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五四的自由儒家之呈堂證供：不用再辱清

作者：白彤東(dong)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四月三十日壬子

          耶穌2017年5月25日

反五四的自由儒家白彤東(dong) 之呈堂證供：

現在常有用大清國影射當下的，實在是對清朝的侮辱。

雖然清朝已經是傳(chuan) 統中國問題很多的朝代，但也比五四導致的政治惡果與(yu) 對傳(chuan) 統的汙名，交相推動，不分左右（因為(wei) 左右多是五四的後代），仍盛行於(yu) 當下。

肅清五四遺毒，公允看待西方，在溫情與(yu) 敬意下看待傳(chuan) 統，才能建立真正自由的中華秩序。

下為(wei) 證據之一。James Millward: "由於(yu) 清朝和伊斯蘭(lan) 教雙方的靈活性，二者之間在思想和政治製度方麵的摩擦也得到了調節，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清朝並沒有要求當地的穆斯林蓄留發辮。這是清朝統治者經過慎重考慮後的決(jue) 定，不對具有象征意義(yi) 的宗教、服飾和身體(ti) 外觀等事務進行幹預。（清朝政策中的這種文化多元與(yu) 中國政府在廿一世紀初期禁止維吾爾人蓄留胡須、佩戴麵紗或是限製齋月封齋的行為(wei) 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乾隆時期對這種...“集權化的多元主義(yi) ”（centralized pluralism）並不隻是統治的權宜之計：相反，正是這種典型的清朝認同的特征，方才使得清朝能夠獲取這塊文化與(yu) 民族多樣性的遼闊疆土並維持對其之統治，如今這一領土已經變成了現代的中國。"

附錄：

《嘉峪關(guan) 外：1759-1864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中文版序

米華健

賈建飛將拙著《嘉峪關(guan) 外》譯為(wei) 中文，對此我甚感欣慰。我也非常榮幸拙著中文版經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後，能夠讓更多的讀者一睹其顏。為(wei) 了翻譯此書(shu) ，建飛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尤其是為(wei) 了術語和引文的精確，他查閱了大量的原始中文文獻和檔案，使得譯文在很多方麵都較英文原文有了改進。因此，本書(shu) 的中文和英文版本是可以相得益彰的。

《嘉峪關(guan) 外》的研究工作主要是1990年在北京進行的，本書(shu) 最早的版本是我於(yu) 1993年提交給斯坦福大學的博士論文。隨後，我對博士論文進行了修正，並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於(yu) 1998年出版了英文版本。所以，本書(shu) 的首次出版距今已將近二十年，距我最早開始寫(xie) 作此書(shu) 的時間就更久遠了。那時，在英文世界中幾乎沒有有關(guan) 清代新疆的著述，在清史研究領域，新疆的地位一直非常邊緣。普林斯頓大學的曆史學家韓書(shu) 瑞（Susan Naquin）曾經在一次會(hui) 議上公開向我提出挑戰：“告訴我們(men) 清朝征服新疆對蘇州的百姓有何影響？”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劍橋中國史﹚中傅禮初（Joseph Fletcher）的章節是當時僅(jin) 有的有關(guan) 新疆研究的新近作品；這些作品利用了傅禮初當時可以獲得的一些零散的多語種文獻，具有很深的洞察力，在很多方麵也可以視為(wei) 是這個(ge) 偉(wei) 大的學者的巔峰之作。但是，由於(yu) 傅禮初並未有機會(hui) 接觸到清廷內(nei) 部的檔案，因此有關(guan) 清代新疆的很多問題依然無法解答。在英語世界中，我應該是第一個(ge) 利用北京的清代檔案文獻對新疆進行研究的人，我的結論都是基於(yu) 這些文獻以及當時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的友好和開放。

當然，自那時起，已經出版了一些有關(guan) 清代新疆的英文著述（漢語的著述自然更多），如今沒有人會(hui) 再懷疑這個(ge) 地區在我們(men) 對清朝以及清朝作為(wei) 一個(ge) 帝國進行運轉的理解中的重要性。金浩東(dong) （Ho-dong Kim）的Holy War in China: The Muslim Rebellion and State inChinese Central Asia 1864-1877（中國的聖戰）是利用伊斯蘭(lan) 、中文和其他語言的文獻，對阿古柏伯克政權進行的一部研究。事實上，在我寫(xie) 作《嘉峪關(guan) 外》一書(shu) 的時候，金浩東(dong) 的Holy War in China已經完成，隻不過出版的較晚。吳勞麗(li) （Laura Newby）的The Empire and the Khanate: A Political History ofQing Relations with Khoqand c. 1760–1860（清帝國與(yu) 浩罕汗國）利用滿文和漢文檔案，為(wei) 我們(men) 講述了清朝與(yu) 浩罕汗國的關(guan) 係史。濮德培（Peter Perdue）的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Eurasia（中國西進）則從(cong) 比較史的、泛歐亞(ya) 的角度，論述了康熙、雍正和幹隆時期與(yu) 準噶爾戰爭(zheng) 中的軍(jun) 事和政治曆史。近年來，賴恩•薩姆（Rian Thum）的The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維吾爾曆史的神聖路線）精辟地闡述了在維吾爾語言tazkirahs中所體(ti) 現出的曆史傳(chuan) 統，給我們(men) 展示了一個(ge) 在漢語和滿語文獻中不曾有過的新疆的曆史景象。另外，金光明（Kwangmin Kim）的Saintly Brokers: Uyghur Muslims, Trade, and the Makingof Qing Central Asia, 1696–1814（聖潔的中間人）對於(yu) 拙著主要聚焦於(yu) 漢、回商人的問題進行了糾正。金光明揭示了維吾爾精英在與(yu) 明清的商業(ye) 關(guan) 係中所發揮的關(guan) 鍵作用，強調了貿易對清帝國的形成的重要性。

我很高興(xing) 這些著作進一步加深了我們(men) 對近代早期新疆的認知，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因為(wei) 這些作者能夠比我使用更多的滿文和維吾爾語的文獻。但是，我也很高興(xing) 《嘉峪關(guan) 外》的主要結論在二十年後還依然成立。

第一，商業(ye) 貿易和商人對於(yu) 清朝向中亞(ya) 的擴張和將新疆整合入清王朝非常關(guan) 鍵。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說，很明顯“絲(si) 綢之路”一直都沒有終結。相反，遠程的交流已經延伸到了新的曆史時期，並使得中亞(ya) 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聯係在了一起。斯科特•列維（Scott Levy）與(yu) 馬修•羅曼涅羅（MatthewRomaniello）有關(guan) 中亞(ya) 和俄羅斯帝國的研究也從(cong) 帕米爾的另一端對此進行了論證。人們(men) 可以認為(wei) 在今天的中國和中亞(ya) 、南亞(ya) 以及西南亞(ya) 之間擴張的商業(ye) 和外交聯係，包括“一帶一路”的提議，都是近代早期受到清朝激發下的全球化進程的延續。

第二，清帝國在新疆的統治十分成功。在整整一個(ge) 世紀中，這個(ge) 地區的人口得到了增長，經濟獲得了發展，大體(ti) 上也保持了和平的局麵。盡管在Makhdumzada和卓的派係之間存在本地化的教派衝(chong) 突，但是並沒有發生反抗清朝的“聖戰運動”（jihad），在伊斯蘭(lan) 教和北京之間也沒有內(nei) 在的矛盾。十九世紀初期發生在喀什噶爾附近的變亂(luan) 從(cong) 來都沒有威脅到清朝在整個(ge) 新疆的統治，整個(ge) 地區一直保持了相當的穩定。由於(yu) 清朝和伊斯蘭(lan) 教雙方的靈活性，二者之間在思想和政治製度方麵的摩擦也得到了調節，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清朝並沒有要求當地的穆斯林蓄留發辮。這是清朝統治者經過慎重考慮後的決(jue) 定，不對具有象征意義(yi) 的宗教、服飾和身體(ti) 外觀等事務進行幹預。（清朝政策中的這種文化多元與(yu) 中國政府在廿一世紀初期禁止維吾爾人蓄留胡須、佩戴麵紗或是限製齋月封齋的行為(wei) 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十九世紀後期清朝喪(sang) 失了對新疆的控製，這是內(nei) 地發生的太平天國運動和其他叛亂(luan) 的結果。這些叛亂(luan) 使得清政府對新疆的白銀供應遭到中斷，導致了新疆地方官員的貪腐、剝削和暴政。在這種不穩定的氛圍下，陝甘回民叛亂(luan) 擴展到了新疆，阿古柏伯克也從(cong) 中亞(ya) 侵入新疆。但是，在反抗清朝在新疆統治的叛亂(luan) 中，宗教自身從(cong) 未成為(wei) 其中的起因。

第三，清朝在新疆的一個(ge) 世紀的成功統治，證明了它在這個(ge) 遼闊帝國中，針對民族多樣性所實施政策的明智。清朝統治者並不主張社會(hui) 的同化，他們(men) 的統治理念不僅(jin) 承認帝國的五個(ge) 主要文化群體(ti) （滿、漢、蒙、藏和“回”）所代表的多元文化差異性，而且還在思想體(ti) 係和政治上，通過標誌性的象征和行政製度，主動接受和強調這種差異性。這與(yu) 歐洲的海外帝國極為(wei) 不同，也與(yu) 今天一些人錯誤地認為(wei) 漢化（sinicization）政策才是曆史的標準截然相反。事實上，幹隆時期對這種非同化理念的多重表述表明清朝的——或許我們(men) 可以稱之為(wei) ——“集權化的多元主義(yi) ”（centralized pluralism）並不隻是統治的權宜之計：相反，正是這種典型的清朝認同的特征，方才使得清朝能夠獲取這塊文化與(yu) 民族多樣性的遼闊疆土並維持對其之統治，如今這一領土已經變成了現代的中國。

後來，1980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紀由一些中國以外的學者提出了所謂的“新清史”，這在中國也產(chan) 生了很多的爭(zheng) 論。事實上，在包括《嘉峪關(guan) 外》在內(nei) 的那些著作中所持有的很多觀點，已被如今的英語學術圈所接受，當然其中的一些觀點本身也再次得到修正——這些觀點也理應得到修正。無論如何，多數有關(guan) 清史的英文著作，還有一些漢語作品，都已經或多或少反映出了我們(men) 對清代的民族性和帝國的重新構建。我依然記得當我們(men) 於(yu) 1990年代在中國發掘更多有關(guan) 清代新疆的曆史時，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的老師們(men) 和我一起分享從(cong) 檔案中所浮現出的新的、更為(wei) 積極的清代形象時的激動的情形。

遺憾的是，也有一些人視這種對清史進行重新思考的所謂“新清史”是對中國懷有惡意。和很多曆史觀點發生的變化一樣，今天為(wei) 人們(men) 所知的“新清史”有關(guan) 族群性和帝國的觀點，都是根據新的文獻和新的關(guan) 注點而作的重新思考。這種思考並非是一個(ge) 孤立的行為(wei) ，而是包括中國史學家、檔案工作者和外國史學家在內(nei) 的共同努力的結果。事實上，《嘉峪關(guan) 外》一書(shu) 的中文簡體(ti) 譯本最初就是在中國官方資助的國家清史纂修工程的支持下出版的，隻是由於(yu) 和本書(shu) 自身並不相幹的原因，一直都沒有公開發行。

曆史講述的不僅(jin) 是過去，也是今天。對清帝國的地理、族群和心理的疆界進行新的思索，將其視為(wei) 一種靈活的文明、多樣的群體(ti) 和一個(ge) 現代的國家，對於(yu) 加深我們(men) 對中國的理解大有裨益。新疆、西藏、蒙古、台灣和香港都在通過不同的形式將其與(yu) 現代的中國民族國家之間的特殊的、有時候又顯尷尬的地位歸因於(yu) 清帝國的遺產(chan) ，這些都是偶然的嗎？對清朝曆史的坦誠的、無偏見的、周到的和創造性的考察，如何可以讓中國與(yu) 那些地方和民族之間的關(guan) 係變得更為(wei) 和諧呢？

米華健

2016年1月於(yu) 華盛頓哥倫(lun) 比亞(ya) 特區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