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闖關(guan) 成功奠定新香港發展基礎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於(yu)  《大公報》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次乙未年正月十五日庚辰

           耶穌2015年3月5日

兩(liang) 會(hui) 開幕恰逢香港政改第二輪谘詢尾聲。作為(wei) 最重大的特區事務同時也是重要的國家事務的香港政改，無疑引起了各位代表委員、國家政要及媒體(ti) 記者的聚焦與(yu) 回應。先是全國人大常委會(hui) 外事委員會(hui) 主任委員兼大會(hui) 新聞發言人傅瑩在記者會(hui) 上表達了內(nei) 地與(yu) 香港之間的兄弟競爭(zheng) 倫(lun) 理與(yu) 互愛互助定位，接著是更為(wei) 重頭的全國人大常委會(hui) 委員長張德江在3月4日下午就香港政改問題發表專(zhuan) 門講話。委員長的講話高度肯定了8·31決(jue) 定及反占中對於(yu) 香港法治與(yu) 有序推進政改的憲製性意義(yi) ，釋放出中央關(guan) 於(yu) 香港政改既有進程及未來發展的堅定支持態度與(yu) 立場，亦表達了兩(liang) 岸三地融合發展的遠景預期。

張德江政改講話的要點在於(yu) ：第一，基本法與(yu) 人大決(jue) 定是政改的權威憲製基礎，不容質疑和修改；第二，香港政改的“見分曉”時刻就是立法會(hui) 審議表決(jue) 時刻，立法會(hui) 闖關(guan) 成為(wei) 政改關(guan) 鍵，時機不容錯失；第三，依法治港是依法治國重要組成部分，全麵準確理解“一國兩(liang) 製”與(yu) 基本法成為(wei) 新課題；第四，發展、包容與(yu) 相互理解是應對後占中各種困難與(yu) 挑戰的基本策略。這些要點充分體(ti) 現了中央對香港政改進程的政治與(yu) 法律理解以及對後占中港澳重建發展的認識和指導。

當然，在政改與(yu) 發展之間，就短期而言政改議題更為(wei) 優(you) 先和緊迫，而立法會(hui) 闖關(guan) 成敗將直接決(jue) 定“新香港”發展基礎能否奠定。茲(zi) 事體(ti) 大，委員長講話要點值得香港各界尤其是反對派議員及其社會(hui) 基礎力量加以充分評估、理解與(yu) 考量，以便為(wei) 政改闖關(guan) 開辟出一線生機，給新香港發展奠定厚實的政治基礎與(yu) 社會(hui) 共識條件。

重申8·31決(jue) 定憲製權威

政改爭(zheng) 議的直接法律焦點就是8·31決(jue) 定。在此決(jue) 定之前，所謂的“占領中環”主要是一種違法抗命的威懾性行動，預期對中央決(jue) 策施加壓力以便爭(zheng) 取較為(wei) 寬鬆的提名與(yu) 普選框架，尤其是推動“公民提名”合法化。但8·31決(jue) 定基於(yu) 全麵考量否決(jue) 了這一抗爭(zheng) 訴求，由此導致了長達79天的實際占領行動。占中的核心訴求始終是撤回8·31決(jue) 定，重啟政改。甚至在香港主流民意逐漸傾(qing) 向“袋住先”且特區政府在第二輪谘詢中已開列更為(wei) 具體(ti) 和建設性的谘詢框架時，反對派依然集體(ti) 杯葛政改谘詢並堅持以撤回決(jue) 定作為(wei) 對話與(yu) 合作前提。而8·31決(jue) 定到底是否可能有任何撤回或修改的空間，實際上也成了後占中時期各種政治不合作運動甚至反水客示威所隱含的終極性訴求。

對於(yu) 是否撤回決(jue) 定，特區政府的基本立場是至少2017普選必須以該決(jue) 定為(wei) 前提，但後續可以按照“五部曲程序”繼續優(you) 化。但觀諸委員長講話的若幹要點，在直接否定撤回或修改餘(yu) 地的同時並未正麵回應是否可再優(you) 化。委員長強調該決(jue) 定為(wei) 香港普選奠定了憲製基礎。需要注意的是，這裏所用的是“憲製基礎”而不僅(jin) 僅(jin) 是“法律基礎”，這表明該決(jue) 定具有高度的權威性與(yu) 穩定性，並非可以隨意撤回或修改。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中央完全否定了該決(jue) 定的“優(you) 化”可能性：第一，該決(jue) 定並未廢除2004年解釋中確立的政改“五部曲程序”，後者仍然是包括該決(jue) 定在內(nei) 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hui) 產(chan) 生辦法修改的正式憲製性程序，可多次反複適用；第二，根據中央與(yu) 特區政府的關(guan) 係及互動規律，若無中央的內(nei) 部首肯，在8·31決(jue) 定可否優(you) 化問題上，特區政府不會(hui) 越權作答，因而特區政府之立場可視為(wei) 中央的間接表態，但中央保留充分的調整回旋餘(yu) 地；第三，既然該決(jue) 定成了香港普選的“憲製基礎”，香港如何落實這一基礎並實現2017普選就成了政改後續進程的中心，政改辯論與(yu) 博弈的焦點不應繼續聚集於(yu) 撤回或修改決(jue) 定本身，而是移向如何確保政改方案立法會(hui) 闖關(guan) 成功，若闖關(guan) 失敗，則中央權威實際受損，“優(you) 化”一說更無從(cong) 談起；第四，未來的“優(you) 化”尺度與(yu) 空間仍由中央主導，視乎香港2017普選的實際表現與(yu) 效果，亦視乎香港反對派在政治上如何重建與(yu) 中央的底線信任和合作機製，而這正是委員長提出要全麵準確理解“一國兩(liang) 製”的要義(yi) 所在。若香港反對派長期缺乏中央所預期的“新理解”以及積極重建合作信任機製，則“優(you) 化”餘(yu) 地將繼續受限。對該決(jue) 定的堅持以及對“優(you) 化”的開放但有條件的限定，體(ti) 現了中央對基本法中“循序漸進”原則的實際理解與(yu) 把握。

發展也是港澳的硬道理

委員長講話中盡管多處港澳並提，但其重心依然在於(yu) 香港。講話指出：“發展是當今世界大勢、時代主題，也是港澳的第一要務”。這很容易讓我們(men) 聯想到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兼一國兩(liang) 製主規劃人鄧小平的“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原則性指導思想。如今，委員長將該原則適用於(yu) 對港澳事務的評價(jia) 與(yu) 指導，顯示出中央在全球化與(yu) 區域經濟整合大形勢下對香港新一輪發展的期待，但也包含著某種隱憂。期待者，香港有發達經濟體(ti) 的整套軟硬件係統，尤其金融和法治高度成熟，優(you) 於(yu) 內(nei) 地，但隱憂者，則在於(yu) 占中運動及香港反對派的連番拉布與(yu) 反內(nei) 地遊行顯示出這個(ge) 發達城市“過度政治化”與(yu) 政治身份模糊不清的精神缺陷，由此嚴(yan) 重幹擾和抵消了香港本身的管治績效以及參與(yu) 作為(wei) 世界第一大經濟體(ti) 的中國大發展、大整合的戰略機遇，最顯著者為(wei) 粵港經濟一體(ti) 化進程和更為(wei) 宏大的“一帶一路”經濟圈。

鄧公之語本著重內(nei) 地，彼時之香港為(wei) “亞(ya) 洲四小龍”之佼佼者，斷無發展之憂。然世易時移，今日之內(nei) 地與(yu) 香港經濟對比形勢已大有逆轉，香港經濟相對於(yu) 內(nei) 地之優(you) 勢不僅(jin) 逐步喪(sang) 失，更需要依賴和參與(yu) 內(nei) 地主導之區域經濟的整體(ti) 升級與(yu) 發展框架，否則必然固步自封，無處逃遁，因循守舊至“二線城市”處境。當然亦有香港本土人士建言製造業(ye) 回流，農(nong) 業(ye) 再鞏固，以便形成本港相對自足的新經濟體(ti) 係，結構性疏解目前的經濟結構單調與(yu) 就業(ye) 結構失衡困局，同時大大減少對內(nei) 地經濟進而是政治的依賴和參與(yu) 。這種“經濟孤立”的主張有“地區經濟規劃”的合理性，亦對於(yu) 重振香港經濟、增加就業(ye) 和盤活香港創造力有一定作用，但也存在著與(yu) 珠三角乃至於(yu) 整個(ge) 中國經濟的地緣競爭(zheng) 、同質發展與(yu) 淺層整合的缺陷，並可能助長香港政治上的本土主義(yi) 、極度自治主義(yi) 甚至港獨的浪漫想象空間。

新香港的經濟發展，除了適度固本和經濟結構微調之外，其根本出路並非在於(yu) 重建一個(ge) “亞(ya) 洲四小龍”時代相對整全的經濟體(ti) 係，而是以開放心態與(yu) 合作精神從(cong) 容於(yu) 珠三角、“一帶一路”的大區域經濟整合，積極參與(yu) 國家經濟戰略製定與(yu) 實施，憑借自身經濟與(yu) 體(ti) 製優(you) 勢承擔重要甚至領導性角色，與(yu) 中國其他區域優(you) 勢產(chan) 業(ye) 形成精密有效的合作分工關(guan) 係，以“創新發展”而不是“經濟孤立”作為(wei) 未來本港經濟戰略的核心支點。可見，反對派否決(jue) 創科局議案實為(wei) 短視與(yu) 不智。

因此，講話中將“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內(nei) 地經驗適用於(yu) 香港，就絕非無的放矢，而是因勢利導。而且，新香港的發展也絕非“經濟孤立主義(yi) ”，而是要遵循現代經濟的開放合作規律，尤其是積極理解、參與(yu) 和分享國家經濟戰略的開闊空間與(yu) 收益。“獅子山精神”的背負者李嘉誠先生對此深有理解，近期指出：第一，政改原地踏步，所有人都是輸家；第二，香港經濟需要長期依賴內(nei) 地支持並參與(yu) 國家發展進程。不僅(jin) 在政治上，也是在經濟上，新香港都需要一種超越地方主義(yi) 的國家視角與(yu) 國家定位，通過“視角內(nei) 轉”而重新開辟一個(ge) “國際大都市”的嶄新格局。

政改闖關(guan) 為(wei) 新香港奠基

當然，這些關(guan) 於(yu) 內(nei) 地和香港關(guan) 係以及香港政改及經濟發展進程的“新常識”與(yu) “新常態”並非香港社會(hui) 的現成共識，否則占中運動、惡意拉布、反水客遊行乃至於(yu) 港獨等兩(liang) 地關(guan) 係病理現象就不會(hui) 發生了。因此，講話並不特別樂(le) 觀地認為(wei) 香港在反占中之後已然萬(wan) 事大吉，相反，後占中重建的憂患意識浸淫其間。講話要點中關(guan) 於(yu) 全麵準確理解“一國兩(liang) 製”與(yu) 基本法、增強香港居民對國家的理解與(yu) 認同、釋放正能量與(yu) 追求團結和諧等均構成後占中重建的重要課題，既需要宏觀分析與(yu) 戰略設計以更新治港思維，亦需要具體(ti) 研究與(yu) 對症下藥以精細調理兩(liang) 地關(guan) 係及香港社會(hui) 自身病理。

在紛繁蕪雜的重建議題中，政改方案的立法會(hui) 闖關(guan) 是重中之重。一個(ge) 社會(hui) 如同一個(ge) 有機體(ti) ，其精神意念如果過分聚焦於(yu) 單一議題並將之理解為(wei) 一切病理的症結所在，就極易引發一種社會(hui) 性的“歇斯底裏”情緒，而這種情緒正是激進主義(yi) 與(yu) 暴民政治的溫床。政改與(yu) 普選被香港反對派建構為(wei) 香港一切管治問題的症結所在，而並不區分政治問題與(yu) 法律問題、政治問題與(yu) 政策問題，甚至亦不反思調整惡意拉布對公益的極端負麵影響，堅決(jue) 拒絕成為(wei) 任何意義(yi) 上的“忠誠反對派”。在此特定的反對派意義(yi) 上，泛民主派之“民主”就已脫離了民主過程集合眾(zhong) 人意誌、識別並追求公共利益、增進政治團結與(yu) 國家認同的積極軌道，而弱化甚至異化為(wei) 一種單純的反對政治，變軌為(wei) 一種本土主義(yi) 和分離主義(yi) 傾(qing) 向。更關(guan) 鍵者，反對派的這一理解及其民主的“無國家預設”得到了香港公知與(yu) 青年學生的高度認同，亦得到相當數量之選民的同情性理解。

當然，泛民主派盡管有堅定的反對主義(yi) 邏輯和異化的民主理解，但尚不可能完全脫離中央的法治約束與(yu) 香港的主流民意。按照五部曲進程，政改方案將在年中進入立法會(hui) 審議，需要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袋住先”還是“集體(ti) 否決(jue) ”不僅(jin) 考驗反對派集體(ti) 政治智慧，亦考驗反對派議員個(ge) 人之政治勇氣與(yu) 責任倫(lun) 理。委員長講話與(yu) 特區政府表態共同構成了一種關(guan) 於(yu) 香港政改“循序漸進”的政治法律前提與(yu) 規範性前景，其中有一國兩(liang) 製政策，有基本法框架，有人大解釋與(yu) 決(jue) 定的具體(ti) 規定，亦有2017之後的“優(you) 化”程序與(yu) 前景。但這又是新香港能夠闖過的一個(ge) 劫難，一次嚴(yan) 格的政治與(yu) 曆史考驗。沒有原地踏步，不進則退，退則無處反轉，若進，則新香港將獲得史無前例的普選基礎、從(cong) 容優(you) 化的理想民主願景、漸然修複的央港政治互信、焦點轉移的香港發展規劃、政府管治與(yu) 社會(hui) 關(guan) 係的重建格局，而這些顯然可構成新香港抖擻精神再出發的健全的基礎。而新香港煥發並完善的“治理經驗”亦將有效反哺於(yu) 內(nei) 地的全麵深化改革進程，接力演繹出一段兩(liang) 地關(guan) 係的曆史與(yu) 民族佳話。

（發表時標題改為(wei) “張德江講話鼓舞港人開創新局”，作者係北航高研院講師，香港大學法學院Leslie Wright Fellow）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