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究竟是一個自然的文化交流過程還是一種有組織的文化侵略謀劃?兩種觀點一直針鋒相對,並且都能列舉大堆事實和經驗支持論證。不久前到山東青州,漂亮的益都中心醫院就是在1882年英國基督教傳教士武成獻博士開設的青州廣德醫院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而同樣在青州的英國傳教士庫壽齡在那裏留下的卻是盜賣甲骨的惡名;至於直接導致義和團運動興起的巨野教案發生在山東更是眾所周知。就我個人來說,耳中嗡嗡作響揮之不去的是馬漢在《海權論》發出的“基督教文明的重任就是將中國、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納入自己的胸懷並融進自身的理念之中”的宣言,以及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中的強化和升級。
但是,對於聖誕節的論述似乎還不能就此簡單直接的過渡延伸。這不僅因為時移世異國際關係結構發生了變化,也因為聖誕節與基督教並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對於大多數在小康道路上的白領藍領或其他尋常百姓或忙碌而枯燥,或平凡而平淡,本就懷有將時光細加雕刻以盡可能豐富的姿彩聲色遣此有生之涯的衝動:電遊玩膩了、麻將搓累了,把聖誕節信手拈來給心情一個放鬆的理由,何樂不為?又有何不妥?至於耶酥是誰?聖誕老人是誰?如果不是完全不在乎至少也並沒太當一回事。應該看到,這不僅是一個現代社會公民應有的生活權利,它後麵還有一股樸素而自信、有力而健康的生命之流綿綿湧動!
那麽,十博士說的“走出文化集體無意識,挺立文化主體性”是不是就純屬無的放矢小題大做杞人憂天呢?答曰不然,因為問題還有另一個方麵。雖然聖誕節雖不等於基督教,但二者之間的關聯卻是不言而喻的,由過聖誕節到信基督教的假戲真做在現實中屢見不鮮。進一步就應該看到,宗教不隻是個人身心安頓的問題。當某一宗教的信眾數目遞增到一定數值的時候,它就具有了超溢出個人性之外的意義,而衍生出社會、政治和文化諸問題。 “駱駝是被最後一根稻草壓垮的”這個警語用在這裏或許不是十分準確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啟發意義。例如因強烈的現實性和實踐性而成為當代政治哲學中心議題的文化認同,就與宗教密切相關。事實上,從馬漢到亨廷頓的基督教擴張戰略並沒因時代變遷而歸於歇絕,約瑟夫-奈的“soft power”概念更將其賦予了戰術的色彩。如果早期傳教士在中國“每一個山頭和每一個山穀中都設立起光輝的十字架”的美夢成真,這些戰略家肯定比那些傳教士更開心。
任何的節日都不隻是一個自然時間單位,而總是跟特定群體的生活方式、生活經驗勾連在一起。而生活方式、生活經驗又總是積澱凝聚著某種記憶某種價值,作為該群體之意義保證、認同維持和曆史綿延的基礎與目標。什麽是中國人?就是中秋團圓、除夕守歲、清明節掃墓!套用柏林的話說,丟失了這些節日也就是失去了保護人們的民族性存在、民族性精神、民族性習慣、民族性記憶和忠誠的盾牌。斯節斯教如火如荼對於這些節日究竟是一種補充還是一種消解替代?在聖誕鈴聲中是不是也存在這樣一種可能,漸漸地“隻把杭州作汴州”呢?我想答案應該是肯定的。如果承認對於神聖性的需要形成了一個精神產品的市場,如果聖誕節可以理解成基督教的產品,那麽我們憑什麽進入並展開競爭?這才是更加根本的關鍵所在。毫無疑問,《看法》談的表麵是聖誕節,實際是基督教。所以它涉及的本質上仍然是我們民族和我們文化自身的問題。我從公民宗教角度討論儒教的複興,實際就包含激活祠堂孔廟書院、激活傳統節日中的思想情感與信仰,使社會結構和社會生活的有機性得到恢複和提升的用意。
文化的生長是自下而上由內而外的,隻要自己的生命順暢日子紅火了,文化自然就會流光溢彩。但我們似乎尚沒意識到我們目前尚處於文化的空心狀態――這是我們工作的真實起點。如果對此有了足夠清醒的認識,相信十位博士對聖誕節的拿捏分析會更加細致到位,對問題的應對解決也會更加平和成熟。《論語》有言,“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來源:新快報2006-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