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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夢溪作者簡介:劉夢溪,男,西曆一九四一年生,遼寧人。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所長;藝術文化學學科博士生導師;《中國文化》雜誌創辦人、主編。著有《傳(chuan) 統的誤讀》《紅樓夢與(yu) 百年中國》《大師與(yu) 傳(chuan) 統》《中國現代學術要略》《論國學》等。 |
劉夢溪:返歸“六經”承繼萬(wan) 古不磨的精神價(jia) 值
采訪者:曾繁田
受訪者:劉夢溪
來源:《儒風大家》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四月廿一日癸卯
耶穌2017年5月16日

劉夢溪先生於(yu) 東(dong) 塾書(shu) 屋
劉夢溪,文史學者,原籍山東(dong) 黃縣,1941年生於(yu) 遼寧。現為(wei) 中國藝術研究院終身研究員、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文化》雜誌創辦人兼主編,研究方向為(wei) 思想文化史、明清文學思潮和近現代學術思想,為(wei) 中國文化史和學術思想史方向博士生導師。主要著作有:《傳(chuan) 統的誤讀》(1996)、《學術思想與(yu) 人物》(2004)、《紅樓夢與(yu) 百年中國》(2005)、《中國現代學術要略》(2008)、《論國學》(2008)、《國學與(yu) 紅學》(2011)、《中國文化的狂者精神》(2012)、《陳寶箴和湖南新政》(2012)、《陳寅恪的學說》(2014)、《當代中國之傳(chuan) 統與(yu) 現代的變奏(2014)、《馬一浮與(yu) 國學》(2015)、《現代學人的信仰》(2015)、《紅樓夢的兒(er) 女真情》(2016)等。
丙申年的冬末,筆者有幸登門拜訪劉夢溪先生,向劉先生求教治學經曆和學術旨趣。言談話語之間即能體(ti) 會(hui) 到,劉先生治學、著書(shu) 也是性情使然,其胸懷間既有文人的意趣,更有士人的心誌。近年來,劉先生傾(qing) 注心力闡揚“六經”的價(jia) 值論理,他主張:承繼這些萬(wan) 古不磨的精神價(jia) 值,形成現代的文化自覺,以恢複人之所以為(wei) 人的本然之善。
【正文】
曾繁田: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您主持編纂了《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這套書(shu) 總計2500多萬(wan) 字,收入中國現代學者44家,希望劉先生談談這方麵有關(guan) 的情況。
劉夢溪:《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這套書(shu) ,前後用去我六七年的時間。現在時過境遷,不好以成敗得失論過去的事情了。我的收獲是,使我有機會(hui) 係統接觸20世紀的第一流人文學者,對中國現代學術的知識譜係,有了比較係統的了解。雖然我重點研究的個(ge) 案是王國維、陳寅恪、馬一浮、錢鍾書(shu) ,但他們(men) 之外的很多學者我都寫(xie) 過研究文章,有專(zhuan) 論,也有通論。而且我的個(ge) 案研究,都是在20世紀中國現代學術的大背景下進行的研究,視野總的比較開闊。
中國學術思想史曆史悠久,早在周秦時代,自覺的學術思想就已經大規模地出現,後來經過先秦子學、兩(liang) 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漢學、晚清新學等,各個(ge) 階段都有標誌性的學術思想。梁啟超寫(xie) 過一篇文章《學與(yu) 術》,他寫(xie) 道:“學也者,觀察事物而發明其真理者也;術也者,取所發明之真理而致諸用者也。”學,揭示研究對象的因果聯係,以知識為(wei) 基礎,在學理上有所發明;術,則是理性認知的具體(ti) 運用,以及追尋理性認知的途徑和方法。
一個(ge) 民族、一個(ge) 時代的文化氛圍,既表現在社會(hui) 習(xi) 俗方麵,也表現在學術思想方麵,二者相互影響。20世紀末,大家普遍關(guan) 注一個(ge) 問題,就是21世紀將會(hui) 出現怎樣的變化,以及如何應對這些變化。我認為(wei) 從(cong) 學術史的角度回望20世紀的中國,有助於(yu) 當下的思考和行動。因為(wei) 特定時代的學術精英的深層思考,往往蘊藏著超越時代的信息。

《中國現代學術要略》懇談會(hui) ,自左至右為(wei) :梁治平、雷頤、李慎之、戴逸、湯一介、李澤厚、餘(yu) 敦康諸先生,背影為(wei) 劉夢溪先生。
曾繁田:後來經李澤厚先生提議,圍繞中國現代學術思想史研究召開了一次專(zhuan) 題研討會(hui) ,戴逸、龐樸、湯一介、李澤厚、李慎之、餘(yu) 敦康等著名學者應邀參加。可否請劉先生回顧一下當時的景況?
劉夢溪:那次懇談會(hui) 主要是討論我的一篇文章《中國現代學術要略》,這篇文章最初是我為(wei) 《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寫(xie) 的總序,後來《中華讀書(shu) 報》以四個(ge) 整版的篇幅分兩(liang) 次連載,在學術界引起了較大反響。1996年底李澤厚從(cong) 海外回來,他讀了這篇文章,認為(wei) 提出了許多有關(guan) 思想史、學術史的大問題,就提議找些朋友來議一議。於(yu) 是就在我家裏舉(ju) 行了那次懇談會(hui) 。
開那個(ge) 會(hui) 大家都是有備而來,爭(zheng) 論得很熱烈。從(cong) 下午3點一直談到6點半,晚餐時繼續談。盡管有茶有飯,不能說招待不周,但是這些人物聚在一起,一定不能指望他們(men) 光說好話。我作為(wei) 文章的作者,也很願意聽到各種不同意見的交錯討論。
當時龐樸說:“你寫(xie) 大師,有一個(ge) 基本的問題,你是仰著看的。馬一浮,是神仙了,這不行。不光馬一浮,所有人,你都是仰著看。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看,要有這個(ge) 魄力,這是個(ge) 大毛病。”而餘(yu) 敦康就反駁說:“過了半個(ge) 世紀,重新接受民國時期的經典,大有好處。20世紀從(cong) 1897年算起到1997年,這100年我們(men) 耽誤了太多的時間。說仰視,沒有俯視——我們(men) 受到的教育,最糟的就是隻有俯視,沒有仰視。你湯一介、龐樸,都是俯視。你有什麽(me) 資格來俯視?”當時氣氛有點緊張。幸虧(kui) 李慎之插話,說他既不“仰視”,也不“俯視”,而是“窺視”。大家都忍不住笑了!

劉夢溪先生接受訪談
《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這套書(shu) ,各個(ge) 分卷的編校,都是學術界的有來曆的人物,譬如餘(yu) 嘉錫、楊樹達卷,有李學勤先生參加,董作賓卷,有裘錫圭先生參加,他們(men) 是古文字學方麵的兩(liang) 位大專(zhuan) 家。康有為(wei) 卷的編校者是朱維錚,蕭公權卷的編校是汪榮祖。章太炎卷是陳平原,梁啟超卷是夏曉虹,也是年輕的名家。1992年我到哈佛大學參加學術研討會(hui) ,應餘(yu) 英時邀請訪問普林斯頓大學,他對這套書(shu) 的選目也提出了中肯的建議。張舜徽先生、湯一介先生等,都有具體(ti) 的意見向我提出。過後很久我才得知,季羨林先生曾讓他的助理為(wei) 他誦讀刊在《中華讀書(shu) 報》上的四版文章,一字不漏地讀全文,這讓我非常惶愧。通過編這套書(shu) ,中國現代學者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我大體(ti) 上都比較熟悉了。
曾繁田:所謂“現代學術”,它和“傳(chuan) 統學術”的根本區別是什麽(me) 呢?
劉夢溪:現代學術的內(nei) 涵,從(cong) 學者的角度看,對學術有獨立的要求,而在觀念和方法上又對20世紀以來的域外學術思想有所吸收和借鑒,應該是一個(ge) 標誌,重視學術分類,是有一個(ge) 標誌。1904年王國維發表《紅樓夢評論》,是用西方的哲學美學思想來闡釋《紅樓夢》的悲劇精神,我想傳(chuan) 統學術就不能完全範圍了。所以我認為(wei) 王國維是現代學術的開山。至於(yu) 傳(chuan) 統學術,自然可以抽繹出很多特征,這個(ge) 我文章中寫(xie) 到了。譬如把做學問和做人結合起來,就是中國學術原有的傳(chuan) 統。我國的學術傳(chuan) 統,“尊德性”和“道問學”並行不悖,甚至把做學問歸結到做人裏頭。錢穆說:“中國傳(chuan) 統,每認為(wei) 學屬於(yu) 人,而非人屬於(yu) 學。故人之為(wei) 學,必能以人為(wei) 主而學為(wei) 從(cong) 。當以人為(wei) 學之中心,而不以學為(wei) 人之中心。”
以人為(wei) 中心,還是以學為(wei) 中心,是傳(chuan) 統學術和現代學術的一個(ge) 分別。我國宋明以前和清前期的學術,基本上都是以人為(wei) 中心。後來學術精神和學術方法開始轉變,從(cong) 以人為(wei) 中心向以學為(wei) 中心過渡。直到晚清吸收了西方的學術觀念以後,才真正意識到學術應該有獨立的價(jia) 值。
曾繁田:學術思想的多元化,是您在論著中反複論述過的,在這方麵是否也有一些利弊得失值得總結?
劉夢溪:多元並立是中國學術的固有傳(chuan) 統,但並立的各家並不采取彼此根本排斥的態度,而是在保持自存自立的同時,各家之間能夠相互吸收。顯例是作為(wei) 中華文化主脈的儒釋道三家,它們(men) 彼此是這樣的既分立又合作的關(guan) 係。包括漢代的今文古文之爭(zheng) 、宋明的理學和心學之別、清代的漢學和宋學之辯,也都是分而能合的趨勢。這種特征根源於(yu) 一種哲學理念,就是《中庸》所說的“萬(wan) 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或者如《易經》的《係辭》講的:“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
影響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因素很多,其中不同學術思想之間的爭(zheng) 論與(yu) 融合,是值得注意的現象。社會(hui) 結構和風俗習(xi) 慣的影響,政治權力的幹預,地域和人文環境的涵養(yang) ,以及學者個(ge) 人的家學與(yu) 才性,都是發生作用的因素。按照學術思想自身的發展規律,必然走向學術獨立。但這條路在中國傳(chuan) 統社會(hui) 無法完全走得通。學術獨立是現代學術的基本特征。中國傳(chuan) 統學術的另一顯著特征,是經世致用的思想始終處於(yu) 學者共識的位置上。過分強調經世致用,就不會(hui) 把學術本身作為(wei) 研究的目的了。
曾繁田:您講過,由於(yu) 研究馬一浮而進入了宋學的領域,請先生講一講對宋明理學的總體(ti) 看法。
劉夢溪:從(cong) 魏晉南北朝到隋唐時期,儒釋道三家並立的格局已經形成,而宋明理學,實際上就是儒、釋、道三家思想的合流。宋明理學的出現,標誌著傳(chuan) 統社會(hui) 占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發展到一個(ge) 新境界。陳寅恪先生稱宋代新儒學的出現及其傳(chuan) 衍,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因緣”。
宋明理學的代表人物首推朱熹,具有體(ti) 係性的哲學思想,在朱子那裏形成了。哲學需要有一個(ge) “空架子”,這是哲學家金嶽霖的話。到了朱子,哲學的這個(ge) “空架子”可以在他的著作中看到。他反複分梳“理”“氣”,追尋“事”與(yu) “理”的孰先孰後。中國學術史上沒有多少人像朱熹那樣,對抽象的範疇、概念那麽(me) 感興(xing) 趣。朱熹是太注重學問了,他的很多書(shu) 信也大都以討論學問為(wei) 主,連日常小事也用學問提撕,不斷辨析省察。朱子是宋明理學的集大成者。
與(yu) 朱子同時的陸九淵,是心學的代表人物,他13歲的時候,就寫(xie) 下“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名言,足以振聾發聵。後來又有“六經注我,我注六經”的大膽說法。陸九淵曾講學於(yu) 象山書(shu) 院,所以陸學也稱象山之學。明代的王陽明,承繼象山之學,而又有新的係統的學理建構,成為(wei) 心學的集大成者。“致良知”和“知行合一”是王學的最重要的學理發明。王學主張“心”即“理”,明確提出:“聖人之學,心學也。”他有一段話至為(wei) 關(guan) 鍵:“學貴得之心。求之於(yu) 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yu) 孔子,不敢以為(wei) 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yu) 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yu) 庸常,不敢以為(wei) 非也,而況其出於(yu) 孔子者乎?”他的口頭禪是:“堯舜所學何書(shu) ?”陸、王心學展現出了學者的自由境界和獨立精神。
宋明學術思想從(cong) 理學發展到心學,是儒學史上一次大的變異。理學往外走,心學往內(nei) 走。陽明學作為(wei) 儒學的一脈,多少有些“離經叛道”的性質,但是“知行合一”又符合孔子“文行忠信”的教育主張。陽明學不像朱子學那樣得到官方認可,但是在士林的影響卻很大,到晚明幾乎成籠罩之勢。晚明的陽明學,有些已經變得空疏浮泛,導致學者不滿,所以清代學人對宋明理學多有批評。顧炎武說:“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戴震說:“宋以來儒者,以己之見,硬坐為(wei) 古賢聖立言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
曾繁田:晚清適逢“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而劉先生又提出,晚清學術有兩(liang) 條基本脈絡,願聞其詳。
劉夢溪:晚清新學可以說是傳(chuan) 統學術向現代學術的過渡,主要有兩(liang) 支:“政治化新學”以康有為(wei) 為(wei) 代表,接續清代的今文學派;“啟蒙派新學”以嚴(yan) 複為(wei) 代表,主要是譯介西方學術。今文學派與(yu) 現實政治相接,倡導者最終成了革命者,熱衷於(yu) 變革政治秩序。而在西學東(dong) 漸的大背景下,一些受西學影響的人成了現代思想啟蒙的先驅,他們(men) 翻譯引入西方的學術思想,希望用新思想喚醒民眾(zhong) 。
康有為(wei) 是清代今文學派的集大成者,他的主要打擊對象是劉歆,目的是托古改製,為(wei) 變革維新做思想層麵的準備。結果思想準備成功了,政治變革失敗了。盡管如此,康有為(wei) 在晚清思想界的影響不可低估,所以康的《新學偽(wei) 經考》被梁啟超稱為(wei) “思想界之一大颶風”。
王國維早期醉心於(yu) 西方哲學和美學,特別是叔本華和康德的哲學。對於(yu) 吸收外來思想為(wei) 我所用,王國維相當重視,也相當自覺。後來他在羅振玉影響下轉而研究古史,走的是實證派史學的路子,與(yu) 疑古思潮大異其趣。而嚴(yan) 複翻譯的《天演論》,則給中國知識界帶來了巨大的激動和興(xing) 奮。“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句話,成為(wei) 晚清思想界耳熟能詳的流行話語。
曾繁田:劉先生講過,中國傳(chuan) 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變,有兩(liang) 大意外的契機,就是甲骨文和敦煌遺書(shu) 。
劉夢溪:是的,甲骨文字的發現,有了甲骨學;敦煌遺書(shu) 的發現,有了敦煌學。當時還有兩(liang) 種發現也很重要,就是漢晉木簡和內(nei) 閣大庫檔案。清末這四大發現,拓展了學術研究的領域,創造了與(yu) 世界對話的契機,還影響到人文社會(hui) 科學各個(ge) 學科,使得不同學科都有交錯的回應。
可以說,中國現代學術是以王國維為(wei) 開山的,他的學術尤其得力於(yu) 清末的新發現。在王國維看來,疑古思潮具有懷疑態度和批評精神,有可取之處,但是對於(yu) 古史材料占有得並不全麵,尤其地下發掘這一塊,疑古學者所知甚少。他說:“雖古書(shu) 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基於(yu) 甲骨文、敦煌遺書(shu) 這兩(liang) 項新的發現,王國維走上了正麵詮釋古典的道路,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證據法”,主張用“地下之新材料”補正“紙上之材料”。
這樣的新理念一經提出,學界紛紛響應。這就扶正了疑古學派的某些偏頗,並且對20世紀學術進程產(chan) 生了正麵影響。陳寅恪在《王靜安先生遺書(shu) 序》裏總結說:“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yu) 紙上之異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shu) 與(yu) 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yu) 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說的是王國維,也代表陳寅恪自己的學術觀念和方法。
曾繁田:劉先生研究陳寅恪超過20年,並且您從(cong) 事陳寅恪研究,旁及王國維,上溯陳寶箴、陳三立。您為(wei) 何如此重視陳寅恪?
劉夢溪:陳寅恪先生主張並且一生堅守“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對我產(chan) 生了極大的影響。我今年77歲,到了望八之年。我們(men) 這一代人親(qin) 身經曆了20世紀50年代以後的學術環境,也看到了經曆了各種運動,知道專(zhuan) 心向學是多麽(me) 難能可貴。

劉夢溪先生在江西修水陳寅恪先生祖居,右為(wei) 陳三立進士及第的旗杆座。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最早是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提出的。他說:“士子讀書(shu) 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yu) 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又說:“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wan) 祀,與(yu) 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嗣後,陳先生在他的作品中反複申說這種精神。20世紀50年代初他寫(xie) 《論再生緣》,表彰一位彈詞小說作家陳端生,提出:“無自由之思想,則無優(you) 美之文學。”後來寫(xie) 《柳如是別傳(chuan) 》,這是陳寅恪先生晚年最大的著述,七八十萬(wan) 言,表彰明末清初的一位妓女出身的“奇女子”,稱頌她的氣節。當然這部書(shu) 的寫(xie) 作,在我看來是“借傳(chuan) 修身”,通過寫(xie) 柳如是,實際上是撰寫(xie) 明清文化痛史。陳先生在此書(shu) 的緣起中明確提出,他的撰寫(xie) 的旨趣,也是要“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2017年我會(hui) 出版一本新書(shu) ,叫《陳寅恪論稿》,其中的一章就是專(zhuan) 門研究《柳如是別傳(chuan) 》,題目是《陳寅恪與(yu) 〈柳如是別傳(chuan) 〉的撰述旨趣》。
主張學術獨立是中國現代學術最重要的傳(chuan) 統之一,當時第一流的人物很多都是此種主張的提倡者和擁護者。王國維就說過,學術發展“存於(yu) 其獨立而已”,還說“吾國今日之學術界,一麵當破中外之見,而一麵毋以為(wei) 政論之手段”。蕭公權說得更直白:“所謂學術獨立,其基本意義(yi) 不過就是尊重學術,認學術具有本身的價(jia) 值,不準濫用他以為(wei) 達到其它目的之工具罷了。”隻不過,陳寅恪先生把此種主張保持到了至純至潔的地步。

2008年9月27日,劉夢溪先生在第一屆世界儒學大會(hui) 上做主旨演講
1953年,陳先生往日的一個(ge) 弟子南下廣州,到中山大學探望陳寅恪,試圖說服老師北上就任科學院曆史第二所所長。當時陳寅恪先生口述了一篇《對科學院的答複》,其中再次重申:“我認為(wei) 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誌和獨立的精神。”“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獨立精神和自由意誌是必須爭(zheng) 的,且須以生死力爭(zheng) 。”“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可見陳先生為(wei) 了堅持此種主張,已經到了天地不能拔的境界。
曾繁田:馬一浮研究是劉先生又一治學興(xing) 趣,您尤其看重馬一浮的“國學論”。
劉夢溪:當時因為(wei) 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馬一浮卷》,讀了馬一浮大部分著作,就覺得我自己的性分跟馬一浮的思想不無針芥之合。後來便仔細閱讀了他的全部著作,開始對馬一浮的學術思想做係統研究。馬的學術思想,可分為(wei) “六藝論”和“義(yi) 理名相論”兩(liang) 部分,他的基本學術理念,是“六藝”可以統攝一切學術。主張儒佛會(hui) 通,用佛學來闡釋儒學,是他的主要治學方法。儒學,主要是宋儒的思想,特別是朱熹的思想,與(yu) 馬有直接的淵源。因此我研究馬一浮,不得不跟著他進入宋學。佛學這一塊,也需要熟悉,應該說下的功夫也不少,但進發的道路走得還不夠深長。倒是由宋儒返歸六經,這個(ge) 路徑,我是跟馬先生走到了義(yi) 理的深處。

劉夢溪先生在第三屆亞(ya) 洲文化論壇做主旨發言
“六藝”就是“六經”,即《易》《詩》《書(shu) 》《禮》《樂(le) 》《春秋》六種中國最早的經典文本,孔子之前就有了,但都經過孔子的刪訂。馬一浮認為(wei) ,所謂國學就是“六藝之學”,這個(ge) 結論讓我最能服膺。因為(wei) 學術界對到底什麽(me) 是國學有各種界說。我近10年對這個(ge) 問題做了係統的梳理和檢討。國學這個(ge) 詞匯,古代就有,《周禮》裏已經有“樂(le) 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的記載。但所有古代出現的“國學”一詞,都是指國立學校的意思。現代意義(yi) 的國學,比較早的是出現在1902年黃遵憲和梁啟超的通信中。梁啟超給黃遵憲的信中提出了想辦一張《國學報》的想法,黃遵憲認為(wei) 還不是時候。這裏的國學,就是指現代意義(yi) 的國學了,即與(yu) 西學相區分的中國自己的學問,與(yu) 當時流行的舊學、中學幾乎是同等的概念。
關(guan) 於(yu) 現代國學的定義(yi) ,追溯起來,主要有三個(ge) 。一個(ge) 是胡適提出來的,認為(wei) 國學是“國故學的省稱”,即研究曆史文化這些“國故”的,就是國學。但這個(ge) 定義(yi) 沒有傳(chuan) 布開來,後來連“國故”一詞也很少用了。第二個(ge) 定義(yi) 是學術界比較公認的,就是認為(wei) 國學是指“吾國固有之學術”,很長時期,大家都是這樣使用的。現在有人認為(wei) ,國學就是傳(chuan) 統文化,這是把學問和學問的研究對象混為(wei) 一談了,當然不能成立。國學的第三個(ge) 定義(yi) ,是馬一浮提出來的,即認為(wei) 國學是“六藝之學”。比較起來,馬先生的定義(yi) 最能彰顯國學的特定內(nei) 涵。2015年,我出版的《馬一浮與(yu) 國學》一書(shu) ,對國學的流變有專(zhuan) 門的討論。國學是國故學的定義(yi) ,內(nei) 涵太過龐雜,不便於(yu) 具體(ti) 應用。國學是固有學術的定義(yi) ,也太寬泛。何況固有學術包括先秦的諸子百家之學、兩(liang) 漢的經學、魏晉的玄學、隋唐的佛學、宋的理學、明的心學、清中葉的考據學,這是學者研究的專(zhuan) 門領域,跟一般民眾(zhong) 不容易發生關(guan) 聯。既然叫國學,就應該和全體(ti) 民眾(zhong) 有關(guan) 係。

在杭州蔣莊馬一浮紀念館前
這涉及國學和教育結合的問題。按馬一浮的定義(yi) ,把國學定義(yi) 為(wei) 六經,而六經有兩(liang) 個(ge) 層次的係統:一是學問係統,二是價(jia) 值係統。所謂國學教育,恰好應該把國學的價(jia) 值係統和當代社會(hui) 的價(jia) 值建構結合起來。所以馬一浮有“六藝之道”“六藝之教”和“六藝之人”的論述。國學所要傳(chuan) 布者,就是“六藝之道”,施行國學教育的過程就是進行“六藝之教”的過程,教育的結果和目標,則是培育和造成現代的“六藝之人”。而且,隻有把國學定義(yi) 為(wei) “六藝之學”,才有可能使國學成為(wei) 和現代的文史哲各學科不發生抵觸的獨立的學科。中華文化的最基本的價(jia) 值理念都在“六經”。“六經”的文本比較難讀,但有個(ge) 簡易的方法,就是讀《論語》。按宋代二程的說法,《論語》和《孟子》是進入六經的門徑,甚至講過,如果《論語》讀得好,也可以不必讀“六經”。馬一浮更提出,《論語》裏麵有“六藝”。所以我的一個(ge) 看法是認為(wei) ,學習(xi) 國學,應該從(cong) 《論語》開始,這是學習(xi) 國學的正途。
近年我從(cong) “六經”裏麵,也包括後來進入十三經的《論語》《孝經》裏麵,抽繹出五組價(jia) 值理念,有誠信、愛敬、忠恕、知恥、和同等。我認為(wei) 這些價(jia) 值理念是永恒的價(jia) 值理念,既適用於(yu) 古代,也適用於(yu) 今天;既適用於(yu) 中國人,也適用於(yu) 全世界所有的人。因此也可以說,它們(men) 既是永恒的價(jia) 值,同時也是普世的價(jia) 值。我們(men) 學習(xi) 國學,就要讓這些高貴的精神價(jia) 值,讓這些萬(wan) 古不磨的精神價(jia) 值,進入我們(men) 每個(ge) 人的精神世界,跟我們(men) 的精神血脈連通起來,跟全世界人之所以為(wei) 人的根本道理關(guan) 聯起來,形成現代的文化自覺,恢複人類的本然之善。
曾繁田:劉先生專(zhuan) 門寫(xie) 過一組文章,《敬義(yi) 論》《立誠篇》《論和同》《修身從(cong) “知恥”開始》等,我們(men) 感到“和同”這個(ge) 觀念,在當今世界有非常重要的價(jia) 值。
劉夢溪:是的,“和同”這個(ge) 價(jia) 值理念在今天顯得特別重要。“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這是《易經》的《係辭》引用的孔子的話。意思是說,盡管思考的方式和選擇的途徑不同,人們(men) 終歸要走到一起。《易經》很重視“同”,最突出的是上經第十三卦《同人》,直接演繹的就是“與(yu) 人和同”的價(jia) 值理念。《國語·鄭語》記載史伯的話,也有:“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其中“生”和“繼”兩(liang) 個(ge) 動詞至關(guan) 重要。“生”是指在原來狀態下生長出新東(dong) 西。“不繼”就是不能延續和發展。光是“同”,隻希望“同”和“同”相加相疊,“同”和“同”在一起互相取暖,其結果是“不繼”,即沒有新生了。
孔子說的“君子和而不同”,指出了“和”必須包含著諸多不同,多樣而又統一,不同而又共處於(yu) 一個(ge) 統一體(ti) 中。一個(ge) 是“和而不同”,一個(ge) 是“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我認為(wei) 是中華文化貢獻給世界的大智慧,給出了人類難題的解決(jue) 之道。
曾繁田:孔子說:“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wei) 。”劉先生近年寫(xie) 了專(zhuan) 門的著作,係統討論“狂者精神”。您怎樣看待“狂”“狷”的精神價(jia) 值?
劉夢溪:孔子的思想期許,是希望中庸之道能夠得到人們(men) 的普遍承認並能夠踐行。但中庸在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時代幾乎行不通,孔子自己也感到了施行的困難,他說:“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中庸是很高的思想境界,一般人很難做到,即使做到也難於(yu) 持久。《中庸》還引孔子的話說:“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很多人自以為(wei) 明智,可是如果按中庸的標準行,大約連一個(ge) 月也堅持不了。
在這種情況下,孔子提出:“不得中行而與(yu) 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wei) 也。”“狂者”敢想、敢說、敢做,行為(wei) 比一般人超前;“狷者”不趕熱鬧,不隨大流,自有主張。從(cong) 現代觀點來看,“狂者”展現出意誌的自由,而“狷者”展現出意誌的獨立。
我以為(wei) ,孔子的狂狷思想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革新甚至革命的意義(yi) 。特別是秦漢以後,“狂者精神”已經成為(wei) 創造力的源泉。凡是“狂者精神”得到張揚的曆史時期,大都是人才輩出、生機勃發的時代。而一旦“狂者”精神開始收斂,“狷者”開始回避,社會(hui) 就陷於(yu) 沉悶,精神就失去光彩,創造力也受到束縛。
(本文經劉夢溪先生審定。謹此拜謝!照片部分由劉夢溪先生提供,部分係筆者拍攝)
責任編輯: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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