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語言的文明轉向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原載《新產(chan) 經》2014年第7期

時間：甲午年臘月十六

           西曆2015年2月4日

政治語言是一種公共語言，是一國政治文明程度的根本標誌之一。就像風俗、習(xi) 慣、法律出自一個(ge) 民族的曆史脈絡一樣，政治語言亦然。20世紀是中國的革命世紀，革命有諸多麵向，政治的，經濟的，社會(hui) 的，但最激烈的還是文化革命。文化革命之一大要害在於(yu) 政治語言的革命。在這場革命中，一切能夠表征中國古典文明核心特征的人物、義(yi) 理、辭章、道德、廟宇、祠堂皆在“反封建”的名義(yi) 下成為(wei) 繼續革命的對象，慘遭屠戮，但精神不死。

文化革命之風並非始於(yu) “文革”，後者隻是整個(ge) 20世紀文化激進主義(yi) 的一個(ge) 巔峰而已。在中國近代費正清式的“刺激—反應”過程中，知識精英麵對內(nei) 憂外患日益激進化，將中國落後挨打的責任推給涵養(yang) 中國文明數千年的傳(chuan) 統文化。1905年廢除科舉(ju) 製是一個(ge) 標誌性事件，它不僅(jin) 意味著階層流動機製的製度性喪(sang) 失從(cong) 而人為(wei) 製造大量有知識的“革命者”，而且取消了“四書(shu) 五經”在中國政治文化領域的核心地位，致使中國政治精神出現巨大斷裂。如果說廢除科舉(ju) 製是“破”，則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就是“立”，“德先生”與(yu) “賽先生”成為(wei) 新文化的核心標誌。五四運動的正當基礎是民族主義(yi) 和富強倫(lun) 理，心智來源是知識分子進行的中西文化對比，兩(liang) 位“先生”就是這一比較研究的結果。然而，這場運動的領導者不會(hui) 想到，無論是社會(hui) 科學領域的“德先生”還是自然科學領域的“賽先生”，都隻是西方現代性的技術原則，作為(wei) 現代性之來源與(yu) 基礎的“古典性”則處於(yu) 中國人的觀察視野之外。

從(cong) 五四運動開始，一種關(guan) 於(yu) 中國文化的青春精神和底層精神開始崛起，邊緣群體(ti) 開始中心化，逐步取代上層新舊知識分子的話語權和社會(hui) 領導權。由於(yu) 辛亥初期民國民主政治與(yu) 軍(jun) 閥割據混雜，國家四分五裂，文化亦莫衷一是，以至於(yu) 當時世界上活躍的思潮在中國都有代理人，都可成為(wei) 選項。傳(chuan) 統文化已成革命對象，不再具有價(jia) 值統攝力，而新文化尚處於(yu) 探索和形成之中。

五四的文化激進遺產(chan) 逐步被共產(chan) 黨(dang) 革命文化所吸收和改造。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hui) 又是一個(ge) 轉折點，文化生產(chan) 的基本規範進一步底層化和大眾(zhong) 化，以“民主化”為(wei) 正當性表皮。相應的，中國的鄉(xiang) 土革命文學開始興(xing) 盛，中國傳(chuan) 統文化秩序遭遇結構性顛覆。在整體(ti) 社會(hui) 文化變遷的背景下，政治語言沿著青春化、底層化、民粹化方向快速進展，直到“造反有理”。而國民黨(dang) 文化恰恰具有某種老年化、上層化和貴族化傾(qing) 向。因此，國共對峙除了政治意義(yi) 之外，還具有文化領導權意義(yi) ，國民黨(dang) 由此失去農(nong) 村和基層社會(hui) 實屬必然。

土地革命這一概念具有極強的文化革命內(nei) 涵。土地產(chan) 權秩序與(yu) 生產(chan) 秩序不僅(jin) 僅(jin) 具有經濟學和法律學意義(yi) ，還具有基層社會(hui) 結構與(yu) 道德規範的意義(yi) 。翻動土地秩序的階級鬥爭(zheng) 力量同樣構成了文化革命的重要曆史基礎。

當傳(chuan) 統文化秩序被革命顛覆之後，就形式而言，文化的大眾(zhong) 化和民主化似乎獲得了結構性提升，但這是以文化的空洞化和激進化為(wei) 前提和代價(jia) 的。革命易於(yu) 憑借武力在短期內(nei) 造就一個(ge) 新政權，形成強大無比的國家機器，但無法同期製造出具有文明屬性、流傳(chuan) 久遠的文化。文化是一個(ge) 曆史實踐概念，是曆史長期演進、積澱、交流互動的產(chan) 物。因此，革命的政治遺產(chan) 和文化遺產(chan) 是不相稱的，政治是因應具體(ti) 時空問題的對策機製，而文化則是超越政治的民族性存在。文革所麵對的正是政治遺產(chan) 與(yu) 文化遺產(chan) 的落差，對人性自私與(yu) 基層傳(chuan) 統文化之頑固表現出某種不安。然而，階級鬥爭(zheng) 與(yu) 群眾(zhong) 路線也不是每次都靈驗，當它們(men) 被運用於(yu) 反抗侵略和反抗上層社會(hui) 時或可奏效，但若被真正用於(yu) 群眾(zhong) 內(nei) 心的“自我革命”，所遭受之反彈與(yu) 抵製力量會(hui) 空前強大。繼續革命的悲劇意蘊在於(yu) ，革命本應當是社會(hui) 創新的有限目標，當其超越界限與(yu) 人性及文化為(wei) 敵時，革命自身也會(hui) 遭到消解。文化革命之所以失敗，根本原因在於(yu) 在人類曆史長河中，革命文化始終隻是文化之岐出，而文化在本質上則應成為(wei) 革命的減速器和安慰劑。

在革命文化短暫的興(xing) 盛期，中國的政治語言從(cong) 概念到規範都發生了重大變化。當政治語言被造神運動濃縮為(wei) “紅寶書(shu) ”時，五四文化的遺產(chan) 利用走向了其反麵，政治領域有意義(yi) 的民主程序與(yu) 科學理性均已不複存在。領袖、口號、政策、運動，就是一切。那些被侮辱、被損害、被踐踏的，還不時從(cong) 曆史深處發出令今人戰栗的幽怨。在失去文化保護的背景下，傳(chuan) 統權利一一失守，這一後果至今未能完全消除，否則就不會(hui) 出現河南平墳運動和安慶強製火葬事件。

因此，革命在取得其必要政治成就時應對社會(hui) 秩序和文化傳(chuan) 統保持某種敬畏，不應長久流戀於(yu) 既往革命過程的暴力美學與(yu) 勝利者心理，做“繼續革命”之迷夢。正道本應是革命之後的華麗(li) 轉身，通過立憲建國和文化修複建構一種連續的大曆史觀和文化新秩序，以文化保守性克製和消磨革命激進性與(yu) 破壞性。這在理論上被稱為(wei) “革命的反革命”，而繼續革命論背離了這一革命的辯證法。隻是，中國的這一後革命的“文明轉向”晚了四分之一世紀，其過程飽嚐了“繼續革命”之害。

通常認為(wei) 改革是另一場革命，但其要害不在於(yu) “革命”，而在於(yu) “另一場”，在於(yu) 指向一種後革命的“文明轉向”。隻是這一轉向在最初並非十分明確，因為(wei) 改革的最初任務並非文化修複，而是經濟修複。如此則又延擱了大致四分之一世紀，直到“和諧社會(hui) ”與(yu) “中國夢”的政治自覺。

近十年中國政治語言的一個(ge) 明確走向是承受革命政治遺產(chan) 的執政黨(dang) 開始深度“中國化”，淡化馬列主義(yi) 的教義(yi) 語言，弱化底層文化的高位體(ti) 驗，逐步與(yu) 傳(chuan) 統文化和解，重建基於(yu) 中國文明的公共政治語言，展現其典雅性和論理性的正麵形象，其標誌為(wei) ：第一，在政治上明確支持儒家文化的研究與(yu) 複興(xing) ，將之納入具有世界曆史意義(yi) 的“中國夢”範疇；第二，重要的國事活動與(yu) 國際場合，主要領導人頻頻援引中國古典概念和語句，有效改變了中國政治語言的“低文明”劣勢；第三，孔子學院與(yu) 中國文化戰略走出去的宏觀設計，具體(ti) 成效與(yu) 機製可以再討論，但戰略方向是正確的；第四，允許社會(hui) 領域出現各種儒家書(shu) 院、儒生結社、文化維權與(yu) 競取基層社會(hui) 文化領導權等，以因應中國基層社會(hui) 文化信仰空洞化之後基督教的強勢滲透與(yu) 挑戰。

不過，這一政治語言的“文明轉向”將是一個(ge) 長期複雜的過程：第一，革命文化帶來的“語言汙染”現象盡管紮根不深，但也不是短期內(nei) 可以完全消除，意識形態的複雜拉鋸依然存在；第二，政治層麵的文化和解與(yu) 複歸尚處於(yu) 尋章摘句式的“辭章美學”階段，還沒有達到真正根植中國文明機理的“義(yi) 理哲學”階段，這一躍遷需要中國知識分子的整體(ti) 自覺與(yu) 艱苦學理努力；第三，中國文化整體(ti) 上仍然處於(yu) 西方的“文明—野蠻”分類框架中，在西方文化優(you) 勢、普適價(jia) 值、簡式程序主義(yi) 與(yu) 人權主義(yi) 風靡全球之際，如何平衡好文明古典性與(yu) 簡式現代性是一大挑戰，但總目標應當是建設一個(ge) “文雅而自由” 的現代中國。

（作者係北航高研院講師，法學博士）

責任編輯：姚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