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當代中國古典學新圖景——一種歐洲漢學視角的展望

作者：郝蘇彤 葉翰

來源：《周易研究》2025年第4期

摘要:中西古典學在本質上具有相似的文化特性。傳(chuan) 教士漢學家在建立中西古典學早期對話的過程中留下了諸種問題：他們(men) 在翻譯中國古代典籍時，代入了西方古典學的背景知識，影響了一些術語的翻譯。中西古典學傳(chuan) 統和宗教信仰背景存在差異，也造成了一些概念的分歧與(yu) 混淆。當代學者應深入比較研究相關(guan) 知識體(ti) 係，並打破長期存在的隔閡。專(zhuan) 業(ye) 漢學與(yu) 西方古典學在學科屬性和學術方法等方麵存在淵源，又在研究領域及學術方法等方麵兼具中國古典學的學科性質。當代中國古典學不但要達成現代性轉化的學科使命，還要擺脫西方古典學範式主導世界古典學發展的舊有模式。中國高校應當與(yu) 海外高校的漢學係開展合作，將中國古典學打造為(wei) 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學術。

關(guan) 鍵詞:古典古典學漢學理雅各

作者簡介:郝蘇彤（1993-），慕尼黑大學漢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主要研究方向：早期易學、出土文獻及寫(xie) 本。 葉翰（Hans van Ess）(1962-)，慕尼黑大學副校長、漢學研究所所長、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道家、儒家、中國古代政治和曆史。

依照德國哲學家卡爾·西奧多·雅斯貝爾斯（Karl Theodor Jaspers）的觀點，中國與(yu) 歐洲的古典文化傳(chuan) 統作為(wei) 東(dong) 西方世界古老文明的傑出代表，幾乎同時起源於(yu) “軸心時代”（Axis Age）。[1]對於(yu) 古希臘文明而言，這一屬於(yu) 人類文明的重大突破時期是古希臘哲學蓬勃發展的黃金時代。與(yu) 此同時，它也是中國先秦百家相競迸發的時期。自軸心時代而始，中西古典學傳(chuan) 統相繼延續並發展出了繁複的傳(chuan) 承體(ti) 係，又分別在特定的曆史時期被激發出了創造性轉化的思想潛能，因而在本質上具有極為(wei) 相似的文明特質。傳(chuan) 教士漢學家對中國古典文獻所進行的係統翻譯工作，率先引領中國古典學走向了西方文明並促成了中西古典學之間的早期對話。專(zhuan) 業(ye) 漢學作為(wei) 貫通中西古典學研究的一大樞紐，在學科建製和學術研究等方麵與(yu) 二者之間具有非常深厚的淵源關(guan) 係。回顧近代以來全球學術範式遷移的曆程，中國近現代學術的建立與(yu) 形成是與(yu) 西方學術界開展文明交流互鑒的積極成果。關(guan) 於(yu) 中國古典學這一話題的一係列討論，在中國學術界也已經持續了將近半個(ge) 世紀。自2024年11月7日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hui) 召開以來，眾(zhong) 多海內(nei) 外知名專(zhuan) 家學者又從(cong) 多種角度就世界古典學與(yu) 中西古典學比較等議題展開了探討，一時間湧現出許多優(you) 秀的研究成果。針對構建世界古典學新圖景這一備受關(guan) 注的議題，本文嚐試從(cong) 歐洲漢學的視角進行論述，以期為(wei) 當代中國古典學的發展提出一些建議。

一、歐洲與(yu) 中國傳(chuan) 統中的“古典”之學

從(cong) 詞源學的視角加以考察，古希臘語中的“κλάσις”一詞與(yu) 拉丁語詞匯“classis”具有十分相近的語義(yi) 基礎。“κλάσις”原本衍生自動詞“κλάω”，可被用於(yu) 表示物理世界中的“打破”“斷裂”或比喻意義(yi) 上的“分類”“分級”之義(yi) 。而“classis”的本義(yi) 則指“階級”或“分類”，在古羅馬社會(hui) 中被用於(yu) 表示對公民的財產(chan) 等級進行劃分。相應地，從(cong) “classis”衍生而來的語詞“classicus”便被用於(yu) 指稱古羅馬社會(hui) 中最高等級的公民。後來隨著時間的推移，“classicus”又逐漸被引申於(yu) 描述“優(you) 秀”或“典範”的事物。特別是在拉丁文學領域中，該詞被用於(yu) 指稱那些獲得廣泛認可並具有恒久價(jia) 值的藝術作品。比如，古羅馬著名的文學家奧盧斯·格利烏(wu) 斯（Aulus Gellius）在其讀書(shu) 筆記《阿提卡之夜》（Noctes Atticae）中，便使用“classicus”來指稱那些堪稱一流的古典作家。[2]雖然古希臘語和拉丁語如今早已絕跡，但當下所有的歐洲語言卻還普遍使用著源自這些古典語言的詞匯及表達。比如，現代英語中的語詞“Classics”與(yu) “classical”、法語中的“classique”、西班牙語中的“clásico”、葡萄牙語中的“clássico”、意大利語中的“classico”、德語中的“klassisch”、瑞典語中的“klassisk”一律都衍生自拉丁語詞“classicus”。[3]因此在西方學術界中，“Classics”（古典學）一詞專(zhuan) 門指稱對古代希臘和羅馬文化（尤其側(ce) 重於(yu) 語言學和文學領域）的研究，而從(cong) 事這些研究的學者則被相應地稱作“classicist”（古典學者）。[4]

西方古典學誕生的曆史背景，可以一直回溯到公元14世紀至16世紀的歐洲文藝複興(xing) 運動（Renaissance）。在經曆了中世紀漫長的黑暗時代（Dark Age）之後，源自於(yu) 古代希臘和羅馬的文化遺產(chan) 大多遭到損毀或遺失，因而與(yu) 之相關(guan) 的研究與(yu) 教育也無奈中斷並衰落。於(yu) 是古典學最初的研究意趣便在於(yu) 通過搜集並整理古典文獻，重新尋回古代希臘與(yu) 羅馬失落的古老文明。公元17世紀的法國曾興(xing) 起過一種以古代希臘和羅馬文明為(wei) 文藝理論與(yu) 創作實踐之典範的文藝思潮，此即後來一度盛行於(yu) 歐洲的“古典主義(yi) ”（European Classicism）。就英國的學術傳(chuan) 統而言，古典學的研究範疇並不僅(jin) 僅(jin) 局限於(yu) 文學領域，還包括對古代希臘和羅馬古典時期的哲學、藝術以及建築等各個(ge) 領域的研究。因此，當代學者開展古典學研究便意味著要專(zhuan) 注於(yu) 考察那些在歐洲曆史文化中遺留下來的古老傳(chuan) 統。這些被古典學視為(wei) 研究對象的文化傳(chuan) 統至今在歐洲仍隨處可見，並且絕不僅(jin) 限於(yu) 在許多國家和城市中都被保存下來的作為(wei) 公元19世紀一種建築風格的古典主義(yi) 。比如，盡管在英法文學史上有一些如英國文藝複興(xing) 時期的劇作家威廉·莎士比亞(ya) （William Shakespeare）或法國古典主義(yi) 劇作家莫裏哀（Molière）與(yu) 讓·拉辛（Jan Racine）這般舉(ju) 世聞名的英才，他們(men) 的作品也曾一度被譽為(wei) 英法文學界的傳(chuan) 世經典，但由於(yu) 之後的許多作家也同樣創作出了經久傳(chuan) 頌的古典作品，因此便無法明確界定出某個(ge) 專(zhuan) 屬於(yu) 他們(men) 的“古典時期”（classical period）。事實上對於(yu) 絕大多數歐洲國家的文明而言，情況似乎都不外如此。

然而，德國在歐洲眾(zhong) 多國家中文明最為(wei) 特殊，因為(wei) 德國文學在公元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發展至頂峰時，曾孕育出一個(ge) 為(wei) 德意誌民族所特有的古典主義(yi) 時代，即所謂的“魏瑪古典主義(yi) ”（Weimar Classicism）時期。從(cong) 狹義(yi) 上講，魏瑪古典主義(yi) 時期僅(jin) 指從(cong) 公元1795（或1794）年至1805年這短暫的十年——也就是德國著名文學家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和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一起（或至少同時）在魏瑪開展工作的時期。從(cong) 廣義(yi) 上講，它還涉及從(cong) 公元18世紀末一直到歌德去世的1832年之間堅持進行創作的文學家群體(ti) 。盡管公元17世紀至18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The Enlightenment）曾孕育出舉(ju) 世聞名的法國大革命，但德國古典文學家卻對其所采用的暴力革命形式持否定和批判的態度。他們(men) 遵循啟蒙運動時期所弘揚的依靠文學藝術實現教化的基本原則，力求通過審美教育來實現社會(hui) 的和諧統一。與(yu) 法國古典主義(yi) 文藝思潮極為(wei) 相似的是，魏瑪古典主義(yi) 同樣將古代希臘與(yu) 羅馬的藝術成就視為(wei) 其創作的楷模，並將著名藝術史學家約翰·約阿希姆·溫克爾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提出的“Edle Einfalt und stille Größe”（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wei) 大）視為(wei) 最高宗旨。[5]正是在這種環境的熏陶之下，他們(men) 創造了一種在公元19世紀後期被視作“古典”或“典範”的語言。由歌德、席勒、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維蘭(lan) 德（Christoph Martin Wieland）、荷爾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創造的許多短語直到今天仍然在德語的日常表達中反複出現，但是使用這些短語的人們(men) 往往並不知道他們(men) 實際上正在引述某一位古典作家，而這恰是古典學在文學和哲學領域中的真實寫(xie) 照。[6]

作為(wei) 西方文明兩(liang) 大基石的古代希臘和羅馬古典學，正是通過其堪稱典範的語言文化傳(chuan) 統對歐洲各國人文社會(hui) 科學的發展產(chan) 生了極為(wei) 深遠的影響。中國古典學作為(wei) 東(dong) 方文明最為(wei) 古老而傑出的代表，在本質上具有與(yu) 西方古典學極為(wei) 相似的特性。先秦兩(liang) 漢時期的傳(chuan) 世經典作為(wei) 中華文明的精神源頭，在特定的曆史時期被激發出了創造性轉化的思想潛能，經過漫長的曆史積澱形成了中華民族所獨有的文明特質。就古老的中國文明而言，“古典”一詞最早見於(yu) 大約兩(liang) 千年前的漢代典籍之中，如《漢書(shu) ·王莽傳(chuan) 》所載：“漢氏諸侯或稱王，至於(yu) 四夷亦如之，違於(yu) 古典，繆於(yu) 一統。”[7]可見在東(dong) 漢時期，“古典”一詞首先可用於(yu) 指稱中國古代政教體(ti) 製之下所施行的典章製度。具體(ti) 而言，那些在上古時期以口語言辭形式呈現的天子施政之令、諸侯盟誓之辭以及貴族社交辭令，正是憑借其所具備的社交、公關(guan) 乃至行政職能才被曆代史官整理並記載為(wei) 書(shu) 麵文本，最終又逐漸被塑造為(wei) 先王政典。故而在東(dong) 漢時期，“古典”一詞也可被引申於(yu) 泛指那些輯錄了三代聖王治國理政之道的傳(chuan) 世文獻，或因以書(shu) 麵文本形式確立下先王政典而得以被後人征引傳(chuan) 頌的古代典籍。從(cong) 當時的傳(chuan) 世文獻材料中還可以發現，西漢武帝時所確立的“五經”典籍與(yu) 曆經秦代焚書(shu) 之後被保留下來的上古三代遺書(shu) 可以被視為(wei) 中國古典學之源頭。譬如蔡邕《劉鎮南碑》載：

武功既亢，廣開雍泮，設俎豆，陳罍彝，親(qin) 行鄉(xiang) 射，躋彼公堂……深湣末學，遠本離質，乃令諸儒，改定五經章句。刪剗浮辭，芟除煩重，讚之者用力少，而探微知機者多。又求遺書(shu) ，寫(xie) 還新者，留其故本。於(yu) 是古典舊籍，充滿州閭，及延見武將文吏，教令溫雅，禮接優(you) 隆，言不及軍(jun) 旅之事，辭不遷官曹之文。上論《三墳》《八索》之典，下陳輔世忠義(yi) 之方。內(nei) 剛如秋霜，外柔如春陽。不伐其善，不有其庸。如彼川流，每往茲(zi) 通，可謂道理丕才，命世希有者已。[8]

可見在東(dong) 漢末年戰亂(luan) 頻仍、兵燹肆虐的時代背景之下，蔡邕等當世巨儒曾力求通過恢複儒家文教來重建社會(hui) 秩序。這些中國上古典籍在為(wei) 政輔世與(yu) 德性教化等方麵所彰顯的典範意義(yi) ，又促使其參與(yu) 塑造了後世漢語言文獻傳(chuan) 統的發展及衍變。

中國唐宋時期的文學及思想史上曾興(xing) 起過一場與(yu) 歐洲文藝複興(xing) 運動在許多方麵都頗為(wei) 相似的古文複興(xing) 運動。所謂“古文”，在漢代既可指稱秦朝以前的漢字書(shu) 寫(xie) 係統所使用的篆文字體(ti) ，也可泛指那些使用先秦漢字書(shu) 寫(xie) 係統所記錄的上古典籍。在承漢啟唐的六朝時期，由於(yu) 受到“文筆之辯”等文學體(ti) 裁觀念的影響，“古文”的概念被進一步拓展，泛指先秦乃至秦漢時期采用散文體(ti) 式創作的古典文獻。[9]因此無論是《易經》《尚書(shu) 》《詩經》《春秋》《禮經》等位列於(yu) 經部的儒家典籍，還是《左傳(chuan) 》《史記》《漢書(shu) 》等位列於(yu) 史部的煌煌巨著，抑或是為(wei) 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奠定了根基的子部文獻，在當時無疑都屬於(yu) “古文”經典的範疇。然而自漢朝覆亡以降，佛道二教持續的文化滲透與(yu) 思想傳(chuan) 播逐漸撼動了中國古典傳(chuan) 統本源的精神內(nei) 核。尤其自中唐以來，孟子之後文道不彰成為(wei) 了士大夫階層的共識。韓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立誌通過改革漢代至隋朝流行的駢儷(li) 文風來實現恢複儒學道統的夙願，進而借助進士科舉(ju) 的行卷之風發起了這場以“文以明道”為(wei) 宗旨的古文運動。[10]因此這一時期的“古文”概念，實則是以被標榜為(wei) 文體(ti) 之典範的先秦散文體(ti) 式與(yu) 先秦兩(liang) 漢時期的儒家經典、史書(shu) 巨著、諸子典籍為(wei) 表裏。後自唐宋以至明清，複古思潮、明道傾(qing) 向以及科舉(ju) 製度又持續推動六經子史完成了經典化。[11]這些誕生於(yu) 先秦兩(liang) 漢時期的古文經典作為(wei) 漢語言文獻傳(chuan) 統中的典範，因其所蘊含的宗經明道與(yu) 政治教化功能而備受唐宋以來士人階層的推崇，最終在跨時空激活與(yu) 創造性轉化的過程中被塑造為(wei) 中國古典學的精神源頭，就此成為(wei) 了世界古典文明體(ti) 係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二、傳(chuan) 教士漢學視域下的“古典”譯解

近數百年間傳(chuan) 教士漢學家對中國古典文獻進行的係統翻譯工作，無疑率先引領中國古典學術走近西方文明並促成了中西古典學傳(chuan) 統之間的早期對話。然而他們(men) 在著手翻譯中國先秦兩(liang) 漢典籍的過程中，卻不免主觀代入西方古典學的相關(guan) 背景知識來理解並詮釋中國的古典文化傳(chuan) 統。這便導致傳(chuan) 教士漢學家對一些相關(guan) 術語的翻譯工作無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古典學的深刻影響。比如，德國著名的傳(chuan) 教士漢學家衛禮賢（Richard Wilhelm）曾將儒家典籍《中庸》的篇名譯為(wei) “Maßund Mitte”（適度與(yu) 適中）。[12]眾(zhong) 所周知，《中庸》本是先秦文獻《禮記》中的一篇，後來在南宋時期被著名理學家朱熹列入“四書(shu) ”，自此便成為(wei) 了曆代儒生首要研習(xi) 的書(shu) 目之一。然而衛禮賢為(wei) 該篇篇名所選用的德語譯文“Maß”（適度）與(yu) “Mitte”（適中），實際上卻反映了公元18世紀至19世紀那些傳(chuan) 承了古代希臘和羅馬古典學並將之視為(wei) 典範的德國學者所宣稱的理想。

此外，由於(yu) 中西古典學傳(chuan) 統以及宗教信仰背景之間存在著各種差異，中國古典學術在麵對來自異域文化的審視和解讀之時，也難免會(hui) 遭遇一些十分微妙的分歧與(yu) 混淆。比如，英國著名的傳(chuan) 教士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曾在公元19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翻譯了以“四書(shu) ”“五經”為(wei) 代表的中國傳(chuan) 統經典並傳(chuan) 播到歐洲。眾(zhong) 所周知，最晚自中國初唐起，每一名參加科舉(ju) 考試的士人都必須係統學習(xi) 這些中國儒家典籍。於(yu) 是在理雅各從(cong) 事翻譯工作之初，他便將這一係列譯著命名為(wei) “中國經典”（The Chinese Classics）。[13]隨後，理雅各的另一些重要英文譯著又作為(wei) 《中國聖書(shu) 》（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係列，被收錄進由弗雷德裏赫·馬克思·繆勒（Friedrich Max Müller）主編的大型叢(cong) 書(shu) 《東(dong) 方聖書(shu) 》（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之中。[14]理雅各的兩(liang) 大譯著係列在歐洲學術界產(chan) 生了巨大影響，後來甚至一度被譽為(wei) 西方學術界最具權威性的英語譯本。因此每當德國學者談及“Chinesische Klassiker”（中國經典）時，仍會(hui) 樂(le) 此不疲地再次提及那些曾被他翻譯過的中國古代典籍。然而，理雅各這一眾(zhong) 譯本中卻隱藏著一個(ge) 極為(wei) 關(guan) 鍵的學術問題。依照理雅各為(wei) 其一係列譯著題名為(wei) “中國經典”來看，他認為(wei) 自己所翻譯的中國古代典籍“the Chinese Classics”實乃“經典”而非“古典”。那麽(me) ，“古典”或“經典”究竟與(yu) 理雅各所翻譯的中國古代典籍之間存在怎樣的關(guan) 係呢？

理雅各在《中國經典》和《中國聖書(shu) 》這兩(liang) 大譯著係列中所翻譯的中國早期典籍包括《易經》《尚書(shu) 》《詩經》《春秋》以及《禮記》。東(dong) 漢文獻《白虎通》載：“《五經》何謂？《易》《尚書(shu) 》《詩》《禮》《春秋》也。”[15]由於(yu) 這五部經籍曆來被尊奉為(wei) 中國上古三代的典範之作，故而自西漢時起便被儒家學者合稱為(wei) “五經”。依照中國古代圖書(shu) 目錄所采用的“四部分類法”，它們(men) 都應當被歸入包羅儒家經典以及小學等書(shu) 籍的經部之中。然而理雅各所翻譯的“五經”典籍，其地位卻不完全同於(yu) 其餘(yu) 諸部在唐宋古文運動中被推崇為(wei) 古文經典的六經子史文獻。倘若立足於(yu) 西方古典學的知識背景來對中國的經部文獻與(yu) 西方的古典文獻進行比較，便會(hui) 發現中國的“五經”典籍似乎並不能被籠統地劃歸於(yu) 可與(yu) 西方古典時代相比擬的中國先秦兩(liang) 漢時期，而應被劃歸於(yu) 中國的上古三代，亦即西方古典學語境之下的“archaic period”（古風時期）或“pre-classical period”（前古典時期）。誠然，中國的“五經”能被塑造成一部部讓曆代士人極盡鑽研之能事的知識性聖典，正是緣於(yu) 其背後長達數千年且從(cong) 未中斷的文本流傳(chuan) 史，因此對於(yu) 中國古典文獻的劃分或許也不必如此刻板。然而，除了理雅各所翻譯的“五經”之外，還有一些先秦兩(liang) 漢典籍也被歸於(yu) 經部之列。比如，先秦儒家學派最具代表性的典籍《論語》就同樣屬於(yu) 經部文獻。該書(shu) 直到漢代才最終被編定成書(shu) ，隨之為(wei) 後世漢語言文獻傳(chuan) 統的發展留下了許多千古傳(chuan) 頌的經典諺語，因此完全有資格稱得上是一部真正的古典之作。

此外，對於(yu) 上述這一問題的解讀還涉及中西學術界對於(yu) “古漢語”這一概念的譯解。在現代漢語中，“古漢語”這一概念所指稱的對象，通常都被絕大多數中國學者理解為(wei) “古代漢語”，亦即中國古代各個(ge) 曆史時期所使用的漢語言。嚴(yan) 格來說，它與(yu) 西方英語學術界所廣泛使用的另一個(ge) 專(zhuan) 業(ye) 術語“classical Chinese”（古典漢語）之間存在十分細微的語義(yi) 差別。誠如前文所述，“五經”典籍創作於(yu) 中國的前古典時期，因而其中以書(shu) 麵文本形式記錄下的漢語言便應當被稱作“pre-classical Chinese”（前古典漢語），或者如瑞士著名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稱之為(wei) “archaic Chinese”（上古漢語）。事實上早在西漢文帝時，秦朝博士伏生所傳(chuan) 之今文《尚書(shu) 》相較於(yu) 孔壁本古文《尚書(shu) 》而言，便已更加易於(yu) 當時的士人閱讀傳(chuan) 頌。中國古代第一部字辭書(shu) 《爾雅》近於(yu) 雅正之言，也表明其作者充分意識到了當時通用的漢語言早已有別於(yu) 中國的上古漢語。降至唐宋時期，盡管古文家尊奉六經子史並試圖恢複先秦時期的散文體(ti) 式，卻不可能重新使用上古漢語來進行文本創作。因此被他們(men) 爭(zheng) 相效仿的古文，實出自那些流行於(yu) 公元前3至2世紀的子史文獻，而其中以書(shu) 麵文本形式記錄的漢語言才是真正意義(yi) 上的古典漢語。中國台灣學者經常使用的另一個(ge) 專(zhuan) 業(ye) 術語“文言文”或許與(yu) 其在概念內(nei) 涵的層麵上更加接近，可惜也無法直觀地體(ti) 現出中國古代不同時期的漢語言之間所存在的變化與(yu) 差異。

從(cong) 另一個(ge) 角度來看，由於(yu) 中國古代的“五經”一貫被視作上古三代先賢之遺作，其經義(yi) 自然也被曆代士人視作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諦。放眼世界古典學的新圖景，無怪乎其地位完全可與(yu) 西方文化傳(chuan) 統中的《聖經》（Bibles）或者印度文化傳(chuan) 統中的佛經（Buddhist sutras）相媲美。事實上，公元16世紀的來華耶穌會(hui) 傳(chuan) 教士就曾嚐試以中國古典文獻來詮釋西方的《聖經》。不僅(jin) 《舊約》中的一些文本與(yu) 《尚書(shu) 》的部分篇章非常相似，作為(wei) 群經之首的《易經》甚至還一度被視作神學典籍，因此也被譽為(wei) “東(dong) 方的《聖經》”。[16]然而，一方麵，理雅各無論如何也不會(hui) 像一些現代主義(yi) 者那樣將《聖經》也視為(wei) 一部古典文獻。對於(yu) 任何歐洲的古典傳(chuan) 統而言，這種說法都絕對是無稽之談。《聖經》作為(wei) 一部在西方世界家喻戶曉的宗教性聖典，決(jue) 不應當被簡單地歸於(yu) 古典之列。因此即便《聖經》、佛經與(yu) 中國“五經”一樣，在現代漢語中一律被稱作“經”，但它們(men) 所對應的英語譯文卻應當是“canonical scripture”（聖典經書(shu) ）。另一方麵，理雅各在其譯著係列中所翻譯的“五經”顯然也沒有被他理解為(wei) 如《聖經》等經書(shu) 一般的聖典。究其原因，可能是理雅各作為(wei) 一名公元19世紀的新教傳(chuan) 教士，宗教信仰傳(chuan) 統使他不願意承認世界上其他國家或民族的文化傳(chuan) 統也擁有屬於(yu) 自己的經書(shu) 或聖典，西方世界的《聖經》才是唯一具有這種神聖地位的古代文獻。

出於(yu) 上述原因，理雅各最終選擇將其一係列英文譯著命名為(wei) “The Chinese Classics”，而其對應的中文譯名卻是“中國經典”。由此可見，“五經”這類聖典經書(shu) 實際上被他理解為(wei) “經典”，因而六經子史中的其他子史類文獻才可以被更恰當地稱作“古典”。誠然，在中國古典學的語境之下，最初指稱古代政教體(ti) 製下施行的典章製度的“古典”一詞，可以引申至包羅從(cong) 《易經》到《漢書(shu) 》的所有六經子史文獻。然而，這卻與(yu) 西方古典學概念中的“Classics”並不完全相同。比如，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學批評家金聖歎曾提出“六才子書(shu) ”之說。所謂“六才子書(shu) ”，具體(ti) 包括先秦道家的經典著作《莊子》、戰國詩人屈原創作的《離騷》、漢朝史學家司馬遷編寫(xie) 的《史記》、唐朝詩人杜甫譜寫(xie) 的詩歌、元末明初文學家施耐庵編寫(xie) 的《水滸傳(chuan) 》，以及元代戲曲作家王實甫創作的雜劇《西廂記》。上述這些傳(chuan) 世文學作品都是金聖歎心目中的經典，其中的《西廂記》與(yu) 《水滸傳(chuan) 》也早已成為(wei) 了中國曆史上戲劇與(yu) 小說中的古典之作。它們(men) 雖然有別於(yu) 六經子史文獻，但卻使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中享受到了純然的樂(le) 趣，而這正是西方古典文學的一項明顯特征。

綜上所述，現代漢語中的“古典”一詞並不完全適合被譯作英語中的語詞“Classics”或“classical”。或許正是因為(wei) 理雅各率先將“五經”譯為(wei) 了“Classics”，才造成了一些概念混淆的局麵。可惜理雅各的學術影響力如此之大，卻也未能使西方漢學家悉數體(ti) 會(hui) 到他的良苦用心。事實上，絕大多數漢學家至今仍將“五經”翻譯為(wei) “the Five Classics”而非“the Five Scriptures”，更有甚者，竟然因此將儒家學者誤稱為(wei) “classicist”！即使英文語詞“Confucian”（儒家）的定義(yi) 或許存在某些爭(zheng) 議，但在絕大多數語境中將“儒”翻譯成各種歐洲語言時，毫無疑問都應當采用這種譯法。麵對傳(chuan) 教士漢學家在建立中西古典學早期對話的過程中所遺留的諸種問題，當代古典學者隻有通過深入研究並係統比較中西古典學的相關(guan) 知識體(ti) 係，才能打破中西古典學傳(chuan) 統之間長期存在的隔閡與(yu) 樊籬。

三、攜手專(zhuan) 業(ye) 漢學賡續中歐古典學對話

西方古典學作為(wei) 一個(ge) 正式的人文學科成立於(yu) 公元19世紀的德國。彼時德國的古典語文學家將歐洲古典時代的曆史學與(yu) 考古學整合成了古典學（Altertumswissenschaft）學科，並將其看作一門借助於(yu) 源自古希臘時期的語文學（philology）傳(chuan) 統來對古代世界進行研究的科學。雖然古典學在創立之初僅(jin) 是一門主要針對中世紀學問展開的批判藝術，但經過對神學著作的批判研究又逐漸“開創了注釋、整理古希臘和古典拉丁文本以及《聖經》希臘文本”的研究傳(chuan) 統。因此西方古典學研究不僅(jin) 會(hui) 涉及文字辨析、版本校勘等內(nei) 容，也需要十分重視出土文獻和考古學證據的價(jia) 值。[17]此外，德國比較語文學家的一大創舉(ju) 在於(yu) 從(cong) 古典語文學的研究領域中開辟出了新語文學（Neuphilologie）的範疇，由此將學術界的研究興(xing) 趣從(cong) 古典希臘和拉丁語文學轉移到了後古典時代的歐洲以及其他國家的民族語文學（national philology）。[18]與(yu) 前者對於(yu) 歐洲古典文明的密切關(guan) 注相對應，圍繞東(dong) 方古典文明開展的東(dong) 方學（Orientalistics）研究也隨之興(xing) 起。作為(wei) 東(dong) 方學的分支學科之一，專(zhuan) 業(ye) 漢學（Sinology）的形成及發展與(yu) 以語文學為(wei) 主導的歐洲近代人文科學（Modern Humanities）的興(xing) 起同步。因此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專(zhuan) 業(ye) 漢學也發展成了一門以語文學為(wei) 基本研究方法的經典學問。[19]從(cong) 西方學術史的視角加以審視，西方古典學與(yu) 專(zhuan) 業(ye) 漢學分別參照了古典語文學和民族語文學的學術建製，在學科屬性和學術方法等方麵具有非常深厚的淵源關(guan) 係。

然而，這一時期歐洲各國的專(zhuan) 業(ye) 漢學研究也因受其學術研究範式的影響而各有側(ce) 重。比如，鑒於(yu) 德國古典語文學家將曆史學與(yu) 考古學整合成古典學學科，深受其影響的德國漢學家便將中國古代的曆史學和考古學視為(wei) 專(zhuan) 業(ye) 漢學研究的重中之重。[20]因而早期德國漢學乃至東(dong) 方學的核心科研方法，便是一套建立在西方《聖經》研究的神學詮釋學原則基礎上的曆史批評方法（historical-critical method）。[21]而在現代法國的東(dong) 方主義(yi) （Orientalism）研究體(ti) 係之中，由於(yu) 亞(ya) 洲文明被視為(wei) 一種非常典型的“書(shu) 寫(xie) 型文明”，因此文獻學和曆史學便成為(wei) 了專(zhuan) 業(ye) 漢學學科體(ti) 係中具有同等價(jia) 值的基礎性學科。[22]盡管如此，歐洲專(zhuan) 業(ye) 漢學的研究對象卻均未超出中國古典學的研究範疇。此外，其研究方法在紮根於(yu) 西方語文學傳(chuan) 統的同時，也要兼采中國經學方法之所長。依照美國漢學家薛愛華（Edward Hetzel Schafer）為(wei) “漢學”所作的定義(yi) 來看，漢學研究應當關(guan) 注中國的語言遺存，亦即漢語言文獻的語文學。換言之，漢學研究的重點便是對使用古漢語書(shu) 寫(xie) 的古代文本進行研究。[23]由於(yu) 歐美幾代漢學家所運用的中國古典文獻學原則實際上皆廣泛借鑒了中國經學的治學方法，因此美國漢學家韓大偉(wei) （David B.Honey）曾感慨道“西方漢學實出乎中國經學之大範疇”[24]。由此觀之，專(zhuan) 業(ye) 漢學在研究領域以及學術方法等方麵也同時兼備了中國古典學的學科性質，實可謂貫通中西古典學研究的一大樞紐。

回顧近代以來全球學術範式更迭與(yu) 遷移的曆程，自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於(yu) 1912年下令廢止讀經，傳(chuan) 承了近兩(liang) 千年的經史之學傳(chuan) 統便淪為(wei) 了明日黃花，其中含括了應用於(yu) 解經學的經傳(chuan) 注疏係統以及後經清儒尤其是乾嘉學術發揚，遂發展為(wei) 文字、音韻、訓詁、目錄、版本、校勘、輯佚、辨偽(wei) 的這一套小學方法。由於(yu) 民國時期西學東(dong) 漸之風日益盛行，自20世紀20年代以降，許多享譽中外學術界的民國大師都曾嚐試通過引入西方學術範式中的科學研究分類方法來改造中國傳(chuan) 統學術，此即以科學的精神整理國故。比如，在歐美接受過嚴(yan) 格中亞(ya) 語文學訓練的陳寅恪就潛心梵、藏、漢佛教語文學以及敦煌漢文佛教文本的研究工作。他創造性地將東(dong) 方文本語文學的文本精校（critical edition）和文本批評（textual criticism）方法與(yu) 中國傳(chuan) 統的訓詁、對勘和考據等方法完美結合在一起，將東(dong) 西方學術傳(chuan) 統熔於(yu) 一爐。[25]傅斯年正是在德國接受了19世紀末的歐洲語文學，[26]方才立誌仿照西學來改造中國的經史之學傳(chuan) 統，繼而提出了“我們(men) 要科學的東(dong) 方學之正統在中國”[27]的學術口號。再論及中國哲學（Chinese Philosophy）的學科前身中國哲學史。作為(wei) 在這一時期遠赴歐美留學，對西方考證學方法進行過深入研究的中國學者，胡適於(yu) 1915年確立的早期治史策略，實則旨在以西方語文學的曆史批評方法重構科學的傳(chuan) 統中國哲學史。[28]胡適早年赴美留學時，曾致力於(yu) 實現中西考證學的會(hui) 通。具體(ti) 而言，備受胡適推崇的曆史研究方法首先是用於(yu) 校訂文本的“文本批評”（textual criticism），又稱“低等批評”（lower criticism），即立足於(yu) 文本自身來考察與(yu) 文本內(nei) 容有關(guan) 的問題，側(ce) 重於(yu) 搜集、複原、辨偽(wei) 、校勘等工作；其次是用於(yu) 確定文本真實性和價(jia) 值的“曆史批評”（historical criticism），又稱“高等批評”（higher criticism），即站在文本之外考察影響文本的諸多因素，側(ce) 重於(yu) 追問文本來源、作者身份以及與(yu) 成書(shu) 相關(guan) 的各種問題。“文本批評”與(yu) “曆史批評”不僅(jin) 是傳(chuan) 統語文學家的重要學術工具，也是西方古典學者對古希臘與(yu) 古羅馬傳(chuan) 世典籍進行文獻學整理研究時所做的兩(liang) 項基礎性工作。在胡適看來，此二者與(yu) 中國傳(chuan) 統經學的考證學顯然存在相通之處。由此可見，中國近現代學術的建立與(yu) 形成乃是與(yu) 以語文學及古典學為(wei) 根基的西方學術界不斷開展文明交流互鑒的積極成果。

近半個(ge) 世紀以來，中國古典學作為(wei) 一門從(cong) 多個(ge) 領域對中國古典文明進行綜合性研究的學問，已經愈發頻繁地出現在公眾(zhong) 的視野之中。繼裘錫圭先生於(yu) 2000年正式提出“中國古典學”的名稱及重建問題之後，許多中國學者紛紛就此問題展開熱議，隨後北京大學與(yu) 中國人民大學等各大高校也相繼圍繞“中國古典學”開展了一係列學科建設工作。自2024年11月7日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hui) 召開以來，眾(zhong) 多海內(nei) 外知名的專(zhuan) 家學者又從(cong) 多種視角就世界古典學與(yu) 中西古典學比較等議題進行了探討，一時間眾(zhong) 多優(you) 秀的研究成果如雨後春筍般湧現。然而在西方學術界中，悠久的語文學傳(chuan) 統作為(wei) 近現代人文科學學術的基石，卻隨著20世紀中葉以來美國區域研究（Area Studies）的崛起而步入了全麵衰退時期，最終僅(jin) 代表一套特別精深且具有批判性的文獻學方法。[29]語文學標準的降低意味著人文學術的失落，後現代主義(yi) 等新思潮對人文科學領域所造成的負麵影響最終導致了人文學術環境的惡化。古典學作為(wei) 一個(ge) 專(zhuan) 業(ye) 術語，此時也在西方學術界承受著來自後古典主義(yi) 理論的質疑。比如，近年出版的《古代世界批判研究——遺忘古典學的理由》（Critical Ancient World Studies——The Case for Forgetting Classics）一書(shu) 便寫(xie) 道要以此書(shu) “獻給所有那些被古典學以其當前的殖民形式所排斥、異化及非人化的人們(men) ”[30]。此外，一些持反對意見的學者甚至提議將西方大學中的古典學課程更名為(wei) “希臘與(yu) 羅馬研究”或“古代地中海研究”，這無疑揭露了當下西方古典學正在不斷被邊緣化的淒慘境遇。

在西方古典學中，由古代希臘與(yu) 羅馬構成的“古典世界”（classical antiquity）被塑造為(wei) 一種理想和一個(ge) 本源，旨在強調西方文明自古及今延續的“古典傳(chuan) 統”（classical tradition）所具備的曆史連續性。作為(wei) “理想”，古典世界的思想價(jia) 值亙(gen) 久不滅，具有超越曆史時空的普遍性和典範性；作為(wei) “本源”，古典世界代表著西方文明最純粹的精神源頭，具有永不枯竭的豐(feng) 富性。然而，這個(ge) 學科在學術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卻麵臨(lin) 著一種深層危機，為(wei) 此，它必須清醒地反思自己的學科性質和任務，以及它與(yu) 時代需求之間的關(guan) 係。事實上，西方古典學之所以淪落到為(wei) 生存而擔憂的地步，並不僅(jin) 僅(jin) 是因為(wei) 該學科自19世紀晚期之後所遭遇的各種窘迫的曆史境遇，更是因為(wei) 這個(ge) 學科所麵臨(lin) 的時代問題直接關(guan) 係到了維係該學科存在的學理根基。比如，古典世界和當代世界究竟有無內(nei) 在關(guan) 聯？這種關(guan) 聯是否需要乃至能否維係下去？古典學是否是維係兩(liang) 者的有效手段？古典學的現實意義(yi) 究竟何在？[31]反觀當下中國古典學的學科建設進程，在教育部積極推進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世界一流學科之際，中國各大高校先後設立了與(yu) 西方古典學接軌的中國古典學學科。然而，中國古典學術在以全新的形式融入西方現代化的人文學科體(ti) 係之後，終究也無法回避西方古典學所麵臨(lin) 的根本性問題。由此可見，當下中歐古典學的一項共同使命便是要完成古典學術的現代性轉化，進而重建現代文明世界與(yu) 古典學術以及古典精神之間的真正聯結。

事實上，在當今學術日益全球化的趨勢之下，歐美學術界應當徹底拋棄西方中心論的成見，比以往更加重視世界上其他國家和地區所擁有的古典學傳(chuan) 統。創建世界古典學的新圖景，無疑也需要中國古典學在其中扮演極為(wei) 重要的角色。當代中國學者在積極參與(yu) 構建世界古典學共同體(ti) 的進程中，應當致力於(yu) 擺脫過去由西方古典學範式主導世界古典學發展的學術麵貌，通過與(yu) 海外各大高校漢學係開展學術合作，充分發揮專(zhuan) 業(ye) 漢學在學科建製與(yu) 學術研究等方麵貫通中西古典學術的優(you) 勢，攜手並進，將中國古典學塑造為(wei) 一門堪當世界各國古典學之表率的國際學術。在歐亞(ya) 大陸兩(liang) 端遙遙相望的中西古典文明，在本質上具有極為(wei) 相似的文化特質。深入溯源中西方文明的源頭，重新思考古今中西的複雜問題，在跨時空對話的過程中再次激發出中西古典學創造性轉化的思想潛能，必定會(hui) 生成推動現代文明發展的文化合力。近年來國際局勢危機四伏，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世界大國之間的衝(chong) 突閾值已達到冷戰以來的又一全新拐點。麵對政治民族主義(yi) 意識形態衝(chong) 突所導致的“新冷戰”危機，借助中國古典學的文化資源構建當代中國話語和中國敘事體(ti) 係，有助於(yu) 中國在與(yu) 世界文明對話的過程中重新定位自身，重塑中國作為(wei) 文化強國的世界形象。中西古典學之間的比較，也有助於(yu) 推進中西文明達成更深層次的文化共識，為(wei) 東(dong) 西方世界就當代問題展開對話提供契機。

結語

在東(dong) 西方古老而悠久的曆史文明中，中國與(yu) 歐洲的古典學傳(chuan) 統是最為(wei) 傑出的代表。當東(dong) 西方世界麵臨(lin) 秩序崩壞的社會(hui) 危機之時，歐洲的古典主義(yi) 者主張依靠文學藝術的教化功能，通過借鑒古代希臘與(yu) 羅馬古典傳(chuan) 統中的審美教育來重建和諧統一的社會(hui) 局麵；中國的儒家學者則發揮先秦兩(liang) 漢古典文獻所特有的道德與(yu) 政治教化功能來維係社會(hui) 的人倫(lun) 秩序與(yu) 長治久安。中西古典學傳(chuan) 統所蘊含的人文關(guan) 懷具有重要的價(jia) 值，在不同的曆史時空之下，參與(yu) 完成了教化民眾(zhong) 與(yu) 重建社會(hui) 秩序的特殊使命。這種極為(wei) 相似的曆史文化現象不僅(jin) 彰顯出中西古典學在本質上具有相似性與(yu) 關(guan) 聯性，也昭示了當下中西學術界推動古典學深入交流互鑒的潛在可能性。回顧近數百年間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傳(chuan) 教士漢學家所做的中華典籍外譯工作引領中國古典學術與(yu) 西方文明發生了思想碰撞，同時也在文明對話的過程中留下了一些有待澄清的問題。當代學者需要對中西古典學的相關(guan) 知識體(ti) 係進行係統爬梳與(yu) 深入比較，打破二者之間長期存在的思想樊籬與(yu) 文化隔閡。在西方現代化的人文學科體(ti) 係之中，專(zhuan) 業(ye) 漢學與(yu) 西方古典學在學科屬性和學術方法等方麵存在淵源，同時又與(yu) 中國古典學在研究領域及學術方法等方麵具有相似的學科性質，可被視作貫通中西古典學研究的一大樞紐。麵對當下中西古典學亟需完成現代性轉化的學科使命，中西學術界應當擺脫西方古典學研究範式主導世界古典學發展的陳舊模式，重建現代文明與(yu) 世界古典學術之間的內(nei) 在聯結。中國各大高校在參照西方古典學的學科建製設立了中國古典學學科之後，也應當與(yu) 海外各大高校的漢學係開展交流合作，攜手將中國古典學打造為(wei) 一門極具影響力的國際學術。

注釋
[1]參見[德]卡爾·雅斯貝爾斯著，李雪濤譯《論曆史的起源與目標》，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7-9頁。
[2]Gellius, J. C. Rolfe trans., Attic Nights，網址：https：//www. perseus. tufts. edu/hopper/text? doc=Perseus:text:1999.04.0059:entry=assiduus1&highlight=classicus。
[3]參見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網址：https：//www.oed.com/dictionary/classic_adj?tab=etymology。
[4]參見Oxford Learner’s Dictionaries，網址：https：//www.oxfordlearners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english/classic_2。
[5]參見宮澤西《悖離與承繼：法國大革命影響下的德意誌文學嬗變研究》，載《文化學刊》2022年第6期，第62頁。
[6]此外，在德國的古典文化傳統中還有一個著名的古典音樂時期，大致是指從公元1730年至1830年。
[7][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4105頁。
[8][清]尹可均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第1362頁。
[9]參見李光生《古文經典的曆史脈絡、生成機製及當下意義》，載《學習與探索》2020年第5期，第166頁。
[10]參見張誌勇《再論古代文章學的“宋代成立說”：以古文運動為中心》，載《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第156-159頁。
[11]參見李光生《古文經典的曆史脈絡、生成機製及當下意義》，載《學習與探索》2020年第5期，第168頁。
[12]Richard Wilhelm, Li Gi, Das Buch der Sitte desälteren und jüngeren Dai, Aufzeichnungenüber Kultur und Religion des alten China, aus dem Chinesischen verdeutscht und erläutert von Richard Wilhelm, Jena:Eugen Diederichs,1930, p.3.
[13]《中國經典》係列譯著收錄了理雅各對《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尚書》《詩經》《春秋》這些儒家典籍所做的翻譯。
[14]《中國聖書》係列譯著收錄了理雅各對《尚書》《詩經》《孝經》《易經》《禮記》《道德經》《莊子》《太上感應篇》等中國儒道經典所做的翻譯。
[15][清]陳立《白虎通疏證》，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第448頁。
[16]參見張麗麗《西方易學研究發展的四個階段——以〈易經〉的性質為中心》，載《文史哲》2024年第3期，第120頁。
[17]參見匡釗《中國古典學與中國哲學“接著講”》，載《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第6-7頁。
[18]參見沈衛榮《漢學、國學與世界中國學》，載《國學學刊》2024年第2期，第3-4頁。
[19]參見沈衛榮、姚霜編《何謂語文學：現代人文科學的方法和實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第8-9、13、26頁。
[20]參見沈衛榮《漢學、國學與世界中國學》，載《國學學刊》2024年第2期，第4頁。
[21]曆史批評方法曾一度興盛於公元19世紀至20世紀中葉的西方《聖經》研究。當時的《聖經》研究者除了要從文獻學的角度厘定文本，還要從解經學的角度對文本進行闡釋，由此便形成了文本批評、來源批評（source criticism）、形式批評（form criticism）、編輯批評（redaction criticism）等一係列力圖使前現代經典文本產生意義的方法。這些方法的共同理論假設之一，便是認為從古流傳至今的經典文本具有複數的早期文本來源，再經由曆代編纂者對其中的若幹文本單元進行修訂而最終定型。參見David R. Law, The Historical-Critical Method: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London:T&T Clark International, 2012, p. 23.
[22]參見[美]韓大偉（David B. Honey）著，李真、程鋼、管永前主譯《西方漢學史：漢學先驅與中國古典文獻學的發展》，鄭州：大象出版社，2024年，第423頁。
[23]參見[美]薛愛華（Edward H. Schafer）著，沈衛榮譯《何為漢學？如何漢學？》，載《國際漢學》2020年第4期，第6頁。
[24]參見[美]韓大偉（David B. Honey）著，李真、程鋼、管永前主譯《西方漢學史：漢學先驅與中國古典文獻學的發展》，自序第2頁。
[25]參見沈衛榮《陳寅恪與佛教和西域語文學研究》，載《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第1頁。
[26]參見沈衛榮、姚霜編《何謂語文學：現代人文科學的方法和實踐》，第12、17頁。
[27]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3卷，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頁。
[28]胡適早年赴美留學時，曾致力於實現中西考證學的會通。具體而言，備受胡適推崇的曆史研究方法首先是所謂“尋章摘句，校訛補闕者”，即用於校訂文本的“文本批評”，又稱校勘學；其次是所謂“發奸擿伏，定作者姓氏，及著書年月；論書之真偽，文中之竄易者”，即用於確定文本真實性和價值的“高等批評”，又稱考訂學。（參見李金強等著《世變中的史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6頁）
[29]一方麵，當時後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等新興的理論範式引領了學術發展方向，致使語文學被迫承受了來自新思潮擁護者的猛烈而集中的批判；另一方麵，語文學又麵臨現代人文科學各分支學科細化分工所帶來的挑戰，導致其隻能作為人文科學研究的基本學術方法隱性地存活於北美大學的學術建製之中。（參見沈衛榮、姚霜編《何謂語文學：現代人文科學的方法和實踐》，第14、24、30頁）
[30]Mathura Umachandran and Marchella Ward, Critical Ancient World Studies——The Case for Forgetting Classics, Abing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24, p.v.
[31]參見張巍《西方古典學研究入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年，序言第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