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憲政：重新公共化的思想籌劃

——在北航首屆“儒家治道”學術研討會(hui) 上的發言

作者：田飛龍

來源：作者授權 伟德线上平台 發布

時間：甲午年臘月十六

           西曆2015年2月4日

今天這個(ge) 場合，大家講儒家憲政的幾乎都是儒者，而缺乏真正的憲政學者，這可能顯示了當前中國儒學研究與(yu) 憲法學研究的深層隔膜，也顯示了大陸新儒家將20世紀“心性儒學”拔高為(wei) “憲政儒學”的艱難的學術背景與(yu) 過程預期。剛才任鋒講的要讓儒家成為(wei) 中國憲政討論的語法，我更加驚恐，因為(wei) 我熟悉西學背景下的憲政語法，但對儒家成為(wei) 憲政語法是否可欲及可行尚存疑慮，當然也隱有失業(ye) 之憂。不過，必須正視的是，儒家的這一願景如要成真，必得經曆極其複雜的學理轉換與(yu) 綜合，而且單靠儒家自身資源顯屬不足。           

有幾個(ge) 點我感觸很深。第一點，今天儒家憲政能夠進入真正的公共領域，這是中國之幸及儒家之幸。大家可能了解，當代中國正處於(yu) 整個(ge) 現代性狂飆突進的曆史進程中，現在似乎是激進主義(yi) 隻打在左派身上，其實右派在針對中國傳(chuan) 統文化上何嚐不激進，甚至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又過隱秘的合謀。二十年前我們(men) 討論市場經濟的合法性，基本語法是姓資姓社問題，今天討論憲政，基本語法依然是姓資姓社，依然不能越出西方現代性的整體(ti) 範疇，依然與(yu) 儒家無關(guan) 。所以此次會(hui) 議明確提出儒家憲政這一概念及其可能性問題，是當代中國的一個(ge) 根本的思想與(yu) 政治事件，就是要打破中國討論現代化路徑上的西學壟斷，要求國人直麵“姓資姓社姓儒”的通三統問題，把中國政治思想的維度引入到真正關(guan) 係到中國的宏觀命題之研討與(yu) 設計上來。談儒家必然是談中國古典政治資源，必須旗幟鮮明說是一種儒家憲政，作為(wei) 中國古代政治秩序建構的主導資源來定位，儒家是一個(ge) 主幹，法家和墨家是提供了修正的原則。儒家作為(wei) 一個(ge) 正統性憲政話語引進來，從(cong) 而構成關(guan) 於(yu) 憲政宏觀討論的“新三國時代”（社/資/儒），使憲政討論獲得一個(ge) 文明論的思想與(yu) 曆史底盤，如此經過複雜的思想博弈與(yu) 製度構設，為(wei) 我們(men) 的憲政討論引入更豐(feng) 厚的規範資源。沒有中國古典的引入，就沒有中國性，就沒有中國的憲政，因為(wei) 憲政是生長於(yu) 文明根基之上的，源流斷絕，徒留其技，難有生機。基於(yu) 此一認知，我對儒家憲政抱持積極的理解和期待，也為(wei) 儒家憲政進入當代中國憲政公共話語結構而歡欣鼓舞，但其創造性轉化之具體(ti) 理論成果和製度價(jia) 值如何，還需艱辛努力並審慎評估。

第二點，韓星教授的“社會(hui) 儒學”定位特別重要，對儒家的命運走向很關(guan) 鍵。儒家在現代性的語境裏麵到底怎麽(me) 定位？其義(yi) 理體(ti) 係與(yu) 製度構想如何無縫對接於(yu) 現代憲政基本原理並起到涵養(yang) 與(yu) 矯正之功效？我覺得這裏有兩(liang) 個(ge) 參考性的端點：一個(ge) 是20世紀新儒家的“心性儒學”範式，在儒家政治失敗、西方憲政大盛的世界曆史背景下主動棄守公共政治領域，保留心性一隅，這一定位已不能適應民族複興(xing) 在精神與(yu) 政治上的需要，因此，儒家的重新公共化便成為(wei) 必然；另一個(ge) 是以蔣慶為(wei) 代表的原教旨式的、毫不顧惜現實製度依托和現代憲政基本原理的“政治儒學”，這也為(wei) 學界普遍不取。我覺得在民族複興(xing) 的背景下，繼續持守20世紀新儒家的“心性儒學”將造成儒家不能承受之輕，而一度拔高至蔣慶式的作為(wei) 國家哲學的“政治儒學”高度並全麵指導立憲則會(hui) 矯枉過正，使儒家承受不能承受之重。社會(hui) 儒學為(wei) 儒家的重新公共化提供了一條中觀層次的理性回歸之路。儒家如果不紮根於(yu) 社會(hui) ，不影響社會(hui) 價(jia) 值觀的建構與(yu) 實現，不切入日常生活及公益領域——社會(hui) 也是公共領域——就沒有能力在將來獲得自己的政治基礎，沒有政治基礎就永遠是學院演說或儒生俱樂(le) 部的閑雅會(hui) 談，不管是學院還是外麵的書(shu) 院都沒有意義(yi) 的。儒家誠宜基於(yu) 社會(hui) 儒學的社會(hui) 化和實踐化，獲得社會(hui) 生命力，實現其重新公共化的第一階段。在這一過程中，儒家要重視家庭倫(lun) 理的倡揚和保護，要培養(yang) 示範性的君子社群作為(wei) 中國式的公民美德典範，要在民間教育係統和社區生活係統扮演積極角色，要在公益救助領域顯明自身的組織能力和優(you) 勢。

無論憲政學者還是儒家學者，在討論憲政時有一種審美方式需要適度批判和反思，這種審美方式把憲政理解成結果性的和靜態的，以一種過於(yu) 成熟的經驗和眼光來看待現代化，把它分解成若幹孤立的普世價(jia) 值，這樣一種理解實際上是過於(yu) 脫離語境，或者脫離社會(hui) 條件。如果按照很多憲政主義(yi) 者的觀點，在美國1787年製憲的時候，他們(men) 更不願意建立非常強大的聯邦，如果是那樣的思潮占主流，就沒有後來強大而自由的美國了。看聯邦黨(dang) 人怎麽(me) 思考，整個(ge) 聯邦製憲討論的並不是分權的問題，也不是自由的問題，他們(men) 關(guan) 心的主要問題是優(you) 良政體(ti) ，是以國家能力作為(wei) 這樣一種目標的。當然這種能力是高度理性化的憲政框架內(nei) 的，但其目標依然是明確的能力建設。所以，憲政美學應該是動態美學和過程美學，應該是“一”與(yu) “多”的辯證美學。儒家憲政如要有所成就，當克服當下西方憲政主義(yi) 體(ti) 係中的靜態化與(yu) 要素孤立化的趨勢——這種趨勢在西方無害，它們(men) 已解決(jue) 了國家建構問題，但於(yu) 我們(men) 則不然，國家建構尚未完成，優(you) 良政體(ti) 尚未成就，社會(hui) 自治遠未成熟，秩序維係和道德教化亦不成體(ti) 係。儒家的重新公共化必然意味著對社會(hui) 治理和國家立憲的參與(yu) ，如何合理且富有競爭(zheng) 力地展布自己，挑戰誠然不小。

（作者係北航高研院講師，法學博士）

 責任編輯：姚遠