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主義(yi) 精神發展中儒家忠德思想的價(jia) 值分析

作者：歐陽輝純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桂海論叢(cong) 》2014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正月二十日乙酉

           耶穌2015年3月10日

摘 要：儒家忠德思想並非曆史糟粕，其中包含著可以批判繼承的合理內(nei) 核，它和我國其它形式的道德文化一樣，參與(yu) 了現代化的過程，對我國愛國主義(yi) 精神的形成和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儒家忠德在愛國主義(yi) 精神發展中的作用主要體(ti) 現為(wei) ：一有利於(yu) 促進“天下為(wei) 公”的愛國主義(yi) 精神的形成；二有利於(yu) 促進人們(men) 維護國家團結和統一；三有利於(yu) 協調個(ge) 人、集體(ti) 和國家之間的關(guan) 係。因此，當前我們(men) 在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愛國主義(yi) 精神的同時應當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儒家忠德的價(jia) 值。

關(guan) 鍵詞：愛國主義(yi) 精神；儒家；忠德；當代價(jia) 值

在中國，一些學者對儒家文化的批判更多來自想當然的假設，或者來自一些帶有成見學者的介紹，而沒能夠自己真正深入經典，認真地看看儒家的《四書(shu) 》究竟講了些什麽(me) ，這是令人深感遺憾的。［1］P250一些學者對儒家忠德的認識也是如此，認為(wei) 儒家忠德隻是為(wei) 維護封建皇帝製度服務的，是過時的東(dong) 西，在當代沒有多大的價(jia) 值。這種看法其實是沒有真正理解儒家忠德價(jia) 值。儒家忠德是和其它文化價(jia) 值一樣，參與(yu) 了現代化的進程，它也是現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英國19世紀著名的倫(lun) 理學塞繆爾·家斯邁爾斯說：“哪一個(ge) 民族如果不再崇尚和奉行忠誠、誠實、正直和公正的美德，它就失去了生存的理由。一旦一個(ge) 國家的人民如此熱衷於(yu) 對財富的追求，對感官快樂(le) 的追求和如此熱衷於(yu) 宗派活動，以至於(yu) 榮譽、秩序、忠誠、美德和服從(cong) 都已經成為(wei) 了過去的東(dong) 西，那麽(me) ，在這種墮落的社會(hui) 風氣之中，就隻有等到那些誠實的人——如果幸運的話，還會(hui) 剩下一些這樣的人——到處摸索並讓每個(ge) 人都有了深刻的認識之後，這個(ge) 民族僅(jin) 存的希望還隻在於(yu) 使失去的品格得以恢複，使每個(ge) 個(ge) 體(ti) 的品格得到升華，隻有這樣，這個(ge) 民族才能到的拯救。”［2］P29-30這就表明了忠德對現代社會(hui) 、民族和國家的重要性。

愛國精神屬於(yu) 中國民族精神的核心部分，強調增強人們(men) 的國家意識、團結意識，強調激發民族誌氣，用奮鬥目標激勵人心，增強民族凝聚力。［3］P12忠德對促進天下為(wei) 公的愛國精神的形成、對維護和促進國家的團結和統一、對協調個(ge) 人、集體(ti) 和國家之間的關(guan) 係都具有重要作用。

第一，有利於(yu) 促進“天下為(wei) 公”的愛國主義(yi) 精神的形成。傳(chuan) 統儒家忠德被認為(wei) 是“民之望也”，［4］P1020同時，忠本身就具有“公”的內(nei) 涵。《左傳(chuan) ·僖公九年》中說：“公家之利，知無不為(wei) ，忠也。”［4］P328儒家忠德強調“天下為(wei) 公”的道德責任意識和行為(wei) ，不論是王公大臣還是庶民百姓都應當忠於(yu) 國家、忠於(yu) 社稷、忠於(yu) 集體(ti) ，而不是僅(jin) 僅(jin) 強調忠於(yu) 上級、忠於(yu) 君主。《左傳(chuan) ·襄公二十五年》說：“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wei) 其口實？社稷是養(yang) 。故君為(wei) 社稷死則死之；為(wei) 社稷亡，而亡之。若為(wei) 己死，而為(wei) 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4］P1098也就是說，無論是君主還是臣民都應當以公為(wei) 忠，而不是效忠某個(ge) 人的私忠。《左傳(chuan) 》說：“將死，不忘衛社稷”，［4］P1020還說“臨(lin) 患不忘國”。［4］P1205這些都體(ti) 現了天下為(wei) 公的愛國精神。

孔子認為(wei) ，君主是國家公利的代表，所以君主的命令必須是符合國家的普遍意誌和民眾(zhong) 的利益，隻有在這種情況下君主發出的命令才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和權威性，廣大臣民才心甘情願地執行君主的命令。儒家的忠君本質是忠於(yu) 國家，所以儒家忠君愛國精神是一種理性主義(yi) 和道德理想主義(yi) ，是“道統”意義(yi) 上的公忠愛國，與(yu) 愚忠和絕對服從(cong) 君主的一家一姓的私忠是不同的。孔子說：“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5］P117大臣事君采取的是“以道事君”的原則。這個(ge) “道”也就是社會(hui) 公意，是集體(ti) 和國家的意誌，具有普遍性，代表民眾(zhong) 的意誌。言下之意，大臣事君也應當是出於(yu) 以“天下為(wei) 公”的公忠理念而出仕為(wei) 官，他們(men) 是為(wei) 公意公道做官，不是君王一家的家奴。所以，孔子反複強調：“君子之於(yu) 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yi) 與(yu) 之比。”［5］P37君子對天下的事，沒有必要按照君主的意誌這樣或那樣做，唯有按照道義(yi) 和正義(yi) 的標準行動才是公正合理的。

孟子認為(wei) 君主如果用公共權力為(wei) 自己謀私，人民就算是殺死這樣的君主，也不算是弑君，隻不過是殺死一個(ge) “獨夫”而已。他也認為(wei) 公共意誌和國家精神才是權威的來源，才是忠德的行為(wei) 標準，所以，君子要以天下為(wei) 公，“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6］P141這個(ge) “行天下之大道”，就要以天下為(wei) 公。在位的君王也應當如此。君主要做到因得不到天下為(wei) 公的人才而感到擔憂，而不是整天想到去尋找那種對自己拍馬屁的人。他說：“堯以不得舜為(wei) 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wei) 己憂。”［6］P125孟子還認為(wei) ，為(wei) 天下行忠是人的內(nei) 在的本質，是“天爵”。他說：“仁義(yi) 忠信，樂(le) 善不倦，此天爵也。”［6］P271西漢賈誼提出的“國而忘家，公而忘私”、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範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le) 而樂(le) ”等等，這些無不體(ti) 現出傳(chuan) 統儒家士人愛國情懷，他們(men) 的愛國精神激勵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

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顧炎武又分別提出，“國”與(yu) “天下”的區別。他認為(wei) “國”是王權體(ti) 製中的一家一姓，是相對於(yu) 政權而言。“天下”這是指現代意義(yi) 上的國家，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所以，他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yu) 亡天下奚辨？曰：異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yi) 充塞，而至於(yu) 率獸(shou) 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7］P756天下是所有人共有的，保天下是每個(ge) 人的責任，顧炎武說：“保天下，匹夫之賤，與(yu) 有責焉。”［7］P756這些忠德觀點對促進人們(men) 形成愛國主義(yi) 精神具有重要作用。

儒家這種“天下為(wei) 公”的愛國主義(yi) 精神傳(chuan) 統源遠流長，並隨著社會(hui) 的發展而不斷滲透到社會(hui) 的各個(ge) 角落，使人們(men) 逐漸形成“天下為(wei) 公”的愛國主義(yi) 精神。這種“天下為(wei) 公”的愛國主義(yi) 精神強調了個(ge) 體(ti) 對社會(hui) 責任，為(wei) 了國家的繁榮和發展，每個(ge) 人都要盡自己的努力為(wei) 國家的建設而奮鬥不息。

現代的天下為(wei) 公的愛國精神，主要在於(yu) 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建設貢獻自己的才智，全心全意為(wei) 人民服務。現代的“天下為(wei) 公”的愛國主義(yi) 精神，不是形式主義(yi) ，而是“要自覺地把愛黨(dang) 、愛祖國、愛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愛集體(ti) 、愛崗位、愛本職工作結合起來，在工作中努力創造一流成績，紮紮實實地為(wei) 人民謀利益。”［8］P6

第二，有利於(yu) 促進人們(men) 維護國家團結和統一。我國是一個(ge) 多民族統一的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任何分裂國家的思想和行為(wei) 都是錯誤的。忠德對維護國家的團結和統一具有重要的意義(yi) 和價(jia) 值。古代的忠君觀點自然是有其曆史局限性，但是如果我們(men) 把忠君改成忠於(yu) 國家，把忠於(yu) 一人一家一姓轉換成忠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和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那麽(me) 忠德精神就具有時代意義(yi) 。

維護國家統一和團結，在忠德發展史上早就出現。《春秋公羊傳(chuan) ·隱公元年》說：“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wei) 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9］P1尊重天下統一與(yu) 周天子，維護周代國家的統一，是先民們(men) 早就有的忠德觀點。《史記》也為(wei) 構建天下一家、國家統一的忠誠愛國精神產(chan) 生了巨大影響，為(wei) 人們(men) 促進和維護國家的團結和統一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史記·五帝本紀》是《史記》的首篇，開篇就寄托著作者統一始祖、統一道德、統一製度、統一國家的理想。作者認為(wei) 黃帝是中華民族的共同祖先。盡管這種說法未必符合曆史的真相，但是這種忠於(yu) 一個(ge) 統一的原始祖先的曆史理想設計的價(jia) 值遠遠大於(yu) 曆史真相的實際作用。作者為(wei) 我國各族人們(men) 塑造了一個(ge) 共同的精神偶像，成為(wei) 世界各地華人認祖歸宗的精神支柱和價(jia) 值來源。

如果說司馬遷是從(cong) 史學的角度確立了天下一家的忠德觀，那麽(me) 董仲舒是從(cong) 理論上對天下一家、國家統一的忠德理論進行了深刻地論述。他認為(wei) ，“一中者，謂之‘忠’，持二中者謂之‘患’。”他說：“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什一而稅，教以愛，使以忠，敬長老，親(qin) 親(qin) 而尊尊，不奪民時，使民不過歲三日，民家給人足，無怨望忿怒之患，強弱之難，無讒賊妒疾之人。民修德而美好，被發銜哺而遊，不慕富貴，恥惡不犯。父不哭子，兄不哭弟，毒蟲不螫，猛獸(shou) 不搏，抵蟲不觸。”［10］P102五帝三王時代是國家統一、道德高尚、人民安居樂(le) 業(ye) 的時代，這為(wei) 國家統一、天下團結提供了理想的藍圖。同時，董仲舒又從(cong) 五行的角度對天下“名一歸於(yu) 天”的忠德觀的合理性進行了解釋和論述。他說：“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忠臣之義(yi) ，孝子之行，取之土；土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yi) 不可以加矣。”［10］P316董仲舒認為(wei) ，下事上、民忠於(yu) 國是最大的忠誠。忠臣的道義(yi) 、孝子的忠行，都源於(yu) 可貴的“土德”。盡管董仲舒對愛國統一的忠德觀的論述帶著神秘主義(yi) 色彩，也缺乏科學證據，帶有時代局限性，但這對維護國家的團結和統一卻具有重要意義(yi) 。

總之，維護大一統的國家和民族團結的忠德觀是中華民族精神一個(ge) 重要傳(chuan) 統。無論在過去、現在或將來，誰要是分裂祖國，誰要製造民族歧視，誰就是不忠之人，誰就是國家和民族的罪人。

在曆史上來看，任何一次分裂國家、製造混亂(luan) 的政治運動，都被視為(wei) 不忠。例如，唐代的安史之亂(luan) ，長達八年之久，叛軍(jun) 所到之處燒殺搶掠，無惡不作。從(cong) 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亂(luan) 爆發，到乾元三年（公元760年）這五年間，唐代的全國人口由5288萬(wan) 迅速銳減到1699萬(wan) ，可見這場戰爭(zheng) 給唐代社會(hui) 帶來了巨大的破壞和損失。落入叛軍(jun) 手中的杜甫，用詩歌的形式記下了這一曆史動亂(luan) 情景。他寫(xie) 下了“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關(guan) 吏》）“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藝術的記錄了這段使國家和人民遭受巨大損失的悲慘曆史。安史之亂(luan) 也因此永遠被釘在曆史恥辱柱上。姑息這次叛亂(luan) 發生的唐代皇帝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而也受到人們(men) 的批評。當時就有一位叫郭從(cong) 瑾的老人，當麵就批評了唐玄宗，說他：“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奸逆，致陛下播越。”［11］P6972-6973這說明任何分裂和慫恿分裂國家的行為(wei) 都是不允許的。

總之，製造分裂、製造內(nei) 亂(luan) 、出賣國家等行為(wei) 都是與(yu) 儒家忠德不相容的。儒家忠德主張忠於(yu) 國家和民族團結，主張以民為(wei) 貴、反對分裂和內(nei) 亂(luan) 。因此，儒家的這種忠德思想對促進人們(men) 維護國家團結和統一具有重要價(jia) 值。

第三，有利於(yu) 協調個(ge) 人、集體(ti) 和國家之間的關(guan) 係。個(ge) 人、集體(ti) 和國家關(guan) 係的協調發展有利於(yu) 促進國家的穩定和團結，有利於(yu) 促進社會(hui) 進步，有利於(yu) 人們(men) 生活水平的提高。

儒家認為(wei) ：“以私害公，非忠也。”［4］P553“公家之利，知無不為(wei) 也，忠也。”［4］P328“無私，忠也。”［4］P845這些忠德思想強調的不是個(ge) 人的利益，而是強調“公”的重要性。當國家和社會(hui) 出現危機時，這些人就會(hui) 挺身而出，為(wei) 國家效力。孔子說：“誌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5］P163這裏的仁，自然也是一種忠，代表正義(yi) 、公正和善意。“殺身成仁”也就是犧牲個(ge) 人利益，以維護集體(ti) 和國家利益。孟子說：“生亦我所欲也，義(yi)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yi) 者也。”［6］P265說的就是這個(ge) 道理。當然，儒家講的“殺身成仁”不是強調無謂的犧牲，或者視自己的生命如草芥，而是在國家和集體(ti) 利益麵對威脅的緊要關(guan) 頭以國家利益為(wei) 重。荀子說：“義(yi) 之所在，不傾(qing) 於(yu) 權，不顧其利，舉(ju) 國而與(yu) 之不為(wei) 改視，重死持義(yi) 而不橈，是士君子之勇也。”［12］P56韓愈也說：“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yu) 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13］P469一個(ge) 忠義(yi) 的人不是僅(jin) 僅(jin) 為(wei) 了個(ge) 人而活著，而是要為(wei) 社會(hui) 和國家出力。對於(yu) 出仕為(wei) 官的儒生來說更是如此。韓愈說：“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13］P469當官的要忠於(yu) 職守，不當官要修德明道，以仁救世。同時，又不枉道從(cong) 事，作無謂的犧牲，而是“為(wei) 其所當為(wei) ，不為(wei) 其不可為(wei) 者也”。王夫之也說：“將貴其生，生非不可貴也；將舍其生，生非不可舍也。……生以載義(yi) ，生可貴；義(yi) 以立生，生可舍。”［14］P109王夫之認為(wei) ，生命是可貴的，但是當生命與(yu) 國家和集體(ti) 之大義(yi) 發生衝(chong) 突的時候，為(wei) 了大義(yi) ，則“生可舍”。

無論是韓愈、程頤還是王夫之，都表明了忠德不是為(wei) 了個(ge) 人利益精打細算，而是要為(wei) 他人、社會(hui) 和國家付出，也就是要做到“以公滅私”。［15］P361在國家利益、集體(ti) 利益與(yu) 個(ge) 人利益發生衝(chong) 突時，儒家公忠認為(wei) ，應當為(wei) 了為(wei) 國家、集體(ti) 不應當顧及自己的個(ge) 人利益。《忠經·百工章》說：“苟利社稷，則不顧其身”，［16］P12“不私而天下自公”。［16］P28同時，在麵對外在誘惑的時候，忠德之人不會(hui) 為(wei) 了自身的利益而出賣國家和集體(ti) 利益，能夠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6］P141

儒家這種忠德思想對協調個(ge) 人、集體(ti) 和國家之間的利益關(guan) 係具有重要的意義(yi) 和價(jia) 值。古往今來，凡是在國家和集體(ti) 利益處於(yu) 危機的關(guan) 頭，先進的中國人，總會(hui) 不顧個(ge) 人的身家性命，為(wei) 了公義(yi) ，挺身而出。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李清照的“生當作人傑，死亦為(wei) 鬼雄”、顧炎武的“天下興(xing) 亡，匹夫有責”等，就是儒家忠德思想的真實寫(xie) 照。

總之，儒家的忠德是以公義(yi) 為(wei) 重，強調在危機的時候，集體(ti) 和國家的利益高於(yu) 個(ge) 人的利益。一個(ge) 人要實現自我價(jia) 值，往往需要超越個(ge) 人利益，走向集體(ti) 和國家利益。

當前，我們(men) 在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愛國主義(yi) 精神時，應當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傳(chuan) 統儒家忠德，做到古為(wei) 今用，尤其是在全民族為(wei) 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中國夢的今天，我們(men) 更應如此。中國夢凝結著無數仁人誌士的不懈努力，承載著全體(ti) 中華兒(er) 女的共同向往，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共同為(wei) 之奮鬥。［17］P29愛國主義(yi) 精神對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中國夢具有重要作用，儒家忠德又在當前愛國主義(yi) 精神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由此可知，儒家忠德在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的中國夢中同樣具有重要作用。當然，在實現中國夢的奮鬥過程中，我們(men) 不是要複興(xing) 儒家忠德思想，更不是主張複興(xing) 儒家忠德體(ti) 製，而是要依據曆史唯物主義(yi) 和辯證唯物主義(yi) 的方法，汲取儒家忠德愛國主義(yi) 的思想精華，剔除儒家“忠於(yu) 君王一家一姓”、“愚忠”等的曆史糟粕。隻有這樣，我們(men) 才能更好地繼承儒家忠德的愛國傳(chuan) 統，弘揚中國精神，實現中華民族的偉(wei) 大複興(x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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