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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濤作者簡介:梁濤,男,西曆一九六五年生,陝西西安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副院長,《國學學刊》執行主編。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山東(dong) 省“泰山學者”特聘教授。 中國孔子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文化部“孔子文化獎”推選委員會(hui) 委員,孟子研究學會(hui) 副會(hui) 長兼秘書(shu) 長,荀子研究學會(hui) 副會(hui) 長兼秘書(shu) 長。主要研究中國哲學史、儒學 史、經學史、出土簡帛等,出版《郭店竹簡與(yu) 思孟學派》、《孟子解讀》、《儒家道統說新探》等,其中《郭店竹簡與(yu) 思孟學派》獲多項人文社科獎。入選北京市社科理論人才“百人工程”,中國人民大學“明德學者”,教育部“新世紀優(you) 秀人才”,北京市“四個(ge) 一批”社科理論人才等。 |
原標題:中國哲學的新思考
作者:梁濤
來源:《中華讀書(shu) 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九月三十日癸卯
耶穌2018年11月7日
2008年完成思孟學派的研究後,我的研究轉向了荀學。孟、荀乃戰國儒學的雙峰,但二人的地位和影響卻大相徑庭。按照傳(chuan) 統的說法,孟子經子思、曾子而接續孔子,傳(chuan)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之道統,而荀子則偏離了這一儒學正統。但我在研究郭店竹簡子思遺籍時,注意到子思的思想不僅(jin) 影響到孟子,也為(wei) 荀子所繼承,從(cong) 孔子經子思到孟、荀,實際是儒學內(nei) 部分化的過程。分化固然使儒學的某些方麵得到深化,但也使儒學原本豐(feng) 富的麵向變得狹窄。所以立足於(yu) 儒學的發展與(yu) 重建,就不應在孟、荀誰是正統的問題上爭(zheng) 來爭(zheng) 去,而應統合孟、荀,重建更為(wei) 合理、更符合時代要求的儒學體(ti) 係。所以在完成、出版《郭店竹簡與(yu) 思孟學派》一書(shu) 後,我的研究自然轉向了荀子。由於(yu) 這個(ge) 緣故,“中國哲學新思”叢(cong) 書(shu) 中兩(liang) 部都是關(guan) 於(yu) 荀學的,分別為(wei) 唐端正先生的《荀學探微》和劉又銘先生的《當代新荀學論綱》,這既有我個(ge) 人的原因,也說明荀學已成為(wei) 中國哲學研究中的“顯學”。
唐端正先生曾任教於(yu) 香港中文大學,為(wei) 唐君毅先生的學生,《荀學新探》中所收錄的文章多發表於(yu) 上個(ge) 世紀七八十年代,經過半個(ge) 世紀的洗禮,這些成果不僅(jin) 沒有失去學術價(jia) 值,反而益發顯示出其重要性來。由於(yu) 唐先生的文章多是發表於(yu) 香港、台灣的雜誌上,大陸讀者檢索不易,故我征得唐先生的同意後,將其有關(guan) 荀學的論述整理成冊(ce) ,再次推薦、介紹給讀者。我在梳理前人的荀學研究中,注意到港台地區的荀子研究似乎存在兩(liang) 條線索,一條以牟宗三先生的《荀學大略》為(wei) 代表,認為(wei) 荀子代表了儒家的客觀精神,但存在“大本不正”“大源不足”的問題,其價(jia) 值在於(yu) 可以彌補孟子思想之不足。這一看法在勞思光《中國哲學史新編》、韋政通《荀子與(yu) 古代哲學》、蔡仁厚《孔孟荀哲學》得到進一步的闡發,其最新論述可以台灣政治大學何淑靜女士的《孟荀道德理論之研究》《荀子再探》為(wei) 代表。作為(wei) 牟先生的弟子,何教授在整體(ti) 繼承牟先生觀點的基礎上,在一些具體(ti) 問題上又有所深化。這條線索影響較大,代表了港台地區荀學研究的主流,故可稱為(wei) 主線。另一條則以唐君毅先生為(wei) 代表,不同於(yu) 牟先生對荀子的貶斥,唐先生認為(wei) 荀子言性惡,乃是針對一道德文化理想而言,是用道德文化理想以轉化現實之人性,“荀子之所認識者,實較孟子為(wei) 深切”。唐端正先生則注意到,《荀子·性惡》的主題,不隻是性惡,還提到善偽(wei) 。“我們(men) 與(yu) 其說荀子是性惡論者,不如說他是善偽(wei) 論者。”針對牟先生將荀子的心僅(jin) 僅(jin) 理解為(wei) 認知心,唐端正先生則強調,荀子的心實際具有好善、知善、行善的功能,絕非簡單用認知心來概括。兩(liang) 位唐先生所代表的這條線索,影響雖然無法與(yu) 前者相比,隻能算是輔線,但在我看來,實際更值得關(guan) 注。近些年我借助地下出土材料,提出荀子人性主張實際是性惡心善說,即是對唐端正先生觀點的進一步推進。我甚至認為(wei) ,不斷擺脫牟先生所代表的主線的影響,而對兩(liang) 位唐先生所代表的輔線做出繼承和發展,可能是今後大陸荀學研究的一個(ge) 方向。這也是我向學界推薦、介紹唐端正先生舊作的原因和用心所在。
劉又銘教授是我研究荀子的同道,也是相識多年的朋友。又銘兄在重孟輕荀的台灣學術界首次提出“新荀學”的主張,一石激起千層浪,引起極大反響。對於(yu) 又銘兄的觀點,我也有一個(ge) 接受、認識的過程。又銘兄曾在《從(cong) “蘊謂”論荀子潛在的性善觀》一文提出,“就深層義(yi) 蘊而言,荀子的人性論其實仍可歸為(wei) 某一種(異於(yu) 孟子)類型的性善觀”。對此我曾不以為(wei) 然,批評其沒有擺脫傳(chuan) 統認識的窠臼,仍是以性善為(wei) 標準來評判荀子,為(wei) 此不惜讓荀子屈從(cong) 於(yu) 性善。現在看來,我之前的認識有誤,又銘兄的努力是值得重視和肯定的。我近年提出荀子是性惡心善論者,雖不能說是受又銘的影響,但的確反映了思想認識上的轉變。以往人們(men) 為(wei) 性惡論辯護,主要是與(yu) 西方基督教相類比,認為(wei) 基督教可以性惡,荀子為(wei) 何不可以講性惡呢?荀子對儒學乃至中國文化的貢獻恰恰在於(yu) 其提出或揭示了性惡。但這種比附忽略了一點,基督教是在有神論的背景下講原罪、性惡的,人的罪(惡)正好襯托出神的善,隻有在神的恩典、救贖下,人才能得到拯救。所以在基督教中,性惡與(yu) 有神論是自洽的。但在中國文化中,由於(yu) 理性早熟,逐漸放棄了對人格神的信仰,特別是到了荀子這裏,天已經被自然化了,所謂“天行有常,不為(wei) 堯存,不為(wei) 桀亡”。故講性善,則肯定內(nei) 在主體(ti) 性,講性惡,則突出外在權威、聖王。但在荀子那裏,又不承認聖王與(yu) 常人在人性上有什麽(me) 差別,認為(wei) 其同樣是性惡的,這樣第一個(ge) 聖人或聖王是如何出現的?便成為(wei) 無法解釋的問題,其理論是不自洽的。所以在中國文化的語境下,性惡論是“大本已壞”的判斷並沒有錯,宋儒的錯誤在於(yu) 忽略了荀子思想的複雜性,誤以為(wei) 荀子隻講性惡,不講心善,忽略了荀子同樣肯定人有內(nei) 在道德主體(ti) 。為(wei) 荀子辯護,不必非要肯定性惡的合理性,而應對荀子人性論的複雜性、全麵性做出準確的梳理和解讀。
又銘提倡“新荀學”,特別重視《荀子》這部經典,我則主張“統合孟荀”,提出“新四書(shu) ”的構想,所以我們(men) 對荀子在儒學史中地位和作用的認識是不同的,但這種分歧並不是截然對立,彼此排斥的。在去年人大國學院主辦的“統合孟荀,創新儒學”的會(hui) 議上,曾有學者質問我:為(wei) 什麽(me) 一定要統合孟荀?難道提倡孟學或荀學就不可以嗎?我的回答是,大陸新儒學的發展當然可以有新孟學、新荀學,但也應當有由統合孟荀而來的新儒學。在儒學的創新上,不妨百花齊放,各展所能,各施所長,至於(yu) 結果,則留給曆史去選擇。
楊澤波教授是著名的孟子研究專(zhuan) 家,在孟子上用力頗深,其所著《孟子性善論研究》是大陸地區孟子研究的一部代表性著作。在完成孟子研究後,楊教授轉而關(guan) 注港台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牟宗三的哲學,積十五年之力,出版了皇皇五大卷、240餘(yu) 萬(wan) 字的《貢獻與(yu) 終結——牟宗三儒學思想研究》,可謂是牟宗三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楊教授的新著體(ti) 大思精,對專(zhuan) 業(ye) 研究者來說,是必讀的參考文獻,但對於(yu) 一般讀者而言,閱讀起來則顯得不便。故我與(yu) 楊教授商議,將其著作壓縮出一個(ge) 簡寫(xie) 本,這樣就有了《走向神壇的牟宗三》一書(shu) ,它雖有隻有十餘(yu) 萬(wan) 字,但更為(wei) 概括、凝練,更便於(yu) 讀者理解楊教授的主要見解和觀點。楊澤波教授年長我十餘(yu) 歲,據他講,當年曾經深受牟宗三的影響,是通過閱讀牟先生的著作而走上儒學研究的,而他現在的研究則更多表現出牟先生思想的反省和檢討。這種情況不僅(jin) 發生在楊澤波教授身上,同樣也存在於(yu) 我們(men) 這些六零後學者,可以說反映了大陸儒學研究的基本趨勢:即從(cong) 閱讀牟先生等港台新儒家的著作開始理解和接受儒學的基本價(jia) 值,又從(cong) 反思牟先生的學術觀點嚐試建構大陸新儒學的研究範式。出現這種情況並不奇怪,畢竟大陸學者與(yu) 牟先生那一代生活在不同的社會(hui) 環境,問題意識、所思所想自然也會(hui) 有所不同。牟先生當年生活的港台社會(hui) ,西風日盛,民族文化花果飄零,故其所要論證的是儒家文化仍然有不過時的恒常價(jia) 值,這個(ge) 他們(men) 認為(wei) 是儒家的心性,同時他們(men) 深受“五四”時期科學、民主觀念的影響,認為(wei) 傳(chuan) 統儒學的缺陷在於(yu) 沒有發展出科學、民主,所以他們(men) 對儒學思考便集中在“老內(nei) 聖”如何開出“新外王”、心性如何開出科學、民主的問題上?但這樣以來卻有意無意中將儒學自身的問題和邏輯打亂(luan) 了。我多次強調,儒學的基本問題是仁與(yu) 禮的關(guan) 係問題,這一問題在理學家那裏又表現為(wei) 天道性命與(yu) 禮樂(le) 刑政的問題,今天討論儒學仍不應回避儒學的這一基本問題,所以我們(men) 與(yu) 其問儒學為(wei) 什麽(me) 沒有發展出科學、民主,不如問儒家的禮樂(le) 刑政為(wei) 什麽(me) 沒有完成現代轉化?發展仁學、改造禮學才是儒學發展的根本所在。牟先生由於(yu) 受“五四”禮教吃人觀念的影響,視禮學為(wei) 儒家過時之糟粕,避之唯恐不及,這樣完整的儒學思想便被砍去一半,所缺的這一半隻好用科學、民主來填補了。但既然我們(men) 不要求基督教、佛教發展出科學、民主?為(wei) 什麽(me) 一定要求儒學發展出科學、民主呢?似乎不如此便不具有合法性,這顯然是不合理的,也缺乏對儒學這一古老精神傳(chuan) 統必要的尊重。而且會(hui) 引發另外一個(ge) 後果,既然可以不顧及儒學的內(nei) 在理路和邏輯,片麵要求其去適應所謂的科學、民主,那麽(me) 反過來也可能促使人們(men) 以儒學獨立性的名義(yi) 去反對民主,認為(wei) 完整的儒學恰恰是與(yu) 民主對立、不相容的。這在當前大陸學界竟成為(wei) 一個(ge) 頗有影響的觀點,被許多學者尤其是民間學者所信奉,不能不說與(yu) 牟先生對儒學的片麵理解有關(guan) 。牟先生對荀子評價(jia) 不高,對儒家的禮學傳(chuan) 統不夠重視,其實也反映了這一點。不過,雖然我們(men) 與(yu) 牟先生在對儒學的具體(ti) 理解上有所不同,但牟先生強調儒學需要經曆現代性的轉化則無疑是需要充分肯定的。去年我主持的“牟宗三對中國哲學的貢獻與(yu) 啟示”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一個(ge) 主題便是“回到牟宗三——大陸新儒學的發展方向”,即是要突出、強調這一點。“回到”不是簡單的回歸,而是回到追求儒學現代性的起點,以更尊重儒學的基本問題和內(nei) 在理路的方式去探討儒學的現代轉化。這應該是大陸新儒學既繼承於(yu) 港台新儒學,又不同於(yu) 後者的內(nei) 容和特點所在。牟先生曾自稱“一生著述,古今無兩(liang) ”,是當代最具有原創性的思想家和儒學大師,他的一些具體(ti) 觀點、主張,我們(men) 或許可以不同意,但絕不可以輕易繞過,今後大陸新儒學的發展,仍需要在充分繼承、吸收牟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做出突破和發展。楊澤波教授研究牟宗三儒學思想多年,對牟先生的重要學術觀點都提出獨到的分析和看法,給出相對客觀的評價(jia) ,相信他這部新著,對於(yu) 我們(men) 理解、消化牟宗三的儒學思想會(hui) 產(chan) 生積極的借鑒作用。
本叢(cong) 書(shu) 收錄的《新四書(shu) 與(yu) 大陸新儒學》一書(shu) ,是我近年關(guan) 於(yu) 重建大陸新儒學的一些思考。包括新道統、新四書(shu) (《論語》《禮記》《孟子》《荀子》),對孟、荀人性論的重新詮釋,統合孟荀、創新儒學,以及自由儒學的建構等等。需要說明的是,本書(shu) 的內(nei) 容隻是我目前的一些思考,雖然奠定我今後儒學建構的基本框架,但還有更多的問題還有待進一步探討,這些問題不斷湧入我的頭腦,使我每日都處在緊張的思考中,而要將其梳理清楚,還要補充大量的知識,付出辛勤的勞作。故本書(shu) 隻能算是一個(ge) 初步的嚐試,是我下一本更為(wei) 係統、嚴(yan) 謹理論著作的預告。由於(yu) 這個(ge) 緣故,本書(shu) 有意收錄一些非正式的學術論文,這些文章或是隨筆、筆談,或是發言的整理,對於(yu) 讀者而言,不僅(jin) 通俗易懂,觀點也更為(wei) 鮮明,可以更直觀地理解我目前的思考和想法。
(本文為(wei)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中國哲學新思”叢(cong) 書(shu) 序言)
責任編輯: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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