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方舟子們(men) ，也需要社團和輿論的共濟 
作者：秋風 

來源：南方都市報 2010-7-9 


國際知名的中國學者汪暉教授的著作剽竊疑案尚未塵埃落定，中國“打工皇帝”唐駿的假博士學曆案風波又起。 

兩(liang) 位當事人的反應大不相同。汪暉教授對於(yu) 批評者的指控始終沒有正麵回應，似乎也不打算回應，顯得非常深沉。唐駿則在略作沉默之後終於(yu) 忍不住辯駁，稱自己從(cong) 來沒有說過自己擁有“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學位”，他拿出了“西太平洋大學”的博士證書(shu) 。 

不同的反應得到了不同的結果。汪暉教授不開口，清華大學、社會(hui) 科學院不吱聲，指控者雖然自認為(wei) 證據確鑿，卻也無可奈何。唐駿開口進行辯駁，結果越抹越黑。有人馬上拿出他的傳(chuan) 記、日記，書(shu) 中白紙黑字寫(xie) 著，他拿到了這所大學的博士學位。至於(yu) 他提到西太平洋大學就更麻煩了，這所大學似乎是有出售文憑嫌疑的“克萊登大學”。看來，汪暉教授的策略要高明得多。 

除了當事人態度不同外，這兩(liang) 個(ge) 事件有一個(ge) 共同處：有人積極地為(wei) 當事人辯護。出版唐駿自傳(chuan) 《我的成功可以複製》的中信出版社，與(yu) 唐駿合著《唐駿日記》的一位作者，在同一天發表聲明，把唐駿獲美國加州理工大學計算機專(zhuan) 業(ye) 博士學位的說法攬到自己身上。 

至於(yu) 為(wei) 汪暉教授辯護的人就更多，而且看起來更加理直氣壯。其中一個(ge) 代表性的看法是：汪暉教授有很傑出的思想，在國際上有很大影響。因此，人們(men) 應當多關(guan) 注這些偉(wei) 大思想，何必糾纏這些碎屑小事?凡是追究這些事情的人，肯定是不懷好意，別有用心。 

類似的說法，在唐駿事件中也頻繁出現。有評論說，唐駿靠著自己的努力，在一個(ge) 沒有背景的情況下闖蕩出了一片屬於(yu) 自己的天地，在一個(ge) 人人都想當老板的社會(hui) 思想形態下，他執著勇敢，眼光獨到，直到今日成為(wei) 了“打工皇帝”。即使唐駿的學曆是假的，又能如何呢?再者，在這個(ge) 文憑至上的國家，即使唐駿學曆造假，也不能單怪唐駿。 

一個(ge) 學界領袖，一個(ge) 商界奇才，紛紛涉嫌造假;尤其是造假之後，又有如此之多的人為(wei) 其主動開脫。這樣令人驚詫的情形，隻可能發生在當代中國。這意味著，不少人放棄了基本的是非對錯標準。在倫(lun) 理如此墮落的社會(hui) ，發生什麽(me) 樣的欺騙、背叛、相互傷(shang) 害事件，比如包二奶、三聚氰胺奶粉或者幼兒(er) 園屠殺案，都不奇怪。 

不過，《易》雲(yun) ：剝極而複，否極泰來。在這兩(liang) 次事件中，主流輿論有力地表達了清晰的是非對錯觀念。繼海外華人學者呼籲清華大學成立調查組調查汪暉教授涉嫌剽竊案之後，國內(nei) 數十名學者也聯名發表同樣主題的公開信。至於(yu) 唐駿事件，主流評論的立場更為(wei) 鮮明。凡此種種，讓人看到了中國社會(hui) 走出倫(lun) 理墮落的希望。 

但是，中國社會(hui) 能否真的走出普遍的倫(lun) 理墮落，取決(jue) 於(yu) 輿論、同行的這種集體(ti) 行動能否常態化。 

文憑造假、學者剽竊之類的事情，歸根到底關(guan) 涉個(ge) 人倫(lun) 理，尤其是職業(ye) 倫(lun) 理。而這個(ge) 領域的事務，政府最好不介入。這些領域屬於(yu) 社會(hui) 自我治理的範圍。事實上，對於(yu) 某所大學是不是野雞大學，教育界人士恐怕十分清楚。對於(yu) 某人是否剽竊，學術圈內(nei) 不難查明。所以，唐駿的博士學位是否造假，是否有專(zhuan) 門機構來調查，並不重要;汪暉教授是否剽竊，清華大學是否專(zhuan) 門成立調查組，也不重要。而商界、學術界一旦自發地得出專(zhuan) 業(ye) 意見，就可以啟動社會(hui) 性懲罰機製，比如不再邀請其出席行業(ye) 會(hui) 議。 

當代中國所麵臨(lin) 的問題是，在這些本來應當由社會(hui) 自我治理的領域，而沒有社會(hui) 。比如，中國學術界的各個(ge) 學科領域，幾乎沒有學術共同體(ti) 的自覺。確實，這裏聚集著一大堆人，大家也相互了解彼此的底細。但是，這裏沒有真正意義(yi) 上的社會(hui) ，比如，沒有活躍的學術輿論，沒有自治性學會(hui) ，因而也就沒有辦法實現自我治理。這樣，學術界的自我清理機製就不能正常運轉。大家雖然都知道某人剽竊他人，卻普遍保持沉默，該人依然可以大搖大擺地混跡於(yu) 圈內(nei) 各種會(hui) 議。 

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學者的學術倫(lun) 理意識當然趨向淡薄，種種學術劣行逐漸被“去罪化”，學界品質自然直線墮落。一旦病入膏肓，政府介入也無濟於(yu) 事。更何況，政府介入，通常容易引發諸多問題。事實上，學界之所以缺乏自治，就是因為(wei) 政府介入學術界事務太多，學術自治機製完全失靈。 

歸根到底，隻有社會(hui) 可以拯救自己。這樣的社會(hui) 存在於(yu) 多個(ge) 層麵，首先是行業(ye) 共同體(ti) 的自治，其次是社會(hui) 輿論。當然，“社會(hui) ”的運轉，終究需要某些願意付出額外成本的人，比如這兩(liang) 次事件中的王彬彬、方舟子，也需要社團、輿論的跟進。這樣的事情如果能夠常態化，精英們(men) 受到有效的社會(hui) 約束，那精英出醜(chou) 的事情就會(hui) 少一點。　　　 

(作者係北京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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