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興(xing) 教化五策：恢複祠堂祖廟，鼓勵本土宗教

作者：秋風

來源：澎湃新聞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臘月初六日丙申

           耶穌2016年1月15日

人類有史以來治理最為(wei) 成功者，非華夏-中國莫屬。隻有中國，在過去四五千年間，作為(wei) 政治共同體(ti) ，生命連續不絕，且持續成長，而今成為(wei) 規模最大的政治共同體(ti) 。其秘密何在？

中國治道起步於(yu) 帝顓頊、帝堯之屈神而敬天，人“敬鬼神而遠之”，神無以擾亂(luan) 、撕裂人間秩序，由此而有完整秩序可言。人敬天而天不言，故任何人無從(cong) 借神力支配人，人間隻能由人治，故治理者之權威惟立基於(yu) 人之為(wei) 人所可有之德，治理隻能以萬(wan) 民之普遍有德、自覺約束為(wei) 基礎；故為(wei) 政之要務，在教化；但教化不是傳(chuan) 播神所啟示之真理，也不是現代宣傳(chuan) ，而是啟發人人稟之於(yu) 天之仁，人由此而自覺、並擴充之。

縱觀中國幾千年曆史，不論封建、郡縣，無分漢唐、宋明，“莫不以教化為(wei) 大務，立大學以教於(yu) 國，設庠序以化於(yu) 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xi) 俗美也”。

至於(yu) 教化之道，“一個(ge) 文教，多種神教”是也。“一個(ge) 文教”者，在三代為(wei) 禮樂(le) 之文教，在漢武帝崇經尊儒之後，為(wei) 孔子之教，儒家之學，“學文”之教。此教非神教，故不取消其他神教，而是兼容之、馴化之，與(yu) 之形成複合的教化體(ti) 係。中國固有之各種神教，與(yu) 後世自中國以西傳(chuan) 入之神教，包括一神教，均在此複合的教化體(ti) 係中，各得其所，美美與(yu) 共。中國傳(chuan) 統的複合的教化體(ti) 係無古代一神教之偏執，無現代世俗主義(yi) 之放縱，洵為(wei) 治理之中道也。

惜乎此一教化體(ti) 係，於(yu) 二十世紀崩壞，尤以今日為(wei) 甚。其結果，或者教化淪喪(sang) ，大多數民眾(zhong) 缺乏必要的教化，一路下行；或者有極端傾(qing) 向之神教趁虛興(xing) 起，信眾(zhong) 有極端心態。由此，社會(hui) 雖富而人心不安，國家雖強而秩序不良，如董仲舒所謂“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柰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為(wei) 今之計，不能不行更化，“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至於(yu) 更化之大端，在重歸中國治道，興(xing) 起教化。

近日各地兩(liang) 會(hui) 正在、或即將召開，筆者提出興(xing) 教化之策五條，供立法者、決(jue) 策者參酌。

第一，更化學校教育，學校全麵承擔傳(chuan) 承中國文化、養(yang) 成士君子、化成風俗之責任。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以學校、而非以教堂為(wei) 教化之根本，此為(wei) 中國文明最為(wei) 偉(wei) 大之處，由此避免神、人之間的衝(chong) 突、緊張。隻是二十世紀初以來，學校放棄教化職能，今當努力恢複之。

教育部已於(yu) 2014年3月頒布《完善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教育指導綱要》，肯定學校傳(chuan) 承中國文化之功能，確立立德樹人、也即養(yang) 成士君子之責任。此綱要雖不完善，但已是很好起點。現在需要各級政府、各類學校將其中所提出的原則、措施，落於(yu) 實處，這包括：重構課程體(ti) 係，重編各科教學大綱，重編各科教材，尤其是語文、曆史、地理、政治課教材，培養(yang) 師資等。若這一綱要全麵實施，則可立定教化之大本。

第二，政府主導，民間襄助，在城鄉(xiang) 社區廣泛興(xing) 建社學或鄉(xiang) 校。

學校打基礎，教化伴終身，故在學校之外，應建立廣泛的教化機製。其中最為(wei) 重要者，仍以學為(wei) 本，曰“鄉(xiang) 校”，或曰“社學”。由《左傳(chuan) 》所記子產(chan) 不毀鄉(xiang) 校故事，可知三代有“鄉(xiang) 校”。史載，元明清代鄉(xiang) 村遍設“社學”，除教育子弟外，又承擔成人教化之責任。

今或可複此製。今日城市有所謂“社區”，然無“社”可言，所謂社者，精神生活之公共場所也。社學，或可承擔這一角色。按法律，目前各社區均有公共場所，政府本有基層文化建設經費，可撥付其中一部分，改建此公共場所為(wei) 社學。可安排熱心文化傳(chuan) 承之基層政府機構工作人員在社學中擔當老師，又鼓勵居民中熱心文化事業(ye) 者出麵引領。民眾(zhong) 可於(yu) 此讀書(shu) ，以文會(hui) 友，表演文藝節目，開展集體(ti) 體(ti) 育活動，舉(ju) 辦婚喪(sang) 嫁娶之禮。社學可發展為(wei) 社區之精神文化活動中心。

在鄉(xiang) 村，浙江等地已建“文化禮堂”，可予以推廣。近些年來，鄉(xiang) 村學校大規模撤並，校舍閑置，可改造為(wei) 鄉(xiang) 校，以供鄉(xiang) 民開展各種教育、文化活動，也可舉(ju) 辦婚喪(sang) 嫁娶之禮儀(yi) 。

第三，政府鼓勵，民眾(zhong) 自主恢複祠堂。

家齊然後國治，家是社會(hui) 治理之基本單元。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wei) ，在中國，家在時間維度向上、向下延伸，在空間維度向左、向右擴展，這樣規模擴展、而內(nei) 部關(guan) 係緊致的家，正存身於(yu) 祠堂之中。故在中國，至少從(cong) 宋代以來，祠堂是最為(wei) 重要的教化場所，曾子曰：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

二十世紀中期，大量祠堂遭受破壞。八十年代以來，東(dong) 南地區有所恢複，北方、西部多未恢複。兩(liang) 地的社會(hui) 治理效果，形成鮮明對比：凡有祠堂的南方，其經濟比沒有祠堂的北方更為(wei) 發達，財富分配更為(wei) 均平，社會(hui) 秩序更為(wei) 優(you) 良、穩定，人心更為(wei) 安寧。

由此可見，今日社會(hui) 建設之關(guan) 鍵，仍在齊家；欲齊家，不能不複祠堂。當然，興(xing) 建祠堂，需麵對過去三十年來社會(hui) 結構織之巨變：人口大規模流動，半數以上人口入住城鎮，聚族而居的結構已破，如何興(xing) 建祠堂？需學界、民眾(zhong) 自行探索，而政府對此探索，當提供政策上的便利，如撥予土地。在潮州等地，因應城市化變化，相比於(yu) 傳(chuan) 統，祠堂的建製、功能，已有較大調整。

第四，政府鼓勵，民間社會(hui) 自主重建城隍廟、土地廟、關(guan) 帝廟、媽祖廟等廟宇。

中國式教化雖以學校為(wei) 根本，但學，畢竟有一定難度，故聖人“神道設教”，肯定各種神靈崇拜之教化功能，而正之以禮樂(le) 。城隍、土地老爺等民間神靈崇拜，有悠久曆史，當為(wei) 三代之社神崇拜之變形。關(guan) 帝、媽祖等崇拜，則以人為(wei) 神，以德為(wei) 教。這些崇拜教庶民、美風俗，相當有效。

“文化大革命”之前，城必有城隍廟，村必有土地廟，關(guan) 帝廟也隨處可見，南方遍設媽祖廟。“文革”中，這些宗教活動場所普遍被拆毀，今日可徐圖恢複，以安頓民心。

第五，政府鼓勵，佛教、道教等中國本土正教多設寺廟、道觀。

中國文明向來開放包容，正體(ti) 現在教化體(ti) 係之複合、開放，所謂“一個(ge) 文教，多種神教”，兩(liang) 者關(guan) 係是“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在文教涵容下，中國土生神教廣泛傳(chuan) 播，中國以西之各種神教也傳(chuan) 入並廣泛傳(chuan) 播，在傳(chuan) 播過程中則有“中國化”，即接受文教之熏染。佛教之中國化最為(wei) 成功，實已成為(wei) 中國本土宗教。長期以來，民眾(zhong) 普遍信仰，與(yu) 學校、社學等文教體(ti) 係並行不悖。尤其是二十世紀興(xing) 起、成熟於(yu) 台灣之人間佛教，已脫去神教色彩，而近於(yu) 文教矣。

今日中國麵臨(lin) 外部較為(wei) 極端的神教之極大壓力，政府的宗教管製政策產(chan) 生了嚴(yan) 重的非意圖後果：有極端傾(qing) 向之神教，得以在灰色狀態下快速傳(chuan) 播，並日趨極端，衍生出頭緒繁多的邪教；本來溫和的本土宗教，反被捆住手腳，擴展艱難。

麵對極端神教之衝(chong) 擊，政府當徐圖改變宗教政策：一方麵，興(xing) 起文教，以固本培元；另一方麵，給本土神教以更大發展空間，使其在宗教市場上公平地與(yu) 極端神教競爭(zheng) 。以中國文化傳(chuan) 統與(yu) 中國人的心智，本土宗教必定取得支配地位。果如此，那些較為(wei) 極端的神教必定尋求自我變革，完成其中國化過程，而兼容於(yu) 文教。

過去三十多年，中國已有一輪高速經濟增長，今當“富而好禮”，以文化建設社會(hui) 。重建教化體(ti) 係，正當其時。此教化體(ti) 係以文教為(wei) 中心，而包容各種神教。既可避免中國以西一神教獨斷之害，也可避免當代歐洲文化相對主義(yi) 之弊。重建這一文教中心的複合教化體(ti) 係，維係中國文明一元而包容開放之大局，正是中國可貢獻於(yu) 人類之優(you) 良治理新典範。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