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門弟子後學與(yu) 《論語》編纂新探

——兼論《論語》在中國書(shu) 籍編纂學史上的地位

作者：宋立林（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曲阜師範大學孔子文化研究院 ）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孔廟國子監論叢(cong) 》（2015）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七月初六日壬戌

           耶穌2016年8月8日

[摘要]《論語》乃是我國曆史上最早的私人著述，它是孔門弟子及後學經過精心編纂而成的，有著明確的編纂目的和編纂原則。其編纂體(ti) 例對於(yu) 後世書(shu) 籍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因此，《論語》在中國文化中具有“聖經”之地位，除了與(yu) 其思想義(yi) 理有關(guan) 之外，還有它在中國書(shu) 籍編纂學史上的鼻祖地位的影響。

[關(guan) 鍵詞]《論語》，孔門弟子，書(shu) 籍編纂學，私人著述，編纂體(ti) 例。

《論語》在中國文化中之地位，猶如《聖經》在基督教文化之地位。不過，《論語》也經曆了一個(ge) 由“傳(chuan) ”升“經”的過程。[①]東(dong) 漢人趙岐說：“《論語》者，五經之輨轄，六藝之喉衿也。”（趙岐《孟子題辭序》）唐代薛放說：“《論語》者，六經之菁華。”（《舊唐書(shu) ·薛放傳(chuan) 》）明儒楊宗吾則雲(yun) ：“六經譬則山海，《論語》其泛海之航，上山之階乎？”（朱彝尊《經義(yi) 考》卷二百一十引）這還是將《論語》視為(wei) 五經的輔翼，與(yu) 趙岐的觀點一致。越到後來，人們(men) 對《論語》的地位看得越高。如清人李元度雲(yun) ：“《論語》所言之義(yi) 理，精且萃矣。……《論語》之文，能以數語抵人千百言，如太和元氣。”（李元度《天嶽山館文鈔·讀<論語>三》）在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日本，更有將《論語》視為(wei) “宇宙第一之書(shu) ”（伊藤維楨語）。《論語》之所以得到如此高的評價(jia) ，其原因除了與(yu) 其思想義(yi) 理有關(guan) 之外，還不得不提到它在中國書(shu) 籍編纂學史上之鼻祖地位。過去我們(men) 僅(jin) 僅(jin) 考察孔子弟子後學在《論語》編纂過程中誰的貢獻最大等問題，但是更多的關(guan) 鍵問題被忽視了。比如，為(wei) 什麽(me) 孔子弟子會(hui) 編纂如此一部書(shu) 籍，其目的何在？其編纂有無一定之規？對於(yu) 我們(men) 理解《論語》與(yu) 孔子，這些問題都是不可繞開的。

一、《論語》是精心編纂而成的

如所周知，《論語》並非孔子所作，而是有其弟子及後學編纂而成的。[②]《論語》的編纂過程經曆了一個(ge) 相對長期的過程，其最後的編定時期大概在公元前428年至公元前400年間。[③]因此，《論語》可以作為(wei) 研究孔子思想的第一手資料，但是其“著作權”卻不獨屬於(yu) 孔子，而屬於(yu) 孔門集體(ti) 。這部記載孔子遺說的文獻與(yu) 其他散見於(yu) 他處的孔子遺說不同，其不同之處就在於(yu) ，《論語》有著明確的編纂目的和編纂原則，這導致了此後《論語》在儒學史上的地位非同尋常。

（一）編纂目的

很顯然，任何一部書(shu) 籍之編纂、撰著，都有其目的性。而這種目的性，又往往決(jue) 定了該書(shu) 的性質。南朝皇侃《論語義(yi) 疏自序》謂：“弟子僉(qian) 陳往訓，各記舊聞，撰為(wei) 此書(shu) ，成而實錄，上以尊仰聖師，下則垂軌萬(wan) 代。”[④]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雲(yun) ：“夫子既終，微言已絕。恐離居已後，各生異見，而聖言永滅，故相與(yu) 論撰，因輯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⑤]從(cong) 上述記述之中，我們(men) 可以發現，孔門弟子及後學編纂《論語》有著明顯的編纂目的，即：保存孔子遺言，以紀念孔子，並傳(chuan) 之後世。

孔門是中國文化史上興(xing) 起的第一個(ge) 思想流派。孔子以其思想和人格贏得了弟子的信任和愛戴，在孔門師弟之間形成了一種“擬血緣性”關(guan) 係。後世所謂“師徒如父子”，是從(cong) 孔門開始的。孔門弟子對孔子無不十分敬重如孟子所謂“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孫醜(chou) 上》）。故而當孔子去世之後，弟子們(men) 無不悲痛欲絕。如梁皇侃《論語義(yi) 疏自序》所謂：“哀公十六年，哲人其萎，徂背之後，過隙叵駐，門人痛大山長毀，哀梁木永摧，隱幾非昔，離索行淚。”[⑥]因此，如何緬懷和紀念夫子，就成了弟子們(men) 所思考的核心問題。同時，作為(wei) 一個(ge) 存續了幾十年的學派，在孔子去世，失去了核心與(yu) 領袖的情形下，他們(men) 出於(yu) 對孔子的尊敬，對孔門的依戀，對孔門分化的擔憂，必然要設法維護這個(ge) 學派的團結和統一，以使孔門得以繼續存在，使孔子未竟的事業(ye) 得以繼承和發揚。而其方式之一就是對孔子遺說的匯聚整理，尤其是《論語》的編纂。隻有這樣，才能使孔子一生的嘉言懿行，長存於(yu) 世。[⑦]

同時，還應該注意孔門弟子後學在編纂《論語》以紀念夫子時，必然考慮到如何更好地保存、傳(chuan) 承和傳(chuan) 播的問題。是將能夠記錄下來的孔子全部言行都完整匯集起來，還是精心選擇最能夠表現孔子人格與(yu) 思想的資料，以更便利地去讓更多的人可以讀到了解到？這都是必須麵對的問題。所以編纂目的必然影響到編輯原則的製定。

（二）編纂原則

最早著錄《論語》的《漢書(shu) ·藝文誌》說：“《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yu) 言而接聞於(yu) 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yu) 輯而論纂。”上引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又有“相與(yu) 論撰”之說，由此我們(men) 可以發現，孔門弟子後學編纂《論語》的原則則是“輯而論纂”或“相與(yu) 論撰”。

我們(men) 知道，孔子大量言論，都是經過孔子弟子所記錄而保存下來的。從(cong) 《論語》和《孔子家語》等大量文獻中可知，孔子弟子有記錄孔子嘉言懿行的習(xi) 慣。如《論語·衛靈公》篇記：“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裏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yu) 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yu) 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shu) 諸紳。”在《家語》中也有類似記載。如：《入官》篇“子張既聞孔子斯言，遂退而記之。”《五刑解》記“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則美矣，求未之聞。’退而記之。”等等。故而錢穆先生提出“當時諸弟子於(yu) 孔子之一言一動，無不謹書(shu) 而備錄之可知”。[⑧]以孔子從(cong) 事教育時間之長，孔門弟子之眾(zhong) ，則孔門所存的孔子遺言之數量當相當龐大。那麽(me) ，一個(ge) 問題就出現了：“假如真的‘一言一動’當時皆有記錄，則孔子執教近半個(ge) 世紀，何至於(yu) 現今《論語》連同一些重複章節計算在內(nei) ，也不足一萬(wan) 三千字？”[⑨]

其實，這恰恰與(yu) 《論語》的編纂理念有關(guan) ，也就是說，《論語》是孔門弟子及後學在大量的孔子遺說之中，經過精心選擇、編纂而成的。《孔子家語》的《孔安國序》對此有所交代：“《孔子家語》者，皆當時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諮訪交相對問言語也。既而諸弟子各自記其所問焉，與(yu) 《論語》、《孝經》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wei) 《論語》，其餘(yu) 則都集錄之，名之曰《孔子家語》。”[⑩]由孔安國的說法可知，《論語》是“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編纂而成的。所以說，《論語》的編纂理念就是“取其正實而切事者”。

這一點可以從(cong) 《論語》一書(shu) 的書(shu) 名略窺一斑。關(guan) 於(yu) “論語”二字的涵義(yi) ，曆代學者有不同的解釋。單承彬、唐明貴等先生對此進行過專(zhuan) 門的討論。“論語”之“語”，即“夫子之語”的語。而“論”字則有多種解釋，如劉熙、劉勰之“倫(lun) 理”說，傅玄之“追論”說，皇侃、陸德明、邢昺等“綸、輪、理、次、撰”之“多義(yi) ”說，陳祥道“言理”說，何異孫、袁枚“討論”說，劉義(yi) 欽、李雁之“選擇”說。對於(yu) 上述諸說，單承彬、唐明貴均不認同。他們(men) 認同班固《漢誌》“相與(yu) 論纂”的說法，認為(wei) “論語”就是“編纂在一起的孔子及其弟子們(men) 的話語”。[⑪]

不過，單、唐二位所支持的班固之說，尚不能解釋上麵的疑問，因此此說不可從(cong) 。結合文字學家的訓釋和上引孔安國之說，我們(men) 認為(wei) 劉義(yi) 欽、李雁等人之說可從(cong)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屯部》：“論，假借為(wei) 掄。”漢許慎《說文解字·手部》：“掄，擇也。”《廣雅·釋詁一》：“掄，擇也。”王念孫疏證雲(yun) ：“掄、倫(lun) 、論並通。”《國語·齊語》“權節其用，論比協材”韋昭注：“論，擇也。”《荀子·王霸》“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照之，以觀其盛者也”楊倞注：“論，選擇也。”而孔安國謂：“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wei) 《論語》”。因此，“論語”應該是“經過選擇整理的對話錄”之意。

這一點，我們(men) 也可以從(cong) 先秦兩(liang) 漢文獻所載大量孔子遺說的情形得到佐證。在《孔子家語》、大小戴《禮記》、《孝經》、《左傳(chuan) 》、《孟子》、《荀子》、《韓詩外傳(chuan) 》、《說苑》、《孔叢(cong) 子》和出土文獻如馬王堆帛書(shu) 《易傳(chuan) 》、郭店楚簡和上博楚竹書(shu) 之中保存了大量孔子遺說，其數量十數倍於(yu) 《論語》。清儒陳澧在《東(dong) 塾讀書(shu) 記》卷九曾提出，戰國記言之體(ti) 分為(wei) 三種的看法。他說：

古者記言之體(ti) 有三：其一，聞而記之，所記非一時之言，記之者非一人之筆，匯集成篇，非著書(shu) 也，尤非作文也。《論語》是也。其一，傳(chuan) 聞而記之，所記非一時之言，記之者則一人之筆，伸說引證而成篇，此著書(shu) 也。《坊記》《表記》《緇衣》是也。其一亦傳(chuan) 聞而記之，記之者一人之筆，所記者一時之言，敷衍潤色，駢偶用韻而成篇，此作文者也。《禮運》《儒行》《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閑居》是也。[⑫]

近代學者蔣伯潛先生據此以為(wei) ，此三種記言體(ti) ，由簡而繁，由質而文，時代先後，即可由此推知。[⑬]進而指出，《論語》記錄所聞所見，皆直錄也，故章既簡短，辭亦質樸。蓋慮鋪張潤色，或致反失其真，記錄忠實，理所當然。此最早的記言體(ti) 也。[⑭]他還說，就《論語》而言，《上論》為(wei) 親(qin) 聞於(yu) 孔子之言，《下論》已多傳(chuan) 聞所得之孔子之言，但終為(wei) 直錄所聞，最簡最質，記者非一人，所記之言非一時，當時各有所記，後雖加以論纂，不過匯錄所記各條，編成若幹篇而已。《坊記》《表記》《緇衣》等，其記傳(chuan) 聞所得之孔子之言，原與(yu) 《下論》同，但因增加伸說，故其辭已較《論語》為(wei) 繁為(wei) 文矣。至《仲尼燕居》《哀公問》等，則所記實僅(jin) 《論語》之一章，而敷衍潤色以成一篇，故其辭更繁而文更華。[⑮]這種以文辭繁簡而論時代先後的觀點，在近代以來學者討論古籍文獻成書(shu) 時代先後時，十分常見。但是，仔細分析，可知這一認識，似是而非。

我們(men) 認為(wei) ，這三種記言體(ti) ，未必為(wei) 縱向演進的關(guan) 係，也可能為(wei) 共時性並存關(guan) 係。孔子與(yu) 弟子之對話，絕非僅(jin) 如《論語》之短章，《論語》之所以不同於(yu) 《家語》、《禮記》當與(yu) 孔安國所謂“正實而切事”的選擇有關(guan) 。楊朝明師曾謂《論語》為(wei) “孔子語錄”，則《家語》等則為(wei) “孔子文選”，可謂切中要害。李零先生在討論《論語》的編輯問題時，他將之與(yu) 《毛主席語錄》的做法進行了比較，認為(wei) 《論語》與(yu) 上博簡《仲弓》或《禮》大小戴記等相關(guan) 文獻之間是後者從(cong) 前者演義(yi) ，還是前者從(cong) 後者摘錄，兩(liang) 種情況可能都存在，但很多是《論語》摘錄了一些談話或對話的繁雜記載。[⑯]

我們(men) 通過出土文獻與(yu) 《論語》的比較，如郭店簡《忠信之道》與(yu) 《論語•衛靈公》，上博簡《從(cong) 政》與(yu) 《論語•堯曰》《陽貨》，上博簡《君子為(wei) 禮》與(yu) 《論語•顏淵》，上博簡《仲弓》與(yu) 《論語•子路》這幾組文本的對照，就可以發現，《論語》是對孔子弟子所記原始筆記的基礎上經過精心的加工、潤色而成的。[⑰]因此，《論語》一定是經過孔門弟子及後學精心編纂而成的孔子語錄。

另外，從(cong) 《論語》簡的形製亦可得到佐證。我們(men) 至今沒有發現先秦時期的《論語》竹簡，但是卻發現了漢代的竹簡本《論語》，而且漢代文獻中也記載了不少這樣的信息。比如1973年在河北省定縣八角廊發掘出土的定州竹簡本《論語》，有簡620多枚，殘簡居多。全簡的長度為(wei) 16.2厘米，約合當時的7寸。[⑱]在漢代文獻中對於(yu) 《論語》的簡長也有記載。王充《論衡•正說篇》說：“周以八寸為(wei) 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以八寸為(wei) 尺，紀之約省，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chuan) 文，紀識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學者多以簡長來衡定文獻的地位。比如《儀(yi) 禮·聘禮》賈公彥疏引鄭玄注《論語序》，以為(wei) “《易》《詩》《書(shu) 》《禮》《樂(le) 》《春秋》策皆二尺四寸，《論語》八寸策，《孝經》一尺二寸策”，故後人多以為(wei) 經為(wei) 二尺四寸簡，傳(chuan) 則為(wei) 八寸簡。其實，如果考察新出簡帛，我們(men) 會(hui) 發現在郭店簡、上博簡和清華簡中，簡長二尺四寸即合今天的55-56厘米左右者居多，但並非皆為(wei) 經典。我們(men) 認為(wei) ，傳(chuan) 統的以簡長定文獻地位的認識可能是不正確的。我們(men) 以為(wei) ，古代一般的簡皆為(wei) 二尺四寸左右，這是較為(wei) 通行的簡長，過短所記字數不多，勢必增加簡數，編聯和卷存都比較麻煩；而如果簡長過長，則不宜於(yu) 記錄和閱讀。可能古人根據實踐經驗不斷調試，才將簡長大體(ti) 固定下來。因為(wei) 這樣的簡長比較適中，所以才能夠通行。而八寸簡，主要目的是在於(yu) 便懷持、便流通，類似於(yu) 今天的袖珍本，而不一定說明其文獻地位不高。而《論語》的抄寫(xie) 在漢代之所以多為(wei) 八寸簡這樣的簡製，正可以佐證上麵我們(men) 對《論語》編纂目的和原則的分析。

二、《論語》是我國最早的私人著述

春秋末期之前，學在官府。圖書(shu) 掌握於(yu) 官府，教育權壟斷在貴族手中。那時的知識係統屬於(yu) 官學，所謂“王官之學”。後來成為(wei) 經典的《詩》、《書(shu) 》等六經，都是經過官方整理的教材，再經過孔子的整理，才完成了經典化的過程。中國之有私人著作，大概是從(cong) 春秋末年開始的。其時，王官之學式微，學術下移民間，孔子開創私學傳(chuan) 統，士人階層脫穎而出，登上曆史舞台，百家爭(zheng) 鳴，諸子蜂起，諸子之學開始取得王官之學，這為(wei) 私人著述的出現提供了條件。近代學者提出，戰國之前，無私人著作。[⑲]這一觀點得到了學術界的公認。

當然，如何去界定何為(wei) “著述”或“著作”，恐怕古今有不同的看法。根據文獻學家張舜徽先生的看法，書(shu) 籍可以分為(wei) 著作、編述和抄纂三種。比如孔子刪訂六經，就隻能看作編述，而非著作。而司馬遷的《史記》，在他自己看來也不算“作”，而是“述”；王充的《論衡》更是自己以“論”自居，在他看來，“論者，述之次也。”這裏的論，就相當於(yu) “抄纂”。因此張先生以為(wei) ，《論語》從(cong) 書(shu) 名來看，在孔門弟子後學那裏也隻是以“論”或“抄纂”自許的。“抄纂的工作，以此為(wei) 最早了”。[⑳]但是，這些分別更多的隻能用於(yu) 對漢代之後的書(shu) 籍，對於(yu) 中國書(shu) 籍的發軔期，我們(men) 不便如此細分。其實，如果以今天的眼光而言，《史記》、《論衡》都可以“著作”當之無愧了。其實，《論語》雖非孔子所“著作”，但是乃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行思想的記錄，當然算得上具有創造性的“作”；而從(cong) 孔子弟子及後學來看，則可以稱之為(wei) “述”，就是將孔子及孔門弟子的原創性的思想言論經過一定的方式和原則編纂起來，成為(wei) 一書(shu) 。因此，我們(men) 隻能將張先生說的“作”、“述”合一，將《論語》列為(wei) “著述”之林。[21]

所謂“私人著述”、“私人著作”，都是相對於(yu) 此前的王官學而言的，比如說六經可以看作著作，但是不是私人著作。即使孔子修《春秋》，也非私人著作，而是擬於(yu) 王官之學。因此，我們(men) 可以說，《論語》是私人著述。如果認識到這一點，《論語》的編纂，無疑就具有了特別的意義(yi) 。近代以來，學界公認，《論語》一書(shu) ，乃我國之有私人著作之始，堪謂中國圖書(shu) 編纂學上的開山之作，其意義(yi) 不言而喻。

不過，關(guan) 於(yu) 《論語》是否最早的私人著述，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可以說，對《論語》這一地位構成“威脅”的隻有兩(liang) 部書(shu) ：《老子》和《孫子兵法》。

1919年，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的出版，將老子列為(wei) 哲學史第一位哲人，而孔子屈居第二。隨後梁啟超撰文商榷《老子》年代，從(cong) 而引起關(guan) 於(yu) 《老子》的年代爭(zheng) 論，在學術界曾經引起了軒然大波，持續幾十年之久，至今未決(jue) 。一時間，著名學者如梁任公、胡適之、錢賓四、馮(feng) 芝生、顧頡剛等先生紛紛加入其中，互相駁難。胡適先生認為(wei) ，《老子》一書(shu) 成於(yu) 春秋末年，而馮(feng) 友蘭(lan) 、錢穆等都反對此說。馮(feng) 友蘭(lan) 在他的《中國哲學史》中，將孔子列於(yu) “中國哲學史”“開山之地位”[22]，認為(wei) 《老子》成書(shu) 晚於(yu) 《論語》。錢穆先生更是將《老子》放在了《莊子》之後，從(cong) 而“莊老”並提。這一問題，懸而未決(jue) 。解決(jue) 之曙光，來自於(yu) 地下文獻的發現。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老子》帛書(shu) 甲乙兩(liang) 種，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楚墓又發現了戰國時期的竹簡本《老子》甲乙丙三種。關(guan) 於(yu) 《老子》的成書(shu) 年代又出現了一輪新的爭(zheng) 議。不過，由於(yu) 簡帛學的發展，人們(men) 對於(yu) 古書(shu) 成書(shu) 的規律有了新的認識，《老子》成書(shu) 非一時一人的觀點逐漸占據了上風，得到了越來越多的認可。學術界逐漸將老子其人和《老子》其書(shu) ，作為(wei) 兩(liang) 個(ge) 不同的問題進行區隔。因此，如果沒有新的證據出現，《老子》成書(shu) 早於(yu) 《論語》的觀點，已經難以得到學術界的認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美籍華裔學者何炳棣先生在晚年提出新說，他將《孫子兵法》認作中國最早的私人著作。他在回憶錄中提到：“我國古籍，先經秦火，再因曆代迭有佚失，以致近世專(zhuan) 攻圖籍目錄諸學人無不公認《論語》為(wei) 傳(chuan) 世文獻中最古的私家著述；其中雖雜有孔子弟子，甚至再傳(chuan) 弟子的筆墨，但全書(shu) 大都代表孔子的思想和言論。……我1999年冬刊出‘我國現存最古的私家著述：《孫子兵法》’，文中斷定這部軍(jun) 事名著是吳王闔閭三年孫武被召見前已經撰就的，故其成書(shu) 早於(yu) 《論語》至少半個(ge) 世紀。”[23]這一說法影響不大，到現在為(wei) 止，學術界對這一說法還沒有予以認可。

因此，我們(men) 不得不說，何先生所謂“近世專(zhuan) 攻圖籍目錄諸學人無不公認《論語》為(wei) 傳(chuan) 世文獻中最古的私家著述”，確係學術界的通行的見解。

三、《論語》對後世書(shu) 籍的影響

盡管《論語》出自孔門弟子及後學的精心選擇、加工、潤色和編纂，成為(wei) 我國曆史上第一部私人著述。但正因如此，其編纂也就顯得十分原始和粗糙。因之才有學者不承認該書(shu) 是經過選擇、加工的編纂之作。在很多學者看來，《論語》一書(shu) 隻不過是孔子言論的隨意堆砌，毫無編纂原則和體(ti) 例之可言。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

其實，從(cong) 南朝皇侃以來，一直有學者對《論語》之編輯體(ti) 例有所探求。如皇侃《論語義(yi) 疏》、朱熹《論語集注》、邢昺《論語注疏》先後做了嚐試。日本學者狩野直喜也指出：“大凡古籍的編纂，在篇目的順序安排上往往寓有深意。《論語》就是如此。”[24]現代學者錢穆、方驥齡、楊朝明等對此進一步進行推繹。如楊朝明先生就指出，“《論語》有一定的思想主旨，有內(nei) 在的嚴(yan) 密邏輯，有‘正實而切事’的突出特征。”[25]並指出：“《論語》內(nei) 在的嚴(yan) 密邏輯就很清楚了。《論語》首篇圍繞做人這一個(ge) 中心問題展開，以下各篇分別談為(wei) 政以德、守禮明禮、擇仁處仁等，層層剝離，依次展開。”[26]《論語詮解》在每篇的概說中都對篇旨進行分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該書(shu) 對第15至18篇的分析：“《論語》自第十五篇到第十八篇，從(cong) 標題到內(nei) 容似有一定的內(nei) 在邏輯。……這四篇先後以諸侯、大夫、陪臣、逸民為(wei) 落腳點，都通過齊家與(yu) 修身，而最終的著眼點則都是治邦國、平天下，材料的組織表現了一定的層次性，其思想內(nei) 涵符合早期儒家的基本理念。”[27]由此我們(men) 想到，這與(yu) 《季氏》第2章孔子所謂“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le) 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le) 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有著內(nei) 在的聯係，可以說《論語》編纂者在試圖以這樣的編排順序來突顯孔子這一思想。

《論語》的這種內(nei) 在邏輯和編排，盡管還屬於(yu) 草創之舉(ju) ，具有一定的不完善性，但是這部書(shu) 的編纂對於(yu) 後來的書(shu) 籍產(chan) 生了深遠影響。

首先，諸子興(xing) 起之後，各家大都仿照孔門的做法，將本學派的思想文本進行編纂，我們(men) 今天所看到的儒家的《孟子》、《荀子》，墨家的《墨子》，道家的《莊子》，法家的《商君書(shu) 》《韓非子》幾乎都是如此。

其次，《論語》首篇論學，“表明應從(cong) 學問入手進入聖人之教”，末篇以《堯曰》作結，“昭示此為(wei) 繼承堯、舜、禹、湯、文、武之書(shu) 。”[28]這種安排，對於(yu) 後來的《孟子》《荀子》二書(shu) 有著直接的影響。正如日本學者狩野直喜所謂：“《孟子》亦不例外。首篇《梁惠王》揭示孟子仁義(yi) 學說的本質要領，終篇《盡心》顯彰孔子傳(chuan) 堯、舜之學於(yu) 孟子，孟子複傳(chuan) 於(yu) 後人之意。《荀子》有《勸學》篇，有《堯問》篇，其編纂體(ti) 例與(yu) 《論語》相似。”[29]但是，很明顯，《孟子》雖然依然屬於(yu) 語錄體(ti) ，但是已經具有了“文章”的風格；《荀子》則更為(wei) 明顯已經屬於(yu) “論文”了。

再次，唐宋之後，宋明儒學家多有語錄傳(chuan) 世，如《近思錄》、《傳(chuan) 習(xi) 錄》、《二程語錄》、《朱子語類》等，雖有受佛教影響之因，但在儒家內(nei) 部也有可以追溯之源頭，那就是語錄體(ti) 之鼻祖《論語》。

因此拋開《論語》本身之思想義(yi) 理不言，但就其在我國書(shu) 籍編纂學史上的影響和地位而言，該書(shu) 就具有不可忽視的價(jia) 值。這一點需要在中國圖書(shu) 編纂學史記上濃彩重抹的一筆。[30]

【本文發表於(yu) 北京孔廟和國子監博物館《孔廟國子監論叢(cong) 》2015】

【注釋】

[①]《論語》最初也沒有獲得經典的地位，據史料記載，在漢文帝時，《論語》《孟子》立傳(chuan) 記博士，就是說《論語》屬於(yu) 傳(chuan) 記，而非經。但是到了班固《漢書(shu) ·藝文誌》中，《論語》已經列入“六藝略”，此後曆代史誌一直都將之列於(yu) 經部。因此，可以說，《論語》同樣經曆了一個(ge) 由“傳(chuan) ”升“經”的過程。在學術界大都熟悉“《孟子》的升格運動”，隻不過《論語》由傳(chuan) 升經的過程，相對短暫，不似《孟子》那樣漫長，故未能引起人們(men) 的注意。

[②] 關(guan) 於(yu) 《論語》的編纂者是誰？哪些孔門弟子參與(yu) 或主持了《論語》的編纂。學術界有很多看法，比如楊伯峻先生在《論語譯注·導言》中就認為(wei) ，《論語》的編定者大概是曾子的學生。這是很有見地的看法。此後，楊朝明教授等提出了《論語》由曾子、子思陸續主持完成的看法。見楊朝明：《<論語>的成書(shu) 及其文本特征》，載《論語詮解》，濟南：山東(dong) 友誼出版社，2012年，第1-17頁。這也是筆者目前的看法。不過，由於(yu) 該問題非本文主旨所在，故不具論。

[③] 關(guan) 於(yu) 《論語》的編纂時間，楊伯峻先生以為(wei) 其著筆在春秋末年，而編輯成書(shu) 則在“戰國初期”，相當含混。其實，我國曆史對於(yu) 春秋、戰國的劃界並不統一，或者以《春秋》的下限為(wei) 斷，即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或者以郭沫若的公元前475年之說。但是，《論語》的著筆即使在孔子逝世之後的三年之內(nei) ，也完全不與(yu) “戰國之前無私人著述”之說相抵牾。日本學者山下寅次在《論語編纂年代考》中認為(wei) 其編纂上下限為(wei) 公元前479（孔子卒年）至前400（子思卒年），其上限隻能看作《論語》的編纂起始的最早可能。其他學者也有不同的推測。楊朝明先生的看法見上注所揭書(shu) ，第7頁。我們(men) 認為(wei) 楊朝明先生的看法將《論語》編定時間縮小到了比較小的範圍之內(nei) ，比較可取。

[④] [南朝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yi) 疏》，北京：中華書(shu) 局，2013年，第1-2頁。

[⑤] [唐]陸德明撰，吳承仕疏證：《經典釋文序錄疏證》，北京：中華書(shu) 局，2008年，第122頁。

[⑥] [南朝梁]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yi) 疏》，北京：中華書(shu) 局，2013年，第1頁。

[⑦] 編纂孔子遺說的動議可能就在弟子為(wei) 孔子服喪(sang) 期間。黃立振先生認為(wei) ：“以常情而論，孔子歿，微言絕，而且弟子中已有不同學派，七十子在聚會(hui) 治夫子之喪(sang) 時，能不考慮今後大家離去，‘微言’分散，不利於(yu) 傳(chuan) 夫子之道嗎？所以說這時倡議纂輯《論語》，時機最為(wei) 成熟，匯集資料最為(wei) 方便。”見黃立振：《<論語>源流及其注釋版本初探》，《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

[⑧] 錢穆：《論語新解》“上編”之按語，三聯書(shu) 店，2002年，第1頁。

[⑨] 高培華：《卜子夏考論》，社會(hui) 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326頁。其實，《論語》字數應為(wei) 一萬(wan) 六千字左右。

[⑩] 楊朝明、宋立林主編：《孔子家語通解》，濟南：齊魯書(shu) 社，2009年，第578頁。

[⑪] 參見單承彬《論語源流考述》，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16頁；唐明貴《<論語>學的形成、發展與(yu) 中衰——漢魏六朝隋唐<論語>學研究》，中國社會(hui) 科學出版社，2005年，第23-28頁。

[⑫] 陳澧：《陳澧集》第2冊(ce)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4-167頁。

[⑬] 蔣伯潛：《諸子通考》，長沙：嶽麓書(shu) 社，2010年，第263頁。

[⑭] 同上書(shu) ，第238頁。

[⑮] 同上書(shu) ，第263頁。

[⑯] 李零：《簡帛古書(shu) 與(yu) 學術源流》，北京：三聯書(shu) 店，2004年，第298-299頁。

[⑰] 詳參陳桐生：《孔子語錄的節本和繁本——從(cong) <仲弓>看<論語>與(yu) 七十子後學散文的形式差異》，《孔子研究》2006年第2期。宋立林：《由新出簡帛<忠信之道><從(cong) 政>看子思與(yu) 子張之師承關(guan) 係》，《哲學研究》2011年第7期，及宋立林：《“儒家八派”的“再批判”》（台灣花木蘭(lan) 文化出版社，2013年）一書(shu) 相關(guan) 章節之論述。

[⑱] 《定州漢墓竹簡<論語>介紹》，載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定州漢墓竹簡《論語》》，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頁。

[⑲] 羅根澤：《戰國前無私家著作說》，載《古史辨》第四冊(ce) ，海南出版社，2005年，第7-40頁。馮(feng) 友蘭(lan) 也認為(wei) ，“私人著作是孔子時代之後才發展起來的，在他以前隻有官方著作。”參見馮(feng) 友蘭(lan) ：《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35頁。

[⑳] 張舜徽：《中國文獻學》，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4-26頁。

[21] 皇侃就將孔子弟子對《論語》的編纂稱之為(wei) “撰”，見前引《論語義(yi) 疏敘》。

[22] 馮(feng) 友蘭(lan) ：《中國哲學史》，《馮(feng) 友蘭(lan) 全集》第2冊(ce) ，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2頁。

[23] 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中華書(shu) 局，2012年版，第442頁。該文刊於(yu) 王元化主編：《學術集刊》第十七卷，上海遠東(dong) 出版社，2000年，第33-64頁。

[24] 狩野直喜:《<論語>研究的若幹問題》，載狩野直喜著，周先民譯《中國學文藪》，中華書(shu) 局，2011年，第112頁。

[25] 楊朝明：《<論語>首章與(yu) <孔子家語•屈節>篇——孔子政治命運悲劇的兩(liang) 個(ge) 詮釋》，龐樸主編：《儒林》第一輯，山東(dong) 大學出版社，2005年8月。

[26] 楊朝明：《新出竹書(shu) 與(yu) 〈論語〉成書(shu) 問題再認識》，《中國哲學史》2003年第3期。

[27] 楊朝明主編《論語詮解》，山東(dong) 友誼出版社，2012年，第324-325頁。

[28] 狩野直喜:《<論語>研究的若幹問題》，載狩野直喜著，周先民譯《中國學文藪》，中華書(shu) 局，2011年，第112頁。

[29] 同上。

[30] 比如，韓仲民先生《中國書(shu) 籍編纂史稿》（中國書(shu) 籍出版社，1988年）一書(shu) 對《論語》的成書(shu) 及其在編纂學史上地位就未予以充分的估量和評價(jia) ，將之視為(wei) “早期資料匯編”。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