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競”中“去國”：康有為(wei) 論德國崛起與(yu) 世界秩序的未來

作者：章永樂(le)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德國柏林高等研究院研究員（2014-2015））

來源：《原道》第30輯，陳明 朱漢民 主編，新星出版社2016年出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七月十三日己巳

           耶穌2016年8月15日

內(nei) 容提要：康有為(wei) 重新闡釋的公羊學“三世說”，為(wei) 其流亡之後思考國際秩序的演變提供了一個(ge) 基本框架。在其看來，從(cong) “據亂(luan) 世”向更高階段的演進，是一個(ge) 在“國競”中“去國”的過程。既然範例總是在一般原理的背景下才能成為(wei) 範例，那麽(me) 可以通過審視康有為(wei) 對德國這一具體(ti) 範例的建構，重新切入其思考國際法權秩序的一般原理。康有為(wei) 對德國的讚許不僅(jin) 僅(jin) 是一種論戰策略，而是認為(wei) 德國工業(ye) 化進程富含可借鑒的經驗，其政製在列國激烈競爭(zheng) 的時代具有相當強的競爭(zheng) 力。康有為(wei) 預測德國將統合周邊各國，重構歐洲區域秩序。在民初的憲法爭(zheng) 衡中，康有為(wei) 也一度借鑒德國政製模式，設計憲法草案。康有為(wei) 對德國的誤解值得反思，但其在“國競”中“去國”的基本理論，具有“接著講”的價(jia) 值。

關(guan) 鍵詞：三世說、民族國家、工業(ye) 化、政製、康有為(wei)

日耳曼乎！憑波羅的海、地中海之間，據歐洲之中原，當百戰衝(chong) 要之地，氣候多寒，人色紅白，無高山大河之界，日在旋渦激刺之中，列國相競，人民苦戰，若我春秋、戰國焉，苦固甚矣。而又有教皇爭(zheng) 權，君主難統一之。以久激爭(zheng) 而日多變，以多變而四迸出，以四迸出而遭怪異，以遭怪異而多考驗，以多考驗而得新奇。廣逾萬(wan) 裏，積凡千年，然後導而引之，放而大之；遂以光被四表，橫溢海宇，而有今日披靡地球、淩吞八極之狀焉。

——康有為(wei) 《日耳曼沿革考》[1]

“百年中弱小之必滅者，瑞典、丹麥、荷蘭(lan) 、瑞士將並於(yu) 德，……其班、葡初合於(yu) 法，繼合於(yu) 英，……而英有內(nei) 變，或與(yu) 德戰而敗……”[2]在1913年刊行於(yu) 《不忍》雜誌的康有為(wei) 《大同書(shu) 》中，可以讀到這樣一段對歐洲民族國家疆域變遷的設想：合並了瑞典、丹麥、荷蘭(lan) 、瑞士的德國，將與(yu) 合並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的英國之間發生戰爭(zheng) ，而德國將取得戰爭(zheng) 的勝利。這場巔峰對決(jue) 將意味著全球秩序的巨變——康有為(wei) 預測，大英帝國將分崩離析，印度將會(hui) 從(cong) 英國的統治下獨立，成為(wei) 區域霸權，而德國奪取大英帝國的某些遺產(chan) ，當為(wei) 題中應有之義(yi) 。

這個(ge) 列國不斷戰爭(zheng) ，弱國不斷湮滅的過程，究竟意味著什麽(me) ？在康有為(wei) 的視域中，這個(ge) 過程具有兩(liang) 重性，它既是列國時代本身的必然特征，也是超越列國時代、邁向大同的必經過程。中國從(cong) 春秋戰國的列國時代邁向秦朝統一的曆史經驗，為(wei) 康有為(wei) 提供了思考世界秩序的基本參照。而《孔子改製考》中即已成型的新“三世說”論述，則為(wei) 其流亡之後對列國的考察提供了基本理論框架。1871年統一的德國，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wei) 一個(ge) 成功的案例，被接納進“三世說”框架，並在其中獲得了一個(ge) 獨特的位置——德國不僅(jin) 是列國時代後來居上的新霸權國家，還是通向大同道路上的一個(ge) 路標，其本身的國家建構過程為(wei) 各國超越列國時代提供了某些獨特的思想和製度資源。在康有為(wei) 看來，從(cong) “一統”回歸“列國”時代的中國，可以借鑒德國的經驗，以更好地適應列國時代，並為(wei) 超越列國時代作必要的準備；當然，在當下的“國競”之世，他更願意將重點放在前者之上。

對德國體(ti) 現的二重性的認識，是康有為(wei) 在戊戌變法之後的流亡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但在流亡之前，德國已經是一個(ge) 給他造成極大刺激的國家。1897年11月14日，德國出兵侵占膠州灣，引發朝野震動。康有為(wei) 向清廷進呈《外釁危迫，分割迭至，急宜及時發憤，革舊圖新，以少存國祚折》，史稱“上清帝第五書(shu) ”，但未能到達光緒帝手中。康有為(wei) 不得已，替禦史楊深秀草擬了《請聯英日以製德氛而堅俄助折》，主張聯結英國和日本，抵禦德俄。不久，發生德國士兵滋擾即墨孔廟事件，震動朝野。康有為(wei) 趁機串聯朝野士子，掀起新一輪的上書(shu) 熱潮，最終促使光緒痛下決(jue) 心變法。戊戌變法失敗，康有為(wei) 流亡海外，終於(yu) 有機會(hui) 實地考察這個(ge) 曾給他帶來很大刺激的新興(xing) 霸權國家。他在1907年的《補德國遊記》中說自己“九至柏林，四極其聯邦，頻貫穿其數十都邑”。[3]但在1907年之後，康有為(wei) 還去過德國。據其女兒(er) 康同璧的統計，康有為(wei) 經過柏林總共有11次之多。[4]他在德國遊曆過多少城市呢？筆者根據《德國遊記》和《補德國遊記》略作整理，就已經達到二十多個(ge) ：柏林、慕尼黑、漢堡、基爾、德累斯頓、萊比錫、亞(ya) 琛、卡塞爾、威斯巴登、賓根、科隆、科布倫(lun) 茨、美因茨、波恩、馬格德堡、卡爾斯魯厄、路德維希堡、斯圖加特、埃森、烏(wu) 爾姆、康斯坦茨、曼海姆、波茨坦、布倫(lun) 瑞克……當時的德國國土麵積54萬(wan) 平方公裏，接近1997年川渝分治之前的四川省麵積，今天的德國經曆兩(liang) 次世界大戰，國土麵積則已大大縮水，相當於(yu) 我國雲(yun) 南省大小。康有為(wei) 在德國的遊曆，基本是在今天的德國邊境線內(nei) ，而在東(dong) 普魯士周邊（今波蘭(lan) 境內(nei) ）考察較少，但其足跡所至，密度卻甚為(wei) 驚人。康有為(wei) 旅跡遍及五大洲，但對一個(ge) 國家有如此大的精神投入，可謂絕無僅(jin) 有。

康有為(wei) 從(cong) 考察中得出的結論也頗令今人驚異——作於(yu) 1907年的《補德國遊記》如此評價(jia) 德國：“德政治第一，武備第一，文學第一，警察第一，工商第一，道路，都邑，宮室第一。乃至相好第一，音樂(le) 第一。乃至全國山水之秀綠亦第一。”[5]盡管在康有為(wei) 之前赴德的清朝士大夫斌椿、李鳳苞、洪鈞、許景澄、張德彝對德國也頗有讚譽，但似乎沒有哪一個(ge) 像康有為(wei) 那樣，如此毫無保留。

康有為(wei) 對德國的極端美譽，當然跟德國在20世紀初國勢的進一步上揚有關(guan) 。但更重要的是，放在當時的語境下，康有為(wei) 還有一個(ge) 不同於(yu) 前人的旨趣：他正在與(yu) 革命派進行激烈論戰，需要證明在當下的曆史階段中，君主立憲優(you) 於(yu) 共和，落實到其歐洲遊記的寫(xie) 作上，就要從(cong) 君主立憲國比共和國更為(wei) 繁榮的事實，反推君主立憲國道路更為(wei) 優(you) 越。而革命派論述共和的精神資源主要來自美國與(yu) 法國兩(liang) 個(ge) 國家，前者的GDP在1900年已居世界第一，康有為(wei) 無法否認美國的繁榮，於(yu) 是對其進行了特殊化處理：共和製之所以在美國有效，係因美國有特殊的條件，故美國的成功並不表明共和的普遍有效性；[6]而治理績效不甚理想的法國，就成了康有為(wei) 重點“打擊對象”。當然，用以打擊法國的武器，既可以是英國，也可以是德國，但康有為(wei) 最終選擇了突出德國，原因在於(yu) ：1.英國是老牌歐洲霸權，其成就有較長曆史積累，而德國統一不過三十多年，即取得驚人成就，甚至已經在挑戰英國霸權，可以更有力地表明君憲之有效性；2.英國發跡於(yu) 易守難攻的海島，德國崛起於(yu) 歐洲大陸“百戰衝(chong) 要之地”，[7]中國的地緣政治條件更接近於(yu) 德國而非英國，相比之下，德國經驗無疑更值得參考；3.具體(ti) 到與(yu) 法國的關(guan) 係上，盡管19世紀英國在海外殖民地的爭(zheng) 奪中屢屢擊敗法國（比如對埃及的爭(zheng) 奪），但普魯士軍(jun) 隊畢竟長驅直入巴黎，德意誌第二帝國是在巴黎宣布成立，這可以更直接地反襯出法國之頹勢。但是，康有為(wei) 對德國的讚許，不僅(jin) 僅(jin) 是一種論戰策略。康有為(wei) 不僅(jin) 密集考察德國，而且留下大量與(yu) 德國相關(guan) 的筆記與(yu) 政論文字：不僅(jin) 有《德國遊記》和《補德國遊記》兩(liang) 篇直接記錄旅德考察成就，更有《日耳曼沿革考》考察德國與(yu) 奧匈帝國所共享的從(cong) 日耳曼部落到神聖羅馬帝國的前史；《物質救國論》中大量篇幅直接介紹德國的經驗；在希臘、土耳其、丹麥、法國等國遊記中，都有一些觀察或對比直接涉及德國。更重要的是，遊曆德國所形成的判斷，最終實實在在地影響到了康有為(wei) 的政治行動。在一戰期間，康有為(wei) 以德國十分強大為(wei) 由，反對中國加入協約國作戰。大致可以說，在一戰德國落敗之前，康有為(wei) 確實真誠地相信德國代表著新的世界潮流，應當成為(wei) 中國學習(xi) 的榜樣。既然範例總是在一般原理的背景下才能成為(wei) 範例，那麽(me) 我們(men) 就可以通過審視康有為(wei) 對德國這一具體(ti) 範例的建構，重新切入其思考國際法權秩序的一般原理。[8]

一、從(cong) “眾(zhong) 小競爭(zheng) ”到大國爭(zheng) 雄

1904年是康有為(wei) 歐遊之始。在漫遊意大利那不勒斯、羅馬、米蘭(lan) 等城之後，5月16日，康有為(wei) 從(cong) 瑞士坐車進入德國，在康斯坦茨下車，泛舟博登湖，此後又坐車進入巴伐利亞(ya) ，抵達慕尼黑。慕尼黑是他訪問的第一個(ge) 德國大城市，在他眼裏，這個(ge) 城市道路寬廣整潔，宮室新麗(li) ，勝過倫(lun) 敦、巴黎、那不勒斯等城市。而德國人的治理，在他看來可歸納為(wei) 四個(ge) 字：“嚴(yan) 肅整齊”，可謂“冠絕歐土”。[9]

無論是普法戰爭(zheng) ，還是俾斯麥統一德國的戰爭(zheng) ，不過是一兩(liang) 代人之前的事情，在德國隨處還能見到當年列國爭(zheng) 雄的遺跡。在其1907年《補德國遊記》中的《來因觀堡記》中，康有為(wei) 記錄了自己沿著萊茵河旅行，一路考察河兩(liang) 岸的堡壘的經曆。這些不久之前還在使用的堡壘在德國統一之後就已經廢棄，這引發了康有為(wei) 深深的感慨。中國人“生於(yu) 一統之國，萬(wan) 千裏無一戰壘，民多老死，不見兵革，父子夫妻相保，以長子抱孫”，而歐洲人兩(liang) 千多年來列國並立，戰亂(luan) 不斷，相比之下，中國人可以說是幸福得多。然而“禍福無門，得失相召，歐人以競爭(zheng) 致今日之治，乃反有以過我者”。[10]從(cong) “眾(zhong) 小競爭(zheng) ”中，產(chan) 生了新的歐洲文明，深刻地改變了世界的形勢。

由於(yu) 地處寒冷之地，生計艱難，條頓民族的崛起晚於(yu) 希臘、羅馬之後。法蘭(lan) 克王國建立，但國土反複分割和分封，導致君權衰落，與(yu) “專(zhuan) 尚帝製”的東(dong) 羅馬帝國形成鮮明對比。[11]到了近代，更是形成了“眾(zhong) 小競爭(zheng) ”之勢。康有為(wei) 在1904年《德國遊記》列出了他心目中的“日耳曼三傑”：路德為(wei) “教門之傑第一”，康德為(wei) “哲理之傑第一”，俾斯麥為(wei) “功業(ye) 之傑第一”。列舉(ju) 這三者，直接目的是證明“日耳曼人才之盛”。[12]但令人驚異的是，康有為(wei) 不僅(jin) 認為(wei) 路德是三者之中最重要的人物，甚至認為(wei) 路德的重要性，超過亞(ya) 曆山大、凱撒、拿破侖(lun) 、希臘七賢、哥白尼、培根、哥倫(lun) 布、瓦特、富蘭(lan) 克林、達爾文等偉(wei) 大人物。路德何德何能，配得上康有為(wei) 如此盛讚？作為(wei) 儒教的革新者，康有為(wei) 特別關(guan) 注基督新教的奠基者路德，並不令人意外。但是如果仔細閱讀，可以發現康有為(wei) 評價(jia) 路德的標準實則十分怪異——在康有為(wei) 看來，路德之偉(wei) 大，不在於(yu) 統，而在於(yu) 分——他的宗教改革使得歐洲變得極其碎片化。新教的崛起，大大削弱了舊教的勢力，促生了曠日持久的宗教戰爭(zheng) ，在此過程中，不僅(jin) 教皇的權力衰弱，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也日益虛弱，歐洲出現無數獨立的政治單位，在均勢之中，形成了今日的“萬(wan) 國公法”，即國際法。新教的出現，也大大衝(chong) 擊了舊教對教育的壟斷，於(yu) 是新學發揚光大，為(wei) 新文明奠定基礎。康有為(wei) 毫不諱言，歐洲的宗教戰爭(zheng) 極其殘酷，尤其是17世紀的“三十年戰爭(zheng) ”，“德民經此久戰，城邑荒蕪，工商凋落，國弊民窮。垂至於(yu) 俾士麥未統一以前，德民之困苦凡三百餘(yu) 年，役屬於(yu) 法，不能自振。”[13]

由此來看，路德分裂歐洲，可謂形塑了歐洲新文明的演變路徑，為(wei) 俾斯麥的事業(ye) 設定了基本前提，俾斯麥所締造的德國，當然也具有歐洲新文明的基本特征。但對於(yu) 養(yang) 育路德的德意誌區域來說，路德的改革所造成的首先是巨大的破壞。如果沒有俾斯麥領導的德國統一，歐洲建立在“眾(zhong) 小競爭(zheng) ”基礎上的文明形態不會(hui) 有太大變化，隻不過在歐洲的列國爭(zheng) 霸格局中，德意誌諸邦隻能處於(yu) 邊緣地位。就此而言，俾斯麥作為(wei) “功業(ye) 之傑”，對於(yu) 德國的崛起具有直接的意義(yi) 。

路德宗教改革毀“一統”，歸“封建”，又何以催生當代歐洲文明？在作於(yu) 1906年的《日耳曼沿革考》中，康有為(wei) 從(cong) 五個(ge) 方麵進行了總結：1.封建貴族製約君權，為(wei) 立憲之政奠基；2.封建勢力眾(zhong) 多，相互牽製，難以相互滅國，於(yu) 是“競爭(zheng) 則思變而求進，於(yu) 是政法日加改良，鄰國亦妒而不能下，於(yu) 是相師；互競互師，日變日長，如水漲則堤高，堤高而水愈漲，攻防迭用，無有已時。故弊者日去，而精者日新，此歐政之所以日善也。”3.各國難以攻滅，導致了大規模海外殖民，新的空間則使新理、新學進一步廣大；4.封建製下有世爵者相互競爭(zheng) ，導致了宮室和器物的改良；5.因無帝者一統，自由城市得以生存，平等、民主、共和之製由是而生。[14]一言以蔽之，列國競爭(zheng) 是當下新歐洲文明的發展動力。

以上第四點看起來比較瑣碎，讓人懷疑是否可與(yu) 其他四點在同一平麵上。但這其實是康有為(wei) 通過親(qin) 身遊曆所獲的一大心得。他在德國各城遊覽，所見最多的就是各類宮室建築。德國幾乎每個(ge) 稍大點的城市，都有“體(ti) 製瑰奇，鬥新競異”的宮室。相比之下，中國“惟卑宮陋室最為(wei) 近蠻，且衛生不宜，無一是處”。但這一反差有著深刻的曆史根源：“自孔子削去百祀，不語神怪，而神權不昌。孔子既惡封建之專(zhuan) 橫，尚卑宮而譏建築，又立一統之義(yi) 。漢後封建永廢……將相皆起自凡庶，侯封僅(jin) 列為(wei) 虛爵位，卿士皆無有世祿，貧困不能大舉(ju) 。至唐慧能說佛，直指本心而罷棄禍福。朱子則幾為(wei) 無鬼論矣。寺廟皆市裏小人婦女為(wei) 之，少有士大夫出力為(wei) 之經營。神、侯兩(liang) 怪掃除久矣，故宮廟皆無。惟一天子宮闕規模廣大，實冠大地。然以無與(yu) 競爭(zheng) ，故絕不精麗(li) 。而天子之宮闕又非卿士、凡庶所敢摹擬，而卑宮尚簡之經說又複為(wei) 人所尊，不敢因事宜而易之。”[15]在康有為(wei) 看來，中國在宮室建築方麵的落後，原因恰恰在於(yu) 很早就破除了神權和封建，實現了君主的一統，沒有人敢於(yu) 和君主在宮室上競爭(zheng) ，而君主一旦受到崇尚簡樸的哲學或風氣影響，在自己的宮殿營建上也不會(hui) 用力，於(yu) 是整個(ge) 國家的宮室建築就乏善可陳了。而在歐洲，長期以來，封建王侯與(yu) 教會(hui) 勢力眾(zhong) 多，各方都大建宮室，宣示財富和力量，因此就形成了許多精美雄偉(wei) 的宮室建築——從(cong) 中國人習(xi) 慣的觀察視角來看，這當然是封建王侯與(yu) 教會(hui) 掠奪的民脂民膏。但誰能想到，歐洲人竟然走出工商文明的路子，財富不斷積累，盡管王侯與(yu) 教會(hui) 極盡奢華，民眾(zhong) 竟能安然承受？

在非毀滅性的列國競爭(zheng) 環境中，各國為(wei) 了調動資源進行外部競爭(zheng) ，逐漸發展出精細的治理方式；而在一統的時代，由於(yu) 競爭(zheng) 的消失，治理方式反而變得粗放。在《德國遊記》中，康有為(wei) 摘錄了一則德國巡警章程，列舉(ju) 出其中警察對社會(hui) 方方麵麵的管理，比如限製集會(hui) ，不許學生入店飲酒，小販必須帶執照等等。如此細致的規定，讓康有為(wei) 想起中國封建時代“治及纖悉”的周禮。[16]康有為(wei) 更是注意到，德國各行各業(ye) 都有嚴(yan) 密的管理規則，要求業(ye) 主取得許可執照，雇員取得相應的資格證書(shu) 。[17]而這在中國是難以想象的。在一統之世，中國老百姓有著極大的自由，營業(ye) 、建屋、經商、習(xi) 工、開學、為(wei) 醫等等方麵，都不需要官府許可，臣民平時跟官府打交道的機會(hui) 非常有限。康有為(wei) 比較了日本、美國、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與(yu) 中國的稅收，斷定中國老百姓的稅負遠低於(yu) 列國。[18]由此推出的結論是，生活在一統之世的中國老百姓實際上比歐洲人更自由，也因此，法國大革命的自由主張在中國並沒有太大意義(yi) ，中國並不存在領主對於(yu) 民眾(zhong) 的管製極其細密、壓迫太盛的沉屙，因此也無需采用法國大革命這劑猛藥。[19]但另一方麵，中國老百姓比較自由，跟官府的關(guan) 係很鬆散，也導致了“民氣散漫，民質拖遝”，在萬(wan) 國競爭(zheng) 的時代，碰到“整齊嚴(yan) 肅之兵氣”，難有成功抵抗的希望。[20]

還在“眾(zhong) 小競爭(zheng) ”階段，普魯士就推行了普遍義(yi) 務兵役製，俾斯麥統一德國之後，又將此製度推廣到各邦。在康有為(wei) 看來，普遍義(yi) 務兵役製一方麵大大增加了武力，另一方麵，還帶來另外一個(ge) 效果，就是大部分國民受過軍(jun) 事訓練，因此“精明嚴(yan) 悍，紀律整然”，大大提高了勞動力的素質，有利於(yu) 工商業(ye) 的發展。[21]康有為(wei) 提議在中國引入德國的義(yi) 務兵役製，舉(ju) 國為(wei) 兵，既提升軍(jun) 力，更提升民氣。

康有為(wei) 在此所說的“自由”，具有極強的消極自由的意涵，是老百姓不受官府幹預的自由。康有為(wei) 通常以民權來指稱參與(yu) 政治的積極自由。他當然認為(wei) 歐洲列強在民權建設方麵走在中國的前麵。但是，歐洲列國競爭(zheng) 擴大國內(nei) 民權的過程，恰恰表明民權並非免費午餐，其擴張恰恰會(hui) 導致免受官府幹預的自由的削減。康有為(wei) 針對晚清的君憲運動指出，“立憲之後，恐更有加重征稅、密增法律之事。”[22]在《物質救國論》附錄《論省、府、縣、鄉(xiang) 議院宜亟開為(wei) 百事之本》中，他論述了開地方議院的兩(liang) 大功能：第一是籌款，議員基本上是士紳，向他們(men) 賦權，同時也意味著他們(men) 將承受更重的財產(chan) 負擔；第二，推舉(ju) 專(zhuan) 門的外交人才，改變目前的外交由親(qin) 王、宰相兼任的局麵。[23]擴大政治參與(yu) 的目的是為(wei) 了溝通上下，達到更好的國家治理。而這當然也意味著國家對臣民生活的更細致的幹預和管理。

“眾(zhong) 小競爭(zheng) ”的重點不僅(jin) 僅(jin) 在於(yu) “競爭(zheng) ”，也在於(yu) “小”。因為(wei) 政治單位很小，所以可以做到“交通靈便，政化易感，風俗易激，相師相忌，相扶相迫，而交相進化於(yu) 無已也。”[24]而這正是德國集中展示出來的歐洲新文明的基礎。一些中國論者認識到歐洲從(cong) “眾(zhong) 小競爭(zheng) ”中產(chan) 生新文明的邏輯，同時認為(wei) 中國若要融入這一新文明，需要重走歐洲當年的道路。而從(cong) 康有為(wei) 的眼光來看，這完全是刻舟求劍之舉(ju) 。當其門人梁啟超、歐榘甲鼓吹廣東(dong) 獨立的時候，康有為(wei) 毫不猶豫地予以嗬斥。他指出，國家之間的競爭(zheng) 正在升級，歐洲的小國正在逐漸合並成大國，在大國威脅之下，小國的生存已成為(wei) 一個(ge) 嚴(yan) 峻的問題。康有為(wei) 以印度因內(nei) 部分裂而終滅亡於(yu) 英國的例子強調，中國應當加強內(nei) 部團結，致力於(yu) “外競”，如果出現內(nei) 部分裂，反而會(hui) 導致列強乘虛而入，各個(ge) 擊破，最後將中國變為(wei) 殖民地。[25]

康有為(wei) 更通過德國與(yu) 奧匈帝國的對比，強調了大國競爭(zheng) 時代國家內(nei) 部整合的重要性。在《日耳曼沿革考》中，他尖銳地指出，奧匈帝國之所以落後，核心原因恰恰在於(yu) 其內(nei) 部整合程度太低，有14種語言，10種文字，而德國通行德語，有四種地方口音，但普魯士口音得到了普及。奧匈帝國語言文字不通，大大增加了國家的運作成本。皇帝和官吏不得不學多種語言。在軍(jun) 隊裏麵，官與(yu) 兵，兵與(yu) 兵之間經常無法溝通，導致戰鬥力低下。[26]但是，由於(yu) 民權大盛，哈布斯堡皇帝不敢在帝國境內(nei) 推行統一的語言文字，而德國皇權比奧匈帝國皇帝更強，所以在全國推行了普魯士口音，普魯士之外的其他邦國縱有不滿，也無法對抗。

何以民權大盛導致哈布斯堡皇帝無法推行統一政策？康有為(wei) 《補奧遊記》在議會(hui) 政治中發現了中間的傳(chuan) 導機製：“其在議院也，十四州各自為(wei) 政黨(dang) ，各日月傾(qing) 軋爭(zheng) 政權。於(yu) 是奧政府無能數月者，於(yu) 是奧政治無一能舉(ju) 者，於(yu) 是坐視其強鄰故藩之德日新月盛而已，則袖手待亡。蓋國主無權，而數十黨(dang) 劇爭(zheng) ，雖百萬(wan) 億(yi) 裨斯麥無所用其力。於(yu) 是宮室之偉(wei) 麗(li) ，作廠之繁多，國富之財力，隻為(wei) 亡國之具而已。”[27]1912年的《奧政黨(dang) 考》進一步重申了《補奧遊記》中的發現，康有為(wei) 指出，奧國有18個(ge) 政黨(dang) ，“各私其州人”，[28]而各州“風俗不親(qin) ，語言不合”，各州之“私”，無法通過議會(hui) 政治的平台，成功轉化成為(wei) 國家的“公”。其時新生的中華民國正麵臨(lin) 著政黨(dang) 蜂擁而起的局麵，康有為(wei) 貶奧而揚德，可見其對民國議會(hui) 政治導致地方之“私”盛行的深深擔憂。

德意誌各邦享受了“眾(zhong) 小競爭(zheng) ”的紅利，並在競爭(zheng) 升級的19世紀，形成統一國家。在俾斯麥的領導之下，德國自立於(yu) 歐洲列強，並以逐漸增長的經濟和軍(jun) 事實力為(wei) 基礎，開展全球性的霸權競爭(zheng) 。德“國力既實，工商日興(xing) ，乃慕英、法屬地之富，俾士麥乃大倡殖民之策，始啟非洲，垂涎於(yu) 吾膠。”[29]德國以極快的速度擴展自身的海軍(jun) ，開辟海外殖民地。康有為(wei) 在柏林的“屬國博物院”目睹德國對於(yu) 自己的帝國事業(ye) 的炫耀，膠州的海關(guan) 道旗被作為(wei) 戰利品，與(yu) 一堆非洲戰利品放在一起，令向來鄙視非洲黑人的康有為(wei) 憤怒不已。在波茨坦的“阿朗賒理宮”，康有為(wei) 目睹德國於(yu) 1900年從(cong) 中國掠奪的元朝郭守敬製作的渾天儀(yi) 、紀限儀(yi) 等天文儀(yi) 器，更是黯然淚下，作長詩一首，銘記國恥。[30]顯然，他推崇德國，意在推動中國通過借鑒德國的治道，在列強競雄的時代自立自強。

二、物質之盛

康有為(wei) 在作於(yu) 1904年的《物質救國論》指出：“科學為(wei) 救國之第一事。”[31]又雲(yun) ：“夫人道之始，國勢之初，皆造端於(yu) 實力。其文學、哲理之發生皆其後起，既強盛之後，而後乃從(cong) 而文之。故物質學乎，乃一切事理之托命。如有平地矣，而後可跳舞踐蹈；有巨艦矣，而後可臨(lin) 陣賦詩。若皮之不存，毛將焉傅？故無新物質學，則軍(jun) 國民無所托依以為(wei) 命，而被人吞割，何複雲(yun) 雲(yun) ？”[32]

戊戌前後康有為(wei) 對於(yu) 民權的熱切關(guan) 注，在其流亡之後日漸淡化，而對物質力量的關(guan) 注日漸上升。這一變化有深刻的原因：1.戊戌之時，康有為(wei) 可謂朝野極為(wei) 激進的民權派，主要對手是反對變革的守舊派，而在流亡之後，其主要論戰對手已經變成了比自身更為(wei) 激進的革命派，此時高談民權可能恰恰會(hui) 為(wei) 革命作嫁衣裳。2.周遊列國的經驗，使得康有為(wei) 對“國競”的殘酷性有了更為(wei) 切身的體(ti) 會(hui) ，對一國而言，如果沒有足夠的物質力量以自存於(yu) 列國時代，非物質文明的進步就無所依傍。而民權建設與(yu) 物質建設的關(guan) 係，也絕非前者促進後者那麽(me) 簡單，相反，很多時候是反過來的：一定的物質基礎，才使得民權的擴大成為(wei) 可能。如議會(hui) 製度之所以能夠大行於(yu) 世，“實因物質發明，鐵路、電線之縮地為(wei) 之”。[33]科技進步使得以往感受到的遼闊的空間變小了，而使得代議製政府成為(wei) 可能。從(cong) 這一原理出發，在康有為(wei) 授予德國的無數個(ge) 第一之中，工商第一無疑處於(yu) 基礎位置。

康有為(wei) 第一次進入德國，在慕尼黑停留時，即被慕尼黑的啤酒所觸動。第一是口味佳。“吾飲歐美各國之啤酒矣，皆略有苦味，不宜於(yu) 喉胃，惟貓匿之啤酒入喉如甘露，沁人心脾，別有趣味。”第二是杯子大。“其飲啤之玻杯奇大如碗，圓徑三四寸，有高八寸而圓徑二存，初視駭人，全歐美所無也。”第三是飲風獨特。去德國餐廳裏，不喝酒反而要多收一馬克。好奇之下，康有為(wei) 也開始喝慕尼黑啤酒，最後喝上癮了。他觀察到，啤酒有益於(yu) 國民健康，度數比威士忌要低得多，多飲也不易損害身體(ti) ，適量飲用更是美容美顏。“德人顏如渥丹，儀(yi) 表壯偉(wei) 冠絕天下，則啤酒之功之賜也。”[34]支撐德國好酒之風的是一個(ge) 龐大的啤酒工業(ye) ：“酒場二萬(wan) 五千，雖釀二千四百萬(wan) 樽，費麥九十六萬(wan) 噸，每噸可造酒二十五樽，普十之六，巴威十之三，平均每人飲二十加侖(lun) ，天下皆謂德人好酒。”[35]

德國的啤酒工業(ye) 給康有為(wei) 帶來了最初的觸動，而此後參觀克虜伯炮廠、遊各地博物院、造船廠等經曆，更使康有為(wei) 堅定了對德國經濟實力的信心。他注意到，德國土地貧瘠，雖然工業(ye) 化使得農(nong) 業(ye) 產(chan) 量大大增加，但糧食仍無法自給，需要大量進口。但在其他方麵，德國的各項指標都相當可圈可點。康有為(wei) 對德國與(yu) 英、法進行了多項對比。如在蒸汽動力上，德國是765萬(wan) 匹馬力，英國是1297萬(wan) 匹馬力，法國隻有491萬(wan) 匹馬力；在船舶噸位上，德國是155萬(wan) 噸，英國是896萬(wan) 噸，法國隻有89萬(wan) 噸；德國的鐵路曆程達27850裏，僅(jin) 次於(yu) 美國，居世界第二，超過英法兩(liang) 國的20900裏；德國的商品輸出為(wei) 3億(yi) 75000萬(wan) 磅，比法國多出7000萬(wan) 磅，而在普法戰爭(zheng) 之前，法國的商品輸出量占優(you) 。[36]在各項指標對比中，康有為(wei) 通常會(hui) 刻意強調德國對法國的超越，旨在給讀者造成法國經濟沒落的印象，其進一步的目的是為(wei) 了論述德國治理得法，法國空談自由誤國。同時，他也熱衷於(yu) 做縱向對比，指出德國的經濟增速驚人，今日的各行業(ye) 的產(chan) 量，往往數倍、十數倍甚至數十倍於(yu) 幾十年前的產(chan) 量，以佐證其對德國國勢蒸蒸日上的判斷。

在德國的工業(ye) 產(chan) 品中，康有為(wei) 尤關(guan) 心最高端的產(chan) 品——機器：“德百物皆廉賤，機器又精美，欲購機器及歐物莫如德矣。”[37]“德國製造”價(jia) 格比英國能便宜三分之一，比美國便宜一半。要采購機器裝備，德國是最好的貨源地。康有為(wei) 建議，中國朝廷和民間公司都應該在柏林派采購代表，可以省大半費用。

不過，康有為(wei) 同時也注意到，當時英國人仍然蔑視德國貨。德國貨在英國的名聲，與(yu) 今天中國貨在歐洲的名聲類似。這裏有一個(ge) 重要的背景：1887年8月23日，英國議會(hui) 通過了侮辱性的商標法條款，規定所有從(cong) 德國進口的產(chan) 品都須注明“Made in Germany”。“德國製造”由此成為(wei) 一個(ge) 法律新詞，意味著遠不如英國貨的假冒偽(wei) 劣產(chan) 品。然而，到了二十世紀，英國人仍然如此歧視德國貨，康有為(wei) 就深感不平。他指出，英國人的惡意評論，目的在於(yu) 損害德國貨的聲譽，以保護自己的產(chan) 品市場。但不管英國人如何詆毀德國產(chan) 品，“德國製造”後來居上的態勢難以阻擋：“……今德工商業(ye) 馳騁亞(ya) 、歐、非、美之國，大奪英商之業(ye) ，無在不勝，實以美而廉也。”[38]在康有為(wei) 的其他歐洲遊記中，也會(hui) 在貌似不經意之間提到“德國製造”在這些國家的影響，此非偶然。

20世紀初的“德國製造”為(wei) 啥如此成功？康有為(wei) 從(cong) 幾個(ge) 方麵思考了德國工業(ye) 崛起的原因：“完全之教，專(zhuan) 門之學，豐(feng) 厚之資，勞動之力。”[39]“完全之教”和“專(zhuan) 門之學”都關(guan) 乎德國的教育，而且二者緊密聯係在一起：“德國學之尤有實效者，尤在實業(ye) ，職工學業(ye) 。其政府專(zhuan) 獎勵工商，凡有一工業(ye) ，即設此業(ye) 之專(zhuan) 門學校，使學問之理論與(yu) 實業(ye) 之練習(xi) 合同而化，工人皆有新學之知識而創新改良，學人皆有實測之試驗而不蹈空泛論。”[40]

康有為(wei) 通過與(yu) 英國的比較，凸顯出德國在教育上的競爭(zheng) 優(you) 勢：“英人昔無工商專(zhuan) 門學，故以百年工藝先進國驟為(wei) 德國爭(zheng) 長，近亦師德而增立矣。”[41]就是說，在工學和商學的教育上，德國人“逆襲”了英國。英國為(wei) 什麽(me) 沒有“工商專(zhuan) 門學”呢？今天我們(men) 知道，這是因為(wei) 英國的正式教育體(ti) 製貴族氣很重，牛津劍橋的富家子弟們(men) 更是看不上工廠裏的工匠們(men) ——康有為(wei) 在其英國係列遊記中，對牛津劍橋學生的風氣也有劣評。[42]另一方麵，英國企業(ye) 裏的工匠們(men) 不懈地研究技術，研究到一定程度，難免碰到原理上的瓶頸，但英國正式教育體(ti) 製不回應企業(ye) 所提出的問題。產(chan) 學研一脫節，進入19世紀末化學與(yu) 電氣工程時代後，英國雖然能有個(ge) 別優(you) 秀的工業(ye) 企業(ye) ，但難以產(chan) 生優(you) 秀的工業(ye) 企業(ye) 集群。相比之下，德國打通了校園和工廠，實現了產(chan) 學研一條龍。不僅(jin) 大學裏大興(xing) 工學教育，上大學無望的窮人也可以進入職業(ye) 技術學校，成長為(wei) 有一定理論修養(yang) 的技術人員。就此而言，康有為(wei) 對德國工商教育的判斷，完全立得住腳。

就“勞動之力”而言，康有為(wei) 注意到德國人口的迅速增長，普法戰爭(zheng) 時德國人口是2700萬(wan) ，到20世紀初，已經繁衍到6200多萬(wan) ，翻番不止。德國人口不斷向外遷徙，擴展德國的工商影響。康有為(wei) 說，荷蘭(lan) 人與(yu) 瑞士北方人基本上是德裔，比利時德法各半，奧匈帝國有一千兩(liang) 百萬(wan) 德裔，“最富貴多才而有權”；倫(lun) 敦六百萬(wan) 人中，德裔占到一百萬(wan) 。美國紐約、芝加哥德裔都超過百萬(wan) 。德國人在俄國、羅馬尼亞(ya) 、保加利亞(ya) 、塞爾維亞(ya) 、土耳其等國的工商界都有極大的影響力。歐洲德裔總人口過億(yi) ，遠超拉丁與(yu) 斯拉夫民族。[43]康有為(wei) 指出，1840年之時，法國人口過於(yu) 德國，但到今日，法國人口不到4千萬(wan) 。[44]就出生率而言，“法每千人五年中，生二百二十五人，英則三百零七人，德則三百七十八人。”[45]法國之所以人口增長緩慢，除了康有為(wei) 所認為(wei) 的製度和道路劣勢之外，還有一個(ge) 獨特的因素：“聞法婦女，皆尚自由，不樂(le) 有子，故以隳胎為(wei) 事。”[46]墮胎盛行是婦女解放的結果，在這方麵，法國又走在英國和德國的前麵。男女平等是康有為(wei) 筆下“大同”的特征，然而在“國競”之世，女人不願生子，國家沒有足夠人口，競爭(zheng) 力就會(hui) 削弱。因此，如何防止“抑女過甚”，同時又對當前的婦女“獨立之勢”有所協調，是令康有為(wei) 十分糾結的問題。[47]但無疑，在他看來，德國恰恰得益於(yu) 較為(wei) 保守的社會(hui) 風氣，以至於(yu) 人口能繁衍眾(zhong) 多。

除“完全之教，專(zhuan) 門之學，豐(feng) 厚之資，勞動之力”之外，德國的工業(ye) 成功還得益於(yu) 產(chan) 業(ye) 的組織化，康有為(wei) 稱之為(wei) “工業(ye) 連合之法”，上下遊產(chan) 業(ye) 經常抱團，一起做大本國產(chan) 業(ye) ，擠垮外國同類產(chan) 品。康有為(wei) 提到了造船業(ye) 與(yu) 鑄鐵業(ye) 的聯合，而鐵路部門也盡力為(wei) 這種聯合減少運營成本。[48]從(cong) 今天的眼光來看，康有為(wei) 確實抓住了德國工業(ye) 體(ti) 係的一個(ge) 核心優(you) 勢。英國本土的工業(ye) 體(ti) 係受到大英帝國擴張的影響，很多產(chan) 業(ye) 是在全球進行產(chan) 業(ye) 鏈布局，其投資活動受全球市場的波動影響較大。而這造成的結果是，盡管英國企業(ye) 可以從(cong) 全球許多地方汲取利潤，但本土產(chan) 業(ye) 的相互整合程度較低，一旦帝國事業(ye) 出現波動，其產(chan) 業(ye) 受影響也很大。德國在帝國事業(ye) 上是一個(ge) 晚來者，並沒有廣闊的海外空間可供產(chan) 業(ye) 布局，德國企業(ye) 還要和英、法、美等國的企業(ye) 進行激烈的競爭(zheng) ，而這恰恰促成了德國工業(ye) 的組織創新，各產(chan) 業(ye) 實現更為(wei) 緊密的整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生產(chan) 率。[49]

德國人還形成了成熟的通過交流促進技術創新的製度。他們(men) 很善於(yu) 搞商品交易會(hui) 、博覽會(hui) ，甚至讓製作器物的技師和學者親(qin) 自來現場推銷，一是看別人的反饋，二是看同行的創新進展，“既以迎人之意向，又以比較而得進化焉。”[50]這種競爭(zheng) 和交流機製促進了技術進步，加快工業(ye) 轉型升級。最後的結果，就是“無在非學問，無人非學人”、“既善分業(ye) 以專(zhuan) 而致其精，又能合業(ye) 以核而省其費”。[51]康有為(wei) 已經貶損過英國，在此不忘把法國人連帶著批評一通，說法國人善於(yu) 搞理論，但不善實業(ye) ，社會(hui) 中人人爭(zheng) 當醫生和律師，這一傾(qing) 向對國家參與(yu) 國際競爭(zheng) 相當不利；畢竟一個(ge) 國家實力要上台階，還是需要建立強大的工業(ye) 。

在宏觀經濟政策層麵，康有為(wei) 觀察到：“德政府主幹涉，而德人甚願之。蓋國爭(zheng) 之世，雖有私人之發憤、大群之協力.更必有政府保護，三者合而後事業(ye) 成：若開礦、河，鐵路、航路，皆賴政府之力。有謂德人異於(yu) 法，不好民權自由，而上下得以相成。蓋凡事皆貴調和。當民權自由盛極之世，上如標枝，民如野鹿，豈能合而與(yu) 外競爭(zheng) ？方今新世不患專(zhuan) 製，故德人上下合力。適以收效。”[52]沒有證據表明康有為(wei) 在旅歐時閱讀了李斯特的國民經濟學，但這段論述表明康有為(wei) 極其重視政府對於(yu) 經濟的組織作用。而這正是其《物質救國論》中潛藏著的傾(qing) 向——因該論提出的種種改善中國物質生產(chan) 的提議，都有賴於(yu) 清政府去牽頭組織。

當然，康有為(wei) 最後的反思還是落在中國上：“若我國學者，尤為(wei) 望空，好談哲學文章而輕鄙工商，故機藝尤絀。”[53]康有為(wei) 批評清廷主事者目光不夠長遠，滿足於(yu) 購買(mai) 外國艦艇、槍炮，卻沒有致力於(yu) 在中國建立起成型的軍(jun) 事工業(ye) ，而外國的技術不斷進步，今日購買(mai) 的武器裝備，到明日就變得陳舊，不堪大用。[54]而要建立起中國自己的工業(ye) 體(ti) 係，就需要技術、人才和資金。技術和人才的獲得，第一靠留學，第二靠延請西方名匠。就留學而言，康有為(wei) 提出“職工學宜往德”。德國的職業(ye) 技術教育體(ti) 係最為(wei) 完整和成熟，而且物價(jia) 比英、法、美各國便宜，中國應派遣大批留學生去學習(xi) 。[55]同時，在國內(nei) 大興(xing) 物質學，開設實業(ye) 學校，聘請外國名匠前來講學，小學教育增設機器、製木二科，大興(xing) 博物院、型圖館、製造廠，開設分業(ye) 職工學校，多舉(ju) 辦賽會(hui) （商品交易會(hui) 、博覽會(hui) 等）。最後，要用好海外華僑(qiao) 力量，與(yu) 內(nei) 地形成工商上的相互呼應。[56]通過這些基礎設施和製度的建設，中國可以較快建立自己的工業(ye) 體(ti) 係，增強國力，改變落後挨打的地位。

用今天的網絡語言來說，康有為(wei) 是一個(ge) 不折不扣的“工業(ye) 黨(dang) ”。以往的論者多突出康有為(wei) 的經學家、政論家的身份，而實際上他又是一個(ge) 投資家、企業(ye) 家。他掌握著保皇會(hui) 的資金，投資遍及地產(chan) 、交通、出版等多個(ge) 行業(ye) 。1906年，他前往墨西哥托雷翁市炒房地產(chan) ，又開辦一家華墨銀行，吸收墨西哥華人存款，投資於(yu) 房地產(chan) 和交通。1913年回國之後，又在上海炒地皮大賺了一筆。盡管他沒有真正在製造業(ye) 投資，但對於(yu) 製造業(ye) 的運作原理，了如指掌。沒有這些從(cong) 身體(ti) 力行中獲得的“物質學”修養(yang) ，我們(men) 就很難想象他在分析問題時，能如此清晰地看到經濟與(yu) 政治之間的複雜關(guan) 聯。

三、政製之妙：從(cong) “國競”到“大同”

在康有為(wei) 看來，物質文明雖為(wei) 德國國力的基礎，但如果沒有德國政製的保駕護航，德國的物質進步很難想象。在1904年《德國遊記》中，他是如此論述德國政製的：“苟未至大同之世，國競未忘，則政權萬(wan) 不可散漫。否則其病痿而不舉(ju) 。但具虛心以研天下之公理，鑒實趾以考得失之軌塗……遂覺德為(wei) 新式，頗適今世政治之宜；而英、美亦若瞠乎其後者，微獨法也。”[57]這是康有為(wei) 對德國政製的評價(jia) 中寫(xie) 得最為(wei) 直白的一句話，他認為(wei) 德國政製甚至比英、美都好，更不用說他刻意貶低的法國了。我們(men) 大致可以這樣概括康有為(wei) 對二十世紀初德國政製的認知：它是一個(ge) 君主主導的政製，政黨(dang) 和議會(hui) 所的作用比較弱，內(nei) 閣對君主而非議會(hui) 負責；雖然德國實行聯邦製，但邦單位較小，而且各邦已被普魯士整合進了一個(ge) 中央集權化的政治過程。俾斯麥行政經驗豐(feng) 富，手腕老到，實現了德國的統一，打贏普法戰爭(zheng) ；年輕的威廉二世逼迫俾斯麥下台，大權獨攬，進一步加強了德國政製行政主導的特征和中央集權化的傾(qing) 向，作為(wei) 一個(ge) “英主”，他領導德國繼續前進，國勢蒸蒸日上……。

強勢君權是德國憲製的核心。與(yu) 英國國王不同，德國皇帝並非“虛君”，而是掌握著聯邦層麵全部的行政權和軍(jun) 權，可以自主任命首相，而不必顧慮帝國議會(hui) 之中誰是多數黨(dang) 。在俾斯麥領導德國的時代，威廉一世充分信任俾斯麥，因此君主對行政權的主導，最後表現為(wei) 首相對於(yu) 行政權的主導。但是，俾斯麥擁有的巨大權力，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威廉一世個(ge) 人的信任。在威廉二世上台之後，很快就罷黜了俾斯麥，而後續的首相，無非就是威廉二世的輔政人員而已。

在《德國遊記》中，康有為(wei) 繪聲繪色地講述了威廉二世驅逐俾斯麥的故事：先是威廉二世召見大臣，大臣懾於(yu) 俾斯麥威權而敢入見，威廉問俾斯麥君主是否可以見大臣，俾斯麥說可以；於(yu) 是威廉頻頻召見大臣，等俾斯麥發現威廉已經成為(wei) 大臣們(men) 的領導核心時，就禁止大臣入朝見威廉——康有為(wei) 在此敘述有所誇張，曆史事實是，俾斯麥提醒普魯士大臣們(men) 嚴(yan) 格注意1852年9月8日發布的內(nei) 閣指令，這個(ge) 指令規定大臣們(men) 向皇帝直接報告的內(nei) 容如涉及整個(ge) 內(nei) 閣政策時，必須先把報告的內(nei) 容通知首相。[58]威廉召見大臣不得，於(yu) 是責怪俾斯麥專(zhuan) 權，俾斯麥認為(wei) 威廉侵吞了自己憲法所授予的用人行政之權；威廉要求俾斯麥辭職，俾斯麥拒絕。威廉替俾斯麥寫(xie) 好辭職書(shu) ，直接闖入俾斯麥家，俾斯麥認為(wei) 皇帝直闖其私宅違憲，威廉則問：“吾有權逐汝否？”俾斯麥曰：“此陛下有權，聽之陛下。”威廉迫使俾斯麥在辭職書(shu) 上簽名，俾斯麥以為(wei) 自己享有崇高威望，受到君主罷黜，會(hui) 引發國中變亂(luan) ，到時候君主收拾不了局麵，還會(hui) 召他回去，就帶著這樣的僥(jiao) 幸心理在辭職書(shu) 上簽了字。但威廉已派兵布局，國中無人敢起兵反對。三日之後，俾斯麥不得不“單騎就道”，打包走人。[59]

這段文字描寫(xie) 充滿傳(chuan) 奇色彩，在最後結尾的時候，讀者還能感覺到作者筆觸中蘊含的快意。盡管康有為(wei) 沒有提到像康熙去鼇拜這樣的事例，但其敘事中一些繪聲繪色的敘述，可以顯示他對這一事件的理解受到了許多描寫(xie) 君主如何除去權臣的曆史故事的深刻影響，比如說，威廉逐俾斯麥，要“先派兵遍鎮閭巷”，而俾斯麥自信自己被逐會(hui) 導致國中變亂(luan) ，看到變亂(luan) 遲遲未發生，才悵然離開自己的官邸。我們(men) 並不清楚，當他在寫(xie) 乾綱獨斷的威廉二世的時候，腦海中浮現的是不是被囚禁的光緒，但至少，這可能是他內(nei) 心的一種期待。

康有為(wei) 在旅歐過程中，在無數細節中看到威廉二世巨大的影響力：他在希臘的科孚島上看到威廉二師的行宮；[60]在柏林的曆代帝王服物之故宮看到威廉二世拜謁耶路撒冷之圖——數百年來，歐洲君主難以拜謁被穆斯林占領的耶路撒冷，而威廉二世是第一個(ge) ，“借以撫收突厥，雄心遠圖哉！”[61]在荷蘭(lan) ，康有為(wei) 聽到威廉二世欲以次子與(yu) 荷蘭(lan) 女王通婚，借以吞滅荷蘭(lan) 的故事。[62]在《德國遊記》中，康有為(wei) 對威廉二世不惜溢美之詞：“威廉之才，誠英絕冠大地者也。”[63]罷黜俾斯麥之後，威廉親(qin) 自掌握大權，為(wei) 避免首相當權時間太長而積累起對抗君主的權威，威廉十餘(yu) 年內(nei) 換了五位首相；威廉甚至違反憲法，不經內(nei) 閣大臣副署而直接下詔；議會(hui) 之中雖然黨(dang) 派眾(zhong) 多，但黨(dang) 爭(zheng) 受到君主抑製，不至於(yu) 妨礙大政方針。威廉所幹預的政務不僅(jin) 是聯邦層麵的，他經常出巡各邦，對各邦事務發表看法，久而久之，邦層麵也習(xi) 慣了這位君主的直接幹預。同時，威廉又喜歡統領軍(jun) 隊，經常半夜發命令召集軍(jun) 隊操練，他對軍(jun) 事的關(guan) 注，大大提升了軍(jun) 隊的士氣與(yu) 地位，“……德兵之氣象，其霸歐乎，殆必然也。”[64]

在立法權方麵，1871年4月16日公布的德意誌第二帝國憲法規定，聯邦議會(hui) 由帝國議會(hui) 和聯邦參議院組成。聯邦參議院由來自22個(ge) 諸侯國和3個(ge) 自由城市政府的58名全權代表組成，議員代表各邦，“其議長即以宰相充之，蓋俾斯麥以開創垂統得之也。”[65]帝國議會(hui) 則是由全德選民通過“普遍、平等、直接、無記名”的選舉(ju) 產(chan) 生。皇帝有權提前解散帝國議會(hui) ，但需得到聯邦參議院的同意。帝國議會(hui) 在帝國憲法規定的職權範圍內(nei) 提出法案，尤其是財政法案，但相關(guan) 法案隻有經過聯邦參議院的通過，才能生效。所以康有為(wei) 說，“德之政權在聯邦議院”，指的就是聯邦參議院的優(you) 勢地位。康有為(wei) 進一步注意到，在聯邦參議院裏，普魯士參議員達到17人，排在第二的巴伐利亞(ya) 隻有6人，“普人乃以美言收拾諸小邦議員，遂成多數，而各王國以人少失權。”[66]君主和宰相能主導普魯士議員，普魯士議員主導聯邦參議院，聯邦參議院又能製約帝國議會(hui) ，這就將帝國議會(hui) 裏的黨(dang) 派政治限製在一定範圍之內(nei) 。但同時，康有為(wei) 也並不認為(wei) 德國的立法機關(guan) 就是徒具象征意義(yi) 的橡皮圖章，至少還是有立法與(yu) 定稅兩(liang) 項大權，“君雖有行政之大權，而不能出法律之外，故民不蒙專(zhuan) 製之害。”[67]一位“明察勇敏”的強勢君主和一個(ge) 有基本實權的議會(hui) 相互補充，“既有議院以民權立法後，君主本難專(zhuan) 橫，而有賢君專(zhuan) 製以行政，則配置適得其宜。”[68]

就聯邦與(yu) 各邦關(guan) 係而言，第二帝國立法機關(guan) 的複雜架構，已足以表明聯邦相對於(yu) 各邦，已取得相當的優(you) 勢。普魯士是聯邦得以建立的推動力，其他各邦，領土和人口都比普魯士小得多。而威廉二世不僅(jin) 通過聯邦參議院將他的意圖貫徹到各邦。如前所述，他經常巡遊各地，對各邦事務發號施令。[69]這就進一步加速了德國聯邦製中原來潛藏著的中央集權化的傾(qing) 向。康有為(wei) 評論說，“……威廉號令全壤，有若中國及俄之帝王。當萬(wan) 國皆趨憲政時，違之則大亂(luan) ，而德乃由憲政返專(zhuan) 製，然乃大治，豈不異哉？”[70]

在康有為(wei) 看來，無論是德國的行政與(yu) 立法關(guan) 係，還是中央和地方關(guan) 係，都蘊含著某些可以進一步推廣的原理。1913年的《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代表著康有為(wei) 通過借鑒德國憲法來為(wei) 新生的中華民國進行政製設計的努力。這部憲法草案是康有為(wei) 參與(yu) 1913年民國朝野立憲大討論的產(chan) 物，在這場討論中，他和諸多立憲派和北洋派人士一起，站在國民黨(dang) 的對立麵。國民黨(dang) 反對總統製，主張實行議會(hui) 製，將總統變成沒有實權的虛位元首。鑒於(yu) 當時的輿論主流是參考法國模式，康有為(wei) 在論述中采取了一個(ge) 策略，他宣稱自己以法蘭(lan) 西第三共和國的憲法模式為(wei) 基礎，結合中國國情做必要的修改。在行文中，也處處防止讀者聯想到德意誌第二帝國的憲法模式。然而最後形成的憲製與(yu) 德國卻極其相似。

在康擬憲法草案中，總統既是國家元首，也是行政首腦，自主任用國務員，自主製定官製，都不需要經過議會(hui) 批準，這一點極類似於(yu) 德國皇帝的職權；總統可以提出法案，否決(jue) 議會(hui) 立法，解散議會(hui) ，但議會(hui) 不能反過來對內(nei) 閣提出不信任案，這一點也極類似於(yu) 德意誌第二帝國憲法的安排——盡管憲法並未直接規定皇帝的立法權，但借助聽命於(yu) 他的內(nei) 閣和聯邦參議院中的普魯士代表，皇帝的立法意圖很少能遇到較大的阻礙；相對於(yu) 行政權力而言，議會(hui) 權力較弱，但仍然有幾項極其關(guan) 鍵的實質權力：製定法律的權力、定稅的權力、批準政府預算的權力以及對於(yu) 總統和國務員的彈劾權等。這一權力範圍比德國議會(hui) 兩(liang) 院的權力略大。

在央地關(guan) 係上，1913年的《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對模仿美國、以省為(wei) 單位實行聯邦製表示極大的憂慮。康有為(wei) 指出，美國各州分治，但其曆史的趨勢是從(cong) 分到合，中央集權日益加強。中國原本是統一國家，非要學習(xi) 美國聯邦製，由合到分，有違曆史趨勢。以省為(wei) 自治單位，則更具危險性。中國的行省[71]從(cong) 規模上說相當於(yu) 歐洲的國家，而且交通不便，以行省為(wei) 自治單位很容易造成地方割據，最後像印度一樣，被帝國主義(yi) 勢力乘隙而入，各個(ge) 擊破。但是，康有為(wei) 對德國的聯邦製就比較放心。其基本的原因在於(yu) ，德國的自治單位較小，即便是最大的普魯士，也是“地小民寡，僅(jin) 如吾一府耳”。[72]早在1912年冬，康有為(wei) 就提出了“廢省”的主張。省本為(wei) 元製，康有為(wei) 主張返回漢唐的州府製度，通過劃小地方自治單位，防止地方勢力演變成為(wei) 封建割據。[73]而就此議，康有為(wei) 的說法是，“雖德之聯邦乃出天然，非可摹仿，吾更不可裂中國為(wei) 聯邦，但稍師其意，欲崇州郡之體(ti) 製耳。”[74]在康有為(wei) 看來，德製之所以契合於(yu) 民國所需，正因為(wei) 民國麵臨(lin) 著深重的國際競爭(zheng) 和國內(nei) 整合危機。辛亥革命爆發之後，外蒙和西藏分別在俄人與(yu) 英人支持下掀起分離主義(yi) 運動；辛亥革命的路徑大大增強了地方實力派的權力，新建的中央政府的財權、用人權、事權，相較革命之前的清政府均大大削弱；議會(hui) 政黨(dang) 政治中存在非常明顯的南北對立，難以起到政治整合的作用。既然中國的政黨(dang) 不成熟，康有為(wei) 相信，中國實現政治整合的關(guan) 鍵仍在於(yu) 一位強勢總統。盡管康有為(wei) 認定袁世凱在戊戌變法中出賣帝黨(dang) ，對其人一直持負麵看法，辛亥革命之後國家危機的背景下，他仍然將解決(jue) 危機的希望寄托在這位北洋領袖身上。站在1913年，回望其旅德曆程，我們(men) 就能理解他的德國論述對中國的意涵。

以上對德國政製的借鑒，重點仍在於(yu) 強調德國政製適合於(yu) 當下這個(ge) 國競之世。但康有為(wei) 同時認為(wei) ，德國政製中包含著超越“國競”之世的要素。春秋戰國的曆史可表明，列國時代的霸主，本身就是邁向一統的準備。康有為(wei) 當然認識到了這一層，但其提出的更具新意的論述是，德國的統一模式，尤其是聯邦製的架構，有利於(yu) 合小國為(wei) 大國，最終邁向“大同”。在《大同書(shu) 》第五卷中，康有為(wei) 以很大的篇幅回顧世界曆史，闡述國家之間衝(chong) 突所造成的種種慘烈後果。而“欲去國害必自弭兵破國界始”。而要“破國界”，則需要推動兩(liang) 方麵的進步：第一是實現各國“自分而合”，小國逐漸合並於(yu) 大國；第二是“民權進化”，革新政治——在此康有為(wei) 的思考與(yu) 康德《永久和平論》相似，即相信人民比君主更傾(qing) 向於(yu) 和平。具體(ti) 展開，則“先自弭兵會(hui) 倡之，次以聯盟國締之，繼以公議會(hui) 導之”。[75]而聯合邦國有三種不同的形式，分別對應於(yu) 據亂(luan) 世、升平世、太平世。

據亂(luan) 世則可召集平等的國家聯盟，康有為(wei) 舉(ju) 出的例子如春秋時的晉楚弭兵，古希臘各國的聯盟，19世紀的維也納會(hui) 議、俄法同盟、德奧意同盟等。平等國家聯盟的特征是：“其政體(ti) 主權，各在其國，並無中央政府，但遣使訂約，以約章為(wei) 範圍，……主權既各在其國，既各有其私利，並無一強有力者製之，……”[76]而這意味著這種聯盟具有很大的不穩定性，很容易因為(wei) 偶然的原因而破裂。

升平世則是“造新公國”。康有為(wei) 舉(ju) 出三代之夏商周，春秋之齊桓公、晉文公，以及當今的德國作為(wei) 例子。在他看來，三代與(yu) 德國的統一體(ti) 比較堅固，而齊桓、晉文不及。德國治體(ti) 的建立，則是先立公議會(hui) ，允許各國舉(ju) 議員，普魯士在聯邦參議院中獨占17席，普魯士總理遂成為(wei) 德意誌的首相。在“公議會(hui) ”之後設立的“公政府”，“立各國之上，雖不幹預各國內(nei) 治，但有公兵公律以彈壓各國。”[77]而這在康有為(wei) 看來，亦類似於(yu) 德國的聯邦政府，隻是公政府也要經過選舉(ju) 產(chan) 生，不應通過帝王世襲的方式，在此意義(yi) 上，公政府將超出德國所實行的二元君主立憲製。一旦能建立公議政院，不需百年時間，即可鞏固聯邦，而民權的增加，可以起到削弱各國政府主權的作用，“如德國聯邦”；各國即便有世襲君主，“亦必如德之聯邦各國”。[78]考慮到康有為(wei) 寫(xie) 作《大同書(shu) 》時候，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是君主製國家，德國以聯邦合諸國的經驗，就尤其具有普遍意義(yi) 。

而要進入太平世，則需要進一步張揚民權，“削除邦國號域，各建自主州郡而統一於(yu) 公政府者，若美國、瑞士之製也。”[79]在升平世階段，各邦國尚有君主、貴族之統治，但到太平世，都要改成公民的自治，而邦國也因此成為(wei) 真正統一於(yu) 公政府的州郡，無論是地方單位，還是中央單位，其議員和官員都由選舉(ju) 產(chan) 生。“於(yu) 是時，無邦國，無帝王，人人相親(qin) ，人人平等，天下為(wei) 公，是謂大同。”[80]

瑞士和美國盡管為(wei) 大同世界的治理製度提供了想象的基礎，但這兩(liang) 個(ge) 國家自身在走向大同的過程之中，卻未必都能走得很遠。正如本文在開頭所引的那樣，康有為(wei) 預測，“百年中弱小之必滅者，瑞典、丹麥、荷蘭(lan) 、瑞士將並於(yu) 德。”[81]瑞士的製度代表著未來，但在當下的大國競爭(zheng) 之中，卻不能籍以強國。在1913年的《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中，康有為(wei) 再次評論瑞士模式，一方麵是盛讚瑞士模式合乎“群龍無首，吉”之古義(yi) ，另一方麵又強力反對中國采用瑞士模式。[82]美國國力強盛，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將作為(wei) 區域霸權，合並其他國家；但美國沒有合並世襲君主國的經驗，在擴張的過程中，也必將參考德國的經驗，即通過公政府與(yu) 底層民眾(zhong) 的合謀，削弱中層的世襲君主的力量，直至將中層的世襲君主國變成普通的地方自治單位。在走向大同的視野之中，中國對德國的學習(xi) 借鑒，也就具有了更大的意義(yi) ——不僅(jin) 僅(jin) 是要在列國競爭(zheng) 中生存下來，而且要在通向大同的國家不斷合並的過程之中，掌握主動權。當然，中國自己有“造新公國”的曆史經驗，即所謂的“三代”，但對康有為(wei) 來說，更鮮活的曆史經驗，是由德國的統一和聯邦製所提供的。聯邦製或許能比三代之製更好地解決(jue) 合並各國過程中的禮儀(yi) 的問題：“其製各國獨立，保其尊崇而不幹其政，各國小君主或王或公侯皆與(yu) 各大國平等，即與(yu) 德帝亦平等，此其便人之歸合甚矣。夫使若中國之待屬國，必屈以臣禮，則人情或難之。”[83]議院和地方選舉(ju) 等“封建於(yu) 眾(zhong) 人”的製度，無疑也比三代“封建於(yu) 一人”的製度更有時代精神，更接近未來的大同之世。

那麽(me) ，德國這個(ge) 案例，反過來對於(yu) 認識康有為(wei) 的“三世說”又有什麽(me) 意義(yi) 呢？以德國為(wei) 參照，可以看到，康有為(wei) 所說的“破國界”過程，根本不是一個(ge) 溫情脈脈的過程。康有為(wei) 在《大同書(shu) 》中隱去了俾斯麥的“鐵血政策”，而僅(jin) 僅(jin) 呈現了德國通過聯邦製走向統一的過程，但眾(zhong) 所周知，沒有俾斯麥的“鐵血政策”，也不可能出現普魯士主導的德意誌第二帝國的聯邦製；康有為(wei) 也指出，聯邦製的表象，有利於(yu) 將普魯士的主導作用正當化，使得其他各邦更能接受現狀。因此，大國通過操縱“列國平等”的表象來吞並其他國家，可謂是“去國界”過程的常態。而“升平世”的“公政府”“公會(hui) 議”，至多要求邦國之間的形式平等，並不要求實質平等。實質的平等，是在公民而非邦國的層麵推進的。因此，在邦國的層麵，“破國界”的過程，隱含著一個(ge) “以殺去殺”的邏輯，它並不要求超越國際強權政治的邏輯，隻是為(wei) 之提供更恰當的文飾；它也不要求對弱小民族的民族主義(yi) 情感進行特別的保護，後者在他的“公理世界觀”中，並沒有多少位置可言。

當然，康有為(wei) 之所以如此泰然自若地敘述這一切，跟他對中國的信心有很大關(guan) 係。既然歐洲的蕞爾小國都能通過革新而實現繁榮，以中國的體(ti) 量，隻要有恰當的領導，國力的增強，絕非歐洲小國可比。這種自信支撐他走了很長的路，直到辛亥革命的發生。

四、偶像的黃昏？

“百年中弱小之必滅者，瑞典、丹麥、荷蘭(lan) 、瑞士將並於(yu) 德。”[84]1913年，康有為(wei) 剛在《不忍》雜誌上發表《大同書(shu) 》甲、乙兩(liang) 部，第二年世界大戰即爆發，老霸權帝國英國與(yu) 新霸權德國的巔峰對決(jue) 提早到來。在若幹年內(nei) ，北洋政府內(nei) 部圍繞著是否參與(yu) 第一次世界大戰，眾(zhong) 說紛紜。而康有為(wei) 堅決(jue) 地反對參戰。1917年，他致電段祺瑞和黎元洪，指出中國的國力不足以與(yu) 德國作戰：“其為(wei) 勝耶，則全歐危變，何況我之弱乎。其雖敗耶，然列強和議既成，德艦何難襲我，全球畏德如虎，誰能為(wei) 我興(xing) 師。不鑒於(yu) 高麗(li) 乎？雖海牙會(hui) 議，不敢受其來使，豈有興(xing) 仁義(yi) 之師以助高麗(li) 者乎。吾誠不忍聞德艦之炮聲震我境土。”[85]

當然，康有為(wei) 持這一立場，並不僅(jin) 僅(jin) 是出於(yu) 對德國實力的估計。1917年，他和張勳密謀複辟，而德國曾向張勳承諾，如果清朝複辟並在歐戰中保持中立，德國將給予承認。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康有為(wei) 那裏，複辟事業(ye) 和德國發生關(guan) 聯，也並不是偶然的。遊曆歐洲之後，康有為(wei) 相信，德式君主立憲製度對德國的工業(ye) 形成了強大的支持，有利於(yu) 德國實力的繼續上升，而這恰恰給中國提供了一個(ge) 絕佳的榜樣。而辛亥革命之後的蒙藏分離、各省擁兵自重、中央政府孱弱不堪的局麵，又進一步削弱了他對中國的信心。康有為(wei) 的預測並沒有應驗。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而康有為(wei) 盛讚的德皇威廉二世逃跑到荷蘭(lan) 躲了起來，毫無“英主”的氣概和膽識可言。中國參與(yu) 一戰，總體(ti) 上是獲利的，盡管列強在巴黎和會(hui) 上將德國在山東(dong) 的利益轉讓給日本，引發了中國社會(hui) 的憤怒。[86]

德國政製確實支撐了德國數十年的工業(ye) 化進程，但是德國的工業(ye) 化反過來會(hui) 產(chan) 生巨大的政治風險。作為(wei) 一個(ge) 後發國家，德國工商業(ye) 要進一步發展，必然與(yu) 老牌霸權英國爭(zheng) 奪海外市場，經濟上的矛盾最終將上升到政治層麵的鬥爭(zheng) ，這就需要德國政製進行妥善的風險管理。正如我們(men) 所看到的那樣，正是康有為(wei) 盛讚的這個(ge) 德國政製，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運轉不靈，德國陷入了“兩(liang) 線作戰”的境地，最後一敗塗地。對這些現象，一戰之後的康有為(wei) 一直保持沉默。然而作為(wei) 後來人，我們(men) 需要思考：康有為(wei) 到底沒有看到什麽(me) ？

從(cong) “事後諸葛亮”的眼光來看，康有為(wei) 充分思考德國險惡的地緣政治環境，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德國政製內(nei) 部的根本性張力。

在《日耳曼沿革考》中，康有為(wei) 稱日耳曼為(wei) “百戰衝(chong) 要之地”。[87]在他理解德國的曆史的時候，這一地緣政治意識貫穿始終。但在思考第二帝國的政製的時候，這一地緣政治意識卻變得十分稀薄。而事實上，德意誌第二帝國政製的軟肋，恰與(yu) 其地緣政治環境密切相關(guan) 。德國地處列強夾縫之中，西邊有英、法壓力，東(dong) 邊有沙皇俄國的壓力，對外用兵時，總是要擔心有人從(cong) 背後偷襲。因此，德國的軍(jun) 事行動總是需要外交活動來保障後方無憂。而這就需要一種和諧的“文武關(guan) 係”：文官政府能夠治理好內(nei) 政，並為(wei) 對外的軍(jun) 事活動提供外交保障；軍(jun) 隊能做到不盲動，尊重外交官的成果，避免陷入兩(liang) 線作戰。

在威廉一世時期，存在一個(ge) 由威廉一世、俾斯麥和老毛奇共同組成的、相對和諧的“三駕馬車”。俾斯麥不僅(jin) 是治理內(nei) 政的高手，也是秘密外交的大師，盡管他並不直接統軍(jun) ，由於(yu) 他對德國統一的功績，在軍(jun) 隊內(nei) 部也享有崇高威望。德皇信任的老毛奇指揮陸軍(jun) ，能征善戰，但始終有滅亡法國的執念，數次魯莽動兵，俾斯麥通過外交緊急救場，才避免給國家造成巨大風險。威廉一世作為(wei) 最高領導人，對兩(liang) 位當世豪傑都充分信任，同時憑借自己的權力和威望，在文武之間起到比較好的協調作用。但是，這種相對和諧的文武關(guan) 係，在威廉二世上台之後就被打破了。由於(yu) 身體(ti) 和成長環境的原因，威廉二世存在明顯的性格缺陷：胸無城府，魯莽衝(chong) 動，情緒波動幅度大，注意力不集中。據說俾斯麥對他有個(ge) 評價(jia) ：“皇上就像個(ge) 氣球，如果不把線抓緊，就不知道他會(hui) 飛哪裏去。”[88]威廉二世經常由著自己的性子，打亂(luan) 官僚機構的常規運作，但自己又沒有真正清晰的計劃。他罷黜俾斯麥，將首相變成自己的直接執行者，隨意幹預政務。同時，他又喜歡直接對軍(jun) 隊發號施令。康有為(wei) 遊曆德國之時，已經感覺到這個(ge) 國家的文武權力都集中到威廉二世的手中。然而，康有為(wei) 並不清楚的是，這位皇帝不僅(jin) 讓德國高層政治家們(men) 頭疼，甚至也經常遭到媒體(ti) 嘲笑。

當然，精明強幹的俾斯麥給德國帶來的影響也並不總是正麵的。作為(wei) 保守派政治家，他長期壓製議會(hui) 裏的資產(chan) 階級自由派，其結果是自由派多年沒有機會(hui) 獲得行政經驗，發發牢騷還行，真要治國就難堪大用。即便在容克貴族中，俾斯麥也沒有去手把手地培養(yang) 接班人，將他高超的行政和外交才能傳(chuan) 遞下去，而他突然被威廉二世罷黜，導致人才梯隊出現斷層。此外，俾斯麥強勢的領導作風，確實也給威廉二世造成了某種壓迫感，出於(yu) 逆反心理，威廉二世根本不可能謙虛地去學習(xi) 俾斯麥的政治經驗。可以說，俾斯麥是一顆耀眼的明星，然而他也壓製了其他星辰的光芒。隨著他的離去，德意誌的天空變得過於(yu) 黯淡。

因此，一個(ge) 權力比較集中、比較依賴於(yu) 核心領導者才能的政治體(ti) 係，就需要相應的配套機製來化解權力集中所帶來的風險。而接班人機製，更是重中之重。比如說，要求最高領導人必須從(cong) 基層幹起，並具備在多種領導崗位上的治理經驗，這就避免出現像威廉二世這樣的“外行指導內(nei) 行”的情況；比如說，任期製——雖然某屆領導能力不濟，但大家多忍幾年，也就“到站下車”了，國家還可以補救。但是，在德國的二元製立憲君主製下，問題變得很難解決(jue) ：君主是終身製的，沒有任期限製；他的成長環境過於(yu) 特殊，年輕氣盛時掌權，已經很難再給他補治國經驗的課。君主無眼光而又任性，哪怕是俾斯麥留給他一支過硬的輔政隊伍，他也做不到知人善任。而這樣的君主，大家又沒法讓他下台，隻能眼看著他折騰。

事實上，在康有為(wei) 旅德期間，德國上層社會(hui) 對威廉二世已有不少批評。中國的旅歐士大夫也有一些人認識到威廉二世的不成熟，如隨洪鈞出使德國的張德彝經曆過德國的三朝皇帝，對於(yu) 老皇帝威廉一世以及其子弗裏德裏希三世評價(jia) 較高，但對威廉二世評價(jia) 卻很低，認為(wei) 他隻會(hui) “耍劍為(wei) 戲”和“到處旅行”。[89]當俾斯麥被威廉二世逼迫下台的消息傳(chuan) 出之時，張德彝驚呼：“畢相德國重臣……其一身之去就，關(guan) 乎泰西之全局德國之國勢者，誠非淺鮮。”[90]顯然，張德彝有接觸德國上流社會(hui) 的渠道。但遺憾的是，由於(yu) 語言和信息渠道的障礙，康有為(wei) 沒有機會(hui) 聽到這些直指威廉二世治國無方的怨言。他的女兒(er) 康同璧和新夫人何旃理都不懂德語，臨(lin) 時雇用的翻譯未必知道上層社會(hui) 內(nei) 部的辯論。而在街頭，要聽到批評威廉二世的言辭是不可能的。康有為(wei) 自己就觀察到，德國的警察是管言論的，誰要在街頭發表批評皇帝的言論，動輒得咎。[91]因此，雖然他對德國考察最勤，對其上層政治的了解卻非常稀少。在這種情況之下，他自然地推斷，德國的政製是其工業(ye) 崛起的原因，政治與(yu) 經濟實現完美匹配，卻看不到君主的非理性已經威脅到了德國的工業(ye) 體(ti) 係的成果。

隨著一戰德國戰敗，晚清和民初“以德為(wei) 師”的呼聲，漸趨低落。當然，當30年代法西斯主義(yi) 興(xing) 起的時候，德國曾經吸引過蔣介石的目光。但蔣介石關(guan) 注德國的理由和康有為(wei) 關(guan) 注德國的理由還是有很大差距。對蔣介石而言，希特勒建立個(ge) 人獨裁，並在國際政治中雪洗《凡爾賽和約》的恥辱，頗值效法。但康有為(wei) 確實是在政治的原理層麵展開思考，德國闖入了他早已成型的“三世說”，並被建構為(wei) 一個(ge) 典範；這個(ge) 典範失敗了，但“三世說”仍然延續。隻是一戰之後的康有為(wei) 已沒有心力對這個(ge) 範例的失敗做出充分的解釋。

五、從(cong) 德國到“全麵小康”

康有為(wei) “押寶”於(yu) 德國卻遭遇慘敗，是否意味著他以德國為(wei) 例所闡發的在“國競”中“去國”的理論視角完全落空了呢？恐怕並非如此。如果單單從(cong) 形式上來看，經曆過兩(liang) 次世界大戰，世界上國家的數量是增多了而不是減少了，因而看起來似乎是與(yu) 康有為(wei) 的觀察是相反的。但是我們(men) 如果看的不是形式上的法律主權，而是每個(ge) 國家的中央政府支配自己國家命運的能力，那麽(me) 可以說，“去國”是一個(ge) 正在進行之中的進程。而這意味著，康有為(wei) 所提出的在“國競”中“去國”的話題，有“接著講”的價(jia) 值。

20世紀國家數量的增多，跟一係列帝國的崩潰密切相關(guan) ：一戰導致奧斯曼帝國、奧匈帝國與(yu) 俄羅斯帝國的崩潰；二戰則導致西歐列強（尤其是英國）的殖民帝國的崩潰；冷戰結束又導致了蘇聯和南斯拉夫這樣的多民族國家的崩潰。二戰之後建立的國際秩序，對形式上的法律主權保護比二戰之前更完備。新建立的聯合國設置了“公會(hui) 議”，並有“公政府”的雛形（比如能派出維和部隊），雖然經常由於(yu) 內(nei) 部分歧而無法做出有效決(jue) 定，但至少還能防止其成員國之間發生赤裸裸的滅國行為(wei) 。[92]霸權國家的侵略戰爭(zheng) 當然時有發生，但通常都要扶植一個(ge) 傀儡政權來掩人耳目，這與(yu) 二戰結束之前侵略戰爭(zheng) 中動輒滅國的現象相比，有很大的改變。同時，核武器的擴散，使得像朝鮮這樣夾在大國之間的小國與(yu) 窮國，也獲得了與(yu) 其原本實力不相稱的威懾能力，從(cong) 而為(wei) 自己贏得了自主的空間。

但是，如果追問在這麽(me) 多國家中，究竟有多少真正具有獨立自主的能力，我們(men) 就能看到一幅不同的圖景。在美蘇爭(zheng) 霸的冷戰時期，美國陣營中的日本、西歐、澳大利亞(ya) 等，以及蘇聯陣營中的東(dong) 歐國家，都算不上獨立自主。反而是工業(ye) 基礎更薄弱的中國，由於(yu) 中國革命所打造的強有力的國家能力，並憑借著勒緊褲腰帶搞出來的“兩(liang) 彈一星”，構成美蘇之外的第三極。冷戰結束之後，美國成為(wei) 唯一的超級大國，不少原處於(yu) 蘇聯霸權之下的國家，也轉而被美國所俘獲。在新時代，霸權的實現很少需要通過領土的占領，而可以通過科技、產(chan) 業(ye) 、金融、能源、糧食等方麵的優(you) 勢來實現。在新的時代，小國越來越難於(yu) 獨立自主：由於(yu) 人口規模和市場容量有限，小國通常隻能在國際產(chan) 業(ye) 鏈條中承擔非常有限的環節，從(cong) 而受到產(chan) 業(ye) 鏈的組織者的主導，很容易受到國際市場波動的影響；在一個(ge) 研發越來越“燒錢”，越來越需要大規模的橫向合作的時代，隻有人口與(yu) 市場規模巨大的工業(ye) 化國家才有可能開展較為(wei) 全麵的科技研發，而其自身龐大的內(nei) 部市場和消費能力，也為(wei) 研發提供了持續不斷的動力。比如說，歐洲缺乏通用語言，各國文化市場存在語言屏障，從(cong) 而給互聯網的發展帶來極高的成本，這導致的結果是全球市值最高的20家互聯網公司中，歐洲國家一家都沒有。大國的科技研發能力，已經日益轉化成為(wei) 國際政治中的支配能力，比如說，當霸權國家在為(wei) 其他國家提供互聯網、全球衛星定位係統服務的時候，後者對這些服務的依賴，就使前者獲得了非同尋常的控製力。

在這種局勢之下，小國想要提升自己的自主發展能力，就需要打造一些合作平台，如建構區域統一市場，進行跨國科研合作，等等，這就成為(wei) 區域一體(ti) 化的動力。歐盟就是區域一體(ti) 化的一個(ge) 好例子，有歐洲議會(hui) 這個(ge) “公會(hui) 議”，而且有一個(ge) 比聯合國更強的“公政府”，努力打造統一市場，推廣統一貨幣，降低經濟運營成本，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實現成員國步調一致。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men) 已經不能將歐盟的成員國視為(wei) 完全的主權國家了，因為(wei) 它們(men) 的主權已經受到了一個(ge) 超國家實體(ti) 的限製。一個(ge) “去國”的過程，在歐盟這裏，已經實實在在地發生了。當然，“一體(ti) 化”進程不會(hui) 一帆風順，比如說，目前的歐洲難民危機，已經使得申根協定出現倒退，許多國家懷疑歐洲一體(ti) 化的勢力正在上升。但是，隻要像中國與(yu) 美國這樣人口規模巨大、市場統一的大國繼續保持發展優(you) 勢，歐洲的這些中小國家就存在實實在在的抱團發展的需要。如果抱團發展的戰略失敗，其結果可能是加速地被邊緣化。而在其他區域，則已經有不少存在“公會(hui) 議”的區域性國家聯盟，如非盟、阿盟、東(dong) 盟、拉美及加勒比國家共同體(ti) 、上合組織，等等——當然，所有這些組織都沒有歐盟走得那麽(me) 遠。區域性國家聯盟與(yu) 區域經濟一體(ti) 化的結合，可以造成一個(ge) 相互嵌入的利益結構，在很大程度上緩解本地區的“國競”，從(cong) 而將競爭(zheng) 逐漸提升到國家集團的層麵。

在此可以將康有為(wei) 的思考進一步抽象化，即：某一個(ge) 政治單位完全有可能同時體(ti) 現“國競”和“去國”的二重性。如果康有為(wei) 能夠看到“冷戰”的展開，也許他會(hui) 在美國和蘇聯兩(liang) 個(ge) 大國身上看到這種二重性。兩(liang) 個(ge) 大國都通過聯邦製整合了眾(zhong) 多的邦國，並各自通過一個(ge) 國際條約體(ti) 係，統率著一係列衛星國。冷戰時期美國頻繁幹預其盟國內(nei) 政，而勃列日涅夫針對“社會(hui) 主義(yi) 大家庭”的成員國，直接提出了“有限主權論”。如果兩(liang) 大陣營能各自打造出行之有效的“公政府”，在康有為(wei) 看來，當然是距離“去國”更近一步——正如在《大同書(shu) 》中所看到的那樣，康有為(wei) 視霸權為(wei) “去國”的合理工具。隻是作為(wei) 中國人，他當然希望中國在“去國”的過程之中扮演積極能動的角色，而不是淪為(wei) 其他霸權的犧牲品。

毛澤東(dong) 受到康有為(wei) 《大同書(shu) 》的深刻影響，已是學界定論。不過毛澤東(dong) 在《論人民民主專(zhuan) 政》中明確說過，“康有為(wei) 寫(xie) 了《大同書(shu) 》，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大同的路。”[93]那麽(me) ，通往大同的道路又是什麽(me) 呢？在這方麵，毛澤東(dong) 無疑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世界革命”理論的繼承者，相信“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反抗”，因此，依靠霸權是無法實現真正的“大同”的；世界大同的真正基礎是全人類的解放。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裏，建立在生產(chan) 力發展成熟基礎上的世界無產(chan) 階級革命，距離世界大同已經很近；列寧堅持了世界革命與(yu) 世界大同之間的關(guan) 聯，但由於(yu) 其革命路徑是在帝國主義(yi) 的薄弱鏈條上率先突破，從(cong) 一國革命到世界革命再到世界大同的道路，當然比馬恩設想的更加複雜。而在毛澤東(dong) 這裏，世界革命的進程又進一步複雜化了。因為(wei) 大量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首先需要完成國家的獨立和民族的解放，其次才談得上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世界革命的方向沒有變，但它將包括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在不同階段的革命，相互之間形成配合，共同打擊帝國主義(yi) 國家這個(ge) 共同的敵人。

1956年蘇共二十大提出“三和路線”：與(yu) 西方國家和平共處；在和平競賽中超過美國；強調發達資本主義(yi) 國家的工人階級可以通過議會(hui) 道路和平取得政權。這一路線在很大程度上偏離了列寧的“帝國主義(yi) 必然帶來戰爭(zheng) ”的理論，在社會(hui) 主義(yi) 陣營內(nei) 部引起爭(zheng) 議。在“三和路線”之下，赫魯曉夫要求其他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的對外政策服務於(yu) 蘇聯的國家利益，而當時中國在朝鮮、台海、越南都麵臨(lin) 著與(yu) 帝國主義(yi) 列強的鬥爭(zheng) ，並不認同蘇聯對世界局勢緩和的判斷。在1957年11月22日的政治局會(hui) 議上，毛澤東(dong) 試圖區分國家的外交政策和黨(dang) 的對外關(guan) 係：“從(cong) 外交政策和國與(yu) 國的關(guan) 係方麵來講，應該建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這是正確的。但是，作為(wei) 國際共產(chan) 主義(yi) 運動，一個(ge) 共產(chan) 黨(dang) 的對外關(guan) 係的總路線，就不能隻限於(yu) 和平共處。因為(wei) 這裏還有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之間相互支持、相互幫助的問題；還有執政的共產(chan) 黨(dang) ，也就是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共產(chan) 黨(dang) 支持世界革命的問題，聲援資本主義(yi) 國家沒有執政的共產(chan) 黨(dang) 的問題；還有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獨立運動的問題；還有支持整個(ge) 國際工人運動的問題。總之，還有一個(ge) 無產(chan) 階級國際主義(yi) 的問題。所以不能把和平共處作為(wei) 一個(ge) 黨(dang) 的對外關(guan) 係總路線。”[94]在這裏，毛澤東(dong) 試圖以黨(dang) 的國際主義(yi) 實踐，繼續推進“世界革命”。

接下來，中國強有力地支持亞(ya) 非拉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在中蘇兩(liang) 國決(jue) 裂之後，中國同時反對美蘇兩(liang) 大霸權，在“第三世界”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所支持的既有當地的共產(chan) 黨(dang) ，也有民族主義(yi) 勢力。“輸出革命”獲得的成果之一，就是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複聯合國席位。中國作為(wei) 美蘇之外的“第三極”在國際上發揮作用。在1972年尼克鬆訪華之後，中國“反帝”的重點轉為(wei) “反蘇”。但與(yu) 美國進行具有現實主義(yi) 色彩的合作，並不是站到美國的立場上。中國力促美國結束在中南半島的侵略戰爭(zheng) ，向東(dong) 南亞(ya) 的革命輸出也在繼續進行。毛澤東(dong) 的政治現實主義(yi) ，是在堅持其政治原則前提下的權變，並不意味著對政治原則的放棄。他向廣大亞(ya) 非拉地區廣泛輸出中國的革命經驗，但“世界革命”最終如何導向“世界大同”，毛澤東(dong) 並沒有勾勒出一條清晰的軌跡。

向著“大同”的突進在70年代末停止了。1978年10月鄧小平在訪問新加坡時，向李光耀承諾停止對東(dong) 南亞(ya) 的革命輸出。1979年1月中美建交。1979年12月6日，鄧小平在會(hui) 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提出“小康”的現代化目標。“世界革命”淡出了中國的政治話語。中國更關(guan) 注於(yu) 自身的經濟發展，而對外政策的目標變成了為(wei) 經濟建設而保駕護航。如果說建立在“世界革命”前提下的外交，是以清晰區分敵我為(wei) 前提的，新時代的外交，敵我區分日益模糊化。

與(yu) “大同”一樣，“小康”一詞來自《禮記•禮運》，但如果不是因為(wei) 康有為(wei) 的重新解釋與(yu) 推廣，這兩(liang) 個(ge) 詞恐怕很難成為(wei)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政治詞匯。當然，鄧小平隻是“借用”了“小康”這一表述，並沒有證據表明他清楚這一詞匯在康有為(wei) 那裏更為(wei) 全麵的意義(yi) 。在康有為(wei) 的視野中，追求“小康”，實際上是從(cong) “據亂(luan) 世”向“升平世”過渡，仍在“國競”之世，但可以探索國家的聯合。我們(men) 可以看到，“小康社會(hui) ”目標提出之後，中國以“被開除球籍”的緊迫感建設自身的硬實力，在外交上則長期“韜光養(yang) 晦”，避免其他國家對中國硬實力的增長產(chan) 生敏感。這可以說是一種更為(wei) 純粹的適應“國競”時代的姿態。但到了今天，隨著中國經濟體(ti) 量的增長，僅(jin) 靠“悶聲大發財”，已經不可能消除其他國家對“國競”的敏感。於(yu) 是，“韜光養(yang) 晦”的提法逐漸淡出。隨著新任中國領導人提出“亞(ya) 洲命運共同體(ti) ”“人類命運共同體(ti) ”等概念，中國更積極主動地參與(yu) 國際規則的製定，共和國前三十年與(yu) 亞(ya) 非拉緊密接觸的曆史記憶，也在被陸續喚醒。

冷戰已經結束二十多年，在當下曆史條件下，當年那種朝向“大同”的突進不太可能再次出現。但回顧康有為(wei) 的“三世說”，也許恰恰可以幫助對“全麵小康”這一目標形成一些新的理解。在剛提出“小康”的時候，“國競”必然是領導人的核心關(guan) 注。但既然從(cong) 據亂(luan) 世到升平世的過渡，是一個(ge) “在國競中去國”的過程，在接近“全麵小康”的時候，“去國”的維度完全可以得到進一步的凸顯。當下的中國正在借助經濟全球化的力量，拉近自己與(yu) 一係列不同類型國家的距離；盡管中國仍然嚴(yan) 格堅持對主權原則形式上的尊重，但區域經濟一體(ti) 化的推進的確在削弱諸多國家控製人口、信息和資源跨境流動的能力。這個(ge) 時代不乏種種區域性論壇或“公議會(hui) ”，所欠缺的是區域性的常設執行性組織。歐盟可以說提供了一個(ge) 建設區域“公政府”的範例，其聯合的過程甚至比19世紀德國的統一過程更加和平。如果亞(ya) 洲能有類似的創舉(ju) ，而中國能在其中有所作為(wei) ，必是康有為(wei) 所樂(le) 見的景象——這正是他所描繪的“升平世”，或“小康”的特征。這需要中國更積極發揮自身經濟的區域整合能力，也必然要求中國超越“民族複興(xing) ”的話語，通過將自身建構為(wei) 一種更高的普遍性的代表，來推動區域秩序的重構。

六、餘(yu) 論

康有為(wei) 在20世紀初對德國未來走向的預測失敗了。今天的德國雖然工業(ye) 實力仍然雄厚，但在互聯網革命中未占先機，人口老齡化，在政治上又背負沉重的二戰曆史包袱，隻能借助困難重重的歐盟一體(ti) 化事業(ye) 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在種種不利條件之下，德國在近期成長為(wei) 全球政治大國的希望相當渺茫。但即便是這樣一個(ge) 失敗的案例，也能幫助我們(men) 進一步理解康有為(wei) 所提出的國際秩序原理，進而重新思考中國當下的“全麵小康”目標：如果說從(cong) “據亂(luan) 世”向更高的階段的過渡，本身就是一個(ge) 在“國競”中“去國”的過程，那麽(me) 從(cong) “小康”到“全麵小康”，也將隱含著“去國”維度的進一步凸顯。

從(cong) 討論德國到“全麵小康”，本文對康有為(wei) 的思考，不同於(yu) 近年出現的將康有為(wei) 與(yu) 20世紀中國革命對立起來的保守主義(yi) 路徑。在我看來，20世紀中國革命實際上選擇性地繼承了康有為(wei) 的思想遺產(chan) 。正是因為(wei) 這種選擇性繼承的存在，康有為(wei) 的一些論述，仍然與(yu) 當下的許多實踐存在著高度的相關(guan) 性。思考和揭示這種相關(guan) 性，有助於(yu) 我們(men) “通古今之變”，最終指向的是新的世界秩序之下中國主體(ti) 性的建構。

注釋：

[1]《日耳曼沿革考》，《康有為(wei) 全集》第8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5頁。

[2]《大同書(shu) 》，《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132頁。值得一提的是，這段文字未見於(yu) 更早時期的《大同書(shu) 》手稿，因此極大的可能是，康有為(wei) 遍考歐洲，對德國產(chan) 生了新的判斷，在出版的時候加上此段文字。

[3]《補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8集，第336頁。

[4]康同璧編：《南海先生年譜續編》，《康有為(wei) 自編年譜（外二種）》，中華書(shu) 局1992年版，第147頁。

[5]《補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8集，第336頁。

[6]《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康有為(wei) 全集》第10集，第41頁。

[7]《日耳曼沿革考》，《康有為(wei) 全集》第8集，第235頁。

[8]眾(zhong) 所周知，康有為(wei) 借助對儒家經學的重構闡發了其基本原理，但本文並無意介入當代新儒家內(nei) 部的正統性之爭(zheng) 。退一萬(wan) 步講，即便《大同書(shu) 》是一個(ge) 墨家乃至佛家的文本，也不會(hui) 影響它對後人的啟發。重要的是，康有為(wei) 借助一種思路進路，係統思考過當代世界秩序的劇變，而這種思考對於(yu) 今天是有啟發的。

[9]《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07頁。

[10]《補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8集，第340頁。

[11]《日耳曼沿革考》，《康有為(wei) 全集》第8集，第237、241頁。

[12]《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11頁。

[13]《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11頁。

[14]《日耳曼沿革考》，《康有為(wei) 全集》第8集，第239-240頁。

[15]《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18頁。

[16]《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51頁。

[17]《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47頁。

[18]《法蘭(lan) 西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8集，第197頁。

[19]《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38-439頁。

[20]《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36頁。

[21]《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3頁。

[22]《日耳曼沿革考》，《康有為(wei) 全集》第8集，第202頁。

[23]《物質救國論》，《康有為(wei) 全集》第8集，第100頁。

[24]《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33頁。

[25]《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33頁。

[26]《日耳曼沿革考》，《康有為(wei) 全集》第8集，第257頁。

[27]《補奧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8集，第384頁。

[28]《奧政黨(dang) 考》，《康有為(wei) 全集》第9集，第292頁。

[29]《與(yu) 同學諸子梁啟超等論印度亡國由於(yu) 各省自立書(shu) 》，《康有為(wei) 全集》第6集，第334-349頁。

[30]《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31頁。

[31]《物質救國論》，《康有為(wei) 全集》第8集，第95頁。

[32]《物質救國論》，《康有為(wei) 全集》第8集，第89頁。

[33]《希臘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8集，第461頁。

[34]《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08頁。

[35]《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40頁。

[36]《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39-440頁。

[37]《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39-440頁。

[38]《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39-440頁。

[39]《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39-440頁。

[40]《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41-442頁。

[41]《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42頁。

[42]《英國惡士弗、監布烈住兩(liang) 校參觀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8集，第59頁。

[43]《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48頁。

[44]《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59頁。

[45]《法蘭(lan) 西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8集，第169頁。

[46]《法蘭(lan) 西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8集，第163頁。

[47]《法蘭(lan) 西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8集，第163頁。

[48]《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42頁。

[49]正如傑奧瓦尼•阿瑞基指出，英國企業(ye) 高度外向、高度分散和高度分類的結構，構成了其按照德國或美國方式進行公司改組的主要障礙。它不僅(jin) 為(wei) 限製競爭(zheng) 而進行的橫向合並變得困難，而且還妨礙英國企業(ye) 抓住機遇，通過對牛產(chan) 和交換過程所劃分成的連續活動的進一步計劃和聯合來降低單位成本。見[意]傑奧瓦尼·阿瑞基：《漫長的20世紀》，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35頁。

[50]《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42頁。

[51]《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42頁。

[52]《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59頁。

[53]《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43頁。

[54]《物質救國論》，《康有為(wei) 全集》第8集，第77-79頁。

[55]《物質救國論》，《康有為(wei) 全集》第8集，第93頁。

[56]《物質救國論》，《康有為(wei) 全集》第8集，第94-95頁。

[57]《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44頁。

[58]見[德]卡爾·艾利希·博恩等：《德意誌史》第3卷，張載揚等譯，商務印書(shu) 館1991年版，第410-411頁。

[59]《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44-445頁。

[60]《希臘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8集，第465頁。

[61]《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8集，第416頁。

[62]《荷蘭(lan) 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95頁。

[63]《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44頁。

[64]《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46頁。

[65]《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45頁。

[66]《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45頁。

[67]《奧政黨(dang) 考》，《康有為(wei) 全集》第9集，第293頁。

[68]《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44頁。

[69]有統計表明，從(cong) 1894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前，皇帝每年隻有大約47%的時間呆在柏林和波茨坦，其中又隻有20%時間留在柏林，其餘(yu) 時間都在各地巡遊。See Isabel V.Hull,The Entourage of Kaiser Wilhelm II,1888-1918,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1982,pp.33-40。

[70]《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45頁。

[71]當然，“央地關(guan) 係”是今天的概念，從(cong) 清朝自身官製而言，中央各部與(yu) 行省是“內(nei) 外”關(guan) 係。

[72]《廢省論》，《康有為(wei) 全集》第9集，第362頁。

[73]《廢省論》，《康有為(wei) 全集》第9集，第358-361頁。反對“聯省自治”是康有為(wei) 一貫主張。直到1922年曹錕執政立憲時，康有為(wei) 仍建議將自治單位放在省級單位以下，不可學美國而行“聯省自治”。見《覆曹錕等書(shu) 》，《康有為(wei) 全集》第11集，第196-201頁。

[74]《廢省論》，《康有為(wei) 全集》第9集，第370頁。

[75]《大同書(shu) 》，《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129頁。

[76]《大同書(shu) 》，《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129頁。

[77]《大同書(shu) 》，《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130頁。

[78]《大同書(shu) 》，《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136頁。

[79]《大同書(shu) 》，《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130頁。

[80]《大同書(shu) 》，《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130頁。

[81]《大同書(shu) 》，《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132頁。

[82]《擬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康有為(wei) 全集》第10集，第41頁。

[83]《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48頁。

[84]《大同書(shu) 》，《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132頁。

[85]《致北京電》，湯誌鈞編：《康有為(wei) 政論集》，中華書(shu) 局1981年版，第977頁。

[86]徐國琦：《中國與(yu) 大戰》，馬建標譯，上海三聯書(shu) 店2008年版。

[87]《日耳曼沿革考》，《康有為(wei) 全集》第8集，第235頁。

[88]Frederick Ponsonby(eds.),Letters of The Empress Frederick,London:Macmillan,1929,p.363.

[89]張德彝：《五述奇》第9卷，1901年鈔本，第54頁。

[90]《五述奇》第10卷，第36頁。

[91]《德國遊記》，《康有為(wei) 全集》第7集，第447頁。

[92]聯合國成立之後，發生過印度吞並錫金的事情。印度與(yu) 錫金原均為(wei) 英殖民主義(yi) 者控製，後印度獲得獨立，但錫金未獲得獨立，沒有成為(wei) 聯合國的會(hui) 員國，而被印度所控製，最後淪為(wei) 印度的一個(ge) 邦。而不丹盡管在實質上淪為(wei) 印度的附庸，但成為(wei) 了聯合國的會(hui) 員國，因而能從(cong) 形式上保持獨立。

[93]《論人民民主專(zhuan) 政》，《毛澤東(dong) 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76頁。

[94]吳冷西：《十年論戰》，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頁。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