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湧先生在《中國文化的邊界》（《南方周末》，2005/06/09）一文的第二部分討論日本近代“國學”文化運動時，其關於日本國學文化運動的要旨與意義的見解，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20世紀中國大陸的“國學”思潮固然來自於日本，且17、18世紀日本的“國學”思潮固然跟後來的日本軍國主義也有一些精神聯係，但近代日本的國學運動並非“是江戶時代日本一批文化人試圖從中國文化中獨立出來、塑造自己的民族認同的努力”——把日本明治維新前的國學思潮定位為“從中國文化中獨立出來”和“塑造自己的民族認同”，這是對日本思想家和日本文化史的“矮化”：近代日本的國學思潮不是為了中、日間非我即你的對立（獨立），也不是為了所謂導向國家認同的“民族認同”，而是為了確立“大和”為主體的文明史觀與日本國人在世界體係中的主體地位（意識）。說得幹脆一點，套薛博士文中的概念，近代日本的國學思潮，就是要確立大和為世界文明之主體的“文化中心主義”；如果這一點都沒明白，那薛博士也忒小雞肚腸而太小覷日本思想家、政治家的抱負了。

某這裏要提醒史學博士薛助教，在思想文化上，日本完全複製了東亞大陸古代“中國”的精神與理路，那就是我們華夏先人的“天下”意識與以“夏”為中心的文明史觀與世界秩序觀（歐洲同樣有以他們為中心的文明史觀與世界秩序觀，去看洋人翻得最多最勤的《聖經》吧）。薛博士不知明白否，近代日本對中國的交惡與戰爭，其實本質上是日本爭奪對整個東亞或泛東亞的主導權（日本的國策是先控製東亞再主導世界，欲與西洋主勢分庭抗禮），而根本不是小家氣的什麽從中國“獨立出來”並塑造大和的“民族認同”——日本近代國學家以“漢魂”為映襯的“大和魂”之主張，其實是大和為中心、為主體的“世界魂”、“天下魂”，是要顛覆傳統的“漢魂”式世界文明史觀而建立以大和為中心、為主體的“和魂”式世界文明史觀，即要確立其大和的主體地位。

從十六世紀開始，日本政治家就積極謀求對整個東亞也就是當時“天下”的主導權（其實淵源很早，唐時日本就發動了對朝戰爭）。1590年，武力統一了日本列島的豐成秀吉甚至公然宣稱要“長驅直入大明國，易吾朝之風俗於四百餘州，施帝都政化於億萬斯年”；1592年，豐成秀吉在占領朝鮮京城後便叫囂遷都北京，由日本天皇來統治中國，並臣服大明周遍的十餘藩屬國。到十九世紀明治維新的苦心經營和殫精竭慮，日本終於強大起來並在1895的甲午戰爭中擊敗大陸的大清政權，扭轉了幾千年來由東亞大陸政權（中國）來主導泛東亞的曆史局麵。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對華戰爭，日本幾乎控製了大半個中國和泛東亞，琉球、台灣、東南亞以及西太平洋諸島也相繼落入了日本手中……很難想象，如果日本長期占領東亞大陸，日本的“天皇”是否會如曆史上其他邊緣政權入主中原一樣而成為東亞大陸的“天子”；也很難想象，如果沒有中國人前赴後繼的浴血抗戰和盟軍的出兵，落入日本手中的東亞大陸或整個泛東亞地區，現在將是何等的一種政治景象。

某常用《紅樓夢》第五回中晴雯的判詞來戲說日本的島國“宿命”：“霽月難逢，彩雲易散；心比天高，身為下賤，風流靈巧招人怨。”某也常感歎，有多少人理解日本近代思想家的宏偉抱負與文化情感，也又有多少人理解日本近代政治人物、軍事人物推行日本戰爭國策時背後深刻、濃鬱之“文明史觀”……孫中山先生是明白日本的，他在1924年11月28日於神戶高等女子學校所作的《大亞洲主義》的演講中說：“我們講大亞洲主義”，“就是為亞洲受痛苦的民族要怎麽樣才可以抵抗歐洲強盛民族的問題。簡而言之，就是為被壓迫的民族來打報不平的問題。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洲的霸道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的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幹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

“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幹城”（幹城指示盾牌和城牆，原出《詩經•兔罝》）——日本近代崛起與擴張的曆史，不幸被孫中山先生一語中的，以至今天尚且如此（日本至今未跳出西方霸道之鷹犬的角色，至今充當美國遏止中國的馬前卒）。19世紀下半葉和20世紀上半葉，日本打著“解放亞洲被壓迫民族”、“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建立王道樂土”等王道幌子，卻實際行使著“西方霸道的鷹犬”之角色，並在一次又一次的東亞戰爭中對華實施了比西洋侵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血腥和野蠻。所以，日本大和“文化中心主義”的文明史觀與世界秩序觀所導致的“大亞洲主義”，無疑走上了“霸道文化”的不歸路，並導致了既不為東亞大陸所接受也不為西洋歐美所容納的二難尷尬。（同樣，西洋的“世界主義”也在曆史的進程中演繹了許多血腥和殘酷的戰爭，以至於現在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都帶有16、17世紀所開始的歐洲殖民擴張的臍血；至於依托基督聖教中對世界統一秩序的追求而發生的宗教化戰爭，在西洋的戰爭史上就更不用贅述了。）

二戰時日本有首軍歌叫《替天征討不義之徒》，“替天征討”之詞清楚地顯現了大和人以大和為中心的世界秩序觀。而近代日本以大和為中心、為主體的“世界魂”、“天下魂”，困境是日本口頭上的“東亞”或“亞洲”或“天下”，實質是西洋引渡過來的“民族”觀念中的“東亞”或“亞洲”或“天下”，也就是說近代日本把“東亞”或“亞洲”或“天下”裝在了它原本狹隘和微小的“大和民族”中，一種抱負和自身條件、能力不匹配的“大和天下主義”以及對進化論式的霸道規則的信仰，必然導致的是焦慮型的瘋狂擴張與血腥屠殺——日本這個單一型的民族國與狹小型的島國，不足以承擔“東亞主義”、“亞洲主義”、“世界主義”的曆史責任，此觀移民型的大陸式美國就可明鑒。

然而，近代日本雖然在國家發展上“目標—條件”二者存在一種實質性的“悖難”，並在實際的操作過程中走上了西方霸道的血腥戰爭，但作為近代日本崛起之先聲的“國學”思潮，其主旨卻是為了確立日本在東亞或亞洲或世界的地位，為了確立神道天皇史觀在世界文明史觀中的標尺性的地位。民初新文化運動的先驅陳獨秀說“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可見文化的覺悟或覺醒，是吾人最最後的覺悟與覺醒，或是最根本之覺悟與覺醒。故而，近代日本的國學思潮在建立本土的“文化主體意識”方麵，自然有著功不可沒的曆史意義，而這也正是它們予我們在現代全球化浪潮中文化覺悟與文化覺醒的啟示。而這一啟示，顯然不是為了排外（也不是為了軍國主義），而無非是為了確立自己的主體意識。薛文所及的日本國學思潮下“兼容並包，大力吸收以蘭學為代表的歐洲學術”之史實就為此做了有力的論證，薛還雲“一些國學家，在介紹蘭學時不遺餘力……因此，得益於國學運動，歐洲的學術文化迅速傳入日本”。可見講“國學”並不是排外，而是為超越自己和他人然後再確立自己，一句話，確立“眾生”中的“我”的意識。

所以，日本本土化的國學文化也是融合了東亞大陸的中國文化和歐美的西洋文化的。薛博士有關日本“國學”思潮的論述，根本就推不出中國人一談國學就必然“以排除外來文化的方式來界定中國傳統文化”的結論（他運用的史料剛好與他文章中的責難相矛盾），反而恰好印證了魯迅《文化偏至論》（1907）的嚴肅見解：“此所為明哲之士，必洞達世界之大勢，權衡校量，去其偏頗，得其神明，施於國中，翕合無間。外之既不後於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複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則國人之自覺至，個性張，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人國既建，乃始雄厲無前，屹然獨見於天下，更何有於膚淺凡庸之事物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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