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輝純】論朱熹忠德思想產(chan) 生的社會(hui) 性根源

——佛教、道教、商品經濟和私欲四層次的展開

作者：歐陽輝純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武陵學刊》2020年第4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庚子五月三十日甲子

          耶穌2020年7月20日

摘要：唐宋之際是我國曆史上重要的變革時期。儒家忠德在這個(ge) 時期受到巨大的衝(chong) 擊、挑戰、刺激和顛覆，主要表現為(wei) 四個(ge) 方麵：鼎盛的佛教對儒家忠德的挑戰，泛濫的道教對儒家忠德的衝(chong) 擊，繁榮的商品經濟對儒家忠德的刺激，膨脹的私欲對儒家忠德的顛覆。這些為(wei) 朱熹提出“存天理，滅人欲”的“盡己之忠”提供了社會(hui) 曆史條件。

關(guan) 鍵詞：朱熹；忠德；社會(hui) 性根源；價(jia) 值失序

唐宋之際是我國曆史上重要的變革時期。儒學作為(wei) 主流意識形態，在唐末五代時期受到佛教和道教的挑戰，儒、道、釋三教鼎力互爭(zheng) 的局麵一直延續到朱熹時代。這引起了朱熹的高度關(guan) 注和文化焦慮。可以說，朱熹忠德思想是在佛教、道教、商品經濟和私欲對儒家忠德的挑戰、衝(chong) 擊、刺激與(yu) 顛覆中產(chan) 生的。

一、鼎盛的佛教對儒家忠德的挑戰

佛教自兩(liang) 漢之際傳(chuan) 入中國①，經過魏晉南北朝幾百年的發展，不斷與(yu) 中國文化融合。隋唐達到了發展繁榮的黃金時期。從(cong) 教理上說，隋唐佛教改變了南北朝時期北專(zhuan) 禪定、南重慧觀的分歧，提倡“止觀並重，定慧雙修”，從(cong) 理論上實現了南北的統一。[1]唐代出現了眾(zhong) 多的佛教流派，如天台宗、華嚴(yan) 宗、唯識宗、淨土宗、禪宗等。唐代後期佛教盛行之風一直延續到宋明。禪宗的形成，標誌著中國佛教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ti) 係，表明中國宗教的成熟。禪宗對後世中國文化藝術、倫(lun) 理道德、思維方式等產(chan) 生了深遠的影響。

唐武宗會(hui) 昌滅佛之後，唐宣宗反其道而行之，大力倡導佛教，修建寺院。唐懿宗更加信奉佛教。鹹通十四年（873），唐懿宗遣敕使詣法門寺迎佛骨。他甚至說：“朕生得見之，死亦無恨。”在位期間，他“廣造浮圖、寶帳、香輿、幡花、幢蓋以迎之，皆飾以金玉、錦繡、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裏間，路徑車馬，晝夜不絕”（《資治通鑒·鹹通十四年》卷二百五十二），導致全社會(hui) 競相崇佛、拜佛，最後出現了“佛骨至京師，導以禁軍(jun) 兵仗、公私音樂(le) ，沸天燭地，綿亙(gen) 數十裏。儀(yi) 衛之盛，過於(yu) 郊祀，元和之時不及遠矣。富室夾道為(wei) 彩樓及無遮會(hui) ，競為(wei) 侈靡”（《資治通鑒·鹹通十四年》卷二百五十二）的盛況，而“宰相以下競施金帛，不可勝紀”（《全唐文·崔烈倫(lun) 》卷八百四十六）。

一般來說，國家愈是分裂、社會(hui) 愈是混亂(luan) ，人們(men) 就愈篤信佛教。“五代時期，王朝急遽更替，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弑者八。”[2]這個(ge) 時期軍(jun) 閥割據，統治者鮮有體(ti) 恤百姓的，他們(men) 為(wei) 了各自的利益，互相廝殺。但是，五代十國的佛教延續了唐代佛教的繁榮局麵，信徒遍及南北各地。從(cong) 佛教的發展史來說，“五代十國時期的佛教發展，突破了隋唐之前以中原、北方佛教為(wei) 核心的存在格局，形成佛教多中心的趨勢。中國佛教格局的多地域擴展，各競其秀，既是五代佛教的基本樣態，同時也對宋代佛教產(chan) 生了較大影響”[3]。信奉佛教的君主大有人在，南唐後主李煜就是一個(ge) 典型代表。史書(shu) 記載：“南唐主退朝，與(yu) 後服僧衣，誦佛書(shu) ，拜跪手足成贅。僧有罪，命禮佛而釋之。帝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南唐主，論性命之說，南唐主信之，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複以治國守邊為(wei) 意。”（《續資治通鑒》卷四，宋乾德二年十一月）他因為(wei) 篤信佛教，被北宋皇帝利用，最後居然“不複以治國守邊為(wei) 意”，導致國破家亡。陸遊描寫(xie) 了南唐佞佛的盛況：“南唐偏國短世，無大淫虐，徒以浸衰而亡，要其最可為(wei) 後世鑒者，酷好浮屠也。”（陸遊《南唐書(shu) ·浮屠列傳(chuan) 第十五》卷一十八）李煜在位時，“南唐主酷信浮圖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為(wei) 僧，時都下僧及萬(wan) 人，皆仰給縣官”（《續資治通鑒》卷四，宋乾德二年十一月）。官寺和僧人的大量出現，是南唐佞佛的主要表現②。陳寅恪先生指出：“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yu) 趙宋之世。”[4]277佛教文化的發達，為(wei) 趙宋文化的一種表現。宋代佛教發展的盛況延續了唐代的樣式，並且有了進一步通俗化、本土化和民間化的發展趨勢。

北宋著名的佛教大師智圓和契嵩就是代表。智圓（976—1022），字無外，自號中庸子，錢塘人。雖然他是佛教徒，但是卻采取“援儒入釋”辦法來發展佛教。他曾作《中庸子傳(chuan) 》。《中庸》本是儒家的作品，但是作為(wei) 一個(ge) 佛僧，他自作《中庸子傳(chuan) 》，足見他對儒學和佛學的融合。在《中庸子傳(chuan) 》中，他說“誌慕儒學”（智圓《閑居篇》卷一九），並在《黃帝陰符經題辭》中，直接表明了“吾之注皆以儒道明之”（智圓《閑居篇》卷一一）的態度。

契嵩（1007—1072），俗姓李，字仲靈，滕州鐔津（今廣西藤縣）人。契嵩雖然和智圓一樣以“援儒入釋”來弘揚佛學，但是其方法與(yu) 智圓不同。智圓是直接以儒學來解釋佛學，而契嵩則是通過對韓愈的批判來調和韓愈思想與(yu) 佛家的關(guan) 係，目的是借韓愈（韓愈本屬儒家）為(wei) 佛家護法。契嵩寫(xie) 了《辟韓》三十篇，對韓愈的文章進行逐一批駁。《原道》是韓愈的名作，文章開篇就寫(xie) 道：“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yi) ；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yu) 外之謂德。仁與(yu) 義(yi) 為(wei) 定名，道與(yu) 德為(wei) 虛位。”（《韓愈集·原道》卷十一）接下來，他論述了儒家的“道”和佛、道家之“道”的不同。韓愈論述的儒、釋、道之“道”的不同，是符合曆史實際的。但是，韓愈並沒有指出道與(yu) 德何為(wei) “虛位”，也並沒有說明儒家“道”究竟是何物。這就受到宋明理學家的批評。朱熹說：“（《原道》）首句極不是。‘定名’、‘虛位’卻不妨。有仁之道，義(yi) 之道，仁之德，義(yi) 之德，故曰‘虛位’。大要未說到頂上頭。”（《朱子語類》卷一三七）契嵩正好就利用朱熹的這個(ge) 觀點來調和儒家與(yu) 佛道。其實朱熹這裏說的既不是儒家的“道”，也不是說佛家的道與(yu) 德的“虛位”。契嵩就此指出韓愈既不符合儒道，也不符合佛道，這樣就調和了韓愈與(yu) 佛道的關(guan) 係，間接地將韓愈改造成維護佛法的使者。他指出：“考其意正以仁義(yi) 人事必有，乃曰‘仁與(yu) 義(yi) 為(wei) 定名’，道德本無，緣仁義(yi) 致爾，乃曰‘道與(yu) 德為(wei) 虛位’，此說特韓子思之不精也。夫緣仁義(yi) 而致道德，苟非仁義(yi) ，自無道德，焉得其虛位？果有仁義(yi) ，以由以足道德，豈為(wei) 虛耶？道德既為(wei) 虛位，是道不可原也，何必曰《原道》。”（《鐔津文集·非韓上》卷十四）所以，他說：“韓氏之心，於(yu) 佛亦有所善乎！”（《鐔津文集·輔教編上》卷一）

總之，佛教文化的挑戰，引起了朱熹對儒家文化和儒家權威的擔憂。他在這種擔憂中構建的縝密而龐大的理學體(ti) 係，又時時處處受到佛教的影響。這正如著名曆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指出的那樣：“凡新儒家之學說，幾無不有道教，或與(yu) 道教有關(guan) 之佛教為(wei) 之先導。……北宋之智圓提倡中庸，甚至以僧徒而號中庸子，並自為(wei) 傳(chuan) 以述其義(yi) （孤山閑居篇）。其年代猶在司馬君實作中庸廣義(yi) 之前（孤山卒於(yu) 宋真宗乾興(xing) 元年，年四十七），似亦於(yu) 宋代新儒學為(wei) 先覺。”[4]284在三教文化並列的狀態下，隨著宋代國家的大部分統一，重新構架新的價(jia) 值體(ti) 係和思想譜係就成為(wei) 宋代理學家的責任。這正如張載說：“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朱熹作為(wei) 集“理氣之學”與(yu) “象數之學”之大成者[5]，在儒學發展史上做出了重要貢獻，其忠德思想是其理學體(ti) 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以說，朱熹的忠德思想正是因佛教的挑戰而建構起來的，或者說朱熹的忠德思想是因佛教文化的挑戰而引起的文化焦慮的產(chan) 物。

二、泛濫的道教對儒家忠德的衝(chong) 擊

道家是中國本土產(chan) 生的宗教，其奉行的基本經典是《老子》《莊子》《太平經》等。其核心信仰是通過祈福禳災、煉丹服藥、符咒幻術等手段去追求“道法”，達到延年益壽和長生不死，渴望羽化成仙，即道家修行常說的“仙有五等，法有三成”③。漢代末期湧現大量的道教組織，派係眾(zhong) 多，如太平道、五鬥米道。唐朝主要有上清派、正一派、樓觀派、靈寶派等。[6]461唐代奉行儒、釋、道三教合一的國策。唐高祖李淵說：“三教雖異，善歸一揆。”（《冊(ce) 府元龜·帝王部》）早在隋朝末，民間就流行“楊氏將滅，李氏將興(xing) ”“天道將改，當有老君子孫治世”的道教讖語。[6]450由於(yu) 道教的讖緯曾經為(wei) 李淵奪取隋朝政權成功製造了輿論導向，所以，唐代皇帝踐祚之後，非常重視道教，大力支持李聃著的《道德經》。唐高祖武德八年（625），李淵三次召集道教、儒家和佛教進行三教排序的辯論。雖經曆多次辯論，但沒有結果。唐高祖便欽定了三教的順序：道教為(wei) 先、儒家次之、佛教再次，足見唐代皇帝對道教的重視。唐高宗時，冊(ce) 封老子為(wei) “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尊《老子》為(wei) 《道德真經》，尊《莊子》為(wei) 《南華真經》，他還在科舉(ju) 考試中專(zhuan) 門設立了道家的考試科目。由於(yu) 唐代政府的一係列舉(ju) 措，道家在唐代迅速發展起來，“一時間，兩(liang) 京和天下各州府皆立玄元皇帝廟，觀場遍於(yu) 全國，黃巾羽士充塞道路”[6]450。因為(wei) 唐代道教十分盛行，所以皇親(qin) 國戚十分鍾情煉丹，多位皇帝和大臣就是服用丹藥而身亡。依據清代著名曆史學家趙翼的研究，唐代因為(wei) 服用道教丹藥而身亡的皇帝就有唐太宗、唐憲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武宗、唐宣宗等7人，服用金丹中毒而身亡的大臣就有杜伏危、李道古、李抱真等人（《廿二史劄記·唐諸帝多餌丹藥條》卷一）。

唐五代，道教依然十分盛行，出現了鍾離權和呂洞賓等金丹道人。五代道教雖然盛行，但是，道教的形式卻發生了變化，道教煉丹方法從(cong) 外丹轉向內(nei) 丹。茅山宗在道教從(cong) 外丹到內(nei) 丹的轉變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同時，道教在隋唐五代時期與(yu) 儒家相互砥礪，不斷向倫(lun) 理化方向發展。張豈之先生說：“在唐代的道教學者中，從(cong) 初唐的成玄英、李榮，到中唐的吳筠、李約，直到晚唐的杜光庭，都為(wei) 論證儒、道的契合而不遺餘(yu) 力。綜而觀之，這些道教學者在闡釋儒、道二教的關(guan) 係時，多是采取援儒入道、道本儒末的態度和立場。”[6]579五代的譚峭在《化書(shu) 》中直接把道教的道和德與(yu) 儒家的仁、義(yi) 、禮、智、信五常相融合。他說：“曠然無為(wei) 之謂道，道能自守之謂德，德生萬(wan) 物之謂仁，仁救安危之謂義(yi) ，義(yi) 有去就之謂禮，禮有變通之謂智，智有誠實之謂信，通而用之之謂聖。”（《化書(shu) ·仁化》卷四）張豈之先生指出：“援儒入道、道本儒末是隋唐道教倫(lun) 理化發展的新特點，也是隋唐兩(liang) 代道教學者們(men) 調和儒道兩(liang) 家在理論層麵上所作的努力，為(wei) 道教倫(lun) 理化發展提供了充分的理論依據。”[6]581而五代道教理論繼續堅持道教倫(lun) 理化、儒學化的路徑。宋代立國之初，如唐代一樣堅持“三教並重”的宗教國策。內(nei) 丹道教在唐末五代的由外丹向內(nei) 丹轉化的過程中走向了成熟。陳摶和張伯端是著名代表。

陳摶，五代末期北宋初人，相傳(chuan) 他得到了鍾離權和呂洞賓的“真傳(chuan) ”。他“自號扶搖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導養(yang) 及還丹之事”（《宋史·陳摶傳(chuan) 》卷四百五十七）。他曾經做《無極圖》和《先天圖》，對宋明理學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張伯端，號“紫陽④真人”，生平經曆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宋英宗和宋神宗五代，著作主要有《悟真篇》《青華秘文》和《金丹四百字》等。張伯端在道教史上最大的貢獻是讚同“教雖分三，道乃歸一”的儒釋道三教合一的理念，並用佛教和儒家的理論來論證道教。三教合一最終在金元之際變成全真教，而道教與(yu) 儒家的融合發展為(wei) 明代以忠孝為(wei) 核心的淨明教奠定了理論基礎。

總之，在朱熹看來，儒家盡管在漢代取得了獨尊的地位，但是隨著漢代政權的崩潰，在魏晉南北朝分裂時期，儒、釋、道各自取得了大發展。隋唐又采取儒、釋、道三家並重的基本國策，儒、釋、道雖然再次獲得了大發展，但是，儒家的權威已經不複存在。唐中葉至朱熹時代，道家和佛教的思想取得了可以和儒家思想體(ti) 係相抗衡的地位。朱熹帶著憂心忡忡的文化焦慮和文化危機感，綜羅百代，重振儒學理論體(ti) 係。忠德作為(wei) 儒學體(ti) 係的重要組成部分，自然是朱熹思考的重要課題。客觀來說，隋唐五代時期儒釋道三教並列發展，為(wei) 宋代理學的先聲，更為(wei) 朱熹綜羅百代，集大成的理學理論提供了精神食糧。朱熹的忠德思想作為(wei) 其理學體(ti) 係鎖鏈上重要的一環，自然也與(yu) 朱熹理學誕生之前的儒釋道並駕齊驅發展相關(guan) 聯。這種環環相扣的文化發展鎖鏈，是文化發展的規律，也是文化自身發展的必然路徑。

三、繁榮的商品經濟對儒家忠德的刺激

唐宋時期，中國古代的商品經濟已經相當繁榮，尤其是宋代，商品經濟比以往都要發達。有人說，中國資本主義(yi) 經濟萌芽在宋代已經開始了。這是用資本主義(yi) 的經濟方式作為(wei) 標尺來評價(jia) 中國的曆史。甚至還有人說，宋代是中國的“文藝複興(xing) ”。我們(men) 認為(wei) ，中國文化、經濟的發展有其獨特曆史。也就是說中國曆史、文化、社會(hui) 的發展有其自身的曆史規律。任何用西方曆史標尺來評價(jia) 中國的曆史進程，都應當謹慎下結論，否則，就很容易誤導人和誤讀中國曆史。最近40多年研究中國曆史、文化和社會(hui) 的學者其實已經逐漸意識到了這個(ge) 問題。同樣，對宋代商品經濟背景下如何產(chan) 生朱熹忠德思想的研究，也應當注意這個(ge) 問題。

宋代商品經濟的繁榮證明了一個(ge) 事實：一個(ge) 統一的開放的繁榮的國家對於(yu) 一個(ge) 理論的成熟非常重要。朱熹的忠德思想就是在這種經濟背景下產(chan) 生的。盡管在宋代的商品經濟中，不忠的商業(ye) 行為(wei) 普遍存在，但是，誠信、忠誠、信任等商業(ye) 信條對經濟發展依然十分重要。由此可見，宋代商品經濟的繁榮從(cong) 正麵的角度為(wei) 朱熹忠德思想的提出和論證，提供了可能性的依據。但商品經濟的繁榮導致人心私欲的膨脹，又同樣從(cong) 相反的角度為(wei) 朱熹提出忠德思想提供了必要的證據。

宋代商品經濟的繁榮不是“虛假的繁榮”，而是“實體(ti) 的繁榮”。著名曆史學家漆俠(xia) 先生說：宋代商業(ye) 有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而且其發展是建立在農(nong) 業(ye) 、手工業(ye) 生產(chan) 發展的基礎之上的。因為(wei) ，隻有種植業(ye) 提供較多的商品糧食，才能使行商坐賈、行鋪稗販進行各項貿易與(yu) 交易活動；隻有農(nong) 業(ye) 提供更多的農(nong) 產(chan) 品，以及手工業(ye) 提供更多的產(chan) 品，商業(ye) 活動才能興(xing) 盛起來。[7]943

在農(nong) 業(ye) 上，宋代的墾田從(cong) 宋太祖開寶九年（976）的295萬(wan) 頃，至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則為(wei) 524萬(wan) 頃。[7]458-459唐代發展到這一步，用了110年時間，宋代達到這一步用了不到60年時間。這些發展與(yu) 宋代統治者多次發布墾辟農(nong) 田的詔令有關(guan) 。如宋太祖乾德四年（966）閏八月詔：“所在長吏，告諭百姓，有能廣植桑棗、開墾荒田者，並隻納舊租，永不通檢。”（《宋大詔令集》卷一百八十二）宋太宗至道三年（997）七月詔：“應天下荒田許人戶統管請射開辟，不計歲年，未議科稅；直俟人戶開耕事力勝任起稅，即於(yu) 十分之內(nei) 定二分，永遠為(wei) 額。”（《宋會(hui) 要輯稿·食貨》一之一七）此外，根據《宋會(hui) 要輯稿》和《宋大詔令集》的記載，宋代統治者，分別在宋太宗太平興(xing) 國七年（982）、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宋真宗鹹平二年（999）、宋仁宗天聖初（1023）等都頒布了開墾農(nong) 田的詔書(shu) 。經過宋代統治者的努力，宋代的農(nong) 田麵積大大增加，達到了“膏腴沃衍，無不耕之地”（《通考·田賦考五·曆代田賦之製》）的地步。例如，蘇杭昆山一代出現了“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繁盛景象，吳越一代則是：“自昔號稱繁盛，四郊無曠土，隨高下皆為(wei) 田。”（範成大《吳郡誌》卷二）總之，保守估計，宋代墾田比唐代墾田要高出300萬(wan) 頃以上。[7]176

宋代糧食獲得極大豐(feng) 收。漆俠(xia) 先生說：“兩(liang) 宋300年間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是初步發展的。以江浙為(wei) 例，宋仁宗時畝(mu) 產(chan) 二三石，北宋晚年到南宋初年已是三四石，南宋中後期五六石，是不斷增加的。宋代畝(mu) 產(chan) 量一般是2石，最差的也有1石。就單位麵積產(chan) 量而言，宋代顯然超過了隋唐，更遠遠超過了秦漢。按宋代1石，折今市6.6鬥，合92.4斤。如果宋代最高產(chan) 量以五石計算，折今460斤。這樣，宋代一畝(mu) 或一畝(mu) 多地即可養(yang) 活一個(ge) 人。而在戰國則要20-30畝(mu) （折今4～6畝(mu) ）方能養(yang) 活一個(ge) 人。唐代最高畝(mu) 產(chan) 量，據陸宣公奏議所載，約為(wei) 2石。宋代農(nong) 業(ye) 最發達地區的單位麵積產(chan) 量，大約為(wei) 戰國時代的4倍、唐代的2倍有餘(yu) 。顯而易見，宋代農(nong) 業(ye) 勞動生產(chan) 率已經有了顯著的提高，這是曆史的一個(ge) 重大進步。”[7]138-139

不僅(jin) 糧食生產(chan) 如此，宋代農(nong) 產(chan) 品如棉花、麻、甘蔗、果樹、蔬菜、藥物、花生、經濟林木、養(yang) 魚業(ye) 等都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以菜園為(wei) 例。菜園比糧食生產(chan) 需要投入更多的勞動力和資金。但是在宋代，由於(yu) 生產(chan) 技術提高，經濟發展，出現了“一畝(mu) 園，十畝(mu) 田”的農(nong) 諺。也就是說，在宋代，在農(nong) 業(ye) 發達的地區，菜田一畝(mu) 可以養(yang) 活30口人。[7]162由此可見，宋代農(nong) 業(ye) 經濟是相當發達的。總之，“宋代的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全麵發展”[7]175。

人口是農(nong) 業(ye) 的重要因素，也是宋代商品經濟繁榮的一個(ge) 重要因素。從(cong) 宏觀的角度來看，根據漆俠(xia) 先生在《宋代經濟史》中的分析：與(yu) 前代戶口相比，兩(liang) 漢人口最高為(wei) 5000多萬(wan) ；唐代開元開寶之際的人口6000萬(wan) 上下，這些人口創造了漢唐盛世；宋代自從(cong) 仁宗時起，戶數即超過了1200萬(wan) ，已經超過了漢代，與(yu) 唐相等，到宋徽宗年間，戶數超過了2000萬(wan) ，每戶以5口計算，人口已超過了1億(yi) ，遠遠超過了漢唐，幾乎是漢唐的兩(liang) 倍。[7]46

從(cong) 微觀的角度來看，宋代思想家曾鞏曾以繁昌縣戶口為(wei) 例，說明宋代人口的增長與(yu) 經濟繁榮的關(guan) 係。北宋初以來的90年間繁昌縣從(cong) 3 000戶增加到了1萬(wan) 戶（《元豐(feng) 類稿·繁昌縣興(xing) 造記》卷一七）。劉弇在《龍雲(yun) 集》中，以吉州和潭州為(wei) 例，認為(wei) 這兩(liang) 個(ge) 州戶口增速是東(dong) 南諸州最快的。漆俠(xia) 先生認為(wei) ：從(cong) 宋太祖開寶九年（976）到宋徽宗大觀四年（1110）的134年中，戶口每年以11%的年增長率增加。[7]46因為(wei) 宋代人口眾(zhong) 多，大的城市也大量湧現，如開封、杭州、廣州等。著名的《清明上河圖》記載了開封城市的繁華，就是明證。

貨幣是商品經濟的流動媒介，是商品經濟的產(chan) 物。李心傳(chuan) 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中說：北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到元豐(feng) 八年（1085），每年鑄造的銅錢數量平均在450萬(wan) 貫左右，比唐玄宗天寶年間（742—755）多出近15倍。天寶八年（749），政府歲入錢幣200多貫，為(wei) 唐朝國家年貨收入之冠，約占國庫總收入的3.9%，而宋神宗時歲入錢幣6 000多萬(wan) 貫，占總收入的51.6%。[8]14在宋代，金、銀、銅錢和鐵錢都成為(wei) 通貨。金、銀的流動，較之唐代更為(wei) 廣泛。銅錢是通貨中的主要貨幣。宋神宗元豐(feng) 年間（1078—1085）的鑄造額達500萬(wan) 貫以上，為(wei) 唐代的近20倍，銅錢年流通總量達1億(yi) 貫以上。[9]944宋代還大量生產(chan) 和使用“交子”（紙幣）。紙幣在宋代的商業(ye) 活動中起了重要作用，大大地促進了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

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成熟的市場和交通運輸的發展。成熟的市場大致可以分為(wei) ：以汴京為(wei) 中心的北方市場；以東(dong) 南六路為(wei) 主的東(dong) 南市場；以成都府、梓州為(wei) 中心的西北市場；以永興(xing) 軍(jun) 、太原和秦州為(wei) 中心的關(guan) 隴市場。[9]944這些市場通過宋代成熟的交通，將整個(ge) 宋代的商業(ye) 活力和市場靈活性發揮出來了。

總之，宋代商業(ye) 經濟的發展，促進了宋代社會(hui) 的進步，刺激了朱熹對忠德內(nei) 涵及社會(hui) 性的反思，為(wei) 朱熹提出係統化的忠德思想提供了經濟條件。隨著宋代經濟的發展，商業(ye) 資本和高利貸資本也隨之發展起來。商業(ye) 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逐漸和宋代的官僚、地主勾結在一起，形成宋代商業(ye) 社會(hui) 三位一體(ti) 的模式。這種三位一體(ti) 的經濟模式逐漸成為(wei) 宋代社會(hui) 發展的阻力。作為(wei) 著名理學家的朱熹，已經清楚地看到這種經濟模式的影響。所以，他提出“恤民”是“忠”的最基本的社會(hui) 內(nei) 涵之一。他說：“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於(yu) 恤民。”（《朱文公文集·大禹謨》卷六十五）當然，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雖然促進了宋代經濟社會(hui) 的發展，但是的確也使得人性私欲得到了極大的膨脹。

四、膨脹的私欲對儒家忠德的顛覆

人的私欲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表現。士人的人心是最為(wei) 典型的代表。春秋戰國的士人普遍以獲得軍(jun) 功為(wei) 榮，戰場上，他們(men) 奮勇殺敵。秦漢的士人以“匈奴未滅何以家為(wei) ”的抱負，為(wei) 後人所敬仰。隋唐時代的士人追求“遍幹諸侯”，具有“不破樓蘭(lan) 終不還”的英雄氣概。

但是，宋代士人更多注重生活的情趣和風雅，卻少了秦漢隋唐士人的陽剛之氣，普遍具有陰柔之氣。宋代士人對人心的考評，既不像秦漢以軍(jun) 功論賞，也不是魏晉以評品人物的風姿和氣度為(wei) 尺度，而是以道德標準去綁架人的衣食住行。而這樣道德標準，又往往帶有若幹理想和虛無的成分。張豈之先生指出：“宋代士大夫的這種保守、內(nei) 向的特點是他們(men) 對宇宙、人生問題感興(xing) 趣的根本原因，那種清通優(you) 雅的生活方式和淡泊閑適的人生態度也構成了宋代士大夫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他們(men) 中的一些人還轉向了宗教，從(cong) 談禪說道中去領悟人生的真諦和生活的情趣。”[8]18盡管北宋初期，出現了“以天下為(wei) 己任”的範仲淹，也出現了“為(wei) 天地立心，為(wei) 生民立命，為(wei) 往聖繼絕學，為(wei) 萬(wan) 世開太平”張載，但是，總體(ti) 上掩蓋不了宋代士人恬淡儒雅、注重生活情趣的整體(ti) 風尚。在宋代理學家看來，人心苟且、偏安一隅、奢靡浮華的士人風尚是主流，所以宋代理學家（包括朱熹在內(nei) ）非常強調道德的重要性和道德的製高點。

理學家（包括朱熹）對人心私欲的關(guan) 注，是有原因的。“自晚唐五代起，中國社會(hui) 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傳(chuan) 統的倫(lun) 理道德觀點在軍(jun) 閥混戰、武夫擅權、弑君弑父、背信棄義(yi) 等現象麵前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文化失序，道德淪喪(sang) ，價(jia) 值迷失，被儒家正統視為(wei) 千古不移之圭臬的綱常倫(lun) 理麵臨(lin) 徹底崩塌之危險。”[8]19同時，與(yu) 北宋初期政府采取“興(xing) 文教、抑武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十八，太平興(xing) 國二年春正月丙寅條）的政策相關(guan) 。趙匡胤是通過士人黃袍加身進行“不流血的革命”取得帝位的，所以，他登基以後時時擔心武人推翻自己的統治。他通過“杯酒釋兵權”，解除了石守信等武將的兵權，讓他們(men) 蓄錢糧購田地，多養(yang) 寵妓等來打發時光。同時，他又確立重文抑武的國策，大力扶持科舉(ju) 考試。這樣，宋代奢靡之風就逐漸在整個(ge) 北宋彌漫開來，直到南宋滅亡。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奢靡之風、人心私欲的膨脹不是從(cong) 宋代立國之初開始的。在宋太祖、宋太宗時期，“崇尚儉(jian) 素”，廣大的“士大夫罕以侈靡相勝，故公卿以清節為(wei) 高”（王栐《燕翼詒謀錄》卷二）。但是到了宋真宗時期，奢靡之風四處彌漫。宋真宗本人則是“無名之賜賞，不急之造作，亦無限量。土木窮其麗(li) ，工功極其淫，他費百端，動計千萬(wan) 。”（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四十四，鹹平二年閏三月庚寅條）宋真宗私欲膨脹，窮盡其欲，導致整個(ge) 北宋官場上行下效。“鹹平、景德以後，粉飾太平，服用寢侈，不惟士大夫崇尚不已，市井閭裏以華靡相勝，議者病之。”（王栐《燕翼詒謀錄》卷二）

宋仁宗踐祚之後，士大夫依然淫靡成風。如宋祁“點華燈，擁聲妓，醉飲達旦”（陶宗儀(yi) 《說郛·林下偶談》卷二二）。這種奢靡之風，在當時已經成為(wei) 社會(hui) 的痼疾。理學家遊酢無不感歎地說：“天下之患，莫大於(yu) 士大夫至於(yu) 無恥，則見利而已。”（呂祖謙：《宋文鑒·論士風》卷六一）著名政治家王安石也說：“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chan) ，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wei) 。”（《王荊公文集·上皇帝萬(wan) 言書(shu) 》卷一）

南宋時期，宰相的呂頤浩奢靡無度，他“喜酒色，侍妾十數，夜必縱飲。前戶部侍郎韓梠家畜三妾，俱有殊色，名聞一時。梠死，諸大將以厚賂娶之。呂用數千緡得一人，號三孺人，大寵嬖之，中外因以媒進。時呂已六十七矣”（《宋人軼事匯編》卷一十四引《樵書(shu) 》）。此外，當時的執宰大臣李綱等人的生活也皆如此。“李綱私藏，過於(yu) 國帑，侍妾歌童，衣服飲食，極於(yu) 美麗(li) 。每宴客設饌必至百品，遇出則廚傳(chuan) 數十擔。”（《宋人軼事匯編》卷一四引《樵書(shu) 》）

因為(wei) 宋代商品經濟發達，物產(chan) 豐(feng) 富，加之士大夫的奢靡，宋代聲色之娛不絕於(yu) 耳。“獨溺於(yu) 聲色，一切無所顧避。聞人家姬侍有惠麗(li) 者，伺其主翁纊之際，已設計賄牙儈(kuai) ，俟其放出以售之。雖俗有熱孝之嫌，不恤也。”（周輝：《清波雜誌·士大夫好尚》卷三）由此可知，當時人心私欲膨脹的嚴(yan) 重程度。

由上可知，整個(ge) 宋代生活奢靡，私欲膨脹，為(wei) 生活在其中的朱熹所目睹。因此，他才提出“存天理，滅人欲”作為(wei) 忠德的基礎理論。這是時代的產(chan) 物，盡管後世人們(men) 對朱熹的“存天理，滅人欲”有這樣那樣的誤讀。但是，如果我們(men) 回到宋代，就不難理解以朱熹為(wei) 代表的理學家創新和發展儒家忠德思想的良苦用心了。

總之，人是不可能跳出自己所處的曆史文化環境的，他或多或少總是這樣或那樣受到所處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hui) 思潮等影響。朱熹作為(wei) 理學集大成者，其思想具有超越性，但是他的所思所想同樣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所處時代的影響。同樣，他提出的以“存天理，滅人欲”為(wei) 基礎的“盡己之忠”也必然受到了他所處時代的影響，這就是佛教、道教、商品經濟和私欲對儒家忠德的挑戰、衝(chong) 擊、刺激與(yu) 顛覆所引起的朱熹強烈的文化震撼和文化焦慮。朱熹的忠德思想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中不斷傳(chuan) 承、發展、創新和成熟的。同時，朱熹忠德思想的傳(chuan) 承、發展、創新和成熟又為(wei) 社會(hui) 的發展和進步提供了某種精神引導，至於(yu) 他去世之後及元明清時期出現的“愚忠”“偽(wei) 忠”“詐忠”等大概也是朱熹本人所始料未及的。

注釋：
 
①文獻首次出現“佛教”一詞是在公元65年，參見卜正民主編、王興亮譯、陸威儀著《哈佛中國史·早期中華帝國：秦與漢》第273頁，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
 
②從佛教發展史的角度來說，南唐佞佛，客觀上為保存佛教文獻起到了重要作用。據記載，宋代文化的發達與南唐保存大量的圖書文獻有關。宋代官方圖書文獻有三分之一來自南唐。在佛教文獻方麵，南唐泉州招慶寺釋靜、釋筠編撰的《祖堂集》二十卷，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禪宗史料綜集。參閱賴永海著《中國佛教通史》第八卷第74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③鍾離權在《鍾呂傳道集·論真仙》中說：“法有三成而仙有五等者何也？鍾曰：法有三成者，小成、中成、大成之不同也。仙有五等者，鬼仙、人仙、神仙、天仙之不等，皆是仙也。”（參見鍾離權著《道藏》第4冊第657頁，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概括起來就是“仙有五等，法有三成”。
 
④朱熹別號“紫陽”，這是否受到張伯端的影響，亦或是巧合，目前學術界無確鑿的證據。
 
參考文獻：
 
[1]張懷承.中華民族道德生活史：隋唐卷［M].唐凱麟，主編.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15：151.
 
[2]潘桂明.中國佛教思想史稿：第三卷［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5.
 
[3]賴永海.中國佛教通史：第八卷［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63.
 
[4]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5]秋月胤繼.朱子研究［M].東京：京文社，1926：21.
 
[6]張豈之.中國思想學說史：隋唐卷［M].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7]漆俠.宋代經濟史：上［M].北京：中華書局，2009.
 
[8]張豈之.中國思想學說史：宋元卷上［M].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9]漆俠.宋代經濟史：下［M].北京：中華書局，2009.

責任編輯：近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