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電視連續劇《施琅大將軍》的爭論，爆發在外人眼裏的保守主義圈子內部。其中一方，是當代大陸新儒家，“北陳南蔣”中的陳明，及新銳人物王達三；另一方則是曾經掀起“漢服運動”的群體，為了方便，我將其稱為傳統主義者。

　　爭論圍繞著如何評價施琅而展開。施琅生活在明末清初，先為明臣，再從鄭氏，後降滿清，又勸說滿清攻滅鄭氏。這其間涉及到相當多個維度的道德與政治問題：施氏如此反複，按照當時的道德是否可取？滿清與鄭氏，究竟誰屬於正統？

　　關於第一個問題，爭論雙方似乎沒有太大分歧，都認為施氏私德有虧。不過，接下來的問題，雙方就存在嚴重分歧。陳明和王達三的評價可用一句話概括：當時如果不收複台灣，“國家”就會分裂，因此，施琅是民族英雄。傳統主義者卻指出，當時的正統在延續明祚的台灣鄭氏，滿清反而是傳統意義上的“蠻夷”；因而，施琅滅鄭乃是以夷變夏，顛倒乾坤，施琅其實應當被歸類為“漢奸”。

　　這種指責當然過於情緒化，但至少傳統主義者所堅持的是儒門古典傳統中的“夷夏之辨”原則，且以古觀古，用當時的倫理政治標準判斷當時的曆史事件。當代新儒家卻以今天的倫理政治標準來判斷曆史上的人物、製度與事件，其被指為實用主義者，當不為過。

　　非常悖謬的是，當代大陸新儒家這種明確的實用主義價值取向，卻出自西方近代的民族主義理念和民族國家至高無上的觀念。因此，可以說，90年代後期興起的當代大陸新儒家是非常“現代的”。

　　列奧•斯特勞斯在探討霍布斯的哲學與古典哲學的區別時強調指出，在古典時代，柏拉圖，或說大多數古典政治哲學家所討論的都是政治的正義問題。沒有正義，就沒有健全的城邦生活。而政治的正義性完全取決於城邦內部的製度安排和精神生活，與外部環境無關。近代政治哲學卻采取一種外向的視角。一個共同體的命運不取決於自身的內部製度安排，而取決於自己與其他國家的力量對比。因此，近代西方民族國家的政治哲學有兩大基本命題：世俗國家的主權神聖不可侵犯，國與國之間是叢林關係。版圖在民族國家時代具有了神聖意義。

　　應當說，這種概念是傳統儒家所不知道的，即使知道，也不能接受。儒家傳統政治哲學與西方古典政治學一樣秉持內向視角。儒家的基本理念是，王者隻須行仁政，即可無敵於天下。

　　當代大陸新儒家已告別儒家的這一基本教義，而幾乎完全認同西方近代形成的民族國家觀念和民族主義。他們正是據此評價施琅的。他們說，施琅率兵攻占台灣實現了“國家統一”，但這裏的“國家”卻是近代西方才出現的民族國家意義上的國家；他們說施琅是民族英雄，而此處的“民族”是指今日民族國家意義上的民族，而非彼時儒生心目中之“華夏”。

　　陳明是我的朋友，我們也比較自覺地試圖尋找現代憲政與儒家傳統之間和解、甚至共生的可能性。但看到陳明及一些同道的論述，我不能不說，包括當代大陸新儒家觀察、思考現實問題的方式，似乎比別的主義的信奉者更像近代的西方人。他們是最極端的西方主義者。他們似乎在振興儒學，並且要抵抗西方，但自己卻已經墮入到西方近代所形成的思考政治、國家、國家間關係的模式中，成為歐洲大陸近代以來的強權政治理論的信奉者。在整個世界反思現代民族國家概念及民族主義的破壞性後果的時候，他們卻把關注的重點從共同體內部的文化、道德與政治秩序，轉向了版圖，轉向了與設想中的敵人的實力對比。

　　這也許可以說是與時俱進。假如將儒家的基本教義完全放棄，而用民族主義的萬應靈丹使其還魂，那麽，儒家理念自身的價值又是什麽呢？如果儒家的基本教義都是迂腐的，那為什麽還要振興儒家呢？

　　在陳明及其信徒那裏，儒家已徒具符號形式。對於人們稱其為民族主義者，新儒家人物向來挺自豪，他們似乎忘了，民族國家理念及民族主義正是他們要抵抗的近現代西方的核心理念和製度。陳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直接將“修文德以來之”斥為腐儒的冬烘之論，“今天支配世界的規則已經改變，跟狼打交道，就必須把牙齒磨得比狼更尖利！”問題是，用魔鬼的手法來抵製魔鬼，這些新儒家最終能得到什麽呢？★

2006年04月30日15:16 中國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