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經與(yu) 宋明道學興(xing) 起之關(guan) 係

作者：穀繼明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九年歲次戊戌二月十一日戊午

          耶穌2018年3月27日

宋代道學興(xing) 起之前，有一種所謂“疑經”的風氣在當時的思想界比較活躍。理學是思想史、哲學史中的時代思潮；疑經則是經學史上對這一階段經學的描述。這二者之間存在著某種關(guan) 聯，但具體(ti) 的關(guan) 聯，還需要進一步的分析和探究。關(guan) 於(yu) 此問題，葉國良、徐洪興(xing) 、楊世文、楊新勳等都曾有論述[①]，本文試圖在前賢的基礎上，給出自己理解的角度。

先要申明的是，用“疑經”來概括則這一時間段的經學新風氣，是欠準確的，楊新勳也曾指出這一點[②]。當時的儒家學者，首先懷疑的是以前的注疏，特別是唐人的注疏；其次，即便懷疑到經文，他們(men) 中的多數也主要是改正經文的某些字句在流傳(chuan) 中發生了錯誤。當然，這裏麵比較特殊的是歐陽修和王安石。歐陽修《易童子問》否定了孔子作《易傳(chuan) 》，而王安石則譏《春秋》為(wei) 斷爛朝報。但如果我們(men) 在更大的經學整全態度來看，歐陽修隻是懷疑經典係統的一小部分，但前提仍是承認聖人和經典的權威性。但因為(wei) 這一階段的現象既如此複雜，找不到更好的詞來表述，且這個(ge) 詞已經成為(wei) 學界通用的說法，故我們(men) 這裏仍采用此術語。

一、經典詮釋係統轉折期的疑經

關(guan) 於(yu) 此風氣，學界已經有不少研究。但需要在一個(ge) 更宏觀的層麵來看待這個(ge) 問題，才能更好的加以定位。

中國古代的經典詮釋，如果從(cong) “經—注—疏”形式看，可以分為(wei) 三個(ge) 係統。一是漢魏形成權威的注釋，南北朝撰寫(xie) 義(yi) 疏，總結於(yu) 唐初孔穎達《五經正義(yi) 》，被奉行四百年。二是程子到朱子形成權威的注釋，宋末元代編錄“纂疏”，總結於(yu) 明胡廣等編《四書(shu) 五經大全》，被奉行二百多年。三是清代學者通過輯佚等恢複漢代經注，又以考據自撰新疏。前兩(liang) 種《五經正義(yi) 》和《四書(shu) 五經大全》都成為(wei) 科舉(ju) 的標準，因而具有意識形態的意義(yi) 。

宋代的疑經風氣，及道學的興(xing) 起，恰恰處在從(cong) 《五經正義(yi) 》係統到《四書(shu) 五經大全》係統的轉折過程中。那麽(me) 疑經的意義(yi) ，不在於(yu) 打破經典的權威，而是對於(yu) 舊的經典詮釋係統的不滿。

新經學風氣的形成，一般會(hui) 追溯到唐代啖助、趙匡的《春秋》學。《春秋》舊有三家之學，即《左傳(chuan) 》、《公羊》、《榖梁》。《五經正義(yi) 》中有《左傳(chuan) 正義(yi) 》，科舉(ju) 時還要用《公羊注疏》與(yu) 《穀梁注疏》。三家各有其條例之學，互有不同，也互相有爭(zheng) 論。啖助、趙匡毅然越過這些注疏對於(yu) 條例的討論，直麵經文本身，根據自己對於(yu) 義(yi) 理的體(ti) 會(hui) ，來確定條例，發揮經文本身的微言大義(yi) 。韓愈寄盧仝的詩有所謂“《春秋》三傳(chuan) 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也可作為(wei) 此時《春秋》學風的描述。

那麽(me) 此前的學風是如何呢？也可以用一句當時流行的話來代表：“寧道孔聖誤，諱聞鄭、服非。”（《舊唐書(shu) ·元行衝(chong) 傳(chuan) 》）漢魏經學在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了比較有代表性的傳(chuan) 注，這些傳(chuan) 注甚至取得了與(yu) 經書(shu) 一樣高的權威。研治經學的學者，往往謹守一家的注解來講經書(shu) 、撰寫(xie) 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義(yi) 疏之學。唐代孔穎達編纂《五經正義(yi) 》，秉著“疏不破注”的原則，進一步確定了傳(chuan) 注的權威，同時修撰的義(yi) 疏本身也因功令而成了權威。此時的經學，更加因循守舊。學者遂積重難返，這嚴(yan) 重降低了經學的解釋力和生命力。

但這種情況不會(hui) 長久持續下去。一些有見識和有勇氣的學者，不僅(jin) 要從(cong) 注疏學中走出來，而且要連權威的傳(chuan) 注一起質疑，以開創新時代的學術，解決(jue) 新的問題。從(cong) 晚唐到宋初，這種風氣蔓延開來。到了司馬光所處的時代，懷疑傳(chuan) 注、試圖開創新的經學已成為(wei) 風氣，他在《論風俗劄子》中慨歎道：“新進後生，口傳(chuan) 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wei) 戰國之書(shu) ；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wei) 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chuan) 可束之高閣。”（《司馬公文集》卷四十五）

“《十翼》非孔子之言”指的是歐陽修《易童子問》懷疑《易傳(chuan) 》非孔子所作；“《周官》為(wei) 戰國之書(shu) ”也是歐陽修等人的看法；而“三傳(chuan) 可束之高閣”是晚唐啖助、趙匡的《春秋》學風格，在宋初尤以劉敞《春秋傳(chuan) 》為(wei) 代表。

二、從(cong) 訓詁之學到儒者之學

程頤在總結近來的學術類型時說道：“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yu) 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二程集》)這裏講到了三種學問。文章之學，是究心於(yu) 詩賦的學問。唐朝要考詩賦，對於(yu) 韻律等都有嚴(yan) 格的要求，因此許多人究心於(yu) 此。後來的古文運動，恰恰就是要在文章和士人生活方麵尋求突破。訓詁之學，主要指的就是自《五經正義(yi) 》以來，士人沉溺於(yu) 義(yi) 疏，隻求死記硬背，對於(yu) 本心和現實既無關(guan) 注，更無照察。所以他提出，作為(wei) 有誌向、有追求的讀書(shu) 人，應當尋求“儒者之學”。程子所謂的儒者之學，也就是後來蔚為(wei) 大宗的道學，或者說理學。

在擺脫訓詁之學，走向義(yi) 理之學的立場上，理學家與(yu) 歐陽修、王安石等人是一致的。唐代的趙匡就說過：

疏以釋經，蓋筌蹄耳。明經讀書(shu) ，勤苦已甚，既問口義(yi) ，又誦疏義(yi) 。徒竭精華，習(xi) 不急之業(ye) 。而其當代禮法，無不麵牆；及臨(lin) 民決(jue) 事，取辦胥吏之口而已。（《全唐文》卷三五五《選舉(ju) 議》）

“筌蹄”是莊子、王弼常用的比喻，這是把注、疏看作理解、運用經典的工具。“既問口義(yi) ，又誦疏義(yi) ”，口義(yi) 是當時老師的講解，疏義(yi) 是過往的講解。這些著作，文字數量龐大；其主要內(nei) 容是彌合注釋間的衝(chong) 突等，不麵向直接的現實問題。學者沉溺於(yu) 此，無暇了解當代的禮製、民情、行政等事務，這樣就失去了“臨(lin) 民決(jue) 事”等處理時代問題的能力，反而讓不怎麽(me) 讀經書(shu) 的“胥吏”領導了決(jue) 策。這也是趙匡要摒棄義(yi) 疏乃至三傳(chuan) ，直接解釋《春秋》經文的原因。

到了北宋，這種要求擺脫訓詁之學、直麵經典核心和社會(hui) 現實的呼聲越來越高。王安石說：“然自以聖人之術單此者有焉。夫聖人之術修其身，治天下國家，在於(yu) 安危治亂(luan) ，不在章句名數焉而已。而曰聖人之術單此者，皆守經而不苟世者也；守經而不苟，其於(yu) 道也幾。”（《臨(lin) 川先生文集》卷七十五）王安石強調經學研究的目的是求治道，而不是名物度數的記誦。基於(yu) 這樣的看法，他一被宋神宗委以重任，開始熙寧變法的時候，便將科舉(ju) 的改革放在重要位置。改革的內(nei) 容包括罷黜了詩賦、帖經、墨義(yi) 等科目；廢除《五經正義(yi) 》，代之以自己領銜編撰的《三經新義(yi) 》。帖經、墨義(yi) 基本是背誦注疏的科目，王安石廢除此科，改為(wei) 讀書(shu) 人各自選一種經典，發揮其議論。這中想法既繼承自晚唐以來的疑經風氣，推動了當時和以後疑經風氣的繼續發展。

作為(wei) 道學家的二程兄弟，不僅(jin) 疑經，而且要改經。程頤的《周易程氏傳(chuan) 》認為(wei) 《周易》卦爻辭以及《易傳(chuan) 》中有多處錯誤的文字。而其最著名的，莫過於(yu) 對於(yu) 《大學》的表章和改動。他認為(wei) 《大學》乃曾子的著作，是儒家學說的入門綱領，但裏麵有錯亂(luan) ，特別是誠意認為(wei) 《大學》有“三綱領”、“八條目”，而漢代傳(chuan) 下來的文本卻並不完全是這樣排列的。他便懷疑《大學》存在著“錯簡”。朱熹更明確地按照三綱八目的順序來調整《大學》文本，並且將“缺失”的格物致知傳(chuan) 作了一個(ge) 補充，這個(ge) “補傳(chuan) ”，後來竟然達到了和《大學》本身一樣的地位。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在通過疑經以擺脫唐代訓詁之學的方麵，道學與(yu) 歐陽修、劉敞、王安石等學者固然是一致的，但他們(men) 仍然有不同。這是下麵要討論的問題。

三、體(ti) 貼天理與(yu) 涵泳經文

二程、朱子等道學家，對於(yu) 古代的經典和注疏，有改動經文、輕視注疏等特點，但仍與(yu) 歐陽修等不同。主要有以下兩(liang) 方麵：

一是將經典置於(yu) 天理的涵攝之下，對於(yu) 經典不管是懷疑還是支持，都更為(wei) 係統，其解釋也更為(wei) 堅實。懷疑傳(chuan) 注，乃至懷疑經文，並非不可，但是要有堅實的基礎，要自己實有所得，而不是魯莽地蔑棄經典。以往的疑經，可能是懷疑者偶然的一個(ge) 想法，或者針對某一具體(ti) 問題。但二程以後的道學則不同。二程說：“吾學雖有授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ti) 貼出來。”如果說疑經是二程擺脫舊經學的障礙，直指人心和天理的有力工具；那麽(me) 天理之學的建構，恰恰又為(wei) 程朱的新經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易言之，我們(men) 固然可以說以往的疑經也是為(wei) 了尊經，但因為(wei) 劉敞、王安石等人缺乏堅實的基礎和縝密的思考，帶來的破壞作用比建設要大；道學家則僅(jin) 僅(jin) 把疑經當作破除沉溺訓詁的手段，其主要的目的是有所建立，而且真正建立起了堅實、完備的新經注係統。在道學家的“道統”敘述中，自孟軻死，聖人之道便被遺忘；重新體(ti) 貼聖人之道的，便是北宋五子。將這種觀點放在經學上，就意味著漢代以來的傳(chuan) 注義(yi) 疏，都是未見道的。這也正是道學家敢於(yu) 疑經的自信來源，同時《周易程氏傳(chuan) 》、《四書(shu) 集注》等新經注的建立，則是他們(men) 體(ti) 貼之道的經學體(ti) 現。

二是道學建立了新的解經方法。二程不僅(jin) 獨自“體(ti) 貼”了天理，而且用“體(ti) 貼”二字來麵對經典。與(yu) 此相關(guan) 聯的，便是涵泳和玩味的解經方法。我曾經有文章來專(zhuan) 門討論[③]。這裏，我隻探討一下這個(ge) 方法和疑經的關(guan) 係。不管是體(ti) 貼，還是玩味、涵泳，都是要直麵經文本身，以自己心中的義(yi) 理與(yu) 經典背後的聖人之意相切劘。這必然要求了：第一，不能執著於(yu) 文字和名物訓詁；第二，不能沉沒在大量的注疏之中，而是要讀簡易的經文。不執著於(yu) 文字，以理為(wei) 準，所以可改動、增刪經典文字；以天理為(wei) 最高，必然要打破以往傳(chuan) 注的權威。

四、小結

經由以上分析，我們(men) 可以認為(wei) ，疑經之風與(yu) 道學的形成，既有聯係，又有不同。一方麵，疑經作為(wei) 方法，背後有著各種不同的立場、動機和學者群體(ti) ，道學家隻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麵，道學家固然以疑經為(wei) 方法，走出以往的記誦訓詁之學，直麵經典的根本，以建立起天理之哲學和理學化的解經體(ti) 係；但這也僅(jin) 僅(jin) 是道學家經學方法之一種。畢竟重新恢複聖人之道，樹立經典的權威，重新將經典作為(wei) 源頭活水，以對人心有所提振、對時代問題有所解決(jue) ，才是道學家解經的目的。

當道學家的權威注釋也被後人奉為(wei) 圭臬，一字不可改動時，意味著新的封閉已經形成，而以陽明後學所鼓舞振蕩著的疑經風氣再起。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的經學是一個(ge) 開放的係統，疑經不是為(wei) 了純粹的毀滅，而是河道的疏通、樹木的剪枝。仔細反思那一時段的經學和哲學，對當今經學的發展，也具有啟發意義(yi) 。

注釋：

[①]葉國良：《宋代疑經改經考》，台灣大學出版中心，1980年。徐洪興(xing) ：《思想的轉型：理學發生過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楊世文：《走出漢學—宋代經典辨疑思潮研究》，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年。楊新勳：《宋代疑經研究》，中華書(shu) 局，2007年。其他相關(guan) 論文，亦複不少。

[②]楊新勳：《宋代疑經研究》，中華書(shu) 局2007年，第3-11頁。

[③]穀繼明：《玩味與(yu) 涵泳：宋代解經學的一個(ge) 重要方法》，載《中國哲學史》2016年第3期。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