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契約文書(shu) 與(yu) 鄉(xiang) 土中國社會(hui) 》序

作者：張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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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三月廿四日戊子

           耶穌2015年5月12日

清水江文書(shu) 是徽州文書(shu) 之外,又一係統完整的民間契約文書(shu) 寶庫。其數量之繁多，保存之完整，種類之齊全，價(jia) 值之突出，堪稱苗、侗、漢各族人民世代積累的文物瑰寶,民間檔案文獻的巨擘大宗,世界級的珍貴文化記憶遺產(chan) ,已引起了海內(nei) 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民間契約文書(shu) 與(yu) 鄉(xiang) 土中國社會(hui) ：以清水江流域天柱文書(shu) 為(wei) 中心的研究》一書(shu) ，即是我所供職的貴州大學與(yu) 複旦大學共同合作研究留下的珍貴記錄，也是2011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清水江文書(shu) 整理與(yu) 研究”與(yu) 複旦大學985三期工程項目“貴州清水江文書(shu) 研究”的階段性成果。成果的後麵固然潛藏著學者的研究熱情，但也反映了地方文書(shu) 史料價(jia) 值的重要。盡管通讀全書(shu) 即不難知道當地文書(shu) 的性質特征，但遵照江蘇鳳凰出版集團的預約，尚需由我在書(shu) 前稍作交待，目的在於(yu) 更好地推動該項學術事業(ye) 的發展。

一

清水江流域戰略地位的重要,清初朝廷命官如方顯等已有清楚認識：“清水江瀠洄寬闊，上通平越府黃平州之重安江，其旁支則通黃絲(si) 驛；下通湖南黔陽縣之洪江，其旁支通廣西。[①]”雖然所謂“旁支”可通廣西之說並不準確，但作為(wei) 苗疆地區的重要文化走廊，清水江因與(yu) 沅江同為(wei) 一江，不僅(jin) 其本身即為(wei) 十分重要的長江支係網絡航道，而且連接了經黔入滇的戰略性驛路，構成了傳(chuan) 統帝國龐大交通神經控製係統不可輕忽的敏感環節，則是有大量史籍資料和考古出土文物可供證明的曆史事實。也就是說，長期以來，清水江均發揮了極為(wei) 重要的聯結漢文化與(yu) 非漢文化區域的重要作用，促進了中原、江南與(yu) 西南地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實為(wei) 不同區域地理交通空間人、財、物往返流動的一大運輸紐帶，不妨將其視為(wei) 具有特殊山川形勝或人文地理風貌的“苗疆走廊”[②]。而清水江兩(liang) 岸庋藏契約文書(shu) 的各自然村落，其分布區域恰好涵蓋了黔湘毗鄰的狹長廣袤地帶，倘若認真對其編纂整理並加以開發利用，則不僅(jin) 有助於(yu) 還原長期被遮蔽的清水江文明及其曆史發展進程的固有真相，擴大西南與(yu) 中原或民間或官方多渠道、多層麵頻繁往返互動的探索題域，而且有裨於(yu) 了解華夏文明一體(ti) 多元整體(ti) 結構的複雜地域麵相，豐(feng) 富由多種社會(hui) 階層經濟、政治、文化等力量交織互動所構成的完整中國紛繁曆史圖景的認知範圍。

至於(yu) 清初的苗疆開辟，乃是震動王朝國家上下朝野的一大“國是”問題，如果借助整體(ti) 的曆史觀來進行判斷分析，則不能局限於(yu) 軍(jun) 事征剿一端輕下結論，而要著眼於(yu) 政治統治、人口遷移、族群關(guan) 係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禮俗風規調適、象征符號擴大等方麵展開全麵分析，看到所謂“開辟”乃是“苗疆再造”整體(ti) 曆史進程極為(wei) 重要的環節之一，不僅(jin) 意味著當地發生了由“非郡縣製”到“郡縣製”的巨大國家化政治轉型，無論“生界”或“熟界”都一概納入了象征或實質意義(yi) 上標準化地方行政製度建置，原有的“新疆”“邊地”很快就轉化成了與(yu) 中原地區無太大差別的“舊疆”“腹地”，而且也說明當地出現了從(cong) “化外之地”向“化內(nei) 之地”轉化的內(nei) 地化變遷，無論經濟生產(chan) 製度或禮俗風規習(xi) 俗秩序都雜入了越來越多的漢文化因子。從(cong) “生苗”到“熟苗”再到“民人”的政治文化身份的轉換，不能說沒有折射出文化大幅度調適的曆史信息。開辟苗疆既引發了民族關(guan) 係格局的新變化，也刺激了各種政治文化力量的再組合。但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當地文化的多樣性特征仍極為(wei) 突出，由交流融合所催生出來的複合型禮俗風氣亦逐漸顯露。更明白地說，國家身份歸宿的一體(ti) 化與(yu) 文化身份認同的多元化，已明顯地成為(wei) 苗疆再造後的主流曆史發展方向。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雲(yun) 雲(yun) [③]，雖是遙遠的古訓，但未必就沒有在苗疆落實。漢文化的大量移入、浸染、紮根和拓殖，無論如何都是區域發展的一個(ge) 刺激動力因素。如同當地既有王朝國家組織的漢人軍(jun) 事集團屯戍移民，也有民間自動遷徙的漢族移居人口一樣，當地的經濟文化發展既得益於(yu) 官方力量的積極推動，不能不有國家與(yu) 地方之間利益關(guan) 係的博奕較量，也受惠於(yu) 民間社會(hui) 的頻繁交流，必然充滿了大量“苗”、“漢”互滲互動的微妙內(nei) 容事例，不僅(jin) 凸顯了苗疆走廊的存在國家視野中的戰略意義(yi) ，同時亦展示了區域結構中腹地與(yu) 邊緣的交往方式。而采取典籍文獻與(yu) 民間文化互證的方法，恰好能幫助我們(men) 獲取更多的觀照角度，依據不同的大、小傳(chuan) 統敘事學原始材料文本，更好地接近或觸摸整體(ti) 而全程的社會(hui) 曆史變遷脈動節律。

二

以土地與(yu) 林木買(mai) 賣租佃為(wei) 主體(ti) 內(nei) 容的清水江文書(shu) ,乃是維護當事人產(chan) 權歸屬或利益所有權的重要法權憑證，同時也是了解包括民事法權關(guan) 係在內(nei) 的中華法係的原始依據，足以幫助我們(men) 清楚地判斷或認識，傳(chuan) 統中國除國家形態的以刑法結構為(wei) 主體(ti) 的成文法係之外，尚有一套以契約文書(shu) 為(wei) 主體(ti) 內(nei) 容的紮根於(yu) 鄉(xiang) 土社會(hui) 的民間形態的民事法規範體(ti) 係。而無論國家法或民間法，都是秩序建構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建構因素，隻是前者更多地代表了國家意誌，較多地具有權力的色彩，後者則始終象征著生活意誌，總是受到社會(hui) 禮俗風規的製約。二者上下交叉，不斷比觀互照，才能準確客觀地把握完整的中華法係。而有計劃、有步驟地分期分批公布出版清水江文書(shu) ，恰好能幫助我們(men) 更好地分析傳(chuan) 統中國民事法秩序的運作機製與(yu) 調解方式，了解契約規範與(yu) 倫(lun) 理世界之間直接或間接的支援旁助關(guan) 係，摸清權利糾紛處理與(yu) 日常交往行為(wei) 規範之間的對應契合關(guan) 係，探討地方族群人際關(guan) 係的認同整合方式與(yu) 財富資源的分配轉移模式，認識民間禮法秩序的活態原型特征和頗有草根性基礎的具體(ti) 經驗內(nei) 容。

清水江文書(shu) 內(nei) 涵著大量的地權運動和經濟交往信息，因此又是研究明清以迄民國社會(hui) 經濟史極為(wei) 重要的第一手原始資料。如果從(cong) 國內(nei) 外學術界的整體(ti) 研究動態進行分析，即不難發現，長期以來，由於(yu) 受製於(yu) 官方文獻記載的疏漏和民間成文文本的匱乏，既有的研究成果多局限於(yu) 東(dong) 部所謂漢文化“先進”地區，西南廣大的地緣生態結構——特別是少數民族聚居區——則較少納入研究者的視野，難免不留下難以反映華夏文明整體(ti) 全貌的譏評。清水江文書(shu) 的具體(ti) 內(nei) 容涉及土地山林租佃契約、土地山場買(mai) 賣契約、析產(chan) 分家合同、財產(chan) 清單、納稅執照、杜後清白書(shu) 、訴訟狀辭、家規族譜、鄉(xiang) 規民約、政府文告等，從(cong) 中正好可以看到與(yu) 財富資源分配和貿易交往活動契合一致的成套規範體(ti) 係，可逕稱其為(wei) 自動自發的財富再分配民間秩序和商業(ye) 貿易民間秩序,構成了極為(wei) 廣大的禮法倫(lun) 理世界涵蓋下的文化交往圈和商業(ye) 規範市場，既離不開本土“合款 ”製度或其他習(xi) 慣法的規約力量所發揮的認同範導作用，也依賴於(yu) 以儒家價(jia) 值為(wei) 主體(ti) 的漢文化信用體(ti) 係滲入本土後所催生的秩序化功能，不僅(jin) 反映了苗侗少數民族地區或鄉(xiang) 民基層社會(hui) 具體(ti) 而微的各種生活事相，而且提供了從(cong) 西南邊緣地區觀察和認識傳(chuan) 統中國的特殊視角，必然也有利於(yu) 憑借原始資料獲取更多的具有中國自身理論和經驗特色的社會(hui) 經濟史研究成果，撰寫(xie) 更加完整而全麵的大、小傳(chuan) 統長期溝通互動的大型中國社會(hui) 通史。

作為(wei) 民間契約文書(shu) 較有代表性特征的一大典型性史料文獻，清水江文書(shu) 最直接的意義(yi) 便是能夠幫助我們(men) 走進鄉(xiang) 土社會(hui) 的廣大世界，以國家與(yu) 地方或地方與(yu) 地方之間長期複雜互動的眼光，重新審視和認識國家政治事件史與(yu) 百姓日常生活史合為(wei) 一體(ti) 的完整意義(yi) 上的中國曆史。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中國文化是以鄉(xiang) 村為(wei) 本，以鄉(xiang) 村為(wei) 重；所以中國文化的根就是鄉(xiang) 村[④]”。而通過係統而完整的清水江文書(shu) ——尤其是暗涵在其中的土地流轉或再分配過程與(yu) 社會(hui) 變遷複雜關(guan) 係信息——的解讀分析，我們(men) 不僅(jin) 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國文化紮根的鄉(xiang) 村，認識鄉(xiang) 村社會(hui) 由禮法習(xi) 俗秩序所構成的製度結構，同時也能更好地呈現長期被官方典籍文獻遮蔽的“民間話語”或“農(nong) 民話語”，看到官方曆史敘事學結構之外的另一類本土文化“自表述”，既如實揭示傳(chuan) 統民間社會(hui) 變遷發展的曆史進程，也重新撰寫(xie) 長期遭到部分傳(chuan) 統史家冷漠或忽視的民眾(zhong) 生活史。最終則憑借上下遠近多層比照互觀的眼光，展示鄉(xiang) 土中國、政治中國、文化中國合為(wei) 一體(ti) 的完整社會(hui) 結構，了解民間文化(俗文化)、上層文化(雅文化)互滲互透的耦合融突特征，分析參與(yu) 整體(ti) 文化的各子係統組成部分的原型來源及相互作用的運作機製，揭示兼顧國家與(yu) 地方社會(hui) 兩(liang) 重敘事結構的華夏民族演進發展曆史。

三

由此可見，無論著眼於(yu) 上述任何一個(ge) 方麵，清水江文書(shu) 的編纂整理和研究利用，都不但為(wei) 西南民族地區提供了一個(ge) 難得的展示自身多民族燦爛悠久文化的重要機遇，搭建了一個(ge) 由山地走向世界學術前沿的高層次平台，而且也極大地擴充了學界重新認識鄉(xiang) 土中國社會(hui) 的材料依據範圍，有裨於(yu) 古文書(shu) 學或鄉(xiang) 土文獻學專(zhuan) 門性學科的完善與(yu) 發展。而我個(ge) 人始終堅信，隨著學術隊伍的擴大和研究成果的增多，繼已有長足發展且頗受世人矚目的敦煌學、徽學之後，必將形成—門新的國際性地域學科——“清水江學”，出現敦煌學、徽學、清水江學三足鼎立競相繁榮發展的局麵。而以區域空間為(wei) 統合單位來全麵觀察和分析社會(hui) 經濟文化的變遷問題，相信也會(hui) 對未來的人類發展提供有益的經驗事實的具體(ti) 啟示。

正是有鑒於(yu) 此，我們(men) 近年來才花費了大量的時間與(yu) 精力，深入清水江流域民間村落，展開了多方麵的田野調查工作，並與(yu) 天柱縣人民政府達成合作協議，共同編纂出版清水江文書(shu) 。我們(men) 在整理編纂文書(shu) 的過程中，始終堅持原件一概不能異地分散保管的原則，目的是盡可能地避免破壞內(nei) 涵於(yu) 民間文書(shu) 之中的交往生活秩序性與(yu) 自然村落歸屬性，希望能建立鄉(xiang) 民、村寨、政府三級保管機製，從(cong) 而更好地呈現其與(yu) 鄉(xiang) 土社會(hui) 緊密結合的活態草根性特征。我們(men) 在與(yu) 鄉(xiang) 民接觸的過程中，始終都能感受到文書(shu) 與(yu) 他們(men) 的情感聯係。他們(men) 敬畏一切文字性的存在物，視其為(wei) 天地精神的靈性化表現，可以將人引向一個(ge) 廣袤深邃的文化世界，始終都與(yu) 祖先世代相傳(chuan) 的生命密契合一。我們(men) 不能不尊重他們(men) 透過曆史積澱起來的生命感情，理解他們(men) 在生活世界中的自由選擇。

但是，民間契約文書(shu) 作為(wei) 曆史性的文化實錄遺存，最大的價(jia) 值仍在能夠成為(wei) 學者研究的材料依據。因此，必須以大規模結集的方式將其公諸世人，方便學者依據新材料研究新問題，不斷拓展或加深我們(men) 對傳(chuan) 統社會(hui) 與(yu) 現實中國的認識，從(cong) 而最大化地將民間私藏資源轉化為(wei) 社會(hui) 公共資源。有幸的是，我們(men) 所做的工作得到了以朱蔭貴教授為(wei) 首的複旦大學學術團隊的有力支持，雙方不僅(jin) 共同成功申報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課題和複旦大學985三期工程項目，極大地強化了清水文書(shu) 整理研究工作重要性的社會(hui) 認可度，更重要的還開展了一係列的實質性的合作，實現了學術資源共享互用的目的訴求。擺在讀者麵前的這部專(zhuan) 著就是共同心血凝集出來的產(chan) 物，我期望它能成為(wei) 清水江學研究的曆史性標誌成果。而江蘇宏德基金會(hui) 早在我們(men) 工作的初期，即認識到清水江文書(shu) 整理公布價(jia) 值的重要，曾多次風塵仆仆地往返於(yu) 南京、貴陽、天柱三地，給予我們(men) 大量無私的幫助。該書(shu) 之所以能夠出版發行，應該說也離不開他們(men) 的貢獻。

民間契約文書(shu) 分散於(yu) 千家萬(wan) 戶，一旦大規模結集出版，即集中承載了大量的曆史文化信息。而生活世界無論顯微巨細之事，均無不匯聚齊備於(yu) 民間文書(shu) 係統之中。民間文書(shu) 作為(wei) 一種特殊的知識係譜文本，盡管離不開紮實艱苦的文獻整理公布工作，但就研究利用價(jia) 值的真正實現而言，最終仍要以大量學術成果的問世為(wei) 標誌。通閱本書(shu) 各文即不難知道，作者立論不能不取以為(wei) 據的材料，大多為(wei) 首次甄用的第一手民間契約原始資料——天柱文書(shu) ，是利用新材料探究新問題獲取的最新學術成果，不僅(jin) 探討的題域範圍極為(wei) 廣泛，而且反映了鄉(xiang) 民社會(hui) 生活的複雜多樣。因此，借此機會(hui) 我要特別感謝珍藏文書(shu) 的千家萬(wan) 戶村民，感謝支持和幫助我們(men) 的天柱縣人民政府和天柱縣檔案館。

如果將天柱民間文書(shu) 譬為(wei) 未辟之山林，未發之金錫，則可說通過大家的共同努力，尤其是相關(guan) 學術成果的陸續問世，現在則是山林己啟，金錫始發。一個(ge) 繽彩紛呈的清水江文書(shu) 研究的繁榮局麵，似已滿天朝霞般地展現在社會(hui) 各界朋友之前。

是為(wei) 序。

西曆二0一三年四月十日謹撰於(yu) 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shu) 院勵道樓依庸室

張新民 朱蔭貴主編：《民間契約文書(shu) 與(yu) 鄉(xiang) 土中國社會(hui) ：以清水江流域天柱文書(shu) 為(wei) 中心的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出版。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