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新儒家的吊詭與公共自由派的幼稚病——關於施琅問題引發的幾點理論思考（高全喜）

在當今中國，任何一個重大的現實事件或理論問題的出現，都難免引起諸多的爭議、辯難和攻訐，去年的郎鹹平事件，前不久的鞏獻田公開信，以及當前的有關施琅是非的爭論，等等，各家各派粉墨登場，唇槍舌劍，呈現出劇烈的火藥味道。為什麽會出現如此的情況呢？在我看來，與我們處在一個非常規的特殊時期有關，所謂中國曆史的三峽，我們並沒有順利通過，非常規政治依然主導著我們的意識思想和行為規範，所以，但凡一個意義重大的問題，即便是起於青萍之末，也都涉及古今中西這四個維度的問題之爭。

關於施琅問題，本來我並不準備有所發言，既沒有看一眼電視（我料定它是一部很水的作品），也不關心前一陣子中國儒家內部的爭論，老朋友陳明以及幾家媒體約稿，都被我婉拒。但是隨著相關問題的進展，特別是幾位自由派朋友的介入，我感到圍繞著施琅問題的爭論已經開始轉向，逐漸觸及一些在我看來重大的理論問題，如現代民族國家的構建問題，轉型中的自由政製問題，內政與外交的國家哲學問題，等等，而這些問題與我這些年的法政哲學的思考與研究有關。因此，我的這篇小文與其說是分析當前施琅問題的各派理論觀點之得失，不如說是借此來梳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以避免陷入轉型時期的理論迷霧。

一、施琅：多少有些蹩腳的個案

事情是從近期央視片《施琅大將軍》的播放開始的。央視的電視劇，什麽清宮戲、辮子戲、主流片、戲說片，不是大眾消遣物，就是遵命文學，低俗虛偽，胡編濫造，本來與學術、思想毫無瓜葛，《施琅》料想也是不會出此窠臼的。但是，偏偏這個中國大陸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陳明，不失時機地跳出來，抖出一個大包裹，宣稱這部戲是他幾年前一手策劃的，並且給出了一番義正詞嚴的辯護，於是乎一場理論上的混戰開始了。

先是新儒家內部產生了分裂，關於何謂漢奸、民族英雄的問題，何謂夏夷之辯、王朝正朔的問題，何謂立德立功、文攻武衛的問題，等等，陳明即用見體的思想觀點與儒家聯合體中的漢族主義、文化保守主義分道揚鑣，論戰尤酣；爾後，徐友漁、蕭瀚、秋風等公共自由派開始介入，他們對於陳明不講原則的實用主義和國家主義頗有微詞，並開始把原先新儒家以及中國傳統文化內部的問題之爭轉向一個新的政治視閾；此外，還有一些其他的理論觀點，如李哲厚的新曆史唯物主義等，也都摻乎進來，一時之間，陳明導演的這個“理論施琅”（非電視施琅）成為媒體網絡追逐捧殺的一個熱點。

對於每一個在陳明看來有分量的批評，他都及時地給予了回應，看來這個生性隨意的新儒家是非常看重他的“施琅”的。對於陳明的理論主張，特別是他提出的“曆史是生成的，國家是建構的，文化是多元的”觀點，對於他在大陸新儒家中表現出來的自由主義傾向，對於他的試圖在現代中國的語境中傳續儒家義理的與時俱進的努力，我基本上是讚同的和支持的，關於這些我在下文中會詳細論述。但是，在數年前選擇施琅這個曆史人物，並且在今天電視劇開播之際跳出來，在我看來，多少有些不太明智。為什麽呢？因為，無論是從曆史語境還是從現實語境來看，施琅都不是一個好的理論載體，或者說是一個多少有些蹩腳的個案，通過他（尤其是電視形象）來表述自己作為新儒家對於當前台海問題的理論主張，特別是在第一次陳述中又並沒有細致周密地全麵闡釋自己的觀點，因此遭遇各種各樣的誤解、批評乃至謾罵，都是事出有因的，這一方麵與陳明的率性隨意和意氣用事有關，但另一方麵更主要的是與他理論上的重大缺陷有關。

按照陳明的說法，他策劃施劇是出於現實中國政治狀況的關懷，無論是三年前的率先提議（當時《反分裂國家法》還沒有製定），還是當前施劇開播的現身辯護，他的用意主要是喚起國民的國家意識，為了民族（國家）的大義，不惜動用武力維護國家統一，這是他理解的新儒家在新語境下的春秋義理所在。為此，他找到了曆史中的施琅這個人物，他並不在意真實的施琅究竟如何，而在意立足今天的施琅故事的義理演義。但是，問題在於曆史人物不是隨意可碰的，春秋筆法也不是信手拈來的，如果我們可以幸運地換一個曆史人物，這個人物沒有施琅那樣的人格汙點和麵臨夷夏之辯的難題，那麽情形就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這個多少有些蹩腳的施琅硬是讓固執的陳明派上了用場，於是問題不但複雜了，而且由於陳明沒有能力在理論上進行更大的建樹，所以，下麵我要分析的新儒家的吊詭就出現了。當然，在此我並不是說好的理論一定要找好的曆史個案來證成，這樣的優選法往往是站不住腳的，但關鍵是理論的解釋力，曆史事件並不是事先設計好的，曆史人物也都是血肉豐滿的，蹩腳的人和物所給出的困難，或許是理論正確與否的真正的試金石。

二、新儒家的吊詭

我曾經指出，我對於陳明的大部分的理論主張基本上是讚同的，但是，在施琅問題上，我雖依然支持陳明的結論性的基本觀點，然而他在回應來自傳統（儒家）思想內部的撻伐方麵，在回應來自公共自由派的批評方麵，也就是說在上述兩個方麵的理論詰難中，陳明所表現出來的理論漏洞是我不能讚同的。或者說，在我看來，陳明這個新儒家在上述兩個維度的理論爭議中，出現了兩個重大的理論吊詭，而之所以如此，是與他僅僅有一個簡單的所謂“即體見用”的空泛哲學教條，並沒有實質性的曆史哲學和政治哲學有關，與他的缺乏對於從王朝政治轉型為民族國家的中國現代社會的曆史演變的深刻認識，以及缺乏對於中國自由主義訴求的現代國家政製的深刻認識有關。因此，他對於上述兩種批評，很難給予實質性的建設性的回應，更無法超越它們。當然，需要說明的是，我指出陳明新儒家的吊詭並不意味著我讚同他的兩個主要反對方，在我看來，陳明的批評者們也許比他的問題更多更不可取，而我訴求的則是一種成熟的自由主義政治理論，在今日中國我們更需要的是自由主義的政治成熟，而不是複古主義的鄉愁和公共自由派的幼稚病。

我們先看陳明新儒家的第一個吊詭。

我們知道，施琅問題首先是在傳統儒家思想內部產生重大爭議的，甚至引發了他們之間的分裂，之所以如此，關鍵是一個新的因素在傳統儒家思想脈絡中凸顯出來，這就是民族國家的問題。對此，陳明所代表的新儒家之一派，基本上以這個現實的中國社會之無法逃避的民族國家為立論依據，所謂“即體見用”的哲學觀其實用主義的底色便是服務於這個民族國家之需要。而傳統的儒家思想乃至其他的新儒家人物，並沒有或者並不認同這個後出的民族國家，他們仍然按照王朝政治的綱紀禮俗、夏夷之辯、公義私德等標準來評判曆史，臧否人物，民族國家以及相關的價值體係、政治綱序、命理法度等等，是在他們的視野之外的。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兩種不同的理論價值傾向，雖然同為新儒家，他們之間的差別甚至比他們之與其他理論派別的差別更大。

問題在於施琅事件的曆史語境是在一個王朝政治的開放的體係內出現的，因此，就曆史的真實來說，傳統保守主義的諸多觀點是成立的，盡管其中也涉及明漢與滿清的夏夷之辯，但在傳統的中國儒家理論中這個問題是得到解決了的，中國曆史上類似的王朝變遷不止一個，傳統儒家的正統理論（所謂政統、法統、學統）足以應對這個問題，有意思的是，所謂的漢族主義反而在這個儒家正統理論中成為偏激狹隘的異藪（由此看來，無論從傳統儒家正統觀念還是從民族國家的現代理論來說，狹隘極端的漢族主義都是不足道哉的）。從這個理論推開，蘇武、文天祥、史可法之所以成為民族英雄，洪承疇、吳三桂、施琅之所以成為漢奸，並不在於他們作為漢人是否維係漢族存續這個標準，而在於上述之三統之是否存續這個標準，大清史特開《貳臣傳》，也是按照這個三統之義理。從這個意義上說，傳統文化保守主義乃至新儒家的命脈之學拒斥陳明的翻案是有充分理由的，因為，即便是從王朝正朔的核心立場出發接受陳明“曆史是生成的，國家是建構的，文化是多元的”主張，也得不出陳明想要弘發的新儒家觀點。要知道，中國儒家的思想觀念在王朝政治的統序內也是完全可以開放的，宋儒的結引佛學，滿清的傳承華夏文明，晚清康有為的托古改製，等等，就是例證。

陳明是在一個不同於王朝政治的現代民族國家的本質立場上搞他的施劇策劃的，因此，他是把王朝曆史中的施琅放在一個全新的當今中國語境中來說事的，然而，陳明除了提出幾個抽象的哲學口號之外，並沒有在曆史哲學和政治哲學方麵給出強有力的理論陳述，即他並沒有指出民族國家與王朝政治的本質性不同，並沒有指出從王朝國家轉向民族國家這個中國曆史天命的問題所在。因此，隻是憑著某種感覺把施琅生硬地從曆史上移植過來，企圖用這個僵屍來醫治現代中國之分裂這個痼疾，其結果隻能是陷入一種吊詭，即用前現代王朝之牛頭附現代民族國家之馬麵，用心良苦，結果荒謬。

在我看來，中國現代民族國家之問題從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凡一百五十年，已經徹底地改變了中國王朝政治的曆史邏輯，其生長中的諸多疾病絕不是顛覆一下曆史敘事就可以解決了的，這裏涉及古今中外四個維度的問題，施琅問題的古今之爭，必須放在世界曆史的大背景中來考察。陳明新儒家“即體見用”的哲學觀和“曆史是生成的，國家是建構的，文化是多元的”核心主張，如果要超越傳統王朝政治的藩籬，擺脫實用主義的工具論，必須在現代政治哲學方麵為民族國家的認同構建理論基礎，並且在曆史哲學方麵為中國從王朝政治向民族國家的轉型提供強有力的理論說明。對於陳明新儒家的努力，我是十分讚賞的，盡管他們做的還遠遠不夠。相比之下，對於固守傳統的新儒家保守主義（或叫作泥古主義），我雖然充滿同情的理解和尊重，但他們昧於中國的現實政製以及病疾，視一百五十年中國建設民族國家的曆史進程為無物，拒斥憲政民主的國家形態，夢想以傳統的綱常禮序來重整內部秩序，以仁義理智信來安頓現代人心訴求，以華夷之辯來解決國際間衝突，在我看來，同樣是用心良苦，結果荒謬。

下麵我們來看陳明新儒家的第二個吊詭。

陳明在他的多次論述中反複強調，他抬出施琅為的是用中國的曆史之酒杯來澆他心中的現代國家分裂之塊壘，在他看來，為了維護現代中國這個版圖完整的民族國家之利益，把施琅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手段在今天搬用過來，至少在電視中演義一番，是大有必要的，這樣可以鼓舞中國人民的反對國家分裂的鬥誌。但是，他的一番武力、鬥誌、意誌雲雲，其結果卻是引來了滔滔批判，這也許是他始料未及的。在諸多反對者中，暫且不說傳統儒家，他們認為陳明不辯夏夷，誤把杭州作卞州（他們並不反對武力手段，而是質疑何謂敵友），也不說理想的和平主義者，他們反對一切形式的戰爭（他們並不關心何謂敵友，隻是質疑武力本身）。在此，我們主要來看第三類批判者，他們大多屬於公共的自由派人士。

與傳統儒家的思維路徑不同，公共自由派與陳明新儒家共享同一個現代政治的話語平台，他們並不願糾纏於中國曆史從王朝政治向民族國家演變中的諸多義理難題，而是單刀直入現代中國的政製問題，具體地說，他們關心的是在當今大陸與台海分治的現實情況下的施琅問題。在他們看來，陳明新儒家話語下的施琅翻案具有很惡劣的影響，通過施琅的武力統一台灣來為現行的國家統一政策提供曆史的辯護，不僅是愚蠢的，非法的，更是不正義的。因為，任何一個現代國家其存在的首要基礎便是其統治的合法性（legitimacy），而陳明新儒家懸設了這個政治合法性或政治正義性問題，以所謂國家版圖、民族利益、曆史傳承、未來圖景等托詞來為武力解決台海問題做辯護，這首先是喪失了基本的現代政治原則。更有甚者，陳明在遮蔽了政治正義的同時，不惜揭纛國家意誌之大旗為武力唱讚歌，其居心何在？

應該指出，公共自由派的詰難確實是擊中了陳明新儒家的要害，對此，我是認同的，陳明的現代施琅理論存在著另外一個吊詭，那就是他在沒有首先確立一個民族國家的政治正當性的原則之前，或者試圖通過遮蔽和懸設這個根本性的問題，而為一個尚待質疑的國家或政府的國家統一行為（而且可能是一個武力的血腥行為）作曆史的曲筆辯護或影射文學，這不能不說是陳明新儒家的軟肋。在這個原則問題上，公共自由派的指責是政治正確的，也是沒有什麽好說的，隻要新儒家認同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義理（而不是王朝政治的義理），共享現代政治的話語平台，這個首要的政治價值問題就遮蔽不了，就必須作出明確的抉擇。

當然，陳明或許感到有些冤枉，他可能會說他從來就不反對憲政民主，他的施劇策劃隻是三年前的事情，那時的國情與現在不同，而且，他在其他文章中也還發表了有關和平統一的另外觀點，但這些就施琅事件本身來說是沒有意義的，在這個事情上麵他的觀點是片麵的，遭致誤解的責任在他。當然，陳明也還可以進一步反駁，他會如此質疑公共自由派：在解決了政治正當性之後，一個國家的政製就可以暢行無阻了嗎？就可以美好地解決曆史遺留的分裂問題，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所謂土地、民族、政權等民族國家的一係列問題了嗎？應該承認，陳明新儒家的反駁是成立的，他在一係列的回應對話中反複陳述的是有關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在台海分治情況下，如何實現統一的對策性手段以及有效性和合法性乃至正當性問題。例如，他的有關國家版圖、土地優先、長遠圖景、軟硬兩手、國家利益以及三種曆史政治形態的排序可供選擇等論述，都與此有關。

前麵我曾經指出陳明沒有現代民族國家的理論構建，這一點是說的有點過分了，應該說陳明還是深入地思考過並且提出了一些重要觀點，但總的來看，它們並不係統，還沒有上升到政治哲學和曆史哲學，而且在遮蔽了現代民族國家的憲政民主這個根本性問題之後，他的理論吊詭就更突出了。也就是說，陳明新儒家對於“誰之國家”這個現代政製的根本問題上沒有搞清楚，其維護民族國家的手段與目的之靠量，麵臨著巨大的困境，其對於國家內政問題的遮蔽，使得其維護國家利益的手段性辯護不但貧乏無力，甚至讓人反感。也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公共自由派出場了。

三、公共自由派的幼稚病

前文我簡單分析了陳明新儒家的兩個吊詭，著重指出了他的理論弊端，即在現代民族國家的政治話語中，新儒家麵臨兩個方麵的困境：一是如何處理王朝政治的傳統，一是如何迎建現代國家的正當性，而在這兩方麵陳明導演的“理論施琅”破綻百出，受到傳統儒家和公共自由派的兩麵夾擊。

我前麵曾經指出，中國現時代處於一個轉型的特殊政治時期，在其中任何一個重大的問題都難免涉及古今中西之爭，粗淺地看，陳明新儒家的第一個吊詭屬於古今之爭，第二個吊詭屬於中西之爭。在古今問題上，傳統儒家雖然自成一統，但自持固守顯然已昧於當今中國乃至世界潮流，不求變革，別無出路。陳明新儒家順時應變，投靠民族國家，貼近自由政製，尋求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型，這是令人欣慰的努力。但是，問題在於新儒家的現代轉型並不一定非要顛覆一切傳統的敘事，特別是與這個一百五十年中國現實巨變沒有瓜葛的傳統的人和物，大可對此保持有距離的真誠尊重，有關施琅的爭議實在沒有什麽必要。如果說這個古今之爭有內容和意義的話，那隻是在鴉片戰爭以降的人事糾葛中才顯示出富有張力的蘊涵，而且，我主張漸進的改良，任何形態的革命，從康有為的新公羊學到孫中山的二次革命，直至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激進主義為中國現代社會帶來的災難無複多言。所以，化解古今之爭的有效方法是改良主義，對此，陳明新儒家想必並無疑義，隻是陳明導演的“理論施琅”並沒有開出這樣一個路徑。

其實，更大的困難是第二個吊詭所觸及的中西之爭問題。不過，在我看來，這個有關國家正義的爭論，從根本性上並不能說是中西之爭，雖然從形式上看，現代民族國家起源於西方社會，現代國家的憲政民主、法治人權、市場經濟等肇始於西方，但西方先行出現的東西並不等於就壟斷性地屬於西方所有，這個問題的雙方並不意味著一個是中國的特殊性，另一個是西方的普遍性（或同樣是特殊性），仿佛中西兩方勢不兩立。在這個問題上，陳明新儒家敢於衝出傳統主義之藩籬，進入現代民族國家之政治平台，雖然在憲政哲學方麵的理論尚不成熟，但麵對現實的真問題，提出自己的或許是不完備乃至錯誤的方案，其勇氣令人欽佩。相比之下，作為公共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的秋風，他的觀點和責備卻是在逃避真正的現實問題，他不負責任地用傳統主義和後民族國家兩個大棒夾擊陳明新儒家，而把民族國家的“政治”問題（當然包括憲政民主問題，但也包括民族國家間關係問題）遮蔽起來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典型的公共自由派幼稚病。

本文行文至此，我基本上是抱著同情的態度層層剖析陳明新儒家的理論困惑，對於公共自由派對陳明的指責若合符節，表示讚同。但是，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我的這個讚同是有限度的，從總的方麵來說，對於公共自由派的觀點我是有保留的，他們固然在批評陳明新儒家遮蔽政治正義這個問題上是正確的，指出了現代政製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並且確實擊中了陳明的軟肋。然而，公共自由派並不比陳明新儒家的思想高明到哪裏，他們在批評陳明片麵性的同時自己也陷入了另一種片麵性，在質疑陳明的理論吊詭的同時自己也同樣在製造另一個吊詭，說到底，他們極力回避乃至消除現代政治的國家問題，或者說，他們缺乏乃至排斥自由主義的國家理論。

我們先來看秋風，他為了駁斥陳明新儒家，不惜放棄自由主義的基本立場，以為陳明用西方的那一套民族國家的政治理論來對付傳統主義，甚至還把後國家理論（它們顯然是與自由主義政治原理相對立的）也調用起來。現在我要問的是：民族國家的理論與實踐是西方的嗎？建設一個自由、共和、憲政、民主的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中國——這個一百五十年來中國曆史的頭等偉業，這是西方的事業嗎？顯然，按照公共自由派的哲學原理，尤其是按照他們服膺的所謂啟蒙思想，自由政製是不分中國與西方之差別的，他們的人權理論、法治思想和民主政治——這些他們奉為圭臬的教條，從來就不容中西之別的特殊論之隔閡，他們的任務就是要打破民族、時代之界限，建立一個自由美麗的新世界。為什麽在陳明新儒家欲爭脫傳統之束縛而求現代自由政製之努力時，他們非但不歡迎反而設置中西之對壘而加以拒斥呢？原因隻有一個，那就是陳明把一個國家形態與自由政製捆綁在一起了，原來他們拒斥的是國家。

說到這裏總算徹底明白了，公共自由派要的是自由，他們不要國家。他們對於陳明新儒家的批判，與其說是後者沒有為作為現代民族國家的中國（以大陸政權為法權主體）給出統一國家的正當性證明，特別是沒有為通過武力統一國家行為給出正當性證明，不如說是後者承認了民族國家這個存在本身，即便是獲得了正當性的國家本身。在他們看來，國家這個法權主體是沒有必要存在的，甚至自由政製國家都是不存在的，國家隻是一個外部視角下的虛假擬製，中國的問題隻有一個內部視角，那就是去國家（主義）。因此，陳明新儒家訴諸現代民族國家的理論變革是沒有出路的，即便是他們解決了民族國家的正當性問題，按照秋風的一廂情願，陳明最好是重新回到傳統主義，並根據中國的普通法憲政主義開出一個儒家現代自由主義來。

對於秋風恐懼（專製獨裁）國家的苦心，我是理解的，對於他的普通法思路，我在理論上也是支持的，但是，我認為他的理論是不現實的，是片麵的，充分表現出了公共自由派的幼稚病。因為，他們既沒有全麵而真實的理解英美的自由主義政治，也沒有全麵而真實地理解中國近一百五十年現代社會轉型的本質。我在多篇文章中一再指出，英美自由主義從來就不單純是一種去國家的理論，人家從來都是講國家講政治的，美國的國家利益與自由政製從來就是不分離的，他們說的是一回事，做的是另一回事，中國公共自由派的所謂沒有國家的自由主義在世界從來就沒有真實的存在過。把國家從自由憲政的製度中剔除出去，這隻是中國公共自由派的幼稚、天真的可愛想法，試問：在當今世界，哪裏有這樣一個隻有憲政而沒有國家的地方？憲政國家，憲政國家，隻有把憲政與國家結合在一起，才是真實實在的，是我們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英美就是這樣的政治體，現代中國人千辛萬苦夢寐以求的也是這樣的一個屬於我們自己的政治體。

應該指出，陳明新儒家盡管存在著兩個理論吊詭，尤其是對於民族國家的正當性問題重視不夠，但他們的路徑是現實正確的，符合中國一百五十年來的時代潮流。基於這個立場，我們看到，陳明對於徐友漁的抱怨是有道理的。徐友漁作為公共自由派的另一個代表人物，他對於陳明新儒家缺乏政治正當性的武力統台言辭的指責是成立的，但是，由於他同樣不重視自由主義的國家理論，因此，在目前台海分治麵臨危機這個攸關民族國家的困境問題上，他除了道義上的指責，並沒有拿出什麽建設性的方案。相比之下，在我看來，蕭瀚的憲法愛國主義是當前公共自由派言辭中最有建設性的主張，盡管單純地立足於憲政民主這個路徑有些單一，但他並沒有排斥國家，甚至有把國家與憲政結合在一起通過憲政國家來化解台海危機的傾向，而這個維度是可以開辟出有關自由民族國家之諸多積極性問題閾的。此外，李哲厚的所謂吃飯哲學加科技強國似乎也屬於現代性的一種理論，但由於他回避自由政製問題，或者說，他的康德道德主義之新仍然沒有逃脫曆史唯物主義之窠臼，所以，對於陳明的施琅問題，他的發言是無力的，他的新曆史唯物主義之藥根本無法療治中國現代性轉型所生產的自由、憲政國家的統一之痛，在這點上，他連公共自由派都不如。

四、我的幾點想法

前麵我大致係統地梳理了當前有關施琅問題的幾種理論思路，本來一部央視的蹩腳的電視片是不值得如此作文的，但陳明新儒家的現身說法為當前急迫的台海問題開啟了一道理論的門檻。然而論者雖多，言辭滔滔，可在我看來，關於中國現時代的核心問題不是被遮蔽，就是偏於一端，致使施琅問題的理論價值大打折扣。我在本文一開始就指出，現代中國的任何一個重大問題都涉及古今中西之爭，因為我們處在一個特殊的非常規的政治時期，說到這個問題，我感到有必要把握我們的周遭世界以便確立我們的定位。從外部環境來看，我們融入的世界到目前為止仍然是一個以主權國家為主體的國際秩序，盡管不時有去國家化的呼聲，但今日的世界依然是由民族國家構成的，這個世界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演變至今已經有500多年的曆史，在這個曆史階段，西方各主要國家無論主動還是被動都相繼完成了民族國家的國家建設，而且實現了自由民主憲政的政體製度。但是，對於中國這個老大的政治體來說，民族國家的國家建設還隻有一百五十多年的時間，在此之前，我們屬於王朝政治。真切地說來，從鴉片戰爭開始，我們才開始這個新的政治形態的進程，而且屢受挫折，尚不能說已經構建出一個優良的民族國家的製度形態。

雖然費正清提出的衝擊--反應模式多少有些機械，但我仍然認為它揭示了中國走向現代化道路的本質。也就是說，我們是在與西方列強（民族國家）的碰撞中，在血與火的洗禮中開始我們的國家建設的。而且，與歐美國家乃至日本不同，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具有我們的獨特性，在我看來，它構成了所謂“中國問題”的實質。首先，從政治邏輯來看，我們一百五十年來所亟待解決的問題，對應的是西方17—19世紀各民族國家曾經麵臨的問題，而我們現在所必須應對的國際秩序卻是20世紀和21世紀的世界秩序。因此，在時間上乃是不對應的，這就使我們的任務麵臨著兩難困境。即一方麵我們要建設一個民族國家，而且是一個自由民主憲政的政治國家，這是西方各現代國家用了200多年的時間才完成的；但是另一方麵，西方現代的政治狀況卻逐漸出現了去國家化的趨勢，自由民主憲政的現代國家的弊端以及國際秩序的不合理、不公正弊端日漸顯示出來，也就是說，我們的國家建設遭遇後現代政治的阻擊，建設自由民主憲政的國家的正當性麵臨挑戰。

其次，我們又是一個文明古國，五千年來的政治文化傳統使得我們建設國家的任務必須解決好與傳統的關係問題。具體地說，中國的政治傳統又可以分為新老兩個傳統，老傳統屬於王朝政治的傳統，它看上去雖然斷絕了多年，但曆史的餘緒不絕如縷，香火沒斷。新傳統又分兩個部分，一個是國民黨的政黨政治傳統，一個是共產黨的政黨政治傳統，它們都以不同於王朝政治的現代政治形式在20世紀的中國曆史中發揮了積極性的作用，塑造了現代中國的政治底色。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中國人民致力於國家建設，並在新時期的改革開放大潮中不失時機地提出了民族複興的旗幟，這些都屬於建設現代國家的曆史範疇。

應該指出，主權國家這種組織形態並不是古來就有的，它是政治民族主義的產物，在西方它是在古典城邦製和封建製之後逐漸形成的，而在中國則是在鴉片戰爭之後催生的。政治民族是國家的載體，但是，單純的民族國家並不是一個優良的政治製度，這一點已經為世界曆史所證實。有關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政治訴求，或單方麵以民族國家的利益為最高目的的政治實踐，在曆史上曾經導致了無數的災難，特別是法國、德國、意大利、俄國和日本，它們都有慘痛的教訓。所以，民族國家的建設還需要吸收另外一種更為普遍的製度設施，那就是產生於市民社會的法治與憲政，英美的國家建設為我們提供了一條成功的經驗，即憲政國家的建國之道。一提到英美經驗，人們往往就想到自由主義，想到自由經濟、個人權利、法治主義和有限政府，應該說，這些都沒有說錯，它們是自由主義的基本原理，也是英美國家在社會政治製度和價值理念方麵向世人顯示的東西。但是，我在這裏所要強調指出的卻是另外一個方麵，即自由主義政治的另外一個麵相，它們隱蔽起來的國家主題，而這個國家主題在我看來，對於當前我們建設自己的優良的政治製度或憲政國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從上述角度來看世界曆史的大格局，我們不難發現，任何一個優良的憲政國家，比如說英國、美國，它們從來都有兩張皮，一個是高度發達的市民社會，以及其中的經濟繁榮和個人自由；另一個是職能強大的政治國家，對外捍衛主權，維護國家利益，甚至走向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對於現時代的中國來說，如何防範憲政國家中的霸權主義，那還是十分遙遠和超前的事情（對此康德的世界憲政共和國的理論不無借鑒意義），我們目前的迫切任務是對內建設自由民主憲政的民族國家，對外反對國際霸權主義，最大限度地現實人民的自由、幸福和國家的安全與利益。關於上述問題，我在自己的《論國家利益》、《論民族主義》、《論政治社會》、《論憲法政治》和《論共和政體》等一係列長篇論文中，都有係統而全麵的闡述。作為一種訴求政治成熟的自由政治理論，我曾經這樣概括我的基本思想：“中國現時代國家哲學的實質在於：就國際政治來說，我們通過構建現代國家能夠以強有力的國家力量對抗世界霸權的遏製與挑戰，但我們就國家目標來說，卻是訴求世界和平，是一種現實的自由主義的國際政治理論；就國內政治來說，我們通過建立自由政體而得以確保公民的自由、安全與追求幸福的權利不受侵犯，並為此訴求國家凝聚力與國家權威，是一種自由的國家主義的國內政治理論。而且，作為國家哲學，上述有關內政與外交兩個方麵的理論又不是割裂的，更不是矛盾的，它們融會於現時代的自由國家的主題之中，體現為一個完整的國家哲學，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一個中心是構建自由政體的現代國家，兩個基本點是內政上的自由的國家主義與外交上的現實的自由主義，上述國家哲學使我們能夠超越國內政治的治亂循環，超越國際政治的戰爭與和平。”（參見拙文《論國家利益》）

上述宏觀理論落實到施琅問題這個個案上，我的基本觀點如下：第一，無論是曆史上的還是現當今的施琅瓜葛的台海問題，無論是王朝政治的天下秩序還是現代的民族國家秩序，它都不屬於外交問題，而是內政問題，因此從本質上要遵循內政的政治原理，特別就今天來說，政治解決台海問題的基本原則是政治國家的正當性問題，盡管這個問題與其他問題相比包含著更多的國際因素糾纏其中，所以確立現代憲政國家的實質合法性是解決兩方爭議的核心，我們不能用對外的國家間政治原則（甚至維護國家利益的武力原則）來解決。在這個問題上，陳明新儒家和公共自由派雙方的爭論都有積極性和片麵性的方麵，陳明新儒家遮蔽國家正義和公共自由派遮蔽國家主權都是不足論的，相反把他們的優點結合起來，在確立憲政國家的正當性的基礎上，維護中國之國家利益，尊重曆史的傳統遺產，謀求國家的主權統一（當然以什麽方式建立一個主權國家，是共和聯邦製度還是其他什麽形式，這不是當前理論家的題中之義，而是現實中各派政治利益複雜博弈的理性結果），拓展中華民族的長遠未來，這豈不更好？

第二，就大家關心施琅問題的現實語境來看，我從不認為台海問題是作為現代政治國家的中國之“惡”，相反，正是由於近五十年的兩岸分治，反而給雙反的經濟與政治發展，特別是構建共和憲政的現代民族國家，提供了其他後發國家所沒有的契機與動力。現代政製說到底是一種和平競爭的政治，從曆史的視角來看，短短的五十年何足道哉，即便是現在的局勢由於民進黨台獨的一意孤行和大陸的政治改革有待深化而可能陷入危迫之境，但這在我看來這也並非一個死結，在這個非常政治時期反而更需要真正的政治家與兩岸人民的互動，以憲政（憲法）立國。在這個問題上，我非常欣賞美國當今憲法學家阿克曼提出的“憲法政治”的解決方案，我們知道在美國曆史上曾經有過三次國家危機，其中的南北戰爭與我們的台海分治也有某些相似之處，但是美國人民和他們的政治精英卻能夠攜起手來共同度過國家分裂的難關，建立起更強大的美國（參見拙文《論憲法政治》）。我們今天同樣需要政治精英與兩岸人民的攜手合作，共同度過非常的政治時期。

第三，當然也許有人會說如果真的分裂出現時，應該怎麽辦：打還是不打？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幼稚的問題。因為，打還是不打？打到什麽程度？以什麽方式打？等等，這些都是具體的政治與軍事事務，它們屬於政治家們的特殊情況下的考量與決斷。作為公民，特別是作為知識人，我們的職責是投身國家的政製建設，按照法律賦予的權利選舉出真正的優良的政治家，並把國家的政治交付給他們去行使。積極參與身邊的法治、民主的政治製度的建設，這是我們能夠做到的，也是培育真正的甚至是偉大的政治家的基礎工程，而政治事務是一項專門的理性而審慎的技藝，它們應該由職業政治家們來行使。當然，作為公民，我們有必要的知情權，有表達公共意見的權利，特別是公共知識分子，有參與社會事務的要求。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輕言動武是危險的，陳明新儒家的第一次發言渲染了過多的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言辭，又加之以蹩腳電視片的喧囂，其社會作用是副麵的；但是，有些公共自由派人士有意抹殺國家主權問題，其放任台獨的所謂和平主義也是不負責任的，應該指出非常時期的國家意誌是存在的，擺脫不了的。因此，在憲政國家的旗幟下，不輕言武功，不消解國家，而是實實在在地參與、促進兩岸的多方麵的交流，實實在在地參與、促進自己身邊的法治民主建設，這或許是一個現代公民更本己的事情。

第四，關於施琅這樁公案在古今問題上引起的爭論，我的看法是這樣的，我認為傳統儒家正統理論已經有了明確的定論，在王朝政治的語境下，沒有什麽可爭議的，陳明新儒家大可不必在現在的語境下為古人翻案。此事是此事，彼事是彼事，儒家在現代民族國家語境下的新開展，並不意味著要在過去的語境下顛覆傳統價值標準，而是指出傳統的那一套在今天已經不合時宜，例如今天如果有所謂“施琅”在世征戰就不能再用傳統的標準加以臧否，而必須視為現代的民族英雄，但曆史上的那個施琅肯定是漢奸，以及如此分類的多位曆史上的正反人物，陳明新儒家加以有距離的認同與尊重，我看不出這與他們的理論轉型有什麽本質性的矛盾。至於陳明反複論述的施琅對於清王朝乃至對於中華民族的事功貢獻，這與民族國家的現代語境是兩回事，而且清王朝自己就開設了《貳臣傳》以此接受儒家正統但又肯定他們的功績，陳明又何須為此置啄呢？要知道，滿清帝國仍然屬於王朝政治，並非現代的民族國家。當然，傳統儒家也同樣大可不必為自己的理論自恰沾沾自得，在我看來，他們反而更需要警醒，今日世界已非昨日世界，陳明新儒家的論斷或許存在吊詭，但他們的問題意識卻是真切的和急迫的，傳統政製文脈如何才能夠不淪落為曆史的古董而能夠富有生機地活出來，這才是陳明為他們上了一課的議題所在。

總之，政製事務是理性的、嚴肅的、審慎的，電視劇是感性的、娛樂的、煽情的。關於陳明挑起的施琅問題的是是非非，作為一個學者，我說的已經夠多的了，就此打住。老黑格爾曾言：維納娃的貓頭鷹在黃昏才開始飛翔。天下大勢，各有其命，滔滔江水，任自東流，對於未來的風雲際會，又何勞吾輩杞人憂天？

大陸新儒家的吊詭與公共自由派的幼稚病——關於施琅問題引發的幾點理論思考（高全喜）

高全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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