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認為(wei) 有著十年“文革”記憶等感受的我們(men) 這一代學人中，不可能會(hui) 有什麽(me) “左派”主張出現，即使某些文章看去似與(yu) 所謂左氏係統有染，料必也不過隻是別種名號的主義(yi) 與(yu) 其思想偶然的部分交叉而已。直到今年在書(shu) 店翻到一本叫《視界》的雜誌時，才悚然意識到，自己真是錯了。於(yu) 是找書(shu) 上網，以補課的心情重新審讀。但實話實說，獲得的印象與(yu) 先前信手翻閱時並無太多不同，依然是西化的理論資源，浪漫的文化視角，“派性”的言說方式。

有論者在評論新左派與(yu) “自由主義(yi) ”的論爭(zheng) 時指出，“無論自由主義(yi) 還是新左派，都借用了西方的話語體(ti) 係，西方話語體(ti) 係的烙印比比皆是。”與(yu) 論者對此充分肯定有所不同，我認為(wei) 如果說自由主義(yi) 者們(men) 渾身西方烙印情有可原，新左派西方烙印渾身就有些難以理解了。自由主義(yi) 者是要以西方的方式解決(jue) 中國社會(hui) 中的問題，而新左派則是要以“反”西方的理論敘說，在全球化的洪水滔滔與(yu) 現代性的無遠弗屆中指點一條中國社會(hui) 發展的獨特道路，使現代性由單數的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變成複數的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ｉｅｓ。在《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yu) 現代性問題》中汪暉這樣追問：“有沒有偏離資本主義(yi) 的曆史形式而產(chan) 生的現代社會(hui) ，或者對現代化具有反思意義(yi) 的現代過程？”

這展現了作者的理論抱負和現實祈願，應該也是新左派思想結構中最具魅力和潛力的部分。如果他們(men) 也像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俄國民粹派一樣，有實踐其理想所需的社會(hui) 調查分析、政治文化戰略、以及“到民間去”的熱情與(yu) 勇氣，由於(yu) 中國社會(hui) 獨具特色的文化和“國情”，我相信此種努力能夠獲得的資源支持比當時俄國社會(hui) 所提供的會(hui) 多出許多，因此，其對西方中心主義(yi) 方法論和目的論曆史觀的反對，不僅(jin) 可使其獲得跟那批俄國貴族知識分子相媲美的理論名聲，同時，東(dong) 方式現代化還有可能成就出令中華民族額首稱幸的曆史功業(ye) 。

但新左派們(men) 是學院派和“雜誌人”。他們(men) 更感興(xing) 趣的似乎是思想的傳(chuan) 播而不是思想的深化。在近乎文化生產(chan) 的流程中，與(yu) 其責怪他們(men) 在采購異域學術原材料時缺少必要的審慎和警覺，不如自我解嘲：本土社會(hui) 問題之被納入他們(men) 的分析架構作為(wei) 一次不期而遇的慷慨邂逅，卻被預期為(wei) 一場美麗(li) 的約會(hui) 。因為(wei) 從(cong) 他們(men) 對中國現實和曆史的粗暴判讀可以分析出其理論的起點即不是中國的本土經驗，而是西方學院高頭講章裏的邏輯前題。“中國對社會(hui) 主義(yi) 的堅持並未妨礙下述結論：中國社會(hui) 各種行為(wei) ，包括經濟，政治和文化行為(wei) 甚至政府行為(wei) ，都深刻地受製於(yu) 資本和市場的活動；也不能簡單地將中國社會(hui) 的問題說成是社會(hui) 主義(yi) 的問題。”不是社會(hui) 主義(yi) 的問題，當然就是資本主義(yi) 的問題。汪對症下藥（“傳(chuan) 統馬克思主義(yi) 者關(guan) 注的階級、財產(chan) 權等問題並未消失”）則又讓人讀到了其“複數現代性”之標準答案：“毛澤東(dong) 的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是一種反資本主義(yi) 現代化的現代性理論。”往下的文字不僅(jin) 讓人產(chan) 生“龍種”與(yu) “跳蚤”的反差，還有對幾十年形成確立起的理性和常識的挑戰，令人直欲無言。還好，從(cong) 自由主義(yi) 者、新權威主義(yi) 者以及“中間派”等人對此均持異議看，理性和常識並不曾被顛覆。

我願意稍加討論的是汪暉“‘反現代的現代性理論‘是晚清以降中國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的命題。首先，它具有某種曆史事實的基礎，“中體(ti) 西用”作為(wei) 啟蒙與(yu) 救亡之外的社會(hui) 文化發展戰略，從(cong) 曾國藩、張之洞、馮(feng) 友蘭(lan) 、陳寅恪可謂一以貫之。其次，把它稱做“反現代的現代性理論”大可推敲；因為(wei) 這種表述理論上顯得相當的“依附”，更重要的則是與(yu) 中國近代史的實際經驗遊離疏遠。什麽(me) 叫“反”？民族的發展乃是一正麵的建設，是對自我生命的肯定和追求。理論倘不先立乎其大者，而汲汲於(yu) 話語的趨奇騖新，再升級換代也隻能是灰溜溜的缺少綠意。

非常可惜，這種轉換在新左派處是應該期待卻又難以期待的。論者發現其“除了引述福柯、利奧塔、阿明和華倫(lun) 斯坦等人的言論外，並未證明他們(men) 的論述與(yu) 中國曆史語境的相關(guan) 性”。這是因為(wei) 其問題原本就是從(cong) 西方語境中抽繹而出，並硬性地嵌入中國社會(hui) 中來的。如果說其與(yu) 主張按西方模式解決(jue) 中國問題的自由主義(yi) 間的爭(zheng) 論是五十步與(yu) 百步之異的話，新左派似乎更像是那位退百步者。也許我們(men) 不應對此太過指責，因為(wei) 其原本就不是要解決(jue) 中國的××問題，而隻是想在中國建立××主義(yi) 或××學派的支部或分部。

問題既來自西方，浪漫的文化視角自是不二之選。這是一種以進為(wei) 退的策略或姿態，因為(wei) 它既可緊握避重就輕的批判選擇權，又能演繹從(cong) 烏(wu) 托邦立論的花腔高音。法蘭(lan) 克福學派的社會(hui) 批判理論是以發達富裕的資本主義(yi) 為(wei) 批判對象而建立起來的，其理論從(cong) “本能結構”開始，沿“審美之維”擴展。作為(wei) 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自我完善自我更新之內(nei) 在機製和潛能的理論體(ti) 現，這種西方左派話語實際上是“正言若反”，即自由主義(yi) 主流意識形態的功能性補充。作為(wei) 馬克思主義(yi) 在當代西方的延續，它的啟發性固不可忽視，但如果直接就搬運到中國來操練，效果隻能是跟“後學”在中國的折騰一樣，弄得假作真時真亦假，在直把杭州作汴州的似是而非中，淮橘成枳。

汪暉寫(xie) 道：“在跨國資本主義(yi) 時代，新啟蒙主義(yi) 的批判視野局限於(yu) 民族國家內(nei) 部的社會(hui) 政治事務，特別是國家行為(wei) ；對內(nei) ，它沒有及時地把對國家專(zhuan) 製的批判轉向資本主義(yi) 市場形成過程中國家／社會(hui) 的複雜關(guan) 係的分析，從(cong) 而不能深入剖析市場條件下國家行為(wei) 的變化；對外，它未能深刻理解中國的問題已經同時是世界資本主義(yi) 市場中的問題，因此對中國問題的診斷必須同時也是對日益全球化的資本主義(yi) 及其問題的診斷。”言下之意十分顯豁：他是以超越“新啟蒙主義(yi) ”的批判域限來為(wei) 當代知識分子重塑輝煌的，即把對專(zhuan) 製的批判轉向對市場的批判，對“國內(nei) ”的批判轉向對“國際”的批判。毫無疑問，專(zhuan) 製／市場、“國際”／“國內(nei) ”需要麵對的問題所在多多，其間的主次、輕重和緩急雖可因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給出不同排序，但它們(men) 之間並不能互相掩蓋與(yu) 替代卻是事實和常識。吉登斯指出左派和右派的一個(ge) 共同之處就是用資本主義(yi) 概念去解釋太多的東(dong) 西。在中國，由於(yu) 出發點不同，右派贈給了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過多的榮光，左派則強加了過多惡諡。但這裏，我必須指出，新左派的四兩(liang) 撥千斤不僅(jin) 難免避重就輕避實就虛的討巧之譏，現實影響也更加糟糕；我認為(wei) 這是非常要命的。

以進為(wei) 退，實在有嘩眾(zhong) 取寵之嫌。因為(wei) 調子雖然越高，問題離得卻越來越遠；批評如此深化，終將淪為(wei) 批評的退卻和逃亡。我們(men) 無法否認當今世界的政治經濟秩序是由西方主導，遊戲規則也難稱絕對的公平正義(yi) ，就像國際法首先是出自海上殖民主義(yi) 者之間的協商一樣，多少向強勢力量傾(qing) 斜。所以，對“世界上三個(ge) 最富家族財產(chan) 超過４８個(ge) 窮國財產(chan) 之和”忿忿然表示抗議和譴責雖不能說有什麽(me) 不對（我非常崇敬這群朋友對於(yu) 弱勢群體(ti) 的關(guan) 注與(yu) 同情），但動輒就提天下三分之二的勞苦大眾(zhong) 什麽(me) 的，多少像作秀。如果我們(men) 無法像上帝一樣打爛世界重新設計，那麽(me) 除了與(yu) 狼共舞別無選擇。“真正的猛士敢於(yu) 正視淋漓的鮮血，敢於(yu) 直麵慘淡的人生。”何況相對於(yu) 全能國家，市場係統對人性要契合、親(qin) 近許多。《視界》一篇對轎車文明進行批判的文章認為(wei) ，以“私人轎車”的道義(yi) 性對抗“公家轎車”的特權，“淡化了私人與(yu) 私人之間的不平等。”文章說，“事實上，將私人同公家擺平之前，私人與(yu) 私人之間的不平已經更為(wei) 突出。”在他眼中私人與(yu) 私人之間的不平等，罪過在“市場”。殊不知，“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損有餘(yu) 以補不足的人之道，隻有在社會(hui) 產(chan) 品足夠豐(feng) 富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實施。市場誠然難說完美，但畢竟人類還沒在它之外找到更有效的資源配置平台。而對其脆弱規則的侵犯，首先應該就是來自坐“公家轎車”的“市長”如馬向東(dong) 者流（哪有不落實為(wei) “私人”的公家？）。同一文章還“警策”國內(nei) 購車族：你們(men) 消費汽車，實際上卻是被國外汽車廠商所消費。真不知這究竟是在寫(xie) 文章呢還是在被文章寫(xie) ！文化批判的避重就輕，以進為(wei) 退，這應該算是一個(ge) 不大不小的例證。

在討論全球化時，我認為(wei) 從(cong) 國家利益出發是一個(ge) 遠比文化批判要好的選擇，具體(ti) 切實。對致力於(yu) 民族複興(xing) 的我們(men) 來說，改革開放，融入世界曆史進程是邁出了關(guan) 鍵的一步。雖然前路如何走並不能完全相信某些自由主義(yi) 者的言之鑿鑿，但不能回到窮過渡、十年文革則是無可置疑的。所以，當讀到汪暉指責改革開放對“毛澤東(dong) 理想主義(yi) 的現代化方式”的放棄，使中國的現代化不再具有前此的“反現代性傾(qing) 向”時，我已不知道新左派與(yu) 老左派的區別究竟何在了。

“派性”的言說方式首先是指新左派是踩著敲打自由主義(yi) 的鼓點登台。其次指新左派在
學界有著相對最為(wei) 明顯的群體(ti) 特征：思想相對集中於(yu) 十數人；發表刊物相對固定；觀點互相征引發明；甚至知識背景（文學）也相對一致。對於(yu) 大半個(ge) 世紀都已沒有學派出現的中國來說，“派性”是應該鼓勵的；所以這第二點並無太多可議之處。值得一議的是其對自由主義(yi) 的批評。

從(cong) 八十年代知識界的努力與(yu) 國家的現代化目標吻合（雙方具有共識實在不是一件應予嘲諷的事）這一前提出發，汪文虛構了主流話語與(yu) 政府行為(wei) 在九十年代的共謀關(guan) 係後筆鋒一轉：“啟蒙知識分子作為(wei) 價(jia) 值創造者的角色正麵對深刻的挑戰，麵對資本主義(yi) 市場的現代過程本身的危機……蒼白無力。”他們(men) “保護私有產(chan) 權”的主張，“很容易變成保護特權階層的化公為(wei) 私和壟斷財富，”體(ti) 現著“中國知識界的集體(ti) 道德敗壞症”。因為(wei) “在這種版本的自由主義(yi) 中，民主是奢侈的，平等是罪惡，弱肉強食成了自由主義(yi) 的第一原則”（甘陽語）。相反，新左派則“試圖借助於(yu) 分析的馬克思主義(yi) 等西方理論提出問題”。

對這些文字的反駁澄清首先是自由主義(yi) 者們(men) 的事。我關(guan) 心的是這些文字現實中的意義(yi) 生成：一是對自由主義(yi) 者們(men) 所關(guan) 注問題之真實性的消解；二是對自由主義(yi) 者們(men) 工作所具道德誠信度的質疑。如果這種指控真是基於(yu) “嚴(yan) 肅”的義(yi) 理，有著意識形態上的信仰基礎，那麽(me) 新左派與(yu) 老左派本質上的相通就被坐實；如果不是，那麽(me) 秘密就隻可能存在於(yu) 話語權力的爭(zheng) 奪或曰文化市場的謀劃中。（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願望良好而在認知上出現失誤—從(cong) 其文采斐然、氣勢逼人看，似難成立。）根據其以破為(wei) 立的切入招式，以最壞的惡意揣測，前述兩(liang) 種情況中的後一種，可能比較最接近實際。

有人說：“１９８９年以來，尤其在１９９２年之後，知識界長期處於(yu) 所謂失語的狀態。”這種失語，可能主要是指改革開放以來的自由主義(yi) 主流話語（我實在不知道今日的新左派當時有誰自外於(yu) 這一主流）的低潮。整個(ge) 知識界麵臨(lin) 的尷尬是，言說的空間有限；可言說的問題也不多；再就是本土的文化資源在遭到幾乎是全盤的否定後，被重新審視。眾(zhong) 所周知，知識界是靠向社會(hui) 提供知識和理念獲取其生存的條件與(yu) 尊嚴(yan) 的。失語的恐慌迫切需要具備道德勇氣和理論創造力的智者勇者去克服超越。但風雲(yun) 際會(hui) ，陽錯陰差，打破沉寂的卻是新左派洋涇浜式的念、唱、做、打。

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學人，思想的靈感之源幾乎全在西方。西方的主流是自由主義(yi) ，既然它已“無地彷徨”，尋找的眼光當然隻能在非主流的學院派知識體(ti) 係如法蘭(lan) 克福學派、分析的馬克思主義(yi) 以及批判法學之類上麵鎖定了。於(yu) 是，從(cong) 邏輯理念而不是經驗感覺出發就在成為(wei) 新左派的敘述策略的同時，成為(wei) 他們(men) 的思維模式；對九十年代，八十年代乃至晚清、五四直至十年“文革”諸曆史文本的重構亦隨之次第展開。因為(wei) ，這樣削足適履是使其文化批判理順章成的內(nei) 在要求。由下意識的尋找到自覺不自覺的建構，由於(yu) 中國問題的複雜性（中國似乎是一切規則的例外），加上文化產(chan) 業(ye) 化的現實，新左派的思想在傳(chuan) 媒的推動和催化下，漸漸變得像模像樣了。不妙的是，其思想主張的“非中國性”甚至可稱“反中國性”（而不是什麽(me) “反西方性”），必然隨著其論證的展開而漸漸顯露出來。

如果不是發生有一場頗具炒作意味的與(yu) 自由主義(yi) 者的理論熱戰，我懷疑它是否會(hui) 擁有今日的萬(wan) 千風情。有人認為(wei) 這場爭(zheng) 論“表明中國的改革麵臨(lin) 方向性抉擇”，實屬放大鏡下的宏大敘事。在技術官僚主導的現代化進程中，人文知識分子位置在政治和市場的雙重邊緣化早已是不爭(zheng) 的事實。無聊緣於(yu) 無奈，但挑起一場口水仗的商業(ye) 性收獲不會(hui) 大，人文性損失卻不在小。
思想是需要尊嚴(yan) 的。“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能也。”問題也許部分地存在於(yu) 這裏：知識界自身是否確已深思熟慮出更好的補充性、替代性方案可以貢獻給中華民族複興(xing) 的偉(wei) 大目標？說實話，我真不知道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又有多少個(ge) 時代製高點是由人文學者所掌握著。新左派自是以批判理論相標榜；自由主義(yi) 也同樣自矜地聲稱“批判本身即目的”。批判固然是知識分子的天職，建設難道不同樣是知識分子的使命？建設，就要有可操作性。九十年代學界的興(xing) 趣已多從(cong) 形上思辨轉向了經濟、政治、法律諸“社會(hui) 科學”，這是一種積極的動向或態勢。唯其向現實貼近，責任倫(lun) 理的意識更有加強之必要。否則，競躁以為(wei) 進，矜異以為(wei) 高，滿足於(yu) 在戲台後邊的相互喝彩或聒噪，終不免如春鳥秋蟲然，自鳴複自止。

本文是把新左派作為(wei) 當代中國思想界的一個(ge) 麵相來評析和期待的。一位參與(yu) 德國社會(hui) 民主黨(dang) 《基本綱要》起草的西方左派承認，“我們(men) 已經很難清晰地描繪出世界和社會(hui) 的變化，社會(hui) 民主黨(dang) 本身也發現自己正處在這種兩(liang) 難困境之中”。托尼•布萊爾在談到同樣的問題時說，“老左派抵製這一變遷，新右派則任其發展。而我們(men) 應該駕馭這一變遷使其達致社會(hui) 的團結與(yu) 繁榮。”與(yu) 歐洲相比，中國的麵目應是更難定義(yi) 。解釋的焦慮有如夢魘，因為(wei) 任何地方也沒有現成的理論可照搬套用。對知識界來說，這是挑戰和機會(hui) ，更是義(yi) 務和責任。偶然也好，必然也罷，新左派給出了自己的解讀，雖很不盡人意，但我們(men) 至少應該感激它率先做出了從(cong) 整體(ti) 上對問題進行把握的嚐試。對照布萊爾的描述與(yu) 選擇，我們(men) 的學界是否也應有所反思和自覺，使自己的努力有機有效地融入到中國式現代性的建構之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