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勒石立誓與(yu) 明太祖鑄鐵示禁

作者：吳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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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二月十一日癸醜(chou)

          耶穌2019年3月17日

宋太祖

據宋人筆記《避暑漫抄》記錄，宋太祖趙匡胤曾勒石立誓，將石碑鎖置太廟中，後世嗣君即位，必須入而跪讀：“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shu) 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無獨有偶，《明史》記載，明太祖朱元璋也曾鑄一鐵牌，置於(yu) 宮門中，上書(shu) 禁令：“內(nei) 臣不得幹預政事，犯者斬！”

人們(men) 常常用“白紙黑字”來表示成文法效力之不可抵賴，不過宋太祖與(yu) 明太祖還擔心，戒律寫(xie) 在紙上尚不足以警示萬(wan) 世，所以勒於(yu) 石上、鑄於(yu) 鐵上，以彰其不容更改、不得遺忘之地位。值得玩味的是，盡管同為(wei) 開國君主鄭重其事所立的“祖宗之法”，但它們(men) 被後世嗣君遵守執行的情況，卻是有雲(yun) 泥之別。

公允地說，宋太祖的繼任者都難能可貴地做到恪守祖宗遺訓，不殺士大夫及上書(shu) 言事人（隻有個(ge) 別例外，南宋初太學生陳東(dong) 與(yu) 布衣歐陽澈因上書(shu) 言事，被宋高宗所殺）。雖說兩(liang) 宋也有不爭(zheng) 氣之君，但始終未興(xing) 文字獄，文臣能獲得比較優(you) 厚的政治待遇，以及相對寬鬆的議政空間。

宋代大詩人蘇軾，因為(wei) 不滿王安石變法，寫(xie) 了幾首諷刺新政的詩，結果受新黨(dang) 小人構陷，惹出一個(ge) “烏(wu) 台詩案”來，但也隻是被貶謫黃州，沒有殺頭。當時的宰相王珪曾向神宗皇帝告黑狀：“軾有不臣意。”因為(wei) 蘇軾《詠檜》詩中有“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唯有蟄龍知”之句，分明是在忿恨皇上不知己，欲將心跡托與(yu) “地下蟄龍”嘛，這還不是“不臣之心”麽(me) ？幸虧(kui) 宋神宗並不糊塗，說：“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王珪才無言以對。要是換在明朝，就算蘇夫子項上長著十顆人頭，也是不夠砍的。

明太祖

明太祖說得鏗鏘有力的“內(nei) 臣不得幹預政事，犯者斬”，則很快成了明代最大的政治笑話。這一戒文是洪武十七年鑄成鐵牌立於(yu) 宮門的，但朱元璋的兒(er) 子朱棣篡位登基後，很快就給予“宦官出使、專(zhuan) 征、監軍(jun) 、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時距鐵牌鑄成之日，也不過二三十年光景。

事實上，明代的內(nei) 臣（宦官）不僅(jin) 幹預政事，而且是大麵積、持續性的幹預政事，正統朝有王振亂(luan) 政，挾皇帝親(qin) 征瓦剌；成化朝有汪直專(zhuan) 權，時人竟“隻知有太監，不知有天子”；正德朝的劉瑾權焰尤熾，大臣的奏章都要抄寫(xie) 兩(liang) 份，先送劉瑾，然後才送通政司轉給皇帝，人稱劉瑾為(wei) “立皇帝”；天啟朝的魏忠賢更是權傾(qing) 朝野，自號“九千歲”，“自內(nei) 閣六部，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dang) ”。明朝太監之臭名昭著，比之東(dong) 漢與(yu) 晚唐猶有過之而無不及。

為(wei) 什麽(me) 宋太祖勒刻在石碑上的政治遺囑能獲得嗣君的遵守、明太祖鑄注於(yu) 鐵牌上的政治遺囑則被子孫當成耳邊風呢？是石碑比鐵牌更能昭示“祖宗之法”的“憲法”地位嗎？當然不是；是因為(wei) 朱明皇帝比趙宋皇帝不成器嗎？也不盡然。我認為(wei) ，最為(wei) 深刻的原因隱藏在宋明大異其趣的權力結構中。

宋代的權力結構，體(ti) 現了比較典型的“君主與(yu) 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特色，君主是天下的主權者，但具體(ti) 政事則歸由士大夫組成的文官集團執掌，用宋人的話來說，君王“攬權不必親(qin) 細務”，“權歸人主，政出中書(shu) ”。換成現代的說法來形容，這是一個(ge) 可以相互製衡的二元分權結構。盡管這一分權模式在實際執行上可能會(hui) 打折扣，但宋代文臣對於(yu) 皇帝繞過宰相直接發號施令的行為(wei) ，確是不以為(wei) 然的，“不由鳳閣鸞台，蓋不謂之詔令”；也是敢於(yu) 公開抵製的，“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這不是因為(wei) 宋代的官僚膽子特別大，而是宋代文官集團在權力結構中的法律地位使然。

顯然，在“權歸人主、政出中書(shu) ”的分權結構下，宋代的皇帝相對而言，受到更多的約束，很難做到專(zhuan) 權獨斷、為(wei) 所欲為(wei) ，即使一時性起，意欲拿文臣祭刀，往往也通不過官僚集團這一關(guan) 。

我們(men) 可以舉(ju) 一個(ge) 例子：還是那個(ge) 不殺蘇軾的宋神宗，有一次批示要將某大臣斬了，次日臨(lin) 朝，神宗問宰相蔡確：昨日批出斬某人，已執行否？蔡確說：祖宗以來，未嚐殺士人，臣認為(wei) 陛下不可破例。神宗沉吟了半晌才說：那就刺配遠邊吧。這時副宰相章惇站出來說：士可殺不可辱。神宗很不高興(xing) 地說：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說：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天子貴為(wei) 九五之尊，竟也做不得“快意事”，這豈是後世的流氓皇帝如朱元璋之流所敢想象的？史書(shu) 上說宋代皇帝“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每事付之外庭，采於(yu) 公論，左右便嬖，絕不預政”，這固然反映了皇帝本人的大度與(yu) 自律，更是彼時君王權力能大體(ti) 上受到官僚係統製約的體(ti) 現。

反觀明太祖朱元璋所締造的權力結構，已經與(yu) 宋代相去甚遠。簡單地說，朱元璋將“權歸人主、政出中書(shu) ”的二元分權結構徹底改造成君主“盡收威柄、一總事權”的一元化集權結構了。洪武十三年，即在鑄鐵牌禁止宦官預政的四年之前，朱元璋廢除了宰相，並詔令子孫：“以後嗣君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有奏請設立者，論以極刑。”廢相之後，皇帝隻選拔部分內(nei) 閣學士入值充左右顧問，為(wei) 皇帝起草詔令、批複奏章，時稱“票擬”。

嚴(yan) 格來說，“票擬”並無正式法律效力，隻是供皇帝參考的意見，皇帝同意了，再用朱筆抄正，時稱“朱批”，方為(wei) 朝廷的正式政令。朱元璋設想以這樣的製度安排來實現獨攬朝政、乾綱獨斷，可惜他一定沒想到，朱氏子孫竟越來越不成器，不是玩物喪(sang) 誌，就是溺於(yu) 酒色、道術，總之懶得打理國政了（其實這也是可以想象的，那些在宮禁中長大的鳳子龍孫，又有幾人能像乃祖那樣精力過人）。

假如在二元分權結構中，或許問題不大，聖上“垂拱而治”就是了；但在明代的一元化集權結構中，荒怠的皇帝隻能將“批紅”的活計交給身邊的內(nei) 臣代勞，於(yu) 是竊柄自重的太監就隱然成了“二皇帝”。

盛產(chan) 強權太監的明代，也是士大夫活得最沒有尊嚴(yan) 的朝代，文官集團不是被砍腦袋瓜子，就是經常被喜怒無常的皇帝笞打屁股。內(nei) 臣的得勢專(zhuan) 權與(yu) 士大夫的喪(sang) 失尊嚴(yan) ，並不是彼此孤立的現象。從(cong) 方孝孺到東(dong) 林黨(dang) 人，明代士大夫絕不比宋代文臣缺少道德勇氣，但是，他們(men) 的命運則遠比宋代文臣慘烈，這是官僚集團作為(wei) 皇權製衡者的結構性力量被推毀的必然結果。

而權力結構既已失衡，作為(wei) 專(zhuan) 製皇權非正式代理人的宦官集團要狐假虎威、興(xing) 風作浪，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朱元璋廢了宰相，將權力結構改造得畸重畸輕在前，又煞有介事地禁止宦官預政在後，殊不知，這是一對悖論。那塊置於(yu) 宮門中的鐵牌，不過是婊子門前的貞節牌坊，皇帝早已為(wei) 太監幹政親(qin) 自挖好了暗道。

對比宋太祖勒石立誓與(yu) 明太祖鑄鐵示禁的故事，我想說，任何一項製度，必須獲得匹配的權力結構的支撐才可能得以執行。製度規定向右，但如果權力結構的作用力偏偏向左，那麽(me) ，即使你將製度條文刻在石碑上、鑄在鐵牌上，哪怕用鈦合金來澆注字塊，也是廢話一篇。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