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zhuan) 製的法家？

作者： 白彤東(dong)

來源：原載《南方周末》2014年12月4日，有刪節，此為(wei) 未刪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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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五月二十五日丁亥

           耶穌2015年7月10日     

前麵的一係列文章，論述了“封建專(zhuan) 製”乃是汙名傳(chuan) 統，而麵對現代性問題的儒家，可以擁抱憲政與(yu) 法治，並且能從(cong) 內(nei) 政（精英與(yu) 民意的混合政體(ti) ）到國家認同乃至外交（以惻隱之心與(yu) 夷夏之辨為(wei) 基礎的新天下體(ti) 係來取代當今以民族國家為(wei) 基礎的民族與(yu) 國際政策——因為(wei) 不可控的原因，這兩(liang) 篇沒有在此刊出），為(wei) 中國乃至全世界提供新的、更好的政治模式。為(wei) 儒家辯護，一個(ge) 常用的策略是把專(zhuan) 製歸於(yu) 法家。但是，如果我們(men) 認真考察兩(liang) 個(ge) 最重要的法家，商鞅（實踐上最重要的法家）與(yu) 韓非子（理論上最重要的法家），乃至得了千古罵名的秦始皇，我們(men) 會(hui) 發現，用法家與(yu) 秦始皇來咒罵一些中國曆史上的專(zhuan) 製君主及其暴行（當然其中有些人是以法家與(yu) 秦始皇自比且以之為(wei) 榮），這真的是對法家與(yu) 秦始皇的莫大侮辱！下麵，讓我們(men) 從(cong) 《韓非子》出發，看看法家真正的想法是什麽(me) 。

麵對封建貴族體(ti) 製瓦解的世界，如果儒家還是打著保守的旗號幹著革命的事業(ye) 的話（即用著周代的用語如聖人、君子等等，但是把它們(men) 都變了意思；似乎要恢複封建式的天下秩序，但是各級統治者被儒家的賢能而非血緣意義(yi) 上的貴族所充當，以仁來取代周天子，成為(wei) 國際秩序的最終仲裁者），法家是連保守的旗號都不要了。在沒有貴族的平等世界裏麵，法家堅定地擁抱平等，包括法律麵前（除了君主以外）人人平等，以及在不分親(qin) 疏貴賤的情況下選拔人才。並且，他們(men) 意識到周禮和儒家的道德都不再能整合廣土眾(zhong) 民的大國，因為(wei) 它們(men) 隻適用於(yu) 貴族或者士人的小群體(ti) 。大群體(ti) 裏麵，道德永遠是多元的。韓非子其實給出了政治思想史上最早的道德多元性的論辯。但是，與(yu) 當代自由主義(yi) 者關(guan) 心的保護多元性不同，他更關(guan) 心如何統一國家，尤其是他貧弱的韓國。就他看來，廣土眾(zhong) 民的國家，隻能通過人民都能理解並服膺的東(dong) 西來管理，即（趨）利（避）害。我們(men) 看看西方現代化過程中的功利主義(yi) 流派，其以功利替代道德，動機如出一轍。

既然所有人都趨利避害，那麽(me) 國家就可以通過賞罰二柄來驅使人民做國家需要的事情。國家所需要的，就是經濟與(yu) 軍(jun) 事的強大。在農(nong) 業(ye) 為(wei) 基礎的經濟裏，這就意味著國家隻應該關(guan) 心兩(liang) 件事情，即耕戰，也就是砍（自己的）莊稼和砍（敵人的）腦袋。用我小時候（本人70年生人）熟悉的一句話，韓非子就是個(ge) 唯生產(chan) 力論者，而會(hui) 堅決(jue) 地反對“寧要社會(hui) 主義(yi) 的草，不要資本主義(yi) 的苗”的。

韓非子的理想國家，要依照人的趨利避害心，以促進農(nong) 業(ye) 與(yu) 軍(jun) 事的強大為(wei) 目標，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政治體(ti) 製。這樣，韓非子認為(wei) 自己發現了政治的“道”，或者自然法則。如果我們(men) 能夠按照這種規律來做事，而去除人類自以為(wei) 是地對自然法則的幹預，我們(men) 就實現了理想的無為(wei) 而治，即去除人為(wei) ，順道而行。這是韓非子對黃老思想的繼承，恐怕也是毒舌的韓非子罵遍百家，而唯獨對老子情有獨鍾的原因之一。

因此，在韓非子的理想國家裏麵，所有人都應該處於(yu) 無為(wei) 的狀態。“無為(wei) ”指的是沒有超出人的自然傾(qing) 向的主動作為(wei) 。人民趨利避害，而如果隻有種田打仗能得利的話，他們(men) 就會(hui) 種田打仗。所以國家要保證種田打仗是唯一獲取榮華富貴的方式。這是韓非子要焚書(shu) 坑儒的理論原因之一。這裏的“儒”指的是廣義(yi) 的靠讀書(shu) 來獲得榮華富貴的人，而這裏的書(shu) ，連被歸為(wei) 法家的商管之書(shu) 、以及孫吳的兵法，都包括在內(nei) 。因為(wei) 念書(shu) 、空口說白話是容易和安全的，砍莊稼、砍腦袋是辛苦和危險的。如果讀書(shu) 都能獲取榮華富貴，國家就沒有人種田當兵了。因此，韓非子要焚書(shu) 坑儒，關(guan) 注的重點不是思想控製（當然儒墨的妖言惑主也是讓韓國這樣的國家無法振興(xing) 的罪魁之一），而是為(wei) 了建立起鼓勵人民生產(chan) 與(yu) 打仗的政治機製。類似地，官吏也是在建立在這套政治自然法之上的體(ti) 製中，出於(yu) 自利的動機，為(wei) 了榮華富貴來為(wei) 國效力。韓非子要求君主也要順道（按自然法）來做事，不能有任何自己的主觀意誌下的人為(wei) 。之所以不能有人為(wei) ，是因為(wei) 天道（政治的自然法則）不可為(wei) 人所顛覆和改變。並且，如果人主事必躬親(qin) ，那他必然無法管理一個(ge) 廣土眾(zhong) 民的大國。因此，他必須讓道的化身的法律與(yu) 製度來規管國家。再者，如果他展示個(ge) 人的癖好（道德、財貨、美女，等等），就會(hui) 被那些臣下所利用。臣下滿足人主的欲望的目的，是滿足自己富貴的欲望。但是這些欲望的滿足，對國家沒有絲(si) 毫好處。比如人主好色，而晉升給他獻上美女的官員。但是擁有美色的人主和能夠發現美色的官員，對國家之強盛都是無助的。這樣的官員多了，國家會(hui) 衰弱下去的。但是，臣下為(wei) 了自利去依法行事，雖然動機一樣，但是結果是國家的富強。因此，韓非子的專(zhuan) 製，是法專(zhuan) 製，即從(cong) 人主到臣民都要按自然法及其在政治裏的具體(ti) 實現出來的製度的規管下行事。

但是，這一切都來自於(yu) 自然法的威嚴(yan) 。具體(ti) 到一個(ge) 國家，就是法律製度的權威。這種權威來源何在？韓非子認為(wei) ，它必須來自於(yu) 絕對的君主。這是很自然而然的想法，並且西方現代思想家，從(cong) 霍布斯甚至到康德，也都是持這種觀點。有絕對的、權威不容置疑的君主，法律製度才會(hui) 有權威。但是，君主作為(wei) 自然法的代理人、通過法律製度來規管人民，那誰又來規管君主呢？從(cong) 韓非子看來，君主的規管是通過道本身，即政治規律的約束。這是因為(wei) ，如果君主肆意妄為(wei) ，他的國家就會(hui) 貧弱，他的私利就會(hui) 因此受到傷(shang) 害。因此，同樣出於(yu) 自利的原因，君主會(hui) 去除己見，奉公（看）守法。打個(ge) 比方，韓非子的理想國家，猶如一台電腦。君主是中央處理器，而臣民是其他所有電腦零件。電腦零件的運作要受中央處理器的規管，但這種規管是通過計算機的原理，而不是中央處理器的一時興(xing) 起。中央處理器沒有自由意誌，對它的規管也同樣是計算機的根本原理。

如此看來，韓非子的理想君主，絕不是我們(men) 後來想象的無法無天、荒淫縱欲的專(zhuan) 製暴君。他的理想政治，也不是當代自由派思想家常常攻擊的以法治國（rule by law），即君主任意製定和改變法律來規管人民，而是依法治國（ruleoflaw）。當然，他的法更廣義(yi) ，包括政治規律和具體(ti) 的政治製度。他的整個(ge) 製度的基礎，在於(yu) 自私的人性。他要求我們(men) 順著這種人性，而不要試圖通過道德改變它。因此，比如評法批儒運動，雖然是反對儒家的道德，但是意圖是用另外一套的、大公無私的、“毫不利己、專(zhuan) 門利人”的道德來替換之。但韓非子要反對的恰恰是這種以道德建設來解決(jue) 政治問題的企圖。一個(ge) 不以自利驅動的人，就不會(hui) 受在自利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國家製度的規管。這樣的人是危險的，一定不能重用，甚至要誅滅之。他要做的，不是狠鬥私字一閃念，而是狠鬥公/德字一閃念。（並且，這種狠鬥，也不是通過思想控製，而是通過外部的賞罰二柄來實現的。韓非子不太關(guan) 心人腦子裏想什麽(me) ，因為(wei) 人腦子裏最根深蒂固的東(dong) 西，他知道，就是趨利避害。）

但是，雖然人人為(wei) 我，但是，在韓非子看來，在他的理想政治裏麵，國家會(hui) 強大而不受侵略的威脅，並且人民在外部安全和內(nei) 部富裕的時候，反而能夠善待他人，達到儒家向往的國人、君臣親(qin) 愛、老幼均有所養(yang) 的理想世界。並且，事實上，用法家政策的秦國迅速強大起來，統一了中國。後來，德國和日本其實用的也是法家的編戶齊民的政策，隻不過它們(men) 是在工業(ye) 化的基礎上做的而已。這兩(liang) 個(ge) 後發國家也迅速強盛起來。在法家的政策下，法律的權威確實被樹立起來。權臣如商鞅，犯了官非，都無法投宿，因為(wei) 根據他自己推行的法律，沒有憑證的人不得被留宿。他試圖以自己的屬地反叛，但被迅速鎮壓下去。《史記》記載這件事情是語帶嘲諷的，儒家也頗因此幸災樂(le) 禍。但是，我想，商鞅應該很自豪才是，因為(wei) 他希望的，恰恰是法律製度有絕對權威的國家，而他自己試圖改變這種權威的失敗，恰恰展現了他政策的成功。與(yu) 此相對，當代中國反而是國家在該有權威的地方沒有權威（但在不該有權威的地方卻太有權威），出了車禍警察成了調解者，醫院病人死了就要看醫鬧厲害還是開始習(xi) 武的醫生厲害。這恰恰是韓非子對任俠(xia) 的批評中所擔憂的（即俠(xia) 客打著替天行道的名義(yi) ，打亂(luan) 了國家權威和必須建立在這一權威之上的國家秩序）。並且，麵對廣土眾(zhong) 民的大國，商鞅、韓非子、秦始皇要建立起“書(shu) 同文、車同軌”的中央集權的一統的國家，而盡管有種種暴行，但是秦始皇奠定的郡縣製兩(liang) 千年都無法改變（而其他那些自以為(wei) 超越秦皇漢武的暴君有可比的政治遺產(chan) 嗎？）。這種製度其實在工業(ye) 化、全球化的社會(hui) 裏麵變得益發重要。如果他們(men) 看到現在地方政府為(wei) 了各自的業(ye) 績惡性競爭(zheng) （比如鄭州的店主用新鄭的鹽被罰款），封建割據（比如醫保、退休金等都不能脫離地方），國家權威被踐踏（比如軍(jun) 車的牌子被私自售賣，保安穿著跟警察難以分辨的製服），這些法家的先驅會(hui) 痛心疾首的。韓非子等人的一個(ge) 關(guan) 鍵說法，是國家要鼓勵那些真正帶來國家強盛的東(dong) 西。在農(nong) 業(ye) 為(wei) 基礎的時代，他反對工商業(ye) 的過分發展。這一點他可能是過時了。但是，他背後的思考，還是成立的。如果現在他還活著，他會(hui) 說，美國導致的金融危機的一個(ge) 深層原因，就是因為(wei) 金融回報遠高於(yu) 實業(ye) ，使得太多的美國人卷進金融業(ye) ，但金融是經濟的潤滑劑，不能成為(wei) 經濟的主導。類似地，中國房地產(chan) 暴漲，讓人們(men) 不再去做實業(ye) ，而是炒房賺錢。但一個(ge) 全民炒房的國家是無法強大的。

當然，上麵已經在暗示了，法家有其嚴(yan) 重的問題。韓非子的耕戰理論中，國家隻能不斷“強大”、擴張下去，從(cong) 秦到軍(jun) 國主義(yi) 的日本和納粹德國，我們(men) 看到了這種無限擴張政策的危害。韓非子講國家的製度和法律要有權威，並且這個(ge) 權威一定要有個(ge) 切實的落腳點，這不錯。但是問題是，如果這個(ge) 落腳點、即他的絕對的君主，不奉公守法，我們(men) 有什麽(me) 辦法？韓非子會(hui) 說，這個(ge) 君主為(wei) 了私利，會(hui) 去奉公守法。但是，經常有私利想不大明白的君主（以及臣民），並且，自然法對君主胡作非為(wei) 的懲罰不是即刻的，而荒淫縱欲的君主完全可以抱著“我死後哪管洪水滔天”的信念繼續亂(luan) 來的。後來李斯乃至趙高就是這樣把法專(zhuan) 製變成了秦二世的君主胡來的專(zhuan) 製的。韓非子對用道德解決(jue) 政治問題的批評是深刻的，這一點，我們(men) 現在那些試圖隻靠提高道德來改變政治的人，還是應該好好學學的。但是，徹底的去道德，也有其根本的問題。首先，在韓非子的理想國家裏麵，韓非子本人就是不能被容忍的，因為(wei) 他自己恰恰就是出於(yu) 愛國，不畏死難，一腔孤憤，想救國，而不是出於(yu) 自利來做事。一般地講，自利的驅動是有限的。懲罰的極限，是處死，但如果已經是麵臨(lin) 死罪了，人民就不會(hui) 被嚇住。陳勝吳廣的起義(yi) 就是很好的例證（因為(wei) 趕到邊關(guan) 也是死，不如起義(yi) 了，過把癮再死）。賞的極限，是一人之下萬(wan) 萬(wan) 人之上，所剩的就隻有（臣下）謀反和（君主）烹走狗的選擇。韓非所講的人對道的絕對服從(cong) 、法律製度的剛性，也常常無法適應地方上突發的情形。而這些問題，恰恰是儒家所擅長處理的。所以，漢以後傳(chuan) 統政治，是以儒法互補為(wei) 特征的，而並非反傳(chuan) 統者所愛說的陽儒陰法。

但是，盡管法家有很多問題，但是，第一，本文試圖展示，它的問題與(yu) 我們(men) 通常以為(wei) 它有的問題並不一樣。第二，它所提出的很多想法，依然值得我們(men) 思考，比如當代憲政的法律權威何來？（中國的自由主義(yi) 者的一個(ge) 問題是，他們(men) 在反對政府錯誤的權威的時候，把政府權威徹底反掉了。但美國政府的權威性，以及它的國家體(ti) 製能夠伸到國家的細節末梢，恐怕是韓非子夢寐以求的，也是美國和憲政國家強大的重要原因。）它如何既保證了法律的權威，同時又允許了對惡法的修正和對惡政府的替換，維護了人民的自由與(yu) 權利，但又不導致混亂(luan) 的？政府的一統（這是全國化乃至全球化的平等與(yu) 流動社會(hui) 的基礎）與(yu) 地方的自治之間如何權衡？廣土眾(zhong) 民的道德多元的前提下，我們(men) 是應該徹底去除道德，還是要建立起能夠適應多元性的道德？傳(chuan) 統中國政治下，通過儒法的不同混合，古人其實一直在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如果我們(men) 能放下對傳(chuan) 統政治的偏見，去看一看傳(chuan) 統政治在這些努力上的得失成敗，會(hui) 對我們(men) 構建一個(ge) 更好的中國、更好的世界提供重要的借鑒。

責任編輯：雅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