糟蹋國學，用意何在？（王達三）

糟蹋國學，用意何在？

——評薛湧氏《中國文化的邊界》一文

作者：王達三

薛湧氏留洋多年，身處異國，心及華夏，近年來特以諷刺挖苦和漫罵攻擊中國傳統文化而成豎子之名。2004年，薛湧氏詆毀中國人之讀經運動，誣陷其為“走向蒙昧的文化保守主義”，時今又在《新京報》、《南方周末》等報紙上發表多篇文章，批評和質疑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國學院，蓋薛湧氏凡逢傳統文化興瀾之事必堅決反對之而為快。

然時人對薛湧氏之反批評，皆就事論事，偏於學理。吾今就其《中國文化的邊界》（《南方周末》2005年06月09日，本文中薛湧氏之引言除注明外皆出自該文）一文略加分析，以揭明其文章背後之不可告人之目的於天下，以期國人能通曉明白其險惡之用心。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吾生養於斯土，浸染於斯文，捍衛吾中華民族之利益，張揚吾傳統文化之精神，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乃是吾義不容辭之責任。

又，吾對中國人民大學成立國學院之總體意見，已草成《興我國學，塑我國魂》一文，可見諸於“儒學聯合論壇”（www.tomedu.com/ydbbs），其中含對袁偉時氏、薛湧氏等西化派論者之批評，諸君若參照觀讀，可尤見吾之真心和用意。

甲、日本“國學”幹我何事？

《邊界》一文追溯“國學”一詞來乃源於17、18世紀日本“江戶時代”之“國學運動”，此說無征，或也非謬。然薛湧氏於此論洋洋自得，以為直抵紀寶成先生之間隙，殊不知聰明反被聰明誤，正說明其無知和愚陋。何也？

薛湧氏自言：日本“江戶時期”之“國學運動”，乃東洋人認為“日本原生的文化高於中國文化，日本麵臨的種種文化問題和社會危機，來源於中國文化為代表的外來文化的汙染。”因此，“這一國學運動實際上是江戶時代日本一批文化人試圖從中國文化中獨立出來、塑造自己的民族認同的努力。”薛湧氏又謂：日本之“原生文化”，或其“國學”，即是認為“日本文化獨特優越；日本作為日出之國，神的國度，是世界的中心。”而日本人所反對之“中國文化”，乃以朱子理學為代表之儒家文化。

薛湧氏之無知與愚陋，即在於其將日本之“國學”，混同於吾華之國學。此一混同，差以一毫，謬之千裏，而薛湧氏不自知，反而將無知當寶貝炫示於人，真可謂可悲可憐也。蓋日本之“國學運動”，乃是以其狹隘偏執、自我美化之日本“國學”，去我恢弘大氣、寬容大量之“國學”，進而形成一盲目自大、殘忍卑鄙之以“大和魂”為主旨之“日本國學”。此種現象，是為日本之“去中國化”，是為日本之“去中國文化”，是為日本業有文明與精神之大反動、大倒退。薛湧氏又言：“到了明治時代，特別是甲午戰爭戰勝中國後，日本的民族主義大盛，國學的意識形態色彩越來越重。到了二戰時，這種國學為軍國主義意識形態提供了一個基本框架。”耍盡小聰明之薛湧氏何不用自己腦袋作一認真思考：到底是日本由於堅持中國意義上之國學，還是由於堅持其原生固有之“國學”，而導致其盲目自大、狹隘偏執之民族主義和侵略擴張、血腥屠殺之軍國主義？自不待言，事已明矣。

中國之國學，或曰中國文化，要之以儒家文化為主，具有極大之道德性、溫和性、包容性。儒家力主“天下觀念”與“大同理想”，力主“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非具侵略性與擴張性，非為狹隘偏執之民族主義而張目。相反，其是以仁民愛物、天下一家之和平主義與世界主義為大訴求。此點，中西學界認同多矣。否則，如若儒家文化具有民族主義之傾向與訴求，彼時四萬萬同胞，何容日本撮爾之小國盡懷鯨吞之心，肆行蠶食之舉？如若日本能一如既往堅持中國意義之國學，自當有克服其偏執與狹隘、侵略與擴張之助緣——雖然其偏執與狹隘、侵略與擴張，成就之原由頗為複雜，非是一文化即可決定之。試問薛湧氏，日本之“國學”幹吾華之國學何事？

此外，尚有兩義國人須明曉：

其一，“國學”一詞或如薛湧氏所言自東洋傳入中國，在中國遂有“國學”之名目，遂有“清華國學四大師”之美譽。然其前，中山先生革命既成，其“排滿”意識即消，且迅有“五族共和”之製；太炎先生初有以國學砥礪種姓之意，嗣後則複有“滿漢無分”之論。其後，即二十世紀中國“國學”大盛之時日，顧頡剛等“疑古派”與胡適等“科學派”皆目之以為“國故之學”，欲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非有以國學承擔傳統文化信仰與價值之目的；“清華國學四大師”雖於吾之斯文滿腔熱忱，然要之其沉潛高明，皆專注於學術和義理，非有民族主義之傾向，反有固執儒家信仰與價值之誠心。故吾華之國學，絕非有薛湧氏之為吾族之民族主義張目之可能與實情。

其二，薛湧氏言日本“國學運動”有其成績，由於其是“一種文化上的反叛與解放”，由於其“注意吸收外來文化”。以此而言，薛湧氏對日本“國學”之成績尚有部分之讚賞。然何獨反我一區區中國人民大學辦一區區之國學院從事國學之研究？薛湧氏亦是大目盲，胡亂言說而不注重實情。何者？中國文化之百年，放眼向洋而唯西洋馬首是瞻多矣！中國傳統文化之崩潰覆滅悲慘痛苦久矣！目以今世，吾華之傳統文化，何處可見？其是遊魂不歸，其是魂不附體，其沒有實際之影響明矣！而西洋文化汪洋泛濫，中國西化亦固深矣。然此時，吾華之國學、之傳統文化，方有一點點之起色，短視淺薄之薛湧氏即蹦將出來，大喊“狼來矣”！其用心究竟何在？！

乙、挑撥離間意欲何為？

《邊界》一文，又在中國文化之內容與組成上大放厥詞，顛倒黑白，混淆視聽。而薛湧氏非但無有真知灼見，且是史實舛駁雜亂，謬誤百出，又不加考核斷之其先入之邪心。何也？

薛湧氏以紀寶成校長言吾華之國學“內容以經史子集等科為主”，隻列儒家、法家、道家，甚至是兵家，而不提佛教，更不提蒙學、藏學、滿學，從而判定“似乎除了漢文化，其他民族對中華文明的貢獻都可以被排斥在外了”，進而妖言說：“我們都承認各民族對中華文明的貢獻。但在一些人的骨子裏還是漢文化中心觀，認為人家的‘進步’就是‘漢化’的結果，很少討論漢文化應該向這些‘異族’學什麽。”

吾謂薛湧氏頭腦簡單，蓋從技術角度而言，紀校長不可能於一短文中盡列國學之所有科目，而一國學院也不可能開始國學所有之科目。然問題尚不止於此，薛湧氏試圖將各民族之曆史、之文化融攝於國學之內。此本無不妥，亦未有時人加以反對。中國之曆史，本為中國各民族之共同創造，中華民族之摶成，乃在於中國各民族之共同努力，中國文化之形成，亦是中國各民族之共同形塑。然中國曆史、中華民族、中國文化，確有一主體、一主幹，其為漢族，其為儒家文化，無論從曆史還是現實而言，無論就人口還是文化而言，此皆為事實。研究和承繼中國文化，亦必然以漢族之曆史與儒家文化為主要內容，此是承接事實而不可免者。然強調此一點，非是抹殺少數民族之文化、之曆史、之貢獻，亦非是不研究、不承繼其文化、其傳統。觀薛湧氏之言論，似乎研究國學，光大中國文化，即為忽視和抹殺少數民族之曆史、之文化、之貢獻，即為大漢族主義。莫非吾華各少數民族之曆史、之文化占據國學一半之內容，才為民族之平等乎？莫非吾華五十六民族之曆史、之文化各占據國學五十六分之一內容才為各民族之平等乎？

薛湧氏之例證，其一為唐王室是一民族混血之產物，唐王朝之政治社會製度為各民族融合之產物。然吾不知誰曾否認這點？更不知誰又曾以唐文化是民族融合之產物而否認她是中國文化，且論定其為少數民族之文化而排斥之？難道薛湧氏不知國人對“強漢盛唐”之美譽？不知國人對“貞觀之治”、“開元盛世”之向往？不知國人對唐文明“萬國來朝，八方來儀”之開放性、包容性之肯定？其二為漢民族軍事傳統乏善可陳，而少數民族軍事傳統優良有加，進而責問為何學習“兵家”而不學習阿保機、成吉思汗、努爾哈赤。好一聰明之薛湧氏，竟然不知道所謂“兵家”，非是戰例與軍事史，而是經典軍事理論之書籍！竟然不知美國西點軍校亦是將《孫子兵法》作為經典教程——薛湧氏正是身居美國而對吾華之傳統文化指手畫腳！其三為漢族於曆史上少能安定北方，而少數民族（薛湧氏稱為“異族”）統治時期卻能解決北方安全問題，例之以遼、金、元、清等朝代，並因西洋人之觀點說，“阿保機是第一個施行‘一國兩製’的人”，認為“兩種製度，在一個帝國中保存了不同文化和民族的傳統優勢”。薛湧氏抬出洋人嚇唬人，殊不知黃仁宇先生早就提出此一觀點，更不知遼、金兩王朝雖能安定北方，然何曾安定南方？為何薛湧氏重北而輕南？又者，二十四史莫非不含遼、金、元、清之史乎？遼、金、元、清之治下皆其自族之人乎？

可笑之處又在於，薛湧氏竟然謂“可見，這些所謂‘異族’的成就，絕非一個‘漢化’所能概括。相反，他們能夠超越漢文化，集多元的文化、種族與製度之優。”此番言論，真是荒謬無知。例之以元朝，其確不曾被漢化，然是否“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之分也可謂“集多元的文化、種族與製度之優”？薛湧氏又引東洋人之觀點言：“蒙古帝國是世界第一個全球化的推動者，是世界的中心。”然以鐵血征伐成就一大帝國可欲否？薛湧氏居洋多年，已然服膺於西洋文化，而對鐵血征伐成就一大帝國與所謂“全球化”拜倒於地矣。

薛湧氏之論述，非但史實舛駁雜亂，亦是挾洋人之觀點以自重，滿心以洋人為確，全以吾華之傳統為非。薛湧氏又自我懸設，認定研究國學即為漢族中心主義，即為抹殺少數民族之曆史、之文化、之貢獻、之地位，而必欲為其爭一平等之地位，甚至是炫示其往日之“榮光“，煽動其民族之情緒。在吾國人齊心協力共同為複興中華民族而不懈奮鬥之際，無視曆史上各民族融合衝突成一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之事實，曲解曆史，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挑撥離間，其用心究竟何在？

丙、排斥國學誰之狹隘？

薛湧氏動輒言中國傳統文化之“狹隘封閉”，動輒讚揚西洋文化“光輝偉大”，動輒要求國人對西洋文化要敞開放開，全盤拿來，照收不誤。殊不知狹隘封閉者正是薛湧氏自己。何也？

薛湧氏謂：“中華文明中那些更善於容納不同政體、文化，更會和多種民族交道，更為‘全球化’的‘異族’傳統，是否給我們留下許多比經史子集更為寶貴的遺產呢？難道這些傳統，應該被劃在中國傳統文化的邊界之外嗎？”又謂：“我們麵臨著一個以人類的傳統為自己的傳統的時代，一個兼容並包的文藝複興的時代。把西方文化以及其他外來文化排斥在中國的文化之外是狹隘的，把對中華文明做出卓越貢獻的少數民族文化排斥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之外，也隻能更加重我們這種文化封閉主義的心態。其結果不是中國文化的複興，而是把中國文化變成古董、送進博物館陳列。”

薛湧氏盲目崇拜西學，主張西化，此固然為其自由，然又盲目指責傳統文化封閉狹隘、排斥西學，欲引導國人走一西化之路徑，則是狼子野心，心懷叵測。蓋薛湧氏於兩點基本情勢有所忽視：其一，中國目前之西化，承接百年西化之傳統，已成由綿綿細雨到狂風暴雨之態勢。薛湧氏自言：“你再看看中國知識分子的各種討論，哈耶克的引用率比他在美國同行中的引用率還高，甚至那些口口聲聲要捍衛中國文化的保守主義者們，也言必稱哈耶克、伯克。那麽人家這幾個‘老外’難道沒有資格進入中國文化嗎？”中國知識分子之整體性倒向西方，動輒引用西方之觀點和論據以自重，這為薛湧氏自己所道出。試問薛湧氏：這是中國文化之保守封閉，還是開放包容？奈何薛湧氏仍然猛烈抨擊中國文化之保守、抨擊國人心態之狹隘！不難看出，薛湧氏之目的在於使中國無有一點傳統文化之色彩，使中國人全部變成黃皮膚白心態之“香蕉人”！其二，中國之傳統文化，全盤崩潰，岌岌可危，無有容身之處：現行體製是維持原有之意識形態以確保自身之曆史合法性，知識精英又多操持西方知識話語以拚命自宮，民間社會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在2003年底即達9000萬，2004年更是猛增40%。當下，雖有二三子投身於吾傳統文化弘揚光大之事業，也有部分民間人士主動認同和踐行傳統文化之價值理念，然要之傳統文化仍然處一相當被動艱難之弱勢地位，而薛湧氏仍對剛剛萌動之傳統文化摧殘打壓，極盡批評與反對之能事。試問薛湧氏：這是中國傳統文化之狹隘封閉，還是西方文化之狹隘封閉？薛湧氏之“自由”，是否也可以給國學一點寬容與自由？

薛湧氏在其《人大成立國學研究院：“借鑒”之後能償還嗎？》（《新京報》2005年06月04日）一文中說：“我們常常說‘借鑒’西方。為什麽不說‘采用’呢？”“中國正在走向世界。中國文化隻有和世界文化融合才會有生命力。既然如此，我們就應該把西方的傳統當成一種人類的傳統，當成我們自己的傳統，‘要’過來就完了。”不難看出，薛湧氏雖模糊其辭，故作玄虛，但其目的卻在於說明“世界文化”就是西洋文化；國人對西洋文化不但要“借鑒”，更要“采用”，亦即是全盤西化。試問薛湧氏：為何世界文化就不是或不包括中國文化？西洋人把西洋文化當作“普世”、“絕對”之“世界文化”而到處叫賣推銷，乃至暴力推行，而吾國人恢複自家之固有傳統，予以研究和光大，乃受大責難，難道中國文化就是低等、卑劣之文化？而且，難道研究和光大我固有之文化傳統，就必然等於排斥西洋文化傳統？薛湧氏之結論從何而來？為何必欲對傳統文化窮追猛打、斬草除根？

薛湧氏說：“以筆者之見，‘國學院’實在不是個理想的名字，叫‘中國文化學院’也許更貼切。”其意是國學院也要容納吸收西洋文化，開設西洋文化科目。然而，試問薛湧氏，為何西洋之“神學院”不叫“西洋文化學院”？如果中國之國學院，也講什麽古希臘與希伯萊，那就應該稱為“世界文化學院”！而吾謂，目前中國之大學，幾乎無不奉西洋之知識話語和價值觀念為圭杲，無不成為一徹頭徹尾之“世界文化學院”！在偌大之中國，薛湧氏為何偏偏容不下中國有一國學院？這是薛湧氏之“自由”，還是薛湧氏之專斷？

薛湧氏又謂：“‘國學’總是要強調內外之別，似乎有一些是我們自家的寶貝，別人無法理解和賞識，和別人的東西有決定性的不同，是我們文化認同的核心。最後，這樣的國學很容易成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國學不強調內外之別，應強調者何？以國學實現自我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以開放形態麵對和包容、吸收和借鑒世界文化（非指薛湧氏意義上之“世界文化”）有何不可？薛湧氏反對國學成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然為何卻要把其西洋文化或“世界文化”當成政治意識形態來推銷叫賣？其用心究竟何在？

丁、站在何種立場發言？

就文化談文化，就國學談國學，這正是中國一群參與國學院和國學問題之知識分子一大失誤處。跟著薛湧氏之話題跑，正是中薛湧氏之圈套！何也？吾有三問於此：其一，是誰會恐懼和在阻止中國之崛起？其二，是誰在大肆宣揚“中國威脅論”？其三，是誰會擔心中國傳統文化之複興？

是中國嗎？是中國人嗎？中國曆史悠久、文化博大、民眾土廣——中國就是一大國之架構，中國人就是有大國之心態。怎能設想吾中華民族永遠屈居人下？怎能設想吾中華民族永遠甘居人下？中國之發展，之繁榮，之壯大，之崛起，是十三億炎黃子孫之內在要求，也是一必然之趨勢！

那能是誰？是薛湧氏心目中理想之“世界文化”代表者（他反複引用美、日學者之觀點）美國及其鷹犬日本。是美國及其鷹犬日本，把中國之發展繁榮和壯大崛起，看成是“世界威脅”，亦即對美國、日本之“威脅”！然而，究竟是誰在威脅誰？美、日本，不但正稱霸和威脅世界，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把自己之狹隘、之偏執、之私欲，栽贓於吾光明正大之中國，進而為其阻止和遏止中國之崛起而尋找冠冕堂皇之借口！

美國及其鷹犬日本如何阻止和遏止中國之崛起？其一，從東北亞到東南亞，從南亞到中亞，構築圍追堵截中國之軍事戰線，打壓中國活動空間，惡化中國地緣政治，控製與掐斷中國貿易、能源、資源之通道。這是損傷或割裂中國之血脈！其二，挑撥利用和支持幫助台灣、西藏、新疆等地民族分裂主義分子分裂或割裂中國之領土，破壞中國之統一，使中國國力內耗內損。這是損傷或割裂中國之軀體！其三，烏托邦化美國，妖魔化中國，推行美國所謂“民主與自由”之價值理念，扶植基督教、天主教等勢力，醜化中國傳統文化之形象與價值。這是損傷或割裂中國之精神！

薛湧氏與上述美、日之阻止與遏止中國之舉措，有何關聯？首先，吾願意承擔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責任，且吾寧願自己成為一小人，而不願薛湧氏成為下麵吾所分析之第三種情況之人：

第一，薛湧氏或與媒體達成共謀以推波助瀾成就媒體發行擴張之私欲，或徒以逞口舌之快而嘩眾取寵，謀取豎子之名而賺取稿費維持其生計。若是如此，此為薛湧氏是小人。第二，薛湧氏幼稚無知，真心相信和服膺於所謂“民主與自由”之“普世”、“絕對”之價值，且認定中國傳統文化“封閉狹隘”，因而逢傳統文化興瀾之事而必反之。若是如此，此為薛湧氏是愚人。第三，薛湧氏被人授意成為或自己無意中成為美國在阻止和遏止中國之意識形態征戰棋局中之一小小棋子，成為美國反華勢力所豢養之鷹犬與打手。若是如此，此為薛湧氏是奸人。上述之前兩種情況，是薛湧氏之可悲可憐，因為其雖做出危害中國國家利益與中國傳統文化複興之舉動卻不自知；而如是後種情況，則薛湧氏乃為國之大奸，國人鳴鼓而攻之，可也！

然吾雖不情願但又不得不說，至少從薛湧氏之《中國文化的邊界》一文之客觀效果來說，薛湧氏已經主動成為或無意中成為美國在阻止和遏止中國之意識形態征戰棋局中之一小小棋子。何也？

其一，薛湧氏《中國文化的邊界》一文，極力判定中國複興國學會導致狹隘偏頗之“民族主義”。試問，是誰在害怕中國有民族主義？是誰在醜化中國之民族主義？其二，薛湧氏《中國文化的邊界》一文，指責複興國學乃是“大漢族主義”，乃是忽視和抹殺少數民族之曆史、之文化、之貢獻，而極力宣揚少數民族之光榮。試問，是誰在破壞中國各民族之團結，是誰在挑撥中國少數民族之分裂傾向？其三，薛湧氏《中國文化的邊界》一文，反對複興中國傳統文化，反對中國傳統文化中之價值利念和信仰層麵。試問，是誰在害怕中國以傳統文化實現文化認同？是誰在害怕中國以傳統文化實現民族認同？其四，薛湧氏《中國文化的邊界》一文，露骨主張中國全盤西化，宣揚西方價值理念。試問，是誰在希望中國全盤西化？是誰在希望中國繳械投降進入“民主陣營”？

由上觀之，薛湧氏之言論，難道還僅僅是一什麽國學與國學院之學術討論問題？薛湧氏究竟站在誰之立場上發言？雖然如此，吾願意再次重申，吾仍是真心希望，薛湧氏之言論，是由於其無知、幼稚而無意中成為美國在阻止和遏止中國之意識形態征戰棋局中之一小小棋子，而不希望其言論是其有意之姿態。

戊、對兩個疑惑之澄清

國人觀看薛湧氏之文章，往往會被其迷惑。何也？蓋薛湧氏緊緊抓住兩點而毫不放鬆，其一為光大國學即為走向民族主義；其二為國人複興國學之良好願望，可能被官方所利用，成為官方之意識形態。然吾欲對國人說：

其一，中國文化以儒家、儒學、儒教為主體主幹主流，其本質和傳統，即少有狹隘民族主義之傾向，而是有天下之觀念與大同之理想。故中國文化之真複興和大複興，不但不會導致中國之外向擴張與侵略，而且會成為限製狹隘民族主義之助緣。而且，吾認為，如果說中國文化有一不足與弱項，即在於其世界主義色彩濃重而於民族主義建構不足。時至今日，仍是如此。試看，日本將韓國島嶼劃入日本領土範圍之內，韓國人乃有自焚、斷指以明誌者，而日本占據我釣魚島，而吾國之人可有此反映？“全球化”首先即為凸顯民族之個性與自性，是一求同存異、各美其美之過程，每個民族需要在堅持其民族主體性和文化主體性下參與“全球化”。民族自身之利益尚且不能保全，何談“全球化”？那是“一元化”、“西洋化”、“投降化”！中國目前受美日打壓，四麵楚歌，別人刀都架在中國脖子上，難道國人還要空談“世界主義”？美歐為保護自己利益，與中國貿易爭端四起，中國為何就不能站在自己本民族利益立場上予以反擊？日本把台灣納入其軍事保護範圍之內，日本首相去祭拜屠殺中國人之日本戰犯，日本人抹殺其二戰曆史中醜惡卑劣殘忍之行經，中國人表示不滿與批評，這就是中國人狹隘之民族主義？蓋中國之民族主義，純粹是一自保、一抵抗，非是侵略擴張性、盲目自大性、種族優越性之狹隘民族主義。中國目前之民族主義，非是過多，而是無有，或是少有！

其二，近世之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始終有對政治有一強烈之關照和內在之焦慮，尤其是當下，對現行體製有這種或那種排斥之心理，因而擔心國學之複興，會被官方所利用，成為其意識形態合法性之支撐。非但如此，還把對現行體製之不滿，發泄於傳統文化，指桑罵槐、荊軻刺孔。此情此理，固然可以理解。但不要忘記，任何一國家、一民族，都有其意識形態之建構和建製。中國如此，美國亦是如此。難道美國僅僅是將其意識形態建築在薛湧氏所言之“世界文化”上？難道不是建築在其所謂“自由與民主”之上？當今中國官方之意識形態，不足以有效應對目前之時局和民族發展之需要，尤其是在信仰層麵危機重重，故欲對其意識形態進行重組重構，並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其合法性思想資源，例如中華民族複興、小康社會、和諧社會、民本社會，等等，這何曾是壞事？難道隻有堅持往日僵硬之意識形態，或實現全盤徹底之西化，才是好事？有人擔心官方利用傳統文化塑造自己之意識形態，為什麽就不肯定中國文化也要和也會利用官方為工具、為載體，去實現自己之價值、之訴求？就儒家、儒學、儒教而言，內聖和外王，是其基本訴求與主張。外王，就是要進入官方和掌控意識形態，引導和教化社會，實現自己之價值與理想！隻有那些迂腐之自稱“儒者”之人，才會忘記儒家、儒學、儒教之傳統，忘記往聖先賢之用心與情懷，忘記自己對天下蒼生之責任，一味躲進小樓修煉心性自成一統！

中國文化是中華民族之氣質、之精神、之靈魂，隻有挺立住中國文化之主體性，才能挺立住中華民族之主體性。依此而言，中華民族之複興與中國文化之複興，是一而二、二而一之問題。中華民族與中國文化，要有大信心與大擔當，更要有大發展與大前進，要能為全世界、為全人類，開一康莊大衢，塑一美好未來。這才是中國和中國人之大氣魄！隻有那些淺薄愚陋近視短視之人，才會不識大體，不得中正，自我矮化，自我醜化，勇猛地揮刀自宮，丟棄傳統，取媚於洋人！然蚍蜉撼樹、螳螂擋車，其非可笑歟？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中華民族之複興與中國文化之複興，必底於成！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國人此時不努力，更待何時？

【作者授權儒家中國網站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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