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教傳(chuan) 統及其重建的現代意義(yi)

作者：秋風

來源：《文化縱橫》2013年第一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二月十六日乙巳

           耶穌2016年3月24日

當前官員個(ge) 體(ti) 普遍缺乏積極向上的價(jia) 值觀、官民矛盾叢(cong) 生，本文認為(wei) 原因在於(yu) 他們(men) 隻知道政與(yu) 刑，而不懂得德與(yu) 禮。而傳(chuan) 統中國的儒家官僚製，雖然也不排斥刑罰，但更依靠政教（行政和教化）。官員始終受到一係列明確價(jia) 值的陶冶、指引、訓導，政府內(nei) 部始終具有一種向上的精神，治理活動不是僅(jin) 僅(jin) 強製民眾(zhong) 盲目服從(cong) 國家權力，而是以法律政令、以官員自身的行為(wei) 引導民眾(zhong) 向善，令民眾(zhong) 認同社會(hui) 和政治秩序，並成為(wei) 此秩序之維護者。因此，在當下意識形態感召力下降的時候，政教傳(chuan) 統也許有其可借鑒之處。

當下的官員、官風、官德、官場文化等與(yu) 官相關(guan) 的一切，皆不能讓民眾(zhong) 滿意。略加觀察即可發現，根本原因在於(yu) ，黨(dang) 、政官員普遍缺乏積極向上的價(jia) 值觀，而變成最徹底的物質主義(yi) 者。

這樣的官員隻知道政與(yu) 刑，而不知德、禮。因為(wei) 沒有價(jia) 值的支撐，他們(men) 迷信權力。實際上，因為(wei) 缺乏價(jia) 值的支撐，他們(men) 沒有自信。麵對民眾(zhong) ，這樣的官員輕易地訴諸暴力。地方官已習(xi) 慣運用各種粗暴手段“維穩”，並且花樣翻新。

至於(yu) 官員個(ge) 體(ti) 的敗壞，已到相當嚴(yan) 重的程度。官員們(men) 瘋狂地貪賄、消費或者占有女色。更加引人注目的事實是，中國作為(wei) 一個(ge) 世界大國正在崛起，但官員們(men) 卻在大量為(wei) 家人辦理移民。這是近世以來其他大國崛起的過程中從(cong) 來沒有過的現象。官員們(men) 其實也很清楚，沒有主流價(jia) 值，就不可能有長期穩定的社會(hui) 政治秩序，這個(ge) 社會(hui) 也就沒有前景可言。

在社會(hui) 的另一端，與(yu) 官員沒有共同價(jia) 值的民眾(zhong) ，對於(yu) 缺乏道德正當性的權力十分敏感。官員的社會(hui) 形象持續敗壞。官員與(yu) 社會(hui) 之間的隔膜、甚至對立情緒越來越嚴(yan) 重。

對於(yu) 一個(ge) 政治共同體(ti) 來說，上述種種傾(qing) 向是危險的。官方已經意識到這個(ge) 問題，並采取措施，試圖予以矯正，比如，對官員進行意識形態教育。官方也強調，官員應當德、才兼備，並進行官德教育。但是，這種努力的效果不彰。

那麽(me) ，怎麽(me) 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建立一個(ge) 具有自尊、也能贏得民眾(zhong) 尊重的官員隊伍？在新的文化政治背景下，以新的形態恢複中國曆史上曾經行之有效的政教傳(chuan) 統，或為(wei) 一條正道。

法家官僚製

假設製度相同，官員有德與(yu) 否，決(jue) 定著政治之良窳。中國兩(liang) 千餘(yu) 年政治史證明了這一命題。戰國開始，中國出現官僚政製，一路延續至今。今人對此一豐(feng) 富的曆史多一概而論，如被奉為(wei) 權威的王亞(ya) 南之《中國官僚政治研究》。

然而，中國的官僚政製實有兩(liang) 個(ge) 大不相同的傳(chuan) 統：秦製傳(chuan) 統與(yu) 漢宋傳(chuan) 統，或曰法家官僚製與(yu) 儒家官僚製。前者“以吏為(wei) 師”，以刑治國；後者以儒生為(wei) 官，儒家士大夫兼用德、禮、政、刑，而以教為(wei) 政，從(cong) 而形成中國政教傳(chuan) 統。此為(wei) 中國兩(liang) 千年政治積累之至為(wei) 優(you) 良的經驗，值得今人深思。

三代皆行封建。在封建的小型共同體(ti) 中，君子權威來自自身之德行；共同體(ti) 成員在禮的普遍約束下，禮是習(xi) 慣法，同時約束君子和庶民。君子通過共同審議的方式治理公共事務，這就是政。僅(jin) 在必要時強製執行禮，這就是刑。德、禮、政、刑，“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孔子時代，封建製開始崩潰，所謂禮崩樂(le) 壞是也。孔子見證了治理新模式之初步形成，乃提出著名的政治學命題：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政者，行政管理；刑者，施行刑罰。當時，季氏等強勢卿大夫傾(qing) 向於(yu) 迷信刑治，以刑殺治國。孔子對此予以批評。然而，孔子並不拒絕政與(yu) 刑，而是說，僅(jin) 此是不夠的。除了政與(yu) 刑，還應當讓德與(yu) 禮充分地發揮作用，且以此為(wei) 本，以政、刑為(wei) 輔。

曆史暫時地沒有按照孔子的思想發展。季氏之類強勢卿大夫一路發展，成為(wei) 戰國時代的國王。他們(men) 建立了王權製度。此一製度有兩(liang) 大政治元素：擁有主權的國王和人數眾(zhong) 多的國民。國王為(wei) 有效統治，乃不得不建立官僚製。國王的統治範圍很大，不得不建立郡縣製。

最早建立這一製度的實為(wei) 戰國初年的魏國，主導此一變法的乃是孔門子夏及其門人。商鞅將這套新製度帶入秦國，進行了更為(wei) 徹底的變法。官僚製和郡縣製並非秦人建立，秦人貢獻僅(jin) 在於(yu) ，兼並六國之後將其整齊劃一地施行於(yu) 天下。

身處國際競爭(zheng) 中，各國國王急需之官僚無非四大類：兵家也即軍(jun) 事專(zhuan) 家，縱橫家也即外交專(zhuan) 家，興(xing) 利之臣也即財政專(zhuan) 家，以及普通行政管理專(zhuan) 家。這些官僚皆憑借其專(zhuan) 業(ye) 能力而享有職位，他們(men) 本身沒有什麽(me) 特別的信仰和價(jia) 值忠誠。

這就是法家官僚製，構成官僚製之秦製傳(chuan) 統。秦製的基本統治原則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官僚奉行專(zhuan) 業(ye) 主義(yi) 和政治中立原則，沒有自身的信仰和價(jia) 值。可以說，戰國、尤其是秦製下的官僚製是十分現代的。官僚的唯一倫(lun) 理就是嚴(yan) 格執行皇帝政令，甘當國家機器。

這樣的官僚製具有一個(ge) 巨大優(you) 勢：效率。官僚們(men) 高效率地行政、執法，作為(wei) 皇帝的代理嚴(yan) 密地統治每一個(ge) 庶民。然而，這種體(ti) 製也具有巨大缺陷：第一，皇帝犯錯，官僚們(men) 也會(hui) 不加反思地嚴(yan) 格執行這個(ge) 錯誤決(jue) 策，即便造成巨大災難。第二，皇帝總是在犯錯誤，因為(wei) ，在這種體(ti) 製下隻有行政，沒有政治：因為(wei) 沒有自身的信仰和價(jia) 值，也沒有社會(hui) 代表性，故官僚們(men) 都是行政官僚，而不是政治家，不具有政治判斷與(yu) 審議能力。第三，在這種體(ti) 製下，民眾(zhong) 完全是被統治對象，而國家權力試圖全麵統治每個(ge) 人，故國家的統治成本極高。

於(yu) 是，秦製不二世而亡。漢初沿用秦製，很快又陷入困境。由此而有董仲舒--漢武帝之“更化”，廢除法家官僚製，建立儒家官僚製。

儒家官僚製

鑒於(yu) 秦製之內(nei) 在缺陷，漢儒之根本訴求是，漢家當進行“第二次立憲”，也即去秦製，建新製，從(cong) “馬上打天下”體(ti) 製，轉變為(wei) “馬下治天下”體(ti) 製。董仲舒的方案最為(wei) 係統，見《天人三策》。第一策論述去秦製的必要性，第二策就提出改造官吏構成，他認為(wei) ，當時的官僚完全任用政、刑，而沒有教化民眾(zhong) 之用心。另外，到董仲舒時代，漢立國已近七十年，官吏多為(wei) “官二代”、“富二代”，他們(men) 或有才能，而少有德行。故董仲舒建議，“興(xing) 太學，置明師，以養(yang) 天下之士”，以儒家所守之五經教育士人。反過來，令各級官員“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吸納接受過儒家教育之士人進入政府。

受到漢武帝重用的公孫弘也提出了類似建議。漢武帝采納實施，由此，“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政府官員之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用錢穆先生的話說，此時出現了“士人政府”，這些官僚就是“儒家士大夫”。由此，法家官僚製轉型為(wei) 儒家官僚製。

這是一次相當根本的轉型。雖都在皇權製框架內(nei) ，但兩(liang) 者的結構和運作機製完全不同。關(guan) 鍵在於(yu) ，現在，官僚多為(wei) 儒生，略通五經中一經或多經，而由社會(hui) 和官府共同薦舉(ju) 。儒家之學讓儒家士大夫具有明確的價(jia) 值、信念，具有“行道於(yu) 天下”的理想，以治國、平天下為(wei) 己任。在不同官僚那裏，這種價(jia) 值忠誠的程度不等，但已足以與(yu) 完全沒有任何價(jia) 值忠誠的刑名吏區別開來。

由此，儒家官僚具有了政治意識，更準確地說，他們(men) 具有政治主體(ti) 性意識。他們(men) 認為(wei) ，自己才是政治的主角，因為(wei) 他們(men) “誌於(yu) 道”。儒家經典描述了一整套社會(hui) 治理理念，現在，他們(men) 借助權力，按照這套理念重構社會(hui) 治理模式。簡言之，他們(men) 在既有的政、刑之治以外，導入了德、禮之治。

近人基於(yu) 膚淺的現代民主、法治理念，對德、禮之治不屑一顧，實則根本不了解其運作機理。探討德、禮之治，最簡單的辦法是考察“循吏”的作為(wei) 。何謂循吏？《史記·循吏列傳(chuan)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luan) 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wei) 治，何必威嚴(yan) 哉？”《索隱》：“謂本法循理之吏也”。《漢書(shu) ·循吏傳(chuan) 》顏師古題注：“循，順也，上順公法，下順人情也。”參看兩(liang) 傳(chuan) 所錄人物事跡可發現，“循”的主要意思是順事理、順人情。

循吏治理郡縣，完全不同於(yu) 秦製官僚，自成一套官僚行為(wei) 模型，為(wei) 後世曆代儒家官僚所普遍遵循：

第一，為(wei) 民興(xing) 利，令民富庶。典型是南陽守召信臣：“信臣為(wei) 人勤力有方略，好為(wei) 民興(xing) 利，務在富之。”

今人似乎都以為(wei) ，儒家空談道德，而忽略經濟、財富問題。實際上，孔子對於(yu) 治理之次第早就有十分清楚的說明：

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斷然指出，治國、治民之道，當先富之而後教之。孟子也主張治國之要務在“製民之產(chan) ”，令萬(wan) 民解決(jue) 溫飽。後世儒家官僚普遍奉行這一原則，為(wei) 政一方，多致力於(yu) 興(xing) 修水利，鼓勵墾殖，為(wei) 民興(xing) 利，令民不饑不寒。在此基礎上，如孟子所說，“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yi) ”。

第二，興(xing) 辦文教，以養(yang) 成君子。比如蜀郡守文翁治蜀：

景帝末為(wei) 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yu) 人親(qin) 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ye) 博士，或學律令。……數年，爭(zheng) 欲為(wei) 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由是大化，蜀地學於(yu) 京師者比齊魯焉。

儒家始終相信，社會(hui) 治理的關(guan) 鍵是在養(yang) 成一批君子，分散於(yu) 基層社會(hui) 中，扮演基層社會(hui) 之“現場治理者”角色，組織普通民眾(zhong) 生產(chan) 和分配公共品。如此，基層社會(hui) 才有優(you) 良治理可言。所以，曆代儒家官僚治理地方所采取之優(you) 先措施，始終是興(xing) 辦文教，養(yang) 成君子。

第三，興(xing) 起禮儀(yi) ，化民成俗。韓延壽擔任潁川太守時的做法最為(wei) 典型：

延壽欲更改之，教以禮讓……因與(yu) 議定嫁娶、喪(sang) 祭儀(yi) 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yu) 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為(wei) 吏民行喪(sang) 、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裏偽(wei) 物者，棄之市道。

儒家相信，庶民普遍具有底線性質的道德意識和倫(lun) 理，對於(yu) 優(you) 良治理而言具有重大意義(yi) 。隻不過，這種倫(lun) 理的養(yang) 成無法依賴庶人之道德自覺，而須借助於(yu) 君子、政府之教化，形成風俗。在良風美俗中，民眾(zhong) 將於(yu) 不知不覺間形成合宜的行為(wei) 模式。因此，曆代儒家官僚治民均致力於(yu) 塑造良好風俗，以此塑造民眾(zhong) 之心靈和行為(wei) 。

第四，教化為(wei) 主，慎用刑罰。還是上麵已引用過的，“召信臣，於(yu) 興(xing) 利之餘(yu) ，信臣為(wei) 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yu) 田畔，以防分爭(zheng) 。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yu) 儉(jian) 約。府縣吏家子弟好遊敖，不以田作為(wei) 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以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戶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qin) 愛信臣，號之曰召父。”

儒家官僚並不排斥刑罰，但是，儒家官僚絕不迷信刑罰，不以刑罰作為(wei) 主要治理手段，而隻是作為(wei) 一種輔助性手段。這就是儒家與(yu) 法家的根本區別所在。

上麵簡單描述的儒家官僚之治理模式，可用“政教”一詞來形容。政者，行政也；教者，教化也。儒家官僚之治理，政、教兼用而融為(wei) 一體(ti) ，以政為(wei) 教，又以教為(wei) 政。儒家官僚行使國家權力的過程帶有強烈的教化意味。治理活動不是強製民眾(zhong) 盲目地服從(cong) 國家權力，而是以法律政令、以官員自身的行為(wei) 引導民眾(zhong) 向善，令民眾(zhong) 認同社會(hui) 和政治秩序，並成為(wei) 此秩序之維護者，不論其對此是否自覺。為(wei) 此，儒家官僚之為(wei) 政也把文教置於(yu) 至關(guan) 重要的位置上，興(xing) 起教育，獎掖善行，養(yang) 成風俗。儒家官僚雖為(wei) 國家官僚，實在相當程度上扮演老師、師儒之角色。

這樣的儒家官僚製在人類治理經驗中可謂獨樹一幟。秦製排斥德行，完全訴諸官僚的專(zhuan) 業(ye) 知識，官吏們(men) 以暴力運用自己的專(zhuan) 業(ye) 知識。在古希臘，古羅馬、中世紀歐洲基督教世界，不存在係統的官僚體(ti) 係。16世紀之後的歐洲，政教分離，國王建立官僚體(ti) 係，但這種官僚體(ti) 係類似於(yu) 秦製下的官僚製。區別僅(jin) 在於(yu) ，歐洲的官僚未能壟斷全部治理權威，因為(wei) 教會(hui) 占有教化權，國王領導的官僚體(ti) 係隻擁有世俗的國家權力。

儒家官僚則同時享有國家權力和道德、知識權威，在整個(ge) 社會(hui) 治理結構中，儒家官僚不純粹屬於(yu) 國家，而橫跨於(yu) 國家、社會(hui) 之間。由此，儒家官僚所支持的國家的性質也相當特別。

健全的國家一定內(nei) 嵌教化機製。任何永續維持的國家都需要教化，且須借助一個(ge) 全覆蓋的體(ti) 係進行教化，以將共同價(jia) 值傳(chuan) 遞給每個(ge) 人，以此塑造共同體(ti) 感。這是社會(hui) 和政治秩序穩定、乃至於(yu) 維持共同體(ti) 存在本身的前提。相當重要的一點是，政府官員本身也需要教化，從(cong) 而具備基本價(jia) 值。

在基督教、伊斯蘭(lan) 世界，此一全覆蓋的教化體(ti) 係是成建製的教會(hui) ，即便官員也多為(wei) 宗教信徒。儒家沒有這樣的教會(hui) ，則由政府代行儒家價(jia) 值之教化功能，就是十分必要的。

至關(guan) 重要的是，這樣的憲製安排與(yu) 現代政治之“政教分離”原則之間，沒有任何衝(chong) 突。很多人說儒家式國家是“政教合一”體(ti) 製。如果人們(men) 使用的是西方基督教意義(yi) 上的宗教或教會(hui) 概念，這種說法就是不正確的。因為(wei) ，儒家本非宗教，它沒有神靈。個(ge) 體(ti) 的儒生完全可以崇拜各種神靈，也可以是佛教徒、基督教徒。儒家當然具有宗教意味，但在社會(hui) 治理場域中，儒家就是德之教，禮之教，就是君子之教。因為(wei) 這一特點，在中國曆史上，政府完全可以教化儒家價(jia) 值。中國的政府之活動，實為(wei) “政教”，其承載主體(ti) 就是橫跨政府、社會(hui) 之間的儒家士大夫。

這正是中國傳(chuan) 統憲製最具智慧之處，可惜，這一點被今人完全忽視，或以西方概念誤解。人們(men) 望文生義(yi) ，用西方旨在安頓成建製的教會(hui) 之政教分離原則，反對儒家式國家理念，反對儒家之複興(xing) ，反對政府與(yu) 儒家之親(qin) 近。

可以說，在儒家官僚製下，道在政中，道在術上。相對於(yu) 權力的盲目，儒家把理性帶入政府；相對於(yu) 權力的現實，儒家也把理想的激情帶入政府。因此，政府始終受到一係列明確的價(jia) 值之指引、控製，政府內(nei) 部始終具有一種向上的精神。曆朝幾乎都有變法，都有“中興(xing) ”。凡此種種，皆源於(yu) 儒家官僚內(nei) 在具有的道德理想主義(yi) 精神。

官、民之價(jia) 值虛無

從(cong) 20世紀初，清廷實施新政，有兩(liang) 件事情同時發生。

第一，傳(chuan) 統教育體(ti) 係被一步一步廢除，最終完全代之以西方引入的技術性知識教育體(ti) 係。儒家教育傳(chuan) 統就此中斷，又沒有——也不可能——引入西方的人文教育課程。結果，中國現代教育體(ti) 係基本上沒有人文養(yang) 成能力，僅(jin) 僅(jin) 傳(chuan) 授現代技術性知識。

第二，建立現代官製。現代政府所管理的事務範圍急劇擴張，出現諸多專(zhuan) 業(ye) 管理部門。政府規模迅速膨脹，且迅速專(zhuan) 業(ye) 化。由此，在傳(chuan) 統政府結構中微不足道的胥吏，發展成為(wei) 專(zhuan) 業(ye) 化公務員，他們(men) 普遍接受了上述現代教育體(ti) 係傳(chuan) 授之技術性知識教育，而未經過人文養(yang) 成。

由此，儒家政教傳(chuan) 統瓦解。不過，幾乎與(yu) 此同時，興(xing) 起了現代的“意識形態政教”。同樣是在現代教育體(ti) 係中，湧現出了另外一類人物：知識分子，他們(men) 負責生產(chan) 和傳(chuan) 播現代意識形態。現代政黨(dang) 、政府以這種意識形態替代傳(chuan) 統的儒家信仰、信念，以權力進行廣泛的宣傳(chuan) ，塑造信徒，形成了新政教：“意識形態政教”。20世紀中期，它達到完備狀態。

意識形態自有一整套具有道德感召力的價(jia) 值、信念，比如它有革命的道德理想主義(yi) ，鼓勵人們(men) 為(wei) 了長遠的道德和政治目標犧牲自己的個(ge) 性和眼前利益。黨(dang) 政幹部既是國家官員，更是觀念的宣傳(chuan) 者。政治的運作也是以教為(wei) 政，以政為(wei) 教。也就是說，20世紀這種意識形態政治與(yu) 儒家官僚製之間有某種同構。這種政教動員起人們(men) 的奉獻精神，讓所有人的精神處在緊張狀態。這是國家能夠保持高度動員能力的基礎。

但意識形態政教與(yu) 儒家政教之間存在巨大差異：意識形態倡導的道德過於(yu) 高調，比如具有強烈的禁欲主義(yi) 色彩，而儒家隻是要求節製欲望而已。因此，即便是黨(dang) 政幹部自己，也隻能在短時間內(nei) 保持高調道德之緊張狀態，而不能維持太長時間。一般民眾(zhong) 更是如此。也就是說，意識形態鬆懈乃是意識形態政教體(ti) 製中無法阻止的內(nei) 在趨勢。為(wei) 了保持高強度道德與(yu) 政治動員而頻繁發動的思想、政治運動，也不能阻止這一大勢。

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來，官方意識形態本身也發生了結構性變化：它放棄了永恒幸福的期許和承諾，而轉變成為(wei) 實現短期物質性目標的政策之抽象概括。這樣的意識形態太務實了，以至於(yu) 基本喪(sang) 失了其原來具有的價(jia) 值啟示與(yu) 道德感召力。

由此，意識形態政教體(ti) 係崩壞。幹部群體(ti) 的社會(hui) 角色發生了相當重大的變化： “幹部”蛻變成了“官員”。幹部是意識形態政教體(ti) 係中的螺絲(si) 釘。一旦意識形態鬆動，幹部也就逐漸放棄了意識形態教化職能，而喪(sang) 失了革命道德的權威。以前，他們(men) 主要是憑借這個(ge) 權威而對民眾(zhong) 擁有動員能力的，現在，他們(men) 不再有傳(chuan) 教者的身份了，不過是國家機器中的官員而已。於(yu) 是，他們(men) 對於(yu) 民眾(zhong) 的優(you) 勢，僅(jin) 在於(yu) 他們(men) 所掌握的權力。

由此，幹部的政治價(jia) 值觀念發展成為(wei) 官員的政治價(jia) 值觀念。幹部忠於(yu) 意識形態，為(wei) 意識形態所感召，而承擔自己的責任。這個(ge) 責任具有相當程度的神聖性。現在，這種神聖性消散了。官員承擔自己的職責，不是基於(yu) 對永恒幸福前景的向往，不再基於(yu) 道德理想，而僅(jin) 僅(jin) 因為(wei) ，這是他的工作。既然從(cong) 上級那裏獲得權力，就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這是實現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最好策略。

隨著幹部政治觀念的蛻變，幹--群關(guan) 係演變成為(wei) 官--民關(guan) 係。共同的革命道德理想把幹部與(yu) 群眾(zhong) 連結為(wei) 一個(ge) 共同體(ti) ，幹部、群眾(zhong) 都認為(wei) 雙方在共同追求一個(ge) 偉(wei) 大理想，基於(yu) 幹部的意識形態權威，群眾(zhong) 服從(cong) 幹部——經常也會(hui) 與(yu) 幹部據理力爭(zheng) ，因為(wei) 大家是追求同一理想的夥(huo) 伴。幹群之間有一種夥(huo) 伴感。官、民關(guan) 係則與(yu) 此不同。現在，雙方已沒有共享的價(jia) 值和理想，每個(ge) 人眼裏隻有利益。而利益一定是個(ge) 別的、分立的：每個(ge) 人隻看到自己的利益，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官員的權力和民眾(zhong) 的權利都是單方麵的、不可為(wei) 對方分享的利益。於(yu) 是，官民之間的分立、隔閡乃至對立，頻繁的衝(chong) 突，就是不可避免的。

總結一下：中國的官僚製在經曆了儒家官僚製、意識形態官僚製之後，再度退回到法家官僚製。當今時代的官員確實普遍接受過較高程度的教育，但當今中國的教育體(ti) 係本身存在嚴(yan) 重問題，缺乏人文化課程。因此，官員們(men) 確實有才，但缺乏價(jia) 值、信念，缺乏道德觀念和倫(lun) 理意識。也就是說，當代官員處於(yu) 價(jia) 值真空狀態，官員的政績考核也完全看其專(zhuan) 業(ye) 能力。對地方官來說，這種專(zhuan) 業(ye) 能力主要體(ti) 現在經濟增長方麵，它反而推動了官員的“物化”，但這種物化卻能從(cong) 意識形態那裏還獲得正當性。

最為(wei) 嚴(yan) 重的問題在於(yu) ，意識形態鬆動以及政策化，也即喪(sang) 失道德感召力、官員群體(ti) 徹底物質化之後，整個(ge) 社會(hui) 也就喪(sang) 失了教化體(ti) 係。

儒家士大夫創造並維係之政教國家實現優(you) 良治理之秘密在於(yu) ，政府行使教化之權，建立和維係一個(ge) 全覆蓋的教化體(ti) 係。其核心製度包括，政府建立和維持儒家教育體(ti) 係；政府官員也鼓勵、支持儒家士人在民間興(xing) 辦各種層次的儒家教育體(ti) 係。以儒家經典為(wei) 本的察舉(ju) 製、科舉(ju) 製則直接連結教育與(yu) 權力為(wei) 一體(ti) ，樹立起整個(ge) 精英群體(ti) 對儒家價(jia) 值之認同。政府官員在施政過程中也同時扮演“師儒”角色，通過發布條教、獎掖德行等手段，廣泛地施行社會(hui) 教化。官員也承認儒家式社會(hui) 自治組織，比如宗族享有一定的社會(hui) 治理權，並協助其行使權威。這個(ge) 全覆蓋的教化體(ti) 係貫通於(yu) 國家、社會(hui) 之間，具有廣泛的覆蓋麵和教化力量，又有足夠靈活性、適應性。

20世紀上半期，此一傳(chuan) 統的政教國家體(ti) 係開始崩解。僅(jin) 僅(jin) 因為(wei) 人口變動的滯後，中國社會(hui) 才勉強保有一定的教化——人們(men) 所羨慕的“民國範兒(er) ”，基本上不能歸功於(yu) 當時的正規教育體(ti) 係，而應歸功於(yu) 接受過儒家教育的中老年人對於(yu) 中國固有價(jia) 值的自然傳(chuan) 承。隨後20世紀中期，意識形態動員體(ti) 係覆蓋所有人，它高強度地對國人進行意識形態教化。一旦這個(ge) 意識形態教化體(ti) 係鬆動，教化體(ti) 係匱乏的問題就凸現出來。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hui) 最為(wei) 引人注目的現象是，精英群體(ti) 是粗鄙的，商人群體(ti) 、官員群體(ti) 、乃至知識分子群體(ti) 無不如此。同樣引人注目的是，底層民眾(zhong) 的精神狀態反而要好一些。對此現象的唯一恰當解釋是，國家在教化方麵是失敗的：受國家影響較少的底層社會(hui) 尚不自覺地保留著傳(chuan) 統教化之殘餘(yu) ，本應直接由國家教化的精英則根本沒有任何教化，因而，他們(men) 以一種觸目驚心的方式和速度敗壞。

沒有教化，則沒有穩定的共同價(jia) 值，而這是文明和政治共同體(ti) 連結為(wei) 一體(ti) 的最重要紐帶。沒有這個(ge) 紐帶，共同體(ti) 就沒有凝聚力，沒有穩定的社會(hui) 與(yu) 政治秩序。中國社會(hui) 、政治的深層次潛在危機正在於(yu) 此。

可以說，在當代中國，官與(yu) 民同時處在價(jia) 值虛無狀態。這是當代中國最為(wei) 嚴(yan) 重的問題。在任何方麵，中國要想變得好一點點，比如讓市場秩序好一點點，也必須首先致力於(yu) 重建教化體(ti) 係：教化官員，教化民眾(zhong) 。

恢複政教傳(chuan) 統

重建教化之道，在恢複中國政教傳(chuan) 統，將儒家所守護的中國核心價(jia) 值灌注於(yu) 憲製之中，同時教化包括官員在內(nei) 的精英群體(ti) 和普通國民，以重建共同體(ti) 的價(jia) 值共識，同時樹立政治的道德責任感、行政倫(lun) 理，與(yu) 國民的道德與(yu) 公共倫(lun) 理意識，通過文化建設推動政治之趨善與(yu) 秩序之穩定。

恢複政教傳(chuan) 統的一般性做法是，在各級學校中係統開設儒家經典誦讀、研讀課程。在這方麵，台灣提供了一些成功經驗。具體(ti) 做法是，對語文課和思想政治課進行結構性改造，刪削一些內(nei) 容，為(wei) 較為(wei) 係統地誦讀、研讀經典騰出時間。如此安排，可以達到人文養(yang) 成之效果，不僅(jin) 可以養(yang) 成青少年之德行與(yu) 文明自覺，甚至可以大幅度提高青少年的語言文字表達能力。

當然，即便現在進行教育變革，其效應傳(chuan) 遞到政府中也需要十年時間，為(wei) 此，目前需要針對已為(wei) 成年人的精英群體(ti) 建立補課性質的教化體(ti) 係。具體(ti) 方案可以是，在各級黨(dang) 校、行政學院，在各個(ge) 商學院、法學院開設較為(wei) 係統的儒家經典研讀課程。

這種教育可以養(yang) 成官德。目前，執政黨(dang) 和政府都相當重視官員官德問題，強調德才兼備，為(wei) 此，開展各種思想教育課程。但回想一下古代，可曾有過專(zhuan) 門的官德教育？沒有。因為(wei) 不需要。儒家經典就是君子養(yang) 成教本，其中既教導士人以治理之知識，更教導士人以德行的綱目，乃至養(yang) 成德行的功夫。較為(wei) 係統地誦讀、研讀儒家經典，就可以十分有效地養(yang) 成德行。至關(guan) 重要的是，相對於(yu) 目前官德教育課程之乏味、單調，麵目可憎，這些經典經曆時間的淘洗，散發出智慧之光，具有誘人的文化魅力，因而官員們(men) 更容易接受。

還應當強調一點，這種經典誦讀不僅(jin) 可以養(yang) 成政府官員以政治責任感、政治與(yu) 行政倫(lun) 理，更可以教導官員以華夏--中國治理之道。

華夏治理之道在五經之中，過去四千多年連續的中國政治文明史就是中國人實踐此道之曆史，在此曆史過程中，中國人積累了也許是人類曆史上最為(wei) 豐(feng) 富的創製立法與(yu) 社會(hui) 治理之經驗與(yu) 智慧。20世紀以來，中國人致力於(yu) 建立現代政治結構與(yu) 秩序，為(wei) 此而較多地用心於(yu) 向外部世界學習(xi) 政治理念與(yu) 製度，這當然是必要的。但忽視自身政治傳(chuan) 統，則是一個(ge) 嚴(yan) 重失誤。

經典教育可以引導官員進入華夏治理之道的理念和經驗之豐(feng) 富世界中，而形成健全的治理理念，比如，在政、法之外，認識到德、禮的重要性，認識到以刑弼教，也即以法律輔助倫(lun) 理自治，對於(yu) 治理中國這樣的超大規模共同體(ti) 的基礎性意義(yi) 。這樣的治理理念是古老的，但略加考察就會(hui) 發現，它也完全是現代的。有這樣的治理理念，官員或有可能打破對自身掌握的國家權力的迷信，相信教化的重要性，政教傳(chuan) 統或有可能恢複，中國的現代社會(hui) 治理或將重回中國文明脈絡之中，而獲得文化與(yu) 曆史的正當性。

總之，對官員群體(ti) 進行儒家經典教育，在現代環境中重建中國政教治理模式，乃是解決(jue) 當代中國所麵臨(lin) 的諸多文化與(yu) 政治難題的良方。至關(guan) 重要的是，實際上，包括官員在內(nei) 的精英群體(ti) 中已經自發而強烈地表達出回歸傳(chuan) 統的顯著共識，各類國學課程在商學院、行政學院備受歡迎。現在決(jue) 策層需要做的是順勢而為(wei) ，建立儒家經典誦讀、研讀之製度，打開中國文明與(yu) 政治同時實現“更化”之坦途。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