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的書(shu) 院世界——宋代新儒家如何實現理論傳(chuan) 播大眾(zhong) 化

作者：鄧洪波

來源：《福建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閏六月十五日乙醜(chou)

    　耶穌2017年８月６日

南宋的書(shu) 院運動，首先是由湖湘學者發起的，朱子雖然是後來者，但他以近乎癡迷的熱情加入其中，很快就成為(wei) 運動的中堅與(yu) 旗幟。

朱子的理想目標是，官方書(shu) 院和私人書(shu) 院同時並行，有著共同誌趣的學人，各以書(shu) 院為(wei) 大本營集結在一起，既切磋學術，形成學派，又修身養(yang) 性，風化社會(hui) ，使書(shu) 院在整體(ti) 上真正成為(wei) 道德、倫(lun) 理、學問、濟世等各種功能齊全的文化教育組織。

場屋俗學的失敗

兩(liang) 宋之際，金兵南掠，潰卒作亂(luan) ，再加以農(nong) 民起義(yi) ，四川往東(dong) 沿江一線，戰火連年，北宋時期創建的書(shu) 院，多數隨戰爭(zheng) 灰飛煙滅，化為(wei) 廢墟。更可怕的是，當國家的前途與(yu) 民族命運都處於(yu) 危急關(guan) 頭之時，素稱“四民之首”的士人，雖曾湧現了陳朝老、鄧肅、陳東(dong) 等一批深明大義(yi) 的壯烈之士，但總體(ti) 情況則不看好，大部分由官學培養(yang) 出來的士人累於(yu) 功名，見利忘義(yi) 。

《三朝北盟會(hui) 編》載：“金人索太學生博通經術者，太學生皆求生附勢，投狀願歸金者百餘(yu) 人……比至軍(jun) 前，金人脅而誘之曰：‘金國不要汝等作義(yi) 策論，各要汝等陳鄉(xiang) 土方略利害。’諸生爭(zheng) 持紙筆，陳山川險易，古今攻戰據取之由以獻……”可以說，這些太學生是毫無社會(hui) 責任感、正義(yi) 感，更無民族意識，甚至連起碼的廉恥之心亦喪(sang) 失殆盡。

這種士風敗壞的嚴(yan) 酷事實，無情地宣告了北宋官學教育的失敗，也將創造一種新的理論以收拾人心的任務慘痛地提了出來。此即所謂人心淪喪(sang) ，價(jia) 值觀必須重建。這是麵對士人內(nei) 部的挑戰。

與(yu) 此同時，還有農(nong) 民起義(yi) 軍(jun) 從(cong) 外部提出的理論挑戰。鍾相、楊麽(me) 等農(nong) 民軍(jun) 在揭竿而起的過程中，提出了“等貴賤，均貧富”的口號，並認為(wei) 這是人心所向，是一種當然的天理。此所謂“天理”“人心”者，表明農(nong) 民軍(jun) 或多或少地借用了北宋理學家們(men) 的某些概念，大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含義(yi) 在。這種情形，也反映出以簡單的說教已難以統治下層人民的現實，必須更新過時的理論。

我們(men) 所關(guan) 心的是，新的儒家理論如何傳(chuan) 播而讓士人民眾(zhong) 普遍接受的問題。

書(shu) 院建設浩浩然

漢唐以來，官學一直是儒家最主要的傳(chuan) 播機構。而此時的官學係統，因循故事，還在津津於(yu) 舉(ju) 業(ye) 功名，地方州縣之學，仍是“文具勝而利祿之意多，老師宿儒盡向之”。而中央官學“所謂太學者，但為(wei) 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為(wei) 科舉(ju) 之文，而嚐得售於(yu) 場屋者耳”。

為(wei) 了改變這種現象，理學家們(men) 曾做了大量工作。他們(men) 或親(qin) 臨(lin) 各級官學講學，或重修、新建官學，作記規勸，思有以振。但是，實際的情形令人失望，“此邦學政其弊久矣，士子習(xi) 熟見聞，因仍淺陋，知有科舉(ju) 而不知有學問”，終因積弊太久太深，難以改觀。因此，想要更好更快地傳(chuan) 播新的理論，就隻有另辟新的途徑了。

唐以來的書(shu) 院正好建於(yu) 名勝風景之區，有山川之勝，而無市井塵聲，且自擁學田，富有藏書(shu) ，能使人遠離聲利之場，安於(yu) 學業(ye) ，靜心修身，自然就成了理學家們(men) 所鍾情的布道之地。當年張栻一見“背陵而麵壑，木茂而泉潔”的嶽麓書(shu) 院，就“愛其山川之勝，棟宇之安，徘徊不忍去。以為(wei) 會(hui) 友講習(xi) ，誠莫此地之宜也”，即是此種情形的反映。從(cong) 此，理學家即發動了一場綿延數十年之久的書(shu) 院建設運動。

在南宋，最先將理學和書(shu) 院結合到一起的是湖湘學者，而始開其風者為(wei) 胡安國父子。

之後，各地學者也開始了創建書(shu) 院，如浙江有呂祖謙乾道二年（1166）講學麗(li) 澤書(shu) 院，福建有朱子乾道六年（1170）創建寒泉精舍，江西有朱子淳熙六年（1179）興(xing) 複白鹿洞書(shu) 院、陸九淵淳熙十四年（1187）講學象山精舍。

於(yu) 是，在孝宗時期，尤其是乾道、淳熙年間（1165-1189），書(shu) 院建設運動在全國範圍之內(nei) 得以展開，理學家們(men) 以書(shu) 院為(wei) 基地宣傳(chuan) 自己的思想主張，擴大其學術隊伍，浩浩然，將進入集大成階段的理學和書(shu) 院聯係到一起，並進而將二者同時推至其發展的高峰期，形成理學發展史上的“乾淳之盛”和南宋書(shu) 院發展的第一個(ge) 高潮，據白新良先生的統計，是期創建興(xing) 複書(shu) 院的速度為(wei) 年平均2.52所，共63所，占南宋確知年代書(shu) 院總數的23.77%，僅(jin) 次於(yu) 南宋後期的理宗、度宗時期。

　學派整合之操作

書(shu) 院不同於(yu) 書(shu) 齋，它是士人的公共活動場所。自從(cong) 有了書(shu) 院，就有了書(shu) 院和士人的雙向選擇。在不同的目標下，集合著不同的學人。南宋時期，有“認科第為(wei) 的則者”，以“得舉(ju) ”、成進士、中狀元名甲天下為(wei) 之美。在科舉(ju) 時代，這是大多數人追求的目標。

狀元姚勉在當官之後，就曾在正誼書(shu) 院、西澗書(shu) 院祭奠魁星，祭文稱：“科第當作狀元，仕官當作宰相，學術當至聖人，言皆當第一也。士之遠大自期，立誌要當若是，此吾正誼師友平日之所以講明也。”很明顯，姚狀元是想將狀元、宰相、聖人三者皆立為(wei) 第一，以作為(wei) 書(shu) 院諸生的追求目標。

但事實是，人們(men) 往往隻想當狀元，做宰相，而不想成聖人，科第的目標墮落成唯利是圖、見利忘義(yi) 。於(yu) 是，就有理學家起而指責其為(wei) “科舉(ju) 俗學”，思以講學匡救，並得到有識之士的積極響應。這樣，“講學”的目標之下，就集合了一批學人。他們(men) 誌趣相投，性味相同，相互切磋，勸善改過，相聚書(shu) 院，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有著共同目標的學派。

不同書(shu) 院追求的目標各不相同，進入其中者則例多目標相同之人。如麗(li) 澤書(shu) 院規定：“凡預此集者，以孝弟忠信為(wei) 本……既預集而或犯，同誌者，規之；規之不可，責之；責之不可，告於(yu) 眾(zhong) 而共勉之；終不悛者，除其籍。”由此可知，呂祖謙在麗(li) 澤書(shu) 院的做法，手段比較強硬，這是書(shu) 院集合學人結成學派的一種操作形式。

朱子、陸九淵等都有過同樣的實踐，但他們(men) 的方法則趨於(yu) 軟性。陸九淵曾發布《示象山學者》，希望各人“奉警”“自省”。朱子的《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與(yu) “諸君其相與(yu) 講明遵守而責之於(yu) 身焉”。他們(men) 的做法是想避免用“規矩禁防之具”“淺待”學者，希望以“自尊”來調動各成員的“自覺”，這又是完成學派整合的另一種形式。

書(shu) 院整合學人而成學派，做得最成功的是書(shu) 院情結最深的朱子。應該指出的是，在理學家掀起的書(shu) 院運動中，朱子雖然未能首開其端，但卻是運動的中堅與(yu) 旗幟，終其一生，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了書(shu) 院建設之中，與(yu) 至少67所書(shu) 院發生直接或間接的關(guan) 係，數量之多，遠遠在同時代其他理學大師之上，其對於(yu) 南宋書(shu) 院運動的貢獻，由此可見一斑。

朝廷又為(wei) 書(shu) 院賜額

書(shu) 院本來起自民間，而自慶曆興(xing) 學，官方力量基本退出書(shu) 院以來，書(shu) 院建設即由民間力量獨立承擔。因此，民間力量進入書(shu) 院建設是不請自來，不成問題，理學家們(men) 所要謀求的是恢複官方對書(shu) 院的支持與(yu) 投入。為(wei) 了達到這個(ge) 目標，他們(men) 的基本做法是：從(cong) 興(xing) 複宋初“天下三書(shu) 院”入手，反複強調先朝對書(shu) 院的獎勵褒揚，以祖宗賜書(shu) 、賜額、賜田、賜官等舉(ju) 措來誇耀和要求，意在官方承認書(shu) 院運動的合法性，並出資出力以實際行動支持書(shu) 院的建設。

白鹿洞書(shu) 院的修複，由朱子自己以南康軍(jun) 知軍(jun) 這樣一個(ge) 地方最高行政長官的身份主持，時在淳熙六年（1179），雖是大旱之年，但有長官意誌在，修建院舍的工作，很快就交由軍(jun) 學教授和屬邑知縣辦理妥當，其他聚書(shu) 、置田、聘師、招生、訂立學規、設立課程、請陸九淵講學，甚至假期招舉(ju) 人集訓等活動，皆順利推進。但朱子的目標是希望得到皇帝的賜額、朝廷的肯定。於(yu) 是，他“昧萬(wan) 死具奏以聞”，在淳熙八年（1181）三月離任前，向中央政府呈送了《乞賜白鹿洞書(shu) 院敕額》的報告。

朝廷久已不涉書(shu) 院之事，盡管朱子搬出了宋太宗、真宗兩(liang) 位皇帝相要求，但並沒有起到半點作用，反而是“朝野喧傳(chuan) 以為(wei) 怪事”，遭到譏笑和諷刺。麵對如此困境，朱子並未放棄。這一年十一月，機會(hui) 終於(yu) 來了，孝宗皇帝有事在延和殿接見他，他不顧“執政”“切宜勿言”的警告，向皇帝當麵提出為(wei) 白鹿洞書(shu) 院賜書(shu) 賜額的請求，終於(yu) 獲得批準。有誌者事竟成，朱子此舉(ju) 打破百餘(yu) 年堅冰，實現自己的目標，讓朝廷又回到以實際行動支持書(shu) 院建設的道路上來了。

從(cong) 此，書(shu) 院又獲得了官府以及民間力量的共同支持，理學家們(men) 實現了書(shu) 院建設的第一個(ge) 追求目標，恢複性地開創了官民兩(liang) 種力量共同推動書(shu) 院發展的新時期。

舉(ju) 辦舉(ju) 人培訓班

需要指出的是，朱子等南宋理學家追求的這一書(shu) 院建設目標，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人們(men) 往往過分強調私人講學的傳(chuan) 統，認為(wei) 書(shu) 院是私學或私學的製度化，而忽視理學家對官府的訴求、官府對書(shu) 院的影響，以及書(shu) 院中的官學成分。

我們(men) 認為(wei) ，書(shu) 院起源於(yu) 官民二途，書(shu) 院既有官辦，又有民辦。民辦書(shu) 院和私學同創於(yu) 私人，具有同根性。這種同根性，使書(shu) 院可以贏得民間廣大士紳留意斯文的熱情與(yu) 世世代代的支持，其力較之官府的強大，雖顯單薄，但它綿長、持久而深厚；它也同樣帶來了私學的傳(chuan) 統與(yu) 影響，使書(shu) 院具有某些與(yu) 私學相似相同的精神風貌，形成自由講學、為(wei) 己求學、注重師承等氣質性特色。但民辦書(shu) 院受官辦書(shu) 院的影響與(yu) 製約，也不至於(yu) 變成私學。

官辦書(shu) 院與(yu) 官學同創於(yu) 官府，具有同源性。這種同源性使書(shu) 院擁有官府的強大力量，可以獲取合法甚至正統的社會(hui) 身份，克服官本位社會(hui) 大環境對其造成的生存困難，從(cong) 而發展壯大；它也帶來了官學的影響與(yu) 傳(chuan) 統，使書(shu) 院具有某些與(yu) 官學相若相同的組織形態特征，形成正規化、製度化特色。同樣，官辦書(shu) 院受民辦書(shu) 院的製約與(yu) 影響，又不至於(yu) 變成官學。

官私兩(liang) 種勢力的長期並存，使書(shu) 院可以長期保持某種官學與(yu) 私學成分共存的結構態勢，形成一種似官學而非官學，似私學而非私學的整體(ti) 生存特色，並成長為(wei) 獨立於(yu) 官學與(yu) 私學之外的全新的教育體(ti) 製。

從(cong) 批評“學校科舉(ju) 之教”入手，建立官方書(shu) 院，使之成為(wei) 與(yu) 州縣官學並存而又能修正其沉迷科舉(ju) 弊端的另一種官方教育模式，這是理學家們(men) 追求的第二大目標。張栻在《重修嶽麓書(shu) 院記》中，指出建設的目的是“豈將使子群居佚譚，但為(wei) 決(jue) 科利祿計乎？抑豈使子習(xi) 為(wei) 言語文詞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chuan) 斯道而濟斯民也”。可見嶽麓書(shu) 院並不反對科舉(ju) ，但反對僅(jin) 僅(jin) 為(wei) 了科舉(ju) 。這種態度比較現實，意在科舉(ju) 之外另辟新徑，以達到其傳(chuan) 斯道而濟斯民的書(shu) 院教育目標。

白鹿洞書(shu) 院的做法更為(wei) 靈活、奇特，朱子為(wei) 即將奔赴臨(lin) 安參加省試的舉(ju) 人辦起了培訓班。為(wei) 此，他發布《招舉(ju) 人入書(shu) 院狀》。十分明顯，利用書(shu) 院舉(ju) 辦舉(ju) 人培訓班的目的，是想利用集訓的機會(hui) ，以理學家講學修身的一套來修正世俗的科舉(ju) 觀念，以期明了國家取士與(yu) 士之所以為(wei) 學待用的真正意義(yi) 。其用心仍然是在以書(shu) 院來匡正迷失方向的官學教育，做法比較平和，是從(cong) 理解出發而予以補救。

以“講學”來糾偏

對抗科舉(ju) 利誘，反對場屋俗學，是以朱子為(wei) 代表的南宋理學家的長期任務，也一直是書(shu) 院自別於(yu) 官學的努力所在。

朱子修複白鹿洞書(shu) 院，用心更為(wei) 良苦。當他一方麵和呂祖謙商訂裁量《白鹿洞書(shu) 院記》，“惟恐一語之差，將變秀才為(wei) 學究，而隨緣說法，應病與(yu) 藥”，開出了“挹先儒淳固質實之餘(yu) 風，服《大學》離經辨誌之始教，於(yu) 以尋關(guan) 洛之緒言”的方子，有講明儒家道統之意；另一方麵，他又請論敵陸九淵講“君子喻於(yu) 義(yi) ，小人喻於(yu) 利”，拿學者“隱微深痼之病”開刀。

陸九淵以義(yi) 、利判君子、小人，教諸生誌乎義(yi) ，習(xi) 乎義(yi) ，並且以科舉(ju) 場屋的得失為(wei) 例作了進一步的引申，其“發明敷暢”“懇到明白”，“聽者莫不悚然動心”，成為(wei) 書(shu) 院史上最經典的講義(yi) 。朱子聽了非常感動，將其視作治學入德之方，撰寫(xie) 跋語，要求“凡我同誌，於(yu) 此反身而深察之”，並令人將其刻成石碑，傳(chuan) 流後世。今天，我們(men) 還可以在白鹿洞書(shu) 院看到名為(wei) 《二賢洞教碑》的講義(yi) 和跋語。

由上所述，我們(men) 可以知道，南宋前期學者，不分派係，無論朱陸，在對待場屋科舉(ju) 的問題上是基本一致的，既認為(wei) “今為(wei) 士固不能免此”，又對其不可勝言之害深惡痛絕，而希望以“講學”來予以救正。其“大要”在“續洙泗之正傳(chuan) ”，而“淑諸人者”，無外乎為(wei) “忠君、孝親(qin) 、誠身、信友，用則澤及天下，不用則無愧俯仰，如是而已”。

至於(yu) 救之之方，也就是講學的內(nei) 容，則各家各派已呈現不同特色，“天理人欲之分”剖析章明，是張栻、朱子的長處；“喻義(yi) 喻利之論”敷闡精至，是陸九淵的強項。

書(shu) 院精神的象征

製訂學規、章程，規範和約束書(shu) 院師生的言行舉(ju) 止，勸善規過，提升品位，是書(shu) 院製度確立的一個(ge) 重要標誌，也是南宋理學家們(men) 對書(shu) 院建設所作的重大貢獻。南宋書(shu) 院學規中，最早的是呂祖謙的《麗(li) 澤書(shu) 院學規》，最有名的是朱子的《白鹿洞書(shu) 院揭示》。

《揭示》針對當時務記覽、取利祿的學風，回歸傳(chuan) 統，將“學”定義(yi) 於(yu) 五教五倫(lun) ，並提出為(wei) 學的目標和程序。經過如此重新定義(yi) ，“學”就落實到了現實的人倫(lun) 世界，而維持人倫(lun) 世界的秩序就變成了“學”的最終目標。為(wei) 達此目標，必須窮理而篤行。也就是說，窮理和篤行構成“為(wei) 學”的兩(liang) 大部分。兩(liang) 大部分中，《揭示》隻點到學、問、思、辨，而詳述“篤行”，這表明理學家對蘊含經世之誌的道德踐履的高度重視。這是典型的理學家的教育理念。

《揭示》既是書(shu) 院精神的象征，後來也成為(wei) 天下書(shu) 院共同遵守的準則。先是，紹熙五年（1194）朱子任潭州知州重建嶽麓書(shu) 院，將《揭示》移錄其中，史稱《朱子教條》。淳祐元年（1241），宋理宗皇帝視察太學，手書(shu) 《白鹿洞書(shu) 院學規》賜示諸生，其後遍及全國書(shu) 院及地方官學。於(yu) 是，一院之“揭示”，遂成天下共遵之學規。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