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曆史的溫情與(yu) 敬意——讀錢穆的《國史大綱》

作者：郭齊勇

來源：鳳凰網綜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七月十二日癸酉

           耶穌2015年8月25日

錢穆《國史大綱》

《國史大綱》是一部簡要的中國通史，用大學教科書(shu) 的體(ti) 例寫(xie) 成。內(nei) 容包括自上古三代以迄20世紀中葉之中國曆史的演變發展，尤其是經濟與(yu) 社會(hui) 、政治製度、學術思想的狀況及其相互影響。全書(shu) （修訂二版）八編46章，共53萬(wan) 字。全書(shu) 力求通貫，便於(yu) 讀者明嘹治亂(luan) 盛衰的原因和國家民族生命精神之所寄。

本書(shu) 成於(yu) 艱苦的抗戰年代，作者的憂患之情躍然紙上。是書(shu) 於(yu) 1940年6月由商務印書(shu) 館出版，一時洛陽紙貴，成為(wei) 各大學的曆史教科書(shu) ，風行全國，對學生積極抗戰，增強民族凝聚力起了積極作用。1974年由台灣商務印書(shu) 館出版修訂再版本，到1992年已印行18版，1994年出版第二次修訂本。1994年6月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印製修訂二版本，後又多次重印。本書(shu) 亦收入台北聯經出版公司出版之《錢賓四先生全集》。

著者錢穆（1895.7.30－1990.8.30）是著名的國學大師，江蘇無錫人，原名恩，字賓四，民元改名穆。先生家世貧苦，幼時喪(sang) 父，中學畢業(ye) 即無力求學，以自學名家。原任中小學教師，1930年後執教於(yu) 高等學府，曆任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西南聯大、武漢大學、華西大學、江南大學等校教授，創辦香港新亞(ya) 書(shu) 院。其代表著作有：《劉向歆父子年譜》、《先秦諸子係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國史大綱》、《中國曆代政治得失》、《政學私言》、《朱子新學案》、《中國學術通義(yi) 》、《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cong) 》等。著者畢生著書(shu) 70餘(yu) 種，約1400萬(wan) 字。著者在中國文化與(yu) 中國曆史的通論方麵，多有創獲，尤其在先秦學術史、秦漢史、兩(liang) 漢經學、宋明理學、近世思想史等領域，造詣甚深。

《國史大綱》的《引論》甚為(wei) 重要，表達了著者的文化觀、曆史觀與(yu) 方法論。他指出，研究曆史，撰寫(xie) 中國通史的目的在於(yu) ：（1）能將我國民族以往文化演進的真相明白示人，為(wei) 一般有誌認識中國已往政治社會(hui) 文化思想種種演變的人們(men) 提供所必要的知識。（2）應能在舊史統貫中映照出現今中國種種複雜難解的問題，為(wei) 一般有誌革新現實的人所必備參考。前者在於(yu) 積極地求出國家民族永久生命的源泉，為(wei) 全部曆史所由推動之精神所寄；後者在於(yu) 消極地指出民族最近病痛的征候，為(wei) 改進當前方案所本。這是錢穆撰寫(xie) 此書(shu) 的主旨。

錢穆指出，研究中國曆史的第一個(ge) 任務，在於(yu) 能在國家民族內(nei) 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中國曆史的演進，其基本精神表現在學術思想文化演進上是和平與(yu) 大同，協調與(yu) 融化，這與(yu) 其它民族是不同的。錢穆痛切警告：國人懶於(yu) 探尋國史真諦，而勇於(yu) 依據他人之說，因而肆意破壞，輕言改革，則自食其惡果。他反複強調中西文化演進不同，不能簡單地用西方曆史來套用中國曆史，必須肯定不同國家民族之間文化的特殊性、差異性，以及文化價(jia) 值的相對性。

著者以獨特的眼光注意把握時代的變遷，如戰國學術思想的變動，秦漢政治製度的變動，三國魏晉社會(hui) 經濟的變動等。有的章，如第六章春秋戰國“民間自由學術之興(xing) 起”，第八章西漢“統一政府文治之演進”，第十章東(dong) 漢“士族之新地位”，第十八章“魏晉南北朝之門第”（變相的封建勢力），第二十至二十一章關(guan) 於(yu) 田製、兵製、宗教思想，第二十三至二十四章關(guan) 於(yu) 唐代政治機構與(yu) 社會(hui) 情態，第三十二章關(guan) 於(yu) 北宋士大夫的自覺與(yu) 政治革新運動，第三十八至四十章關(guan) 於(yu) 唐至明代南北經濟文化之轉移等，都非常深入，很有見識。本書(shu) 著者能由一個(ge) 問題延伸一兩(liang) 千年，由一點擴大到全麵，係統梳理。如田製，能將兩(liang) 晉占田、北魏均田到唐代的租庸調，由租庸調到兩(liang) 稅法，合成一個(ge) 整體(ti) 。

著者揚棄了近代史學研究中的傳(chuan) 統記誦派、革新宣傳(chuan) 派和科學考訂派，分析了其見弊得失。著者認為(wei) ，史學不等於(yu) 技術，不等於(yu) 曆史知識與(yu) 曆史材料，不能純為(wei) 一書(shu) 本文字之學；史學是“人”的史學，不能做號稱“客觀”的無“人”的曆史研究；史學一定要與(yu) 當身現實相關(guan) ，但又不能急於(yu) 聯係現實，不是宣傳(chuan) 口號與(yu) 改革現實之工具。他強調對於(yu) 本民族曆史文化認同的重要性，如果一民族對其以往曆史無所了解，缺乏起碼的尊重，此必成為(wei) 無文化的民族，無曆史意識與(yu) 智慧的民族。他主張努力開掘國家民族內(nei) 部自身獨特的曆史文化資源和內(nei) 在的生機、動力。如果不深切理解國家民族背後的文化精神，則國家可以消失，民族可以離散。

近代史學諸流派在政治製度、學術思想和社會(hui) 經濟三方麵研究的結論大體(ti) 上是：在政治上，秦以來的曆史是專(zhuan) 製黑暗的曆史；在文化上，秦漢以後兩(liang) 千年，文化思想停滯不前，沒有進步，或把當前的病態歸罪於(yu) 孔子、老子；在社會(hui) 經濟上，中國秦漢以後的社會(hui) 經濟是落後的。

錢穆的通史研究在立論的標準上反對以一知半解的西方史知識為(wei) 依據，主張深入理解本民族文化曆史發展的個(ge) 性與(yu) 特性。他又以整體(ti) 與(yu) 動態的方法，把國史看作是一不斷變動的曆程。他認為(wei) ，幾千年來的中國社會(hui) 經濟、政治製度、學術思想是發展變化著的，而不是一成不變的。

就政治製度而言，綜觀國史，政治演進經曆了三個(ge) 階段，由封建（分封）統一到郡縣的統一（這在秦漢完成），由宗室外戚等人組成的政府演變為(wei) 士人政府（這自西漢中葉以後到東(dong) 漢完成），由士族門第再度變為(wei) 科舉(ju) 競選（這在隋唐兩(liang) 代完成），考試和選舉(ju) 成為(wei) 維持中國曆代政府綱紀的兩(liang) 大骨幹。錢穆十分注意中國行政官吏選拔製度、士在文治政府中的地位、政治權力與(yu) 四民社會(hui) 的關(guan) 係。就學術思想而言，秦以後學術，不僅(jin) 從(cong) 宗教勢力下脫離，也從(cong) 政治勢力下獨立，淵源於(yu) 晚周先秦，遞衍至秦漢隋唐，一脈相承，曆久不衰。北宋學術的興(xing) 起，實際上是先秦以後第二次平民社會(hui) 學術思想自由發展的新氣象。就經濟而言，秦漢以後的進步表現在經濟地域的逐漸擴大，而經濟發展與(yu) 文化傳(chuan) 播、政治建設逐漸平等相伴而行，盡管在曆史上快慢不同，但大趨勢是在和平中向前發展。

錢穆認為(wei) ，中國古代社會(hui) 的政治、經濟運作的背後有一個(ge) 思想觀念存在。在學術思想指導下，秦以後的政治社會(hui) 朝著一個(ge) 合理的方向進行。如銓選與(yu) 考試是《禮運》所謂“天下為(wei) 公，選賢與(yu) 能”宗旨所致。在全國民眾(zhong) 中施以一種合理的教育，在這個(ge) 教育下選拔人才，以服務於(yu) 國家，有成績者可以升遷。這正是晚周諸子士人政治思想的體(ti) 現。秦漢以後的政治大體(ti) 按照這一方向演進。漢武帝按董仲舒的提議，罷黜百家，專(zhuan) 門設立五經博士，博士弟子成為(wei) 入仕唯一正途。此後，學術地位超然於(yu) 政治勢力之外，也常盡其指導政治的責任。三國兩(liang) 晉時期統一的政府滅亡，然而東(dong) 晉南北朝政府規模以及立國的理論仍然延續兩(liang) 漢。隋唐統一政府的建立，其精神淵源則是孔子、董仲舒一脈相承的文治思想。隋唐統一無異證明，中國曆史雖然經曆了幾百年的長期戰亂(luan) ，其背後尚有一種精神力量依然使中國再度走向光明之路。錢穆所講的這種精神力量是以儒家為(wei) 主的優(you) 秀文化傳(chuan) 統，它才是民族文化推進的原動力，即“生力”。

錢穆也分析了阻礙中國曆史發展的“病態”。如中唐以後的社會(hui) 是一個(ge) 平鋪散漫的社會(hui) ，政治仍為(wei) 一種和平大一統的政治，王室高高在上，社會(hui) 與(yu) 政府之間相隔太遠，容易招致王室與(yu) 政府的驕縱與(yu) 專(zhuan) 擅。又如社會(hui) 無豪強巨富，雖日趨於(yu) 平等，然而貧無賑，弱無保，其事不能全部依賴於(yu) 政府，而民間又苦於(yu) 不能自振。再如政府與(yu) 民間溝通在於(yu) 科舉(ju) ，科舉(ju) 為(wei) 官後出現腐敗等。這都是中唐以後的病態。宋儒講學主要是針對這種種病態而發。然而宋以後不能自救，中國政治進一步遭到損害。明代廢除宰相，尊君權，以及清朝統治，皆背離了傳(chuan) 統士人政治、文治政府的精神。這些都是中國曆史中的病態。

挽救這些病態則需要一種“更生”。這種更生是國家民族內(nei) 部自身一種新生命力的發舒與(yu) 成長。錢穆認為(wei) ，我民族數百世血液澆灌、精肉培壅的民族文化精神具有頑強的生命力，充滿了生機，不僅(jin) 能挽救自身病態，而且能回應西方文化挑戰，爭(zheng) 取光輝的前途。

最後我們(men) 不能不指出，由於(yu) 特殊的抗戰背景，本書(shu) 在布局上詳於(yu) 漢唐而略於(yu) 遼金元清，詳於(yu) 中原而略於(yu) 周邊兄弟民族，在取材上詳於(yu) 製度而略於(yu) 人事，詳於(yu) 文化而略於(yu) 戰爭(zheng) ，在詞句上不用太平天國而用“洪楊之亂(luan) ”。體(ti) 察著者的初衷，大約他內(nei) 在的情結是：如果治亂(luan) 不分，內(nei) 外不辨，日本侵略中國豈不是可以根據遼金元清的故事，名正言順地擁有與(yu) 統治我廣土眾(zhong) 民嗎？（參見何佑森.：《錢賓四先生的學術》，載《中國哲學思想論集》，台北：牧童出版社.，1978年，第69頁。）盡管我們(men) 能同情地理解著者的苦心，然而今天讀這部書(shu) ，我們(men) 不能不跳出漢族中心主義(yi) 、華夏中心主義(yi) 和正統史觀的立場，肯定周邊兄弟民族入主中原，與(yu) 漢民族一道治理國家，給中國曆史文化注入了活力，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曆史上起了積極的作用。中華民族的曆史，是由中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

錢穆的這部著作代表了他的通史研究，這與(yu) 他有關(guan) 部門史（如政治史、學術史、文化史）及曆史人物、曆史地理的研究相得益彰，與(yu) 他有關(guan) 史學研究的方法論、中國曆史研究方法的探討，亦相互發明。通過本書(shu) ，我們(men) 可以了解錢穆先生所提倡的史心與(yu) 史識、智慧與(yu) 功力之互動。閱讀本書(shu) ，請配讀著者的另一部著作《中國文化史導論》，其修訂本有北京商務印書(shu) 館1994年印本。

（作者係武漢大學國學院院長 本文原載《20世紀中國史學名著提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責任編輯：葛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