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群忠 楊建強】中華文化積極的處世之道

欄目:快評熱議
發布時間:2015-12-09 14:4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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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群忠

作者簡介:肖群忠,男,西元一九六〇年生,陝西彬縣人,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博士。現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孝與(yu) 中國文化》《傳(chuan) 統道德與(yu) 中華人文精神》《中國民眾(zhong) 傳(chuan) 統人生智慧》《君德論--[貞觀政要]研究》《中國孝文化研究》《道德與(yu) 人性》《倫(lun) 理與(yu) 傳(chuan) 統》。


中華文化積極的處世之道

作者:肖群忠 楊建強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發表,原載《中國教育報》2015年12月9日第6版


中華文化中積極的處世之道不僅(jin) 影響著中華民族成員個(ge) 人的安身立命,也塑造了中華民族積極進取的民族精神和國家性格。深入挖掘並弘揚中華文化的積極處世之道,一定能為(wei) 我國社會(hui) 治理和全球治理提供寶貴的精神營養(yang) 。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l2日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體(ti) 製進行第二十七次集體(ti) 學習(xi) 時,習(xi) 近平總書(shu) 記強調“要積極發掘中華文化中積極的處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各種民族文化都有其特有的處世之道。所謂處世之道,就是一個(ge) 民族在處理各種社會(hui) 人倫(lun) 關(guan) 係的曆史長河中所形成的一套具有自身獨特性的價(jia) 值理念、行為(wei) 方式、道德原則和規範體(ti) 係。中華文化是一種人文性、入世性文化,因此特別重視對處世之道的探索,也形成了豐(feng) 富而積極的處世之道。它是中華民族特定的文化價(jia) 值取向和核心價(jia) 值觀的重要體(ti) 現。因此,挖掘闡發中華民族的積極處世之道,構建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觀,並且對推動全球治理理念創新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yi) 。


那麽(me) ,中華文化積極的處世之道包含哪些特點和具體(ti) 內(nei) 容?


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處世原則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集中體(ti) 現,同時也是中華文化積極處世之道的精神淵藪。一方麵,效法行健不息的天道,剛健有為(wei) ,生生不息,以“知其不可為(wei) 而為(wei) 之”的精神氣魄,勇猛精進,迎難而上;另一方麵,效法寬廣敦厚的地道,以崇德向善,兼容並包的廣闊胸懷,懷柔遠人,德化天下。這一處世原則既使得中華民族在積極有為(wei) 中創造了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在波譎雲(yun) 詭的近現代革命浪潮中成為(wei) 獨立自強的民族國家,又使得中華民族以廣博的胸懷在兼容並包中不斷更新壯大,最終形成多元一體(ti) 的民族格局。


居安思危、與(yu) 時偕行的處世態度


徐複觀先生認為(wei) ,中華文化深具憂患意識,憂患是一種遠見,“在這種遠見中,主要發現了吉凶成敗與(yu) 當事者行為(wei) 的密切關(guan) 係,及當事者在行為(wei) 上所應負的責任”。憂患意識來自於(yu) “要以己力突破困難而尚未突破時的心理狀態”。在此,憂患意識表現為(wei) 居安思危、“戰戰兢兢,如臨(lin) 深淵,如履薄冰”的現實主義(yi) 態度和反求諸己的責任使命感,正是由於(yu) 這種憂患意識的促進發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與(yu) 時偕行精神早就植入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裏。因而,早在西周時期,中華民族就已意識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道理。無論是儒家“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通權達變之道,還是法家“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的變法改革精神,都是這種處世態度的彰顯。


執兩(liang) 用中、守經達權的處世方法


中庸是中華文化積極處世之道的方法論,同時也是一種至高的德性,“中庸之為(wei) 德也,其至矣乎。”執兩(liang) 用中並非鄉(xiang) 願式的隨意調和,而是執其兩(liang) 端而用於(yu) 中,使喜怒哀樂(le) “發而皆中節”,追求行事處世的合情合理,無過無不及。守經達權意味著既堅守道德原則,擇善而固執之,又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cong) 容中道”,隨時而處中,最終達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wan) 物育焉”的高明境界。這種不偏頗、不極端的健全理性主義(yi) 精神,是中華文化處世之道的顯著特性。


積極入世、忠以為(wei) 公的群己之道


孔子說:“鳥獸(shou) 不可與(yu) 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yu) 而誰與(yu) ?”這是儒家文化積極入世的宣言。以儒家文化為(wei) 主導的中華文化,倡導社會(hui) 個(ge) 體(ti) 應以積極的態度在現實社會(hui) 中立德、立言、立功,達至人生的不朽。而立身處世的第一要義(yi) 便是修身,即先要在格物致知中涵養(yang) 德性,學會(hui) 自處、自立,通過道義(yi) 的準繩規約自己的行為(wei) ,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在自身德性完善的基礎上,儒家文化認為(wei) 社會(hui) 個(ge) 體(ti) 並不是剝離於(yu) 群體(ti) 的孤立原子,而對民族、國家有不可舍棄的天職和本務,因而,“治國”“平天下”是修身的最終目的。個(ge) 體(ti) 應有精忠報國、成仁取義(yi) 的道德使命感,與(yu) 國家、民族榮辱與(yu) 共,同進共退。後世宋儒“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道,為(wei) 去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張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le) 而樂(le) ”(範仲淹)的發願,以及明清士大夫“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yu) 有責焉耳矣”(顧炎武),“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林則徐)的使命感,正是這種積極入世、忠以為(wei) 公的處世之道的表達。


親(qin) 親(qin) 仁民、愛敬他人的人際之道


追求人際關(guan) 係的和諧友善是中華文化積極處世之道的重要層麵。“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傲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不相愛”正是一切禍亂(luan) 的起源,所以,無論是儒家的仁愛,還是墨家的兼愛,都強調以愛作為(wei) 人際情感紐帶的重要作用。與(yu) 墨家不別親(qin) 疏、兼以易別的抽象之愛相比,儒家認為(wei) 仁愛始於(yu) 對親(qin) 人的愛,“愛由親(qin) 始”正是儒家仁愛“能近取譬”的切近可行之處。但僅(jin) 僅(jin) 將仁愛止於(yu) 家族是不夠的,而應將這種基於(yu) 血緣親(qin) 情的愛人情感從(cong) 家族推擴到全社會(hui) ,即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親(qin) 親(qin) ”而達“仁民”。在推擴仁愛之情時要遵循忠恕之道的行仁之方,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yu) 人”,和諧友善的人際關(guan) 係建立於(yu)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良性互動之中,即梁漱溟先生所說的“彼此互以對方為(wei) 重,一個(ge) 人似不為(wei) 自己而存在,乃仿佛互為(wei) 他人而存在者”。如此一來,才能使全社會(hui) 成為(wei) 和諧友善的情感共同體(ti) 。中國古代的熟人社會(hui) ,人際關(guan) 係種類相對簡單,主要是“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的五倫(lun) 關(guan) 係。現代社會(hui) ,在人際關(guan) 係種類日益多樣化、複雜化的情況下,更應倡導建立人際相敬相愛的美好情感,追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的理想人際關(guan) 係模式。


重義(yi) 利群、守禮尚和的公義(yi) 良序


中華文化曆來高度重視“義(yi) ”的公益追求與(yu) 公理正義(yi) 。“興(xing) 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為(wei) 此倡導“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以及“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yang) ”的社會(hui) 公益觀,反對“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社會(hui) 不公現象,強調在博施濟眾(zhong) 和患難相恤中,社會(hui) 的每個(ge) 成員都能各盡其性,各得其所。義(yi) 不僅(jin) 是積極性的行善積德、社會(hui) 公益,而且也是公平正義(yi) 的天下公理和得其應得的社會(hui) 秩序。“義(yi) 者,正也……天下有義(yi) 則治,無義(yi) 則亂(luan) ”,義(yi) 的根本在於(yu) 維護公理公義(yi) ,因而管子將“禮義(yi) 廉恥”並舉(ju) 作為(wei) 國之四維。義(yi) 為(wei) 禮之質,禮為(wei) 義(yi) 之用。各種公義(yi) 和秩序必須通過禮的外在規範加以貫徹落實。“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誌不懾”。禮是維護社會(hui) 秩序的潤滑劑,通過禮的協調,社會(hui) 成員才能互相尊重,彼此信任,達到“禮之用,和為(wei) 貴”的效果,以維護社會(hui) 群體(ti) 的誠信友善,增進社會(hui) 共同體(ti) 的和諧度和幸福感。


協和萬(wan) 邦、世界大同的和平主義(yi)


中國文化曆來是以和平主義(yi) 的天下觀念來看待並處理與(yu) 其他民族、國家之間關(guan) 係的。以德服人、以理服人,而非以威壓人、以勢淩人。“國雖大,好戰必亡”,崇尚和平、反對戰爭(zheng) 一直是中華文化處理國家關(guan) 係的基本理念。同時,中華文化早就認識到“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及“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的道理,因而曆來強調各個(ge) 民族之間的和而不同、求同存異,也曆來重視各個(ge) 文化之間的取長補短、交流互鑒,如絲(si) 綢之路的開辟、遣唐使的大批來華,法顯、玄奘西行取經和鄭和下西洋等,這些都是中外文明交往的曆史佐證。近現代以來,中華民族在尋求理解和認同的同時,更加強調以和平主義(yi) 的處世理念來影響國際政治新秩序的形成。樹立“堅持和平發展、促進共同發展、維護國際公平正義(yi) 、為(wei) 人類做出貢獻的負責任大國形象,對外更加開放、更加具有親(qin) 和力、充滿希望、充滿活力的社會(hui) 主義(yi) 大國形象”。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中國夢是一種和平夢、世界夢、大同夢,是中華文化的協和萬(wan) 邦、天下大同思想在當代的繼承創新。在處理國際關(guan) 係中,我們(men) 一定要堅持義(yi) 利統一、權利義(yi) 務對等的原則,為(wei) 各民族國家共同發展和維護世界和平做出應有的貢獻。


“中華文明經曆了5000多年的曆史變遷,但始終一脈相承,積澱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為(wei) 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提供了豐(feng) 厚滋養(yang) ”。中華文化中積極的處世之道正是得益於(yu) 中華優(you) 秀傳(chuan) 統文化的滋養(yang) ,這些積極的處世之道不僅(jin) 影響著中華民族成員個(ge) 人的安身立命,也塑造了中華民族積極進取的民族精神和國家性格。深入挖掘並弘揚中華文化的積極處世之道,一定能為(wei) 我國社會(hui) 治理和全球治理提供寶貴的精神營養(yang) 。


  (肖群忠、楊建強,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