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人心目中的《春秋經》

作者﹕陳其泰（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

來源：《光明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十月十七日壬寅

          耶穌2016年11月16日

據《漢書(shu) ‧竇嬰傳(chuan) 》記載﹐漢武帝劉徹當上皇位繼承人﹐也是經曆了一番人們(men) 意想不到的大波折﹕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春天﹐三年前所立的皇太子劉榮（景帝長子）被廢﹐重新確定一位皇位繼承人迫在眉睫。喜歡幹預朝政的竇太後一再明白地向景帝表示﹐將來要把帝位傳(chuan) 給她所溺愛驕縱的小兒(er) 子﹑景帝胞弟梁孝王（劉武）。梁孝王當時占有優(you) 勢﹐他在不久之前發生的吳楚七國之亂(luan) 中因堵截叛軍(jun) 西進﹑捍衛京師立了大功﹐加上有太後直接插手﹐景帝祗好附和﹐向梁孝王示意﹕“千秋萬(wan) 歲後傳(chuan) 於(yu) 王。”外戚竇嬰和大臣袁盎則堅持按儒家傳(chuan) 統辦﹐應當新立景帝次子劉徹（當時是膠東(dong) 王）為(wei) 太子。他們(men) 當著竇太後的麵對景帝說﹕天下是高祖的天下﹐父子相傳(chuan) 是漢家的規矩﹐皇上哪能傳(chuan) 位給梁孝王﹖竇太後對此十分惱火﹐聲言不願再見到竇嬰這位堂侄﹗

袁盎曾經當過太常（掌宗廟禮儀(yi) ﹐九卿之一）﹐他從(cong) 《春秋經》上找到更加有力的理由﹕《春秋經》上記載﹐宋宣公不傳(chuan) 位於(yu) 子﹐而立其弟為(wei) 國君﹐結果引起宋國五代的禍亂(luan) 。專(zhuan) 門解釋經書(shu) “微言大義(yi) ”的《春秋公羊傳(chuan) 》就嚴(yan) 厲責備宋宣公的錯誤處置﹐而大力肯定由嫡子正係嗣位的做法﹐稱“君子大居正”。袁盎所舉(ju) 《春秋經》這番道理居然產(chan) 生了巨大的效力﹐竇太後找不到辯駁的理由﹐祗好不再提起此事﹐原先躍躍欲試的梁孝王也打消了這一念頭。於(yu) 是劉徹才被景帝立為(wei) 太子。

如今回過頭來看這段往事﹐在當時雙方僵持不下的情況下﹐《春秋經》的確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把劉徹送上了皇位繼承人的位置﹐否則﹐此後漢朝所走的道路或許就是另一種景象。到公元前141年﹐武帝登位﹐任命竇嬰為(wei) 丞相﹐田蚡為(wei) 太尉﹐王臧為(wei) 郎中令﹐組成一個(ge) 尊儒色彩鮮明的班子。過了五年﹐到建元五年﹐漢武帝設置五經博士﹐次年起大批征用儒生﹐正式進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時期。

西漢初年黃老學說盛行﹐至漢武帝時期卻大興(xing) 儒學。治國方針和學術思想出現如此“大換位”﹐原因何在﹖如果僅(jin) 以武帝本人或幾位近臣對儒學的喜愛來解釋﹐那未免是過於(yu) 表象之見。實際上﹐儒學的上升有其曆史必然性﹐它是漢初以來經濟社會(hui) 狀況發生深刻變化的結果。簡單地說﹐一是儒學主張的德政﹑仁愛﹑忠孝﹑君臣等級製度等﹐本來就是古代農(nong) 業(ye) 宗法社會(hui) 適宜的治國指導思想。漢初以來陸賈﹑叔孫通﹑賈誼等人正是從(cong) 儒家思想出發﹐對施政提出了一係列建議﹐其成效人所共見。二是西漢初年社會(hui) 殘破﹑經濟凋敝﹐亟須休養(yang) 生息﹐恢複民力﹐因此主張“清靜無為(wei) ”的黃老學說大受尊崇。經過七八十年的努力﹐到武帝初年﹐漢朝已經具備強盛的國力﹐糧食﹑財物儲(chu) 備充實﹐“家給人足”﹐鼓吹“無為(wei) 而治”已不合時宜﹐需要改換全新的哲學﹑行動的哲學。主張以經議政﹑積極作為(wei) 的春秋公羊學說恰恰適應這種需要。

《公羊傳(chuan) 》是解釋《春秋經》的三傳(chuan) 之一﹐專(zhuan) 講“微言大義(yi) ”﹐被認為(wei) 是“為(wei) 漢製法”。它倡導“大一統”﹐加強中央集權﹐推進國家統一﹔主張曆史演進的“三世變易說”﹐要求“改製”﹐革除舊法﹑創立新法。董仲舒因推闡《春秋》之義(yi) ﹐成為(wei) 群儒之首﹔公孫弘因為(wei) 發揮《春秋》學說﹐策論經武帝親(qin) 自閱卷﹑拔為(wei) 第一﹐後平步青雲(yun) ﹐當了丞相。董仲舒依據《春秋》經義(yi) 提出的多項施政建議﹐都得到武帝采納﹐正如《漢書(shu) ‧董仲舒傳(chuan) 》所說﹐“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ju) 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他又廣收學生﹐下帷講學﹐弟子轉相傳(chuan) 授﹐使學派更加繁盛。《漢書(shu) ‧儒林傳(chuan) 》載﹐因為(wei) 武帝對《春秋》格外重視﹐曾特意安排了一次當場比試﹐讓通春秋穀梁學的江生與(yu) 通春秋公羊學的董仲舒論辯﹐結果董仲舒取勝。由此漢武帝更加明確地支持春秋公羊學﹐“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學大興(xing) ”。

武帝以後盛行的《春秋》學﹐實已兼有最高理論權威和法律標準的雙重地位﹐正如編撰《兩(liang) 漢三國學案》的清代學者唐晏所說﹕“凡朝廷決(jue) 大疑﹐人臣有獻替﹐必引《春秋》為(wei) 斷。”《漢書(shu) 》各篇中多有記載朝廷或官員將《春秋》作為(wei) 決(jue) 定疑難之標準的典型事例。首先﹐是拿來作為(wei) 決(jue) 定皇位繼承難題的依據。前麵景帝時決(jue) 定立劉徹為(wei) 太子已是一例。後來﹐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幼小的昭帝繼承武帝皇位未久﹐此時才十二歲﹐發生了有人假冒為(wei) 衛太子（衛太子是武帝原先所立太子劉據﹐九年前因巫蠱之禍逃出長安﹐自殺於(yu) 湖縣）出現於(yu) 長安未央宮門事件。其時情況真假難辨﹐群情洶洶﹐昭帝和大將軍(jun) 霍光命令所有公卿將軍(jun) 二千石官員前去辨認究竟﹐長安吏民圍觀者有數萬(wan) 人。如此混亂(luan) 的局麵卻硬是被京兆尹雋不疑引用《春秋經》一句話給鎮下去﹗他的根據是《春秋經》哀公三年記載﹕衛國太子蒯聵違背父命出奔﹐此後被拒於(yu) 國門之外﹐對此“《春秋》是之”。因為(wei) 這體(ti) 現了家事服從(cong) 於(yu) 國事﹐下服從(cong) 於(yu) 上的道理﹗ 由於(yu) 雋不疑搬出《春秋》這一權威﹐原先公卿大臣感到束手無策的難題立即找到處理的經典依據﹐使在場的數萬(wan) 官員百姓人人信服﹐再無二話﹐冒充太子者當即被逮入獄。昭帝對雋不疑大加稱讚﹐要求大臣們(men) 都以他為(wei) 榜樣﹐“用經術明於(yu) 大誼”。又其後﹐昭帝卒﹐因無子嗣﹐立昌邑王劉賀繼位﹐結果二十七天便被大將軍(jun) 霍光等聯名上奏皇太後將其廢掉﹐其根據就是《公羊傳(chuan) 》所言“王者無外”﹐因而迎立漢宣帝劉詢。

其次﹐當時也常常用《春秋》決(jue) 獄。武帝時﹐張湯為(wei) 廷尉﹐即奏請征用博士弟子通《春秋》《尚書(shu) 》者補為(wei) 廷尉史﹐因為(wei) 熟習(xi) 《春秋》即能判案治獄。當時最著名的斷獄案件﹐是用《春秋》治淮南獄。此事即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淮南王﹑衡山王謀反﹐膠東(dong) 王﹑江陰王陰謀策應﹐都因計劃敗露伏誅。這一特殊案件錯綜複雜﹐牽涉王侯及其他人員眾(zhong) 多﹐漢武帝命令董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專(zhuan) 斷於(yu) 外﹐不請﹐既還奏事﹐上皆是之”。當時用《春秋》斷獄形成風氣﹐董仲舒還著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此外﹐當時的大臣奏議也往往引《春秋》作立論之根據。如宣帝即位後﹐博士諫大夫王吉上書(shu) ﹐引《春秋》大一統之義(yi) ﹐要求選擇良史﹐以正風俗。還有丞相魏相﹑山陽太守張敞先後上書(shu) ﹐據《春秋》譏世卿﹐要求削除霍氏權力﹐提高皇帝威權。

西漢時期把《春秋經》作為(wei) 治國施政的依據和學術思想的權威﹐是漢代曆史上的大事情﹐對於(yu) 了解古代社會(hui) 政治狀況和學術思想變遷影響至巨﹐值得我們(men) 作更深入的發掘和分析﹑總結。其中有兩(liang) 點尤其有啟示意義(yi) 。其一﹐一個(ge) 時代盛行什麽(me) 學說﹐其深層原因應從(cong) 社會(hui) 狀況及其變遷去找。漢初百業(ye) 俱廢﹐因而需要實行“無為(wei) 而治”的方針。至武帝時﹐因國家實力雄厚﹐需要興(xing) 造製度﹐大有作為(wei) ﹐於(yu) 是倡導“改製”“大一統”﹑德刑兼用的春秋公羊學成為(wei) 顯學。這恰好為(wei) 理解“社會(hui) 存在決(jue) 定社會(hui) 意識”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其二﹐一種學說若想做到“與(yu) 時俱進”﹐應當具有自我調整﹑自我完善的能力﹐否則其優(you) 勢可能轉變為(wei) 劣勢。西漢公羊學盛行之時﹐即孕育著致命的弱點。董仲舒的學說是儒學與(yu) 陰陽五行說的結合﹐他大講陰陽災異﹐助長了西漢後期鬼神迷信的嚴(yan) 重泛濫﹐直至王莽利用圖讖之說取代了劉姓政權。西漢又把誦習(xi) 《春秋》等經書(shu) 作為(wei) 選拔士人的依據﹐今文公羊學說成為(wei) 祿利之途﹐經師們(men) 競相加上繁瑣的解說﹐如桓譚《新論》所說﹐秦延君為(wei) 講《堯典》題目二字﹐用十餘(yu) 萬(wan) 言。這種極端繁瑣的做法也表明其最終必走向末路。至西漢末年﹐出現了古文經學與(yu) 今文經學的論爭(zheng) ﹐以講《左傳(chuan) 》為(wei) 中堅﹐重史實﹑重訓詁的古文學派﹐壓倒了以講《公羊傳(chuan) 》為(wei) 中堅﹐重解釋引申義(yi) 理的今文學派﹐中國學術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責任編輯：柳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