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來】中華優秀文化的傳承和發展

欄目:學術研究
發布時間:2017-03-20 13:2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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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來

作者簡介:陳來,男,西元一九五二年生於(yu) 北京,祖籍浙江溫州。一九七六年中南礦冶學院(現名中南大學)地質係本科畢業(ye) 。一九八一年北京大學哲學係研究生畢業(ye) ,哲學碩士。一九八五年北京大學哲學係博士研究生畢業(ye) ,哲學博士。一九八六年任北京大學哲學係副教授,一九九〇年任北京大學哲學係教授。現任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哲學係教授,北京大學哲學係博士生導師,全國中國哲學史學會(hui) 會(hui) 長,中央文史館館員、國務院參事。著有《朱熹哲學研究》《宋明理學》《古代宗教與(yu) 倫(lun) 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現代儒家哲學研究》《孔夫子與(yu) 現代世界》《近世東(dong) 亞(ya) 儒學研究》《仁學本體(ti) 論》《中華文明的核心價(jia) 值》《儒學美德論》《儒家文化與(yu) 民族複興(xing) 》等。

中華優(you) 秀文化的傳(chuan) 承和發展

作者:陳來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二月廿三日丙午

          耶穌2017年3月20日

 

 

 

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生命命脈,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凝聚力和創造力的不竭源泉。中華民族具有五千多年連續不斷的文明曆史,創造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為(wei) 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中華文化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著中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著中華民族的獨特精神標識,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feng) 厚滋養(yang)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我們(men) 要善於(yu) 把弘揚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和發展現實文化有機統一起來,緊密結合起來,在繼承中發展,在發展中繼承。”“要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yu) 當代文化相適應、與(yu) 現代社會(hui) 相協調。以人們(men) 喜聞樂(le) 見、具有廣泛參與(yu) 性的方式推廣開來,把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jia) 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把繼承傳(chuan) 統優(you) 秀文化又弘揚時代精神、立足本國又麵向世界的當代中國文化創新成果傳(chuan) 播出去”。這就確立了文化繼承的理論基礎,也就回答了什麽(me) 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如何繼承發展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問題。正確認識中華文化的繼承發展問題,不僅(jin) 是關(guan) 係到當下至未來一個(ge) 時期治國理政的大問題,而且是關(guan) 係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的大問題。

 

1、繼承與(yu) 弘揚

 

中華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連續性的文明。五千年文明的連續發展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特征。中華文明的這種連續性之所以成為(wei) 可能,除了各種其他因素之外,中華民族自覺的傳(chuan) 承意識和傳(chuan) 承實踐,始終是一個(ge) 重要原因。自覺地繼承、傳(chuan) 承是中國古代文化的一項重要特征,也是中國文化連續性發展的根本條件。孔子注重“述而不作”,述是複述,也是傳(chuan) 承,述是早期古代文化積累發展的主要方式。沒有“述”文化的成果就不能保留和傳(chuan) 承,孔子以後儒家對六經的不斷解釋和自覺傳(chuan) 承對中華文化的久遠傳(chuan) 承發揮了根本性的示範和作用。唐代的韓愈曾寫(xie) 下著名的《原道》,原道的道就是中華文明及其核心價(jia) 值,強調麵對外來文化的衝(chong) 擊要堅持中華文化的傳(chuan) 承發展。宋代以後,“學絕道喪(sang) ”成為(wei) 儒學的根本憂患,主張要把文化和價(jia) 值的傳(chuan) 承作為(wei) 第一要務。

 

20世紀中國文化中的“繼承”問題,在現代文化語境中是指對於(yu) “古代文化遺產(chan) ”的繼承,從(cong) 而使得繼承這一法律術語同時具有廣闊的文化意義(yi) 。在發生學上,這個(ge) 問題既是古代社會(hui) 向近代社會(hui) 發展轉變中發生的,又是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中國革命在長期武裝鬥爭(zheng) 時期就遇到的問題。就前一點來說,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突顯的新舊文化問題,當時的主流聲音是高舉(ju) 科學和民主的旗幟,全麵批判傳(chuan) 統文化,以求走向近代化。就後一點說,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中國革命是新民主主義(yi) 的革命,包含著自己的文化主張;而在新民主主義(yi) 革命時期,以武裝鬥爭(zheng) 為(wei) 中心任務的時代使命不能不規定了文化繼承和選擇的主題。

 

換言之,革命為(wei) 中心任務的時代,對於(yu) 文化的主張和選擇必然是以服從(cong) 革命鬥爭(zheng) 為(wei) 根本、為(wei) 革命鬥爭(zheng) 服務的。革命的武裝鬥爭(zheng) 需要的是鼓勵勇往直前、衝(chong) 決(jue) 羅網,以及堅決(jue) 奮鬥的氣概、意識和精神,而反對遵守秩序法則,不重和諧守成。中華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在曆史哲學和政治哲學上肯定革命的必要性和正當性,而儒家思想本質上不是為(wei) 革命呐喊的,而是為(wei) 治國安邦、修身齊家服務的學問。因此儒家重視的是和諧、秩序、道德、團結、穩定。曆史上,漢代的建立,經過軍(jun) 事鬥爭(zheng) 取得勝利,而後轉入長治久安的時期。漢代大一統王朝的成功發展不是自然地經曆了這樣的轉折,而是以秦政為(wei) 借鑒,通過重視漢儒叔孫通對劉邦所說“夫儒者難與(yu) 進取,可與(yu) 守成”,認識到儒家不是馬上得天下的學問,卻是馬下治天下的學問,而逐步取得的。馬上得天下就是武裝奪取政權,馬下治天下就是和平時期長治久安,中心任務不同,對傳(chuan) 統文化的選擇和認識也就不同,對文化繼承的態度也就不同。

 

因此,在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時期,理所當然地,傳(chuan) 統文化包括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不受重視,因為(wei) 儒、釋、道重視的是道德對社會(hui) 的涵養(yang) 、文化對人的化育。這些傳(chuan) 統思想文化在當時不僅(jin) 不受重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批判,也有其合理性。因此,以革命鬥爭(zheng) 奪取政權為(wei) 中心的時代和取得政權建設發展的時代,對於(yu) 傳(chuan) 統文化的認識與(yu) 需要是完全不同的。革命戰爭(zheng) 時代對於(yu) 中華文化的繼承必然不同於(yu) 建設發展時期,不僅(jin) 在整體(ti) 上的認識不同,在對個(ge) 別問題的繼承上也必然不同。這表現在毛澤東(dong) 的意識中最為(wei) 明確,典型的例子是抗戰期間毛澤東(dong) 對彭德懷、匡亞(ya) 明表示的對孔子思想的意見。彭德懷主張在抗日統一戰線內(nei) 部,“在人與(yu) 人之間要發揚互愛、互敬、互助,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毛澤東(dong) 對此提出批評:“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的口號是不適當的,現在的任務是用戰爭(zheng) 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敵人,現在的社會(hui) 基礎是商品經濟,這二者都是所謂己所不欲,要施於(yu) 人。隻有在階級消滅後,才能實現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的原則。”匡亞(ya) 明提出孔子講“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是說領導人要起模範帶頭作用,應該肯定。毛澤東(dong) 表示:“孔子思想中有消極的東(dong) 西,也有積極的東(dong) 西,隻能當做曆史遺產(chan) ,批判地加以繼承和發揚。對當前革命運動來說,它是屬於(yu) 第二位的。”

 

從(cong) 1938年開始,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對於(yu) 傳(chuan) 統文化的態度方針,以毛澤東(dong) 為(wei) 代表,表達為(wei) “批判地吸收”。其主要意旨是,在批判的前提下吸收,批判居於(yu) 主體(ti) 、優(you) 位、前提的地位,這和這一時期黨(dang) 的革命中心任務是一致的。當然,由於(yu) 黨(dang) 早期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潮影響很大,所以這一時期對傳(chuan) 統文化的態度也包含有“五四”新文化思潮影響的成分。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的一個(ge) 時期,在將近30年中第一代領導核心仍然延伸了革命鬥爭(zheng) 時代的文化方針與(yu) 態度,突出階級鬥爭(zheng) 。這一時期長期地以“批判地繼承”作為(wei) 文化的主導口號和方針,在相當程度上製約了黨(dang) 全麵繼承、吸收古代的優(you) 秀文化,以服務於(yu) 國家治理和文化建設。而這一點的真正自覺,要到21世紀初提出和諧社會(hui) 建構才開始,在十八大以後才全麵展開。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對於(yu) 傳(chuan) 統文化“要有鑒別地對待,有揚棄地繼承”,這一思想不再停留在以往革命為(wei) 中心任務時期的“批判地繼承”的提法,不再把批判地繼承作為(wei) 文化傳(chuan) 承的主導方針。揚棄是同時包含了發揚和拋棄兩(liang) 方麵的辯證法,揚棄就是既取其精華,又棄其糟粕,在這個(ge) 新的提法中,避免了以批判為(wei) 先、為(wei) 主的傾(qing) 向,充分體(ti) 現了黨(dang) 的工作重心轉移為(wei) 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曆史性轉變後,從(cong) 治國理政的整體(ti) 需要對文化繼承方針的新思考。

 

多年以來,我們(men) 在文化領域遇到的主要問題,不是要不要繼承,而是如何繼承,繼承什麽(me) 。前者是繼承方法,後者是繼承標準。毛澤東(dong) 1938年說過,“我們(men) 不應當割斷曆史,從(cong) 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men) 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chan) ”;又說,“學習(xi) 我們(men) 的曆史遺產(chan) ,用馬克思主義(yi) 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義(yi) 論》提出“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方法,主張吸取民主性的精華、棄除封建性的糟粕,作為(wei) 發展民族新文化的條件。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hui) 上他提出“我們(men) 要繼承一切優(you) 秀的文學藝術遺產(chan) ,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東(dong) 西”。他特別批評“言必稱希臘”,強調“不僅(jin) 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明天”,強調“不能忘記我們(men) 自己的老祖宗”。這些直到今天還是有意義(yi) 的。但是由於(yu) 中共早期的文化理念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甚深,又在新中國成立後延伸了革命戰爭(zheng) 時代對傳(chuan) 統文化的認識,於(yu) 是在繼承文化遺產(chan) 的問題上,始終不能及時轉變批判為(wei) 主的思維。如在如何繼承古代文化遺產(chan) 問題上,在一個(ge) 很長時期內(nei) 沿用了“五四”對科學和民主的強調,強調科學的、大眾(zhong) 的文化,用以區別封建性和民主性的標準。其實,把民主和科學作為(wei) 文化繼承的標準,是不夠全麵的。中國傳(chuan) 統的道德文化和道德美德,唐詩宋詞的美學價(jia) 值,中和辯證的實踐智慧,治國理政的經驗總結等,都包含著超越時代的普遍性文化精髓,不能僅(jin) 在這種科學民主的標準下被肯定。另一種常見的誤區是認為(wei) 農(nong) 業(ye) 文明時代發展出來的文化已經全部過時,這是犯了機械決(jue) 定論的錯誤,不能認識到人類任何時代都可能創造出超越時代的文化內(nei) 容。

 

繼承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需要,繼承中華優(you) 秀文化是中華文化不斷創新發展的需要,繼承中華優(you) 秀文化是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實踐的需要,繼承中華優(you) 秀文化是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需要。文化的繼承,關(guan) 鍵是承認在中華文化中含有超越時空、跨越國度、富有永恒意義(yi) 、又有當代價(jia) 值的成分。因此,在民族精神與(yu) 價(jia) 值觀上,中華文化為(wei) 我們(men) 今天的文化建設並不是僅(jin) 僅(jin) 提供了“民族形式”,而是提供了積極豐(feng) 富的內(nei) 容。

 

弘揚是把承接下來的傳(chuan) 統發揚光大,因此弘揚與(yu) 繼承既聯係、又區別,繼承是前提,弘揚是在繼承基礎上的發揚,往往指在實踐中自覺地予以宣傳(chuan) 、予以貫徹、予以提倡、予以發揮。近年來我們(men) 一直提倡弘揚優(you) 秀傳(chuan) 統,發揚民族精神,都是自覺地對中華優(you) 秀文化加以發揚的積極實踐。因此,真正的繼承不是簡單的承接,而是聯係著弘揚,弘揚是更為(wei) 自覺地繼承傳(chuan) 統的積極態度。繼承意味著肯定,繼承和弘揚的方針反映了現實的需要。繼承與(yu) 弘揚,正像繼承與(yu) 其他範疇的關(guan) 係一樣,不是割裂的,弘揚也是一種繼承,發展也是一種繼承,繼承和弘揚發展是互相包含、關(guan) 聯一體(ti) 的文化實踐。

 

2、挖掘與(yu) 闡發

 

如何繼承和弘揚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這還涉及挖掘和闡發。我們(men) 今天一般所說的繼承弘揚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多是指古代流傳(chuan) 下來、體(ti) 現為(wei) 文字的經典文本,特別是其中的價(jia) 值觀念、經典語句、思想主張、文化命題。

 

繼承是就既定的遺產(chan) 之承接而言,一般多理解為(wei) 自然性的,這裏的自然是與(yu) 自覺推動相對的。汲取與(yu) 自然地繼承有所不同,是一種主動、積極的態度。古代的繼承多是自然曆史過程,今天我們(men) 倡導繼承,更多是自覺、積極、主動的文化實踐。可以說,真正的繼承並不是自然地可以完成的,需要認真地對對象加以汲取。汲取本身是能動的,汲取的過程也是升華的過程,使一切現成的文本形式和內(nei) 容升華為(wei) 我們(men) 可以利用的當代價(jia) 值。汲取即是努力地予以吸收,汲取又聯係著挖掘和闡釋。古代文化中的一個(ge) 語句或命題有沒有價(jia) 值,有什麽(me) 樣的價(jia) 值值得汲取,都往往需要經過挖掘和闡釋。有的時候,語句的意義(yi) 不直接明朗,需要經過人的解釋和闡明,才能賦予、開顯其現代人覺得重要的價(jia) 值含義(yi) ,如天人合一。近代以來的許多批判性解釋往往是把古代文化的資源歪曲了,或封閉了。我們(men) 所提倡的挖掘和闡發就是去除那些望文生義(yi) 的曲解,並使之向當代文化開放。深入挖掘既指要在古代浩瀚的書(shu) 卷中尋覓出有價(jia) 值的文本語料,也指對相對熟悉的曆史資料的當代意義(yi) 的深入理解。

 

關(guan) 於(yu) 挖掘和闡發,更突出強調的是中華優(you) 秀文化的時代價(jia) 值。因為(wei) ,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與(yu) 時代的關(guan) 係,有的並不直接,需要從(cong) 新的視野來考察分析,去挖掘闡發,才能顯現出其時代意義(yi) ,才能建立起古代文本與(yu) 現代社會(hui) 的關(guan) 聯與(yu) 連接。有的古代文化的命題橫看成嶺側(ce) 成峰,從(cong) 不同視角看有不同的意義(yi) ,挖掘和闡發就是要從(cong) 當代的政治、經濟、科學、社會(hui) 、文化生活的需要去看,使古代文化的意義(yi) 能與(yu) 現時代聯結起來。古代文化的任何一個(ge) 單元都是多層次、立體(ti) 的,關(guan) 鍵是我們(men) 用什麽(me) 視角去挖掘、理解、闡發它們(men) 。所以挖掘和闡發,是實踐主體(ti) 和文化客體(ti) 之間主客互動的關(guan) 係,意義(yi) 不是一成不變的固定的客體(ti) ,而是隨著觀察的視野的變化呈現的。在挖掘和闡發上,我們(men) 有過經驗教訓,曆史上曾經有一個(ge) 時期,我們(men) 對古代文化的繼承隻強調階級分析,忽略了文本本來具有的多方麵含義(yi) ,忽略了通過文字形成的語句所包含的普遍性意義(yi) ,而執著於(yu) 具體(ti) 的曆史性因素;忽略了文化傳(chuan) 承實踐自身具有的能動的普遍化能力和普遍化屬性,正是這種普遍化屬性使得文本的意義(yi) 隨著曆史上的不斷詮釋得到不斷的豐(feng) 富,並能滿足當代社會(hui) 文化的需要。

 

而且,闡釋的能動性還表現在,在文化傳(chuan) 習(xi) 過程中,闡釋不是停留在古代文本的表麵意義(yi) 上,或停留在作者的原意上,而是建構性地把古代文化中原有語句或命題解釋為(wei) 另一種積極意義(yi) ,擴大了原語句的意義(yi) 及其適用範圍,以適合當代的需要。挖掘和闡釋還有一個(ge) 麵向,就是不以某一個(ge) 特定文本或語句為(wei) 對象來挖掘,而是通過大量考察各種文獻,加以提升、提煉、總結、歸納,揭示出文化的精神、民族的精神,這也絕不是由直接、自然地繼承所能完成和實現的。

 

中華傳(chuan) 統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其中最核心的內(nei) 容已經成為(wei) 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傳(chuan) 承和弘揚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就是把中華文化中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jia) 值的文化精神和思想理念弘揚起來。挖掘和闡釋就是要以這樣的文化觀為(wei) 基礎。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要講清楚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曆史淵源、發展脈絡、基本走向,講清楚中華文化的獨特創造、價(jia) 值理念、鮮明特色,要努力用中華民族的一切精神財富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增強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

 

挖掘和闡發應在以下幾個(ge) 方麵的內(nei) 容下功夫:要大力弘揚中華優(you) 秀文化的價(jia) 值觀,使中華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yi) 、尚和合、求大同的價(jia) 值觀成為(wei) 涵養(yang) 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的基礎和源泉。要深入挖掘中華優(you) 秀文化治國理政的經驗,如民為(wei) 邦本、政者正也、德主刑輔、禮法合治、居安思危等智慧,作為(wei) 今天的啟示和鏡鑒,以利於(yu) 國家治理體(ti) 係的改進和完善。要努力傳(chuan) 承和弘揚中華傳(chuan) 統美德,中華傳(chuan) 統美德是中華文化精髓,蘊含著豐(feng) 富的思想道德資源,如孝悌忠信、禮義(yi) 廉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仁者愛人、與(yu) 人為(wei) 善,努力促進中華傳(chuan) 統美德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要充分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中有利於(yu) 調理社會(hui) 關(guan) 係、鼓勵人們(men) 向上向善的思想文化內(nei) 容,引導人們(men) 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曆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和底氣,培育文明風尚和社會(hui) 氛圍。

 

3、協調與(yu) 適應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提出,要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yu) 當代文化相適應,與(yu) 現代社會(hui) 相協調。這就表示,在文化傳(chuan) 習(xi) 的實踐中必須與(yu) 今天現實生活的需要相結合。古代文化的許多原則、精神是值得繼承的,但其方法方式須結合現時代加以改變,以適應當代社會(hui) 。如古代重視孝敬父母,其原則和精神應該繼承,但孝敬父母的方式方法要和當代社會(hui) 生活相適應。又如古代文化強調個(ge) 人道德,而沒有發展出一套適合現代公共生活的準則體(ti) 係,這就需要把古代的個(ge) 人道德修養(yang) 和遵守當代社會(hui) 的公德協調起來。又如古代文化重視以德治國,這一原則在現代社會(hui) 仍有意義(yi) ,但必須與(yu) 現代社會(hui) 依法治國的要求結合起來。再如中國古代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民本思想,這與(yu) 現代民主在精神上是相通的,但古代的以民為(wei) 本的價(jia) 值觀也需要在現代社會(hui) 落實、轉進為(wei) 一套民主製度的建設和社會(hui) 意識。所以,當代文化指的是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民主製度、先進文化、社會(hui) 治理等。傳(chuan) 統文化需要與(yu) 之協調適應,才能為(wei) 今天的社會(hui) 服務。現代社會(hui) 的生產(chan) 及消費在主導性質上主要是工商社會(hui) ,傳(chuan) 統文化如何在工商社會(hui) 、在商業(ye) 化的時代找到自己的定位,發揮其應有的功能,都需要從(cong) 協調和適應這個(ge) 角度去處理。但是,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當代社會(hui) 的關(guan) 係除了協調和適應的一麵,還有繼承弘揚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對現代社會(hui) 規範引導的一麵;不能僅(jin) 僅(jin) 理解為(wei) 傳(chuan) 統文化向現代社會(hui) 靠攏,要傳(chuan) 統文化無條件地與(yu) 現代社會(hui) 的一切妥協,以至於(yu) 對現代社會(hui) 的弊病視而不見。也就是說,還要注重在現代社會(hui) 文化環境中發揮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價(jia) 值引導功能。現代社會(hui) 的碎片化傾(qing) 向、當代文化的商業(ye) 化、現代價(jia) 值的個(ge) 體(ti) 化,都需要用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文化一起來加以矯正。所以,我們(men) 說傳(chuan) 統文化仍有現代價(jia) 值,正是指傳(chuan) 統文化的傳(chuan) 習(xi) 有助於(yu) 矯治當代社會(hui) 的弊病,促進社會(hui) 文化健康發展。

 

當然,百年來中國社會(hui) 變化很大,如農(nong) 村社會(hui) 從(cong) 新中國成立前到新中國成立後,從(cong) 改革前到改革後,城市化前到城市化後,社會(hui) 變遷與(yu) 變動的速度很快。城市的原有社會(hui) 關(guan) 係在城市改造建設的發展過程中也轉型變化。總之,人與(yu) 人的關(guan) 係及其關(guan) 係形式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使得原來適用於(yu) 舊的人際關(guan) 係及其形式的規範在新的社會(hui) 結構條件下不再適用。如現代社會(hui) 公私企事業(ye) 的人際關(guan) 係主要是“同事”,這種社會(hui) 關(guan) 係就是古代社會(hui) 很少有的。市場經濟煥發了人們(men) 實現個(ge) 人價(jia) 值的動力並為(wei) 之提供了製度環境,但也強化了追求個(ge) 人私利的動機,與(yu) 傳(chuan) 統文化的主流價(jia) 值觀背道而馳。如何解決(jue) 在新的社會(hui) 關(guan) 係結構中發揮傳(chuan) 統文化的教化功能,還需要探索。可見,這些問題的解決(jue) ,都不隻是傳(chuan) 統文化消極地調整自己去適應現代社會(hui) 那麽(me) 簡單,而是包含著如何在變化的社會(hui) 中積極地發揮傳(chuan) 統文化對於(yu) 社會(hui) 調治的作用和滿足個(ge) 人安身立命的功能。

 

4、創造性轉化與(yu) 創新性發展

 

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指出:“不忘曆史才能開辟未來,善於(yu) 繼承才能更好創新。”傳(chuan) 承和發展永遠是聯係在一起的。古人說“承百代之流,而匯乎當今之變”,就是指明,任何對曆史遺產(chan) 和傳(chuan) 統的繼承,都是在當代的條件下的一種活動,而與(yu) 當代的事變無可擺脫地匯合為(wei) 一體(ti) ,從(cong) 而是自覺或不自覺地根據當今之變來從(cong) 事繼承的活動。因而,這種繼承不能不包含著改造、轉化、發展、創新。當然,在曆史上的不同階段這種發展轉化的程度不同。而今天我們(men) 所提倡的繼承,是從(cong) 自然到自覺,自覺推動文化繼承向著我們(men) 的理想方向發展、轉化、創新。從(cong) 前一個(ge) 時期我們(men) 講“古為(wei) 今用,推陳出新”,其實,古為(wei) 今用就是文化傳(chuan) 承要注重當代的需要,結合當代的視界;推陳出新並不是與(yu) 傳(chuan) 統文化徹底決(jue) 裂,而是順著中華傳(chuan) 統文化的方向謀求新的發展。我們(men) 的古人常說承先啟後,承先就是繼承,啟後不僅(jin) 是把承接的東(dong) 西延續到後世,還要有新的發展新的開啟。古人常說的“繼往開來”也是一樣。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更好的表達應當是“承陳出新”,既有繼承、又有創新,在繼承中創新,創新以繼承為(wei) 基礎。這樣所了解的“傳(chuan) 承創新”或“傳(chuan) 承發展”,才能辯證地處理繼承問題上的各種關(guan) 係。

 

對“創造性轉化”有一種理解:“創造性轉化,就是按照時代特點和要求,對那些至今仍有借鑒價(jia) 值的內(nei) 涵和陳舊的表現形式加以改造,賦予其新的時代內(nei) 涵和表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其實,不能籠統地說創造性轉化在表現形式上完全棄舊圖新,不能籠統說在文本的表現形式上要改造舊形式。因為(wei) 在文化傳(chuan) 承中很多都是“舊瓶裝新酒”,如“天下興(xing) 亡匹夫有責”,其文字語句的形式是可以傳(chuan) 承的,但可賦予新的意義(yi) 內(nei) 涵、新的理解。對於(yu) “創新性發展”,也有一種理解:“創新性發展,就是按照時代的新進步新進展,對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內(nei) 涵加以補充、拓展、完善,增強其影響力和感召力。”如果說在創造性轉化的問題上不必特別強調形式的更新,而在這裏恰恰應該提到形式的創新。創新性發展中很重要的一點是創新普及傳(chuan) 播傳(chuan) 統文化的形式,所以應該加一句“發展其現代表達形式,增強其影響力和感召力”。

 

轉化和發展在對象上有什麽(me) 區別呢?這可以從(cong) 道德史上的“常”與(yu) “變”來說明。認為(wei) 道德有隨曆史而變的,有不隨曆史而變的,這在古代儒家早有析論,如《禮記·大傳(chuan) 》所說:“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yu) 民變革者也。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qin) 親(qin) 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yu) 民變革者也。”這是強調具體(ti) 的製度規定是可變的,貫穿於(yu) 製度的精神原則是不可變的。就近代曆史而言,至少自梁啟超《新民說》以來,道德的可變是流行的主張,而道德有不可變者,反而常被人們(men) 所忽略了。因此,對道德遺產(chan) ,可分為(wei) “不可變者”和“可變者”。不可變者即跨越時空、超越國度、有永恒魅力的道德理念,其不變的內(nei) 容要繼承、發展,其可變的內(nei) 容則要轉化。在這一點上,可以說,轉化主要是對道德遺產(chan) 之中隨時代變化而可變的部分而言的。

 

從(cong) 詮釋學的角度看,繼承就是對曆史文本意義(yi) 的一種態度與(yu) 活動,是對文本意義(yi) 的一種理解方式;繼承不是對古代文本作者的意旨或作品文本的意義(yi) 的複製,而是在後世即後來時代的語境中放寬文本語句的一般意義(yi) 以容納新時代的個(ge) 別對象。因而繼承不是對文本語句作者意向的重述、體(ti) 驗,而是尋求一種使廣大讀者共通共感、可分享的思想文化內(nei) 容。因為(wei) ,在內(nei) 容上,作品意指的東(dong) 西本來就遠比作者之意更多,後來時代的解釋就是把其中包含的更多的東(dong) 西展開來,結合時代之所需,故文本語句作者的原意在這裏並不重要。由文字固定下來的文本語句是開放給理解者的,從(cong) 而文化的繼承就是要通過每一時代自己的理解賦予或揭示其中適於(yu) 今天的意義(yi) 。繼承的本質在於(yu) ,真正的真理是文本的過去意義(yi) 與(yu) 今天的理解的結合。因此在繼承上,要盡力不去執著文本語句的具體(ti) 曆史性,而著力闡明其中的普遍意義(yi) 、普遍真理性。對詮釋學而言,文本意義(yi) 的開放性和解釋者的創造性是最重要的。每一時代的人們(men) 都麵臨(lin) 著自己新的問題,由此不斷更新對文本意義(yi) 的理解,這才是繼承。從(cong) 而,繼承是創造性的繼承,創造性應是詮釋的本質,也是繼承的本質。故在詮釋學的立場上,繼承必然是創造性的繼承,而不是還原性的複製。

 

在文本理論上,詮釋學認為(wei) ,文本作為(wei) 書(shu) 寫(xie) 的語言形式,已脫離了時代具體(ti) 性,文本成為(wei) 獨立於(yu) 、超出於(yu) 講述者各種具體(ti) 限定的存在。文本的重點是文本本身所說的東(dong) 西,而不是作者意圖,人們(men) 可以根據自己時代的理解對文本的意義(yi) 加以創造性的詮釋,以滿足實踐的需求。這既是創造性的詮釋,也是創造性的繼承。哲學詮釋學所麵對的是作為(wei) 文化資源的文本,是致力於(yu) 文本的傳(chuan) 承、詮釋、活用,力求張大文本的一般性以包含解釋需要的意義(yi) ,並加以創造性繼承與(yu) 轉化。同時,詮釋學認為(wei) 對文本的理解和繼承,不是複製還原,而是應用實踐。照伽達默爾所說,詮釋學自古就是使文本的意義(yi) 和真理運用於(yu) 當下具體(ti) 境況。詮釋就是把文本的形式意義(yi) 擴張,創造性地用於(yu) 當下時代的需要,用創造性詮釋結合當下時代的實踐需要,就是創造性轉化。創造性詮釋包括了改造及轉化,如20世紀50年代有關(guan) 文化繼承問題討論的參加者都一致認為(wei) ,不管如何繼承,繼承的過程必然包括“改造”這一要件,所謂改造就是可以加以新的詮釋,使其以往不彰的意義(yi) 豁顯出來。故詮釋學理解的傳(chuan) 承一定是過去和今天的融合,傳(chuan) 承必定包含新理解、新解釋,不是原封不動,這裏所謂“新”即是理解者的創造性。

 

總之,文化傳(chuan) 承是繼承和發展的統一,隻有通過創造地繼承,和有繼承地創造,才能在文化的發展中使文化連續性和創新性得到統一。文化的傳(chuan) 承創新應當注重以下幾個(ge) 方麵:其一,重視文化發展的連續性,繼續倡導繼承、弘揚中華文化。其二,重視對古代文化進行辯證的分析和選擇,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要科學地確立標準。其三,重視典籍文本的開放性和解釋者的創造性,古為(wei) 今用、“承陳出新”。曆史傳(chuan) 承的文本在每一時代都麵臨(lin) 新的問題、新的理解,而不斷需要更新其意義(yi) 。當代的文化繼承,不能停留在文本的訓詁層次,而是使文本積極地向新時代開放,把文本的思想和我們(men) 自己的思想融合在一起,成為(wei) 過去與(yu) 現在的視界融合。當代的文化傳(chuan) 承,不是把古代文本的意義(yi) 視作固定的、單一的,而是使今人與(yu) 曆史文本進行創造性對話,對典籍文本作創造性詮釋,對傳(chuan) 統文本的普遍性內(nei) 涵進行新的詮釋和改造,以適應當代社會(hui) 文化的需求。

 

“兩(liang) 創”的實踐領域非常廣泛。從(cong) 實踐來說,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主導的方向是現實問題的解決(jue) 。“兩(liang) 創”的研究要發揚理論聯係實際的學風,使“兩(liang) 創”的實踐更多指向解決(jue) 今天中國的問題,回應時代的需求挑戰,轉化為(wei) 民族複興(xing) 、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精神財富;使“兩(liang) 創”的成果有利於(yu) 解決(jue) 現實問題,有利於(yu) 助推社會(hui) 發展,有利於(yu) 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文化。

 

傳(chuan) 承和弘揚中華文化絕不意味著封閉自大、不看世界,中華文化的傳(chuan) 承弘揚並不是當代中國文化發展的全部,當代中國文化的發展還包括廣泛借鑒吸收世界文明的有益經驗、成果等多方麵。在曆史上,中華民族一向兼收並蓄、海納百川,不斷學習(xi) 吸收他人的好東(dong) 西,把他人的好東(dong) 西化成自己的東(dong) 西,成為(wei) 自己文化的一部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鑒而豐(feng) 富,對世界人民創造的優(you) 秀文明成果,我們(men) 必須要認真學習(xi) 借鑒,在不斷汲取各種文明養(yang) 分中豐(feng) 富和發展中華文化。

 

(注:本文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大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yu) 創新性發展研究”[2015MZD012]的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