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暉“被抄襲”？請慎用“抄襲”這根大棒
    作者：石一楓 

    來源：《新京報》2010年03月31日


　　所謂汪暉“抄襲”的事件，我是從“qq”的彈出新聞裏知道的。“汪暉”二字，和“qq”組合在一起，首先給人一種非常“後現代”的喜劇效果，而和“抄襲”掛鉤，就實在讓人驚詫了。

　　然而在“爆炸性新聞”的促使之下，詳讀了王彬彬教授的“討伐檄文”《汪暉的學風問題———以〈反抗絕望〉為例》，兼之又重溫了汪暉的博士論文《反抗絕望》，卻讓人在喜劇效果、驚詫之餘，又感到莫名其妙。為了說明汪暉確乎“抄襲”，王彬彬教授還煞費苦心地總結出了幾種招式：攪拌式、掩耳盜鈴式、組裝式……讓人奇異，難道喜歡搞“學術規範”的人，連“抄襲”也要規範化麽？然而無論各招各式，都無法說明汪暉著作的核心立意，哪怕是某一章節的立意竊取了他人成果。我想，即使從著作權法的角度來講，汪暉的《反抗絕望》仍屬於個人的創造性勞動，而與“抄襲”無關，充其量是“引文不夠規範”。僅僅細枝末節處的“不規範”就被人與“品格不好”掛上了鉤，這對於汪暉確實有失公允。

　　對於這一點，錢理群先生也曾經表示過，以如今的學術規範來要求當年的寫作，也不夠妥當。況且今天細化得近乎僵化的“學術規範”是否合理，“規範”本身是否也代表了某種學術界的利益劃分？這仍然值得討論。

　　但我想說的，主要是另一個問題。“抄襲”之於今天的知識分子而言，就如同“貪汙”之於官員，“假唱”之於歌手，是種種令人不齒的行為中最令人不齒的一種———恰因為此，對於真正的“抄襲”才應堅決杜絕；但也恰因為此，這兩個字本身也就變成了足以致人於身敗名裂的“殺威大棒”。一個有理智的人應該知道，對於威力過大的東西，總應該慎重使用，哪個國家都不可能把核按鈕像自動提款機一樣讓人隨便亂按。但偏偏是“抄襲”這枚威力無窮的“翻天印”，被某些人使用起來卻總是如此輕易、輕率。往輕了說，這有“草菅人命”之嫌，往重了說，或者往險惡了說，在這種氣氛下，你要想“搞”誰可就太方便了。經曆過“文革”的人恐怕都能體會到“反革命”這三個字的殘酷性和“無窮妙用”，“抄襲”在今天的學術界，幾乎有同樣的效果了。

　　再加上在我們今天的媒體環境下，人們對“爆炸性”和“娛樂性”的追求勝過一切，而“學者抄襲”恰好也是很“爆炸”、很“娛樂”的一種事件，它非常能夠吸引眼球。在這個前提下，就讓人很自然地以“誅心論”去揣測王彬彬教授的意識或者潛意識了———他是否在以“抄襲”的“奇觀效應”為工具，製造一個“很黃很暴力”的“學術娛樂事件”呢？

　　希望不是如此。

    但無論如何，汪暉已經被卷入了一個“‘被’抄襲”門———不是被人抄襲，而是像“被就業”“被增長”一樣“‘被’抄襲”了。這件事情的結果，也許隻能像他本人所說的一樣，等待學術界的“自有共議”，但也希望不會再有人被卷入類似的門之中。因為不負責任地濫用“抄襲”之名製造新聞的惡果，往往不比抄襲本身更小。我們本已脆弱的思想文化環境，更禁不起再多不良因素的破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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