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ju) 與(yu) 選舉(ju) ——科舉(ju) 製廢除110周年研討會(hui) 述評

作者：蘇鵬輝

來源：弘道書(shu) 院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八月初九日庚子

           耶穌2015年9月21日

1905年的9月，時為(wei) 光緒三十一年八月，慈禧太後和光緒皇帝批準了張之洞與(yu) 袁世凱等人遞呈的《請廢科舉(ju) 折》奏請，頒詔《清帝諭令停科舉(ju) 以廣學校》，宣布光緒三十二年起，“廢除科舉(ju) 製”。當時的君主、大臣以及普通讀書(shu) 人，或許很難預期這一舉(ju) 動的深遠後果。而在110年後的今天，經曆了整個(ge) 20世紀的風雲(yun) 變幻塵土飛揚之後，新世紀的學人越發能夠深思110年前晚清朝廷廢除科舉(ju) 的複雜意味。於(yu) 是就有了9月19日在中國人民大學所舉(ju) 辦的“科舉(ju) 與(yu) 選舉(ju) ——科舉(ju) 製廢除110周年研討會(hui) ”。這場特殊的紀念由弘道書(shu) 院聯合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共同主辦，薈萃了京津二地曆史學、中國哲學、政治學與(yu) 法學等領域的學者。

這場紀念活動的特殊性，就正如會(hui) 議的主持人、孔子研究院副院長彭永捷教授所言，是在科舉(ju) 製度已然沉寂百餘(yu) 年之後，不再是選擇性的遺忘與(yu) 虛無化的譴責，以同情之心凝視這一曾經在古老中國長期實行的重要製度，深味科舉(ju) 製度背後的精神義(yi) 理與(yu) 政治原則，實為(wei) 恰如其時。它正是回應“中國何以文明”這一詰問，為(wei) 時代的繁華平添曆史的厚重。

圖：彭永捷教授

科舉(ju) 製度，其所蘊含的政治原則即為(wei) “選賢與(yu) 能”。選賢與(yu) 能、天下為(wei) 公，正是存諸於(yu) 《尚書(shu) 》《禮記》等儒學經典中的堯舜三代政治精神的核心。三代作為(wei) 理念之真，作為(wei) 儒家政治的典範，始終激勵著秦漢以來的政治實踐，於(yu) 是隋唐之際有了科舉(ju) 製度的誕生以及其在近世的輝煌。千年舊典豈能一朝盡廢？！廢除科舉(ju) 的政治決(jue) 斷已曆百年，卻隻是“該失去的已經失去，該得到的尚未得到”。於(yu) 是就應該有所反思，曾經被絕然捐棄的科舉(ju) 製度，它昔日的輝煌根源於(yu) 何種內(nei) 在的清涼，而於(yu) 交織錯亂(luan) 的現代中國，它是否還能夠有所意味。

弘道書(shu) 院院長、北航高研院姚中秋教授對此的回答極為(wei) 肯定。科舉(ju) 絕不是一種簡單的教育製度，它具有深刻的內(nei) 涵，是傳(chuan) 統中國最為(wei) 重要的政治製度，如果借用托克維爾肯定西方宗教的說法，甚至可以說科舉(ju) 是中古以來最為(wei) 重要的憲法製度。它對於(yu) 重新思考華夏中國的治理秩序而言仍具有啟示意義(yi) 。

圖：姚中秋教授

科舉(ju) 是中國式的選舉(ju) 製度，長期發揮著遴選士人的功能。它體(ti) 現著天下為(wei) 公的政治信念，踐行著選賢與(yu) 能的政治原則，形塑著政學一體(ti) 的政製構造，尋求著化行天下的世界致思。在一個(ge) 超大規模的政治共同體(ti) 之內(nei) ，科舉(ju) 製以賢能為(wei) 標準，盡力落實一種開放流動而典雅文明的政治秩序，其成就在古代文明中堪稱翹楚。然則晚清以來風雲(yun) 陡變，科舉(ju) 被指為(wei) 病民之源，西式代議製被奉為(wei) 強國之方。民國議會(hui) 政治的浮沉跌宕，亦就此成為(wei) 一段聚訟紛紜的謎案。而在當代比較政治理論的意義(yi) 上，以投票為(wei) 核心的選舉(ju) 民主製度其流弊越發凸顯，其所遴選出的政治人物在才能與(yu) 德性方麵的表現愈發乏力，由此接續孫中山先生與(yu) 錢穆先生繼續思考科舉(ju) 製度的意義(yi) ，就有著以古維新，反思現代政治的意涵。

圖：楊念群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楊念群教授對於(yu) 重建科舉(ju) 製的必要性並不懷疑，但認為(wei) 考慮到科舉(ju) 製之實踐的曆史複雜性，其在現代社會(hui) 能否再度落實或恐更為(wei) 尖銳。科舉(ju) 製曾長期為(wei) “範進中舉(ju) ”之類的故事妖魔化，而廢除科舉(ju) 也長期被作為(wei) 近代中國民主進程之開端，然則科舉(ju) 製的內(nei) 涵與(yu) 意義(yi) 在各種討論中卻都是缺席的。需要指出的是，這種評議科舉(ju) 製的偏見與(yu) 誤解，對於(yu) 真實的曆史認知、對於(yu) 現代民主製度建立以及國家建構都產(chan) 生了很大的消極影響。

回到曆史情境中來認識科舉(ju) 製度，亦可以從(cong) 四個(ge) 方麵。首先，科舉(ju) 作為(wei) 製度安排的特點就在於(yu) ，它不僅(jin) 是一種考試製度，而是中國古代政治製度建立的基礎，具有身份分配的意涵。科舉(ju) 功名之高下對於(yu) 其能在朝廷所擔任的職位、在地方成為(wei) 具有權威的士紳領袖均具有關(guan) 鍵影響。所以，它就基本實現了按照才能平均分配上中下三個(ge) 層次的人才的作用。這一點很偉(wei) 大，作為(wei) 人間製度它注定是無法完美，但橫向比較而言的確是相對優(you) 良。通過不斷組織國家考試，除了遴選士大夫，也認證了眾(zhong) 多鄉(xiang) 紳，為(wei) 鄉(xiang) 村政權奠定了很好的文化基礎。第二，就科舉(ju) 製的內(nei) 涵來看，八股取士隻是其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表、誥、策的考試內(nei) 容是極為(wei) 豐(feng) 富的。即便是作為(wei) 首場考試的八股，所意圖考察的也是對於(yu) 經書(shu) 的記誦基礎。故而，作為(wei) 考試製度，科舉(ju) 其實精致而高明。第三，在中國的曆史脈絡中科舉(ju) 製的確發揮著類似現代選舉(ju) 的功能，具有一定的代議內(nei) 涵。其錄取名額的分配體(ti) 現著地域代表的特征，同時被錄取的士紳又能介入朝廷與(yu) 百姓之間，代表著普通群眾(zhong) 。最後，也必須認識到，科舉(ju) 製不是孤立單一的，其存在形態具有連帶特征。所以，重建科舉(ju) 的重要條件，如君主製度、官僚體(ti) 製形態、宗族製度等，都已經發生了劇烈的古今斷裂，由此而言，重建科舉(ju) 陳義(yi) 雖高，但卻下手無緣。

圖：張獻忠先生

天津社科院曆史研究所的張獻忠研究員則強調，科舉(ju) 之廢，帶來了道統的斷裂與(yu) 政統的失序。借用法國社會(hui) 學家布迪厄的理論，科舉(ju) 其實是一個(ge) 特殊“場域”，具有極為(wei) 複雜的運作功能，而其核心則是儒家意識形態。通過科舉(ju) 製，儒家學說就尤其成為(wei) 了無法忽視的、的文化資本與(yu) 象征資本，由此更鞏固了其在古代思想文化中的主導地位。而晚清科舉(ju) 之廢，首先帶來了文教秩序的荒漠化，其次也斷絕了知識群體(ti) 與(yu) 官僚體(ti) 係的維係與(yu) 紐帶，成為(wei) 了清末動蕩的源頭。重大製度的變革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複雜性，惜乎其時朝野上下並無人對廢除科舉(ju) 之嚴(yan) 重後果有充分估計。

圖：孫龍先生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guan) 係學院政治學係孫龍老師指出，將古代科舉(ju) 與(yu) 現代選舉(ju) 相比較，是民國錢穆先生肇其端。中國科舉(ju) 實踐曾通過影響英國文官製度的方式而對於(yu) 現代西方公務員製度的建立發揮了作用。西方文明具有內(nei) 部的多元性與(yu) 豐(feng) 富性，同時也有著共同麵臨(lin) 的問題。在討論中國問題之時，將西方世界敏銳的自我反思作為(wei) 其沒落的跡象以求自我證明，是需要警惕的致思方式。以英國為(wei) 例，通過1832、1867、1884的議會(hui) 選舉(ju) 改革運動，議席在英國城鄉(xiang) 之間進行了重新分配、選舉(ju) 的門檻也大大降低，在民主化的大潮之中普選製度最終取得了勝利。基於(yu) 平等權利訴求的普選製的確立，卻也為(wei) 英國現代文官製度的建立奠定了契機。首先是在英屬印度殖民地，然後是在英國本土，公務員考試也最終得到推行。所以，通過選舉(ju) 產(chan) 生議員與(yu) 內(nei) 閣，落實現代公民權利；通過考試製度遴選文官，確保資曆與(yu) 才能的作用：二者結合，就是一種非常巧妙的製度匹配。科舉(ju) 製度在古代社會(hui) 長期具有製度的有效性與(yu) 正當性。但對於(yu) 現代民主社會(hui) 的正當性要求而言，科舉(ju) 製就麵臨(lin) 著尖銳的審視與(yu) 質疑。廢除科舉(ju) 在110年前固然過於(yu) 匆忙，而思考重建科舉(ju) ，在110年後，則應當有更為(wei) 慎重的致思。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許辰博士從(cong) 代表製的角度來理解科舉(ju) 製度，強調對於(yu) 科舉(ju) 的體(ti) 認關(guan) 鍵不在於(yu) 考試形式本身，而在於(yu) 科舉(ju) 的製度安排提供了一種代表性質。從(cong) 清末改革到民國政爭(zheng) ，谘議局、資政院的漸次出現，接續科舉(ju) 之廢，有著以選舉(ju) 製度替代科舉(ju) 製度的意味。然而，在章太炎先生1908年所寫(xie) 的《代議然否論？》中，則對於(yu) 西方代議製度提出了尖銳批評。章太炎先生認為(wei) 在西方，選舉(ju) 製度起源於(yu) 貴族政治，從(cong) 中國成熟的官僚體(ti) 製轉變為(wei) 代議製度，其實是一種曆史的倒退。而且中國廣土眾(zhong) 民的特征，就使得選舉(ju) 對於(yu) 家世卓著、財力雄厚的豪強人物更為(wei) 有利，也無法落實為(wei) 實質民主形態。在章太炎先生那裏，應對科舉(ju) 廢除之後的變局，他更支持總統選舉(ju) 而非議議會(hui) 選舉(ju) ，而這一想法的背後一方麵是堯舜禪讓的經典激勵，一方麵是對於(yu) 袁世凱開明專(zhuan) 製的支持。回到科舉(ju) 製度本身，許辰博士認為(wei) ，中國古代的選舉(ju) 製度屢經變遷，科舉(ju) 是其中的一種形態。而其特點與(yu) 優(you) 勢，就在於(yu) 它所依據的帶有道德意味的知識就為(wei) 政治生活提供了一種客觀的正當性，並由此維護了一些不會(hui) 受到民意撥弄的核心價(jia) 值。對於(yu) 現代政治依據於(yu) 人民意誌的主觀正當性而言，或許有著拯溺扶危之效。

圖：林美茂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林美茂教授探討了日本科舉(ju) 製的情況及其與(yu) 國家發展之間的關(guan) 係。現有研究分為(wei) 三種觀點：一是認為(wei) 日本曾經短暫出現過科舉(ju) 製度；二是認為(wei) 日本隻有類科舉(ju) 製度；三是認為(wei) 日本古代根本沒有科舉(ju) 製度。林美茂教授以其細致的分析而傾(qing) 向於(yu) 第三種觀點。因為(wei) 科舉(ju) 製度在中國，表麵上是教育製度，實質卻是政治製度；而在日本，“科舉(ju) ”僅(jin) 僅(jin) 具有教育意味，不具有重要政治製度的地位。根本的原因在於(yu) ，日本自公元七世紀形成統一國家，貴族封建為(wei) 其基本形態，尚武的武士道精神盛行，文士選拔的空間極為(wei) 有限且缺乏實質影響。日本未能引入科舉(ju) 製度，也帶來了一係列影響。以知識與(yu) 文化尋求政治晉升的渠道狹窄，塑造了日本知識分子的性格，使之更為(wei) 具備批判精神，對後來明知維新的出現起到了推動作用。而在學問與(yu) 政治之間的關(guan) 係疏離，也更能促進純粹求知精神的形成，有助於(yu) 形成對於(yu) 政治之外的非實用性知識的探索動力。換句話說，缺乏科舉(ju) 製度，恰使得日本社會(hui) 本身的“歐羅巴結構”更親(qin) 近西方現代性。

圖：洪軍(jun) 研究員

與(yu) 此相對照，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哲學所洪軍(jun) 研究員介紹了朝鮮曆史上的科舉(ju) 製度實踐。朝鮮無疑引入了科舉(ju) 製度並且一直到近代才最終廢除。但在朝鮮曆史上，科舉(ju) 製度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就不如在中國顯著。無論是從(cong) 科舉(ju) 名額在不同地區的不均分配，還是其過於(yu) 嚴(yan) 格的身份限製以及司空見慣的舞弊行為(wei) ，都使得科舉(ju) 製度在朝鮮的實踐績效不彰。而這或者也就說明製度移植與(yu) 製度實踐的複雜性，需要在更深入的東(dong) 亞(ya) 比較曆史研究中進一步討論。

圖：趙峰先生

中央黨(dang) 校趙峰副教授認為(wei) 科舉(ju) 的廢除標誌著中國步入激進主義(yi) 時代。而激進與(yu) 虛無，宛如光怪的旋轉門讓人目不暇接。於(yu) 是終於(yu) 冷靜下來討論科舉(ju) 的現代意義(yi) ，就應當認清科舉(ju) 所承擔的曆史功能以及我們(men) 所亟需的現代功能。就社會(hui) 功能而言，由於(yu) 科舉(ju) 製，貴族與(yu) 平民的身份懸隔被消解，國家政權與(yu) 民間社會(hui) 實現了更為(wei) 流動性的溝通與(yu) 關(guan) 聯。而廢除科舉(ju) 所造成的疏離體(ti) 製的大量遊士與(yu) 遊民，從(cong) 來都是社會(hui) 動蕩之源。而就文化功能而言，中國文化具有神聖性與(yu) 世俗性交融的特點，其突出的世俗性就使得儒學更為(wei) 親(qin) 和現代性精神，其堅定的神聖性訴求則有著提澌、整頓現代性的意味。二者的結合，在古代社會(hui) 就是通過學校與(yu) 科舉(ju) 而得以維係。就政治功能來講，科舉(ju) 是選拔政治精英，是與(yu) 選官製度相聯係；而現代公務員製度則是選吏。社會(hui) 、文化與(yu) 政治，尤其是維係價(jia) 值權威的文化功能需要在當代中國得到再度承擔，而就社會(hui) 與(yu) 政治功能而言，現代的製度形態亦有著其內(nei) 在合理性與(yu) 自洽性，嵌入科舉(ju) 殊非易事。得其義(yi) 而忘其形跡，或許是複興(xing) 科舉(ju) 精神的最佳途徑。

圖：任鋒副教授

弘道書(shu) 院副院長、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guan) 係學院政治學係任鋒老師認為(wei) ，科舉(ju) 製無疑是一套複雜、精妙的製度係統。在經曆了興(xing) 衰跌宕與(yu) 時勢浮沉之後，最需要的是以一種成熟、穩健、審慎的政治心智來理解科舉(ju) 製度。在政治憲法或儒家憲政的視野內(nei) ，科舉(ju) 製度作為(wei) 一項中心性的政治製度，其背後的文明理念，即塑造何種文明、養(yang) 成何種人之形象、熏陶何種社群形態，才是根本問題。必須在深厚文明文化的基礎上有所接續，才有可能在製度演進與(yu) 創製中應時重建。科舉(ju) 製度中所體(ti) 現的學與(yu) 治相維製，在高度而雄渾的張力中實現精微而溫潤的平衡，由此而能夠落實一種開放包容而典雅方正的文教政治秩序。在現代社會(hui) “諸神競勝”的多元主義(yi) 格局之下，如何熏染與(yu) 培養(yang) 健全的政治精英，科舉(ju) 製度仍然散發著古老而越發熠熠的光輝。它既是可能的恢弘儒家文教的路徑資源，也是以中庸之心智落實一種現代混合政體(ti) 的不該被遺忘之舊典。

圖：講座現場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