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wei) 全球秩序思考者的康有為(wei)

作者：章永樂(le)

來源：《讀書(shu) 》2017年12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十月廿四日壬申

            耶穌2017年12月11日

《讀書(shu) 》雜誌編者按：

近年隨著儒學和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興(xing) 起，康有為(wei) 又重新成為(wei) 學界的熱門人物。而章永樂(le) 另辟蹊徑，從(cong) 國際政治、國際體(ti) 係的維度出發，將康有為(wei) 放置在全球史視野之下，重新激活出一個(ge) 不同往日論述的思想者形象。文章不僅(jin) 從(cong) 康有為(wei) 的視角看維也納體(ti) 係、“一戰”等重要全球曆史事件，也能指出康有為(wei) 思想的局限，和對今天的啟迪。

【正文】

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康有為(wei) 在青島辭世。就在去世前一年的四月，他還致信北洋直係首領吳佩孚，痛訴中華民國的共和淪為(wei) “共爭(zheng) ，共殺，共亡”，敦促吳佩孚扶植溥儀(yi) 複辟。

一個(ge) 人如果在一九〇八年主張君主立憲，他可以被稱為(wei) 中國政壇的主流；在一九一二年乃至一九一七年主張君主立憲，盡管不算台麵上的主流，但也不算很奇怪。但到一九二六年，君憲已經是一種極其邊緣的政治主張，但凡想在主流政壇裏混個(ge) 出身的，都唯恐避之不及。吳佩孚這樣的北洋實力派對康有為(wei) 隻是敷衍，而對於(yu) 南方的國共兩(liang) 黨(dang) 來說，君憲已經是一種他們(men) 根本無須特別回應的政治主張。

吳佩孚/康有為(wei)

在二十世紀，晚年康有為(wei) 的大眾(zhong) 形象基本上是一個(ge) 不知世界潮流，開曆史倒車的“落後分子”。但到了二十一世紀，文化保守主義(yi) 的上升帶來了一種將晚年康有為(wei) 塑造成“先知”的論述：康有為(wei) 預見到了共和製實施所帶來的種種災難，惜乎時人未解其深意，因而中國“誤入歧途”，貽害至今。上述兩(liang) 種形象高度對立，反映出論者相互抵牾的價(jia) 值取向，但其共同的弱點是未將康有為(wei) 置於(yu) 時代的情境（context）之下，加以全麵的考察與(yu) 理解。具體(ti) 而言，以往多數“康學”論著將重點放在對國內(nei) 政治變遷的情境描述，但在國際政治層麵，往往語焉不詳，或有所觸及，但未成係統，往往從(cong) 康有為(wei) 對世界大勢的總體(ti) 判斷直接跳到其具體(ti) 政治主張，缺乏一個(ge) 中介的環節。

康有為(wei) 之所以被其追隨者稱為(wei) “南海聖人”，原因之一就是他如同孔子一樣周遊列國，熟諳天下之事。早在一八九五年考中進士之前，康有為(wei) 即密切關(guan) 注世界形勢，而參與(yu) 戊戌變法的經曆，使他有機會(hui) 直接接觸諸多外交事務，並提出自己的主張；戊戌政變之後，康有為(wei) 流亡海外，行蹤遍及五大洲四大洋，是近代中國少有的具有全球經曆的知識分子。康有為(wei) 闡述其主張，慣以列國治法為(wei) 據，故此中介環節，極為(wei) 厚重，不可不考。

凡爾賽—華盛頓會(hui) 議（來源：https://www.studyblue.com/）

然而康有為(wei) 的國際經驗紛繁複雜，如何對其進行簡潔而清晰的理論總結？全球史與(yu) 國際關(guan) 係學中對於(yu) 國際體(ti) 係的研究成果，在此可以提供一種便捷的理論工具。據之，我們(men) 可以將康有為(wei) 的一生分為(wei) 兩(liang) 大時段：在“一戰”之前，康有為(wei) 麵對的是一個(ge) 歐洲列強主導，但處於(yu) 不斷衰變之中的維也納體(ti) 係；“一戰”爆發之後，康有為(wei) 目睹了維也納體(ti) 係的崩潰與(yu) 凡爾賽—華盛頓體(ti) 係的形成，但他的政治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維也納體(ti) 係的塑造，當新的國際體(ti) 係到來之後，他無法理解這一新體(ti) 係的新特征，陷入了惶惑狀態。國際體(ti) 係的大轉折，可以直接幫助我們(men) 理解“吾道一以貫之”的康有為(wei) ，何以從(cong) 政壇的中心，走向邊緣，更有助於(yu) 我們(men) 重估康有為(wei) 的思想遺產(chan) 在今日的意義(yi) 。

破解“大國協調”

從(cong) 其早年到“一戰”爆發之前，康有為(wei) 所經曆的是一個(ge) 處於(yu) 衰變之中、“萬(wan) 國競爭(zheng) ”不斷升級的國際體(ti) 係。

維也納會(hui) 議（來源：https://alzarschool.org/）

之所以要特別強調“衰變之中”，是因為(wei) 這個(ge) 國際體(ti) 係奠基時期的若幹基本特征，在康有為(wei) 生活的時期已經大大弱化。維也納體(ti) 係奠定於(yu) 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舉(ju) 行的維也納會(hui) 議。在奧地利首相梅特涅主持下，合力打敗拿破侖(lun) 的各王朝國家代表磋商數月，奠定英國、俄國、普魯士、奧地利、法國“五強共治”（Pentarchy），實行大國協調（concert of powers）的格局。大國協調的直接目的，是為(wei) 了捍衛王朝正統主義(yi) ，將類似法國大革命這樣的革命火苗扼殺在搖籃中。歐洲列強通過協調，避免歐洲大陸上發生大規模戰爭(zheng) ，各國將征服的矛頭轉向海外，加快對世界的瓜分。維也納體(ti) 係得以從(cong) 歐洲走向全球，成為(wei) 一個(ge) 具有全球意義(yi) 的國際體(ti) 係。因此，可以說，在其奠基之時，這是一個(ge) 歐洲人占據絕對主導地位的、以捍衛王朝正統主義(yi) 為(wei) 基礎的大國協調體(ti) 係。

這三個(ge) 特征在康有為(wei) 登上政治舞台的時代已經大大弱化。美國與(yu) 日本在十九世紀的崛起，盡管未能顛覆，但也在很大程度上衝(chong) 擊了歐洲列強的主導地位；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方式的普及，土地貴族的衰落，削弱了王朝正統主義(yi) ；列強之間“商戰”加劇，升級為(wei) 軍(jun) 備競賽，尤其是德國的統一與(yu) 崛起，對英、法、俄等列強產(chan) 生極大衝(chong) 擊，原有的大國協調機製搖搖欲墜。

但盡管如此，維也納體(ti) 係呈現的仍然是這樣的底色：一係列歐洲君主製國家高居金字塔的頂端，對全球弱小國家與(yu) 民族進行宰製。在康有為(wei) 開始著述之時，法國已經是一個(ge) 共和國，但卻是一個(ge) 議會(hui) 中充斥著保王黨(dang) 人、缺乏製度自信和道路自信的共和國；美洲國家以共和國居多，但即便是實力最強的美國，也缺乏國際威望。對於(yu) 歐洲相互通婚的各國王公貴族而言，君主製優(you) 於(yu) 共和製是天經地義(yi) 的，反過來就是異端邪說。對外，歐洲列強炮製了一套“文明的標準”（Standard of Civilization）話語，將殖民擴張美化為(wei) 傳(chuan) 播文明。這套話語實際上是十九世紀國際法的法理學，隻有所謂“文明國家”之間才能夠有形式上平等的法律地位。中國既然被歸為(wei) “半文明”國家，列強即可據之在中國攫取領事裁判權，簽訂不平等條約。而對所謂野蠻部落，列強通常直接征服。

由鄧世昌擔任管帶的“致遠”艦水兵在甲板上合影

康有為(wei) 在中日甲午戰爭(zheng) 之後對國際體(ti) 係展開係統的研究。甲午以來，短短數年內(nei) ，日本占領台灣，德國占領青島，英國占領威海，俄國占領旅順，繼而有八國聯軍(jun) 侵華。對中國構成最大威脅的國家，基本上都是君主國，作為(wei) 共和國的法國存在感稍弱。康有為(wei) 在一八九八年一月《上清帝第五書(shu) 》中痛陳時局之危：“昔視我為(wei) 半教之國者，今等我於(yu) 非洲黑奴矣……”在此，他擔心的是被列強劃入“半教之國”的中國，進一步滑落到第三等級。他在一係列論述中指出，中國需要避免最糟糕的命運，防止維也納會(hui) 議上列強通過“大國協調”瓜分波蘭(lan) 的一幕在中國上演。

那麽(me) ，如何避免以瓜分中國為(wei) 目的的“大國協調”呢？康有為(wei) 提出的原理是以“均勢”來破解“大國協調”，挑動和利用列強的內(nei) 部矛盾，使其相互牽製。在一八九七至一八九八年，他主張聯合日本、英國與(yu) 美國來對抗俄、德等國的領土野心。在戊戌變法的晚期，其聯日、聯英與(yu) 聯美的主張，進一步上升為(wei) 中、英、美、日四國“合邦論”，其遠期目標是在四國政府之上，形成一個(ge) “合邦政府”來統籌外交、軍(jun) 事等事務，而近期的政策意涵則是從(cong) 這些盟邦“借才”來推進中國的維新變法。康黨(dang) 的思路是讓英國的李提摩太、日本的伊藤博文與(yu) 康有為(wei) 共同組成維新變法的核心顧問，以遏製與(yu) 俄國結盟的慈禧太後一黨(dang) 。然而戊戌政變終結了這一切設計。康梁師徒流亡海外，仿照申包胥在日本作“秦庭之哭”，試圖借助外力拯救光緒皇帝，然而日本政府對歐美頗多忌憚，並無積極回應。康氏最終離日赴加，開始他的保皇會(hui) 事業(ye) 。

時務學堂教習(xi) 合影。右二為(wei) 唐才常（來源：湖南日報）

一九〇〇年，康有為(wei) 與(yu) 唐才常合作，從(cong) 海外策劃國內(nei) 的自立軍(jun) 起義(yi) ，恰逢義(yi) 和團運動興(xing) 起，八國聯軍(jun) 入京，張之洞、劉坤一等督撫“東(dong) 南互保”。康有為(wei) 設想在八國聯軍(jun) 、東(dong) 南督撫和自立軍(jun) 之間建立某種政治聯盟，以打擊後黨(dang) 以及義(yi) 和團，甚至設想過坐英國軍(jun) 艦入京救出光緒皇帝，南下建立新政府。自立軍(jun) 起義(yi) 失敗之後，他致信李鴻章，提出清廷宜在列強形成協調之前與(yu) 各國分別訂立條約，以免重蹈維也納會(hui) 議上波蘭(lan) 之覆轍；如此計不成，可將俄占東(dong) 北領土拋出，以供列強爭(zheng) 奪。一九〇一年《辛醜(chou) 條約》簽訂，中國幸而未遭瓜分，但原因不在康有為(wei) 計謀奏效，而在於(yu) 列強內(nei) 部利益分歧，並忌憚義(yi) 和團運動表現出來的中國民氣，致其無法形成瓜分中國的“大國協調”。

自立軍(jun) 起義(yi) 的失敗，使得保皇派短期內(nei) 都難以實施類似的武裝起義(yi) 計劃。在此之後，康有為(wei) 開始係統地周遊列國，自詡以“神農(nong) 嚐百草”的精神，為(wei) 中國尋找一味對症良藥。而在二十世紀初，他所找到的典範是威廉二世治下的德意誌第二帝國，並預測德國在不久以後的一場戰爭(zheng) 中，取代英國霸權，統合歐洲各國。

德國作為(wei) 典範

為(wei) 什麽(me) 是德國？在二十世紀初，歐美輿論界已經普遍意識到，德國上升勢頭迅猛，開始衝(chong) 擊英國的霸權地位。康有為(wei) 曾十一次造訪柏林，足跡遍及德國數十個(ge) 城市，足見考察之勤。康有為(wei) 敏銳地注意到，德國革新教育體(ti) 係，大力發展職業(ye) 技術教育，並將其與(yu) 高等教育結合起來；在產(chan) 業(ye) 組織上，德國超越自由競爭(zheng) 的資本主義(yi) ，加強同業(ye) 和上下遊產(chan) 業(ye) 的整合，爆發了驚人的生產(chan) 力。而產(chan) 業(ye) 的擴張也帶來了政治軍(jun) 事保護的需要，由此產(chan) 生了德國的全球擴張態勢。對德國的考察，是康有為(wei) 一九〇四年“物質救國論”出台的重要背景，康有為(wei) 意識到，中國如果遭到一個(ge) 德國這樣的強權的侵略，擴張民權的改革緩不救急，物質建設，即工業(ye) 化，具有更緊迫的意義(yi) 。

20世紀早期的德國工廠（來源：https://todaysmachiningworld.com）

德國政製則給康有為(wei) 帶來了第二波衝(chong) 擊。我們(men) 大致可以這樣概括康有為(wei) 對二十世紀初德國政製的認知：它是一個(ge) 君主主導的政製，政黨(dang) 和議會(hui) 的作用比較弱，內(nei) 閣對君主而非議會(hui) 負責，因此，德國政製是一個(ge) 比英式君主立憲製更具專(zhuan) 製色彩的立憲模式，但德國國勢卻蒸蒸日上，而這也讓康有為(wei) 產(chan) 生了英式政製不再代表時代潮流的判斷。而在“央地關(guan) 係”上，雖然德國實行聯邦製，但各邦地域範圍較小，而且各邦已被普魯士整合進了一個(ge) 中央集權化的政治過程，普魯士代表在聯邦參議院中占據較多席位，能夠較好地實現皇帝的立法意圖。

康有為(wei) 手書(shu) 《大同書(shu) 》（來源：桑連居藝術館）

不僅(jin) 如此，德國政製還深刻影響了康有為(wei) 對“三世說”的理論闡述。康有為(wei) 在一九一三年的《不忍》雜誌上發表過《大同書(shu) 》部分內(nei) 容，集中體(ti) 現了康有為(wei) 在二十世紀初對國際體(ti) 係走向的認識。在其中，康有為(wei) 回顧了國家之間衝(chong) 突所造成的種種慘烈後果，而“欲去國害必自弭兵破國界始”。而要“破國界”，則需要推動兩(liang) 方麵的進步：第一是實現各國“自分而合”，小國逐漸合並於(yu) 大國；第二是“民權進化”，革新政治——在此康有為(wei) 的思考與(yu) 康德《永久和平論》相似，即相信人民比君主更傾(qing) 向於(yu) 和平。具體(ti) 展開，則“先自弭兵會(hui) 倡之，次以聯盟國締之，繼以公議會(hui) 導之”。而聯合邦國有三種不同的形式，分別對應於(yu) 據亂(luan) 世、升平世、太平世。

據亂(luan) 世則可召集平等的國家聯盟，康有為(wei) 舉(ju) 出的例子如春秋時的晉楚弭兵、古希臘各國的聯盟、十九世紀的維也納會(hui) 議、俄法同盟、德奧意同盟，等等。平等國家聯盟的特征是：“其政體(ti) 主權，各在其國，並無中央政府，但遣使訂約，以約章為(wei) 範圍……主權既各在其國，既各有其私利，並無一強有力者製之……”而這意味著這種聯盟具有很大的不穩定性，很容易因為(wei) 偶然的原因而破裂。

20世紀早期的德國國會(hui) 大廈（來源：https://www.allposters.co.uk）

升平世則是“造新公國”。康有為(wei) 舉(ju) 出三代之夏商周，春秋之齊桓公、晉文公，以及當今的德國作為(wei) 例子。在他看來，三代與(yu) 德國的統一體(ti) 比較堅固，而齊桓、晉文不及。德國治體(ti) 的建立，則是先立公議會(hui) ，允許各國舉(ju) 議員，普魯士在聯邦參議院中獨占十七席，普魯士總理遂成為(wei) 德意誌的首相。在“公議會(hui) ”之後設立的“公政府”，“立各國之上，雖不幹預各國內(nei) 治，但有公兵公律以彈壓各國”。而這在康有為(wei) 看來，亦類似於(yu) 德國的聯邦政府，隻是公政府也要經過選舉(ju) 產(chan) 生，不應通過帝王世襲的方式，在此意義(yi) 上，公政府將超越德國所實行的二元君主立憲製。

一旦能建立公議政院，不需百年時間，即可鞏固聯邦，而民權的逐漸擴大，可以起到削弱各國政府主權的作用，“如德國聯邦”；各國即便有世襲君主，“亦必如德之聯邦各國”。考慮到康有為(wei) 寫(xie) 作《大同書(shu) 》時候，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是君主製國家，德國以聯邦合諸國的經驗，就尤其具有普遍意義(yi) 。

而要進入太平世，則需要進一步張揚民權，“削除邦國號域，各建自主州郡而統一於(yu) 公政府者，若美國、瑞士之製也”。“於(yu) 是時，無邦國，無帝王，人人相親(qin) ，人人平等，天下為(wei) 公，是謂大同。”

在二十世紀初，同為(wei) 立憲派的梁啟超與(yu) 不少革命黨(dang) 人均將德國的統一視為(wei) 民族主義(yi) 蔚然成風的論據。但康有為(wei) 在闡釋德國統一的時候，強調的並非民族主義(yi) ，而是將其視為(wei) 一個(ge) 在“國競”時代推進區域一體(ti) 化的範例。德式聯邦製能比中國的“三代之製”更好地保存被整合國家的王公貴族們(men) 的麵子，從(cong) 而加速區域一體(ti) 化的進程。而當若幹區域出現德國式的區域霸主，人類也就離大同更近了一步。康有為(wei) 期待中國能夠通過學習(xi) 德國的經驗，在亞(ya) 洲的區域一體(ti) 化過程中，扮演一個(ge) 中心的角色。

20世紀初美國的繁榮景象（https://www.oldpicz.com）

以德國製度為(wei) 參照，其他國家的製度就相形見絀：英國的製度顯得過於(yu) 自由散漫，不符合趕超戰略的需要；法國在普法戰爭(zheng) 之後一蹶不振，在康有為(wei) 看來，這恰恰證明法國的共和思想沒有前途；一九〇〇年美國已是世界第一經濟大國，康有為(wei) 無法否認美國的繁榮，於(yu) 是對其進行了特殊化處理——共和製之所以在美國有效，係因美國有特殊的條件，類似的製度在墨西哥等拉美國家造成了極大的混亂(luan) ，故美國的成功並不表明其共和模式的普遍有效性；至於(yu) 原屬於(yu) 維也納體(ti) 係五強的奧地利，其所組建的奧匈帝國深受內(nei) 部民族矛盾的困擾，與(yu) 德國相比，主要提供的是教訓而非經驗。康有為(wei) 欠缺的是一個(ge) 對俄國政製的係統評論——他曾準備訪俄，卻因被告知可能會(hui) 在俄國被後黨(dang) 勢力逮捕，從(cong) 而打消念頭。而從(cong) 後續的發展來看，他在俄國經驗上的欠缺，可能對他的政治判斷產(chan) 生了顯著的消極影響。

世情之劇變

早在“一戰”爆發之前，時勢就已經向康有為(wei) 擔心的方向轉變。一九一〇年，葡萄牙爆發共和革命，共和派甚至在澳門升起了共和旗幟。康有為(wei) 給軍(jun) 機大臣毓朗上書(shu) ，提議以幫助葡萄牙國王平定共和叛亂(luan) 為(wei) 名，出兵澳門。一九一一年，墨西哥爆發革命，掌權三十五年的迪亞(ya) 斯總統被推翻。康有為(wei) 曾在一九〇六與(yu) 一九〇七年到訪墨西哥托雷翁，投資地產(chan) 、金融與(yu) 交通運輸業(ye) ，其投資在托雷翁的騷亂(luan) 中打了水漂，其族人康同惠死於(yu) 屠殺之中。

辛亥革命時的漢口：就餐的革命軍(jun) 炮兵和列隊行進的步兵（來源：鳳凰網）

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爆發。康有為(wei) 在十一月寫(xie) 作《救亡論》稱：“今萬(wan) 國之新化新政，莫不出於(yu) 歐，即美亦歐化也。則歐人之俗，最宜詳考之。”這就首先在修辭上確立歐洲政俗的正統地位。而歐洲人的常見做法，卻是“迎立君主於(yu) 外國”。十九世紀，比利時、羅馬尼亞(ya) 、保加利亞(ya) 、塞爾維亞(ya) 、希臘、挪威各國獨立，均不建共和，甚至從(cong) 外國迎立君主。康有為(wei) 暗示，革命派的做法，其實偏離了國際的主流。而他提出的修辭，是用共和話語來包裝君主立憲製，將英國式的君主立憲製稱為(wei) “虛君共和”——在此，他不得不放棄了德式君主立憲製，而將英式君主立憲製作為(wei) 首選項。

形勢的發展當然沒有按照康有為(wei) 的期望走下去，共和製成為(wei) 現實。但康有為(wei) 堅持這樣一個(ge) 基本判斷：共和製並不是國際社會(hui) 中的主流政體(ti) ，而且也不適合其“三世說”對於(yu) 中國所處曆史階段的界定，必然會(hui) 造成混亂(luan) ，而從(cong) 共和製回到君主製恰恰符合國際社會(hui) 的主流。這一事業(ye) 也離不開其他君主國的支持。在一九一七年，正當黎元洪與(yu) 段祺瑞為(wei) 是否出兵參加“一戰”而發生“府院之爭(zheng) ”時，康有為(wei) 致信黎、段二人，旗幟鮮明地反對對德宣戰，理由是德國很可能會(hui) 贏得戰爭(zheng) ，屆時中國將處於(yu) 被動地位。而另一個(ge) 重要的背景是，他正在與(yu) 張勳合謀發動複辟，而德皇威廉二世承諾給予支持。

康有為(wei) 在美國（資料圖）

1917年6月14日，張勳率辮子軍(jun) 5000人進京，發動“丁巳複辟”（來源：網易）

丁巳複辟迅速遭到鎮壓。同年，俄國爆發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最終退出“一戰”。一九一八年德國戰敗，康有為(wei) 所推崇的“英主”威廉二世躲到了荷蘭(lan) 。在“一戰”結束之後，君主製作為(wei) 歐洲主流政製的時代，也走向了終結。德意誌第二帝國、奧匈帝國與(yu) 俄羅斯帝國“走向共和”，一係列新的民族國家成立並采取了共和製，維也納體(ti) 係中曾經的五強，隻有英國還是君主立憲國，而美國的國際影響力進一步上升。在這種情況之下，宣布君主立憲製是世界主流政製就缺乏可信度了。康有為(wei) 繼續主張君主立憲製，但在新的國際體(ti) 係影響下，其國內(nei) 聽眾(zhong) 日益寥落。

麵對德國的慘敗，康有為(wei) 不得不修正他的德國觀。他在一九一九年的一封書(shu) 信裏論證，處於(yu) “升平世”的德國本來應當做到“內(nei) 諸夏而外夷狄”，聯合文明國家，但是卻采取了“據亂(luan) 世”的“內(nei) 其國而外諸夏”的做法，與(yu) 歐洲各文明國家交戰，違背了自己的使命。然而這不過是康有為(wei) 的事後解釋。在不久前，他還將普魯士通過鐵血政策統一德國視為(wei) 區域一體(ti) 化的典範，換而言之，鐵血政策對他來說本來不是問題。

維也納體(ti) 係業(ye) 已崩潰，正在到來的新國際體(ti) 係又是何種構造呢？當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十四點和平計劃時，康有為(wei) 歡呼雀躍，以為(wei) 看到了大同的曙光，同時他認為(wei) 威爾遜倡導的“民族自決(jue) ”適用到中國，其自然的意涵就是收回列強攫取的利益。然而，巴黎和會(hui) 給了康有為(wei) 一記重重的耳光。中國爆發五四運動，康有為(wei) 發表聲明支持愛國學生，反對在和約上簽字。但他仍對威爾遜國際聯盟抱有一定的希望。一九二〇年國際聯盟成立，然而中國山東(dong) 問題仍沒有答案，美國這個(ge) 倡議者最終也沒有加入國聯。康有為(wei) 的期望一一落空，痛感人為(wei) 刀俎、我為(wei) 魚肉，不再寄望於(yu) 列強的善意。

那麽(me) ，中國又能以何種方式自立於(yu) 世界民族之林呢？在康有為(wei) 去世前幾年的政論中，我們(men) 可以看到，他一方麵仍然反複強調君主立憲、尊崇孔教與(yu) 物質救國三大舊綱領，另一方麵，將疑懼的目光投向正在崛起的蘇俄。從(cong) 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隨著時局的發展，康有為(wei) 對蘇俄的恐懼不斷加深。布爾什維克推行的諸多國內(nei) 政策，當然是符合康有為(wei) “大同義(yi) ”的，但康有為(wei) 認為(wei) 在一個(ge) 不成熟的曆史階段推行這些政策必然會(hui) 帶來災難。他將發動北京政變的馮(feng) 玉祥與(yu) 廣東(dong) 的國共兩(liang) 黨(dang) 一概而論，呼籲北洋係軍(jun) 閥停止內(nei) 鬥，合力遏製中國的“俄化”。

在其人生的最後歲月裏，康有為(wei) 真的算得上是先知嗎？一個(ge) 真正看清曆史走向的先知，即便身處逆境，也絕不會(hui) 陷入這樣的惶惑。康有為(wei) 的惶惑究竟從(cong) 何而來？從(cong) 根本上，還是源於(yu) 他視角的偏差。康有為(wei) 清晰地看到了維也納體(ti) 係下“萬(wan) 國競爭(zheng) ”與(yu) “大國協調”的並行，看到當“國競”的範圍和強度超出列強的協調能力時，國際體(ti) 係必將發生衰變。但是，他采取的主要是一個(ge) “自上而下”的視角，而非“自下而上”的視角。而這就使得他無法準確地把握維也納體(ti) 係的內(nei) 在矛盾。

俄羅斯畫家弗拉基米爾·法沃爾斯基所作版畫《1917年10月》（1928）（來源：豆瓣）

在國際體(ti) 係的劇變之中，至少有兩(liang) 個(ge) 因素超出了康有為(wei) 的預期：第一是工人的反抗運動。《大同書(shu) 》從(cong) 歐美的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中汲取了諸多資源，但康有為(wei) 僅(jin) 將工人運動視為(wei) 社會(hui) 財富兩(liang) 極分化的伴生現象，值得同情，但在當下很難擁有改變國際體(ti) 係的力量。然而，資本主義(yi) 始終無法克服發展的不平衡性，當資本——貴族集團相互之間陷入激烈衝(chong) 突，造成上層建築趨於(yu) 癱瘓之時，工人運動也就出現了創造國內(nei) 新秩序乃至於(yu) 改造國際舊秩序的可能性。而這正是十月革命的經驗。

第二是“以族立國”的自下而上的民族主義(yi) 的力量。康有為(wei) 的“三世說”所設想的曆史進程，是大國不斷兼並小國，最終走向全球一統。他重視“以國立族”的“官方民族主義(yi) ”（official nationalism），反對革命派的反滿民族主義(yi) ，其背景就是他對人類曆史進程的這一判斷。然而，發展的不平衡、印刷資本主義(yi) 的傳(chuan) 播、帝國之間相互“挖牆腳”的行為(wei) ，凡此種種因素，都在不斷加強某些帝國內(nei) 部以裂土自立為(wei) 訴求的民族主義(yi) 。十九世紀的大國協調體(ti) 係有助於(yu) 扼殺或限製某些民族獨立運動，但既然維也納體(ti) 係處於(yu) 衰退之中，它的這一功能也在不斷弱化，當這個(ge) 協調體(ti) 係在“一戰”中崩潰之後，民族獨立運動蔚然成風。出乎康有為(wei) 預料的是，在二十世紀，民族主義(yi) 的力量比自由主義(yi) 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都更為(wei) 強勁和持久。

在康有為(wei) 去世之後，正是他恐懼的蘇俄傳(chuan) 入的思想主張與(yu) 組織技術，經過中國本土的改造，在中國革命中，成為(wei) 動員基層民眾(zhong) 、實現“舊邦新造”的利器。而這一切都告訴我們(men) ，康有為(wei) 的遺產(chan) 存在深刻的局限性，他觀察世界的視角，未能在自上而下的統治和自下而上的反抗之間維持一種平衡。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康有為(wei) 的思想遺產(chan) 已經與(yu) 今人無關(guan) 。隨著生產(chan) 方式與(yu) 國際局勢的演變，超越民族國家的視野、推進區域一體(ti) 化已經成為(wei) 極具現實意義(yi) 的議題。作為(wei) 一位思考全球秩序的思想先驅，康有為(wei) 的區域一體(ti) 化乃至全球大同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對於(yu) 我們(men) 有重要的啟發意義(yi) 。隻是在舊國際體(ti) 係走向瓦解之際，我們(men) 需要以康為(wei) 鑒，更全麵地把握舊體(ti) 係的內(nei) 在矛盾，以免在遠方地平線上出現新的桅杆之時，反而陷入惶惑的境地。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