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陳寅恪與(yu) 宋詩因緣考（下）

作者：周景耀

來源：本文發表於(yu) 《中國學術》（劉東(dong) 主編）2016年第36輯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六月初三日甲申

          耶穌2017年6月26日

陳寅恪與(yu) 晚清宋詩派的聯係是一個(ge) 饒有趣味的話題，在目前的陳寅恪研究中對此話題的關(guan) 注尚不充分，本節擬對此進行討論，意圖經由對陳寅恪與(yu) 晚清宋詩派關(guan) 係的梳理，從(cong) 人事角度進一步認識其與(yu) 宋詩的聯係，並在此基礎上探究其與(yu) 宋詩派在詩學觀念上的承繼與(yu) 分殊。

晚清以來的宗宋詩派可分為(wei) 兩(liang) 期，前期的道鹹宋詩派和後期作為(wei) 同光體(ti) 的宋詩派，我們(men) 主要關(guan) 注後期宋詩派與(yu) 陳寅恪的關(guan) 係，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有陳三立、鄭孝胥、陳衍等人，其父陳三立是其中的靈魂人物。眾(zhong) 所周知，陳寅恪生在書(shu) 香世家，祖父陳寶箴主政湖南期間，一時開近代思想文化風氣之先，晚清民國間發生的諸多變革與(yu) 曆史事件都與(yu) 其家關(guan) 係密切，他曾自言曰：“清代季年，士大夫實有清流濁流之分。寅恪本人或以世交之誼，或以姻婭之親(qin) ，於(yu) 此清濁兩(liang) 黨(dang) ，皆有關(guan) 係，故能通知兩(liang) 黨(dang) 之情狀並其所以分合錯綜之原委。”[i]陳氏一門，可謂當時思想文化的中心之一，所往來者皆一時“名士學人高材碩彥”，“故義(yi) 寧陳氏一門，實握世運之樞軸，含時代之消息，而為(wei) 中國文化與(yu) 學術德教所托命者也”，陳寅恪以“元佑黨(dang) 家”之子，對此自然是幼承庭訓、濡染已久的，故其所學，實“成於(yu) 家學，淵孕有自”，[ii]後來“家世風習(xi) ”成為(wei) 他治學一大方向，正是從(cong) 他切身體(ti) 驗得來，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寫(xie) 道：“夫士族之特點既在其門風之優(you) 美，不同於(yu) 凡庶，而優(you) 美之門風實基於(yu) 學業(ye) 之因襲。故士族家世相傳(chuan) 之學業(ye) 乃於(yu) 當時之政治社會(hui) 有極重要之影響。”[iii]這無疑是夫子自道。緣於(yu) 此，陳寅恪與(yu) 當時的思想潮流與(yu) 文化趣味有著十分深刻的精神聯係與(yu) 情感認同，在詩學觀念上亦不言自明，晚清的時代精神已經內(nei) 置於(yu) 他的精神世界，於(yu) 是有他那段常為(wei) 人提及的話：“寅恪平生為(wei) 不古不今之學，思想囿於(yu) 鹹豐(feng) 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xiang) 南皮之間”。[iv]他亦曾對自己的弟子說：“其實我對晚清曆史還是熟習(xi) 的；不過我自己不能做這方麵的研究。認真做，就要動感情。那樣看問題就不客觀了，所以我不能做。”[v]他在精神深處對父、祖輩的思想文化趣味有著自覺的認同與(yu) 持守，並有意識承繼父、祖輩們(men) 文化選擇與(yu) 思想遺產(chan) ，並踐行於(yu) 自己的學術研究，他在《王靜安先生遺書(shu) 序》中寫(xie) 道：“自昔大師巨子，其關(guan) 係於(yu) 民族盛衰學術興(xing) 廢者，不僅(jin) 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ye) ，為(wei) 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vi]當然，他所言的並不隻是王國維，他所承續的“先哲將墜之業(ye) ”也並不隻是王國維的未竟之業(ye) ，“回思寒夜話昌明，相對南冠泣數行”者也就並不僅(jin) 是家國興(xing) 旺的慨歎，胡適說他有遺少味道，[vii]實在看的膚淺，他沒有意識到這背後匿藏著的文化敗毀的悲慟情懷。正是基於(yu) 對滋養(yang) 根柢的由世家熏染出來的文化趣味的堅持，他才會(hui) 在諸多方麵與(yu) 老輩在文化觀念構成潛在的一致性，詩學觀念上似亦如此。下麵我們(men) 就以陳寅恪《宋詩精華錄》的批注為(wei) 例具體(ti) 檢視其在詩學觀念上對宋詩派的“承續”。

陳衍（1856—1937）編選、點評的宋詩合集《宋詩精華錄》1937年出版，1938年再版，據張求會(hui) 介紹，陳寅恪手批的是1938年版本，批語共計19條，與(yu) 晚清宋詩派有聯係者凡五條，為(wei) 方便對這幾條批語有一個(ge) 整體(ti) 的觀感，依據張求會(hui) 整理的順序與(yu) 格式，[viii]全文錄如下：

第一條 原文（見卷首，頁一）：

陳衍：敘

孟軻氏有言曰：“由湯至於(yu) 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又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詩•車攻》小序雲(yun) ：宣王能“內(nei) 修政事，外攘夷狄，複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複會(hui) 諸侯於(yu) 東(dong) 都”。此言殷、周二代之中興(xing) 也。其事雖大，可以喻小。詩文之中興(xing) ，何莫不然？清袁簡齋，文人之善謔而甚辯者也。有數人論詩，分茅設蕝，爭(zheng) 唐、宋之正閏，質於(yu) 簡齋。簡齋笑曰：“吾惜李唐之功德，不逮姬周，國祚僅(jin) 三百年耳。不然，趙宋時代，猶是唐也。”由斯以談，唐諸大家，譬如殷之伊尹、仲虺、伊陟、巫鹹，周之周公、太公、召公、散宜生、南宮適；宋諸大家，譬如殷之甘盤、傅說，周之方叔、召虎、仲山甫、尹吉甫矣。然吾之選宋詩，抑有說焉。《虞書(shu) 》曰：“詩言誌，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lun) 。”倫(lun) 理也。孟子所謂“始條理”、“終條理”也。《虞書(shu) 》又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下管鞀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故《禮》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詩》曰：“鞀鼓淵淵，噦噦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蓋聲音之道，由細而大，戛擊鳴球，所以作止樂(le) 。總言之也，合止柷敔，所以合樂(le) 止樂(le) 。終言之也，土木與(yu) 石，皆聲音之細者。若琴瑟、下管、鞀鼓、笙鏞，則絲(si) 竹金革，悠揚鏗鏘鞺鞳，皆聲音之由細而漸大也。《關(guan) 雎》之詩曰：“琴瑟友之”、“鍾鼓樂(le) 之”，《鹿鳴》之詩曰：“鼓瑟吹笙”、“吹笙鼓簧”，又曰：“鼓瑟鼓琴”，無用柷敔者，而合樂(le) 則不廢柷敔，故長篇詩歌，悠揚鏗鏘鞺鞳者固多，而不無沈鬱頓挫處，則土木之音也。然如近賢之祧唐宗宋，祈向徐仲車、薛浪語諸家，在八音率多土木，甚且有土木而無絲(si) 竹金革，焉得命為(wei) “律和聲、八音克諧”哉！故本鄙見以錄宋詩，竊謂宋詩精華乃在此而不在彼也。丁醜(chou) 初夏，石遺老人書(shu) 。

寅恪先生批語：

此數語有所指。其實近人學宋詩者，亦非如石遺所言，大抵近體(ti) 較佳，七律尤勝，烏(wu) 睹所謂“僅(jin) 有土木而無絲(si) 竹者”耶？石遺晚歲頗好與(yu) 流□爭(zheng) 名，遂作此無的放矢之語，殊乖事實也。

第五條 原文（見卷一，頁一三）：

梅堯臣：悼亡三首

結發為(wei) 夫婦，於(yu) 今十七年。相看猶不足，何況是長捐？我鬢已多白，此身寧久全？終當與(yu) 同穴，未死淚漣漣。

【陳衍原評】與(yu) 放翁之“此身行作稽山土”皆從(cong) 《毛詩》來。

每出身如夢，逢人強意多。歸來仍寂寞，欲語向誰何？窗冷孤螢入，宵長一雁過。世間無最苦，精爽此消磨。

【陳衍原評】末韻即“荀奉倩神傷(shang) ”之意。
從(cong) 來有修短，豈敢問蒼天？見盡人間婦，無如美且賢。譬令愚者壽，何不假其年？忍此連城寶，沉埋向九泉。

【陳衍原評】情之所鍾，不免質言。雖過，當無傷(shang) 也。

案：潘安仁詩，以《悼亡三首》為(wei) 最。然除“望廬”二句、“流芳”二句、“長簟”二句外，無沈痛語。蓋熏心富貴，朝命刻不去懷，人品不可與(yu) 都官同日語也。

寅恪先生批語：

元微之（元稹）亦“薰心富貴”之人，其《遣愁懷三首》卻極沈痛。又，“高情自古《閒居賦》，誰信安仁拜路塵”，不知石遺老人將何以釋元裕之之疑？

石遺老人之最賞此數詩，殆有所感。昔沈乙廠謂“石遺《蕭閒堂詩》，可作倫(lun) 理教科書(shu) 讀” 亦極盡賛美之詞矣。

第七條 原文（見卷二，頁六）：

王安石：六言絕句二首

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相見江南。

二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東(dong) 西。今日重來白首，欲尋舊跡都迷。

【陳衍原評】絕代銷魂，荊公詩當以此二首壓卷。東(dong) 坡見之曰：“此老，野狐精也。”遂和之。又句雲(yun) ：“崇桃兮炫晝，積李兮縞夜。”寫(xie) 桃李得未曾有。餘(yu) 嚐言“荊公詩有《世說》所稱謝征西之妖冶”，沈子培極以為(wei) 然。荊公功名士，胸中未能免俗，然饒有山林氣。相業(ye) 不得意，或亦氣機相感邪！

寅恪先生批語：

三十年前，寅曾見鄭海藏誦此詩，嘆賞不已。石遺此評，亦當日所謂“同光體(ti) ”詩人之公論也。荊公斷不可謂之“俗人”，若以其曾作宰相，遂謂爲“未能免俗”，作此論者真可謂俗矣！

第十條 原文（見卷二，頁二三）：

黃庭堅：醇道得蛤蜊，複索舜泉。舜泉已酌盡，官醞不堪，不敢送

青州從(cong) 事難再得，牆底數樽猶未眠。商略督郵風味惡，不堪持到蛤蜊前。
【陳衍原評】古者送人物，必以一物居前。弦高以牛十二犒師，先以乘韋是也。末句謂酒惡不堪送，否則“前”字趁韻矣。世有以趁韻藉口於(yu) 山穀者，真令人齒冷也。

寅恪先生批語：

《石遺先生談藝錄》謂：“鄭海藏詩，一篇中隻有一二佳句，餘(yu) 皆趁韻。”疑“世有以趁韻藉口於(yu) 山穀”之語即指海藏言也。

第十五條 原文（見卷三，頁一三）：

周必大：臘旦大雪，運使何同叔送羊羔酒，拙詩為(wei) 謝

未雪冰廚己擊鮮，雪中從(cong) 事到君前。淺斟未辦銷金帳，快泄聊憑藥玉船。醉夢免教園踏菜，富兒(er) 休詫饌羅膻。爛頭自合侯關(guan) 內(nei) ，何必移封向酒泉？
【陳衍原評】益公詩喜次韻，喜用典，蓋達官之好吟詠者。

寅恪先生批語：

此語殆因張廣雅或樊樊山而發。其實達官作詩不必“喜用典”，尤不必“喜次韻”也。

下麵就上述幾條批語進行分析，先看“敘”。陳衍在“敘”中主要談了兩(liang) 方麵的問題，其一，關(guan) 於(yu) 中國詩史上唐宋詩之爭(zheng) 的問題，陳衍在“敘”中並沒有如以往論者那般分茅設蕝，爭(zheng) 唐宋之正閏，其意見較為(wei) 通達，認為(wei) 二者各存特色，如程千帆在《讀<宋詩精華錄>》中所言：“老人之意，於(yu) 唐宋分疆，未加抑揚，實持平之論”。[ix]其二，由對何謂宋詩精華的認識，來反思近代的詩風問題，陳衍編選宋詩的主要意圖即在於(yu) 此，下麵擬就此問題略加申述。陳衍自陳他以“詩言誌，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lun) ”為(wei) 選詩宗旨，入選之詩多為(wei) 聲律和諧的五、七言的近體(ti) 詩，因在他看來“長篇詩歌，悠揚鏗鏘鞺鞳者固多，而不無沈鬱頓挫處，則土木之音也”，土木之音是指“聲音之細者”，因宋詩長篇喜以議論入詩，“夫議論則不免於(yu) 委曲，委曲則不免於(yu) 冗長。長則非律絕所任，此所以逮宋而古詩愈多也。其極至句讀不葺，而文采之妙無征；節奏不均，而聲調之美遂閟”，[x]故陳衍認為(wei) 宋詩精華，乃在律絕而不在長篇也。非獨如此，注重聲律、音節的和諧一直是其品評詩歌的主要標準，他認為(wei) “詩不能不言音節”，[xi]在《詩學概要·總論》中亦強調詩文之工不工，表現之一在於(yu) 是否“可誦可讀”。[xii]陳以音律論詩，實別有用意，即其所言：“然如近賢之祧唐宗宋，祈向徐仲車、薛浪語諸家，在八音率多土木，甚且有土木而無絲(si) 竹金革，焉得命為(wei) ‘律和聲、八音克諧’哉！”亦即“今人工詩者不少，而七古音節不合者頗多”。這一詩學現象在他看來“至顯而至要”，但“對友朋所作，有時不便明言”， [xiii]隻能宛轉勸誡，其以所選宋詩之精華為(wei) 模範，一矯近賢“八音率多土木”之弊的用意便不言而喻。[xiv]此論基於(yu) 其對清道光以來詩風的判斷與(yu) 反思。陳衍認為(wei) ：“前清詩學，道光以來一大轉捩。略分兩(liang) 派：一派為(wei) 清蒼幽峭。……此一派近日以鄭海藏為(wei) 魁壘。……其一派生澀奧衍。……近日沈乙庵、陳散原實其流派。而散原奇字，乙庵益以僻典，又少異焉，其全詩亦不盡然。”[xv]此兩(liang) 派一以鄭孝胥為(wei) 代表，一以沈曾植、陳三立為(wei) 代表，他們(men) 所代表的詩風為(wei) 晚清詩壇之主流，影響所及，彼時詩人殆無出此兩(liang) 派者，當然存在逸出此兩(liang) 派的詩人，此就犖犖大者而言，故不深究。那麽(me) ，陳衍傾(qing) 向於(yu) 哪一派詩風呢？或者他不甚欣賞哪一派詩風呢？知其所不喜者，便知“近賢”“音節不合”之弊屬於(yu) 哪一派詩風。陳衍在《石遺室詩話》中有一則與(yu) “敘”論近賢之蔽相同的詩話，其曰：

餘(yu) 舊論伯嚴(yan) 詩避俗避熟，力求生澀，而佳語仍在文從(cong) 字順處。世人隻知以生澀為(wei) 學山穀，不知山穀仍槎椏，並不生澀也。伯嚴(yan) 生澀處與(yu) 薛士龍季宣乃絕相似，無人知者。嚐持浪語詩示人，以證此說，無不謂然。[xvi]

由此可知陳衍“敘”中所指近賢“八音率多土木”之音的弊端實出於(yu) 陳三立一派，尤以陳三立為(wei) 主。既然他視生澀為(wei) 弊，也便不在欣賞和廣為(wei) 宣揚之列，由此亦可知其傾(qing) 向於(yu) 以鄭孝胥為(wei) 代表的“清蒼幽峭”一派，殆無疑議。在其所撰《石遺室詩話》中，這種傾(qing) 向有極為(wei) 明顯的體(ti) 現，即入詩話的詩多為(wei) “清蒼幽峭”一派，鄭孝胥及其詩尤多被提及；相反“生澀奧衍”一派極少入選，提及沈增植、陳三立及其詩之處者很少，以至引起二人不滿，責其“近來詩話不甚譽其詩”。[xvii]陳衍通過他人之詩道出“不譽其詩”的理由，[xviii]原因不難想見，就在於(yu) 其過求“避俗避熟”的效果，所謂“《散原精舍詩》，專(zhuan) 事生澀，蓋欲免俗免熟，其用心苦矣”，[xix]這種做法，若求之太過則不可避免的導致聲律“生澀”的不可讀，此即所謂“土木之音”者也。他曾批評指散原詩音調不高：“所謂高調者，音調響亮之謂也。如杜之‘風急天高’是矣。《散原精舍詩》，則正與(yu) 此相反”。[xx]錢仲聯在《夢苕庵詩話》中亦雲(yun) ：“時賢散原，從(cong) 山穀入，而不為(wei) 山穀門戶所限，固是健者。然恨其音調多啞，時人大抵犯此病。”[xxi]陳衍在與(yu) 錢鍾書(shu) 對談的《石語》中直言，“陳散原詩，予所不喜”，因陳詩不容易使人“讀得、懂得”，故他認為(wei) 陳詩“數十年後恐鮮過問者”，並指出在這是其過求“避俗避熟”的結果，所謂“言草木不曰柳暗花明，而曰花高柳大；言鳥不言紫燕黃鶯，而曰烏(wu) 鴉鴟梟；言獸(shou) 切忌虎豹熊羆，並馬牛亦說不得，隻好請教犬豕耳。”[xxii]可以說對以陳三立為(wei) 代表的“生澀”詩風的批評與(yu) 糾偏，代表了當時詩壇，乃至思想文化界的某種共識，甚至成為(wei) 新文學革命舊文學的靶點之一。陳寅恪在批語中指出的“石遺晚歲頗好與(yu) 流□爭(zheng) 名，遂作此無的放矢之語，殊乖事實也”，如果我們(men) 聯係到陳衍對當時詩壇整體(ti) 狀況的分析，及其詩學趣味的指向，或許陳衍所言並非“無的放矢之語”，故其與(yu) 同輩人爭(zheng) 名或在其次，對此姑且不論。由陳寅恪的這條批語，可見他並未能全然洞悉陳衍編選《精華錄》的用心與(yu) 詩學宗旨，隻將注意力集中於(yu) 陳衍有與(yu) 同輩人爭(zheng) 勝方麵，沒有看到陳衍糾偏詩風的努力。上文已指出，陳衍選宋詩的標準之一是“律和聲、八音克諧”，即不選“土木之音”的詩，而以“絲(si) 竹金革”之詩為(wei) 主，他即以這樣的宋詩選本矯“近賢”之弊，對此陳寅恪並不是很清楚。

陳衍在《精華錄》裏選了蘇轍的《與(yu) 兄子瞻會(hui) 宿二首》：

逍遙堂後千章木，長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床尋舊約，不知飄泊在彭城。
秋來官閣涼如水，別後山公醉似泥。困臥紙窗呼不起，風吹鬆竹雨淒淒。

隻選蘇轍的兩(liang) 首絕句，這引起陳寅恪的不滿，他批注道：

同叔佳詩頗多，何以僅(jin) 錄此二絕？殆即就《東(dong) 坡詩注》隨鈔二首耶？若果如此，殊可謂草率矣！[xxiii]

又如第十四條批語，陳衍認為(wei) 孔平仲詩“學盧仝體(ti) ，而去其鉤棘字句”，陳寅恪則認為(wei) 孔平仲的那首詩“似非學其詩體(ti) ”，因詩中“思想與(yu) 玉川（筆者注：盧仝，號玉川）不類”。[xxiv]與(yu) 此相類的有第十二、第十八、十九等條的批語，在第十二條批語中，陳衍認為(wei) 黃庭堅《書(shu) 磨崖碑》一詩“音節甚佳，而議論未是”，陳寅恪卻認為(wei) “此詩議論甚是”，且揣測陳衍亦因“議論不合”而不選李清照的《浯溪碑詩》，他認為(wei) 這是陳衍的一個(ge) “誤解”，[xxv]批語的第十九條亦複如是。[xxvi]在第十八條批語中，陳衍認為(wei) 劉克莊的詩“律句多太對”，陳寅恪則認為(wei) “律句太對並不足為(wei) 病，惟視兩(liang) 聯之思想及意境如何耳”。[xxvii]二人評詩的側(ce) 重點顯然有所不同。我們(men) 知道，陳衍在“敘”中已明言，宋詩之精華在近體(ti) 律絕，故書(shu) 中所選以以近體(ti) 詩為(wei) 主，而所選之詩，無論古體(ti) 、近體(ti) 大體(ti) 以聲律和諧、清脆者為(wei) 主，這樣的例子在《精華錄》中比比皆是，陳衍在對一些詩的評語中也體(ti) 現了這一選詩選擇。如（1）評王安石《元豐(feng) 行示德逢》雲(yun) ：“音節極高亢”；（2）評王安石《書(shu) 任村馬輔》雲(yun) ：“並無深意，音節獨絕”；（3）評蘇軾《和鮮於(yu) 子駿鄆州新堂月夜二首》雲(yun) ：“短篇五古，非坡公所長，清脆而已”； （4）評黃庭堅《予既作竹枝詞夜宿歌羅驛夢李白相見於(yu) 山間曰於(yu) 往謫夜郎於(yu) 此聞杜鵑作竹枝詞三疊世傳(chuan) 之不予細憶集中無有請三誦乃得之》雲(yun) ：“音節極佳。先生所謂可以弦歌者，此其選矣”；（5）評黃庭堅《書(shu) 磨崖碑後》雲(yun) ：“此首音節甚佳，而議論未是”；（6）評葉紹翁《等謝屐亭贈謝行之》雲(yun) ：“晚宋詩人，工古體(ti) 者不多，此篇其最響亮者”。[xxviii]由以上評語，可印證陳衍是遵循“敘”中所言注重音節的選詩宗旨進行選詩的。從(cong) （2）、（5）評語不難想見，陳衍在選詩時更看重“音節”，至於(yu) 寅恪所言詩之“思想及意境”則居其次。由（3）、（6）兩(liang) 則評語可見，即便陳氏選古體(ti) 詩，亦以音節為(wei) 取舍標準。是故，陳氏隻選蘇轍兩(liang) 首詩，道理或正在於(yu) 此，且所選蘇轍二詩大體(ti) 屬於(yu) 符合音節和諧這一標準，不能以“草率”視之。換言之，陳寅恪的這個(ge) 疑惑，是否意味著他在詩歌的藝術層麵對陳衍所推崇的詩學旨趣不認同？假使如此，我們(men) 不禁要問，陳寅恪反過來對“生澀奧衍”的詩風是認同的嗎？他認為(wei) 近人近體(ti) 詩有不乏“絲(si) 竹”之音者所指為(wei) 誰？

我們(men) 再折回去看上麵的幾條批語，三條裏麵有兩(liang) 條涉及同一個(ge) 人，可見他對此人是極為(wei) 關(guan) 注的，這個(ge) 人是鄭海藏，即鄭孝胥（1870—1937）。這兩(liang) 條關(guan) 於(yu) 鄭孝胥的批語，一條涉及人事，陳寅恪自陳三十年前見過鄭孝胥；另一條涉及對鄭孝胥詩的認識，認為(wei) 陳衍所言“世有趁韻籍口於(yu) 山穀者”是指鄭孝胥。雖然依據現有的材料，上述兩(liang) 條批語中涉及的內(nei) 容很難被確證下來，但有一點是顯然存在的事實：即陳寅恪對鄭孝胥其人其詩是有所了解的，也就是說，對由鄭孝胥代表的晚清詩風陳寅恪並不陌生，甚至頗為(wei) 熟悉。那麽(me) ，陳對此詩風的態度是怎樣的？吳宓提供了一條關(guan) 鍵性的材料，他在讀《海藏樓詩》所作的讀書(shu) 筆記中指出：

昔在美國1919年陳寅恪自言：在中國近世詩人中，最佩愛蘇堪之詩，以其意思明顯，句句可譯成英文或其他外文也。後來宓多讀各家之詩，以其真摯明顯（即清切）為(wei) 標準，乃深是寅恪此言。[xxix]

鄭孝胥在為(wei) 一九一0年出版的《散原精舍詩》所作序言中言及“清切”的詩學宗旨：

往有钜公與(yu) 餘(yu) 談詩，務以清切為(wei) 主，於(yu) 當世詩流，每有張茂先我所不解之喻，其說甚正。然餘(yu) 竊疑詩之為(wei) 道，殆有未能以清切限之者。世事萬(wan) 變紛擾於(yu) 外，心緒百態，沸騰於(yu) 內(nei) ，宮商不調而不能已於(yu) 聲，吐屬不巧而不能已於(yu) 辭。若是者，吾固知其有乖於(yu) 清也。思之來也無端，則斷如複斷、亂(luan) 如複亂(luan) 者，惡能使之盡合？興(xing) 之發也匪定則倏忽無見、惝怳無聞者，惡能責以有說若是者？吾固之其不期於(yu) 切也。並世而有此作，吾安得謂之非真詩也哉？[xxx]

為(wei) 詩之道，雖有不以清切限之者，但就鄭氏本人而言，其所宗者顯然是“清切”的為(wei) 詩之道，並認為(wei) 散原詩與(yu) 此道有違。這則短序雖意在為(wei) 散原“開脫”，事實上更應看作是對陳三立詩較為(wei) 委婉的批評，胡適即認為(wei) 鄭孝胥在這篇序中“雖然表麵上是替江西詩派辯護，其實是指江西詩派的短處。他自己的詩並不實行這個(ge) ‘不清不切’的主張”。[xxxi]鄭孝胥在和樊增祥（1864—1931）的詩中再次論及此事，針對散原詩之“宮商不調”、“吐屬不巧”的短處，婉勸樊氏勿染此習(xi) ，詩雲(yun) ：“嚐序伯嚴(yan) （引者注：陳三立，字伯嚴(yan) ）詩，持論闢清切。自嫌誤後生，流浪或失實。君詩妙易解，經史氣四溢。詩中見其人，風趣乃雋絕。淺語莫非深，天壤在豪末。何須填難字，苦作酸生活？會(hui) 心可忘言，即此意已達。”[xxxii]恐以“清切”論詩，會(hui) 貽誤“後生”的話，終是謙辭，其意更在對“何須填難字，苦作酸生活”的不滿。後來陳、鄭二人對談，鄭直言道：“餘(yu) 語伯嚴(yan) ，以吾儕(chai) 身世讀古人詩，恨其不愜，惟少陵差沈著。然如元裕之‘血肉正應皇極數，衣冠不及廣明年’，亦頗透切。故今日作詩不透切者盡可不作，若用事敷衍，殊不足觀矣。”[xxxiii]這未嚐不是對序中所言“其不期於(yu) 切”的直接批評。鄭孝胥所言之“清切”，實本於(yu) 張之洞，即序中之“钜公”。[xxxiv]那麽(me) ，“清切”如何理解呢？張之洞對此有界定，論及作“時文”和“作試律詩”，張認為(wei) 應遵循四條原則。

關(guan) 於(yu) 作“時文”：

宜清（書(shu) 理透徹，明白曉暢）、真（有意義(yi) ，不剿襲）、雅（有書(shu) 卷，無鄙語；有先正氣息，無油腔濫調）、正（不俶詭，不纖佻，無偏鋒，無奇格）。[xxxv]

關(guan) 於(yu) 作試律詩：

宜工（不率）、切（不泛）、莊（不佻）、雅（不腐）。[xxxvi]

“清”意為(wei) “書(shu) 理透徹，明白曉暢”；“切”意為(wei) “不泛”、真切穩妥；合為(wei) 一處，“清切”意為(wei) 透徹明白、真切穩妥。此亦為(wei) 上文吳宓所言之“真摯明顯”，陳寅恪認為(wei) 鄭孝胥詩符合這個(ge) 標準，故深為(wei) “佩愛”，由此可證，他對生澀詩風並不認同，而偏向於(yu) “清切”一路，這與(yu) 其喜歡元、白詩似宜應作如是觀，那麽(me) ，他認為(wei) 的近人之詩不乏“絲(si) 竹”者，至少不應將鄭孝胥的詩排除在外。以此論之，他與(yu) 陳衍對晚清宋詩派的批評與(yu) 認可事實上具有一致性，他們(men) 所認同乃至“佩愛”的大抵是導源於(yu) 張之洞、至鄭孝胥而風氣大昌的“清切”的詩學趣味。雖然陳寅恪不喜詩之生澀難讀，但並不意味著他對陳三立的詩學理念全不認同，他“佩愛”海藏詩不假，但在其靈魂深處，他真正認可與(yu) 追隨的會(hui) 不會(hui) 可能是陳三立提倡的詩學觀念？通過陳寅恪的日常生活與(yu) 詩學實踐能否印證這個(ge) 判斷？下麵不妨就此略作闡發。

陳衍指出陳三立論詩最“惡俗惡熟，嚐評某也紗帽氣，某也館閣氣”，[xxxvii]亦雲(yun) “伯嚴(yan) 詩，避熟避俗，力求生澀”，其詩學宗趣與(yu) 黃庭堅之“無一字無來處”、“點鐵成金”、“奪胎換骨”等詩學主張不無承繼關(guan) 係，此不贅論。而以這種詩學觀念為(wei) 標的，難免在詩歌中造成艱澀難懂的藝術效果。這種藝術效果的形成，除了其自覺的藝術追求外，應還有其他原因，若考慮到其身份、立場與(yu) 情感等因素，或許有助於(yu) 深化我們(men) 對他如此選擇的認識。或如鄭孝胥在為(wei) 其詩所作序中所說的那樣，在“世事萬(wan) 變紛擾於(yu) 外”的時刻，置身文化與(yu) 政治變局中心的詩人，其心緒自是百轉千回，沸騰於(yu) 內(nei) 而形於(yu) 言，或會(hui) 出現“宮商不調而不能已於(yu) 聲，吐屬不巧而不能已於(yu) 辭”的現象。在興(xing) 亡遺恨、文化飄零的曆史狀況下，作為(wei) 特殊身份的政治與(yu) 文化雙重遺民的陳三立其情緒之起伏是可想而知的，正如陳寅恪在《王觀堂挽詞並序》中所言：“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wei) 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出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受其之苦痛亦愈甚”。[xxxviii]此苦痛鬱結難舒，無由出之，即便訴諸於(yu) 詩，實難以常語出之，也就難作響亮高調、情感暢達之詩，惟以苦澀隱晦之語表達方合其意，“其用心苦矣”，[xxxix]非不能為(wei) “清切”之語也。因此，若求之其處境，不以詩藝論，則其作為(wei) 文化遺民在詩所體(ti) 現出的苦澀是十分明顯和濃重的，故其詩給人以不清不切的藝術感受自有其合情合理之處，就此而論，鄭氏之序可謂是知人論世之言。鄭孝胥在1922年版的《散原精舍詩集》的序中進一步申論此序之意，鄭氏認為(wei) ，散原詩“體(ti) 《春秋》之微旨”，不可以尋常眼光視之，並樂(le) 見世人“議散原之詩非詩而類於(yu) 《春秋》”，[xl]意謂散原詩具有以詩存史的價(jia) 值，其對散原詩的見識較之陳衍顯然深入一層，進而言之，這何嚐不是其自期之論，亦未嚐不是對整個(ge) 遺民詩人群體(ti) 而發。這些在陳寅恪那裏有著十分鮮明的承續，無論是父輩信守的文化觀念，還是他們(men) 在曆史鼎革之際的情感與(yu) 立場的指向，都能在陳寅恪那裏找到回應。

陳寅恪對其父倡導的“避俗避熟”之論心領神會(hui) （這裏需要說明的是“避俗避熟”的做法不一定會(hui) 導致“生澀奧衍”的閱讀效果，“生澀奧衍”隻是“避俗避熟”致使的藝術效果之一，所以陳寅恪對“避俗避熟”的認同與(yu) 其喜歡“清切”之詩並無必然的矛盾，因前者是一種詩學理念，後者是一種藝術效果，遵循前者，是可以通向後者的）。陳寅恪曾與(yu) 人論雅俗問題，他認為(wei) “太熟套的東(dong) 西最容易變俗，簡單說就是‘熟就是俗’”。[xli]可見其不尋常態，不同流俗，與(yu) 散原之論若合符節。抑更有可論者是其具體(ti) 的詩學實踐，觀其詩，可謂是字字藏謎，句句用典，今典與(yu) 古典並陳，非常自覺地踐行了“避俗避熟”的詩學主張，讀者若不熟悉詩中的“今典”與(yu) “古典”，很難進入其詩歌的意義(yi) 世界，晦澀難懂較之其父有過之而無不及，晚年詩尤甚。正如餘(yu) 英時所言：“陳先生晚年詩文埋藏了一套獨特的暗碼係統”，“隱語”和“暗碼”隨處可見，既有古典，又含“今情”，“極盡深曲複雜之能事”。[xlii]這似乎體(ti) 現出陳寅恪詩學上的矛盾性，他一方麵流露出對“清切”詩風的欣賞，另一方麵他的詩歌卻極為(wei) 鮮明的體(ti) 現出晦澀難懂的特點，並不以創作“清切”之詩為(wei) 主要的藝術目的。他選擇這樣做是原因的，晚清以來曆史語境的轉換致使其家門遭受重大挫折，以及其後的曆史敘述對其所持之思想文化觀念與(yu) 獨立精神自由意誌所造成的壓抑，置身是非難辨的時代，使其不能秉筆直書(shu) ，隻有“避俗避熟”，曲筆諷詠，以至晦澀難懂，也是情理中事。他顯然有意在以詩存史，故其詩“處處散發著詩史的光輝”，[xliii]亦可謂是《春秋》之作，這一點正與(yu) 散原詩一脈相承。抑更有可論者，這些詩作背後流露出的是家國興(xing) 亡之慨與(yu) 對傳(chuan) 統文化價(jia) 值的認同的持守，非僅(jin) 是一己之遭遇的記錄而已，此與(yu) 散原詩中情緒殆無二致。這體(ti) 現出的不僅(jin) 是詩學理念上對父輩的認同與(yu) 承續，更將已經融於(yu) 血肉的文化傳(chuan) 統堅持下來。不期然，再次成為(wei) 新的政治秩序與(yu) 政治文化下的“文化遺民”，因此，在他詩歌中體(ti) 現出的“避熟避俗”的詩學宗趣，對他來說是再自然不過的選擇。

以上從(cong) 兩(liang) 個(ge) 方麵略述陳寅恪與(yu) 宋詩之因緣關(guan) 係，此兩(liang) 端由遠及近的影響著陳寅恪的詩學趣味與(yu) 文化選擇。事實上，由宋至清，遠近相通，無論詩學觀念還是文化觀念，後者與(yu) 前者在邏輯上具有潛在的一致性和承繼性。是故，陳寅恪與(yu) 宋詩的第一層麵的實際接觸，與(yu) 其和晚清宋詩派的第二層麵人事聯係，宋詩的鋪墊與(yu) 導引是不能忽視的因緣之一，而由此形成陳寅恪對晚清宋詩派的文化取向與(yu) 詩學趣味的認同，成為(wei) 其終生的依恃，融入血脈，共生共死。正因有如此此深切的體(ti) 驗，他才會(hui) 對宋代文化的作出高於(yu) 其他朝代的評價(jia) ，1919年留美時即言：“宋、元之學問、文藝均大盛。”這一說法後來進一步發展，1943年在給鄧廣銘《宋史職官誌考證》一書(shu) 所作序中認為(wei) ：“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yu) 趙宋之世。”[xliv]若以為(wei) ，陳寅恪因此就一意“守舊”，堅執傳(chuan) 統的文化與(yu) 詩學觀念毫無變化，似也不符實情，置身中外文化碰撞的曆史語境下，且深諳域外思想文化觀念的陳寅恪，當其再回頭瞻望其相與(yu) 頗深的中國文化傳(chuan) 統，所思所為(wei) ，自應有所不同，固然他對父輩們(men) 的詩學觀念與(yu) 文化選擇有承繼之處，但是不是也有他自己的思考與(yu) 發展？也就是說，其詩學觀念與(yu) 文化宗趣是不是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是如何體(ti) 現出來的呢？這些問題擬另撰文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