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的動力——《中華曆史精神》之五

作者：餘(yu) 東(dong)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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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臘月十四日戊戌

           耶穌2016年1月11日

（一）惡動力論批判

六經是最好的書(shu) ，對道德的理解和闡說最為(wei) 到位；聖雄是最好的人，對道德的領悟和實踐最為(wei) 中正；六經皆史，六經創史，聖雄造史，文明是道德的光明。這就可以邏輯地推出一條定律：道德是曆史發展的動力。所以我提出一個(ge) 觀點：善動力論或者稱為(wei) 道德動力論。

善，隻有善，才是曆史發展的動力。

這是我在批判馬恩“惡動力論”時提出來的。馬恩高度讚美罪惡，強調罪惡是生產(chan) 力發展和曆史發展的主要動力。此說完全顛倒，極其荒謬。事實恰恰相反，罪惡對生產(chan) 力和曆史發展所起的作用完全負麵，是負動力、反動力，隻有破壞性毫無建設性。關(guan) 此，我有《馬恩，給罪惡披上了華麗(li) 的外衣》一文予以深入批判。

當然，負動力反動力也是一種力，隻是不能予以正麵肯定。癌症促使了抗癌藥的產(chan) 生，病毒推動了殺毒軟件的開發，防火牆觸發了自由門的誕生，但如果得出結論說，癌症、病毒和防火牆是科技發展的動力，對癌症、病毒和防火牆予以正麵肯定，那就荒唐了，本末倒置了。惡動力論就是如此本末倒置。

如此，功罪善惡不分乃至顛倒就是邏輯的必然。如此一來，任何壞事都能說成好事，最大的罪惡也能說成功勳。同時，任何好事都能說成壞事，最大的功勳都能說成罪惡。這就是馬家辯證法的威力，特別便於(yu) 強詞奪理顛倒黑白，其根源就在於(yu) 馬恩的惡動力論。所以，馬學在上，必然天翻地覆，一切反常，一切顛倒。

毛氏的“革命”、專(zhuan) 政和曆次運動包括文革，無不符合馬克思主義(yi) 的基本原則，特別符合馬恩的曆史唯物論和“惡動力論”。馬恩正麵肯定惡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強調“惡是曆史發展的動力”，以惡為(wei) 社會(hui) 進步、人類發展所必要和必須。這樣的善惡觀完全顛倒，不僅(jin) 是一般混淆而已。

惡動力論是徹頭徹尾的邪說，對於(yu) 惡念惡意的滋生、惡習(xi) 惡性培養(yang) 和惡行罪行激發，具有重要作用甚至具有決(jue) 定性。很多人信奉邪說走上邪路之後，就再也放不下屠刀回不了頭。孟子將淫辭邪說等同於(yu) 洪水猛獸(shou) ，原因在此。其實，邪說之害豈水獸(shou) 所能望塵。

邪說之所以可怕，還在於(yu) 為(wei) 各種罪惡提供了邏輯支持和義(yi) 理依據，讓罪惡分子作起惡、害起人來仿佛理直氣壯，占盡便宜還可以賣乖，當了婊子還可以立牌坊。例如，傷(shang) 害、殺害無辜本來是大惡，可一旦打起革命的旗號，喊起“解放全人類”、“實現共產(chan) 主義(yi) ”之類口號，就儼(yan) 然具有了正義(yi) 性。腐敗推動經濟發展論，亦與(yu) 馬克思的惡動力論一脈相承。

王夫之在《宋論》中談到朋黨(dang) 問題時說：“小人蠱君以害善類，所患無辭，而為(wei) 之名曰朋黨(dang) ，則以鉗網天下而有餘(yu) 。漢唐以降，人亡邦瘁，皆此之繇也。”同樣，小人要謀取私利和作惡犯罪，也是所患無辭。而不良的思想體(ti) 係和宗教教義(yi) ，可為(wei) 它們(men) 提供“正當”、“正義(yi) ”的理由，讓它們(men) 振振有詞。“推動曆史的發展”這個(ge) 理由就非常冠冕堂皇。

注意，發展本身也不是硬道理。發展有良性惡性之別，剜肉補瘡、飲鴆止渴、不可持續的惡性發展，是負發展和倒退，利少弊多後患深重，必須堅決(jue) 反對和製止。道德才是硬道理，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任何事業(ye) ，都不能違反道德原則，有道德為(wei) 基礎的文明、和諧、良性、可持續的發展，才是值得追求的。

沒錯，存在即合理，惡的存在也有其因果、邏輯和氣運的合理性。王夫之說：“惡人之得居人上而害及人，天也。晦蒙否塞，氣數之常也。”但是，不能因此就把惡當成好的、正麵的東(dong) 西來肯定，更不能把社會(hui) 、曆史的發展歸功於(yu) 罪惡。

（二）善動力論

隻有良知才是推動社會(hui) 和曆史發展的根本性力量。在善與(yu) 惡、正與(yu) 邪、文明與(yu) 野蠻、光明與(yu) 黑暗的曆史拉鋸戰中，前者占上風，社會(hui) 曆史就向前發展；後者占上風，社會(hui) 曆史就向後倒退。當然，倒退往往意味著一次更大的進步。

一部人類文明史就是善惡鬥爭(zheng) 的曆史，在善與(yu) 惡的拉鋸戰中，惡占上風則曆史倒退，善占上風則曆史進步。社會(hui) 和曆史是進步還是倒退，取決(jue) 於(yu) 正邪善惡力量的對比。因此，道德是曆史發展的動力，道德高度與(yu) 是曆史發展速度成正比。人類文明就是道德展現的光明。

堯舜禹夏商周最為(wei) 日本人崇拜。老三代新三代的強大和成功，歸根結底是道德的成功，道統的成功，“十六字心傳(chuan) ”的成功。尤其是“天下為(wei) 公，選賢與(yu) 能”的堯舜禹時代，更是充滿理想色彩。注意，天子無戲言，君子無妄言，聖經無妄言，孔子編書(shu) 自堯始，說明堯舜和禪讓的真實性。

除了秦法家，諸子百家都能尊重堯舜，承認禪讓製。唯《竹書(shu) 紀年》別出心裁，說舜囚堯於(yu) 平陽，取之帝位。舜囚堯，複堰塞丹朱，使不與(yu) 父相見。這是以戰國欺詐之心，度三代淳樸之腹。《竹書(shu) 紀年》應是春秋末或戰國初期的偽(wei) 造，最可能出自於(yu) 齊法家之手，韓非就有同樣說法。

自漢武帝起，漢唐宋元明清都是儒家王朝，它們(men) 的強大和成功同樣得益於(yu) 道德。有一個(ge) 規律：凡是尊崇儒家道統、遵循儒家道路的時代，文明度就較高；凡是偏離儒家的時代，文明度就較低。違背儒家必野蠻化。這個(ge) 曆史規律就是善動力論的最好證明。

傳(chuan) 統一詞在傳(chuan) 統中有特義(yi) 。傳(chuan) 統者，傳(chuan) 道統也。或者說，道統是傳(chuan) 統的核心。

道統即中道傳(chuan) 承譜係，為(wei)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授相傳(chuan) 的最高法則。《書(shu) 經》說“精一執中”、“建中建極”、“允執厥中”，《大戴禮記》說“執中而獲天下”，都指這個(ge) 中道。中華政權都必須遵循道統，執中用中，否則政統就不正統。

道，仁與(yu) 不仁而已矣。人類曆史就是一部善與(yu) 惡、文明與(yu) 野蠻、光明與(yu) 黑暗的鬥爭(zheng) 史。幾千年來，凡是儒化程度較高的王朝，文明程度也較高；凡是禮崩樂(le) 壞和異端邪說占上風的時代，文明必遭破壞，黑暗必占上風。儒家興(xing) 國家旺，儒家旺文明盛；儒家衰國民弱，儒家滅天下亡，這個(ge) 規律被曆史反複證明。

反儒是通往暴政的捷徑，暴政是撲向滅亡的滑梯---不論怎樣強大，怎樣防範嚴(yan) 密，無論統治術怎樣高明，都改變不了滅亡的命運。因為(wei) 暴政違反人性之正、社會(hui) 之常。暴政滅亡的方式千奇百怪，概乎言之不外乎三種：外力打擊，如桀紂；內(nei) 部叛亂(luan) ，如前蘇聯；內(nei) 外合力---這是絕大多數暴政終結的原因。

實行暴政的惡勢力，縱然強大，堅而不久，大勢一去，不堪一擊。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jue) 浮雲(yun) ，諸侯盡西來，卻經不起戍卒一叫，脆弱輕易得令人難以置信。從(cong) 秦始皇到到薩達姆無不如此。似乎很突然，其實是必然。蓋極權失道寡助，寡助之至，親(qin) 戚畔之；暴政天怒人怨，時日曷喪(sang) ，與(yu) 汝偕亡，任何小事件都可成最後一根稻草。

古人雲(yun) 夷狄無百年之運；羅素斷言，所有的極權統治最長不會(hui) 超過70年。兩(liang) 種說法不謀而合。極權統治比一般夷狄更惡，壽命會(hui) 更短。古今極權暴政無不其興(xing) 也勃，其亡也速，確實沒有超過70大限的。“老大哥”於(yu) 69歲時壽終，為(wei) 羅素的論斷提供了近在眼前的證明。

極權主義(yi) 者都不懂權力的真諦，不懂得如何維護和延續權力。而且，它們(men) 都是剝奪和消滅自家權力的禍首。對此定律，杜牧有過古典表述：“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阿旁宮賦》）某種意義(yi) 上說，古今中外所有極權暴政都是極權主義(yi) 自滅的，所謂自作孽也。

極權命不長，要因有五：極權必野蠻，內(nei) 與(yu) 民為(wei) 敵，外與(yu) 文明世界為(wei) 敵，敵人越來越多，內(nei) 憂外患兼備；野蠻必落後，經濟科技軍(jun) 事統統落後；暴政必被背棄，外被正義(yi) 人士厭棄，內(nei) 有同誌部屬背叛；暴政必有內(nei) 鬥，而且特別殘酷，動輒你死我活；暴政必導致道德、政治、社會(hui) 、生態全方位崩潰……

不過，雖然惡勢力命不長，從(cong) 興(xing) 盛強大和衰敗滅亡，也有一個(ge) 從(cong) 量變到質變的過程。這個(ge) 過程的長短取決(jue) 於(yu) 很多因素，最根本的因素是社會(hui) 共業(ye) 和社會(hui) 整體(ti) 道德水平。在道德特別敗壞、邪說擁有憲位的惡社會(hui) ，惡勢力如魚得水，延續維持的時間相對較久，常常衰而不敗，敗而不亡。

另外，惡不積不足以喪(sang) 盡人心，不足以亡身。要亡國亡身，不是那麽(me) 容易的。桀紂不是一壞就垮的，它們(men) 在位都長達52年。在湯武革命之前，桀紂都有歸正的可能，至少可以為(wei) 自己爭(zheng) 取相對好一點的下場。桀紂略有德智，湯武便無機會(hui) 了。換言之，在惡貫滿盈之前，命運始終掌握在桀紂自己手裏。

反儒必惡，是因為(wei) 儒學至善，所導出來的人和政治都很可觀。然而，由於(yu) 反孔倒儒的惡劣影響，學界普遍低估了中國曆史的文明度，惡眼看史，把中華文明看得低了。有學者統計，數千年中國曆史，盛世和治世累計加在一起，不過400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著災荒、動亂(luan) 和腐敗的平世和衰世。

這種說法和算法完全錯誤，隻知四大盛世，沒有將所有盛世列入，例如北宋九位皇帝，享國167年，太祖的建隆之治、真宗的鹹平之治、仁宗的慶曆嘉佑之治，都是盛世，豈能忽略？我簡單數了一下，曆史上可稱盛世的時代至少十幾個(ge) ，例如：西周成康之治，西漢文景之治，東(dong) 漢光武中興(xing) 、明帝章帝的明章之治，唐朝太宗的貞觀之治、玄宗的開元盛世，宋朝太祖的建隆之治、真宗的鹹平之治、仁宗的慶曆嘉佑之治，南宋孝宗的乾淳之治，明朝仁宗和宣宗的仁宣之治，清朝康熙雍正乾隆的康乾盛世。

其次，盛世前後的平常世和衰世，也有相當的文明度，並非“充斥著災荒、動亂(luan) 和腐敗”。例如北宋，共九位皇帝，享國167年，除了太祖、真宗、仁宗，其它朝代也多不錯，大多數時間裏民眾(zhong) 也能安享升平。

儒家的盛世標準很高，可以總結為(wei) 四大標準：一是政治有道，表現為(wei) 道統高於(yu) 政統，道統政統學統，相互扶持；二是司法公正，沒有冤假錯案，或者一旦發現，可以得到及時糾正；三是君子在上，官德優(you) 良，清正廉潔；四是社會(hui) 和諧，民德民智普遍較高，人與(yu) 人、人與(yu) 社會(hui) 、人與(yu) 自然關(guan) 係協調，很少各種惡性衝(chong) 突和矛盾。四個(ge) 方麵相輔相成，一榮俱榮。

依照儒家高標準，中國曆史上很多衰世或平常世，絲(si) 毫不遜於(yu) 西方曆史上的盛世。例如關(guan) 於(yu) 漢武時期，依據標準算不上盛世，其實頗為(wei) 興(xing) 盛。對漢武帝時代漢武帝本人，學界評價(jia) 過低。

漢武之世，儒家的主流形態逐步形成，以漢族為(wei) 主體(ti) 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得到空前鞏固，開啟了中國文明富強的序幕。其文化格局、政治體(ti) 製和經濟形式，包括統一貨幣、官營鹽鐵、強化重農(nong) 抑商政策、建立平抑市場物價(jia) 的平準製度，對後世都具有很大的積極影響。

武帝本人好大喜功，荒誕迷信，殘暴多疑，又造巫蠱之禍，故依儒家標準衡量，政治品德確實不太高。但是，他開創察舉(ju) 製，頒行推恩令，開絲(si) 路，興(xing) 太學，晚年能罪己，都值得肯讚。尤其是采用董仲舒的建議獨尊儒術，承前啟後，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綜其生平，功大於(yu) 過。對漢武褒之過度或貶之過低，都有失公允。

關(guan) 於(yu) 獨尊儒術，很多人誤解了“獨尊”這個(ge) 概念。不知獨尊儒術就是表彰六經，以六經所闡述的中道為(wei) 指導思想，就像西方在憲法層麵獨尊自由一樣。

這裏的術是道的意思。我已就此多次說明，仍常有人想當然地將這個(ge) 術字理解為(wei) 技術、統治術。百年來所知成障、自以為(wei) 是的人特別多，不僅(jin) 反儒派，多數儒家學者同樣不懂訓詁，不懂儒學常識。

王夫之說：“術之為(wei) 言，路也；路者道也。《記》曰：審端徑術。徑與(yu) 術則有辨，夾路之私而取便者曰徑，其共由而正大者曰術。”《禮記》雲(yun) ：“德也者，得於(yu) 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術道二字，同義(yi) 並列。術字古體(ti) 是術，有大路、大道之義(yi) 。獨尊儒術、不學無術的術，都應作道字理解。君子對於(yu) 技術、權術之術，也並不忌諱和排斥，而是認真審正，統之於(yu) 道。

獨尊儒術，相當於(yu) 說，堅定不移地走仁本主義(yi) 道路。儒家政治必然獨尊儒術，這是意識形態上的獨尊。意識形態是不能多元化的，百家可以自由爭(zheng) 鳴，不可能都上升到憲位，都成為(wei) 主體(ti) 文化和指導思想，就像一個(ge) 人的信仰和世界觀不能多元化一樣。一個(ge) 人既是儒家又是佛徒又信仰基督教又要做穆斯林，那會(hui) 精神分裂的。

我在“好皇帝十枚”中，將漢武帝列入。好皇帝十枚秦漢以後的好皇帝：漢高祖，漢武帝，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宋仁宗，元世祖，元仁宗，明仁宗，清聖祖等。

秦漢以後無聖王，光武帝宋仁宗最好，離聖賢境界尚遠。其它皇帝的好更是相對而言。漢高結束戰亂(luan) 首祭孔子，漢武驅逐匈奴獨尊儒術，唐太宗平九州之亂(luan) 開貞觀之治，宋太祖元世祖結束戰亂(luan) 尊孔尊儒重造華夏，元仁宗尊賢重士重開科舉(ju) ，明仁宗寬厚開明與(yu) 民休息，清聖祖內(nei) 平戰亂(luan) 外抗沙俄，各有好處。

仁是儒學原則之原則，核心之核心，儒學即仁學。曆代以仁宗為(wei) 廟號的皇帝，都有相當的儒家風範，都是該王朝最好的皇帝。如宋仁宗趙禎，西遼仁宗耶律夷列，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明仁宗朱高熾，清仁宗愛新覺羅顒琰等。諡號或不乏溢美，但溢亦有度，自有相當的事實依據。而對這些皇帝評價(jia) ，學界普遍太低。

（三）儒家促進科技

儒家文化可導出政治文明，也有助於(yu) 科技文明，是推動科技發展的重要動力。

16世紀之前，中國科技領先世界，為(wei) 什麽(me) 近代數百年停滯不前？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難題。我提供的答案是：自堯舜到宋元，中國人德智整體(ti) 上保持較高水準，從(cong) 明朝開始下降，清朝加速下降，民國至今降到穀底。隨著德智降低，國人格物致知的熱情和創造發明的能力隨之下降。這就是近代中國科技落後的根本因。

李約瑟難題是一個(ge) 兩(liang) 段式表述，第一段是：為(wei) 什麽(me) 在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十六世紀之間，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麵的發達程度遠遠超過同時期的歐洲？這個(ge) 問題所承認的事實是，中國古代科技長期領先於(yu) 世界，說明“中華文明的輝煌”並非虛語。中華文明包括了政治文明、製度文明和科技文明。這對反儒派堪稱是來自西哲的致命一擊。

據1975年出版的《自然科學大事年表》記載，明代以前，世界上重要的創造發明和重大的科學成就大約300項，其中中國約有175項，占總數57%以上，其他各國占42%左右。我國先進的技術成就特別是四大發明，對於(yu) 西方近代文明的發展有重要意義(yi) 。

正是因了儒學的滋潤，國人道德較高，智慧自然水漲船高。夏商周漢唐宋是中華正統，德智都高。元朝雖是異族和偏統，但偏於(yu) 鬆弛，社會(hui) 有活力，對德智影響不太大。

或說“儒家不重視自然科學不喜歡生產(chan) 勞動”。答：這是一個(ge) 普遍的誤會(hui) 。看《周禮考工記》可知儒家對自然科學和生產(chan) 勞動的定位。儒家強調“開物”。“正德”之後就是“利用”--利物之用，屬科技和生產(chan) 範疇。《大學》以“格物”為(wei) 八條目的基礎課程。儒家經典中，開物成務、製器利用、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wei) 天下利等等話語，都體(ti) 現了對科學技術的重視。

《易經係辭下》介紹了包犧氏、神農(nong) 氏、神農(nong) 氏沒，黃帝堯舜氏和後世聖人重視科技研究、物質開發以利益人民的事跡：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yu) 天，俯則觀法於(yu) 地，觀鳥獸(shou) 之文與(yu) 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yu) 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wan) 物之情。作結繩而為(wei) 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犧氏沒，神農(nong) 氏作，斫木為(wei) 耜，揉木為(wei) 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wei) 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nong) 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祜之，吉無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刳木為(wei) 舟，剡木為(wei) 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為(wei) 杵，掘地為(wei) 臼，杵臼之利，萬(wan) 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為(wei) 弧，剡木為(wei) 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sang) 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shu) 契，百官以治，萬(wan) 民以察，蓋取諸□《夬》。”

這一段文字介紹了自離至夬十三卦的卦義(yi) 與(yu) 製器的對應關(guan) 係，所言上古聖賢的所作所為(wei) ，不就是當時的物質開發和科技研究嗎？伏羲“始作八卦”又“作結繩而為(wei) 網罟”；神農(nong) 氏“斷為(wei) 耜，揉木為(wei) 耒”，發明農(nong) 具“以教天下”，還“日中為(wei) 市”，建立市場以便交換；黃帝、堯、舜及後世聖人又發明了舟楫、車馬、弧矢、宮室、棺槨、書(shu) 契等等。這些東(dong) 西在當時都是超前的科技成就呀。

論實踐，一直到元明，經濟仍領先世界，科技亦頗有可觀。有人認為(wei) 宋代是曆史上格物精神最發達的時代。其實元代整體(ti) 上政治品格固然不如宋朝，但論格物精神之充沛，科技方麵的發展，比起宋代有過之而無不及，在天文曆法、數學、農(nong) 牧業(ye) 、醫藥學、食療養(yang) 生學、地理學、建築學等等方麵，元朝無不成就輝煌。朱元璋鑒於(yu) 元政之失，開始偏嚴(yan) ，但曆史慣性還在，民智仍有可觀。清朝繼承明製而變本加厲，這才導致民智嚴(yan) 重下降。

明朝開始，國人格物致知熱情的降低和科技開發能力的收縮，與(yu) 心學亦不無關(guan) 係。《大學》八條目，格物的物指的是宇宙萬(wan) 物包括肉體(ti) 精神一切現象之物，王陽明將“致知”解為(wei) “致良知”，將格物的物狹隘化為(wei) 心性之物了，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國人的科學技術精神和追求。

政治文明度、社會(hui) 自由度和國民道德智慧水平成正比。政治越文明，社會(hui) 越自由，民德民智就越高，科學技術創造發明等方麵也差不到哪裏去。反之，政治越野蠻，社會(hui) 越禁錮，民智就越低。換言之，社會(hui) 好壞取決(jue) 於(yu) 主體(ti) 文化和基本製度，歸根結底取決(jue) 於(yu) 道德。高道德社會(hui) 由君子主導，最為(wei) 文明美好和諧幸福，人民有恥且格；低道德社會(hui) 以庸人為(wei) 主體(ti) ，善惡交織，魚龍混雜，民免而無恥；負道德社會(hui) 即惡人當道的惡社會(hui) ，極權如監獄，無序如叢(cong) 林，民無恥而不免。

現中國空前的落後，充分說明罪惡是破壞生產(chan) 力、阻擋社會(hui) 發展的反動力。百年來，論政治社會(hui) 之罪和文化道德之惡，論矛盾之深廣和鬥爭(zheng) 之激烈，吾國縱未獨占世界鼇頭，也已名列全球前茅。如果馬家的“惡動力論”成立，現中國應該遠遠超越美國和西方才是。

現代中西文明的差距，歸根結底的道德的差距，包括政治道德和社會(hui) 道德。道德匱乏，善的程度低，文明發展的動力就不足。

要提高道德和善的程度，就要好善；懂得了善動力論的真諦，就能好善。儒家特別好善，包括從(cong) 善如流、與(yu) 人為(wei) 善和樂(le) 取人善。《孟子告子下》記載，魯國想讓樂(le) 正子管理國家政事。孟子聽說後，喜而不寐。樂(le) 正子此人個(ge) 人能力、智慧和學識都不怎麽(me) 樣，但“其為(wei) 人也好善”，孟子認為(wei) “好善優(you) 於(yu) 天下，而況魯國乎？”

孟子的意思是，隻要好善，一切都好說，治理天下都綽綽有餘(yu) ，何況魯國呢。因為(wei) ，“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nei) ，皆將輕千裏而來告之以善。”如果好善，天下之人都願意不遠千裏地趕來，告之以善。各種善言何愁不能落實，各種善事何愁不能奉行，各種善製善法何愁不能建設？

好善是仁本主義(yi) 的重要表現和政治原則之一。孟子又說：“大舜有大焉，善與(yu) 人同，舍己從(cong) 人，樂(le) 取於(yu) 人以為(wei) 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wei) 帝，無非取於(yu) 人者。取諸人以為(wei) 善，是與(yu) 人為(wei) 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yu) 人為(wei) 善。”別人有善處長處和優(you) 點，就向人看齊向人學習(xi) ，吸取過來為(wei) 我所用，這就是“與(yu) 人為(wei) 善”，偕同別人一起致良知、致良製和製良器。

佛教說，諸惡莫作眾(zhong) 善奉行，但佛教屬於(yu) 出世法，不重製度建設，儒家的善則包括政治、製度、技術、民生之善，即仁政、良製、利用（利物之用）、厚生（厚民之生）。這是大善，更應該“善與(yu) 人同”，更值得“樂(le) 取於(yu) 人”。這種從(cong) 善如流、海納百川的態度和精神，充分體(ti) 現了儒家的開放性，體(ti) 現了儒家道德上升文明發展的無止境。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