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麵對一個(ge) 爛攤子，該怎麽(me) 建立新製度？

作者：吳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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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九月廿一日庚子

          耶穌2017年11月9日

後周顯德六年（959），趙匡胤“黃袍加身”，被將士擁立為(wei) 帝。他從(cong) 後周之手接過來的盤子盡管不太差，但放眼中國，卻不得不麵對一個(ge) 無論政治現狀還是政治製度都混亂(luan) 不堪的爛攤子。

就現實層麵而言，且不說當時北方有大遼國虎視眈眈，周邊尚有後蜀、南漢、南唐、吳越、北漢諸多割據政權，單說趙宋立國之基的中原大地，也是藩鎮擁兵自重，兵變習(xi) 慣性發作，五十年間已經走馬燈一般換了五代王朝：後梁、後唐、後晉、後漢與(yu) 後周。如果宋太祖不能在立國創製上表現出過人的智慧，則很可能大宋將成“後宋”，五代湊為(wei) “六代”。

就製度層麵而言，趙宋接手的政製也是如同一團亂(luan) 麻，三省六部舊製、使職差遣製、各路軍(jun) 閥私自設立的私製，交織在一起，良莠莫辨。後世學人總結的“唐宋變革”，在晚唐時已拉開序幕；殘唐五代更是製度亂(luan) 變之時，朱溫建立的後梁，廢除舊唐之繁文縟節，焚毀前朝之《律令格式》，修訂新的律法製度；取而代之的後唐則以恢複唐朝舊製為(wei) 標榜。

當此政製與(yu) 時局均變動不居之際，“黃袍加身”的趙匡胤當如何收拾爛攤子，建立大宋王朝的基本製度？

擺在趙匡胤麵前的，似乎有兩(liang) 條路徑：

一是完全推倒唐—五代亂(luan) 糟糟的政製，另起爐灶，重新設計一套全新的製度。但即便人有天縱之聖明，也是理性有限，如何可能設計出完美製度？考中西諸史，設計理想製度的衝(chong) 動集中出現於(yu) “軸心時代”，在西方有柏拉圖之《理想圖》，在中國有托名周公創製的《周禮》。《周禮》並非現實製度之匯編，而是先哲基於(yu) 理性想象設計出來的理想製度藍圖。曆史的經驗表明，將人為(wei) 設計之理想製度強行施之現實，必致禍亂(luan) ，新朝王莽仿《周禮》托古改製而天下大亂(luan) ，便是深刻教訓。可知優(you) 良、合宜的製度，並非源於(yu) 完美設計，而是來自傳(chuan) 統的損益演進。

一是因循承襲既有製度，蕭規曹隨。但如前所述，唐—五代之政製雜亂(luan) 無章，為(wei) 亂(luan) 世產(chan) 物，又如何能夠維持長治久安？

趙匡胤選擇了第三條道路：承認既成事實，沿用唐—五代形成的整體(ti) 製度框架，並在內(nei) 部作漸進之改良。

唐朝的經典政治製度為(wei) 《唐六典》。《唐六典》規劃出一個(ge) 整全的國家治理製度體(ti) 係：三省、六部、九寺、五監，權責分明。但中唐之後，這一經典官製已為(wei) 臨(lin) 時差遣所動搖，“省、部、寺、監之官備員而已，無所職掌，別領內(nei) 外任使，而省、部、寺、監別設主判官員額”，比如戶部尚書(shu) 並無執掌戶部之權，而由另一位領有“判戶部事”差遣的官員管理戶部。本官與(yu) 職事發生了分離。

趙匡胤立國，官製襲用唐舊，官與(yu) 差遣兩(liang) 套係統並行，“官以寓祿秩、敘位著”；“而差遣以治內(nei) 外之事”。但若僅(jin) 僅(jin) 如此，則不可言太祖有立製之智慧。趙匡胤的高明之處，是運用官與(yu) 差遣相分離的唐朝舊製，巧妙化解了晚唐—五代的積弊。

自晚唐—五代以來，中央權威喪(sang) 失，方鎮、武臣控製了一地軍(jun) 政、民政、財政與(yu) 司法大權，此為(wei) 五代禍亂(luan) 之源。建隆二年（961），趙匡胤曾問計謀臣趙普：“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戰鬥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wei) 國家長久計，其道何如？”趙普說：“此非他故，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亦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製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但如何“奪其權，製其錢穀，收其精兵”，也是一個(ge) 問題。

許多人都知道“杯酒釋兵權”的故事，但曆史上是否真的有過這麽(me) 一場戲劇性十足的宴會(hui) ，尚無定論；即使真有“杯酒釋兵權”，也僅(jin) 僅(jin) 是解決(jue) 了侍衛親(qin) 軍(jun) 統官的權力隱患。五代積弊又表現為(wei) 地方節度使權力太重——唐時節度使本為(wei) 使職差遣，後逐漸坐大，成一方諸侯。趙匡胤的策略是繼續保留節度使的建製，“偽(wei) 署並仍舊”，同時又將節度使的差遣性質轉為(wei) 榮銜性質，“節度、承宣、觀察、團練、防禦、刺史，俱無職任，特以為(wei) 武臣遷轉之次序”，朝廷另遣知州、知縣治理地方。知州、知縣均為(wei) 宋朝差遣。

於(yu) 是唐—五代遺留下來的節度、觀察諸使，仍得以保持尊貴之地位、優(you) 厚之俸祿，權力卻收歸中央派遣之知州、知縣。這是太祖對唐—五代製度遺產(chan) 的不動聲色的改造，如此，新舊交替，自然過渡，不用推倒重來，避免了大破大立可能誘發的政治動蕩。

但官與(yu) 差遣兩(liang) 套係統並行，也有毛病，即宋人詬病已久的官製“紊亂(luan) ”。司馬光曾猛烈批評這一製度：“今之所謂官，古之爵也；所謂差遣者，古之官也。官所以任能，爵所以酬功。今官爵渾淆，品秩紊亂(luan) ，名實不副，員數濫溢，是以官吏愈多，而萬(wan) 事益廢。”今人說起宋朝官製，也以“繁複”、“混亂(luan) ”相形容。但晚清的康有為(wei) 卻獨具慧眼，提出“宋官製最善”，其中一個(ge) 依據便是宋代實行“差遣易官”之製。

康有為(wei) 論證說，“官職以治事也，事惟其才，則能者任之，其義(yi) 在用也；爵位以酬勳舊年，德也，所以尊顯之，其義(yi) 在報。故有治事之才者，不拘資格可以任官，然未有積累之功，不必加尊顯之爵位也。有爵位者任事未必其能稱職，故不必用之當官。兩(liang) 者各有所宜，當並行之而不可合一。”宋朝的官與(yu) 差遣相分離，其實就是康南海所說的爵位與(yu) 官職並行。康南海認為(wei) ，在宋朝官製下，“事權輕重視其差，恩榮輕重視其位，兩(liang) 不相蒙，各有所得。才賢爭(zheng) 效其職，大臣不怨遺佚，權貴不至屍位”。

我們(men) 可以看到，今天西方議會(hui) 製國家中，首相卸任之後，有時又會(hui) 被新一屆政府委任為(wei) 內(nei) 閣部長。其實這種“能上能下”的縱向流動在宋朝也很常見，如富弼於(yu) 至和二年（1055）拜“同中書(shu) 門下平章事”（差遣，即宰相），治平二年（1065）判揚州；文彥博也於(yu) 至和二年拜相，後判大名府；至和二年還有韓琦拜相，神宗即位後，又出判相州。

這便是官與(yu) 差遣相分離的製度所表現出來的靈活性。秩輕而高才者，完全可以通過“參知政事”的差遣獲得副宰相之權；宰相下野之後也可以保留崇高秩位而出任比宰相職務低的差遣（如知州），沒有人會(hui) 覺得這是丟(diu) 身份的降職。難怪康有為(wei) 宣稱：“善哉！複古之製，未有如宋祖者也。”當然準確地說，宋太祖並未複古，隻是承襲唐舊、略加改造而已。

司馬光批評的“官爵渾淆，名實不副”，也確實是宋代官製的弊病，比如某人官授“吏部侍郎”，但他的職務可能完全與(yu) 吏部工作沒有關(guan) 係。所以方有後來的“元豐(feng) 改製”。

元豐(feng) 改製以《唐六典》為(wei) 本，使官名與(yu) 職務名實相符，如吏部侍郎得治吏部事。但差遣製的“官階—職位相分離”精神還是保留了下來，那就是寄祿官與(yu) 職事官（含差遣）並行、分立，寄祿官用以定官品和俸祿，職事官（差遣）“仍不拘品位以任事，宋祖之良法仍存焉”。朝廷按寄祿官之官階高低發放俸祿，又依職事、差遣補貼職錢。

宋太祖對唐—五代官製的繼承與(yu) 改造，體(ti) 現了宋王朝定製創法的一貫思路：陳陳相因，推陳出新。曾有人跟朱熹說：“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luan) 為(wei) 治。”朱子糾正他：“不然。隻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的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

另一位宋朝儒者呂中也說：“善革弊者，非必盡變前人之法，不過修舉(ju) 其大綱，而節目隨之。……國初繼唐末五代之後，此正製作之一機，而我太祖創法立製，不務名而務實，不變其法而變其意，一轉移之間，事體(ti) 頓異矣。”換成現代的說法，這便是漸進主義(yi) 的改良進路了。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