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與(yu) 當代憲製諸論平議

作者：秋風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中國法律評論》2016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三月十四日壬申

           耶穌2016年4月20日

在中國認真地思考憲政，就不能不重新思考“憲製” “憲政”概念本身。如果曆史沒有終結，那思想當然也沒有終結。西方人在過去幾百年間對憲政的思考豐(feng) 富了人類對政治、對憲政的理解，但顯然這不是真理，更不是真理的全部； 中國的憲政思考者為(wei) 什麽(me) 不能對人類進一步理解政治和憲政，有所貢獻呢？

政體(ti) 至關(guan) 重要，但對優(you) 良治理而言，政體(ti) 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人是複雜的，人是以其全體(ti) 而不是以其局部參與(yu) 人際互動的，欲尋求良好秩序，也就必須關(guan) 照人之全體(ti) ，而不能隻關(guan) 注一個(ge) 麵向。儒家義(yi) 理最可貴之處在於(yu) ，看到了人的複雜，其秩序思考視野寬闊，從(cong) 一切可能的角度尋求優(you) 良治理。如孔子之言，儒家既重視製度設計，也重視人倫(lun) 教化；既規範人的行為(wei) ，更引導人們(men) 向善之心。

盡管已有百餘(yu) 年探索，中國迄今仍未建立具有充分正當性且穩定之現代憲製，一個(ge) 急劇擴大的中國之良好社會(hui) 治理模式尚待成型。因而人們(men) 都相信，現有憲製必將發生重大變化，執政黨(dang) 的全麵深化改革其實也是一次憲製變革。學界為(wei) 此而提出多種憲政論說，已有學者做過細致綜述、本文將從(cong) 儒家憲政立場，對其中四種主要派別，即啟蒙憲政派、社會(hui) 主義(yi) 憲政派、民國憲法派、蔣慶先生的儒教憲政派，略作評述。

評啟蒙憲政派

在各種憲政論說中，最難評論的是啟蒙憲政派，因為(wei) 其對憲製幾乎沒有認真的理論思考和係統論述。

一百多年來，啟蒙憲政論者所做的主要工作是宣傳(chuan) 常識，即啟蒙。他們(men) 認為(wei) ，關(guan) 於(yu) 憲政，真理已經誕生了。而且，自由憲政在英國、美國運轉得那麽(me) 好，洛克、盧梭和美國立憲者們(men) 的書(shu) 就在那兒(er) ，隻要憑著這些現成的常識，憑著憲政國家現成的製度，就可以在中國建立憲政製度。我們(men) 根本沒有必要思考，隻需要宣傳(chuan) 、照著常識做即可。對於(yu) 任何認真的思考，啟蒙憲政派都投以狐疑的目光，因為(wei) ，思考即意味著可能偏離他們(men) 心目中的真理。

正是這種心態，讓啟蒙憲政論者所期待的憲政觀念進入中國上百年，卻沒有一部像樣的憲政理論著作。中國產(chan) 生了一代又一代以“自由主義(yi) ” 標榜自我的知識分子，而很少見自由主義(yi) 思想家。檢視20世紀的中國，在各思想流派中橫向地比較，自由主義(yi) 之思想成就最低。

吊詭的是，也許恰恰因其沒有理論，隻有所謂的常識，故在各種憲政論說中，啟蒙憲政派的影響似乎最大。因為(wei) ，這種常識性論說，清晰、簡單，又切合中產(chan) 階級對中、西關(guan) 係的想象，最適合公眾(zhong) 媒體(ti) 的傳(chuan) 播，從(cong) 而塑造了相當強大的輿論傾(qing) 向。

這一點是令人憂懼的。如何僅(jin) 憑所謂的憲政常識，建立起可穩定運轉之良好政製？這些憲政常識，是對西方現成憲製最為(wei) 粗疏的描述，比如人們(men) 經常掛在嘴邊的民主選舉(ju) 或三權分立。照此嚴(yan) 重走樣的藍圖，是根本無法進行憲製構建的。

啟蒙憲政派也從(cong) 來拒絕思考另一個(ge) 重大問題：即便西方憲製很好，比如，憲製在美國確實是非常良好的製度，其在中國一定能正常運轉嗎？啟蒙憲政派似乎相信，這根本就不是問題。就此而言，他們(men) 比馬克思主義(yi) 的普遍主義(yi) 信念更為(wei) 徹底、堅定，因而完全忽略不同國家的曆史傳(chuan) 統、社會(hui) 文化結構對其政製之約束。

啟蒙憲政派之所以在知識上懶惰、道德上充滿激情，因為(wei) 他們(men) 是曆史終結論的忠實信奉者。宣告曆史終結的福山給了他們(men) 自信，相信曆史必然終結於(yu) 自由民主製度，而西方已有這套製度，故中國曆史必將終結於(yu) 引入西式製度之時；這是曆史的必然，而曆史必將勝利。正是這種信念讓自由啟蒙憲政論者麵對其他憲政論說，充滿道德優(you) 越感，也充滿曆史必勝的激情。

啟蒙憲政論者是“熱心腸”的人，急切地希望中國曆史立刻終結，進入政治的天堂。然而，這種道德激情究將帶來什麽(me) ，無人知曉。鑒於(yu) “文革”之狂熱激進，80年代以來的自由主義(yi) 者對20世紀中國激進傳(chuan) 統曾有所反思，比如，李澤厚提出“告別革命”，朱學勤嚴(yan) 厲批判法國式激進主義(yi) 思想和政治傳(chuan) 統，並推動自由主義(yi) 思想的英國轉向，因而有伯克開創、美國人發揚之保守主義(yi) 思想引入，具有濃厚保守色彩的蘇格蘭(lan) 道德哲學也有一定市場。然而，差不多是同樣一群人，當討論中國憲製轉型時，卻幾乎完全忘記了保守主義(yi) 。追求曆史終結的激情本身是不是正出於(yu) 激進心態？

啟蒙憲政派如欲其理論付諸實踐，且避免20 世紀出現過的日益激進化，恐怕需要從(cong) 曆史終點稍微退後幾步，進入活生生的曆史過程當中。具體(ti) 而言，啟蒙憲政論者應當超越傳(chuan) 播所謂常識的膚淺，腳踏中國大地，就其所向往的憲政製度在中國之實現作認真、深入、細致的思考：

首先，啟蒙憲政論者應當深入西方憲政理論和實踐，尤其是回溯其源頭，透過紛繁複雜之各國憲政製度，思考憲政之基礎性原理。最簡單的事實是，不存在籠統的“西方憲政”，現實中隻有曆史地形成的美國憲製、法國憲製、英國憲製等；其製度也大不相同，所謂“三權分立”隻是美式憲製而已，且此描述極不準確，至於(yu) 英國、法國並非如此。

顯然，中國不可能學習(xi) 西方各國現成憲製，而隻能取其憲政之“義(yi) ”，自行鑄造憲製。欲得其義(yi) ，即應超越具體(ti) 製度，探究憲製之義(yi) 理； 而這需要研究各國憲政發生學曆史， 研究思想、觀念與(yu) 曆史之互動。

其次，如何鑄造中國憲政之架構、製度？啟蒙憲政論者需要進入中國脈絡，思考得之於(yu) 西方的憲政之義(yi) 實現於(yu) 中國之製度形態。所謂中國脈絡，既有中國之現實，亦有中國之曆史文化，兩(liang) 者互為(wei) 一體(ti) 。不能沉迷於(yu) 設計好的憲政製度，而必須在中國、為(wei) 中國人設計好的憲政製度。唯有如此發心，憲政製度才有可能正常運轉於(yu) 中國，否則，憲法文本寫(xie) 得再漂亮，也無意義(yi) 。

比如，按自由主義(yi) 理論來衡量， 1923年《中華民國憲法》非常好，但是這部憲法，沒有發生一丁點作用。墨西哥、菲律賓等國基本上照抄美國憲法，其憲法文本極為(wei) 漂亮，但沒有人會(hui) 說，這些國家的人民得到了還算滿意的社會(hui) 秩序。

因此，啟蒙憲政派若要有生命力，就應從(cong) 啟蒙的天空降落到文明的大地，隻有在大地上，人才能思想，觀念才有活的生命力。

評社會(hui) 主義(yi) 憲政/憲政社會(hui) 主義(yi) 派

現代中國有豐(feng) 富的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和政治傳(chuan) 統：從(cong) 清末開始，歐美社會(hui) 主義(yi) 思潮傳(chuan) 入中國，且迅速為(wei) 人青睞。康有為(wei) 與(yu) 孫中山雖然政見不同，形同水火，兩(liang) 人都是社會(hui) 主義(yi) 者；梁啟超、張君勱、張東(dong) 遜、梁漱溟、錢穆等在現代中國有重大影響的思想人物，基本上都是社會(hui) 主義(yi) 者。可以這樣說，在20世紀上半期的中國思想界，要找個(ge) 非社會(hui) 主義(yi) 者，還真不大容易。即便那些後來的非社會(hui) 主義(yi) 者，其在思想和政治曆程中，差不多也都有過社會(hui) 主義(yi) 時期 。

中共的情形比較複雜。當然，中共內(nei) 部始終存在不同思想路線，大約有兩(liang) 種路線：一種是教條主義(yi) 者，試圖把書(shu) 本上理想或者蘇聯的政策、製度，照搬到中國。另一種則帶有較為(wei) 顯著的中國化取向，自鄧小平以來，中共在相對開放的環境中，在社會(hui) 主義(yi) 中國化方向上進行了廣泛探索，形成了一種混合體(ti) 製。

正是中共之自身轉型，讓學界得以認真地社會(hui) 主義(yi) 憲政/憲政社會(hui) 主義(yi) 的可能路徑。不管這是學者心目中的社會(hui) 體(ti) 製演變之終點，還是誘導中共進一步轉型之中間環節，若中共果能循此轉型，自是中國之福。

應該說，在各種憲政論說中，此派實踐機會(hui) 最大。然而，今日社會(hui) 主義(yi) 憲政/憲政社會(hui) 主義(yi) 存在顯著的理論“短板”：它把穩定政治秩序僅(jin) 奠基於(yu) 外來的現代意識形態，而幾乎完全忽視其自身的文明根基。這一特點嚴(yan) 重製約社會(hui) 主義(yi) 憲政/憲政社會(hui) 主義(yi) 之理論的說服力和實踐可能性。

原因很簡單：社會(hui) 主義(yi) 的關(guan) 鍵詞是“社會(hui) ”，這是有別於(yu) 共產(chan) 主義(yi) 之處。共產(chan) 主義(yi) 訴諸鐵的曆史規律，為(wei) 此而致力於(yu) 通過先鋒隊發動革命，曆史將終結於(yu) 所有人沒有任何文化屬性、普遍均質之天堂。社會(hui) 主義(yi) 則是反曆史終結論的，紮根於(yu) 社會(hui) ，麵向最普通的大眾(zhong) 。脫離社會(hui) ，何來社會(hui) 主義(yi) ？那麽(me) ，“社會(hui) ”是什麽(me) ？社會(hui) 是人的有機聯合；重要的是“有機”，人們(men) 有共同的信念和話語，有休戚與(yu) 共之情，而樂(le) 意共同生活，相互扶助，此為(wei) “有機”。

故在歐洲，社會(hui) 主義(yi) 思想、製度和政策均有深厚的基督教基礎，主要社會(hui) 主義(yi) 政黨(dang) 常冠以“基督教”之名。基督教塑造了歐洲民眾(zhong) ，社會(hui) 主義(yi) 則表達了信奉基督教的歐洲下層民眾(zhong) 之社會(hui) 政治訴求。社會(hui) 主義(yi) 之所以在歐洲各國紮根，長期在政壇上有巨大影響力，正因為(wei) 其立基於(yu) 歐洲民眾(zhong) 的基督教信仰。總之，社會(hui) 主義(yi) 是有曆史感的，有文化情懷的。

在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作為(wei) 解決(jue) 社會(hui) 問題的政治綱領，其所瞄準的社會(hui) 是什麽(me) ？它的精神聯結紐帶是什麽(me) ？遺憾的是，社會(hui) 主義(yi) 憲政/憲政社會(hui) 主義(yi) 派學者似乎從(cong) 未認真思考過這些問題，甚至無此問題意識。他們(men) 情不自禁地加入啟蒙派反中國文化的喧囂中，錯誤地以為(wei) 中國傳(chuan) 統妨礙其社會(hui) 主義(yi) 憲政/ 憲政社會(hui) 主義(yi) 之實現。如此心態及由此心態導致的理論浮薄，使社會(hui) 主義(yi) 憲政/憲政社會(hui) 主義(yi) 派的理論脫離社會(hui) ，罔顧民眾(zhong) 福祉，隻不過是知識分子想象出來用以實現自己政治理想的權宜之策而已。

如果社會(hui) 主義(yi) 憲政/憲政社會(hui) 主義(yi) 者對自己的主張是真誠的，願將其作為(wei) 一種可信賴的憲政方案堅持下去，那就需要給其政治思考安置一個(ge) 社會(hui) 的、文化的、精神的底座。這個(ge) 底座是現成的，問題僅(jin) 在於(yu) ，他們(men) 是否願意對接。

由前文所列現代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者之長名單可見，大多數現代儒者是社會(hui) 主義(yi) 者。要知道，當時各種現代意識形態都已出現，且傳(chuan) 入中國。這說明，在各種現代意識形態中，儒家確實偏愛社會(hui) 主義(yi) 。原因在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諸多政策主張有仁愛傾(qing) 向，較為(wei) 關(guan) 心弱者，相對而言，最為(wei) 合乎儒家義(yi) 理。

這一事實有沒有可能推動當代大陸的社會(hui) 主義(yi) 憲政/憲政社會(hui) 主義(yi) 者轉向儒學？毫無疑問，社會(hui) 主義(yi) 者要在中國文明中尋找自己的根基，隻能進入儒家。法家、道家、中國佛教，都難做備選。法學隻論政刑，不問人心；道家求我身心之逍遙；佛家求內(nei) 心之解脫，皆缺乏公共的、製度的關(guan) 切。儒家則整全圓融。

兩(liang) 千多年來，儒家持續地教化中國人，國人的生命傾(qing) 向、行為(wei) 方式大體(ti) 上是由儒家塑造的，因此，中國社會(hui) 大體(ti) 上是儒家社會(hui) 。故而，在中國的社會(hui) 主義(yi) 者就不能不肯定儒家，認同儒家。隻有通曉儒家，才能理解中國人，也才能理解中國社會(hui) ，社會(hui) 主義(yi) 才與(yu) 中國的民眾(zhong) 相關(guan) 、相切。若不能理解儒家，也就難以理解社會(hui) ，更不可能引領社會(hui) ，所謂憲政也就是空中樓閣，不可能穩定建立和正常運轉。

若以儒家義(yi) 理構築其社會(hui) 主義(yi) 政治秩序的文明根基，社會(hui) 主義(yi) 憲政/憲政社會(hui) 主義(yi) 派或可有相當廣闊的前景。首先，這可以極大地豐(feng) 富其理論資源，尤其是指引其理論思考之方向。

中國人期待的社會(hui) 是什麽(me) 模樣？

什麽(me) 東(dong) 西是最重要的？

什麽(me) 需要社會(hui) 來做？什麽(me) 需要政府來做？

社會(hui) 主義(yi) 關(guan) 心弱者，可是在中國社會(hui) 中，人們(men) 究竟是如何看待富貴與(yu) 貧弱的？

富貴者可以對貧弱者做些什麽(me) ？弱者希望得到什麽(me) ？

這些對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來說至關(guan) 重要的問題，若沒有文化自覺，是不可能準確作答的。惟有準確作答，社會(hui) 主義(yi) 憲政/憲政社會(hui) 主義(yi) 理論才是可行的。

實際上，在儒學圈中，有人在另一方向上從(cong) 事與(yu) 此相關(guan) 的工作， 從(cong) 理論上會(hui) 通儒學與(yu) 馬克思主義(yi) 。應該說，這一知識工作的難度極高，但儒學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卻大可以會(hui) 通。

筆者曾提出，作為(wei) 轉型的一個(ge) 環節，完全可從(cong) “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轉向“中國社會(hui) 主義(yi) ”，以儒學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之根基，經由儒學，尤其是仁之精神啟發，中國人也完全可以發展出超越福利分配關(guan) 切、富有人文精神的社會(hui) 主義(yi) 理論和製度體(ti) 係，主要關(guan) 注政治製度設計值社會(hui) 主義(yi) 憲政/憲政社會(hui) 主義(yi) ，在此框架內(nei) 自有用武之地。

評民國憲法派

近年來，開始有人重視民國憲法傳(chuan) 統。中華民國憲製曆經複雜變化，簡單地說，早期憲法多以抄襲西方為(wei) 主，不論是《中華民國約法》，還是北洋政府主導的1923年《中華民國憲法》。但孫中山先生晚年有道統自覺，堅持五權憲法構想，最終落實於(yu) 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

這一憲法構想立足道統，麵對現實，製度構想則保持開放。首先，中國是一個(ge) 超大規模的政治體(ti) ，國民大會(hui) 因應於(yu) 這一事實而設計。每縣選舉(ju) 一位代表，人數眾(zhong) 多，確不能成為(wei) 有效議事之議會(hui) 機構，但有其特殊的政治象征意義(yi) ，可以形成政治凝聚力。在共和替代君主製之後，國民大會(hui) 實具有讓人民扮演君主角色的某些功能。至於(yu) 治權設計，孫中山先生對傳(chuan) 統製度予以創造性轉換運用，設計了考試院和監察院。學習(xi) 西方憲製之三權分立，設計另外三院。

就立意和憲製設計而言，這一憲法方案是中道的：一方麵凸顯中國文明之主體(ti) 性，站在中國文明框架內(nei) 從(cong) 事憲法設計；另一方麵又本於(yu) 吾國文明好學之精神，引入西人行之有效的憲製安排，以使天下為(wei) 公原則更好落實。它本來有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之可能。但1947年憲法定案之時，政局已劇烈動蕩，隨後是內(nei) 戰和兩(liang) 岸分治，故此憲法未能在全中國範圍內(nei) 穩定實施，而局促於(yu) 台灣一地。

由此導致此憲法方案之基礎性製度即國民大會(hui) 製度，無法正常運作：其構成人員與(yu) 實際統治區域完全脫節，故台灣地區在解除戒嚴(yan) 之後很快廢除國民大會(hui) 。而這就抽空了五權憲法之基礎。同樣是因為(wei) 局促於(yu) 台灣，政治與(yu) 文化之間嚴(yan) 重脫節，考試院和監察院的功能無從(cong) 發揮。經過曆次修憲，五權憲法逐漸退化為(wei) 三權分立憲製，孫中山先生構想之中國憲製方案支離破碎，而隨著台灣在精神上的迷茫，其憲製變革也喪(sang) 失方向，民主政治日益劣質化。

但無論如何，國民大會(hui) 加五院製的憲製方案具有文明自覺，成為(wei) 了真正的憲法，並曾實施過。因而，它值得認真對待。尤其是，孫中山先生之憲法思考方式，乃其立憲之道統自覺，為(wei) 立憲者樹立了典範。的確，學者的觀念可以天馬行空，但沒有道統自覺，談何立憲？

評儒教憲政派

在20世紀思想、學術或政治領域中，儒家都不曾是主流，各種現代意識形態浪潮及其激發之政治池湧而至，但儒家不死。在百姓日用中，儒家固然活著；即便在政治中，儒家觀念也頑強地存留著，比如，孫中山先生之憲法思想。相對而言，比較糟糕的是學術界，儒學變成哲學，甚至變成哲學史。

蔣慶先生提出政治儒學，如平地驚雷，改變了儒學自我設限的狹窄格局，拓寬了儒學研究的領域，恢複了儒學論域之完整，讓儒學得以切入中國進程之核心議題，從(cong) 而引導儒學圈之外的學者陸續進入儒學，起碼重視儒學的論述。因而，在現代儒學發展史上，蔣慶先生是極為(wei) 重要的人物。

不過，蔣慶先生之儒教憲政論卻存在諸多根本難題。首要難題是，儒教何以成立？蔣慶先生之儒教論，直接承繼康有為(wei) 之孔教論，而孔教大體(ti) 上是模仿基督教，試圖建立建製化教會(hui) ，以在西式憲政建立之後，實施普遍教化。但康有為(wei) 麵臨(lin) 的最大問題是， 孔教之神何在？

當然， 作為(wei) 神教，孔教之成立也需創教者受神啟而有懾服信眾(zhong) 之人格，而康有為(wei) 沒有，接受了儒家教育的人士也很難有。筆者並曾撰文分析，儒家在曆史上從(cong) 來就不是神教，而是文教，自然難以在今天以神教方式重建。7蔣慶先生的儒教主張，恐難有成效。

即便儒教能夠成立，如何兼容於(yu) 憲政？蔣慶先生主張成立中國儒教會(hui) ，實施教化；又主張此教會(hui) 與(yu) 其他宗教組織“不是平麵的平等關(guan) 係…… 擁有其他宗教組織沒有的政治、經濟、文化、組織方麵的特權” 。無論如何論證，這一設計都難為(wei) 其他教會(hui) 所接受。

蔣慶先生設計了完備的憲製方案：以虛君共和為(wei) 國體(ti) 形式，以國體(ti) 院、通儒院、庶民院三院製為(wei) 其議會(hui) 形式，又有太學監國製為(wei) 其監督形式。這套體(ti) 係以超越神聖合法性、曆史文化合法性、人心民意合法性之三重合法性為(wei) 其義(yi) 理基礎。

由此可以看出，蔣慶先生之思路極為(wei) 開闊，思維又極為(wei) 縝密。不過，恰恰是構建如此完備的憲製方案之思路本身，在儒家政治思想傳(chuan) 統中較為(wei) 罕見。當然，不是沒有，儒家思想傳(chuan) 統中有周官或曰《周禮》傳(chuan) 統。《周禮》是完備的政體(ti) 設計方案，王莽、北周武帝、王安石都對周禮有濃厚興(xing) 趣，並部分地以周禮方案改製。但是，這些努力似乎都沒有什麽(me) 結果。從(cong) 根本上說，在儒家思想譜係中，周禮之道屬於(yu) 偏門。

蔣慶先生的政治儒學以春秋公羊學為(wei) 本，然而，董仲舒之推動漢武帝更化改製，並未全盤設計一套新憲製，董子對武帝三策，蘊含著深微的更化立憲之道，或曰“第二次立憲”之道。

針對蔣慶先生之儒教憲政論，筆者提出儒家憲政論，即將形成之中國憲政的基礎，不是試圖神教化之儒教，而是作為(wei) 文教之儒家。曆史上，中國政治之基礎向來是儒家文教，未來也會(hui) 如此。兩(liang) 千多年前董子提出的更化方案，首要是興(xing) 學，即興(xing) 起文教。今日更可借國民教育體(ti) 係解決(jue) 國民之普遍教化問題，而又不至於(yu) 引發與(yu) 各種宗教之衝(chong) 突。文教中國更可樹立天下秩序之典範，啟示人類解決(jue) 宗教衝(chong) 突之出路。儒家若神教化，實為(wei) 買(mai) 櫝還珠，且可能引發不必要的爭(zheng) 議，妨礙儒家於(yu) 今日之持續複興(xing) 。

儒家憲政論之心誌

上麵列舉(ju) 當代中國幾種較為(wei) 重要的憲政學說。憲製構想已如此之多，儒家憲政論意欲何為(wei) ？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儒家憲政論未提出具體(ti) 憲製方案，我們(men) 闡述了一些基本原則，也不斷地回到曆史，總結傳(chuan) 統中國之治理模式，但並未就當下中國所需要之憲製提出完備方案。這是儒家憲政大不同於(yu) 以上各種憲政學說之處，包括與(yu) 蔣慶先生儒教憲政論大不相同之處。

這是有意為(wei) 之。毋寧說，儒家憲政論旨在發出一個(ge) 呼籲，表達一個(ge) 期望，貢獻儒家式憲政思考方式，而期望其為(wei) 當下中國之一切憲製思考者和實踐者分享。質言之，呼籲憲政之文明自覺，呼籲憲政思考者和憲製設計者在文明框架中思考憲政，構建憲政製度。

其實，這本應是常識。健全政製總生成於(yu) 文明中，並以護持文明之成長為(wei) 己任。經曆過20 世紀中期的激進革命之後，不少中國精英羨慕英、美之所謂保守主義(yi) ，保守主義(yi) 之精義(yi) 正在於(yu) 保守自家文明，英國憲政正是在英國文明中生長出來的。美國同樣如此。脫離自身文明，不可能有良好政製，脫離文明而設計的政製常掀起暴政，最終導致憲製與(yu) 文明兩(liang) 敗俱傷(shang) 。

然而在中國，言必稱英、美者轉而討論中國憲政時，總是無視，甚至厭惡中國文明，英國的保守主義(yi) 在他們(men) 那裏變成保守西方文明。即便20 世紀中期之激進破壞仍不足以將其從(cong) 百年中國精英之心病中喚醒。與(yu) 西方相遇時的失敗讓現代中國政治精英及知識分子相信，中國的思想、觀念、製度已不足以支撐中國在現代世界的生存和發展。立憲的前提是走出中國文明，立憲就是中國憲製之歐美化。可以說，過去一百年中主流的憲政思想均有去中國化傾(qing) 向，隻不過程度有所不同，而取法歐美之方向有所不同，比如有的取法德法，有的取法蘇俄，有的取法美國。

其結果是， 憲製始終在文明之外， 最好的情形是，憲製根本沒有效力。比如，1923年北洋政府時期的《中華民國憲法》，許多知識分子今天說，那部憲法相當完美，現代憲法即西方憲法的全部內(nei) 容都包含其中了，然而它與(yu) 中國人的生活根本不能發生關(guan) 係。

最可怕的情形是，精英們(men) 製定的各種看起來頗為(wei) 先進的憲製，常嚴(yan) 重破壞文明，如20世紀中期所建立的蘇俄憲製。當然，這樣的憲法注定其不能長久維持，被迫不斷修訂，以遷就文明。立憲者無視文明的結果是，作為(wei) 文明之主要承載者的民眾(zhong) 與(yu) 憲法兩(liang) 相分隔；而憲法與(yu) 民眾(zhong) 為(wei) 敵的結果是，憲法無法保持穩定。

此一曆史經驗提出一個(ge) 十分重大的憲法元理論問題：

即便中國文明如精英們(men) 所說的那樣不堪，作為(wei) 憲製思考者和立憲者該當如何？

鏟除文明，爾後建立精英們(men) 所心儀(yi) 之憲製？

有曆史作證：20 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革”狂潮，國家政權對中國文明發動史無前例的破壞運動，目的當然是建立其認為(wei) 現代而先進的政治社會(hui) 製度。然而，此種做法，除了破壞的瘡痍，並無所得，連“文化大革命”的發動者也沒有得到其所希望的。

更何況，中國文明遠非文化激進主義(yi) 者所設想的那樣不堪。事實上，在全球後發國家中，儒家文化圈國家在各方麵的表現都是非常卓越的，包括政治方麵，比如，1947年《中華民國憲法》雖已殘破不堪，畢竟付諸實施，且維持了尚算穩定的政治秩序。

儒家憲政論對現有各種憲製構想持開放態度，並願與(yu) 之對話，隻是呼籲所有構想者以及可能的立憲者，在思考和實踐時有文明的自覺，即自覺地在中國文明框架中構思憲製方案。脫離中國文明追求憲政終究是徒勞的；無視中國民情，憑空設計之憲製不可能正常運轉；為(wei) 了建立所謂憲政製度而破壞中國文明，必定是極權主義(yi) 暴政。在中國文明框架中構築憲製不僅(jin) 是道德的，也是可行的。經曆百年政治曲折之後，憲政思考者和實踐者首當有自我反思意識，節製文化激進主義(yi) 衝(chong) 動。非如此，不足以談憲政。

儒家憲政論也表達一個(ge) 期望，期望中國精英群體(ti) 有世界曆史的主體(ti) 國家之自覺，致力於(yu) 憲政思想和製度之創發。

中國人早在四千多年前就建立了穩固的政治共同體(ti) ，並基本保持連續性，其時的主要觀念仍活生生地存於(yu) 今日現實中，這大約是全世界獨此一家。至關(guan) 重要的是，由於(yu) 某些獨特的因素，中國在漫長的曆史過程中持續發展，成為(wei) 人類有史以來規模最大、凝聚力強的政治共同體(ti) ；同樣重要的是，中國人曾構建天下秩序，中國人的思想和觀念廣泛傳(chuan) 播，即便在今日西方世界的思想和政治中，也清晰可見。

縱觀人類曆史，同時具備漫長而連續、超大規模、廣泛影響三個(ge) 特征的政治體(ti) ，絕無僅(jin) 有，中國始終是世界曆史之主體(ti) 民族。近世中國之低落，放到四五千年中國文明曆史中，不過是反複出現的興(xing) 衰起伏之最新一輪而已，中國文明的曆史還在繼續，且注定了將在全世界產(chan) 生重大影響。

這是一個(ge) 基本曆史事實，今日中國憲政思考者、立憲者理應注意這一事實，具有憲政思想之創造的自覺。孫中山先生有此自覺：

“我們(men) 國民黨(dang) 提倡三民主義(yi) 來改造中國，所主張的民權，是和歐美的民權不同。我們(men) 拿歐美已往的曆史來做材料，不是要學歐美，步他們(men) 的後塵；是用我們(men) 的民權主義(yi) ，把中國改造成為(wei) 一個(ge) “全民政治”的民國，要駕乎歐美之上。”

正是基於(yu) 世界曆史的主體(ti) 民族之角色自覺，孫中山先生在流俗的三權分立憲製之外，創發國民大會(hui) 、 五權憲法。

這不是自負，而是麵對現實擔負責任。漫長而連續的曆史意味著現代憲製設計不能不自覺地與(yu) 傳(chuan) 統憲製保持連續。超大規模則意味著，歐美各國之憲製，均不足以給中國帶來優(you) 良治理，因為(wei) 其規模遠小於(yu) 中國，中國要比它們(men) 複雜得多。

從(cong) 《聯邦黨(dang) 人文集》可見，當年美國立憲者就是因為(wei) 北美十三州的規模難題，而放棄民主製，致力於(yu) 構建共和製。具有廣泛影響則意味著，中國人在設計憲製時，不僅(jin) 需要解決(jue) 中國自身的優(you) 良治理，同時也應為(wei) 人類通往優(you) 良治理尋找新路，《聯邦黨(dang) 人文集》第一篇中美國立憲者同樣表達了這樣的抱負。

為(wei) 此不能不作思想之創發。也就是說，憲製思考者和立憲者絕不能滿足於(yu) 做西方憲製及其思想之小學生，而應樹立主體(ti) 意識。這絕不意味著封閉，相反，隻有樹立起主體(ti) 性，才有可能展開真正自主的學習(xi) ，旨在提升自己的學習(xi) ，知所取舍的學習(xi) ，而不是盲目而懶惰的照抄。

在中國文明框架中思考之要義(yi) 是，運用儒家式思考方式，以治道思考憲政，具體(ti) 而言，有以下兩(liang) 點：

擺脫曆史終結論，循損益更化之道

由於(yu) 一神教背景，歐美現代思想始終有曆史終結論傾(qing) 向，編織了種種曆史終結論的曆史和政理論；又由於(yu) 連續地敗於(yu) 歐美，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從(cong) 誕生起，就以曆史終結論為(wei) 其主要信念，在今日中國，知識分子及其所影響的精英們(men) ，尚未完全走出馬克思版本的曆史終結論，又一腳跌入福山版本的曆史終結論。

上文所說兩(liang) 種憲政論，社會(hui) 主義(yi) 憲政和自由民主憲政都有強烈的曆史終結論色彩。他們(men) 相信，西方意識形態，社會(hui) 主義(yi) 或者自由主義(yi) 就是政治的真理，真理必將一統全世界；中國人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按照這個(ge) 真理在中國建立憲製，一旦此憲製建成，困擾中國的一切問題都可解決(jue) ；中國在政治上進入人間天堂，曆史也就終結了。

波普（Karl Popper)對馬克思版本的曆史終結論的批評完全適用於(yu) 福山版本，曆史終結論的問題在於(yu) 完全排除了人，沒有注意到人的複雜、多變和主動，因而輕信政治中竟有真理，把政治簡化為(wei) 認識和傳(chuan) 教問題。這樣的政治必定是神話的、反政治的，忽視德行和製度對良好政治的重要意義(yi) 。一旦進入現實政治中，幼稚、膚淺而充滿自信，以全盤破壞的激進主義(yi) 麵目出現，隻有破壞而難有建設。

歸根結底，政治是屬人的，而人是活生生的，且必犯錯，因而政治必定是曆史的，在具體(ti) 情境中、在實踐過程中展開； 政治的好壞取決(jue) 於(yu) 人的努力，不應期待可以終結曆史的完美憲製。當然，現實中不同憲製所塑造和維護之社會(hui) 政治秩序的良窳程度必定有所不同，據此可以判定其好壞、優(you) 劣，或有好壞的性質之別，也更多地可能是程度之別。如此，對任何一種憲製的判斷應當平實，拒絕以完美標準判斷現實。

克服曆史終結論，以道的思想，才能更為(wei) 務實，才能把政治從(cong) 神話信仰的層麵，拉回到道德和製度層麵上，直麵憲製的所存在之問題，尋找可行的解決(jue) 方案。儒家恰恰是反曆史終結論的，回到儒家，回到道的思維方式，可擺脫曆史終結論。

道者，路也。道的憲政思維認為(wei) ，憲製不必從(cong) 一個(ge) 純潔的起點開始，不是隻能在一場革命、清除了全部政治之惡後，在白紙上畫最新、最美的圖畫，而是可以從(cong) 任何地方開始。從(cong) 根本上說，憲政是一個(ge) “化”的過程，一個(ge) 人們(men) 持續不斷地追求良好社會(hui) 政治秩序的過程。一個(ge) 政權，哪怕最初是通過暴力方式建立的，並以暴力原則統治，也可經改造而憲政化。 董仲舒取的更化方案， 就是改造秦製，由此推動完成“第二次立憲” 。

道的憲政思維認為(wei) ，憲政設計，不應當切斷曆史，而應尊重曆史經驗。孔子描述三代王者創製立法之道：“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孔子又教誨顏子以為(wei) 邦創製之道：“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le) 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孫中山設計考試院、監察院，就是因；設計國民大會(hui) 和其他三院，則是益；去皇權，則是損。其要旨是在文明框架中思考和創製，故尊重前人經驗，而不迷信純粹理論的空想。

道的憲政思維也認為(wei) ，世上不可能有完備的憲製方案。即便構造了良好的憲政，也不可能解決(jue) 全部問題，曆史永遠不可能終結。事實上，任何憲製，即便其開始尚算健全，也會(hui) 有偏差，而這種偏失逐漸積累，必會(hui) 形成較為(wei) 嚴(yan) 重的梗阻，以至於(yu) 無法正常運作。福山也承認，今日美國憲製遇到很大問題。有此結果，一點也不奇怪：歸根結底，憲製由人設計，由人操作，而人總會(hui) 有難以克服的缺陷。

故《周易•係辭》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憲製需要不斷調整。於(yu) 是，憲製良好的根本標誌其實是，憲製中有沒有自我改進的機製。而改進的發動者必定是人，因而良好憲製的根本標誌是，憲製能否設定一個(ge) 群體(ti) ，持續地關(guan) 注憲製並隨時改進之。

走出政體(ti) 論迷思，見優(you) 良治理之全體(ti)

今日主流關(guan) 於(yu) 憲政的討論，基本上集中於(yu) 政體(ti) ，這是政體(ti) 論的憲政思考方式。 即便是蔣慶先生這樣的儒者，也以政體(ti) 構想為(wei) 其運思重點。政體(ti) 論常與(yu) 曆史終結論聯係在一起，隻要找到完備的政體(ti) ，即可找到解決(jue) 困擾人類的所有重大政治社會(hui) 問題的終極鑰匙，曆史即可終結。

而一旦把目光集中於(yu) 政體(ti) ，也特別容易相信，完備政體(ti) 確實是可以找到的。福山即宣告，很多人也相信，自由民主政體(ti) 是完備的，各國隻要普遍建立這種政體(ti) ，人類曆史即告終結，進入政治天堂。在今日中國，有太多人尤其是自由主義(yi) 憲政信奉者，以曆史終結論的方式對待憲政。

政體(ti) 至關(guan) 重要，但對優(you) 良治理而言，政體(ti) 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人是複雜的，人是以其全體(ti) 而不是以其局部參與(yu) 人際互動的，欲尋求良好秩序，也就必須關(guan) 照人之全體(ti) ，而不能隻關(guan) 注一個(ge) 麵向。

儒家義(yi) 理最可貴之處在於(yu) ，看到了人的複雜，其秩序思考視野寬闊，從(cong) 一切可能的角度尋求優(you) 良治理。如孔子之言，儒家既重視製度設計，也重視人倫(lun) 教化；既規範人的行為(wei) ，更引導人們(men) 向善之心。

儒家在競爭(zheng) 中就是因此而勝利的。法家也是政體(ti) 論者，其追求良好秩序的全部努力，局限於(yu) 政體(ti) 設計，局限於(yu) 法律對社會(hui) 的全麵管理。這方麵的製度安排，當然是必要的，但僅(jin) 有此是遠遠不夠的：若民眾(zhong) “免而無恥”，法律難以正常發揮作用；若官員“免而無恥”，法律可能成為(wei) 破壞秩序的力量。現代各種憲政論者，基本延續了法家思維。這是各種憲製方案失靈的原因之一。

憲政絕不隻是政體(ti) 問題。如在傳(chuan) 統中國，教化是憲製之基礎，關(guan) 於(yu) 教化之製度安排，作為(wei) 教化主要機製的學校製度，與(yu) 之配套的選舉(ju) 製度，也始終為(wei) 最重要的憲製。教化可以分解為(wei) 兩(liang) 部分，首先是對民眾(zhong) 的普遍教化，其次是治理主體(ti) 的養(yang) 成。儒家清醒地認識到，世間永無完備製度，製度總有漏洞，故除改進製度之外，還應對製度的操作者予以培養(yang) ，使之具備德與(yu) 能，始終有憲政之自覺，以改進憲製。

總括上麵兩(liang) 點，踐行道的憲政思維同時重視人和製度。好憲製容納一個(ge) 可以改進憲製的人群，在相當程度上，該群體(ti) 比憲製本身更為(wei) 重要。有此群體(ti) ，憲製就可設計出來，並持續改進，這對憲製的有效運作至關(guan) 重要。

今天福山所說的政治衰敗，在很大程度上源於(yu) 政治精英退化，導致其無意或者無力推動必要的製度變革。反之，英國政治成功的經驗恰在於(yu) 其有一套穩定的精英養(yang) 成機製，源源不斷地養(yang) 成具有高度凝聚力、可以達成共識的政治精英群體(ti) ；由此數百年間，盡管內(nei) 外情勢發生了無數次重大變化，英國卻能隨時而動，不斷調整期其憲製，維護其政治社會(hui) 秩序。

或許有人會(hui) 質疑，如此擴大了憲製，還是憲政嗎？在中國認真地思考憲政，就不能不重新思考“憲製” “憲政”概念本身。如果曆史沒有終結，那思想當然也沒有終結。西方人在過去幾百年間對憲政的思考豐(feng) 富了人類對政治、對憲政的理解，但顯然這不是真理，更不是真理的全部； 中國的憲政思考者為(wei) 什麽(me) 不能對人類進一步理解政治和憲政，有所貢獻呢？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