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有沒有“零口供”定罪？

作者：吳鉤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南方周末》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臘月初二日甲辰

          耶穌2019年1月7日

中國傳(chuan) 統司法製度有一個(ge) 頗受人詬病的地方，就是過於(yu) 重口供，為(wei) 取得犯人認罪的供詞，允許用刑訊逼供。而刑訊逼供的口子一旦打開，濫刑幾乎無可避免。費孝通先生的《鄉(xiang) 土中國》對此有幽默的描述：“在舊小說上，我們(men) 常見的聽訟，亦稱折獄的程序是：把‘犯人’拖上堂，先各打屁股若幹板，然後一方麵大呼冤枉。父母官用了他‘看相’式的眼光，分出那個(ge) ‘獐頭鼠目’，必非好人，重加嗬責，逼出供狀，結果好惡分辨，冤也伸了，大呼青天。——這種程序在現代眼光中，會(hui) 感覺到沒有道理，但是在鄉(xiang) 土社會(hui) 中，這卻是公認正當的。否則為(wei) 什麽(me) 這類記載，包公案、施公案等能成了傳(chuan) 統的最銷書(shu) 呢？”

然而，如此審案程序，隻能說是寫(xie) “舊小說”之市井文人的想象，不可能是國家司法的製度設計，也不是真實的司法情景。中國古代雖說允許刑訊，但法律對於(yu) 刑訊的使用其實有著嚴(yan) 格的限製，尤以唐宋時期的“拷囚之法”最為(wei) 周密。《唐律疏議》與(yu) 《宋刑統》均規定：一名嫌犯不管庭審多少次，刑訊最多隻能三次；兩(liang) 次刑訊之間須相隔二十日以上；刑訊隻限用杖，杖笞的總數不得超過二百；嫌疑人所犯若是杖罪，則刑訊的杖笞數不得超過其罪罰之數；嫌疑人三度刑訊仍然拒絕招供，必須保釋（犯盜、殺重罪之人除外）。

宋朝立國，對刑訊的條件限製更為(wei) 嚴(yan) 格。宋太祖曾下詔：“諸州獲盜，非狀驗明白，未得掠治。”在沒有佐證的情況下，不得對嫌犯用刑。太祖立法的本意，大概是為(wei) 防止司法官濫刑，因為(wei) “時天下甫定，刑典弛廢，吏不明習(xi) 律令，牧守又多武人，率意用法”。

不過，這一立法卻帶來了一個(ge) 悖論：如果“狀驗明白”、證據確鑿，那又為(wei) 什麽(me) 還要逼問犯人口供呢？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的一道詔令也許可以回答這個(ge) 疑問：“自今獲賊，如贓伏露驗，事實顯白，而拒抗不即承引及隱蔽徒伴者，許量拷訊，數勿過二十。”拷訊的目的之一，是為(wei) 了審問出共同犯罪的同夥(huo) 、破案的線索。

應該說，傳(chuan) 統司法確實重口供，但相較之下，宋人更重證據。宋代也是司法證據製度得到空前發展的時代，誕生了《洗冤錄》這樣的司法檢驗學著作。《洗冤錄》的作者——南宋提刑官宋慈提出：“獄事莫重於(yu) 大辟，大辟莫重於(yu) 初情，初情莫重於(yu) 檢驗。”今人以為(wei) 口供是傳(chuan) 統司法的“證據之王”，但宋慈顯然不這麽(me) 認為(wei) 。檢驗所得的法醫報告，其實是比口供更加重要的定罪證據。

一本宋代的州縣行政—司法指南書(shu) 《州縣提綱》告誡審案的州縣官：“凡事有涉疑似者，雖其辭已伏，亦須察之以緩，或終於(yu) 疑罪須當從(cong) 輕。”有口供而證據不足，不可以定罪，隻能按“疑罪從(cong) 輕”的原則作出裁決(jue) 。

那麽(me) 有證據而無口供呢？按《唐律疏議》與(yu) 《宋刑統》的規定，“若贓狀露驗，理不可疑，雖不承引，據狀斷之。”意思是說，如果犯罪證據確鑿，能夠排除合理懷疑，那麽(me) 即便犯人拒不招供，法官也可以根據證據作出判決(jue) ，這叫做“據狀定罪”。換言之，唐宋時期的司法已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從(cong) 前的“據供定罪”模式。

《宋史•張近傳(chuan) 》記載了宋代的一起“據狀定罪”案：前副宰相呂惠卿之弟呂溫卿，因為(wei) 胡作非為(wei) ，“以不法聞”，大理寺正張近“受召鞫治”。哲宗皇帝告訴他：“此出朕命，卿毋畏惠卿。”張近說：“法之所在，雖陛下不能使臣輕重，何況惠卿也？”審訊時，呂溫卿一言不發，擺出“我有權保持沉默”的架勢，始終“不肯置對”。但本案證據確鑿，“溫卿所坐明白”，法官張近又考慮到“倘聽其蔓詞，懼為(wei) 株連者累”，也就沒有要求呂溫卿招供。在請示皇帝許可之後，最後“以眾(zhong) 證定其罪”。這是發生北宋的一個(ge) 承認犯人“沉默權”、以“零口供”定罪的案例。

由於(yu) 《宋刑統》有“雖不承引，據狀斷之”之規定，我們(men) 相信宋代還應該出現過其他一些“零口供”定罪的判例。不過，應當承認，“據供定罪”還是當時主流的判決(jue) 模式。我們(men) 也不能苛責宋人為(wei) 什麽(me) 不將“零口供”列為(wei) 普遍的司法原則，以一千年前的刑偵(zhen) 技術，絕對無法做到“零口供”。同時期的西方司法雖然不怎麽(me) 重視口供，卻不能不忍受更荒謬的“神判”，一個(ge) 人有罪或無罪，取決(jue) 於(yu) 上帝；說破了，其實就取決(jue) 於(yu) 運氣。

但中國傳(chuan) 統司法製度的發展也確有令人遺憾之處，那就是唐宋時期萌發的證據重於(yu) 口供的文明趨勢，未能在後來的明清時代發展下去。《大明律》與(yu) 《大清律》均刪去“雖不承引，據狀斷之”的條款；同時補充規定“凡諸衙門鞫問刑名等項，必據犯者招草以定其罪”，又回到唐宋之前的“口供至上主義(yi) ”舊路。

而且，唐宋法律對刑訊的種種條件限製，也被《大明律》刪得幹幹淨淨；同時“拶指”、“夾棍”等以前列為(wei) 非法的拷訊刑具也得到官方的認可。因此，刑訊逼供在明清時期無可避免地出現了泛濫之勢，誠如清末法學家沈家本所說：“《唐律》於(yu) 拷囚之法甚詳，《明律》概行刪去，遂無節度，遇有疑難之案，仁厚者束手難行，暴戾者恣意捶打，枉濫之害，勢所不免。”但也不至如舊小說所寫(xie) ：“把‘犯人’拖上堂，先各打屁股若幹板”。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