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明的特征及其當代意義(yi)
作者：景海峰（深圳大學國學院、哲學係教授）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刊《江海學刊》2025年第2期

摘要： “儒家文明”是近幾十年來才開始流行的一個(ge) 概念，它的出現標誌著中西方文化比較研究的一種深度，因為(wei) 它是從(cong) 文化的內(nei) 在精神性著眼的，而不局限於(yu) 現代的民族—國家意識，同時也凸顯了一種文化傳(chuan) 統的現實意義(yi) ，而不隻是將其看作過去的曆史存在。儒家文明曆經兩(liang) 千餘(yu) 年的發展，大致經過了以三代文明為(wei) 基礎的積蘊期、以孔子為(wei) 代表的先秦儒家的鑄造期、曆經漢唐而不斷調適的成型期、宋以後擴展至東(dong) 亞(ya) 社會(hui) 的恢弘期以及晚清以降遭遇頓挫的衰微期等幾個(ge) 階段，每個(ge) 階段的內(nei) 容都有起伏變化，通過不斷更新而延續到現代。儒家文明在曆史上扮演了中華文化的核心角色，深刻影響到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具有人本性、道德性、倫(lun) 理性、悠久性、包容性、教化性等特點，構成了中華文明特性的主要內(nei) 容。隨著文明對話與(yu) 文明互鑒的展開，儒家文明的特質以及對於(yu) 人類社會(hui) 的未來所應有的貢獻，越來越引起世人的關(guan) 注，而對這一概念的認識與(yu) 理解也在逐漸地深入，期待能夠闡發出更多意義(yi) 。

關(guan) 鍵詞：儒家文明 五期發展 六大特點 區域性與(yu) 國際性

景海峰

儒家文明是中華文明的重要內(nei) 容和主要表現形式之一。在漫長的曆史中，它代表著自堯、舜以來逐漸形成的源遠流長的文化傳(chuan) 統，也成為(wei) 中國曆史文化獨特性的一個(ge) 顯著標誌。自宋代以還，它更是成為(wei) 東(dong) 亞(ya) 文化的共有財富和重要表征，也是區域文明之間展開交流與(yu) 對話的一個(ge) 基本符號。

就一般意義(yi) 而言，文明是相對於(yu) 野蠻來說的，大體(ti) 上是指一種井然有序的社會(hui) ，包含了文雅、教化等含義(yi) 。但近代以還，這個(ge) 詞語的背後隱含了西方特有的啟蒙主義(yi) 精神，強調世俗的、進步的人類自身發展，具有現代性的特定內(nei) 涵。在西強中弱的時代，儒家文化遭到了全麵否棄，其中的很多內(nei) 容往往被判定為(wei) 不文明，需要“開化”或被改造，在這種狀況下，很少會(hui) 有“儒家文明”的說法。到了20世紀80年代，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新一輪的中西文化比較大規模地展開，對傳(chuan) 統的認識和理解、對儒家的態度與(yu) 評價(jia) 也逐漸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正是這一改變，才使我們(men) 迎來了“儒家文明”概念的出場。尤其是新世紀以來，文明的衝(chong) 突抑或是文明的融合成為(wei) 國際上的熱門話題，圍繞著文明理解與(yu) 詮釋的眾(zhong) 多論議，使得“儒家文明”漸漸地成為(wei) 一個(ge) 熟詞，甚至是熱詞。這一時代背景是我們(men) 了解和說明儒家文明之內(nei) 涵必不可少的一個(ge) 環節，也就是說，“儒家文明”並不是現成的曆史固有之物，而是融合了當代人的諸多期許與(yu) 想象，是在一種新的文化創造過程中逐漸呈現出來並日益清晰化的，它折射出了新時代以來中國文化建構的一個(ge) 重要方麵。

“儒家文明”概念

和“儒家思想”“儒家學說”“儒家文化”等相近概念相比，“儒家文明”一詞的出現是比較晚的，大規模使用是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事情。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國門打開，西潮湧動，在中西交融的大背景下，“文化熱”漸漸興(xing) 起，文化比較也日益深入，正是在這種境況下，“儒家文明”概念才逐漸地流行開來，為(wei) 人們(men) 所熟用。儒家何以是“文明”或儒家文明何所指?細究起來，實際上是蠻複雜的問題，並不像人們(men) 所想象的那麽(me) 簡單，因為(wei) 在近代的“文明”理念裏，作為(wei) 東(dong) 方傳(chuan) 統文化代表的儒家，本來和這個(ge) 表述是沒有什麽(me) 關(guan) 係的。作為(wei) 一個(ge) 近代理念，“文明”一詞是啟蒙運動興(xing) 起之後才出現的，表達了一種新的社會(hui) 曆史觀。在理性精神的支配下，這種曆史觀以“文明”作為(wei) 人類社會(hui) 演進的方向並以此來劃分社會(hui) 曆史發展的形態，其中預設了啟蒙主義(yi) 的“進步”“發展”等理念，成為(wei) 現代社會(hui) 具有普遍性的價(jia) 值目標。而在近代西方對外擴張的曆史上，他們(men) 又往往打著“文明”的旗號，標榜“進步”，將其他非西方的文化視為(wei) 落後和“野蠻”的，從(cong) 而行征服、掠奪之實，同時也占據了文化上的製高點。在這個(ge) 過程中，“文明”代表了西方，也代表著現代化，和傳(chuan) 統的社會(hui) 特別是“落後”的東(dong) 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其中便自然滲透了歐洲中心主義(yi) 的意識形態。正像薩義(yi) 德(Edward W.Said)所說的“18世紀中葉開始東(dong) 西關(guan) 係中所出現的兩(liang) 大主要特征”：“其一是歐洲東(dong) 方知識的日益增長和係統化，這一知識為(wei) 殖民擴張以及對新異事物的興(xing) 趣所加強……其二是，在東(dong) 方與(yu) 歐洲的關(guan) 係中，歐洲總是處於(yu) 強力地位，更不必說優(you) 勢地位。”(1)這樣，也就必然地造成了對東(dong) 方文化的“妖魔化”傾(qing) 向。

在這種情況下，東(dong) 方文化不可能被視為(wei) 是“文明”的，而隻能被看作“文明”的對立物，遭到批判，乃至於(yu) 拋棄。所以在西學東(dong) 漸的過程中，“文明”往往代表著西方的近代文化，而古老的東(dong) 方文化則屬於(yu) 傳(chuan) 統的舊事物，是需要被文明“開化”的對象。日本啟蒙思想之父福澤諭吉(1835—1901)在《文明論概略》一書(shu) 中說：“現代世界的文明情況，要以歐洲各國和美國為(wei) 最文明的國家，土耳其、中國、日本等亞(ya) 洲國家為(wei) 半開化的國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國家算是野蠻的國家。這種說法已經成為(wei) 世界的通論……”(2)而當時流亡東(dong) 瀛的梁啟超也受到福澤諭吉、加藤弘之等人的影響，以“文明”論作為(wei) 批判儒家思想的武器，其“新民說”正是以“文明與(yu) 野蠻”的範式來論述現代道德觀的。他說，“文明之所以進，其原因不一端，而思想自由，其總因也”，但自漢代以來，儒家排斥異端，日益自小，“皆由思想束縛於(yu) 一點，不能自開生麵”。(3)所以，中國要想趕上西方，就隻能走“開化”之路。這種情形，可能到一戰之後才略有改變，對東(dong) 方文化是不是屬於(yu) “文明”的範疇，開始出現了一些不同的聲音。但總體(ti) 來講，“文明”話語主要是連著西方和現代的，而東(dong) 方傳(chuan) 統與(yu) 之總有隔膜。二戰後，情況又發生巨變，反帝、反殖民的浪潮逐漸消弭了東(dong) 西方之間的鴻溝，“文明”成為(wei) 無問東(dong) 西的普遍尺度，將其他區域的文化尤其是“活”的文化形態以“文明”稱之，才有了可能。

數十年來，“儒家文明”已經由一個(ge) 陌生乃至“別扭”的說法，漸漸地為(wei) 人們(men) 所熟悉和慣用，這其中的時代變化是巨大的，包含了中西方文化兩(liang) 方及其間關(guan) 係的明顯改變，它的具體(ti) 細微之處更是難以言表。按照人們(men) 今天的認識，儒家文明不但是對一種曆史遺產(chan) 的追溯，而且也是對當下活的形態的一個(ge) 概括，其現實的意義(yi) 尤為(wei) 明顯。一般說來，儒家文明是指以儒家文化為(wei) 基底，以儒家思想為(wei) 指引，曆經兩(liang) 千多年發展形成的一整套價(jia) 值觀念、禮儀(yi) 教化、典章製度、倫(lun) 理風俗、文學藝術、科技發明等豐(feng) 富的內(nei) 容及其物化之成果，大致包含了精神文明、製度文明和物質文明等三個(ge) 方麵。作為(wei) 中華文明的成熟形態和代表性的內(nei) 容，儒家文明是中華文明發展到一定曆史階段出現的特定形式，是遠古文明發生哲學性突破和曆史性轉折之後的產(chan) 物。按照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等人的說法，正是在“軸心時代”(約公元前8世紀—公元前2世紀)的變革中，首先在思想文化上產(chan) 生了一係列成熟的哲學體(ti) 係，成為(wei) 影響後世人類文明進程的決(jue) 定性因素。(4)而誕生於(yu) 此一時期的孔子和儒家，深刻地影響了中華文明後續發展的曆史，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國文化的品格，也長久地支配著中國社會(hui) 的發展道路和中國人的人生態度，因而在世界各大文明體(ti) 係中獨樹一幟，色彩鮮明，形成了人類文明發展史上自成一格的儒家文明係統。

從(cong) 儒家文明的發展曆程來看，它大致經曆了五個(ge) 時期：以三代文明為(wei) 基礎的積蘊期、以孔子為(wei) 代表的先秦儒家的鑄造期、曆經漢唐而不斷調適的成型期、宋以後擴展至東(dong) 亞(ya) 社會(hui) 的恢弘期和晚清以降遭遇頓挫的衰微期。

(一)積蘊期。

儒家文明雖起始於(yu) 春秋戰國時期，但其潛在觀念卻由來甚久，源遠流長，積蘊深厚，經過了曆史的積澱，可以說是三代文明的繼承者和傳(chuan) 衍者。中華文明起源甚早，《尚書(shu) ·堯典》雲(yun) “睿哲文明”，《易·文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古稱黃帝為(wei) “人文始祖”，皆說明我們(men) 的祖先很早便告別了荒蠻，進入到文明狀態。這一綿延五千多年的文明，在孔子儒家產(chan) 生之前，已曆經了兩(liang) 千五百年以上的發展，不論是觀象製器的物質發明，還是創業(ye) 垂統的製度創造，都已經積累了豐(feng) 厚的成果，達到了相當的文明程度。尤其是周代的禮樂(le) 文化，告別了殷商之前“尊天事鬼”的巫史傳(chuan) 統，將眼光由上天轉向人世，重現實，彰德行，所謂“皇天無親(qin) ，惟德是輔”(《尚書(shu) ·蔡仲之命》)。正如《禮記·表記》所說的：“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這一重人事、盡人能而不祈求於(yu) 外部世界力量的人文傳(chuan) 統和理性精神，直接影響到了儒家思想的基調，為(wei) 孔子儒家所繼承和發揚。

(二)鑄造期。

孔子是儒家文明的思想奠基者和精神引領者。沒有孔子的思想創造，便沒有儒家的成立；沒有儒家的登場，儒家文明也就無從(cong) 談起。春秋晚期，孔子通過整理、刪削前朝文獻的方式，重新詮釋了三代文明的思想遺產(chan) ，將“六經”確立為(wei) 華夏文化的根本聖典。他繼承西周以來的禮樂(le) 文化精神，“周監於(yu) 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cong) 周”(《論語·八佾》)，發揚光大了這一文明形態的人文傳(chuan) 統，創立了作為(wei) 儒家文明之思想根基的儒家學派。孔子提倡“仁者愛人”，創立了以“仁”為(wei) 核心的人學體(ti) 係，這包括了為(wei) 仁之方的“修己以安人”(《論語·憲問》)之路徑，和“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論語·衛靈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的忠恕之道。在禮樂(le) 文化方麵，他亦對傳(chuan) 統的禮儀(yi) 進行改造，注入了新的內(nei) 涵，重質而輕文，鞏固了以人為(wei) 本的哲學理念。在孔子之後，七十子後學接踵而行，從(cong) 不同的角度光大了儒家學說；尤其是到了戰國中後期，在百家爭(zheng) 鳴的格局下，孟子、荀子等人捍衛和發展孔子的思想，在人性論、認識論、政治哲學、天道觀及邏輯思想等方麵，均有重要創獲，豐(feng) 富和完善了儒家的學說，並且在社會(hui) 實踐層麵提出種種設想，為(wei) 後人的政治建構活動及日常生活行為(wei) 提供了重要的法則。

(三)成型期。

經過先秦儒家的思想奠基及社會(hui) 實踐，儒家文明的內(nei) 在精神和重要向度已經初步形成，為(wei) 其後續發展的範式化與(yu) 現實化提供了可能。秦漢大一統之後，在總結曆史經驗和反思社會(hui) 製度模式的基礎上，儒家思想逐漸成為(wei) 王朝政治的主導意識形態，以“六經”為(wei) 典範的學術文化占據了絕對統治地位，士子競相研習(xi) 經典，儒風下化於(yu) 民間，儒家的學說和理念深入人心，成為(wei) 社會(hui) 風尚所普遍遵循與(yu) 依止的內(nei) 容。此間，雖有儒學內(nei) 部的各種矛盾和衝(chong) 突、製度化建構與(yu) 禮俗化方式的不斷調適與(yu) 變化，特別是外來佛教所造成的強大衝(chong) 擊，以及儒、釋、道三教融合的新境況，但儒學已然成為(wei) 中國文明的底色，這種狀況再難改變。統治者、士階層和廣大民眾(zhong) 紛紛接受了儒家思想，有的偏重治術、衍為(wei) 政治，有的喜好知識、化為(wei) 學說，有的視為(wei) 信仰、指導行動，雖各有所取、方式百端，但作為(wei) 社會(hui) 共識的儒家思想和文化共同體(ti) 的儒家文明已經成型。自此以後，儒家思想作為(wei) 一個(ge) 整體(ti) 參與(yu) 了中國社會(hui) 的各項製度設計和生活方式建構，成為(wei) 全民族和全社會(hui) 的“共法”，表裏精粗無所不及，春風化雨直入人心，政治、經濟、文化無不打上了儒家的烙印，中國文明也因此進入了廣義(yi) 的儒家文明階段。

(四)恢弘期。

從(cong) 學術文化的表征而言，儒家思想的發展可分為(wei) 兩(liang) 大時段：漢唐經學與(yu) 宋明理學，前期是內(nei) 部的調適、定型，兼與(yu) 釋、道抗衡鬥法，而後期融會(hui) 釋、道，精耕細作，成一形而上的大係統。宋明時期的問題比較複雜，單從(cong) 經世的角度看，國運似在下降，不如漢唐；但從(cong) 文明的凝聚力和內(nei) 在性而言，此一時期的儒家文明積蘊了深刻的哲學思想和精神力量，因而表現得更有韌性和傳(chuan) 播力。正是在宋明時期，儒家文明的內(nei) 核變得更為(wei) 堅硬、精細，也更為(wei) 清晰化，有了更強的識別色和說服力，因而能走出國門，遠播四海，成為(wei) 整個(ge) 東(dong) 亞(ya) 社會(hui) 所共有的文化財富，甚至主導思想。儒家文明的獨特性和影響力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的對外交往與(yu) 傳(chuan) 播過程之中，才逐漸地凝聚成為(wei) 一個(ge) 話題，被人們(men) 廣泛認識、理解和討論。所以，從(cong) 精神力量或者文化軟實力的角度來看，我們(men) 需要重新認識和評判這一時期的儒家文明，這裏麵的一些複雜問題也需要再加探討。

(五)衰微期。

一般認為(wei) 清中葉以後，中國社會(hui) 漸趨於(yu) 衰敗，作為(wei) 統治思想的儒家學說也發生了裂散，程朱理學已難以為(wei) 繼，被知識性的考據之學替代，在經學內(nei) 部，重時政的今文經學興(xing) 起，這些變化引發了漢宋之爭(zheng) 和今古文的激烈論辯。諸子學的複興(xing) 、西學之漸盛，更是終結了儒學的獨霸地位，學術文化的重心也發生了偏移，儒家文明的核心理念遭到了質疑乃至顛覆。尤其是鴉片戰爭(zheng) 之後，來自西方的近代工業(ye) 文明逐漸占據了絕對的優(you) 勢，在中西文化比較與(yu) 交融的大背景下，儒家文明呈現出了明顯的衰微態勢，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ge) 方麵逐步退卻，最後為(wei) 新興(xing) 的現代文化形態所取代。新文化運動以來，製度性的儒家文明已經不複存在了，而在国际1946伟德文化和民間信仰禮俗等方麵，現實境況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以至於(yu) 使儒家文明的碎片化和殘留物同樣呈現出了前所未有的複雜性。

儒家文明的特點及影響

作為(wei) 中華文明的特定形態和主要表現形式，儒家文明充分體(ti) 現了中華文明的特點及優(you) 長，也可以說對中華文明的認識與(yu) 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就包含了對儒家文明的認識，或者說儒家文明的特征構成了提煉與(yu) 概括中華文明特性的主要內(nei) 容，所以儒家文明的特點也就是中華文明的特點。在2023年6月召開的文化傳(chuan) 承發展座談會(hui) 上，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深刻總結了中華文明的“五個(ge) 突出特性”——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論述了這些特性之間的內(nei) 在關(guan) 係。這“五性”充分體(ti) 現了中華文明數千年來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曆史軌跡和別樣風采，也是我們(men) 理解和把握中華文明總體(ti) 性特征的一個(ge) 最新表達。儒家文明作為(wei) 中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特性當然是它本身就已經具備的，所以這些內(nei) 容也同樣反映了儒家文明的特性。但儒家文明的概念使用又不完全等同於(yu) 中華文明，當我們(men) 說儒家文明的時候，顯然又包含了另外一些指向，所以它的特點在符合中華文明上述特性的前提下，應該還有其他內(nei) 容。實際上，從(cong)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圍繞文明衝(chong) 突或是文明融合的問題，學術界討論很多，其中對儒家文明的認識和理解也是關(guan) 注與(yu) 議論的焦點之一。在這個(ge) 過程中，曆史材料的爬梳與(yu) 歸納、各種文明形態(特別是中西方)之間的比較以及不同的學科眼界與(yu) 方法，可能是這類言說當中最可注意的三個(ge) 方麵。這些討論的背景所具有的複雜性，使得人們(men) 對儒家文明特征的認識便存在不同的見解。

大略言之，以下幾點是人們(men) 談論得比較多的內(nei) 容。一是人本性。與(yu) 其他文明相比，儒家文明較少神性色彩，宗教意識比較淡薄，表現出強烈的現實關(guan) 懷和世俗化特征，以人的存有作為(wei) 世界之重心。人與(yu) 自然的關(guan) 係采取“順取”之方式，“財非其類以養(yang) 其類”“製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論》)，人的生存條件不是外在之神靈支配或者賜予的，而是靠人自身的努力獲得。人是宇宙當中最為(wei) 尊貴的存在，萬(wan) 物雖然相互依存，但並非“眾(zhong) 生平等”，而是人高於(yu) 他物，一切以人為(wei) 中心。二是道德性。儒家講求“仁義(yi) ”，用道德性來規定人的本質屬性、評價(jia) 人的行為(wei) ，故儒家文明演繹出了一整套複雜的道德文化，影響到社會(hui) 生活的各個(ge) 層麵。人生的價(jia) 值和社會(hui) 的目標都是圍繞“良知”的實現和“良貴”(《孟子·告子上》)的完成來展開的，故而特重自我修養(yang) 與(yu) 道德實踐，社會(hui) 的有序性與(yu) 平衡性也被看作是道德完善化的結果。三是倫(lun) 理性。儒家文明特重人倫(lun) 關(guan) 係，敬宗法祖，講求孝道，重血緣親(qin) 情，將之視為(wei) 人的社會(hui) 存在屬性中的根本。從(cong) 人際關(guan) 係的協調和社會(hui) 秩序的和暢出發，儒家很早就確立了“五倫(lun) ”“三綱五常”等基本理論，成為(wei) 其社會(hui) 政治思想的核心。儒家文明以倫(lun) 理為(wei) 基礎，明晰個(ge) 體(ti) 的身份、等級和歸屬，處理人與(yu) 人之間的社會(hui) 關(guan) 係，將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都盡可能倫(lun) 理化。四是悠久性。中華文明已有五千多年，儒家文明的形成也有兩(liang) 千五百年以上，在漫長的曆史中，雖然經曆了波瀾起伏，麵對各種各樣的衝(chong) 擊，也產(chan) 生過很多變化，但其核心理念與(yu) 價(jia) 值觀卻保持了一致性，成為(wei) 少有的“沒有中斷的文明”。《易》曰“可久”“可大”，(5)今人謂之“連續性”，這種保持長久的人生哲學和生存智慧滲透到了價(jia) 值理念、文學藝術和倫(lun) 常日用的各個(ge) 方麵，中國人做人、做事都講求一個(ge) 度，不過激、不偏執，以追求“圓而神”的中庸境界為(wei) 最高之理想。五是包容性。與(yu) 其他各大文明相比較，儒家文明倡導多元主義(yi) 的“和而不同”(《論語·子路》)，很少有排他性，其平和的氣質決(jue) 定了信仰層麵的多元並存和國際關(guan) 係中的和平主義(yi) 。曆史上，中國很少發生宗教性質的戰爭(zheng) ，因而具有兼容並蓄精神的儒家文明為(wei) 多元宗教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對話、溝通、融合的平台與(yu) 途徑。儒家始終以“和”的價(jia) 值理念和原則來處理本土文化與(yu) 外來文化之間的關(guan) 係，在兼收並蓄、開放包容的格局中求得文明的融通與(yu) 發展。六是教化性。儒家文明重視現實生活中人的狀況，不祈求“來世”，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成就真實的人的“君子”品格上，故主張“性善論”，講求“聖人可學而至”，重視人的“後天性”和人的教育的連續性，社會(hui) 政治治理的重要目標便是教化百姓，個(ge) 體(ti) 生命成長的最佳途徑就是終身學習(xi) 。所以，它是一種“學習(xi) 的文明”，(6)所謂“學以成人”;也是一種“成德的文明”，即如何最終實現“完善的人”。

從(cong) 儒家文明的影響力來講，它又是和中華文明的曆史意義(yi) 重合在一起的，因為(wei) 儒家文明是一個(ge) 宏觀的概念，所以它涵蓋的內(nei) 容便涉及方方麵麵。在漫長的曆史演進中，儒家思想浸潤到了中國社會(hui) 的各個(ge) 層麵，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多個(ge) 領域都有全麵的體(ti) 現和深刻的反映。從(cong) 總體(ti) 上來看，儒家文明強調的不僅(jin) 僅(jin) 是思想理念，更是這些理念在社會(hui) 製度、經濟生活、文化傳(chuan) 承等多個(ge) 方麵的實踐和應用。因為(wei) 就“文明”一詞所含有的物態意義(yi) 而言，它顯然要比“文化”表現得更為(wei) 具體(ti) ，從(cong) 而呈現出在感覺經驗世界中更容易被感知到的那種狀態。所以，儒家文明除了抽象的義(yi) 理和思想觀念的展開之外，它更表現出了一種具體(ti) 性，這主要體(ti) 現在以下一些方麵。

(一)政治。

儒家文明的政治理想是實現“選賢與(yu) 能”“天下為(wei) 公”的“大同”社會(hui) (《禮記·禮運》)，追求“內(nei) 聖外王”的“王道”之治；但在君主專(zhuan) 製的體(ti) 製之下，這種觀念往往難以落實。自漢代以後，注入了“德治”“仁政”理念的政治運作，雖有“屈君而伸天”(《春秋繁露·玉杯》)、諫諍製度以及民本思想的匡正與(yu) 製衡，但總的來講，君權至高無上是其最大的特點，故王權壓倒一切，在中央集權製的維護下，帝製暢行了兩(liang) 千餘(yu) 年。與(yu) 中央集權的政治製度以及郡縣製相配合，儒家政治在行政管理和司法實踐等方麵創立了一整套完善的官僚製度，之後又有科舉(ju) 製的普遍實行，在銓敘考評等方麵積累了大量經驗，撬動整個(ge) 社會(hui) ，影響極為(wei) 深遠。這套文官製度可以說是儒家文明的一大特色，與(yu) 其他的寡頭製、貴族製或者武士階層主導下的文明形態判然有別，也不同於(yu) 宗教祭司所操弄的神權主義(yi) 體(ti) 製。

(二)經濟。

中華文明的基底是農(nong) 耕文化，儒家文明同樣也是建立在以小農(nong) 經濟為(wei) 主體(ti) 、以家庭為(wei) 基本生產(chan) 單位的農(nong) 業(ye) 經濟之上的，農(nong) 耕的環境與(yu) 生態便為(wei) 這一文明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重視農(nong) 業(ye) 、以農(nong) 桑為(wei) 本，“製民之產(chan) ”(《孟子·梁惠王上》)，儒家把富民作為(wei) 立國的根本和進行道德教化的前提，從(cong) 而形成了一套根深蒂固的重農(nong) 主義(yi) 思想及其製度。在這種氛圍下，普遍的重農(nong) 抑商傾(qing) 向，限製了工商業(ye) 的發展，也阻礙了資本主義(yi) 萌芽的生長，從(cong) 而使中國社會(hui) 長久地處於(yu) “小農(nong) 經濟的汪洋大海”狀態，保持了長期的穩定性，但也缺乏應有的流動性。這便與(yu) 以牧業(ye) 為(wei) 主的遊牧文化或者以營商見長的商業(ye) 文化很不一樣，所以將儒家文明看作一種典型的農(nong) 業(ye) 文明，並不為(wei) 過。

(三)教育。

教育是文明的尺度，一個(ge) 文明的成長及發達與(yu) 否，同教育密切相關(guan) 。在曆史上，中國是一個(ge) 具有悠久教育傳(chuan) 統的國家，夏、商、周三代文明之所以被儒家所承續，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因為(wei) 文化的認同和教育的接力。儒家文明崇文而不尚武，曆來將教育看作是國家的頭等大事，創立了各種各樣的育人製度和教化方式，從(cong) 貴族背景的“王官學”到平民化的私人講學，從(cong) 官辦的“太學”等機構到士大夫主導的民間書(shu) 院，漫山遍野，弦歌不輟，形成了一個(ge) 鮮明的重教傳(chuan) 統。中國文化的傳(chuan) 承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yu) 教育，而文明形態的連續不斷更是與(yu) 其發達的教育製度以及豐(feng) 富多彩的教育活動有直接的關(guan) 係。

(四)日常生活。

儒家文明極為(wei) 重視禮樂(le) 教化，士大夫也每以“正倫(lun) 理，一風俗”為(wei) 己任，所以除了公共領域的各項製度建設之外，道德風尚下移於(yu) 民間，在百姓凡俗的日常生活當中，如何踐履儒家之學說，便成為(wei) 一項重要的內(nei) 容。儒家曆來重視孝悌，形成了一套複雜的家庭倫(lun) 理，將個(ge) 體(ti) 生命的成長完全浸潤於(yu) 以血緣關(guan) 係為(wei) 紐帶的親(qin) 情倫(lun) 理關(guan) 係當中，禮教嚴(yan) 密。這套禮俗話語貫穿於(yu) 社會(hui) 生活和個(ge) 體(ti) 行為(wei) 的各個(ge) 方麵，人們(men) 舉(ju) 手投足間可能都會(hui) 受到它的規範與(yu) 製約，所以儒家文明也可以被視為(wei) 一套禮俗文明。與(yu) 宗教的嚴(yan) 格戒律相比，儒家的日常禮俗可以說是一套“軟製度”，同樣起到了規範人的行為(wei) 的作用。所以盡管儒家不是宗教，但其具有宗教性，主要依靠的是人的道德自覺。

(五)文學藝術。

作為(wei) 社會(hui) 文明重要尺度的文學藝術，在儒家文明中同樣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國古代發達的文學藝術，也充分體(ti) 現和說明了儒家文明的燦爛輝煌。儒家向來追求真、善、美的和諧統一，以道德理想作為(wei) 重要標尺，“美”之情感滿足的合理性必須要符合道德“善”的要求，故文學藝術的創造活動並不是簡單的個(ge) 人情感的抒發，更不是身體(ti) 欲望的宣泄，而是對“美”的道德追求和生命理想狀態的不斷完善化。正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響與(yu) 普遍浸潤下，漢以後的曆代文學、音樂(le) 、繪畫以及建築等藝術形式，無不打上了儒家思想的烙印，鮮明地體(ti) 現出儒家文明所獨有的審美情趣和精神風貌。

(六)科學技術。

近代以來，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麵的落伍並不能說明儒家文明在這方麵先天不足，更不能將中國為(wei) 什麽(me) 沒有產(chan) 生近代科學歸罪在儒家的頭上。實際上，儒家文明形成之後，不但延續和保留了先秦時代所取得的科學技術成果，而且為(wei) 可持續的、人與(yu) 自然和諧相處的技術進步提供了重要的基礎。儒家的自然觀、“觀象製器”論、氣化思想、“格物致知”學說以及審慎地對待人的實踐能力、知識成長、技術活動等，都包含了合理性，保證了儒家文明的長久發展和人與(yu) 自然之間的和諧相依關(guan) 係，也使得中國的科學技術在相當長的時段內(nei) 都居於(yu) 世界的先進行列。

儒家文明的區域性與(yu) 國際性

儒家文明是中華文明的重要表現形式，但從(cong) 時間和空間而言，這兩(liang) 個(ge) 概念之間又有著顯著的區別。從(cong) 時間上來看，儒家文明隻是中華文明的一個(ge) 時段，特指兩(liang) 漢以後到晚清這一時期。而在空間上，情況可能就要複雜得多。首先，儒家文明並不能涵蓋兩(liang) 漢以後所有的中國文明，在影響區域上存在著一些變化與(yu) 伸縮的情況。一般而言，儒家文明是以中原作為(wei) 中心而向周邊地區不斷擴展的，主要流行於(yu) 漢民族所生活的區域，而聚居在中國西部地區的眾(zhong) 多少數民族，更多受到的可能是佛教、伊斯蘭(lan) 教等文明形態的影響，這就很難將他們(men) 整體(ti) 地劃入儒家文明的範圍裏。其次，儒家文明的傳(chuan) 播又遠遠地超出了中國的區域，至少在宋代以後，中國的近鄰朝鮮、日本、越南等國家，就已經進入這個(ge) 範圍內(nei) 。它們(men) 不僅(jin) 僅(jin) 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響，而且主動地消化，還創造了新的儒學形式，逐漸將自己融入了儒家文明的範圍當中，成為(wei) 所謂“儒家文化圈”的一部分。這樣，儒家文明就不僅(jin) 僅(jin) 是中國的文明，而且也是整個(ge) 東(dong) 亞(ya) 地區的文明，因此具有了鮮明的國際化色彩，成為(wei) 千餘(yu) 年來世界文明版圖之中一個(ge) 超越了國界的獨特的區域性板塊。

在中國曆史上，儒家文明所影響的範圍時有變化，除了王朝政治所導致的疆域改變、民族文化的融合或者離散等因素之外，地理環境與(yu) 文明板塊是兩(liang) 個(ge) 很重要的原因。

從(cong) 地理環境來講，中國的西部地區多為(wei) 高山峻嶺、荒原大漠，交通極為(wei) 不便，人口流動有限，再加之遠離儒家文明的中心區域，所以漢文化向西傳(chuan) 播往往受阻、擴展不易。而居於(yu) 東(dong) 邊的朝鮮、日本等國家，則在與(yu) 中原王朝不斷的往來與(yu) 交流之中，比較便利地接受了中國本土的文化，反而成了“儒家文化圈”的一部分。所以從(cong) 文明擴展的空間因素而言，儒家文明的涵蓋範圍與(yu) 特定的國家疆域之間是存在差別的，不能夠簡單地將儒家文明完全等同於(yu) 中國文明。在曆史上，特定的地緣條件和自然環境往往決(jue) 定了曆史的記憶與(yu) 情感的選擇，特殊的文化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這種地緣性的自然生態基礎之上形成的，或者說是在特定的自然環境與(yu) 長久的人文曆史記憶這兩(liang) 者之間有機融合的狀態下不斷生長的。所以，儒家文明擴展與(yu) 播撒的軌跡形成了特定的曆史空間，它是和相應的地理環境條件聯係在一起的，不能用現代政治的民族—國家建構邏輯來理解和說明。當然，這個(ge) 地理空間因素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地緣的政治、經濟、文化、技術等內(nei) 容的複雜變化，處在一種時有起伏甚至是具有跳躍性的狀態之中。相對穩定的自然環境和長久沿襲的人文記憶，造就了文明形態的共時性和曆時性，逐漸形成並且強化了某種類別意義(yi) 上的共同體(ti) 意識。在這樣的文明共同體(ti) 中，不同的民族、國家或者諸種亞(ya) 文明的形態，共享著同樣的地緣空間，從(cong) 而造就了一定的文化親(qin) 緣性。

就文明板塊來看，儒家文明處在亞(ya) 洲大陸的東(dong) 部，與(yu) 南亞(ya) 次大陸的印度文化和中西亞(ya) 的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在曆史上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區域，共同構成了一個(ge) 各自分居的地理邊界。而作為(wei) 世界性宗教的佛教和伊斯蘭(lan) 教，其本身就是跨區域、跨文化的，在它們(men) 向外傳(chuan) 播的過程中，不同的民族、地域和國家不斷地發生文化的碰撞與(yu) 融會(hui) ，從(cong) 而形成了文明之間的相互穿插或者疊加。更為(wei) 重要的是，曆史上的佛教文明、伊斯蘭(lan) 教文明皆來自西邊，這便與(yu) 中原的儒家文明在中國的西部地區形成了長久的對峙與(yu) 相互的影響，使得這個(ge) 地區成為(wei) 幾大文明互相撞擊、交錯融合的一個(ge) 複雜區域，所以儒家文明的影響力在這裏便表現得時有伸縮、起伏不定，很難達到完全的涵蓋。兩(liang) 漢之際，佛教東(dong) 來，先是西域，後及於(yu) 漢地，逐漸成為(wei) 紮根中土的外來文化。作為(wei) 一種異域文明，佛教和本土的儒、道諸家發生了長久的博弈與(yu) 融合，最終產(chan) 生了以禪宗為(wei) 代表的中國化佛教，從(cong) 而融入了更新之後的中國文化當中。與(yu) 漢傳(chuan) 佛教不同，藏傳(chuan) 佛教及南傳(chuan) 佛教之一部則基本上流行於(yu) 青藏高原和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當中，而與(yu) 儒家文明覆蓋的區域形成了明顯的差別。同樣來自西邊的伊斯蘭(lan) 教文明，則深刻地影響到了我國西部的民族地區，與(yu) 儒家文明一道，形塑了該區域獨特的文化風貌，使之不完全相同於(yu) 深受儒家文明浸潤的內(nei) 陸地區。

儒家文明的東(dong) 傳(chuan) 持續了一千多年，逐漸成為(wei) 影響整個(ge) 東(dong) 亞(ya) 地區的思想意識形態。早在朝鮮半島的三國時代，儒學便對其國家發展及日常生活產(chan) 生了較大的影響，三國均積極吸收儒家思想，設立了太學等機構傳(chuan) 授儒家經典。特別是到了朝鮮王朝時期，其可以說已變成了一個(ge) 名副其實的“儒教國家”，性理學成為(wei) 其主流文化的精髓。(7)而日本的儒學最早則是由百濟傳(chuan) 入的，曆經奈良、平安、鐮倉(cang) 三個(ge) 時代，到了江戶時期，最終達到了其鼎盛階段。儒家思想成為(wei) 主流的意識形態，深深地滲透到社會(hui) 的各個(ge) 層麵，朱子學、陽明學得到蓬勃發展，對日本本土產(chan) 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越南接受儒家文化的時間可能要更早些，在李、陳、阮三個(ge) 朝代，均建立了從(cong) 中央到地方、從(cong) 官學到私學的一整套儒家教育製度，科舉(ju) 製得以普遍實行，儒士階層不斷壯大，儒家思想成為(wei) 社會(hui) 各階層所普遍遵循的原則或信條。儒家文明對於(yu) 整個(ge) 東(dong) 亞(ya) 社會(hui) 持久而普遍的影響，見證了中國文化的燦爛輝煌及其強大的輻射力，這也是中華文明走出國門，在世界其他地方生根、開花與(yu) 結果的集中體(ti) 現。作為(wei) 東(dong) 亞(ya) 社會(hui) 之共同財富的儒家文化及其精神，早已經超越了中國文明的界域，具有了更加廣泛意義(yi) 的區域性和國際性，成為(wei) 更大範圍內(nei) 的一個(ge) 精神標識。但這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儒家文明隻是東(dong) 亞(ya) 地區豐(feng) 富的文化內(nei) 涵當中的一個(ge) 要素，而並非其全部，不能用儒家文明來指代所有的東(dong) 亞(ya) 文化。東(dong) 亞(ya) 社會(hui) 本身有著複雜的組合因素，除了各自本土曆史文化的發展之外，外來文化的影響隻是其中的一個(ge) 重要內(nei) 容。從(cong) 曆史上的情況來看，就共有的文明要素而言，大乘佛教和儒家思想無疑是其中最為(wei) 顯著的兩(liang) 個(ge) 部分。所以從(cong) 文明板塊的識別色著眼，將這一地區統統劃為(wei) 儒家文明，或者稱之為(wei) “儒家文化圈”，是包含了一定道理的。但是，這一說法也不可以絕對化，不能簡單、籠統地使用，而是要看具體(ti) 的論域或者語境。

由以上的特定情況來看，儒家文明的表述不完全等同於(yu) 中華文明的內(nei) 涵和外延，而是有特殊的語用意義(yi) 的，我們(men) 應該準確地把握語境的特殊要求，以便更為(wei) 合適與(yu) 恰切地使用儒家文明概念。在當前複雜的國際環境和中西方文化交錯互融的大背景下，文明對話與(yu) 文明互鑒已經成為(wei) 我們(men) 時代的強音，作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文化重要標識的儒家文明，也麵臨(lin) 著怎樣深刻理解和重新表述的問題，這就需要學界對這一概念的內(nei) 涵做進一步的深化研究，需要對它的特別意義(yi) 和細微語境做出更為(wei) 豐(feng) 富的展開，乃至進行時代的重塑。怎樣增強儒家文明的普適性和應用性，特別是在現代社會(hui) 環境中的實存感，是我們(men) 理解與(yu) 闡釋這一概念的目標，也是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的實際需要。

注釋
(1)[美]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49頁。
(2)[日]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北京編譯社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9頁。
(3)梁啟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論》，葛懋春、蔣俊編選：《梁啟超哲學思想論文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99—100頁。
(4)“在所有地方，軸心期結束了幾千年古代文明，它融化、吸收或淹沒了古代文明，而不論成為新文化形式載體的是同一民族或別的民族。前軸心期文化，像巴比倫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河流域文化和中國土著文化，其本身規模可能十分宏大，但卻沒有顯示出某種覺醒的意識。古代文化的某些因素進入了軸心期，並成為新開端的組成部分，隻有這些因素才得以保存下來。與軸心期光輝的人性相比，以前最古老的文化十分陌生，似乎罩上了麵紗……”[德]卡爾·雅斯貝斯：《曆史的起源與目標》，魏楚雄、俞新天譯，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頁。
(5)《周易·係辭上》謂：“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又謂：“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係辭下》謂：“天地之大德曰生。”參見高亨：《周易大傳今注》，齊魯書社1979年版，第507、515、558頁。
(6)近些年來，杜維明先生多次談到儒家是一“學習的文明”，在多種場合力倡“學以成人”的道理，用儒家的“精神人文主義”對曆代經典中的“為學”主張進行詮釋，影響頗大。2018年，在北京舉辦的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即是以“學以成人”(Learning to Be Human)作為主題的，這充分彰顯了儒家文明的特色。參見杜維明：《為什麽要“學做人”——關於第二十四屆世界哲學大會主題的思考》，《光明日報》2018年8月11日。
(7)柳承國先生指出：“如果說中國儒學是朝著大陸特色的宇宙論方向發展的話，那麽韓國儒學便是在半島地域規模狹小的限製下，把精力集中在了求心向內的人類學方向上。也就是說，中國性理學是以理氣論為主題，而韓國性理學則是以‘四端七情心性論’為主題的。”(柳承國：《韓國儒學與現代精神》，薑日天、樸光海等譯，東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頁)這說明其不但完全接受了儒家的性理學，而且在傳習和研究的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表現出融會式的獨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