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儒學思想探微

原標題：陳寅恪儒學觀之思想理路透視

作者：曹景年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北京工業(ye) 大學學報》2008年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六月十二日癸巳

           耶穌2017年7月5日

摘要：陳寅恪雖沒有專(zhuan) 門談過儒學問題，但他對儒學還是很關(guan) 注的。他的儒學觀大致包括三個(ge) 方麵，其一，儒家之道為(wei) 一抽象通性之道，有永恒價(jia) 值，是必須要堅持的；其二，高談抽象的精神學問的重要性。宋明新儒學通過吸收佛教思想，為(wei) 儒家真正建立了抽象的形上之學，它是中國文化的精華，也是將來中國文化複興(xing) 的關(guan) 鍵；最後，儒家之道的涵義(yi) 在於(yu) 尊崇道德氣節，貶斥勢利。他不但通過頌紅妝表明此，而且立身行事無不踐行。

關(guan) 鍵詞：陳寅恪；儒學觀

陳寅恪先生是當代著名史學家，他學識廣博，治學精深，其研究成果對學界產(chan) 生了重大影響。他的主要精力雖用在史學考證方麵，對思想史哲學史較少關(guan) 注，如他自己所言：“寅恪平生頗讀中華乙部之作，間亦披覽天竺釋典，然不敢治經。”[1]又雲(yun) ：“寅恪不敢觀三代、兩(liang) 漢之書(shu) ，而喜談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2]但實際上，在很多重大的思想史的問題上，陳先生都有自己的見解和主張，其深刻性足以跟專(zhuan) 治思想史者相媲美。尤其是儒學方麵，近代關(guan) 於(yu) 儒學的討論實在是甚囂塵上，眾(zhong) 說紛紜，莫衷一是，陳先生雖然沒有專(zhuan) 門談這個(ge) 問題，也無意參加那些爭(zheng) 論，但在一些文章中對儒學的曆史現狀以及優(you) 劣都有明確的判斷，還關(guan) 涉到立身行事的問題。從(cong) 中我們(men) 可以發現陳先生的觀點對我們(men) 的儒學研究還是有很大啟發的，本文擬就陳先生的儒學觀作一述論，以求教於(yu) 方家。

一

儒家作為(wei) 先秦時期出現的一種學說，影響中國幾千年，並不是毫無道理的，雖然它有很多曆史性的東(dong) 西隨著時代的變遷而過時，但更重要的是它還有具有永恒價(jia) 值的東(dong) 西，這就是它的的根本精神，而這是必須要堅持的。在《王觀堂先生挽詞並序》中陳先生說：“吾中國文化之定義(yi) ，具於(yu) 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yi) 為(wei) 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者。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為(wei) 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為(wei) 酈寄亦待之以鮑叔。其所殉之道,與(yu) 所成之仁,均為(wei) 抽象理想之通性.夫綱紀本理想抽象之物，”[3]按《白虎通》卷八詳論三綱六紀之義(yi) ，三綱者，“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三綱六紀是“張理上下，整齊人道”的總綱，三綱的理想是剛柔相濟，陰陽和諧，即所謂“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六紀的理想是“敬諸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yi) ，族人有序，昆弟有親(qin) ，師長有尊，朋友有舊。”[4]這些都是極為(wei) 抽象的理念，是一種最理想的狀態，而儒家學說甚至整個(ge) 中國文化無不是圍繞這個(ge) 三綱六紀的理想而展開的，所以說陳先生提出三綱六紀為(wei) 中國文化之定義(yi) ，貌似偏頗，很多人也會(hui) 覺得不以為(wei) 然，什麽(me) 三綱五常都是封建糟粕，怎麽(me) 可能是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呢，什麽(me) 天人合一啊等等才是，其實那都不是本質的東(dong) 西，真正的中國文化其實就是三綱六紀。這種抽象的理念，即先生所謂道，所謂仁者，是一種通性，這就說明，從(cong) 根本上說，它是古今一貫的，而且還是中外一貫的，不但中國需要，整個(ge) 世界都是需要的，是絕不能廢棄的。正如吳宓在1961年再次見到陳先生時感歎的：“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張毫未改變，即仍遵守昔年中學為(wei) 體(ti) ，西學為(wei) 用之說，但在我輩個(ge) 人如寅恪者，則仍確信中國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於(yu) 世界。”[5](p143)所以對世界都有裨益，正是因為(wei) 它有一種通性在裏麵，即所謂永恒價(jia) 值，西方的“民主”、“自由”等理念被公認為(wei) 是永恒價(jia) 值，但中國文化中也有具有永恒價(jia) 值的東(dong) 西，陳先生的這一觀點對我們(men) 研究傳(chuan) 統文化具有重大知道意義(yi) 。

陳先生把這種通性歸結到儒家的禮製上。他對禮製一直十分關(guan) 注，並有過專(zhuan) 門的研究，他的名著《隋唐製度淵源略論稿》第一篇就是論述禮製的淵源。陳先生認為(wei) 儒家最重要的東(dong) 西就在於(yu) 禮的學問，禮是儒家思想的根本所在，也是它對中國社會(hui) 影響最大的東(dong) 西。他說：“儒者在古代本為(wei) 典章學術所寄托之專(zhuan) 家。”“法典為(wei) 儒家學說具體(ti) 之體(ti) 現。”“二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製度法律公私生活方麵，而關(guan) 於(yu) 學說思想之方麵，或轉有不如佛道二教者。”他舉(ju) 例子說：“六朝士大夫號稱曠達，而夷考其實，往往篤孝義(yi) 之行，嚴(yan) 家諱之禁，此儒家之教訓，故無預於(yu) 佛老之玄風者也。”[6]也就是說，儒家思想對中國社會(hui) 產(chan) 生影響，完全在於(yu) 它外在化為(wei) 了具體(ti) 的禮製，更方便於(yu) 實施，對大多數的人民來說，儒家即是製度規範，是禮教。禮首先是進退揖讓等世俗之禮，這是禮的最顯性的表現，但這些東(dong) 西都是有曆史局限性的，也就是說具體(ti) 之禮製因時代之不同是不可避免要變更的。談到清季的形勢，他明確指出：“近數十年來，自道光之季迄今日，社會(hui) 經濟製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撞擊而已銷沉淪喪(sang) 於(yu) 不知不覺之間，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歸於(yu) 不可救療之局。”[3]他從(cong) 清末社會(hui) 的大動蕩中看到了具體(ti) 禮製的局限性，是不可能永遠保存的，而是要隨著社會(hui) 製度的變遷而改變，但禮製並非僅(jin) 僅(jin) 是一種外在的約束與(yu) 形式，而是有其“本”的，這個(ge) 本就是道，就是仁，正如孔子所說的：“禮雲(yun) 禮雲(yun) ，玉帛雲(yun) 乎哉！樂(le) 雲(yun) 樂(le) 雲(yun) ，鍾鼓雲(yun) 乎哉！”[7](p185)這個(ge) 本就是陳先生所說的“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這是不會(hui) 變的，也是應該堅持的。錢文忠先生也說：“關(guan) 於(yu) 儀(yi) 禮，寅恪先生認為(wei) 禮與(yu) 法為(wei) 穩定社會(hui) 的因素，禮法雖隨時俗而變更，至於(yu) 禮之根本，則終不可廢。”[8](p10)即儒家之禮製的根本精神必須遵守，這是根本，是體(ti) ，絕不能廢。這種特殊的禮製的思想使他區別於(yu) 頑固的守舊者墨守傳(chuan) 統的一切東(dong) 西，抱殘守缺，他不像王國維那樣，使自己的生命僅(jin) 僅(jin) 係於(yu) 一姓之興(xing) 旺，一種製度之盛衰，舊的製度的滅亡在他看來其實是無法避免的，他經常說他從(cong) 來不屬於(yu) 任何黨(dang) 派，任何政治團體(ti) ，平時也絕少參與(yu) 政治事件，他是一個(ge) 用特有的冷靜眼光觀察曆史的人。

二

在這一點上，他特別強調了道德理想建設的重要性，一個(ge) 民族的複興(xing) 和強大，必須要有一種精神上的抽象學問，即所謂的形而上學，來作為(wei) 支撐，這也就是他上麵所講的“抽象理想之通性”。放在中國的古代學術環境當中，就是宋明新儒學津津樂(le) 道的“天理人事之學”，這種學問抽象，所以具有普遍性，是對各種問題的一個(ge) 根本解決(jue) 。他說：“天理人事之學，精深博奧者，亙(gen) 萬(wan) 古，橫九垓而不變，凡時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為(wei) 根基。”太過關(guan) 注現實，隻重視實用的東(dong) 西，而“不圖精深之救藥，勢必致人欲橫流，道義(yi) 淪喪(sang) 。”[5](p9)其實探究天理人事的學問，自古以來就有的，司馬遷就以“究天人之際”為(wei) 其目標，邵雍也說：“學不際天人，不足謂之學也。”代表了宋明儒學追求形上哲理的心態。但是，中國的儒家思想從(cong) 一開始產(chan) 生，就以現實社會(hui) 和人生為(wei) 它思考問題的核心，現實感十分強烈，而缺乏這種形上之思，他說：“中國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學……專(zhuan) 趨時用者，則乏遠慮，其言道德惟重實用，不究虛理，其長處短處均在此，長處即修齊治平，短處即實事之利得失，觀察過明，而乏精深遠大之思。”[5](p10)這裏的孔孟之教不是指整個(ge) 儒家，而是特指的先秦儒家。陳先生對包括孔子儒學在內(nei) 的先秦學術評價(jia) 甚低：“至若周秦諸子，實無足稱。老、莊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國之哲學士，則淺陋之至。”[5](p10)也就是說，中國哲學的形上之思在先秦是很不發達的，但是後來的宋明新儒學卻具有了高度的思辨性，而為(wei) 陳先生所大力稱道。陳先生把新儒學的出現稱為(wei) 一大事姻緣，他說：“中國自秦以後，迄於(yu) 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曆程，至繁至久，要之，隻為(wei) 一大事因緣，即新儒學之產(chan) 生及傳(chuan) 衍而已，”[6]在《贈蔣秉南序》中說：“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wei) 我民族遺留之瑰寶。”[12]又稱：“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yu) 趙宋之世，”[9]而宋代文化的最主要的成就就是新儒學的產(chan) 生，可見他對宋代新儒學的認同和高度評價(jia) 。陳先生認為(wei) ，宋代的新儒學的產(chan) 生，是中華文化發展的頂峰，雖然現在中國衰落了，但並未完全失去生命力，後來的中國文化的複興(xing) ，必然是宋代文化的複興(xing) ，“終必複振，譬如冬季之樹木，雖已凋落，而本根未死，陽春氣暖，萌芽日長，及至盛夏，枝葉扶疏，亭亭如車蓋，又可庇蔭百十人矣。”[9]先生對新儒學的殷切希望，於(yu) 此句話中表露無遺。

宋明儒學的所具有的思辨的特征絕不是憑空產(chan) 生的，那麽(me) 究竟來自何處？陳先生對此有深入探討，他認為(wei) 主要是受佛教和道教的影響。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至巨，新儒學實際上是吸收佛教思想而產(chan) 生的。佛教一傳(chuan) 入中國便以它特有的精密理論風行南北，而使中國的固有學問儒道二家相形見絀，韓愈辟佛，就是因為(wei) 佛教在社會(hui) 的影響已經逐漸開始超過儒家，所以儒家要重新建立自己的學問，而佛教精深的義(yi) 理之學正可以補救中國舊的儒學的缺失。他舉(ju) 例子來說明佛教實為(wei) 宋明新儒學的先導：“如天台宗者，佛教宗派中道教意義(yi) 最富之一宗也，其宗徒梁敬之與(yu) 李習(xi) 之之關(guan) 係，實啟新儒家開創之動機，北宋之智圓提倡中庸，甚至以僧徒而號中庸子，並自為(wei) 傳(chuan) 以述其義(yi) ，其年代猶在司馬君實之前，似亦於(yu) 宋代新儒家為(wei) 先覺。”[6]他又具體(ti) 分析了程朱吸收佛教義(yi) 理建立新儒學的邏輯過程：“宋儒若程若朱，皆深佛教者，既喜其義(yi) 理之高明詳盡，足以救中國之缺失，而又憂其用夷複夏也。乃求得而兩(liang) 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實，取其珠而還其櫝。才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書(shu) 五經，名為(wei) 闡明古學，實則吸收異教。聲言尊孔避佛，實則佛之義(yi) 理，已浸漬濡染。與(yu) 佛教之宗傳(chuan) ，合而為(wei) 一。此先儒愛國濟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諒之者也。故佛教實有功於(yu) 中國甚大。”[5](p11)把宋明儒對佛教既批判又吸收的心態揭露無疑，但並不因此對他們(men) 持鄙夷態度，因為(wei) 他們(men) 的行為(wei) 是對中國本土文化的發展，是有功勞的，十分符合他所主張的“一方麵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麵本來民族之地位”的文化觀念，進而由對新儒學的崇敬進而轉到其思想資源佛教的崇敬。他又說：“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國之學問，立時增長元氣，別開生麵。故宋、元之學問文藝均大盛，而以朱子集其大成。朱子之在中國，猶西洋中世之Thomas Aquinas，其功至不可沒。而今人以宋元惟為(wei) 衰世，學術文章，卑劣不足道者，則實大誤也。歐洲之中世，名為(wei) 黑暗時代，實未盡然。吾國之中世，亦不同。甚可研究而發明之也。”[5](p11)對宋元時代的文化成就進行了充分肯定，並對過去人們(men) 把宋元時代目為(wei) 黑暗時代的觀點提出了批評，而這都是歸功於(yu) 佛教的幫助。在道教方麵，他認為(wei) 新儒家所受的影響也是很大的，“新儒家之產(chan) 生，關(guan) 於(yu) 道教之方麵，如新安之學說，其所受影響甚深且遠。”[6]“凡新儒家之學說，幾無不有道教或與(yu) 道教有關(guan) 之佛教為(wei) 之先導也。”[6]但是道教本身就吸收了很多的佛教思想，實際上成了新儒學的一個(ge) 先導和範例，他說：“綜觀二千年來道教之發展史，每一次之改革，必受一種外來學說之刺激，而所受外來之學說，要以佛教為(wei) 主。”[10]故新儒學所受的影響歸根結底還是來自佛教。由此我們(men) 可以看到陳先生的獨具特色的既有開放性又不失民族特色的文化觀。他認為(wei) 中國文化得以發展的最大動力就來自外來文化的影響，並通過思想史的考察認為(wei) ：“真能於(yu) 思想上自成係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麵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麵本來民族之地位。”[6]這就是他一貫主張的“中體(ti) 西用”，與(yu) 過去守舊頑固派對“中體(ti) 西用”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

三

陳先生強調儒家的抽象性，突出儒家所具有的通性之道的作用，那麽(me) 他所認為(wei) 並要求堅持的儒家之大道具體(ti) 是什麽(me) 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尊崇道德和氣節，貶斥勢利小人，這正是真正的儒家仁聖之所極力提倡發揚的。他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寫(xie) 道：“士之讀書(shu) 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yu) 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同殉之精義(yi) 。”[11]所謂的古今“仁聖”自然是儒家的道德高尚，氣節獨拔之士，他們(men) 是擺脫世俗利益和欲望，引導世道人心歸之淳正的楷模和精神力量。如他所說：“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yi) 兒(er) 馮(feng) 道諸傳(chuan) ，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wei) 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yu) 治道學術無裨益耶?”[12]

其實他認為(wei) 不僅(jin) 是那些標榜儒士的人，一般的人，甚至是女子，隻要具有崇高的道德和氣節，都是應該表彰的，這使他事實上擺脫了後世儒家的迂腐教條的束縛，而從(cong) 更高的精神層次上來堅持儒家的理想。先生晚年自嘲“留命任教加白眼，著書(shu) 惟剩頌紅妝”，[13](p137)因為(wei) 他看到了傳(chuan) 統的士大夫已經嚴(yan) 重腐化和頑固，被名利二字衝(chong) 昏頭腦，失去了儒家本有的精神麵貌，變得可惡和可憎了，“昔則士子群習(xi) 八股，以得功名富貴，而學德之士，終屬極少數。”[5](p9)而在那些被人忽視和輕視的女子中，卻不乏崇高偉(wei) 大之人格。先生在論到《再生緣》的思想時說：“則知端生心中於(yu) 吾國當日奉為(wei) 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綱，皆欲藉此等描寫(xie) 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獨立之思想，在當日及其後百餘(yu) 年間，俱足驚世駭俗……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時代，其遭逢困厄，聲名湮沒，又何足異哉!”[14]通過這段話有人會(hui) 認為(wei) 他實際上是極力反對三綱的，這就與(yu) 前麵所說的讚同三綱六紀相矛盾了，其實產(chan) 生這種疑問是因為(wei) 沒有真正理解陳先生的意思。《白虎通》所說的三綱是抽象理想，是根本精神，但是後代之三綱已經根本違背了它的本來精神，變成排斥自由，束縛人心的枷鎖，是要“摧破”的，所以陳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獨立之思想”，才更為(wei) 陳先生所珍視。在另一部類似的著作《柳如是別傳(chuan) 》緣起中，他表達了同樣的觀點：“披尋錢柳之篇什於(yu) 殘闕毀禁之餘(yu) ，往往窺見其孤懷遺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戶亡秦之誌，九章哀郢之辭，即發自當日之士大夫，猶應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況出於(yu) 婉孌倚門之少女，綢繆鼓瑟之小婦，而又為(wei) 當時迂腐者所深詆、後世輕薄者所厚誣之人哉！”[15]他正是要通過為(wei) 一個(ge) 小女子立傳(chuan) 來表彰道德和氣節，貶斥迂腐和勢利。有這樣的理想，陳先生對時事的變幻看的很淡，那些世人無謂的爭(zheng) 論，他不屑去理睬，但他並非對現實漠不關(guan) 心，他最看重的還是世道人心。對於(yu) 一些激進的改革者與(yu) 一些時髦的理論，他說：“九縣三精，飆回霧塞，而所謂民主政治之論，複甚囂塵上。餘(yu) 少喜臨(lin) 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蓋驗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榮悴，則知五十年來，如車輪之逆轉，似有合於(yu) 所謂退化論之說者。”[16]在他看來，民主論者雖然時髦，但仍然未能挽回風俗頹敗，道德淪喪(sang) ，也不值得去討論。而對於(yu) 一些舊勢力的沉渣泛起，他尤其痛恨：“憶洪憲稱帝之日，餘(yu) 適旅居舊都，其時頌美袁氏功德者，極醜(chou) 怪之奇觀。深感廉恥道盡，至為(wei) 痛心。至如國體(ti) 之為(wei) 君主抑或民主，則尚為(wei) 其次者。”[16]他不在乎是民主還是君主，他關(guan) 注的正是如何來挽救“廉恥道盡”的讓人痛心的情形。

綜上所述，對於(yu) 儒家思想，陳先生既有深入的理論的探討，也有在思想上的提倡和尊崇。他的關(guan) 於(yu) 儒家禮製的研究，對我們(men) 現在如何繼承儒家思想是很有啟發的。他對抽象理想的追求和強調，事實上揭示了一個(ge) 真理，即一個(ge) 民族隻有精神上強大了，它才有可能真正強大起來，民族的精神就像一個(ge) 指路明燈，引導我們(men) 實現偉(wei) 大的民族複興(xing) ，而這正是我們(men) 現在所需要的。陳先生不但提倡儒家之道。而且處處踐行之，作為(wei) 作為(wei) 立身行事的準則，這是至關(guan) 重要和至為(wei) 難得的。在《贈蔣秉南序》中他對自己一生的行事總結說：“默念平生固未嚐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12]這正是他的氣節的真實寫(xie) 照。孔子雲(yun) ：“三軍(jun) 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誌也。”[7](p95)陳先生在建國後備受批判和打擊，但其立場從(cong) 未改變，依舊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正是傳(chuan) 統儒家的氣節之士的所為(wei) ，也因此永為(wei) 後人敬仰，他雖然不是專(zhuan) 門的儒家學者，但對弘揚儒家思想卻又有莫大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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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