斷發展的。在北宋五子中，二程的道統意識非常強烈，形成了以《四書(shu) 》為(wei) 基本經典及其所涵蓋的聖賢人物為(wei) 譜係的道統說。相比之下，周子、張子和邵子的道統意識則較為(wei) 淡薄，他們(men) 更重視本體(ti) 宇宙論的建構和宇宙數理的推演，以及對《周易》一經的詮釋。朱子直接繼承了二程的道統說，肯定二程得道統之傳(chuan) ，並以此為(wei) 基礎開展了自己之新道統論的建構：他首先肯定並強化了周程授受一致的說法，闡明了周子“無極而太極”的本體(ti) 宇宙論即二程的理氣論，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新道統說，——這是朱子鋪設的打上自己印記的第一塊奠基石；進而在《伊洛淵源錄》《近思錄》兩(liang) 書(shu) 中，朱子正式編織了由二程和周、張四子所構成的理學道統，並在一定程度上開始意識到了《周易》的重要性；最後，在重視和解釋《周易》、貫通《四書(shu) 》《六經》、重返孔子之思想世界的過程中，朱子建立了一個(ge) 融貫古今、彼此關(guan) 涉的新經學體(ti) 係，並在此基礎上他一方麵將邵雍納入理學道統之中，另一方麵將伏羲、神農(nong) 、黃帝列為(wei) 道統之祖，從(cong) 而構造了一個(ge) 更為(wei) 完備、更為(wei) 包容、更為(wei) 博大的新道統體(ti) 係。追問其原因，歸根結蒂，朱子道統說的形成和發展，是由理學、經學在宋代所遭遇的道學運動及其思想張力和朱子個(ge) 人集大成的思想性格所決(jue) 定的。

注釋：

*丁四新（1969—），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哲學係教授，入選2014年度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基金項目：本文係國家社會(hui) 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出土簡帛四古本《老子》綜合研究”（編號：15ZDB006）的階段性成果。

[①]（唐）皮日休：《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shu) 》《請孟子為(wei) 學科書(shu) 》，見氏著：《皮子文藪》卷九，蕭滌非、鄭慶篤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9頁。皮氏佚文《襄州孔子廟學記》亦涉道統說，見前揭書(shu) 附錄二，第239頁。在唐末至五代十國時期，提出道統說的還有陸龜蒙、朱閱、林慎思、司空圖、牛希濟等人。他們(men) 的觀點，可以參看葉平：《五代十國時期儒學道統譜係的衍變》，《中州學刊》2017年第5期，第100—104頁。

[②]（唐）韓愈：《原道》，載（宋）魏仲舉(ju) 編：《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1074冊(ce) ，第224頁。本文凡引韓愈《原道》文，均見此書(shu) 第221—224頁，下不出注。

[③]朱子《孟子集注》總結此章曰：“曆序群聖之統。”（宋）朱熹：《四書(shu) 章句集注》，中華書(shu) 局1983年版，第377頁。

[④]《河南程氏遺書(shu) 》（簡稱《遺書(shu) 》）卷一，載（宋）程顥、程頤：《二程集》，王孝魚點校，中華書(shu) 局2004年2版，第5頁。

[⑤]《遺書(shu) 》卷十八，載《二程集》，第232頁。

[⑥]這段文字，又見《二程粹言·聖賢篇》。參見《二程集》，第640、1242頁。

[⑦]這一點，在二程弟子劉立之那裏得到了印證。劉立之曰：“自孟軻沒，聖學失傳(chuan) ，學者穿鑿妄作，不知入德。先生傑然自立於(yu) 千載之後，芟辟榛穢，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參見《二程集》，第329頁。

[⑧]以上論述，可參看蔡方鹿：《程顥、程頤的道統思想》，《開封大學學報》1997年第1期，第31—33頁。

[⑨]程頤：《程氏易傳(chuan) ·序》，載《二程集》，第689頁。

[⑩]《二程外書(shu) 》卷十二，《二程集》第424頁；《二程粹言·聖賢篇》，《二程集》第1241頁。

[11]《遺書(shu) 》卷二上，《二程集》第37頁；《二程粹言·論書(shu) 篇》《論道篇》，《二程集》第1203、1174頁。

[12]《二程粹言·聖賢篇》，《二程集》第1241—1242頁；《遺書(shu) 》卷二上、卷十、卷十五、卷七、卷十八，《二程集》第32、42、112、171、150頁、97、197頁。

[13]（清）朱彝尊：《經義(yi) 考》卷二百三十三至二百三十四，載《四庫備要》第3冊(ce) ，中華書(shu) 局、中國書(shu) 店1989年影印版，第1179—1188頁。

[14]熙寧四年（1071）二月，《孟子》首次列入科舉(ju) 考試。元封七年（1084）五月，孟子首次允許被配享。參見周予同：《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9頁；徐洪興(xing) ：《唐宋間的孟子升格運動》，《中國社會(hui) 科學》1993年第5期，第106—107頁。

[15]（宋）司馬光：《傳(chuan) 家集》卷七十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1094冊(ce) ，台灣商務印書(shu) 館1986年版，第663—667頁；（宋）李覯：《李覯集》卷三十二至三十四，王國軒校點，中華書(shu) 局1981年版，第364—377頁。

[16]（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十一至十三，李劍雄、劉德權點校，中華書(shu) 局1983年版，第113—152頁。

[17]（宋）胡宏：《釋疑孟》，見《胡宏集》，吳華仁點校，中華書(shu) 局1987年版，第318—327頁；（宋）張九成：《孟子傳(chuan)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196冊(ce) ，台灣商務印書(shu) 館1986年版，第229—516頁；（宋）餘(yu) 允文：《尊孟辨》《尊孟續辨》《尊孟辨別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196冊(ce) ，第517—549、549—564、564—569頁。

[18]（宋）朱熹：《讀餘(yu) 隱之尊孟辨》（《晦安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三），載《朱子全書(shu) 》第24冊(ce) ，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508-3554頁。

[19]（宋）朱熹：《晦安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載《朱子全書(shu) 》第24冊(ce) ，第3639頁。

[20]（宋）朱熹：《四書(shu) 章句集注》，第14—16頁。

[21]（唐）林慎思：《伸蒙子》卷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696冊(ce) ，台灣商務印書(shu) 館1986年版，第636頁。

[22]（宋）石介：《讀原道》，載《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七，陳植鍔點校，中華書(shu) 局1984年版，第78頁。

[23]（宋）石介：《徂徠石先生文集》卷七，第78—79、153—154頁。

[24]（宋）胡宏：《胡宏集》，第32頁。

[25]（宋）胡宏：《胡宏集》，第160—161頁。

[26]陳榮捷：《朱子新探索·新道統》，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89—290頁；《朱學論集》，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8頁。

[27]《伊洛淵源錄》傳(chuan) 世各本均有《康節先生》一卷，其實這是坊間私自添加的，朱子原編纂本無此卷。《朱子語類》卷六十《孟子十》“楊子取為(wei) 我”條曰：“問：‘淵源錄中何故有康節傳(chuan) ？’曰：‘書(shu) 坊自增耳。’（可學。）”見（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六十，第1447頁。

[28]（宋）朱熹：《晦安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載《朱子全書(shu) 》第24冊(ce) ，第3628頁。

[29]（宋）朱熹：《太極圖說解》，載《朱子全書(shu) 》第13冊(ce) ，第76頁。

[30]（宋）朱熹：《太極圖說解·後記》，載《朱子全書(shu) 》第13冊(ce) ，第79頁。

[31]參見朱子《答陸子美》《答陸子靜》和陸九淵《與(yu) 朱元晦》的書(shu) 信。（宋）朱熹：《晦安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載《朱子全書(shu) 》第21冊(ce) ，第1560—1562、1566—1575頁；（宋）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二，鍾哲點校，中華書(shu) 局1980年版，第21—31頁。

[32]《宋史·朱震傳(chuan) 》引朱震《漢上易解》。見（元）脫脫等：《宋史》卷四百三十五，中華書(shu) 局1977年版，第12908頁。

[33]參見（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十四，第258頁。

[34]（宋）朱熹、蔡元定：《易學啟蒙》卷二，載《朱子全書(shu) 》第1冊(ce) ，第217—244頁。

[35]參見王鐵《周易本義(yi) ·校點說明》，載《朱子全書(shu) 》第1冊(ce) ，第2頁。

[36]（宋）朱熹：《周易本義(yi) 》，載《朱子全書(shu) 》第1冊(ce) ，第28頁。

[37]（宋）朱熹：《周易本義(yi) ·周易五讚》，載《朱子全書(shu) 》第1冊(ce) ，第163、164頁。

[38]張克賓：《朱熹與(yu) 太極圖及道統》，《周易研究》2012年第5期，第26頁。

[39]《遺書(shu) 》卷十一，《二程集》第276頁；（宋）朱熹：《四書(shu) 章句集注》，第14頁。

[40]（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一百五，第2629頁。黃榦《複李公晦書(shu) 》雲(yun) ：“先《近思》而後《四子》,卻不見先生有此語。陳安卿所謂‘《近思》，《四子》之階梯’,亦不知何所據而雲(yun) 。”（宋）黃榦：《勉齋集》卷八，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1168冊(ce) ，台灣商務印書(shu) 館1986年版，第91頁。按，陳淳所記，與(yu) 朱子《書(shu) 臨(lin) 漳所刊四子後》所說及朱鑒編《朱文公易說》卷十八所記一致，不為(wei) 無據。

[41]（宋）朱熹：《晦安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二《書(shu) 臨(lin) 漳所刊四子後》，載《朱子全書(shu) 》第24冊(ce) ，第3895—3896頁。

[42]（宋）朱鑒編：《朱文公易說》卷十八，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18冊(ce) ，第787頁。

[43]（宋）程顥、程頤：《二程集》，第1204頁。

[44]（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六十七，第1659頁。

[45]（宋）朱熹：《晦安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八，載《朱子全書(shu) 》第22冊(ce) ，第2228頁。

[46]（宋）朱熹：《晦安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載《朱子全書(shu) 》第21冊(ce) ，第1567頁。

[47]（宋）程顥、程頤：《二程集·門人朋友敘述並序》，第328-334頁。

[48]（宋）朱熹：《四書(shu) 章句集注》，第1頁。

[49]（宋）朱熹：《晦安先生朱文公別集》卷六，載《朱子全書(shu) 》第25冊(ce) ，第4963頁。

[50]（宋）陳淳：《北溪大全集》卷十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1168冊(ce) ，第615頁。

[51]（宋）《晦安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六，載《朱子全書(shu) 》第24冊(ce) ，第4050—4051頁。

[52]《晦安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五有《六先生畫像讚》一文，六先生的順序是濂溪先生、明道先生、伊川先生、康節先生、橫渠先生和涑水先生，與(yu) 《滄州精舍告先聖文》所謂“周程授受，萬(wan) 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的順序是一致的。不過，《六先生畫像讚》沒有出現“道統”的概念，不一定表示理學道統的次序。據束景南考證，《六先生畫像讚》作於(yu) 乾道九年（1173）十一月。參見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華東(dong) 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501頁。

[53]（宋）黃榦：《勉齋集》卷三十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shu) 》第1168冊(ce) ，第42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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