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國文明待新思

——評任鋒《道統與(yu) 治體(ti) 》

作者：蘇鵬輝（清華大學社會(hui) 科學學院博士研究生）

來源：作者授權伟德线上平台首發

時間：西曆2017年3月21日

《道統與(yu) 治體(ti) ——憲製會(hui) 話的文明啟示》，任鋒著，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版。

曆經百年顛躓，國族之再度崛起已成大勢。然而在新文化運動已屆百年之際，除卻對國力驟增的盛世讚歌之外，論及國族經久之計、長遠願景，則迷惘、紛紜之情態仍舊遍及朝野。何謂中國？屬於(yu) 我們(men) 的中國形象究竟為(wei) 何？看似簡單的問題卻未有一個(ge) 簡易確切的應答。這也恰恰暗示了在當下中國國家發展的過程中文明底蘊的匱乏。畢竟，對未來想象的蒼白往往來源於(yu) 對自身曆史文明的疏離與(yu) 遺忘。一個(ge) 沒有曆史的民族就沒有未來，對於(yu) 中國這樣一個(ge) 擁有數千年悠久文明傳(chuan) 統的國度尤其如此。而在思考故國文明，究心於(yu) 先人文明創造之精神義(yi) 理層麵，任鋒博士最新出版的《道統與(yu) 治體(ti) 》一書(shu) ，新見迭出，允為(wei) 睿思之作。

經典、天理與(yu) 實踐意識

秦漢以降，帝國政治秩序構建與(yu) 儒家經典體(ti) 係詮釋相互參驗，淵源頗深。政治思想史研究，亦須在體(ti) 認此種前提之下而展開。任鋒博士措意於(yu) 近世儒學，其端緒即在《尚書(shu) ·洪範》一篇。<洪範>為(wei) 曆世共推為(wei) 經世之大法，亦宋代諸賢終始縈懷之篇章。推究於(yu) 漢宋之間的思想轉型，任鋒博士強調，宋人之洪範學，其重心由“五行”轉為(wei) “皇極”，天人感應式的神秘性因素大為(wei) 消解，天人合一式的論理性內(nei) 涵得以凸顯。其思辨意蘊，表現為(wei) 極富張力的兩(liang) 極維度：由洪範推究道德性命之根基，據大法以為(wei) 政治實踐之本原。在任鋒博士看來，由此而形成的儒學“洪範模式”，從(cong) 根本上塑造了近世思想傳(chuan) 統中的政治正當性意涵。這一麵體(ti) 現為(wei) 道德精神的人格化，同時亦有著政治權威之守製性的內(nei) 涵。二者交織錯落，共同決(jue) 定了近世儒學政治思維的根本特征。

宋學之於(yu) 儒家經典體(ti) 係，最為(wei) 世人所矚目處，在於(yu) 隆升四書(shu) 為(wei) 群經之首。當然，這主要是理學諸賢的取向。而在四書(shu) 學的視野內(nei) ，《中庸》一篇，堪稱極盡天道性命之精微。然則其中，亦有著極強的政治哲學維度。任鋒博士於(yu) 此窺見蘊奧，圍繞《中庸》經義(yi) ，闡發儒家治教思想中“合體(ti) 分用”之形態。這種圍繞君主而展開的政治實踐與(yu) 圍繞聖賢而落實的文教努力，既分享著共同體(ti) 內(nei) 部的共同理想與(yu) 信念，也各自有著相對獨立的秩序價(jia) 值與(yu) 功能。所以能貫穿於(yu) 政治與(yu) 文教之間，端賴於(yu) 儒家士君子之理想。尤其從(cong) 比較文明的視野觀之，君子理想的維係與(yu) 落實，恰是中華文教文明區別於(yu) 宗教型文明的切要樞機，也是理解華夏治理秩序形態之要點。

《中庸》治教思想背後恰為(wei) 遼闊高遠的宇宙秩序圖景。天理二字，亙(gen) 古亙(gen) 今，通過經典詮釋的方式，指向於(yu) 此世之文明生成。回溯思想興(xing) 發的曆史情境，應激於(yu) 佛老之衝(chong) 擊、反思漢唐儒學之流弊、整頓近世政經之變遷，是宋學諸派競勝的共同脈絡語境。但就伊洛理學一係，其通過孜孜於(yu) 經典詮釋而對於(yu) 天理之反複推明，均趨向於(yu) 一種深切的實踐意識。之所以深切，是因為(wei) 此種實踐，源於(yu) 對宇宙理則的踐履與(yu) 體(ti) 認，是個(ge) 體(ti) 通過自身行為(wei) 對於(yu) 天理的揭示與(yu) 彰顯，故而意味著決(jue) 定人之確切存在的道德與(yu) 政治行動。正是此種實踐意識，為(wei) 儒學經典義(yi) 理藉由士人群體(ti) 而形塑於(yu) 近世治教秩序的深層精神動力。

圍繞著針對胡瑗學術特征的思想論爭(zheng) ，南宋儒學實踐意識的內(nei) 部分野在任鋒博士筆下得以澄清。朱子、張栻與(yu) 黃震，代表著正統理學形態的實踐意識，尤為(wei) 強調天理本體(ti) 、道德踐履與(yu) 政治實踐的緊密關(guan) 聯。與(yu) 之相對照，薛季宣、葉適與(yu) 周必大，則更為(wei) 看重胡瑗學術中治道經世一麵，肯認政治實踐作為(wei) 經世之大維而與(yu) 道德踐履相並立的意味。而如前述宋人之於(yu) <洪範>詮釋的兩(liang) 極維度，亦可以在實踐意識的內(nei) 部分野與(yu) 緊張中加以理解。道德精神的人格化，源於(yu) 對天理本體(ti) 與(yu) 道德踐履的緊峭強調；政治權威之守製性，則生發於(yu) 對於(yu) 治道治法的直截探求。

關(guan) 鍵之處是，兩(liang) 維之間充滿張力。無論以道德踐履為(wei) 樞機，抑或以政治實踐為(wei) 重地，彼此並無絕對分離，而共同指向天理昭彰的超越之維。故而，如果如本書(shu) 中後續的研究所指示，近世儒學的實踐意識導向了對於(yu) 規則之治、公論公法的汲汲求索，這些憲製性因素的根本精神動力是否仍為(wei) 凝聚於(yu) 天理的超越意識？而又是如何體(ti) 現的呢？由此種政治思想史的視角，或者能夠對宋代性理學與(yu) 事功學的殊異和同有更為(wei) 別致精巧的致思。

性理學與(yu) 事功學之間的憲製思考

朱子理學與(yu) 浙東(dong) 學派之論爭(zheng) ，向為(wei) 宋學研究之大題目。無論是道德與(yu) 功利的致思轉移，抑或動機與(yu) 後果的倫(lun) 理趨異，既有研究往往忽略了雙方論辨的政治實踐維度。任鋒博士沉潛體(ti) 會(hui) 於(yu) 浙東(dong) 學術意旨，征諸浙東(dong) 諸子之實踐語境脈絡，抉發崇揚其以經製法度為(wei) 關(guan) 節的事功學特征。以此為(wei) 基，任鋒博士進一步反觀理學，對於(yu) 朱子一係的經世特征亦有著迥出於(yu) 習(xi) 見的獨到認知。

接續蕭公權先生，本書(shu) 亦尤為(wei) 推崇浙東(dong) 事功學作為(wei) 宋代政治思想之代表的地位。然其政治致思之根本，並非在於(yu) “究富強之實務”（蕭公權先生語）的功利學說，而是其體(ti) 究曆代典章製度、遊心宋代立國格局的憲製關(guan) 切。即如前節所論，在宋學實踐意識的內(nei) 部分野之中，浙東(dong) 趨向於(yu) 肯認紀綱法度之相對獨立的實踐性質，並以此異質於(yu) 以天理涵攝、道德為(wei) 本的理學經世實踐致思。

然則，道德實踐與(yu) 政治實踐之關(guan) 連遠為(wei) 複雜，尤其考慮到二者共享之天理世界觀。盡管道德實踐對於(yu) 義(yi) 理體(ti) 認的知識論強調，的確有可能弱化政治實踐的重要性，這在朱子之後的部分理學末流中有所體(ti) 現。但是，更須注意的是，這種道德實踐本身就指向一種特殊形態的政治實踐。對於(yu) 紀綱法度，相較於(yu) 浙東(dong) 諸子的反複措意，朱子理學之重心實不在此。然則，正如任鋒博士後續研究中所指出，朱子理學恢弘的天理思辨體(ti) 係本身就有著極強的公共性思考維度。這也就意味著，基於(yu) 道德實踐的理學經世思路，反而能夠在更為(wei) 根本的層麵上為(wei) 具體(ti) 的憲製思考奠定義(yi) 理根基。同時，朱子對於(yu) 宋代公論政治的積極捍衛，對於(yu) 社倉(cang) 、鄉(xiang) 約等麵向民間社會(hui) 的公共實踐之熱衷，更可與(yu) 浙東(dong) 經製視界交相映照，各顯其趣。

事實上，朱子對紀綱法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並非不重視。如果說儒者的政治思考大致都在政治智識、政治能力、政治風氣、政治誌向以及政治體(ti) 製等層麵而進行，那麽(me) 這些因素在具體(ti) 思考中的義(yi) 理結構與(yu) 精神氣質則可能趨於(yu) 殊異。性理學之於(yu) 事功學，亦不過如是。對於(yu) 朱子而言，紀綱法度等憲製因素是不能優(you) 先於(yu) 亦不能脫離於(yu) 政治主體(ti) 之素質養(yang) 成的，後者必須基於(yu) 道德性命的內(nei) 在涵泳與(yu) 切實踐履。紀綱由心法流出，法度待治人而行，這是理學經世致思的典範要求。而浙東(dong) 學術，則強調憲製因素的相對獨立性，政治實踐相較於(yu) 道德踐履的相對自足性，確實有著更為(wei) 強烈的對於(yu) 製度之客觀性效用之追索，這一點與(yu) 現代製度思考反而更易親(qin) 和。

由此而觀之，在性理學與(yu) 事功學之間，在宋學諸流派之內(nei) 部，其經世實踐意識的走向，其殊異性的特征往往在更為(wei) 複雜、勾連的相互維係中才能夠得以呈現。而理學之於(yu) 公共性的證成，與(yu) 浙東(dong) 之對於(yu) 法度的反複推究，大致也就構成了近世儒家治道思維、憲製思考的兩(liang) 個(ge) 重要麵向。而對於(yu) 其間的複雜與(yu) 勾連、分殊與(yu) 趨異，其更為(wei) 深層的精神根源，等等，都有著極為(wei) 廣闊的持續討論之空間。

承續張灝先生對於(yu) 儒家思想傳(chuan) 統中“幽暗意識”的發微，以浙東(dong) 經製事功之學的研究為(wei) 根本，更為(wei) 深入地理解與(yu) 重估近世儒家政治致思中的規則、治道與(yu) 憲製因素，是任鋒博士對於(yu) 宋學的獨特理解，也是其試圖將之以“新宋學”的形態重新引介到當代中國國族建構與(yu) 政製優(you) 化的思想論戰之中的要點。

然而，正如前文所指出，如果說宋儒的實踐意識均根由於(yu) 將超越的天理信仰通過踐履落實貞定下來的精神動力，那麽(me) ，由此而帶來的政治實踐所指向的紀綱法度，其背後更深層的動力也就不能不與(yu) 這種超越意識密切關(guan) 聯。隻是，對政治實踐加以規範、規製的致思，存諸於(yu) 儒者經世圖景之中，似與(yu) 幽暗意識有著隱隱約約的勾連。

那麽(me) ，問題就在於(yu) ，近世儒家憲製思考，其對於(yu) 政治秩序的安頓與(yu) 其對於(yu) 政治權力的規約、限製，是否可以被視為(wei) 兩(liang) 個(ge) 不同的取向？作為(wei) 經綸世務所必須依憑的紀綱法度，其首要的目標是尋求優(you) 良而豐(feng) 厚的政治秩序，尋求一個(ge) 偉(wei) 大的、必待諸特殊曆史機緣方有可能暫為(wei) 落實的理想政治狀態。而規約、限製權力主體(ti) ，防範其為(wei) 惡的可能，就與(yu) “幽暗意識”之在儒家傳(chuan) 統思想中一樣，始終處於(yu) 一種較為(wei) 纏繞、相對隱性的狀態。在這兩(liang) 種指向中，人法兼備的儒家政學要義(yi) 也會(hui) 有著理解上的趨異。在前者，人與(yu) 法有一種極為(wei) 密切的關(guan) 聯，而人之對於(yu) 法度的靈活的施展與(yu) 應用更為(wei) 重要，製度不需要特別明晰、更為(wei) 客觀，某種意義(yi) 上，製度紀綱是更加需要通過主觀生成與(yu) 發揮作用的因素。而在後者，製度的規製似乎更為(wei) 突出，政治主體(ti) 的素養(yang) 成為(wei) 了一種補充、輔助製度效能的因素。也恰恰是這種因素的存在，才使得儒家憲製之防範性的一麵更為(wei) 突出，更加能夠接榫於(yu) 現代憲政的安排。而那種指向更為(wei) 高遠的優(you) 良政治致思的近世憲製儒學傳(chuan) 統，作為(wei) 一種對於(yu) 現代性政治秩序更具反思與(yu) 批判能力的思想資源，如何能夠振起並豐(feng) 潤現代性政治秩序的偏枯、逼仄，發揮其對於(yu) 重塑現代性理解的積極作用，則會(hui) 是一個(ge) 更為(wei) 複雜、更具挑戰的議題。

即便談論意誌與(yu) 激情問題，在近世憲製儒學思想中，對於(yu) 容易招致不穩定後果的意誌與(yu) 激情，其首要致思亦未必是規製，而或者更類似於(yu) 將之提澌與(yu) 潤化。帝王雄霸的意誌、英雄經綸的氣魄，雖然並非醇正氣象，卻也始終得到了儒者在不同層麵的認同。隻是在儒家的最高致思中，意誌與(yu) 激情體(ti) 現的英雄形象尚有圭角，尚存形跡，而不能無物我之私。惟有在聖賢經世氣象之中，其對於(yu) 天下的治教風化，是追求一種“無心而成化”的象天而治，意誌與(yu) 激情消弭於(yu) 聖人的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之中。政治規則在這種趨於(yu) 極致的聖賢政治運思中處於(yu) 一種十分靈動的狀態，規則的客觀形態始終得不到明晰與(yu) 落實，它始終有著發於(yu) 至善之一心，而運用於(yu) 實際主體(ti) 之心智的特性。這一點，在理學的經世致思中更為(wei) 明顯。

進一步來講，近世儒學的憲製趨向在其實踐證成上要落後於(yu) 其思想論述，或亦值得商榷。畢竟，趨向於(yu) 優(you) 良政治致思的儒家憲製，在其意欲達成的最為(wei) 理想的政治狀態中，從(cong) 來就不具備穩定、恒久的性質，它隻有在特定的曆史機緣中才有可能實現，而一旦錯失或缺乏這樣的曆史機緣，它就會(hui) 是很難落實的。而在它的反麵，暴政、肆意妄為(wei) 的政治，作為(wei) 一種揮之不去的陰影，就是始終存在，甚至有意被曆代史家作為(wei) 刻意的書(shu) 寫(xie) 以警戒君主與(yu) 大臣。所以，如果說這種深刻而豐(feng) 稔的儒家憲製致思在近世的落實中看似“表現不佳”，那這也有可能是源於(yu) 其內(nei) 在不穩定的性質，未必一定指向其實踐的滯後，更未必是導源於(yu) 君主政製的結構性限製。

所以，機緣、時運，也就內(nei) 在於(yu) 這種儒家憲製的政治致思之中，是其極為(wei) 重要的因素。如果說，隻是尋求一種扁平、單薄的政治秩序的維係，那麽(me) 純粹製度主義(yi) 式的思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而對於(yu) 實現一種關(guan) 涉道德與(yu) 風俗的治教秩序而言，待法自行的理路就是緣木求魚。而後者恰恰是近世儒家憲製不曾轉移的追求。即便是在浙東(dong) 事功學中，也未曾將製度法度完全客觀化，是依然在人法之際來求索經世大法，精思於(yu) 作為(wei) 政治主體(ti) 的士君子之素養(yang) 、能力與(yu) 技藝，將紀綱法度陶鑄於(yu) 這個(ge) 君臣眾(zhong) 賢共治天下的具體(ti) 的、互動性的禮儀(yi) 、行動與(yu) 實踐之中。這裏同樣存在著一種間性特征，所謂“相維相製，相輔相成”是也。所以，這個(ge) 人法之際是極其精微的，是需要在具體(ti) 的互動實踐過程中來加以妙用的，而在時空人物的遷轉流溢中，其表現必然難以穩固，所謂興(xing) 衰不常，是理勢之自然。

近世性格、語言及方法

任鋒博士的學術理路，以對於(yu) 浙東(dong) 學派的推闡為(wei) 根基，出入於(yu) 宋學之內(nei) ，而脈絡化宋明之間，有著極為(wei) 明確的近世關(guan) 切。在他看來，現代中國在潛移默化間，甚至極大程度上，具備著某種近世性格，即宋明以來的近世思想思維、文化文明，對於(yu) 現代國人精神安頓、國勢變遷反複有著難以忽視的形塑之力。

“近世”本為(wei) 日本學者內(nei) 藤湖南剖判中國曆史的分期之一。基於(yu) 唐宋變革說，內(nei) 藤湖南等京都學派學者認為(wei) 中國在自中唐到宋以來出現了極為(wei) 明顯的近世轉變，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hui) 等方麵都有著形態與(yu) 風格的嬗變。這樣一個(ge) 轉變所帶來的宋型文化的特征，也就一直在元明清得以延續，並由此進一步影響到近現代中國。

任鋒博士對於(yu) 近世性格與(yu) 特征的追尋，是基於(yu) 思想史研究而進行的，是試圖重新體(ti) 認近世儒學思想義(yi) 理與(yu) 精神氣質而尋覓近世思想文化變遷的蹤跡。所以，一方麵，凸顯近世之於(yu) 漢唐的嬗變與(yu) 趨異；另一方麵，則分析近世思想之在近現代中國之跌宕。在尋求、凸顯這種近世性格的過程中，任鋒博士提出了“近世以來憲政儒學的三重潮流”，將南宋之浙東(dong) -明末諸儒-晚清諸賢視為(wei) 儒學憲製思想在近世的波動性脈絡。這種基於(yu) 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曆史哲學視野，就如餘(yu) 英時先生判準中國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一樣，是非常具有啟發性的，同時也有待於(yu) 更多的實證性研究對之加以驗證或者辯難。

雖然技術等物質條件始終對於(yu) 人世社會(hui) 的演變狀態有所影響，但所謂“進步”，實在有其特定限度。對於(yu) 每一時代的秩序整頓而言，其中包涵著亙(gen) 古不變的因素，也都會(hui) 有著殊異智慧的經綸手段。而華夏文明自三代周秦以來的愈茲(zi) 廣大，端源於(yu) 在凝聚共同體(ti) 的過程中始終麵向往古，尋求先賢的智慧，將之汲鑒到當下的秩序經綸之中。所以，夫子有言：“殷因於(yu)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yu)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這種“通三統”的儒家政治精神，亦體(ti) 現為(wei) 本書(shu) 作者經世之情懷。故而，對於(yu) 近世思想史的探賾發微，反思近代思潮在割裂傳(chuan) 統的背景下愈亦激進化、烏(wu) 托邦化，並最終以一種基於(yu) 華夏文明自身思想資源的政治理論聚焦於(yu) 當下的國族建構與(yu) 憲製創發，在任鋒博士的筆下形成了一條清晰可見的致思脈絡。

如果說晚清諸賢對於(yu) 古今之間的裂變承續尚有複雜、緊張的思索，新文化運動肇興(xing) 以來，激進毀棄傳(chuan) 統的觀念作為(wei) 社會(hui) 思潮蔚然成風，雖有梁漱溟等先生以保守文明的姿態挺立其間，仍舊無法阻逆激進主義(yi) 的恣意橫流。一直到二十世紀之末，沉醉啟蒙之迷思，自誣先賢之智識，厚今而薄古者，在在有之。與(yu) 之相反，好學之士深味現代性秩序之非，而反求諸古典，或稍得意味，即以之截斷古今，以所謂古典千年不變之永恒智慧，以與(yu) 現代性精神頡頏為(wei) 敵，必求以古而非今。雖有深刻之識見，難免魯莽之心智。

通過對近世公論政治現象的思想尋蹤，任鋒博士對於(yu) 近代以來公共輿論之形成的思想淵源、裂變特征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分析，並洞察其中的弊病缺失，而以一種汲鑒近世公論的致思取向試圖對於(yu) 當下公共領域的發育、演變提出啟迪性的意見。在這種會(hui) 通古今的思想努力的背後，其所欲強調的，恰恰是“現代心靈的開放與(yu) 審慎”，以一種通達的心智形態，在致意傳(chuan) 統的基礎上重新奠定並不斷豐(feng) 厚現代政治與(yu) 社會(hui) 的文明基礎。

不止於(yu) 古今之間力求會(hui) 通，聚焦於(yu) 當下之政製命運，任鋒博士亦能以“允執厥中”的中道精神呼籲思想界開放的憲製會(hui) 話。時勢之弊，其一端即在於(yu) 公共思想界共識不再。新啟蒙運動，一變而為(wei) 左右之爭(zheng) ，再變更有保守主義(yi) 錯落衍生。諸派思想錯綜複雜而又據守門戶，加之以大眾(zhong) 文化的興(xing) 起與(yu) 衝(chong) 擊，思想界山頭林立、四分五裂，正為(wei) 國族公共領域令人堪憂之怪相。

紛亂(luan) 之際更顯會(hui) 話之彌珍。對思想會(hui) 話的倡議，恰可源於(yu) “君子而時中”的儒者儀(yi) 範。儒學之所謂“允執厥中”，即蘊涵著麵向對話倫(lun) 理的致思維度。它代表著一種更為(wei) 豐(feng) 厚的智識與(yu) 技藝，力求避免對自身的偏執信任。盡管在近世時期，這種對於(yu) 對話倫(lun) 理的求索與(yu) 更高維度的超越義(yi) 理相融合，表現形態上更為(wei) 複雜、層次錯落。但作為(wei) 一種文明資源，確又可以與(yu) 強調言論權利的現代自由底線相互加強，並通過學人踐履的典範而落實在公共論域之中。類似此義(yi) ，時賢不乏唱和之聲。

於(yu) 近世性格中會(hui) 通古今，亦須重視主體(ti) 的轉換生成與(yu) 再度落實。《中庸》對於(yu) 君子之強調，《孟子》所謂士民之分，作為(wei) 儒學基本治教義(yi) 理而塑造帝國政治秩序，二千年間，士人群體(ti) 挺立為(wei) 華夏社會(hui) 之中流砥柱。相較而言，現代知識分子繁華落盡而恍然若失，氣象不免蕭索。古之士君子，道學政融貫為(wei) 一體(ti) 自然之生活形態；而今學與(yu) 政裂為(wei) 兩(liang) 端，無論是知識分子抑或政府官員，都不具備古之所謂士君子之氣質。於(yu) 是乎，欲以儒學思想傳(chuan) 統經綸當代世務，對於(yu) 儒家公民的措意與(yu) 致思就是一大關(guan) 節。這裏當然也就包涵著重新思考精英與(yu) 民眾(zhong) 的關(guan) 係問題，尋求何種性格的精英，涵泳何種氣質的民眾(zhong) ，均為(wei) 極具挑戰的命題。在具體(ti) 展開論述的過程中，任鋒博士著意最多者是如何將士君子的德性與(yu) 實踐性格落實於(yu) 現代社會(hui) 各個(ge) 層麵的精英之身，以這種或薄或厚地具備故國文明底蘊的精英群體(ti) 作為(wei) 儒家公民中最為(wei) 有力、最能風化的社會(hui) 部分，以此而熏陶、影響於(yu) 當下的社會(hui) 政治形態。這樣一種儒家公民觀念，頗具規範性義(yi) 理，也因此有偏向精英主義(yi) 之嫌。對於(yu) 如何整頓現代大眾(zhong) 社會(hui) 的秩序狀態，儒家公民之致思淵源有自[2][]而頗具啟發，但尚須持續而漸入精深之討論。

最後，凡欲精研極思於(yu) 故國文明者，就必須意識到，古典漢語有著極為(wei) 特殊的語言學特征。它往往“表述簡約而蘊涵豐(feng) 富”，缺乏明晰的內(nei) 涵與(yu) 外延，同一概念或相似概念在不同的語境中能夠表現出不同的指向，其趨異看似細微卻可能十分關(guan) 鍵。非沉潛其中而能夠會(hui) 心者，對於(yu) 經典文本中所內(nei) 涵的思想史意義(yi) 脈絡是很難有確切而的當的之理解的。

任鋒博士對此有著深切的把握。其研究並不受縛於(yu) 理論視野的預設，而是通過對於(yu) 古典漢語核心語匯的思想史尋蹤，在對語言脈絡與(yu) 曆史情境的反複涵泳、考究中呈現出所謂“經製”、“公論”等古典詞匯的思想旨趣，從(cong) 而獲得對於(yu) 近世思想的當而富有新意的理解。以此為(wei) 基礎，對於(yu) 近現代漢語與(yu) 西方語言轉譯過程中“多種文明語境下的觀念流變與(yu) 創新”，也就能夠獲得更為(wei) 豐(feng) 厚的觀照之根基。這不僅(jin) 會(hui) 對近代思想史研究頗有裨益，而且能夠對以真切把握儒家思想為(wei) 根本，重估帝國政教秩序形態積累學理基礎。更進一步，也會(hui) 對當下中國社會(hui) 科學的研究形成啟示。畢竟，中國社會(hui) 科學研究要尋求主體(ti) 性格，勢必要反思既定概念與(yu) 理論中的西方經驗因素。這並不意味著拒斥“西方”，而是尋求在更為(wei) 自覺地意義(yi) 上來審視社會(hui) 科學的概念使用，並在逐漸深入的田野研究與(yu) 曆史理解的基礎上尋求更富解釋力的概念創新與(yu) 理論突破。

在任鋒博士對於(yu) 史料與(yu) 語言的精細把握之下，也始終沒有失卻一種頗有理論意涵的法政意識。在其研究之中，這種法政思索的意識在積極參鑒於(yu) 西方政治、憲政思想中的理論洞識，以之作為(wei) 燭照、激發對於(yu) 傳(chuan) 統的再認識。在這個(ge) 研究過程中，法政理論視野與(yu) 對於(yu) 史料與(yu) 語言的切實把握形成一種極富張力的內(nei) 在平衡，從(cong) 而避免了簡單而浮泛之格義(yi) ，而能夠在中西對話的意義(yi) 上發覆故國文明之神髓。

正是這種平衡感的存在，所以能夠避免那種所謂“神話學建構”的譏諷。正如任鋒博士所言，在簡單格義(yi) 與(yu) 神話建構之間，其實有著非常廣闊的理論與(yu) 實證研究空間。而對於(yu) 這個(ge) 空間的逐步深入的探索，雖然不無那種探索未知之域的風險，但鑒於(yu) 它其實與(yu) 我們(men) 當下與(yu) 未來的命運是如此相關(guan) ，因此，從(cong) 故國文明中尋求對於(yu) 政治事務的珍貴智識，從(cong) 而賦予今人以再創曆史的智識與(yu) 勇氣，無論如何，都是有意義(yi)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