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關(guan) 於(yu) 正義(yi) 社會(hui) 的衡量標準學說

作者：方朝暉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八年歲次丁酉正月十七日辛未

           耶穌2017年2月13日

【作者按：本文基於(yu) 作者2017年1月在“曆史法學年會(hui) ·2016”（重慶：西南大學）上的發言整理擴充成文，原題為(wei) 《儒家關(guan) 於(yu) 正義(yi) 社會(hui) 的衡量標準學說》，澎湃新聞發表時改為(wei) 《儒家強調“天人合一”，與(yu) 西方法權依據的個(ge) 人主義(yi) 迥然不同》。】

本次會(hui) 議以惡法為(wei) 主題，我出於(yu) 應景的需要，來談談從(cong) 儒家傳(chuan) 統出發對於(yu) 惡法、或者更廣義(yi) 地說對於(yu) 正義(yi) 社會(hui) 的標準。嚴(yan) 格說來，儒家沒有針對現代法律製度的具體(ti) 論說，中國曆史上的“法”不是現代意義(yi) 上的“法”。但儒學傳(chuan) 統中確實存在大量有關(guan) 什麽(me) 是合理（或正義(yi) ）的製度、以及什麽(me) 是合理（或正義(yi) ）的社會(hui) 的學說，因此我也隻是從(cong) 這些學說出發來分析、推斷：儒家如果生活在今天，對於(yu) 現代社會(hui) 製度可能有什麽(me) 評判標準。嚴(yan) 格說來，這是站在現代立場、使用現代術語來挖掘儒學資源，不能說是儒家原有的觀點。當我們(men) 著手這樣做時，立即發現儒家在這類問題上的說法多樣而混亂(luan) ，幾千年來自我爭(zheng) 吵，從(cong) 未統一過。將其中典型觀點作一總結，我認為(wei) 儒學中至少有五種不同的立場，或可作為(wei) 衡量惡法或正義(yi) 社會(hui) 的標準。

第一種是動機論的立場，即從(cong) 主事者的動機出發來評判一個(ge) 製度或行為(wei) 。漢儒董仲舒《春秋》決(jue) 獄時主張“原心定罪”，就是針對案件當事人的動機而言的。總體(ti) 上講，孔子以來的儒家一直很重視人的動機，五常之首的“仁”以愛人之心為(wei) 本；孟子在與(yu) 齊宣王論政時，主張將惻隱之心推而廣之，即可建設王道、實現善政。此外，《禮記》講“以天下為(wei) 一家，以中國為(wei) 一人”，與(yu) 《孟子》講“與(yu) 民同樂(le) ”，都從(cong) 動機上說明王道政治的一個(ge) 特征。據此，衡量某一司法過程是善還是惡，不完全看外在的事實和程序，還要考慮主事者的主觀動機。

第二種是效果論的立場，即從(cong) 一種行為(wei) 或製度帶來的成效來評判其好壞。這體(ti) 現在曆代儒家對三代聖王之治之理想圖景的描繪。《禮記·禮運》中的大同、小康思想，講上古理想社會(hui) 民風怎樣淳樸，鰥寡孤獨怎樣受照顧，社會(hui) 秩序怎樣和諧，也是一種效果論。所以，衡量一個(ge) 製度、一套法律善惡的標準在於(yu) 它創造的成效，體(ti) 現在風俗、秩序、濟弱、均寡等方麵。

第三種是道德論的立場。儒學首先是一種道德學說，現代人常批評儒家把一切社會(hui) 問題歸結為(wei) 道德問題。從(cong) 先秦到兩(liang) 漢，“三綱五常”的提出確似找到了衡量一個(ge) 社會(hui) 、一套體(ti) 製是否合理的道德標準。據此，似乎一套製度是不是正義(yi) 的，不一定是因為(wei) 它帶來的實際效果，而是由於(yu) 它合乎某種道德標準。這與(yu) 現代西方學者以人權、自由等價(jia) 值為(wei) 標準來評判一切的立場類似，都是一種道德論。

第四種是程序論的立場。儒家其實還有一個(ge) 傳(chuan) 統，認為(wei) 衡量一個(ge) 製度是否合法、或一個(ge) 社會(hui) 是否正義(yi) ，看它是否嚴(yan) 格地遵守規矩。所謂“規矩”主要是禮製。在《周禮》裏有一整套完備嚴(yan) 密的關(guan) 於(yu) 王位繼承、國家官員選拔、權力機關(guan) 運作等等的規定；在《儀(yi) 禮》裏，日常生活中每一個(ge) 行為(wei) 都可能有相應的禮節規矩，甚至規定得非常繁瑣。《春秋公羊傳(chuan) 》裏講“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就是關(guan) 於(yu) 製度程序標準的典型論斷，明代的“大禮儀(yi) ”之爭(zheng) 也體(ti) 現了這一點。王國維在《殷周製度論》裏麵係統全麵地闡述了周代禮樂(le) 典章製度所規定的正義(yi) 社會(hui) 的程序法則。所以儒家傳(chuan) 統裏是有程序論的傳(chuan) 統的。

第五種是情境論的立場。與(yu) 秩序論不同，儒家亦主張在“守經”的同時“行權”。孔子、孟子皆講到“權”的問題，董仲舒進一步討論到“常”與(yu) “變”的關(guan) 係，即不能死守經典和聖訓，還要適時權變。禮製與(yu) 法製最大的區別在於(yu) 反對一刀切，主張因時、因地、因人而製宜。《禮記》中講“因人情而製禮”，“禮從(cong) 宜、使從(cong) 俗”。荀子討論了法先王與(yu) 法後王的關(guan) 係，法後王即指因時因勢而變。後世儒家有大量關(guan) 於(yu) “時”、“勢”的討論，尤其在關(guan) 於(yu) 封建與(yu) 郡縣之爭(zheng) 中。因為(wei) 孔子從(cong) 未提倡過郡縣製，後世為(wei) 郡縣辯護的人多從(cong) 時勢概念出發。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講，儒家認為(wei) 不能夠把社會(hui) 製度或司法程序固定為(wei) 一個(ge) 既定的模式，而要因時、因地製宜，即隨著曆史情境和人物境況的變化而變化。

這樣一來，在衡量社會(hui) 正義(yi) 或製度方麵，儒家似乎同時有動機論、效果論、道德論、程序論和情境論。那麽(me) ，儒家不是很亂(luan) 嗎？一會(hui) 這麽(me) 講、一會(hui) 那麽(me) 講；什麽(me) 都是你講的，等於(yu) 什麽(me) 都沒有講。其實，儒家並不是主張這“五論”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同時適用的。在任一特定案例中，他肯定認為(wei) 隻能采取其中一個(ge) 立場。那麽(me) ，如何確定該采取哪種立場？無疑，儒家最高的取舍標準就是合乎“道”，但是這個(ge) “道”又是很神秘的。怎麽(me) 辦呢？我認為(wei) ，曆代儒家也討論了如何把“道”具體(ti) 化的途徑，具體(ti) 有三：一是心的途徑，二是性的途徑，三是理的途徑。換言之，心、性、理代表儒家提出來的三個(ge) 幫助人們(men) 取舍、確定用什麽(me) 標準來衡量製度善惡或社會(hui) 正義(yi) 的途徑。當然，這些都是我個(ge) 人所作的總結，古典儒家似乎並沒有明確這樣總結過。

第一、心的途徑，即從(cong) 良心出發來確定該采取什麽(me) 立場。剛才老許講到了“天地良心”，日常生活中我們(men) 也常說“良心何在”、“良心被狗吃了”之類罵人的話，可見良心的原則即使在現代中國人的生活中也仍然在起作用。孟子講“盡心、知性”，倡良心、良知、良能，後世陸、王心學重發明本心，王陽明倡“致良知”。心的途徑叫人回歸良心來判別是非，它是否可作為(wei) 在具體(ti) 案例中幫人決(jue) 定在上述五論中取舍的一條可行途徑？

第二、性的途徑，即根據人性需要來確定該采取什麽(me) 立場。“性”，指人性。《易傳(chuan) 》講“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中庸》講“盡性”，孟子講“知性”，皆與(yu) 孔子“為(wei) 己”之學的宗旨一致。這個(ge) 原則，用今天的話來說來，就是要合乎人性的需要，以人性最大限度的健全發展為(wei) 宗旨。你這套製度或這個(ge) 社會(hui) 好不好、正義(yi) 與(yu) 否，體(ti) 現在能不能讓人性得到最大程度的發展。因此，人性的原則是否可作為(wei) 在具體(ti) 案例中幫人決(jue) 定在前述“五論”中取舍的另一條途徑？

第三、理的途徑，即根據事物的道理來確定該采取什麽(me) 立場。我們(men) 今天有時也講“天理何在”，以“天理”作為(wei) 衡量一事物正義(yi) 與(yu) 否的標準。“天理”一詞最早出現在《禮記·樂(le) 記》中，程朱理學重新闡發了“天理”的意義(yi) 。“理”與(yu) “心”不同，是更加客觀化的原則。理學家認為(wei) ，任何事物是否正義(yi) ，都是有道理可循的。比如，殺人是要償(chang) 命的，欠債(zhai) 是要還錢的。這裏的道理，任何人隻要稍微想一想就能明白，說明它是合乎天理的。日常生活中的所有衝(chong) 突和糾紛，也同樣有“理”在其中。因此，理的原則，是否可作為(wei) 在具體(ti) 案例中幫人決(jue) 定在上述五論中取舍的又一條可行途徑？

大家會(hui) 說，這裏的心、性和理的途徑或原則，是不是有時會(hui) 互不統一、甚至相互矛盾？它們(men) 背後還有沒有更高的原則？我覺得儒學在這三者背後還有一個(ge) 最高標準，這就是天道——“天道”代表著“天人合一”的思想。從(cong) “天人合一”原則出發，我認為(wei) 它主張衡量一套製度或一個(ge) 社會(hui) 是否正義(yi) ，有這麽(me) 幾個(ge) 標準：

第一，符合每個(ge) 個(ge) 體(ti) 生命的最高福祉；

第二，符合每個(ge) 人類群體(ti) 的最高福祉；

第三，符合人類全體(ti) 的最高福祉；

第三，符合世間萬(wan) 物的最高福祉；

第四，符合宇宙全體(ti) 的最高福祉。

儒家天道思想的最後依據，我認為(wei) 是強調人的生命和整個(ge) 宇宙的生命息息相關(guan) ，追求整個(ge) 宇宙的和諧安寧有序。這就和西方法權思想背後的個(ge) 人主義(yi) 迥然不同。儒家最高的理想是萬(wan) 事萬(wan) 物都能夠在“和而不同”的境界中完整地展開自己，所以他既不會(hui) 犧牲個(ge) 體(ti) 價(jia) 值來追求所謂的總體(ti) 和諧，但也絕不會(hui) 罔顧總體(ti) 和諧來樹立抽象的人權標準。與(yu) 很多人想當然的看法不同，我認為(wei) 儒家會(hui) 在很多情況下堅定不移地捍衛人權、正像他在曆史上曾經做過的那樣，但他絕不會(hui) 把人權絕對化，也不會(hui) 把客觀的程序絕對化，因為(wei) 這不合乎“情理”。

以上我主要梳理了一下從(cong) 儒家傳(chuan) 統出發，對惡法、或者說是否正義(yi) 社會(hui) ，可能會(hui) 提出什麽(me) 樣的判斷標準。我想儒家和西方法學在這個(ge) 問題上的思路是有一些區別的，西方社會(hui) 科學中也有動機論、效果論，也有道德論、程序論甚至情境論，但很少有西方學者能像儒家這樣的強調“天人合一”。也就是說，二者所訴諸的終極依據是不同的。

最後我再簡單地說一下儒家或中國古代的正義(yi) 論問題。“正義(yi) ”（justice）這個(ge) 詞在西方曆史上大體(ti) 上或可理解為(wei) “一個(ge) 公正的、合理的社會(hui) ”，或者指一個(ge) “好的社會(hui) ”。所以，來自西方的“正義(yi) ”概念與(yu) 儒家的“王道”含義(yi) 比較接近，而不是人們(men) 時常所理解的、與(yu) 作為(wei) 五常之一的“義(yi) ”概念相近。作為(wei) 五常之一的“義(yi) ”雖然也可作為(wei) 王道或理想社會(hui) 的實現途徑，但主要是一種私德而不是公德，而正義(yi) 屬於(yu) 公德範疇。正因為(wei) 如此，漢學家們(men) 通常不把儒家的“義(yi) ”翻譯為(wei) 英文中的just,或justice，而是譯為(wei) righteousness,或rightness。所謂儒家的正義(yi) 觀，就是指儒家對於(yu) “公正、合理社會(hui) ”的理論或學說。如果談論“中國正義(yi) 論”，那就涉及“中國”是一個(ge) 曆史事實的範疇還是一個(ge) 規範的範疇問題。如果是史實的範疇，則中國正義(yi) 論就可指中國曆史上的正義(yi) 學說，包括儒家的及諸子百家的正義(yi) 理論；如果是規範的範疇，那就是涉及如何來定義(yi) 中國、以什麽(me) 為(wei) 標準、誰有資格定義(yi) 中國等問題。就好比說，我們(men) 如果討論“美國正義(yi) 論”，那通常是指美國曆史上提出的各種正義(yi) 學說；如果“美國”是一個(ge) 規範概念，那麽(me) “美國正義(yi) 論”就變成一個(ge) 隻有美國才有或一種能夠體(ti) 現“美國性”的正義(yi) 理論是什麽(me) 的問題，而後者往往容是說不清的，通常也不可能會(hui) 被美國學者認為(wei) 有多大學術價(jia) 值；當然，“美國正義(yi) 論”也可能被用來指美國曆史上有代表性（因而能體(ti) 現美國特色）的某種正義(yi) 理論，被研究者認為(wei) 有普世意義(yi) 或重大價(jia) 值。

當然這決(jue) 不是說，我們(men) 找到了討論“中國正義(yi) 論”的恰當途徑。我想至少有兩(liang) 個(ge) 途徑是可以考慮的：一條途徑是通過分析中國曆史上各家各派的正義(yi) 學說（即他們(men) 關(guan) 於(yu) 理想、合理社會(hui) 的學說），找出其根本特點，通過中外比較來闡發其中對於(yu) 現代人有啟發意義(yi) 的內(nei) 含，這是由特殊尋找普遍的途徑；另一條途徑是分析中國古代各種正義(yi) 學說產(chan) 生的曆史文化土壤，說明在中國特有的曆史文化土壤裏，一個(ge) 公平、合理的理想社會(hui) 應當建立在什麽(me) 樣的法則之上，這是我非常感興(xing) 趣的。不過第二條途徑是由特殊說明特殊的途徑。這兩(liang) 條途徑都試圖結合史實維度和規範維度，但規範維度隻是建立在對史實維度深度挖掘的基礎上。[本文的目的不在於(yu) 評論黃玉順或其他學者關(guan) 於(yu) 中國正義(yi) 理論的諸觀點，那需要對其本人工作的進一步了解。本文關(guan) 於(yu) 儒家正義(yi) 學說的討論，顯然也隻是粗淺的、嚐試性的，更深入、全麵、客觀的分析亟待去做。]

（注：本文的目的不在於(yu) 評論黃玉順或其他學者關(guan) 於(yu) 中國正義(yi) 理論的諸觀點，那需要對諸位學者工作的進一步了解。本文關(guan) 於(yu) 儒家正義(yi) 學說的討論，顯然也隻是粗淺的、嚐試性的，更深入、全麵、客觀的分析亟待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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