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周邊解釋中國

——《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蹤跡》序

作者：張新民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張新民主編：《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蹤跡》，巴蜀書(shu) 社2015年版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二月十二日丙午

           耶穌2015年3月31日

提要：圍繞清水江文書(shu) 的整理與(yu) 出版工作，催生了一批有分量的學術研究成果，形成了一批地域涵蓋麵頗為(wei) 廣泛的學術研究隊伍，代表了利用新材料以研究新問題的學術發展新趨勢。清水江學已可望成為(wei) 極為(wei) 重要的地域研究顯學。近期召開的清水江文書(shu) 與(yu) 中國地方社會(hui) 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便是清水江學研究的重大大標誌性曆史事件。大量的相關(guan) 研究成果均足以提示現代學人，我們(men) 固然要從(cong) 中心來認知中國，但也有必要從(cong) 周邊來解釋中國。中國幾千年的大一統立體(ti) 政治格局，特別是多元一體(ti) 的複雜文明形態，決(jue) 定了地方史總是國家史視域普遍涵蓋下的地方史，國家史則是廣泛提煉了地方史內(nei) 容的國家史，即使對村落社區特殊素材的分析或材解讀，折射出來的也是對中國鄉(xiang) 土社會(hui) 的普遍關(guan) 懷與(yu) 認知，與(yu) 對大傳(chuan) 統的不斷深入探討和分析一樣，都是我們(men) 更好地走進中文化廣袤深邃的世界的重要法門。

關(guan) 鍵詞：天柱文書(shu)   清水江文明  鄉(xiang) 土社會(hui)   區域史  文書(shu) 學

《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蹤跡》一書(shu) ，乃是清水江文書(shu) 與(yu) 中國地方社會(hui) 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的論文匯編成果。有計劃、有步驟地係統整理和出版清水江文書(shu) ，豐(feng) 富傳(chuan) 統文書(shu) 學的寶藏，擴大鄉(xiang) 土社會(hui) 的認知空間，從(cong) 而形成上下遠近多層互動比觀的睿智眼光，最終則更好地認知或了解社會(hui) 、經濟、政治、文化合為(wei) 一體(ti) 的完整中國，始終都是激蕩在我們(men) 心中的一大學術旨趣，當然也是不能不花費大量時間精力投入其中的學術目標。幸運的是承蒙社會(hui) 各界朋友的鼎力支持，不僅(jin) 我們(men) 正在從(cong) 事的天柱文書(shu) 整理工作得以納入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即煌煌二十二冊(ce) 的《天柱文書(shu) 》亦得以順利編纂出版[①]。這是凝聚了眾(zhong) 多朋友和學者心血的文獻整理成果，自然有必要以學術研討的方式來作總結性的回顧與(yu) 前瞻，於(yu) 是遂有召開“第一屆國際清水江學高峰論壇”之舉(ju) 。來自北京、上海、江蘇、浙江、河北、安徽、湖北、雲(yun) 南、貴州、香港及日本的八十多位學者共襄盛舉(ju) ，展開了以西南少數民族民間遺存契約文書(shu) 為(wei) 中心題域的學術研討，涉及明清以來西南鄉(xiang) 土社會(hui) 的不少重大曆史文化問題。會(hui) 議的召開是成功的，成果的收獲也是豐(feng) 碩的，不但一些關(guan) 鍵性的研究有所深入或突破，而且年青的朋友參與(yu) 的熱情也很高，如論隊伍則已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結合的研究群體(ti) ，言地域亦涵蓋了海內(nei) 外眾(zhong) 多高校和科研機構，且明顯具有多學科交叉發展的態勢，開始擁有了一定的學術資源的積累。我們(men) 多年呼的清水江學專(zhuan) 門學問的建立，已具備了較為(wei) 成熟的氣候條件；徽學、敦煌學、清水江學競相爭(zheng) 妍鬥奇的局麵，也開始在初春般的陽光的照耀下顯露出端倪。這不能不是區域學研究最令人欣喜的標誌性事件，能參與(yu) 其中並提供添磚加瓦的助緣實為(wei) 人生莫大的幸事。

清水江文書(shu) 乃是一種活態的民間契約文獻資料,為(wei) 當地苗、侗、漢鄉(xiang) 民世代珍藏傳(chuan) 承和保管守護,既見證了十五世紀以來鄉(xiang) 土中國社會(hui) 變遷發展的真實曆史狀況，也反映了鄉(xiang) 民生活世界複雜多樣的地域麵相，非特層累積澱的時間甚長，即涵蓋的空間範圍亦頗廣。其中既有大量單張的散件契約憑據，也有不少成冊(ce) 的賬薄、日記。但即使是單張的契記錄，也與(yu) 徽州文書(shu) 大多從(cong) 不同的時間、不同的路徑分別散出，難免不在流通過程中破壞了原初固有的形態，往往缺乏明確可靠的“歸戶性”不同，前者一般均保存了完整具體(ti) 的“歸戶性”信息，能夠據此做出村寨農(nong) 戶空間地點的精當定位，從(cong) 而確保同一“歸戶性”的不同文書(shu) 時間銜接上的可靠，獲得“在地性”邏輯關(guan) 係係上的一貫和準確，既反映了文書(shu) 與(yu) 原有歸屬主體(ti) 之間的密契係，有裨於(yu) 揭示大量潛藏在民間“家庭檔案’”背後的曆史文化信息，也方便學人結合田野調查探尋深埋在民間社會(hui) 中的禮俗秩序秘密，形成較少缺項的鄉(xiang) 土社會(hui) 的連續性性知識鏈條。具見無論衡以史源學關(guan) 注的“歸戶性”特征或研究者強調的“在地性”主張，清水江書(shu) 文因其內(nei) 涵了大量前後相續的鄉(xiang) 土社會(hui) 生活信息，保留了較為(wei) 突出的係統性、完整性特征，形成了可供前後比觀互照的“史料環境”，所以能夠幫助我們(men) 更好地了解地方民眾(zhong) 各種具體(ti) 而微的生活細節，把握傳(chuan) 統中國鄉(xiang) 土社會(hui) 變遷的整體(ti) 性曆史進程，獲取既有紮實資料支撐又不乏認知深度與(yu) 廣度的突破性學術成果。可見即使是製式化的散件契約，一旦給合“歸戶性”或“在地性”展開田野調查，也會(hui) 呈現出生動微妙的具體(ti) 生活內(nei) 容，何況散件與(yu) 散件之間亦可在準確定位的空間範疇內(nei) 獲得長時段的譜係銜接——資料內(nei) 容關(guan) 係鏈的可靠性與(yu) 銜接性乃是長時段研究得以展開的必備前提——大量成冊(ce) 的文書(shu) 亦能發揮核心主導性資料憑據的作用。而其中最值得注意者，即為(wei) 天柱地區循下三甲春花魚鱗冊(ce) 及其他相關(guan) 歸戶冊(ce) 的遺存，不僅(jin) 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田地自然屬性及與(yu) 之相關(guan) 的社會(hui) 經濟信息，為(wei) 研究當地土地權屬、征調賦稅、田土訴訟提供了為(wei) 重要的材料依據，更重要的是能夠據此進一步分析地方社會(hui) 土地製度、地權分配等社會(hui) 社經濟多方麵的狀況。譬如清水江流域的田土關(guan) 係是否也同其他漢族地區一樣，存在著“一田二主”製或永佃製製，亦即當地耕地所有權與(yu) 使用權分割的狀況究竟如何，與(yu) 其他漢族地區相較究竟有何異同，就頗值得依據魚鱗冊(ce) 並結合其他相關(guan) 典籍材料，展開紮實深入的分析研究或調查探討。慶幸的是收入論文集中的研究成果已足以顯示，不少學者已利用相關(guan) 文書(shu) 資料展開了紮實深入的研究[②]，他們(men) 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範式預示著未來可供開拓的學術空間依然頗為(wei) 廣大，不僅(jin) 有助於(yu) 推動清水江學專(zhuan) 門學問的壯大發展，即固有文書(shu) 私藏資源轉化為(wei) 學術公共資源的進程亦將因此而得以拓展加快。

 天柱文書(shu) 的公布出版清楚顯示，清水江流域遺存的契約文書(shu) ，決(jue) 非僅(jin) 限於(yu) 山林經營和木材貿易一端，事實上諸如田土買(mai) 賣、分家析產(chan) 、、鄉(xiang) 規民約、政府文告、家規族譜、糾紛訴訟、婚姻習(xi) 俗等不同類型的文書(shu) 數量亦頗多， 內(nei) 容則涉及鄉(xiang) 民生存、勞作、生產(chan) 、交往、信仰等多方麵的公私社會(hui) 生活，乃是中國文獻史上繼徽州文書(shu) 之後堪稱人類記憶遺產(chan) 的又一民間文書(shu) 檔案係統[③]。因此，利用契約文書(shu) 研究傳(chuan) 統中國農(nong) 村經濟狀況——特別是經濟結構與(yu) 經濟運行模式——固然重要，但社會(hui) 學、人類學、民族學、法律學、地理學、生態學等方麵的解讀也不可忽視。尤其中國農(nong) 耕文明本來就是世界曆史的一個(ge) 奇跡，不僅(jin) 持續的時間長，涉及的人口廣，而且取得的成就大，積累的經驗多，突出地體(ti) 現了鄉(xiang) 村民眾(zhong) 和平生存的智慧和穩定發展的願望。因此，缺少了對中國農(nong) 耕文明的了解，遺忘了對傳(chuan) 統鄉(xiang) 村社會(hui) 的分析，忽視了了廣大農(nong) 民的利益訴求，顯然不但不能全麵把握華夏民族幾個(ge) 年的文明史，即解決(jue) 中國未來的發展問題亦難免不會(hui) 陷入無所適從(cong) 的窘境。

稍微回顧一下曆史，便不難知道，傳(chuan) 統儒家至遲自明代以來，便極為(wei) 重視民間基層社會(hui) 的秩序建構。他們(men) 不僅(jin) 熱衷於(yu) 心、性、理、氣一類哲思問題的探討，耽悅於(yu) 自我的生命超越層麵的體(ti) 證與(yu) 形上道體(ti) 的悟入，而且也有意識地擴大自身在民間社會(hui) 的空間活動範圍，主動自覺地依據地方經驗設計了不少民間社會(hui) 不可或缺的禮俗自治方案。超越的關(guan) 懷與(yu) 世俗的成就，二者在他們(men) 看來都顯得同樣重要。“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線固然不可放棄，但“覺民行道”的下行路線更不可忽視。無論下層士人或村夫野老，都可以是講學傳(chuan) 道的受容對象。儒學的鄉(xiang) 裏實踐活動，包括建書(shu) 院、訂鄉(xiang) 約、立義(yi) 倉(cang) 、修宗祠等一係社會(hui) 行為(wei) ，顯然一方麵擴大了自身生存紮根的民間文化土壤，形成了不同區域的民間化儒學形態，一方麵也引發了鄉(xiang) 民社會(hui) 習(xi) 俗風規的巨大變動，催生了大量秩序建構調整必需的文化新因素。由明清兩(liang) 代的晚出儒學上溯至先秦原始儒家，儒學傳(chuan) 統上至國家禮義(yi) 典章，下至民間鄉(xiang) 規習(xi) 俗，舉(ju) 凡一切製度法律公私生活，均無一不在關(guan) 留意之列[④]，目的則在於(yu) 開辟一個(ge) 足可安身立命的秩序化合理世界。以紮根深厚的學術文化發展的譜係脈絡為(wei) 出發點，懷抱重建人文與(yu) 人道取向的現代秩序的價(jia) 值理想，我們(men) 當然也有必要全麵開展上到國政典要下至民間禮俗的結構性研究，盡可能多地擴大國家民族生存發展經驗與(yu) 智慧的取資借鑒範圍。至於(yu) 我們(men) 之所以一再強調要多學科齊頭並進地了解或研究傳(chuan) 統鄉(xiang) 土社會(hui) ，也主要是緣於(yu) 單一的學科研究未必就不會(hui) 出觀察視野上的盲點。可見會(hui) 議論文研究的題域盡管已經頗為(wei) 廣泛，但依然不能說所有的方麵都已囊括。足證區域學研究的對象乃是複雜多元的整體(ti) 性社會(hui) ，大量遺存文書(shu) 則從(cong) 不同的側(ce) 麵折射出鄉(xiang) 村社會(hui) 生活的全幅信息。研究題域的多樣與(yu) 社會(hui) 結構的多元乃是對應的，方法論作為(wei) 一種分析手段則必須與(yu) 研究對象協調一致。我們(men) 不能用一種方法來排斥另一種方法，正如不能以一種研究對象去否定另一種研究對象一樣。毋庸諱言，除文書(shu) 自身的研究外，收入文集的論文仍以經濟史與(yu) 社會(hui) 學兩(liang) 大論域的成果為(wei) 主，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men) 排斥其他研究方法及與(yu) 之相應的學術成果。方法的創新本身就是學術包容的結果，一種方法往往就是另一種方法的補充或完善，即使理論係統的抽象提升和成熟發展，也需要盡可能多地吸收或涵蓋多種多樣的學科方法。

正是有鑒於(yu) 此，我們(men) 才一方麵強調利用新材料以研究新問題的重要，因為(wei) 新材料總是意味著新的經驗空間的敞開，可以幫助我們(men) 獲得缺乏追問或一時難以明言的問題意識，即使與(yu) 曆史經驗相關(guan) 的理論研究或合理解讀，亦必須以資料的準確占有與(yu) 詳盡分析為(wei) 前提，否則便難以確保研究結論的可靠或解釋向度的合理；另方麵我們(men) 也認為(wei) 重要的是必須具備嚴(yan) 謹縝密的考辨工夫和紮實深厚的理論功底，知道一旦離開了嚴(yan) 謹縝密的考辨工夫，缺少了紮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即使擁有了大量的新材料，也會(hui) 導致誤讀誤解的嚴(yan) 重舛訛，非特不能為(wei) 新材料貫注充滿靈性生命的學理活力，甚至還會(hui) 留下平庸膚淺的笑柄，導致隻知堆砌資料而昧於(yu) 理論形態說明的譏評。也就是說，研究工作一旦化為(wei) 文字，便記錄了經驗，承載著思想，反映了關(guan) 懷，折射出睿智。其中任何一個(ge) 方麵的缺位，都難免不會(hui) 留下學術遺憾。當然，就最本源的史料整理工作而言，其學術貢獻方麵的意義(yi) 亦極為(wei) 重大，不妨借用唐代史學家劉知幾的表述：“書(shu) 事記言，出自當時之簡，勒成刪定，歸於(yu) 後來之筆。然則當時草創者，資乎博聞實錄，若董、狐南史是也；後來經始者，貴於(yu) 雋識通才，若班固、陳壽是也。必論其事業(ye) ，前後不同，然相須而成，其歸一揆。[⑤]”無論基本的原始資料整理工作(當時之簡)，抑或嚴(yan) 謹的學術研究撰述(後來之筆)，二者均以一體(ti) 兩(liang) 麵的方式，推動著學術事業(ye) 的健康發展。它們(men) “相須而成，其歸一揆”，古代是這樣，今天也是這樣。所以我們(men) 一方麵希望有更多的契約文書(shu) 整理成果梓行問世，不斷開拓史料利用的新空間，形成具有良好生態結構的“史料環境”；一方麵也期盼有更好的學術撰述成果發表問世，不斷提升人類曆史認知的自我水平,催生具有活潑創造生機的“學術語境”。首屆國際清水江學高峰論壇分別以“清水江文書(shu) ”和”中國鄉(xiang) 土社會(hui) ”為(wei) 討論主題,或多或少亦反映了我們(men) 的學術旨趣與(yu) 關(guan) 懷。而無論“博聞實錄”或“雋識通才”，都為(wei) 學術事業(ye) 的發展所必需——如果每一個(ge) 人都能以自盡其性的方式實現自己的才能或天賦，最能滿足其發理想展訴求的無疑就是寬容而多元的學術文化格局。

不過，從(cong) 全國乃至更大範圍的學術發展趨勢看，無論研究明清以來的中國經濟史或社會(hui) 史，清水江文書(shu) 的整理利用工作仍可說是剛開始起步[⑥]；特別是較諸敦煌文書(shu) 、徽州文書(shu) 研究工作的長足發展，更可說是有待墾荒拓殖的重要史料處女地。進一步分析，則不難看到，近三十年來無論經濟史或社會(hui) 史的研究，其熱點往往都集中在東(dong) 部地區或漢族生活地區，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研究則顯得相對薄弱，有重大影響的標誌性成果始終不多。這固然與(yu) 學者的關(guan) 注熱情與(yu) 研究取向有送，但史料的匱乏與(yu) 語言的疏隔也不能不是原因之一。有必要強調的是，華夏文明既然是不同地域和各個(ge) 兄弟民族共同創造的燦爛文明，當然也就意味著每一地區和各個(ge) 兄弟民族的曆史性創造都是華夏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或文明的多元從(cong) 來都是一客觀的事實，都必須視為(wei) 獨立的主體(ti) 並予以相應的尊重和理解，既有必要深入其中厘清內(nei) 在發展的脈絡，又不能不以開闊的胸襟參與(yu) 跨文化或跨文明的交流與(yu) 對話。通過“換域”研究獲取的參照眼光越多，與(yu) 之相應的學術成果就越以深度與(yu) 廣度見長。而更為(wei) 重要的是，針對不同的區域或民族展開多方麵的分析探索，不僅(jin) 重視既有經驗內(nei) 容又有理論形態說明的局部區域的文化係統，同時也注意將其提升整合為(wei) 全麵完整的國家知識體(ti) 係，我們(men) 才能更好地反映一個(ge) 擁有悠久曆史傳(chuan) 統的偉(wei) 大民族的文明形態，擴大國際交流與(yu) 對話中經驗與(yu) 理論合為(wei) 一體(ti) 的話語發言權，否則更談不上是係統多元的華夏華文明形態，也稱不上是全麵完整的國家知識係統。

當然，依照長時段的曆史發展脈絡進行觀察，則可說至遲從(cong) 儒家經典《周官》開始，中國人便始終重視民俗風規差異頗大的地方經驗，有一套完整的不斷將地方經驗轉化或上升為(wei) 國家知識的製度安排，目的則是為(wei) 了豐(feng) 富或完善國家決(jue) 策措施不可或缺的客觀判斷依據，避免決(jue) 策失誤可能引發的社會(hui) 或衝(chong) 突或心理震蕩。而無論古今，我們(men) 都隻有在地方及國家經驗都較少出現認知盲點和判斷誤區的前提下，才能更好地治理一廣土眾(zhong) 民的國度，形成國家與(yu) 社會(hui) 均高度認同的合理化秩序，從(cong) 而全麵充分地發揮和實現民族集體(ti) 的內(nei) 在自性，不斷開創人類可久可大的文明發展事業(ye) 。如同國家是文明與(yu) 政治的共同體(ti) ，一民族欲盡其內(nei) 在之真性，無論如何均不能繞過國家的實存發展一樣，曆史文化也是內(nei) 涵著意義(yi) 與(yu) 價(jia) 值的經驗物，一民族欲踐履其生命之價(jia) 值，無論如何亦不能脫離曆史文化的實踐場域。未來的中國學術事業(ye) 如果真要形成自己可與(yu) 別國他族對話的理論體(ti) 係和話語特色，就不能不從(cong) 深廣而豐(feng) 厚的國家與(yu) 地方民族文化經驗的土壤中吸取營養(yang) ，避免以西方的理論概念或解釋框架生搬硬套地圖解中國，成為(wei) 完全喪(sang) 失自我主體(ti) 性與(yu) 解釋力的跟風逐潮的學術失語附庸。正是在這一意義(yi) 脈絡下，我們(men) 才長期強調地域文化與(yu) 區域學研究的重要，希望通過清水江學的研究帶動整個(ge) 西南學的研究，而西南學的研究也需要融入更大範圍的全國性學術語境之中，才能憑借“小曆史”來折射大意義(yi) ，依據“小社會(hui) ”以反映大世界，最終則形成區域史與(yu) 國家史互釋互詮的良好學術生態局麵。也就是說，國家是有地方的國家，地方是有國家的地方，二者合為(wei) 一有機的生命體(ti) ，社會(hui) 才表現出成熟的形態，政治才具備了完整的結構。具見從(cong) 中心來解釋中國固然必要，但從(cong) 周邊來解釋中國也不可或缺，地方史乃是國家史視域普遍涵蓋下的地方史，國家史則是廣泛提煉了地方史內(nei) 容的國家史。即使對村落社區特殊素材的分析或材解讀，折射出來的也是對中國鄉(xiang) 土社會(hui) 的普遍關(guan) 懷。國家與(yu) 地方的長期複雜互動關(guan) 係，從(cong) 來都是契約文書(shu) 研究不可忽視的視角。而清水江學國際高峰論壇的舉(ju) 辦及相關(guan) 論文的結集出版，也隻能說是提供了一個(ge) 催生更多學術成果的契機，源源滾滾不斷湧現質量一流的宏篇佳構，則有待於(yu) 今後學界朋友持續不懈的努力。

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貿易活涉及的地域極為(wei) 廣泛，實已形成了一個(ge) 以清水江-沅江-長江為(wei) 重要航運通道的木材經濟貿易圈：一方麵是當地木材順江而下，遠銷江南或北京地區，一方麵則為(wei) 外地白銀逆江而上，湧進清水江流域木材出產(chan) 區。而徽州和臨(lin) 江商人的足跡，也深入到了清水江流域的腹地[⑦]。長期以來清水江-沅江作為(wei) 長江支係水道，均發揮了促進長程販運貿易的作用。而長程商業(ye) 貿易之所以吸引了大量商人冒險深入，顯然並非現代城鄉(xiang) 分離意義(yi) 上的產(chan) 業(ye) 分工導致商品交換必有的現象，而是地緣生態物產(chan) 資源差異帶來的換利潤引發的結果， 利益的誘惑總是能使商人敢於(yu) 進入一般漢人望而生畏的“生苗”、“生界”異民族區。因此，清水江文書(shu) 與(yu) 徽州文書(shu) 亦因商人的往返經商活動，或多或少發生了一些可供相互發明與(yu) 印證的內(nei) 容實質意義(yi) 上的關(guan) 聯。當然，清水江-沅江-長江不僅(jin) 是重要的商業(ye) 貿易通道，同時更是是重要的文化交流通道，直接涉及的地區即有貴州、江西、安徽等省的不少人口聚落，向外延伸輻射的區域則遠至大江南北的各大城市要鎮。而清水江文明作為(wei) 極為(wei) 重要的長江支係文明，也因匯聚了大量外來文的化因子，擁有了跨文化交流及族際頻繁互動的地理交通走廊特點，形成了多元複合的地域文化特征[⑧]。可見未來的清水江文書(shu) 與(yu) 清水江學研究，決(jue) 非一時一地個(ge) 別村寨的研究所能封限，完全可能在推功西南學繁榮發展的同時，向外拓展至沅江-長江兩(liang) 岸的廣大地區。所以收入本書(shu) 的論文，除主體(ti) 部分均可納入清水江學研究的範疇外，尚酌收了部分有關(guan) 徽州文書(shu) 及其他地區的新作，以見文書(shu) 與(yu) 文書(shu) 之間的相互可比較性，以及地域研究與(yu) 地域研究之間的相互開放性。地域研究與(yu) 地域研究之間的開放性之所以重要，一方麵可以吸引更多的異地學者主動參與(yu) 清水江學的研究，一方麵也能獲得“換域研究”必然產(chan) 生的多重性睿智眼光[⑨]。近年來我們(men) 與(yu) 徽學、敦煌學學者交往較多，無論直接或間接，受他們(men) 多年學術經驗的啟發，均大有裨於(yu) 清水江文書(shu) 的整理與(yu) 研究工作。

首輯《天柱文書(shu) 》的整理與(yu) 研究工作，自始自終得到了當地知識精英的熱情幫助和支持。他們(men) 的參會(hui) 論文雖未必符合學院派學者的要求，但也充滿了摯樸的鄉(xiang) 土氣息，表達了強烈的家園關(guan) 懷，含藏了擘畫未來的建設熱情，提供了本本視域特有的知識信息。未來的清水江學研究如果缺乏地方學者的參與(yu) ，便很難轉化為(wei) 可供鄉(xiang) 土社會(hui) 采用的文化資源，他們(men) 乃是學院派學者與(yu) 草根文化聯係的中介，應該在大、小傳(chuan) 統互動的社會(hui) 結構中發揮更多的作用。多年來，我們(men) 始終強調文書(shu) 的整理編纂工作，無論何時何地，都應兼顧學界、政府、鄉(xiang) 民三方麵的利益。而學術資源之所以能夠轉化為(wei) 地方文化資源，很大程度上仍要依靠鄉(xiang) 士精英的參與(yu) ，他們(men) 才是多方麵利益群體(ti) 受惠的橋梁式觸媒。因此，全書(shu) 集也適當選錄了他們(men) 的部分新作，從(cong) 中正可攝取不少局外人一時難以了解的鄉(xiang) 村信息，當也有裨於(yu) 學術文化事業(ye) 的健康發展。

複旦大學以朱蔭貴教授為(wei) 首的學木團隊，已與(yu) 我們(men) 建立了長期性的密切合作關(guan) 係，是書(shu) 即為(wei) 兩(liang) 校課題組合作交流的共同成果，離開了他們(men) 的參預和幫助，便很難設想學術會(hui) 議的成功召開，也談不上研究成果的出版問世。江蘇宏德文化出版基金由賴永海、王月清、管國興(xing) 、府建明、鍾海連等著名學者和眾(zhong) 多有識之士發起成立後，便始終關(guan) 心以典籍為(wei) 載體(ti) 的非物質文化遺產(chan) 的保護工作，清水江文書(shu) 的整理與(yu) 研究乃是我們(men) 相互之間成功合作的一大典型範例，是書(shu) 的出版也凝聚了他們(men) 長期的心血與(yu) 勞作。天柱縣人民政府的無私幫助與(yu) 鼎力支持，已成為(wei) 每一個(ge) 躬逢其盛的學者一生中最難忘的學術經曆。縣政府領導江朝倫(lun) 、李騰剛、王興(xing) 友很早便以文教興(xing) 縣為(wei) 施政理念，表現出罕見的文化戰略眼光和施政為(wei) 民慧識，離開了了他們(men) 的參與(yu) 和奉獻，也很難設想會(hui) 有今天的一係列成果。時值是書(shu) 編纂畢役交付出版之際，謹向他們(men) 表示由衷的謝意。

清水江文書(shu) 與(yu) 中國鄉(xiang) 土社會(hui) 國際學術研討會(hui) 的召開，已成為(wei) 未來清水江學研究的一大曆史性裏程碑；《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蹤跡》的正式出版，亦將成為(wei) 持續升溫的清水江學研究的一大符號化標誌。

乙亥年歲杪謹撰於(yu) 築垣大將山西麓水心溪夢館之晴山書(shu) 屋

(原載張新民主編：《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蹤跡》，巴蜀書(shu) 社2015年版)

【注釋】

[①] 參閱張新民：《天柱文書(shu) 》序，張新民主編《天柱文書(shu)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冊(ce) ，第1-8頁。

[②] 參閱欒成顯：《清水江土地文書(shu) 考述：與(yu) 徽州文書(shu) 之比較》；張海英、黃敬斌：《春花魚鱗冊(ce) 初探》，前者將由專(zhuan) 刊揭出，後者已收入本書(shu) 。

[③]餘(yu) 英時嚐感慨“‘民間文化’在中國資料太少，在古代沒有‘人類學家’去觀察、記錄農(nong) 民的生活、想法……

中國通俗文化極少史料可依據，沒有教會(hui) 的資料，也沒有什麽(me) 宗教的衝(chong) 突，所以很少記錄。”但如果將眼光從(cong) 城市轉向農(nong) 村，進行廣泛而深入的調查與(yu) 征集，仍會(hui) 發現尚有大量類似資料的遺存。而以西方“人類學家”、“教會(hui) ”、“宗教衝(chong) 突”比附中國，以為(wei) 乃是民間或民俗資料太少的根本原因，其說也極不妥當。中國曆史大傳(chuan) 統積累的民間或民俗資料，數量其實相當可觀；即使是製度安排，也不乏下情上達的暢通渠道。即以傳(chuan) 統地方誌書(shu) 為(wei) 例，便多有“風俗”專(zhuan) 篇，且載有大量民間竹枝詞。而曆代記錄民間習(xi) 俗的專(zhuan) 書(shu) ，見諸曆代史誌著錄者亦不少。一部圖文並茂的傳(chuan) 鈔本《百苗圖》，便是西南民族習(xi) 俗文化的代表性專(zhuan) 書(shu) ，皆可見中國文化自為(wei) 一係統，並不乏記錄民間文化的渠道與(yu) 方式。而鄉(xiang) 土文獻數量之多，當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餘(yu) 說見《中國近代個(ge) 人觀的改變》，載氏著《中國思想傳(chuan) 傳(chuan) 及其現代變遷》，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頁。

[④] 參閱陳寅恪：《馮(feng) 友蘭(lan) 中國哲學史下冊(ce) 審查報告》，見氏著《金明館叢(cong) 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50-252頁。

[⑤] 《史通·史官建置》，引自張振佩《史通箋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下冊(ce) ，第13-14頁。

[⑥]清水江文書(shu) 己整理出版者，主要有(日)唐立、楊有賡等主編《貴州苗族林業(ye) 契約文書(shu) 匯編(1736一1950)》，東(dong) 京：東(dong) 京外國語大學出版社，2002、2003、2004；張應強、王宗勳主編《清水江文書(shu) 》第一輯、第二輯、第三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2009、2011；陳金全、杜萬(wan) 華主編《貴州文鬥寨苗族契約法律文書(shu) 匯編——薑元澤家藏契約文書(shu)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張新民主編：《天柱文書(shu)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派。從(cong) 整體(ti) 上看，清水江文書(shu) 的整理出版雖規模數量已頗為(wei) 可觀，然與(yu) 其民間庋藏的總量相較，仍顯得微不足道，隻能謂為(wei) 剛開始起步。至於(yu) 研究工作則有賴於(yu) 資料的取用，隻有大規模地公布文書(shu) 才能更好地推動研究工作的發展，則真正形成大氣候仍要俟諸異日。

[⑦]參閱王振忠： 《徽、臨(lin) 商幫與(yu) 清水江的木材貿易及相關(guan) 問題：清代佚名商編路程抄本之整理與(yu) 研究》，已收入本書(shu) 。

[⑧] 參閱張新民：《叩開清水江文化走廊的大門：以清水江流域天柱契約文書(shu) 為(wei) 中心的調查》，載《人文世界》巴蜀書(shu) 社2014年版，第5輯。

[⑨] 參閱張新民：《社會(hui) 科學的本土化與(yu) 本土化的社會(hui) 科學》，載《貴州大學學報》2004年4期。

責任編輯：葛燦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