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與(yu) 禪宗的思想史“恩怨”

作者：孫海燕 （廣東(dong) 省社會(hui) 科學院哲學與(yu) 宗教研究所）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中國社會(hui) 科學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十月十七日壬寅

          耶穌2016年11月16日

儒學與(yu) 禪宗的淵源，是一個(ge) 不能“一言以蔽之”的複雜論題，其間充滿著排斥與(yu) 吸收的思想史“恩怨”。大體(ti) 來說，先是禪宗在形成發展過程中，吸收了儒家基於(yu) 現實關(guan) 懷的人間倫(lun) 理，完成了佛教的中國化進程。後來則是儒家麵對時代挑戰，吸收了禪宗的心性理論，開拓出了“援禪入儒”的宋明新儒學。

如果將唐代慧能禪的興(xing) 起作為(wei) 禪宗正式形成的標誌，那麽(me) 在此之前，無論是先秦儒家還是漢代儒家，都積極肯定“現世”生活的正麵價(jia) 值，主張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生命格局中“成己成物”，實現“內(nei) 聖外王”的人道理想。但總的來說，此兩(liang) 階段儒學關(guan) 注的重心皆在社會(hui) 的政治倫(lun) 理方麵，而非個(ge) 人的心性修養(yang) 方麵。

眾(zhong) 所周知，源於(yu) 印度的佛教本是一種“出世型”宗教，其思想性格與(yu) 儒學強烈的“入世”傾(qing) 向是格格不入的。在佛教傳(chuan) 入前，儒學作為(wei) 一種本土思想在中國已十分發達且根深蒂固，這使得佛教不得不做一定程度的性格調適，否則很難在中國紮根立足。印度的大乘佛教本有中觀、瑜伽行和如來藏三大學派，後來隻有如來藏一係在中國生根發芽並被發揚光大，正因為(wei) 如來藏思想強調眾(zhong) 生皆有佛性，皆能成佛的思想與(yu) 儒家主流的“性善論”、“人皆可為(wei) 堯舜”等說法較為(wei) 接近。而由慧能創立的禪宗，宣揚“心即是佛”、“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把大乘佛教不舍世間的思想發揮到了極致，使得佛教日益世俗化、人間化。這時佛教“諸惡莫作，諸善奉行”的倫(lun) 理已基本上儒家化了。

佛教的這種中國化，拉近了它與(yu) 中國人的心理距離，禪宗也因此得到快速傳(chuan) 播與(yu) 發展。到唐末五代，幾大佛教宗派已相繼衰落，獨有禪宗風靡朝野，發展至爛熟階段，出現了“五家七宗”。然而禪宗極度繁盛的同時，一方麵牽涉到不少經濟社會(hui) 問題，另一方麵“心即是佛”的禪法也開始流弊叢(cong) 生。這又為(wei) 後來宋明理學的誕生埋下了伏筆。

宋代的“尚文”政治，尤其是“與(yu) 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國策，大大促進了士大夫的人格覺醒和經世精神的複蘇。加之異族欺淩所激起的民族意識高漲，一批儒者舉(ju) 起韓愈的“辟佛”旗幟，掀起了新一輪的排佛浪潮。如身為(wei) “宋初三先生”之一的孫複就痛斥佛老的“出世”，激言“不能排佛老，乃儒者之辱”。文壇領袖歐陽修則稱佛教為(wei) “魔教”，是中國之大患，遺害無窮，呼籲儒者要“修其本而勝之”。儒家的批判使得一些禪門大師極力彌縫儒、釋二教之異，為(wei) 佛教辯誣。如雲(yun) 門宗禪師契嵩作《輔教篇》，認為(wei) 儒、佛二教皆出自“聖人之心”，皆教人為(wei) 善。他以佛教的“五戒”、“十善”比附儒家的“五常”，強調僧人必須對父母盡孝，力陳佛教符合“王道”，在“正人心”、“興(xing) 善止惡”等方麵可輔助儒教治理天下。再如臨(lin) 濟宗的大慧宗杲禪師也聲稱“菩提心則忠義(yi) 心，名異而體(ti) 同”，並自謂“予雖學佛者，然愛君憂國之心，與(yu) 忠義(yi) 士大夫等”。誠如學者所言，《中庸》《大學》等著作之所以恰恰在宋代被“發掘”出來，並一躍成為(wei) 承載“道德性命”奧義(yi) 的儒家經典，主要不是新儒家“出入佛老，返之六經而後得之”的結果，而是契嵩等高僧大德儒者化、士大夫化的結果。

從(cong) 儒家一方看，當時很多士大夫與(yu) 上述佛僧的觀點已趨於(yu) 一致。禪宗關(guan) 於(yu) 宇宙、人生本原的義(yi) 理，以及通過“心靈體(ti) 驗”來贏得精神超越的種種方法，已成為(wei) 不少文士的信仰與(yu) 實踐。由於(yu) 對佛禪義(yi) 理及工夫論的長期吸收，不少儒者骨子裏已到了混淆儒、釋而習(xi) 焉不察的地步。如二程的著名弟子楊時，晚年就認為(wei) 儒與(yu) 禪不僅(jin) 在工夫上沒有本質差別，在最終的體(ti) 驗境界上也沒有了區別，佛教的“無垢識”就是孟子所言的“性善”，禪宗的“神通妙用”就是“堯舜之道”。

然而，佛教與(yu) 儒學畢竟有著無法逾越的價(jia) 值鴻溝。如契嵩禪師認為(wei) 儒家的“仁義(yi) 禮智”等名教，僅(jin) 相當於(yu) 小乘佛教中的人乘與(yu) 天乘，屬於(yu) 漸教、權教而非“究竟”。這類說法，自然不能被程頤、朱熹等一批嚴(yan) 於(yu) 華夷之辨的理學家所接受。儒家要複興(xing) 孔孟之道以實現理想中的“三代之治”，便不得不深研佛、道二家學說並與(yu) 之“鬥法”。朱熹批評禪宗隻追求無“分別心”的“理一”，而無考究萬(wan) 事萬(wan) 物之理的“分殊”；認為(wei) 禪家所見之理隻是虛理，不過是玩弄精神，最終導致“見處行處打成兩(liang) 截”，不可以拯救天下國家。曾是朱熹論敵的陸象山則以“義(yi) 利”二字判儒、釋，認為(wei) 儒家因“義(yi) ”與(yu) “公”立教，佛家則因“利”與(yu) “私”立教。

“熙寧變法”之前，宋儒大體(ti) 上還保持著內(nei) 聖外王的義(yi) 理格局。但到了南宋，新儒學已經逐步占據思想界的主流地位，很多儒者對佛道智慧自覺不自覺地吸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傳(chuan) 統儒學的精神麵貌。這一變異的突出特征是儒家的“內(nei) 聖”努力壓倒了“外王”實踐。盡管“得君行道”仍是後來大多數儒者高懸的人生理想，但從(cong) 思想重心看，如何安頓身心性命則成了他們(men) 關(guan) 切的焦點。這一變異，加強了儒學的內(nei) 證性和宗教性，對於(yu) 儒家道德人格的挺立、審美意境的提升、生命體(ti) 驗的深化，乃至“了生死”都有重大意義(yi) ，但儒學原來強烈的經世致用品格反而因此有所減弱。至明代陽明心學的出現，這一趨向更加明顯，其修養(yang) 工夫論尤其到了“牛毛繭絲(si) ，無不辨晰”的地步。儒學至此，可算在思想戰場上對禪宗取得了決(jue) 定性勝利。但這一“勝利”，恰恰是以對禪宗心性智慧的深度吸納為(wei) 前提的。經過這次思想聚合，佛教的一些精神因子，更深刻地融入在中華民族的文化傳(chuan) 統中。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