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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永捷作者簡介:彭永捷,男,江蘇灌南人,西元一九六九年出生於(yu) 青海格爾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副院長。著有《朱陸之辯》等,主編《中國儒教發展報告(2001-2010)》等。 |
超越合法性危機與(yu) 重振國學
作者:彭永捷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讀書(shu) 時報》(該文係為(wei) 中國人民大學國學座談會(hui) 準備的發言稿)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二月廿四日癸醜(chou)
耶穌2016年4月1日
在當前重振國學的努力嚐試中,如何避免國學學科淪為(wei) 文、史、哲的雜湊,如何避免陷入類似當前文、史、哲的學科合法性危機?我們(men) 可以從(cong) 學術界關(guan) 於(yu) 中國哲學(史)學科合法性危機的反思和探討中得到某種啟示。
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被學術媒體(ti) 列為(wei) 2003年十大理論熱點問題。2004年,中國哲學學科建設問題,又被列為(wei) 其中。中國哲學合法性和中國哲學學科問題,之所以如此得到理論界的重視,是因為(wei) 對此一問題的討論,超越了中國哲學(史)學科本身,而指向對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文學術的主體(ti) 性與(yu) 創造力,它是對一百餘(yu) 年來中國學術割裂自身傳(chuan) 統從(cong) 而導致主體(ti) 性與(yu) 創造力缺失的徹底反思。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的探討,很快引發多米諾效應,同病相憐的各人文學科,也紛紛從(cong) 理論上反思本學科的合法性問題,如中國文學的合法性問題。這些追問所關(guan) 注的是,“中學西範”、“漢話胡說”的人文學科模式,在幫助現代中國人通達古代文化方麵,是否真正有效?或隱或顯大規模移植甚至抄襲西方人文社會(hui) 科學概念、理論、模式的中國人文學科,是否可能獲得自身的創造活力?
反思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是容易的,如何超越或破解合法性危機,如何才能擺脫把中國哲學看作以馬哲和西哲為(wei) 基礎的“高級學問”而“是其所不是”的尷尬,如何使中國哲學真正成為(wei) “中國的哲學”而不是“哲學在中國”,這些問題或許由於(yu) 中國哲學學科本身就是一個(ge) 曆史謬誤,而難以從(cong) 自身獲得解決(jue) 。在大學哲學係,學者們(men) 從(cong) 事的,或者是研究和傳(chuan) 播西方哲學,要麽(me) 是研究和傳(chuan) 播西方哲學中的一個(ge) 特殊流派――馬克思主義(yi) 哲學,要麽(me) 是應用上述這兩(liang) 種哲學。王國維當年一再強調“六經皆哲學”,結果是六經作為(wei) 哲學的學問有了,六經作為(wei) 六經的學問卻沒了。這也就意味著,對於(yu) 認識和繼承中國傳(chuan) 統人文學術而言,依照西方哲學範式、把詮釋古代思想演變成不斷使用語言暴力、做作地塑造出一個(ge) 所謂“中國哲學史”傳(chuan) 統的中國哲學(史)學科本身,我們(men) 根本就不能有所期望。同樣,試圖亦步亦趨追逐西方情調而製造“中國”風尚--尤其是產(chan) 生大量垃圾語言和垃圾文字的文學與(yu) 史學某些領域,這些領域內(nei) 的所謂學術成就,實際上毫不足觀。這些批評看起來是過於(yu) 嚴(yan) 厲了。然而清晰可見的事實是,在有著數千年悠久傳(chuan) 統和巨大文化財富的文、史、哲領域,在最近幾十年,極少出現原創性的思想。麵對人文社會(hui) 科學理論創生獨特而豐(feng) 富的土壤――中國獨特的曆史文化背景和獨特的發展道路,中國人文社會(hui) 科學已經獲得了足夠的問題和獨特的語境,這本來應該是一個(ge) 人文社會(hui) 科學理論層出不窮的時代,然後像張立文先生構建“和合學”這樣的原創性思想,在中國人文學術領域卻是寥若晨星。在中國當前人文學術界最有影響的中青年學者,幾乎都是快速移植西方學術話語和學術理論的典範,在這種移植中,幾乎都不考慮人文學術的地域性與(yu) 適用性,即使沒有適用對象,學者們(men) 也會(hui) 製作出適用對象。學術的貧血成為(wei) 學術腐敗的內(nei) 在根源。於(yu) 是,與(yu) 其讀這些生硬附會(hui) 的學術史,不如直接去讀經典,與(yu) 其去讀販賣的二手理論,不如直接去讀西方作者的原著或譯著。
文、史、哲作為(wei) 所謂現代學術門類而自豪的同時,在文、史、哲學科內(nei) 部實現範式創新,目前看來是困難重重。重振國學,可以看作是從(cong) 這些學科外部來做嚐試。“接續文脈”、“為(wei) 往聖繼絕學”,國學學科負有重大使命。從(cong) 傳(chuan) 統人文學術中開出現代的文、史、哲,本來應該使我們(men) 獲得更多的自由,使我們(men) 在傳(chuan) 統人文學術之外,還獲得了新的選擇。可遺憾的是,近代以來的文化前輩們(men) 在開出現代文、史、哲新的學術傳(chuan) 統的同時,卻同時終結了中國自身的人文學術傳(chuan) 統,並未給予了我們(men) 更多的自由。國學學科的重新設立,可以看作是對文、史、哲的必要補充,也將使我們(men) 在人文學術領域獲得更多的選擇。
從(cong) 國學所擔負的文化使命來看,“因損益”應當成為(wei) 當前對待國學的基本態度。一方麵,要使國學成為(wei) 真正的國學,而不是現代文史哲學科的雜湊。在對傳(chuan) 統人文學術的研究方麵,我們(men) 缺乏的並不是“損益”,亦即所謂用現代學術來研究傳(chuan) 統,缺失的恰恰是“因”的部分,即傳(chuan) 承傳(chuan) 統人文學術。所謂“站在現代的高度”,是一件表麵看來極其簡單的事情,實際上文史哲學科的模式一直是“站在現代的高度”,即用不斷變換著的西方思潮來剪裁和演繹中國的材料。相對於(yu) 國學應有新詮釋、新講法這一要求而言,目前更難的問題是首先要學會(hui) 講,因為(wei) 能否照著講本身就已經成為(wei) 一個(ge) 問題。國學如果失去了傳(chuan) 承傳(chuan) 統人文學術這一功能,那麽(me) 所謂國學,將難以擺脫淪為(wei) 和當前文史哲諸學科一樣的“本土的洋漢學”命運。另一方麵,由於(yu) 國學研究和國學教育的長期缺失,傳(chuan) 承國學本身就已經成為(wei) 當務之急,也麵臨(lin) 著諸多的困難。在分科教育培養(yang) 人材的時代,所謂“國學大師”,無一例外的都名不符實。從(cong) 各專(zhuan) 業(ye) 介入國學領域的學者,也都需要首先學習(xi) 國學,進一步了解國學。如何傳(chuan) 承國學,似應是國學學科重新建立之初麵臨(lin) 的最大問題。
一些論者把傳(chuan) 承國學看作是“保守”,當人們(men) 使用這個(ge) 詞來說明對待國學的基本態度時,卻忽略了“保守”一詞因語境變化而導致的意義(yi) 變化。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一些站在舊學營壘中的人拒絕吸納新思想新學術而被斥為(wei) “保守”,他們(men) 之所以可以選擇采取一種“保守”的態度,至少是因為(wei) 他們(men) 有所“保”有所“守”,擁有舊學是他們(men) 保守的資本。然而時至今日,我們(men) 想“保守”,我們(men) 有保守的資本麽(me) ?那種表麵浮華而內(nei) 在貧血的創新、進步,時時都在上演,而對國學有所保有所守,倒是件絕不簡單的工作。在這裏,還是老老實實地先試圖把國學是什麽(me) 弄懂,然後能夠清楚明白地告訴人們(men) 國學是什麽(me) ,然後再談論所謂“現代高度”、“新講法”、“創新”為(wei) 宜。
從(cong) 國學的發展前景來看,國學及國學院的前途,有賴於(yu) 國學作為(wei) 一個(ge) 獨立的學科、國學教育作為(wei) 人文素質教育的一個(ge) 重要組成部分而獲得普遍推廣。國學研究需要有對話與(yu) 交流的夥(huo) 伴,國學專(zhuan) 業(ye) 人材要有相應的專(zhuan) 業(ye) 崗位。沒有這些條件,容易使得國學重新落入進入文、史、哲學科的窠臼,傳(chuan) 承傳(chuan) 統學術,也將成為(wei) 國學學科難以承受之重。
現代文史哲學科,相對於(yu) 國學學科而言,其主要問題並不僅(jin) 在於(yu) 分科,還在於(yu) 它失去了自身的話語係統、自身的創造活力,它將自身演變成一種沒有地域性與(yu) 曆史繼承性的空中樓閣。在追問這些學科的學科使命與(yu) 學科實效時,它們(men) 的意義(yi) 和實效都成了問題,麵臨(lin) 著危機。相對於(yu) 文史哲學科的當代成就來說,當代的國學無疑是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重建的,但這“一窮二白”對國學來說,卻是獲得了一個(ge) 難得的自由空間。我們(men) 期盼著國學學科能夠對現代文史哲學科有效解蔽,並期盼國學教育的普及,能夠使得下一代人文學科領域的學術人材,獲得良好的國學素養(yang) ,從(cong) 而在恢複中國人文學術主體(ti) 性,恢複中國人文學術創造性方麵,在總體(ti) 上有所作為(wei) 。
責任編輯:葛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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