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義(yi) 信念中的儒家複興(xing) 和抗戰建國

——賀麟先生的《文化與(yu) 人生》簡評

作者：張祥龍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首發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五月廿三日乙酉

          耶穌2015年7月8日

摘要：作為(wei) 賀麟著作的“外篇”，《文化與(yu) 人生》將賀先生的精神理想主義(yi) 的哲學觀運用到領會(hui) 曆史現實和文化人生的真諦中來，放射出奪目的思想光輝。它包含的文章可分為(wei) 四類：一、儒家文化的自信、自省與(yu) 圖新，在認識和汲取西方哲理、宗教與(yu) 藝術的元氣中獲得新生；二、乘抗戰風雲(yun) 之勢而謀劃建立一個(ge) 不失自家傳(chuan) 統的現代法治國家；三、辨識人心的信仰及宗教維度，並於(yu) 現代儒家和華夏精神生活裏找到它或引發它；四、評析以往和當代的文化流派，並發表對於(yu) 教育的主張。這四類文章相互映襯，共同展示出《近代唯心論簡釋》的核心義(yi) 理、也就是“心即理也”的深意。

關(guan) 鍵詞：儒家思想的新開展，理想主義(yi) ，抗戰建國，精神信仰，民主法治。

著作的命運與(yu) 它所維係的人群的命運內(nei) 在相關(guan) 。一部書(shu) ，可能長久退出主流視野，但如果它畢竟有內(nei) 在的生命，那麽(me) 一旦曆史的起伏循環再次帶回了讓人感受到這生命的處境，它就又會(hui) 浮出水麵，激揚起思想的浪花。賀麟先生的《文化與(yu) 人生》就是這樣一部與(yu) 我們(men) 的命運息息相關(guan) 、可應時而再現的生命之作。

一

《文化與(yu) 人生》出版於(yu) 1947年，是賀先生發表於(yu) 抗戰及稍後時期的文章結集。此書(shu) 與(yu) 《近代唯心論簡釋》（1942年）和《當代中國哲學》（1945年完成，1947年出版）一起，構成賀先生四九年前的主要著作群體(ti) 。尤其是前兩(liang) 書(shu) ，更是集中表達了著者本人看待世界人生本源的見地，是賀麟一生中最重要思想作品的雙子星座。如果我們(men) 套用《莊子》的內(nei) 外篇結構，那麽(me) 可說《近代唯心論簡釋》是賀先生作品的內(nei) 篇，直接闡發作者的哲理中樞，即邏輯之心與(yu) 本然性理在直覺法中動態合一的精神唯心論；而此《文化與(yu) 人生》則是其外篇，承受中華民族卓絕奮起的抗戰情境，創造性地發揮和再構造這種精神理想主義(yi) ，使之表現出偉(wei) 大曆史時代的雄奇風骨，以生動活潑的語言透入文化與(yu) 人生的搏動生機。

此書(shu) 或它包含的文章曾經發揮重大的思想影響。比如當時的西南聯大北大法學院院長、中央政校教務長周炳琳看到《抗戰建國與(yu) 學術建國》、《法治的類型》等後來收入此書(shu) 的文章後，深為(wei) 所動，幾次邀賀先生到中央政校教書(shu) 。也是由於(yu) 這些文章見地的流布傳(chuan) 揚，1940年底，當時的抗戰最高領導人拍電報約見賀麟。為(wei) 了抗戰，賀麟先生從(cong) 昆明飛往重慶，在陳布雷陪同下與(yu) 此領導人對談良久，以思想的深度和憂國激情打動之。後來又有兩(liang) 次會(hui) 談。這些會(hui) 麵的一個(ge) 具體(ti) 成果，就是這位領導人委托賀先生創立並主持“外國哲學編譯委員會(hui) ”，開後來商務印書(shu) 館“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cong) 書(shu) ”之先河。

此書(shu) 在學術界也引起長久反響，比如其中的《五倫(lun) 觀念的新檢討》一文，直到現在還常被海內(nei) 外學人、特別是有倫(lun) 理學和儒學關(guan) 懷的思想者引用和討論。台灣在七十年代出了此書(shu) 的新版。那裏的知名學者韋政通先生八十年代中期討論了此文的觀點，很是推崇。他認為(wei) 賀文“對五倫(lun) 內(nei) 涵的分析，不但態度客觀，且確已把握到傳(chuan) 統倫(lun) 理的本質，尤其對等差之愛的補充，以及對三綱的精神，更是作了頗富創意的闡釋”又寫(xie) 道：“文章寫(xie) 於(yu) 抗戰期間，距今大約已四十年左右，今天看起來，他［賀先生］所標示的主旨，無論是當作工作的目標，或是對方法的提示，仍然有新鮮之感，一點也不過時，現在我們(men) 仍在朝這個(ge) 目標努力。”韋先生這段評議，對於(yu) 《文化與(yu) 人生》這整本書(shu) ，也是適用的。讀者認真讀其中的幾篇，就會(hui) 有同感，仿佛它們(men) 就在闡發今天的中國麵臨(lin) 的問題。

二

此書(shu) 1988年的大陸新版，序言之外，含有42篇文章。統而觀之，可以大約分為(wei) 這樣幾類。首先是由第一篇《儒家思想的新開展》引領的儒家文化自省圖新和複原再興(xing) 類，可視為(wei) 全書(shu) 的主旨所在。它包括《五倫(lun) 觀念的新檢討》、《論假私濟公》、《讀書(shu) 方法與(yu) 思想方法》、《從(cong) 看外國電影談到文化異同》、《宋儒的新評價(jia) 》、《陸象山與(yu) 王安石》、《王船山的曆史哲學》、《人心與(yu) 風俗》、《王安石的哲學思想》等。

其次是由第二篇《抗戰建國與(yu) 學術建國》打頭的抗戰建國類，意在乘抗戰風雲(yun) 之勢而謀劃建立一個(ge) 不失自家傳(chuan) 統的現代國家。屬於(yu) 這一類的有《經濟與(yu) 道德》、《物質建設與(yu) 思想道德現代化》、《法治的類型》、《論英雄崇拜》、《基督教和中國的民族主義(yi) 運動》、《戰爭(zheng) 與(yu) 道德》、《功利主義(yi) 的新評價(jia) 》、《宣傳(chuan) 與(yu) 教育》、《學術與(yu) 政治》、《革命先烈紀念日感言》等。

再次是以《信仰與(yu) 生活》為(wei) 核心的精神理想類，辨識人類信仰及宗教維度，並於(yu) 現代儒家和華夏精神生活裏找到它、引發它。這一類文章還包括《理想與(yu) 現實》、《樂(le) 觀與(yu) 悲觀》、《基督教與(yu) 政治》、《認識西洋文化的新努力》等。

最後就是文化評論類，評析曆史上和當代的文化流派、現象，並發表對於(yu) 教育的主張，比如《納粹毀滅與(yu) 德國文化》、《諸葛亮與(yu) 道家》、《楊墨的新評價(jia) 》、《漫談教學生活》、《樹木與(yu) 樹人》、《文化、武化與(yu) 工商化》、《西洋近代人生哲學的趨勢》、《反動之分析》、《向青年學習(xi) 》等。

這四類也隻是個(ge) 大略的區別，它們(men) 之間有各種各樣的交叉勾連。比如第二類中的《法治的類型》，談法家申韓式的法治、儒家諸葛亮式的法治和近代民主式的法製的區別和關(guan) 係，主張儒家有自己的法治思想，它在現代如能“自上而下、教導民德、啟迪民智”，則必會(hui) 發展到第三類也就是民主法治。可見此文與(yu) 儒家的自省圖新即第一類的要點也很有關(guan) 係。又比如屬第一類的《五倫(lun) 觀念的新檢討》，由五倫(lun) 的事實上的相對關(guan) 係講到三綱的理想化的絕對關(guan) 係，或由五倫(lun) 的交互之愛、差等之愛超拔為(wei) 三綱的絕對之愛、片麵之愛，就與(yu) 第三類關(guan) 注的超越性信仰和精神追求有關(guan) 了。第一類既是全書(shu) 主旨所在，那它與(yu) 其它三類當然有內(nei) 在聯係。而其它三類之間也有相互聯係，比如《論英雄崇拜》、《基督教和中國的民族主義(yi) 運動》與(yu) 第三類就頗有相通處，屬第四類的《樹木與(yu) 樹人》、《文化、武化與(yu) 工商化》與(yu) 講抗戰建國的第二類亦有關(guan) ，等等。

三

此書(shu) 的主導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立足抗戰的曆史時勢，充分汲取西方文化中健全的理想主義(yi) 精神，激活乃至補足儒家的深層精神維度，達到建立文化上自覺自信的現代中國和複興(xing) 儒家主導的中華文化的目標。因此，《儒家思想的新開展》就很合理地處於(yu) 全書(shu) 首位。它一開頭就標明“現代決(jue) 不可與(yu) 古代脫節”，“在儒家思想的新開展裏，我們(men) 可以得到現代與(yu) 古代的交融，最新與(yu) 最舊的統一”，顯示出截然不同於(yu) 新文化運動破舊立新的時間觀和文化觀，盡管作者從(cong) 表麵上似乎很認同新文化運動的辯證曆史效果。於(yu) 是，“中國近百年來的危機，根本上是一個(ge) 文化的危機”，因為(wei) 現代與(yu) 古代脫節了，而且這種脫節主要是由於(yu) “儒家思想的消沉、僵化、無生氣，失掉孔孟的真精神和應付新文化需要的無能”。基於(yu) 這個(ge) 自身反省的看法，賀先生認為(wei) 無論是反儒崇西的新文化運動，還是西洋文化學術的大規模輸入，對於(yu) 儒家和中國文化都不是壞事，因為(wei) 它們(men) 掃除了儒家的僵化部分，給了儒家思想一個(ge) 生死存亡的大考驗，逼其通過把握、吸收、融會(hui) 、轉化西洋文化，來充實自身，以求當代和未來的生存。如其不然，則會(hui) 消亡、沉淪而永不能翻身。而要吸收和轉化西洋文化，別無他途，隻有“真正徹底、原原本本地了解並把握西洋文化”，因為(wei) “認識就是超越，理解就是征服”，中國人一旦原原本本而不是實用膚淺地認識了西洋文化，就必能吸收轉化之，也就是“儒化或華化西洋文化”，從(cong) 而“收複文化上的失地”。

那麽(me) 如何才能原本地認識和吸收西方文化呢？在賀先生看來，不可如新文化運動健將們(men) 的主張，讓西方的科學來主宰、改造和頂替中國文化，也“不必采取時髦的辦法去科學化儒家思想”，而是要在保存儒家哲理（比如理學）、禮教和詩教三大特點的前提下，認識和汲取西方文化的內(nei) 在精華，即西洋的正宗哲學、基督教的宗教精神和西洋的詩樂(le) 等藝術，使之與(yu) 儒家交匯，由此而克服偏狹化、淺薄化、孤隘化儒家的弊病，讓儒家原發的思想、情感、信念和藝術境界在現代生存方式中湧流出來。比如“仁”這個(ge) 儒家思想的中心，在這種中西交融的視野裏，就會(hui) 從(cong) 詩教的“思無邪”和男女純真愛情中，再得其“天真純樸之情，自然流露之情，一往情深、人我合一之情”。而從(cong) 宗教的角度看，如果由基督教的“上帝即是愛”來理解，那麽(me) 仁就不僅(jin) 是待人接物的道德修養(yang) ，還是“知天事天的宗教工夫”，是“救世濟物、民胞物與(yu) 的宗教熱誠”。而自中西比較的哲學角度來看，則仁為(wei) 天地之心、萬(wan) 物之本，所以“仁為(wei) 萬(wan) 物一體(ti) 、生意一般的有機關(guan) 係和神契境界”，由此而與(yu) 西方的正宗唯理論相對應。

賀先生還通過對“誠”、“儒者氣象”、“政治問題”、“男女問題”的對比式新解來展示“儒家思想的新開展”的要義(yi) ，都能在不失儒家之本的情況下，發前人之未發，“此所謂‘言孔孟所未言，而默契孔孟所欲言之意；行孔孟所未行，而吻合孔孟必為(wei) 之事’（明呂新吾《呻吟語》）”。比如講政治問題，除了將儒家的法治與(yu) 申韓的法治區分開來之外，還與(yu) 西方柏拉圖、黑格爾和現代民主政治主張的法治做比較，通過“得到西洋正宗哲學家法治思想的真意，而發揮出儒家思想的法治”。講到民主，賀先生發現“儒家式的民主政治”與(yu) 西方消極的民主政治、尤其它的個(ge) 人主義(yi) 版本相距較遠，而與(yu) “有積極性、建設性的民主”比較契合。主張這種民主的人物是理性的理想主義(yi) 者，他們(men) 認國家為(wei) 一有機體(ti) 而非僅(jin) 僅(jin) 一契約，人民在此有機體(ti) 中各有其特殊的位分與(yu) 職責，共同實現人民的公意或道德意誌。比如美國羅斯福總統就是有儒者氣象的政治家，而孫中山則“無疑是有儒者氣象而又具耶穌式品格的先行者。……建立了符合儒家精神，足以為(wei) 開國建國大法的民權主義(yi) ”。

這些思路，在後邊的文章中得到更深入、更豐(feng) 富的展開。比如《從(cong) 看外國電影談到文化異同》一文通過分析外國電影中男女戀情的三個(ge) 精神來源，來表現值得儒家汲取的西方藝術的既浪漫率真（自然）又崇高純潔（宗教）的特點。有關(guan) 基督教的文章則進一步開顯西方宗教的神聖超越性和理想人格性，作為(wei) 儒家或儒教更新自身的借鑒。抗戰與(yu) 法治的一組文章則一方麵批判日本人模仿西洋文明的流弊與(yu) 不消化，所以隻知崇尚武力，在占領區搞“詭辯無恥的冒牌的假德治”，另一方麵則闡發儒家的政治觀、經濟觀、物質心靈觀、法治德治觀、倫(lun) 理觀、曆史觀，為(wei) 一個(ge) 儒家式的民主政治謀劃內(nei) 外兼顧的建國綱領。

由此可見，賀麟先生雖然認同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運動，但他不僅(jin) 以自己的儒家思想與(yu) 全盤西化派、科學主義(yi) 思潮大大不同，而且與(yu) 一般意義(yi) 上的新儒家也很不同，因為(wei) 他絕不像牟宗三那樣否認儒家有自己的“學統”和“政統”，反倒是要在與(yu) 西方的交匯中以新的方式激活它們(men) ，在現代格局中再次實現出它們(men) 。

四

此書(shu) 的一大特點就是高揚人的精神生命，以理想化的仁心、誠性、神聖、宗教來提升儒家、中國政治和中國人的生存境界。在賀先生的著作中，如此突出信仰和宗教對於(yu) 人的根本性，是不多見的，而在整個(ge) 新儒家的潮流中，他在這方麵也是個(ge) 先行者。與(yu) 他思想有某種契合的唐君毅先生，也要到移居香港後的五、六十年代才重視宗教。而其他的新儒家思想者們(men) 有時從(cong) 其儒學思想出發，旁及宗教問題的研究，這與(yu) 賀先生的正麵探討宗教本性並聯係到自己的思想核心，是不一樣的。這個(ge) 特點當然與(yu) 賀先生表達於(yu) 《近代唯心論簡釋》的精神唯心論有關(guan) 。如果說心之明覺精察處是知，真切篤實處是行，那麽(me) 其直覺虔誠處就是信。另外，它與(yu) 賀先生在美國留學時與(yu) 基督教人士和文化的較密切接觸也不無關(guan) 係。他老人家曾向本文作者回憶過這方麵的一些逸事，而本書(shu) 中《基督教和中國的民族主義(yi) 運動》一文就是他應一位基督教朋友之邀所作。此外，他早就觀察到現代政治及民族國家的建立與(yu) 宗教也很有關(guan) 係，比如政黨(dang) 特別是革命黨(dang) 就如同新的政治環境中的教會(hui) ，而其崇奉某種主義(yi) 之熱誠亦不亞(ya) 於(yu) 宗教徒。“所以認共產(chan) 主義(yi) 為(wei) 一新宗教，認共產(chan) 主義(yi) 者為(wei) 耶教精神的新承繼者，的確不失為(wei) 有曆史眼光的看法。”（《文化與(yu) 人生•基督教與(yu) 政治》）最後，他深受國人於(yu) 抗戰中表現出的崇高氣節和為(wei) 國獻身精神的鼓舞，希望將這種超越現實考慮的篤信至誠導入現代國家的構建之中。

《信仰與(yu) 生活》一文首先將信仰與(yu) 迷信區別開來。能迷信已經是人的特點，“唯有人才有迷信，”但“唯有能思想有理智的人才有信仰”。所以他肯定“信仰是知識的一個(ge) 形態”，隻是它與(yu) 由科學方法得來的知識，有所不同罷了。信仰之知識大都是無意間受熏陶感化或經驗暗示而來，所以很早就植根於(yu) 兒(er) 童心靈中，任何青年乃至任何人都必已有某種信仰而不自覺。可見完全的懷疑主義(yi) 是不可能的，關(guan) 鍵是使已有的潛伏信仰得到自覺，建立於(yu) 精神理性之上，由此而形成明確、強大的信仰。信仰的另一個(ge) 來源，也是比較高深的來源，就是“天才的直觀和對於(yu) 宇宙人生的識度”。大宗教家、大政治家，即所謂先知先覺者的信仰，大都以此為(wei) 主要源頭。它一方麵建立在超卓的知識上，另一方麵又如此直接明快，所以表現得異常具體(ti) 、活潑，能極大極深地感動他人，影響時代和民族。此外，信仰中還必有想象力和理想，所以信仰的理想對象儼(yan) 如即在目前，能夠激動人的感情，引起人的犧牲精神。而我們(men) 現在知道，大科學家其實也有這些精神素質：富於(yu) 直覺和想象，相信自己新發現的真理性而不屈不撓地堅持之。總之，真實的信仰與(yu) 知識並不衝(chong) 突，而是平行相依。“盲目的信仰依於(yu) 愚昧的知識。……［反之，］知識係統，則信仰必集中；知識高尚，則信仰亦必隨之高尚。”

信仰於(yu) 人生和曆史有極大功用。賀先生引一語：“決(jue) 定人生和曆史的真正因子，就是信仰。”詹姆士《信仰的意誌》主張：“有許多真理之能否真，全靠你對它有無信仰；相信它則真，不相信它則不真。”所以像“抗戰必勝，建國必成”這樣的話，1941年時是否能預言成真，“其關(guan) 鍵全在我們(men) 有無堅定的信仰去造成之，去證實之。”而“中國自新文化運動以來，……注重理智的懷疑，反對任何信仰，……結果適所以搖動個(ge) 人和民族的根本信仰”，為(wei) 褊狹迷信留下空間。

基於(yu) 這些考慮，賀先生區分信仰為(wei) 三類，即宗教的或道德的信仰、傳(chuan) 統的信仰和實用的信仰，各有其精神之根和實事之驗，相互在大事上扶持。他舉(ju) 大戰中各國政治家“以順從(cong) 天意、保持傳(chuan) 統信仰相號召”為(wei) 例，還特別以“中國的抗戰建國為(wei) 例”，呈現出這三種信仰的種種表現。又論述政治信仰的三個(ge) 方麵，即對於(yu) 政治主義(yi) 的信仰，對於(yu) 政府或政黨(dang) 的政綱政策的信仰，及對於(yu) 政治領袖人格的信仰。一位公民如果有三者之一，就算是有政治信仰。假設亞(ya) 裏士多德所言人是政治的動物不錯，那麽(me) 每個(ge) 正常的人都不知不覺中具有某種政治信仰，而大政治家則是能將那潛伏於(yu) 民的政治信仰揭示和實行出來的人。在這種理想主義(yi) 的視野中，道德為(wei) 政治的本質，而政治為(wei) 道德的實現。“凡貪官汙吏大都是唯利是視，根本沒有政治信仰的人”，而一個(ge) 學者或青年學生，盡管可以有鮮明的政治信仰，但卻可以不做官、不從(cong) 政、不加入政黨(dang) ，而立於(yu) 自己崗位，監督政府、表示民意，並以此種方式讚助政府。一個(ge) 國家裏這類人越多，則政治越可上軌道，民主政治越有保證。最後他還討論個(ge) 人的政治信仰與(yu) 現政權相合或不相合的情況下，應該采取何種態度。

總之，信仰、包括廣義(yi) 的宗教信仰，乃人類不可避免的精神現象，又是人生和曆史的最大動力之一。它基於(yu) 人的精神理性、時間理性和實用理性，是原本之心的直接生命表達，於(yu) 抗戰建國、理想政治和文化複興(xing) 都有內(nei) 在關(guan) 聯，所以是儒家能夠獲得新開展的要害之一。《五倫(lun) 觀念的新檢討》中的三綱新說，《論英雄崇拜》中的理想價(jia) 值說，也要以它為(wei) 思想支點。

五

《文化與(yu) 人生》這本書(shu) 充溢著陽剛樂(le) 觀的思想風味，與(yu) 氣壯山河的抗戰共命運，又對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滿懷感情，愛之深，責之切，辯之明，“鳶飛戾天，魚躍於(yu) 淵”，上下求索，為(wei) 這文化尋覓複元開新的道路。其理想主義(yi) 超邁豪放，其格物窮理博大縝密，其經世致用則觸類旁通。所以此書(shu) 實可比於(yu) 費希特《告德意誌人民》的愛國講演錄，在強敵入侵的形勢下，奮發蹈厲，呼籲道德改造，發掘文化特性，使本民族精神在困境裏激發，於(yu) 哲理中深化，得信仰以高翔，叩曆史而回響。無怪乎賀先生曾有“中國的費希特”之稱。

由於(yu) 作者的哲理思想深遠開闊，於(yu) 中西兩(liang) 邊的“心即理”說有獨得之密意、直覺之會(hui) 通，所以當他在愛國激情高漲的年代闡發這些文化與(yu) 人生的問題時，一方麵是氣吐虹霓，力倡中國當前的時代，是一個(ge) 民族複興(xing) 、儒家文化複興(xing) 的時代（《儒家思想的新開展》），因為(wei) 世界史昭示人們(men) ，對外抗戰正是一個(ge) 被壓迫民族打倒異族侵淩而發皇複興(xing) 的契機（《抗戰建國與(yu) 學術建國》）；另一方麵，則是純理性和心性的中肯分析，既不偏激，亦不瑣碎，而是立足極點，批卻導窾，層層開顯，回旋不絕。加上直覺法的敏銳到底，致使其闡釋親(qin) 切自然，如與(yu) 青年朋友們(men) 談心論學（《序言》）；其語言明曉易懂，如自道所思所感於(yu) 家人。而且，中西哲理和文化總是或顯或隱地對比溝通，被一個(ge) 個(ge) 時下問題牽引，絕無概念化對比的牽強，而得“因緣起”、“依他起”之對開效應。非有自家思想的“自證”能力和讀書(shu) 、學識、閱曆的托持與(yu) 浸灌，不可能達到這種隨題應機而皆有泛音流韻的文章境界。

所以，此書(shu) 除了有賀先生自述的“有我”、“有淵源”和“吸收西洋思想”（《序言》）的特點外，還可稱得上是“精”義(yi) 入“時”，從(cong) “心”所欲而鞭辟入“理”。四十二篇漫流處，處處有泉源，有潛流的交叉會(hui) 連。諸君細讀之，自可品嚐至味於(yu) 其中。

責任編輯：梁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